珐琅彩瓷器鉴别。
由于珐琅彩瓷器的价格不菲，在珐琅彩瓷研制成功之后，清代及民国至现代的景德镇有一个竞相仿制的过程。然而，清珐琅彩瓷到底是从何时仿制，又如何发展的？目前，学术界对珐琅彩瓷本身的问题尚未完全厘清。笔者认为在清康熙瓷胎画珐琅研制成功之后，在景德镇历史上有3个仿制珐琅彩瓷的过程及时期。
清中期以后
珐琅彩瓷在康熙晚年研制成功，经雍乾两朝达到顶峰，乾隆二十年前后，瓷胎珐琅彩及瓷胎洋彩生产基本上以景德镇为主，这种工艺和艺术形式得以在景德镇生根、开花、结果。
清御窑技工、画匠多是民窑的高手及技艺出众之人，其中技艺拔尖者，多不愿隶属御窑差役，其原因在于御窑工价固定，不会随市场价上升下扬，机制不灵活，且收入并不比自己经营获利更多。因此，在清中期至民国间，一些原在御窑的技艺出众的工匠多逃避御窑的缧役，更愿意自己经营以求自由自在。同时，他们在御窑工作的一些画本、样器、技艺，即使不偷回家也烂熟于心，经他们手制的珐琅彩及洋彩不计其数，尤其是在清雍正以后，珐琅彩的制作在清宫珐琅作渐沦为客串，而在景德镇生产成为主流，到乾隆朝之后，珐琅彩的制作基本上以景德镇为主，因此，珐琅彩的制作及技艺在景德镇高级民窑中已不是秘密，在后朝仿前朝的一些稀世珍品也算不上犯法，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悄悄地把活干了。
笔者认为，珐琅彩的技术在乾隆时就有可能以“古月轩瓷”为名作为民间珐琅彩而流传，以迎合除皇帝之外的高官权贵和富商巨贾阶层对于珐琅彩瓷的需求。应该说，这个阶层对高级彩瓷的需求极大，其心情、数量、界面远远大于皇帝的需求，而为他们生产的珐琅彩瓷又不能与宫廷珐琅彩瓷完全一致，因此，在这时出现一批类似民国施德之所藏的一批“古月轩瓷”，这批瓷器笔者认为就是珐琅彩的民间“山寨版”，其迎合的市场就是清代庞大的官僚、贵族权贵阶层。这批瓷器制作精美、器型渐渐复杂精巧，有复杂的动物雕塑造型，也有镶器造型，因为是后代仿制，有的加“乾隆御制”、“乾隆通宝”之款。其艺术风格繁缛精巧，穿金戴银，多用描金工艺，后期体型渐趋硕大、厚重，俨然大清帝国正典风尚。此类器型宫廷少有，多贵族豪富，特别是大商人喜欢订制此类东西。景德镇陶瓷专家罗学正把此类器称之为“重工粉彩”，笔者也在山西、河南、北京一些收藏家那里看过此类东西。据笔者估计，此类东西就是清宫珐琅彩的民间“山寨版”，从清乾隆以后就为适合贵族官僚权贵豪富对于高级彩瓷的需求而生产发展起来的，它和清宫“瓷胎画珐琅”及“瓷胎洋彩”在原料、工艺上有相似之处，但为了与宫廷御用瓷拉开差别，在造型、画工及题材方面更为多样，其中有托清代名臣刘墉、戴震款的，也有书“郎世宁”款的，有的为追求高额利润，也有用本金描金，重工雕塑的，总之，这批东西不能称之为“仿珐琅彩”，而是迎合巨大市场需求的“准珐琅彩”或珐琅彩的“山寨版”，称之为“古月轩瓷”，宫中基本不用此类东西，故清档中也无此类用品的记录，此为景德镇高档民窑之产物，非官窑产品，但其款式常用“雍正、乾隆御制”之最高级别的珐琅彩款，显示出它与珐琅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批东西多在清中期尤其是清末制作出来。
清末至民国时期
据《景德镇市志略》和《景德镇陶瓷史稿》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巡抚柯逢时向清廷上奏开办景德镇瓷业公司，建议“官方筹银10万两，余由该道自行集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改商办：“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原拟官商合办，至今未有切实办法，该公司不如改归商办较有把握。”宣统元年(1909年)，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经核准立案。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正式成立，性质依然定为官商合办。除张季直、袁秋航、瑞华君等社会名流私人集资认股外，官方由河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五省协筹，总投资20余万元，并把清御窑划归瓷业公司，聘请祁门贡生康特璋主持公司业务。作为取代原御窑厂的新式窑业，江西瓷业公司在清末是陶瓷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为古老的陶瓷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创新之处。比如在体制、制胎釉技术、艺术颜料、款式、品种方面多有进步，是自清中期以后中国陶瓷艺术又一次稍有振兴的时期。
如果说在民国之前珐琅彩瓷多以“古月轩瓷”之名托制，民窑在许多方面无法完全仿制珐琅彩瓷，一是因为民窑之体制不可完全模仿官窑，否则有违制之嫌，搞不好是要杀头的，而一般官员也不敢用完全仿官的东西，除非此器来自皇帝赏赐，或折价而来，要仿也只能偷偷摸摸，暗中牟利，从不敢公开模仿。而到清末以后，尤其是入于民国，政治体制改变，在景德镇的御窑已完全解散，其工匠技艺或并之瓷业公司，或转向民间，故珐琅彩瓷的仿制已进入了公开而全面的时代。
一方面，从宫内流出的器皿日益增多，社会上旧王公贵族由于失势求生也转卖一些旧藏，再加上1924年在故宫博物院开放之后，真正的“瓷胎画珐琅”展览，终于正式向社会露出其“庐山真面目”。另外景德镇还有大量的清代旧胎，于是，珐琅彩瓷仿制的真正“黄金时代”到来了。此时出现了一批仿清宫“瓷胎画珐琅”的名手。有的用康雍乾的旧胎质加彩，有的系新胎加彩。民国时期，还仿制有珐琅彩效果的乾隆“九江瓷”，有些作品颇能乱真。
民国时，善于在原坯上后加彩的有：江西的詹元广、詹元彬兄弟、吴仲英、詹兴祥；北京的刘春风、洪泉华、洪华陈、詹福利、何莽子、沈崇光、刘永清、郑乃恒、岳虎臣等。而这批瓷器与清宫珐琅彩相比，颇能乱真，在型制、胎釉、画工、款式等方面都可追比前朝，但由于大多数无法比对真品，仍有一些破绽可以考究，比如款式和口沿、底部一些细微特征，在画工上仍有一些沿袭“古月轩瓷”的旧习，继续有“郎世宁”款的错误，但总体上，真正的珐琅彩仿制时代开始了。这个时期的仿品主要一是迎合新兴的权贵富商对于高级宫廷用瓷的享用需求，二是满足社会一般阶层尤其是富有商人市民阶层、收藏家阶层对于珐琅彩瓷的窥视心理和占有心理，这还是很有市场的。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珐琅彩瓷的仿制基本停止，中国的现代陶瓷工业基础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的。
一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景德镇的高仿业逐渐成熟，同时，对于珐琅彩与粉彩的区别在业界就语焉不详，仿古界也在摸索珐琅彩瓷的仿制之术，由于从上世纪40年代后战乱，珐琅彩的仿制基本上告停，至21世纪初已近60年，会此技术的人基本作古，应该说珐琅彩的制作工艺基本失传了。90年代末，国内外一些拍卖公司相继出现珐琅彩瓷拍品，高昂的价格逐渐引发了景德镇高仿业对珐琅彩的仿制热情。
这时候，出现了许多公开的研制者，如熊建军、江训清、黄云鹏等，他们的作品可以公开定位为仿制品，也产生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于珐琅彩的仿制，他们多用景德镇的粉彩工艺为之，对于清三代珐琅彩的彩料、工艺、胎釉无法原品测试，故珐琅彩的仿制多是近似而已。而在画工水平、书法水平及工艺认真的水平上，也难以与清三代珐琅作的画匠水平相抗衡，细细品味其精神气韵，难以达到当时的高度，虽然现代拷贝技术一流，但心力之专注无法达到精微处，同对，在色料的配制上，尤其是在雍正七年之前的珐琅彩进口色料的配制，无法追摹前朝，故今日珐琅彩之仿制多雍正七年之后的白地彩绘及乾隆的洋彩风格，而少康熙、雍正的色地风格。因其色地风格，其色料难寻当时的进口色料，而雍正七年以后的珐琅彩色料多为本国土制，均为日后构成“粉彩”的色料，越到后来，“粉彩”的特征越强，故今日雍正乾隆官窑粉彩仿制多用今日之粉彩颜料，珐琅彩也是如此。而有些仿家在近年还专门到国外去寻找所谓的当时进口珐琅彩料，但买到的也仅仅是今日国外的釉上彩料，非当时的金属画珐琅颜料，因此，烧出的效果与当时的珐琅彩相差甚远，难以追及。这种状况延续至今。目前，也有仿家以金属画珐琅颜料在瓷胎上试验，此法思路上对头，但在一些技术或艺术上仍有长路要走，因此，珐琅彩的研制今日虽比民国时期图片资料更多，但要求也高，要真正高仿清三代珐琅彩瓷，达到完美程度，至今罕有。
既便如此，由于社会上对于高仿珐琅彩瓷的需求一是出于欣赏珍藏，二是出于增值牟利，再加上社会并无真正的内行在其中指导，大家也就抱着“有甚于无”的态度去购买收藏，价格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这对促进陶瓷文化普及，推动当代景德镇陶瓷仿古业的发展，带动瓷业就业率的提高还是作出了重要贡献。
扩展阅读
雍正珐琅彩瓷的介绍
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彩绘瓷器中最著名的品种，是中国制瓷工艺发展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顶峰时期的产物。
珐琅彩瓷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技巧，不仅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喜好，也赢得今人对其的偏爱。在今天拍卖市场上，部分藏家便把目光盯在了清三代时期的珐琅彩瓷。
提及珐琅彩瓷，我们不得不说一说雍正时期的。据说，雍正对宫中珐琅彩瓷的酷爱一点不亚于其父康熙，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康熙。他不但加强巡视和督察，还亲自参与珐琅彩瓷的设计和制作过程，对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瓷器的样式、尺寸都要一一过问。
宫中档案中有不少关于雍正时期责令烧造珐琅彩瓷的记载。雍正十年六月十三日，太监传旨：“今日呈进画珐琅藤萝花磁茶圆，再画珐琅时不必画此花样。其百蝶碗画得甚不细致，钦此。”对于烧造得非常出色的珐琅彩瓷，雍正皇帝还会赏赐画匠及烧造人。如档案记载：雍正八年三月初六日，当郎中海望呈进一对珐琅彩鼻烟壶时，上(雍正)问：“画此壶是何人？烧造是何人？”海望奏曰：“此鼻烟壶系谭荣画的，烧珐琅釉的是邓八格，还有几名太监帮助办理烧造。”奉旨：“赏给邓八格二十两，谭荣二十两，其余匠人等尔酌量每人赏给银十两，钦此。”由于雍正皇帝偏爱珐琅彩瓷中的水墨山水和青绿山水，擅长此技法的画家汤振基、邹文玉也曾多次受到皇帝嘉奖，在清档案中便有记载。并于雍正十一年每月给邓文玉的钱粮加赏一两。一位君临天下政务繁忙的皇帝，对珐琅彩瓷的制作关心到如此程度，甚至对烧珐琅的匠人也体恤入微，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它进一步说明珐琅彩瓷在当时皇室中的位置。
为了更好地督造珐琅彩瓷，雍正在亲自过问的情况下，又命其弟怡亲王统管造办处。在允祥的直接领导下，造办处生产出的珐琅达到鼎盛期，其中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康熙时的珐琅料都是依赖进口，往往供不应求，同时进口西洋料颜色至多只有七八种，而此时珐琅彩瓷的绘画，已从康熙时规矩的装饰画面，发展到几乎与国画中的工笔重彩画日趋一致的艺术效果。单一的色料已经不能满足多层次的色调对比和丰富多彩的画面需要。虽然自炼珐琅料一事，早在康熙时就已开始酝酿，但正式指定专人、拨专款研制是在雍正初年。在怡亲王的亲自督促下，雍正六年(1728年)珐琅料终于在宫中自炼成功，除了有9种与西洋料相同颜色外，还增加9种新颜料，共达18种之多。
雍正珐琅彩瓷的造型有盘、碗、杯、碟、茶壶、瓶等，以小型器物为主。纹饰早期沿袭康熙珐琅彩的特点，如色地上绘花卉的技法。后期形成自己的风格，即在白色釉地上，以山石、花鸟作装饰题材，其精湛的绘画技法，达到了雍正谕旨中注重的“内廷恭造之式”排除“外造之气”的要求。雍正珐琅彩瓷的款识，一般以蓝料彩书写，多为四字楷书“雍正年制”，写在双方栏内。青花所书“大清雍正年制”的6字楷款非常少见。
雍正珐琅彩瓷的胎与康熙时有所不同，不再使用“反瓷”，而是大量使用景德镇烧制的精细白瓷。这种白瓷胎体轻薄，胎质细密，在白度或透明度上都超过明永乐时期的甜白瓷。如一件松竹梅纹橄榄式瓶，胎体轻薄达到半脱胎状，迎光透视可见器壁上所绘松竹梅纹饰。雍正珐琅彩瓷在这种白瓷上绘画，使山之皴法，水之波纹，鸟之羽毛，甚至花叶边缘之芒，月季枝干之刺，都表现得更加细腻。如一件白地雉鸡牡丹纹碗，外壁绘花丛中雌、雄二雉鸡，栖于石上的雄雉鸡身绘各色鲜艳羽毛，若细分有十多种色彩，一翎一羽无不细致描绘，竭尽绚丽夺目之势。珐琅彩瓷发展到雍正时期，应该说达到了它的极盛期，它能将层峦叠嶂的整幅山水浓缩在小碗的内心，又可以将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再现于一件小瓶的外壁。如一件蓝料彩山水纹碗，胎体洁白剔透，外壁蓝料彩绘通景山水画。画中崇山峻岭、苍松翠柏、仙台楼阁、茫茫沧海等景色栩栩如生。海天之上墨彩又题七言诗两句：“翠绕南山同一色，绿园沧海缘无边。”句首句尾分别钤“寿古”、“山高”、“水长”等印章。此碗在章法布局上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不仅绘画布局得当，笔意细腻流畅，而且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后人评价雍正珐琅彩瓷有四绝“质地之白白如雪，一绝也；薄如卵幕，嘘之而欲飞，二绝也；以极精之显微镜窥之，花有露珠，鲜艳纤细，蝶有茸毛，且颈颈竖起，三绝也；小品而题极精之楷篆各款，细有蝇头，四绝也。”雍正时珐琅彩瓷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超的技术成就，画工精湛是其根本原因。我国瓷器的彩绘装饰，在吸收了传统绘画的技法之后，即由以图案形式为主，变为以写实形式为主。这对于描写现实生活，扩大装饰题材和表现技巧都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明、清彩瓷中，举凡可以描写的事物，无一不可作为陶瓷装饰的内容，甚至还有名家的书画作品。如清初画坛上的“四王”山水画，恽寿平、邹一桂的花鸟画，仇英、费晓楼的人物画等。这对于提高陶瓷装饰技术无疑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在珐琅彩瓷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据记载，当时供奉宫廷提供画稿及画珐琅的人有戴恒、邹文玉、唐岱、汤振基等，他们大都是翰林出身，书画功底极其深厚。其中唐岱是以“山水沉厚深稳”著称的画家，戴恒善于画花鸟，也是画水墨珐琅的高手。这些人在他们以画家身份闻名画坛之前或同时，都曾供奉宫廷画过珐琅彩瓷。
此外，专门在珐琅器上写字的戴临、徐正国等人，虽不是著名画家，但其字体娟秀而不纤弱，气静神闲与珐琅瓷的画风相得益彰。其中戴临是武英殿侍诏，在宫中档案中曾不止一次见到雍正指名要戴临在珐琅瓷上题字的记载。雍正珐琅彩瓷由于著名画家和名匠的参与制作，在雍正皇帝的喜爱和直接指导下，成为一种特殊的宫廷艺术。
雍正珐琅彩瓷
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彩绘瓷器中最著名的品种，是中国制瓷工艺发展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顶峰时期的产物。
珐琅彩瓷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技巧，不仅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喜好，也赢得今人对其的偏爱。在今天拍卖市场上，部分藏家便把目光盯在了清三代时期的珐琅彩瓷。
提及珐琅彩瓷，我们不得不说一说雍正时期的。据说，雍正对宫中珐琅彩瓷的酷爱一点不亚于其父康熙，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康熙。他不但加强巡视和督察，还亲自参与珐琅彩瓷的设计和制作过程，对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瓷器的样式、尺寸都要一一过问。
宫中档案中有不少关于雍正时期责令烧造珐琅彩瓷的记载。雍正十年六月十三日，太监传旨：“今日呈进画珐琅藤萝花磁茶圆，再画珐琅时不必画此花样。其百蝶碗画得甚不细致，钦此。”对于烧造得非常出色的珐琅彩瓷，雍正皇帝还会赏赐画匠及烧造人。如档案记载：雍正八年三月初六日，当郎中海望呈进一对珐琅彩鼻烟壶时，上(雍正)问：“画此壶是何人？烧造是何人？”海望奏曰：“此鼻烟壶系谭荣画的，烧珐琅釉的是邓八格，还有几名太监帮助办理烧造。”奉旨：“赏给邓八格二十两，谭荣二十两，其余匠人等尔酌量每人赏给银十两，钦此。”由于雍正皇帝偏爱珐琅彩瓷中的水墨山水和青绿山水，擅长此技法的画家汤振基、邹文玉也曾多次受到皇帝嘉奖，在清档案中便有记载。并于雍正十一年每月给邓文玉的钱粮加赏一两。一位君临天下政务繁忙的皇帝，对珐琅彩瓷的制作关心到如此程度，甚至对烧珐琅的匠人也体恤入微，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它进一步说明珐琅彩瓷在当时皇室中的位置。
为了更好地督造珐琅彩瓷，雍正在亲自过问的情况下，又命其弟怡亲王统管造办处。在允祥的直接领导下，造办处生产出的珐琅达到鼎盛期，其中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康熙时的珐琅料都是依赖进口，往往供不应求，同时进口西洋料颜色至多只有七八种，而此时珐琅彩瓷的绘画，已从康熙时规矩的装饰画面，发展到几乎与国画中的工笔重彩画日趋一致的艺术效果。单一的色料已经不能满足多层次的色调对比和丰富多彩的画面需要。虽然自炼珐琅料一事，早在康熙时就已开始酝酿，但正式指定专人、拨专款研制是在雍正初年。在怡亲王的亲自督促下，雍正六年(1728年)珐琅料终于在宫中自炼成功，除了有9种与西洋料相同颜色外，还增加9种新颜料，共达18种之多。
雍正珐琅彩瓷的造型有盘、碗、杯、碟、茶壶、瓶等，以小型器物为主。纹饰早期沿袭康熙珐琅彩的特点，如色地上绘花卉的技法。后期形成自己的风格，即在白色釉地上，以山石、花鸟作装饰题材，其精湛的绘画技法，达到了雍正谕旨中注重的“内廷恭造之式”排除“外造之气”的要求。雍正珐琅彩瓷的款识，一般以蓝料彩书写，多为四字楷书“雍正年制”，写在双方栏内。青花所书“大清雍正年制”的6字楷款非常少见。
雍正珐琅彩瓷的胎与康熙时有所不同，不再使用“反瓷”，而是大量使用景德镇烧制的精细白瓷。这种白瓷胎体轻薄，胎质细密，在白度或透明度上都超过明永乐时期的甜白瓷。如一件松竹梅纹橄榄式瓶，胎体轻薄达到半脱胎状，迎光透视可见器壁上所绘松竹梅纹饰。雍正珐琅彩瓷在这种白瓷上绘画，使山之皴法，水之波纹，鸟之羽毛，甚至花叶边缘之芒，月季枝干之刺，都表现得更加细腻。如一件白地雉鸡牡丹纹碗，外壁绘花丛中雌、雄二雉鸡，栖于石上的雄雉鸡身绘各色鲜艳羽毛，若细分有十多种色彩，一翎一羽无不细致描绘，竭尽绚丽夺目之势。珐琅彩瓷发展到雍正时期，应该说达到了它的极盛期，它能将层峦叠嶂的整幅山水浓缩在小碗的内心，又可以将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再现于一件小瓶的外壁。如一件蓝料彩山水纹碗，胎体洁白剔透，外壁蓝料彩绘通景山水画。画中崇山峻岭、苍松翠柏、仙台楼阁、茫茫沧海等景色栩栩如生。海天之上墨彩又题七言诗两句：“翠绕南山同一色，绿园沧海缘无边。”句首句尾分别钤“寿古”、“山高”、“水长”等印章。此碗在章法布局上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不仅绘画布局得当，笔意细腻流畅，而且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后人评价雍正珐琅彩瓷有四绝“质地之白白如雪，一绝也；薄如卵幕，嘘之而欲飞，二绝也；以极精之显微镜窥之，花有露珠，鲜艳纤细，蝶有茸毛，且颈颈竖起，三绝也；小品而题极精之楷篆各款，细有蝇头，四绝也。”雍正时珐琅彩瓷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超的技术成就，画工精湛是其根本原因。我国瓷器的彩绘装饰，在吸收了传统绘画的技法之后，即由以图案形式为主，变为以写实形式为主。这对于描写现实生活，扩大装饰题材和表现技巧都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明、清彩瓷中，举凡可以描写的事物，无一不可作为陶瓷装饰的内容，甚至还有名家的书画作品。如清初画坛上的“四王”山水画，恽寿平、邹一桂的花鸟画，仇英、费晓楼的人物画等。这对于提高陶瓷装饰技术无疑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在珐琅彩瓷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据记载，当时供奉宫廷提供画稿及画珐琅的人有戴恒、邹文玉、唐岱、汤振基等，他们大都是翰林出身，书画功底极其深厚。其中唐岱是以“山水沉厚深稳”著称的画家，戴恒善于画花鸟，也是画水墨珐琅的高手。这些人在他们以画家身份闻名画坛之前或同时，都曾供奉宫廷画过珐琅彩瓷。
此外，专门在珐琅器上写字的戴临、徐正国等人，虽不是著名画家，但其字体娟秀而不纤弱，气静神闲与珐琅瓷的画风相得益彰。其中戴临是武英殿侍诏，在宫中档案中曾不止一次见到雍正指名要戴临在珐琅瓷上题字的记载。雍正珐琅彩瓷由于著名画家和名匠的参与制作，在雍正皇帝的喜爱和直接指导下，成为一种特殊的宫廷艺术。
清代珐琅彩瓷简述
珐琅彩的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后人称“古月轩”，国外称“蔷薇彩”。是专为清代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部分产品也用于稿赏功臣。据清宫造办处的文献档案记载，其为康熙帝授意之下，由造办处珐琅作的匠师将铜胎画珐琅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制的新瓷器品种。珐琅彩盛于雍正、乾隆年间，属宫廷垄断的工艺珍品。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特制，解运至京后，在清宫造办处彩绘、彩烧。所需图式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由宫廷画家依样画到瓷器上。珐琅彩瓷创烧于康熙晚期，雍正、乾隆时盛行。清代后期仍有少量烧制，但烧造场所已不在清宫中而移至景德镇。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康熙朝珐琅彩瓷器多以蓝、黄、紫红、松石绿等色为地，以各色珐琅料描绘各种花卉纹，其色彩、绘画、款式皆同于当时的铜胎画珐琅。
珐琅彩瓷具有两大特点：
一、它的数量不多，由于珐琅彩制作难度大，成本昂贵，往往制作一件珐琅小瓶要精描细绘三至四个月时间，所以传世的很少。据现存的资料统计，雍正七年八月十四日至十三年十月，呈进珐琅彩为“碗80对又17件，碟44对，酒圆36对，盘12对，茶圆26对又3件，瓶6对”。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收藏品中清宫珐琅彩瓷有400多件，近200个花色品种。
二、没有相同的两件珐琅彩。素胎入宫时都由宫廷画师自行选择绘画图案，因此每件珐琅器都单独绘画，珐琅彩被称为“古月轩”瓷，然而传世珐琅彩中并无一件署此款，“古月轩”也成为了珐琅彩高贵身份的代名词。
知道珐琅彩瓷的两大特点后，就需要了解它的鉴定要领有哪些？
1、瓷胎：瓷胎细薄，修胎规则，完整无缺，大多为小件，超过一尺大的都少见。
2、造型：多为碗、瓶、烟壶之类的日用小件瓷和动物摆设品
3、底轴：为纯白轴，不偏青也不偏黄，轴面光滑洁净无疵。
4、珐琅彩色：色极鲜艳且柔和，很少为纯色而为粉彩型偶合色。色种多，同一物上可出现七八种颜色，多达十多种。
5、绘画与纹饰：珐琅彩器画功特别讲究，多为功笔画；各个朝代有所不同，如康熙的珐琅彩大多为色地，其色地的色以红、黄、蓝、绿、紫、胭脂色等。康熙珐琅彩的特点是有花无鸟，其色彩调配比雍正乾隆两代都差一些。雍正的珐琅彩比较成熟，工艺上有所突破，彩料更为丰富。乾隆时期珐琅彩继承了雍正的风格，但技艺上没有雍正时严谨，并且还出现了粉彩兼珐琅彩之间的作品。
6、色料特点：每一图案均由多种色料调配而成。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质反光感，有时还可反射蛤蜊光，十分美观。釉料均凸出底釉略高出一毫米左右，有明显的立体感，闭眼用手摸可明显感觉到，若用10倍放大镜看可在每一片小花、小叶上看到极小的开片纹。这一现象用肉眼看不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而粉彩则感觉不到有凸出的情况。
7、款识：康熙时期的款识有一度是被禁止写款的。康熙四十年后才开放禁令让其落款。康熙的款识在珐琅彩器上均用色料写款，有红、蓝、紫、黑等色。落款仅为“康熙御制”四字楷书，加双方框。四字款有三种形式，其区别在于“康”字和“御”字各有两种不同用笔。雍正时期的款识也有两种方式，一为仿宋体，一为楷书体，均由四字组成外加双方框，仿宋体是“雍正年制”，楷书体是“雍正御制”，只见兰科款。乾隆的款识只有“乾隆年制”四字双方框形一种，乾隆有蓝料也有赫色料款。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的工艺特征
乾隆皇帝儒雅好古，对于康熙、雍正时期遗留宫内的珐琅彩瓷更视为珍宝。除承前制继续在宫中烧制外，并为每件器物配制楠木匣钵，专门储藏于干清宫珐琅彩瓷的专库(端凝殿)内。干隆时期珐琅彩瓷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康、雍两朝，器型更加丰富。此时珐琅作里，群英荟萃，人才济济，有专画花鸟鱼虫的画家余省，画人物楼景的画家张廷彦，画人物花卉的画家金廷标等达17人之多。是参与画珐琅瓷器制作人员最多的时期。干隆时期画珐琅的画匠大多来自广东、江西和宫廷，干隆皇帝还从江西调会画磁器、会吹釉水兼炼料烧造磁器匠役胡信侯入内廷造办处。形成干隆珐琅彩瓷“取材种类多样”、“装饰繁缛华美”的艺术特色。干隆时烧珐琅彩瓷的地点除了延续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外，在圆明园造办处亦有烧造。出现了珐琅彩与粉彩合绘的现象，同时多使用轧道工艺表现器物的立体效果。
干隆时期珐琅彩瓷器一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其工艺特征。一类是人物纹饰，常通过婴戏等儿童活动，将吉祥之意寓意其中。在色地上彩绘花卉，明显具有铜胎画珐琅效果，所绘人物饱满、写实，人物神态逼真、生动活泼。线条流畅，珐琅彩颜色秀丽。干隆时期的一件珐琅彩黄地花卉开光婴戏瓶，瓶口内施松石绿釉，外壁通体以那不勒斯黄彩为地，上以各色料彩满绘法国的鸢尾花，三面开光内绘婴戏图。分别寓意“竹报平安”、“吉庆有余”、“官带流长”。底足内松石绿地蓝料双方栏书“干隆年制”4字篆书款。此瓶在色地上彩绘洋花，凸显铜胎画珐琅效果，开光内所绘婴戏图案，又为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这种锦地开光风格在干隆朝施用较为普遍，而中西合璧的装饰图案，是干隆珐琅彩所独有的特点。另一件珐琅彩婴戏双连瓶，属于宫廷御用陈设瓷。造型新颖别致，呈双连式，又名“合欢瓶”，口上附有双钮联盖，圈足内有“大清干隆年制”青花6字篆书款。通体用珐琅彩描画纹饰。腹部的两组婴戏纹为主题图案，一组图案为四婴戏三羊图，其中一婴肩背梅花，一婴手持灵芝，一婴骑羊，一婴手持画卷，寓意“三羊开泰”；另一组图案为九子嬉戏图，其中一婴抱瓶，瓶口中飞出五只蝙蝠，群婴作欢呼状，寓意“福在眼前”，“多子多福”。两组图案画工均极精细，突出了画面的浓淡阴阳，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干隆时期在珐琅彩瓷上，还出现了一类临摹西洋人物和景色的纹饰，其用笔光滑平柔，几乎看不到笔触，色彩绚丽丰富。并运用焦点透视方式，使画面上的人物及背景上的建筑物，具有光线明暗的立体效果，这些都是制瓷匠师将西洋画法融入珐琅彩瓷绘技艺中的结果。故宫藏一件黄地小葫芦瓶，上部椭圆形开光内绘西洋景色，下部海棠花式开光内绘西洋妇女和婴儿。画面中人物面部明暗分明，装束华丽，背景建筑物清晰可见。整个图案从题材至画法都是西洋风格，是干隆珐琅彩瓷受西洋画风影响的典型之作。
另一类是延续了雍正时融诗、书、画为一体的装饰风格，题材更为多样化，不仅有山石、花鸟，还有山水人物和仙山楼阁图。故宫藏一件豆青地开光山水诗句纹瓶，腹部装饰4个圆形开光体，开光内绘景州开福寺塔全景，及干隆御制《登景州开福寺塔》七律诗一首，诗句后钤“干隆宸翰”、“惟精惟一”篆印两方。此瓶在构图设计上可谓别出心裁，它以多种色调的珐琅彩料与粉彩料合绘纹饰，不仅画面丰富、层次鲜明、画工精致，而且诗与画共同入画，极大丰富了瓷绘的表现力。它以多种色调的珐琅彩料与粉彩料合绘纹饰，说明珐琅彩这种昂贵的进口材料逐渐被国产的颜料所代替。而且画面丰富、层次鲜明，诗与画共处一个画面，提高了装饰的文人气息。此外，干隆时期在装饰工艺上集彩绘、描金、轧道、凸印、开光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充分反映出干隆时期繁缛、复杂的釉上彩制瓷工艺。
此时干隆珐琅彩的款识，在雍正的基础上，增加了青花6字篆书款“大清干隆年制”，这是由景德镇烧制白胎瓷器时预先写好的，也有在宫内书写的蓝料彩4字楷书款“干隆年制”，外围方栏。以及横排篆书6字款。个别器物金彩或黑彩书写篆书或楷书款识。
从康熙中、后期至干隆时期，这70多年间，流传于世的珐琅彩瓷不过500余件，而且绝大部分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可谓弥足珍贵。
由于珐琅彩瓷是康熙、雍正、干隆三朝皇帝的把玩之瓷，一直秘藏宫中，加之传世品的数量极为稀少，嘉庆以后国力衰落，珐琅彩被粉彩代替，所以后世仿烧珐琅彩瓷一直不断，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并具有一定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