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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宋元两个朝代的人与瓷器

西风:宋元两个朝代的人与瓷器

宋元瓷器工艺鉴别 瓷砖与地板 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2020-08-12

宋元瓷器工艺鉴别。

南宋和元代,南宋瓷和元代瓷,文天祥和忽必烈,两个不同的朝代,两个各不同的人和事。文天祥是南宋的灵魂,忽必烈是元朝的灵魂,前者是疾重难返,大厦将倾,岂能一人挽回?后者是骁勇善战,知人善用,入主中原的大元帝国之君。一个是气节而死,一个是挽用不得而痛惜。

在文天祥被俘的三年里,两人多次间接交锋,面对这样一个大义凌然气节之人,忽必烈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由于非常器重文天祥的品格,未曾想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动投降的南宋官员和与之交战蒙古官兵的不满。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这一年的腊月初八决定亲自出马作最后的尝试。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文天祥并没有因为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无语,但很痛惜。文天祥离殿,写了两首绝命诗交给三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千载(毅夫)。张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好友,在文富贵时邀而不至,却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请随行,三年里一直照料文的饮食起居。临刑前,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一刻,监斩官告诉文天祥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令斩。数日,元允文天祥之妻欧阳氏前来料理后事,在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死后不久,南宋朝即亡。

朝代更替,文人生命难测,但气节最终属于自己。两朝的瓷器,虽说是当时的当代艺术品,但述说着它们各自历史、文化、艺术和技术的渊源和背景。它们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它们各自的艺术特征。作为后人,对其进行评价,多多少少带有自己的艺术偏好和价值判断。但有两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们工艺艺术水平和文化艺术审美观是否具有代表性。这一点来讲,南宋时期的瓷器是符合中国文化整体审美观的,无论是工艺的完美度和文化内涵,可以说南宋时期的瓷器是中国正统器物文化艺术的终结。

元之后,各种文化艺术的融合,器物艺术审美受这种多元文化的影响而走向新的方向。不可否认,元代器物艺术,尤其陶瓷艺术品经历一段沉寂和纠结之后,展现了新的面貌,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含蓄走向写实。为以后700多年来开启陶瓷新写实主义篇章。

扩展阅读

鉴赏紫砂壶款有两个意义


紫砂壶的装饰艺术结合了中国传统艺术「诗、书、画、印」一体的艺术特点。所以欣赏一把紫砂壶,除讲究泥料、造型及制作技艺之外,还有文学、书法、绘画、金石诸多方面,给每一位壶艺爱好者带来更多美的享受。

「功」:是指壶艺的功能美,有别于实用功能的诉求点。这些年来大陆市场逐渐开放,台商大举介入紫砂市场,遂使砂壶市场益形蓬勃发展,砂壶产品屡有新作问世。只是紫砂艺人创新作品,徒讲造型的形式美,却忽视了功能为用的美。盖有些艺人自己不饮茶,所以对饮茶习惯知之甚少,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砂壶功能的发挥,相信在泡茶、品茗的使用过程,有的砂壶已然出现「中看不中用」的重大缺失。紫砂壶的功能美主要表现在容量适度、高矮得当、口盖严谨及出水流畅四个方面。按目前家庭的饮茶习惯,一般二至五人聚饮,宜采用容量三五0毫升为佳,无论手拿手提都只需举手之劳,所以人称「一手壶」。

鉴赏紫砂壶款有两个意义:一是鉴别壶的作者是谁;一是欣赏镌刻的诗词书画及印款(金石篆刻)。紫砂壶的鉴赏性:紫砂艺术是一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创作形式。一件好的紫砂壶,除了讲究形式的完美与制作技巧的精湛,还要审视纹样的适合,装饰的取材以及制作的手法。再说壶艺本身就是感情。所以一件较完美的作品,必须能够发抒艺术的语言。既要方便使口,又要能够陶冶性情,启迪心灵,给人油然而生的一定艺术感受。诚如已故紫砂大师顾景舟所说「总之,艺术要有决断、要朴素、要率真,要把亲自感觉到的表达出来,以达到形、神、气、态兼备,才能使作品气韵生动,显示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一点心得,看到底是不是一把好壶:

1、夏天,将茶叶放在新壶里浸泡二天不变叟,为好泥质。

2、看制作工艺的好坏(有无有别于本色的瑕茈口盖松紧等)上品壶出自手工,因而壶嘴、壶柄与壶身的连接处大都有明显痕迹,肉眼可辩之。壶形自然流畅、壶盖密实严紧。注水后,若以一指按压壶盖上方气孔,则壶深倾斜时水难以流出。

3、从外形看,壶口、壶嘴、壶柄均应处于“三点一线”、高度要一致且水平。

“瓷中翘楚”元青花的两个江湖


元青花的两个江湖

一直以来,元青花瓷器因其稀有和工艺精美,在瓷器中身价贵为翘楚。而另有大量来自民间的“元青花”却始终不被认同。

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截然相异的态度,使得这个身份尊贵的文物,长时间以来面临着尴尬的冰火两重境地

文/万佳欢

不少前往首都博物馆参观正展出的“元代青花瓷文化展”的参观者如同“朝圣”。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元青花收藏爱好者,手持手电筒,或俯身、或探头,对展品的釉色、胎质、器型等一一进行细致观摩。

如果上前跟他们聊,他们或者会对展品侃侃而谈、啧啧称奇,时而却又讳莫如深,摆手不言。

这都缘于展览的主角是——元青花。

对于众多收藏者而言,元代青花是一个传奇。700多年前,这些产自元代、如水墨画般明净素雅的青花瓷奇迹般地骤然出现,拉开了此后青花瓷成为“国瓷”的序幕,也留给后人一个个待解的背影。

关于元青花,“说不清”的事情太多。近年来,民间大批“元青花”的出土和交易,使这一“至尊级”文物又起争执,关于来自官方的“正牌元青花”和民间“黑户元青花”的名分之争,成为收藏界一直以来的敏感话题。在展厅内人头攒动、参观者闪烁其辞的背后,也隐隐地透出展厅外众人对元青花的种种分歧。

扑朔迷离的元青花

从今年3月到6月,首都博物馆举行为期三个月的元青花展览。这一展览早在10年前就开始策划,却历经波折。虽然据中国古陶瓷鉴定专家、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王春城表示,参展的元青花远未达到他所期望的数量,但国内24家博物馆的67件镇馆之宝,加上从伊朗国家博物馆远道而来的6件元青花,其规模在北京乃至全国已为罕有。

目前,大部分体制内的专家都认为流传下来的元青花非常稀少,全世界的真品仅有400件左右。伊朗、土耳其、英国等国的博物馆大约收藏了200余件,国内现藏于各级博物馆的元青花只有100余件。

这意味着,在获官方承认的国内真品中,厅里展出的这批73件元朝青花瓷,几乎占了元青花总量的四分之一强,无怪乎媒体将这个展览冠以“元青花狂欢”的字样。

稀有之下,一件元青花的市场价值究竟多少?举个例子来说:2005年,“元青花鬼谷下山纹故事罐”在伦敦拍出了2.3亿元惊人天价,让元青花从此一器难求。而此次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元青花中,包括云龙纹梅瓶、蒙恬将军玉壶春瓶在内的很多件展品,艺术价值都不比“鬼谷下山”逊色。

拥有如此高的身价,元青花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王春城在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到元青花在青花瓷中的地位时,用了“龙头老大”概括。

元朝时,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汗国幅员广阔,同阿拉伯国家的商业交往极为密切。西亚人带来了比国产钴土杂质更少的钴料,景德镇的工匠们就使用这种进口青料做呈色剂,加上本地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元青花既具有晶莹透亮的瓷胎釉面,又呈现出精美瑰丽的蓝色花纹,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此后各朝,青花瓷都是主要瓷器,产量极高,从而成为国瓷。

不同于其他朝代,元代的优质瓷器主要用于经济贸易,供应阿拉伯世界国家,很多元青花的图案、画法都是根据对方的需求而定向生产的。因而,它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也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意义。

元青花是青花瓷器的肇始阶段,流传区域非常广泛,而存世的相关文献资料极少,这不仅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空间,也留下了一堆难解的谜题。与此同时,因出土时间迟,人们对元青花的研究历史又非常短暂,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才最早认定了元青花的存在,而当年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延至更晚,“国内持续地展开研究从70年代后期才开始,”王春城告诉记者。

因此,一直以来,元青花都身处一个非常特殊的讨论场景中,争议不断。比如,唐宋年间是否存在青花瓷?国内什么阶层使用元青花?其发明权、生产权是否都在景德镇?是否与蒙古人崇尚蓝白二色有关?是官窑还是民窑所产……对这些问题,专家们的观点各有不同,元青花的世界也愈加纷繁复杂。

民间元青花的身份谜团

在众多争执中,有很多问题都直接指向一个焦点——中国到底有多少元青花?很多民间收藏者和研究者认为,除江西外,福建等地还存在一些元青花的窑址;而文博系统的专家给出的官方观点则是,产地基本都集中在景德镇附近,且产量不会太高。

“景德镇的知名度是‘砸’出来的,”王春城解释元青花之所以罕有,“只要烧制青花时的温度不够,或者有一笔漏画了,瓷器都会被砸掉。因而,现在留下来的都是当时人们认为最精美的东西。”

至于现存的元青花数量,王春城认为,“应该多于三四百件,但也不会太多。”在国内,这些“不会太多的”、被体制内专家所认可的“正牌元青花”大都存于各地博物馆。

假使来自民间的“元青花”持有者有意转让给博物馆收藏,这些专家们会使用一票否决制对其进行严格的论证和价格评估。

在“正牌元青花”躺在博物馆中享受认同感和优质待遇的时候,民间却突然有大批“元青花”高调出现。

1988年,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总编、民间元青花收藏家许明在北京的潘家园花1000多元买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元青花”小杯。那时,元青花在市场上还少得出奇。正是在那段时间,各地民间藏家开始对其展开热烈追捧。

9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国内各种基础建设、旧城改造等工程的大规模修建,新出土的“元青花”不断在市场上出现,数量惊人,大批仿品也随之而来。随着国外拍卖会上元青花被高价拍出,国内对其的挖掘、收藏队伍也不断扩大。王春城打了个比方,“官方考古队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民间收藏力量像游击队一样。”

2003年到2005年,元青花在国际市场最高涨的几年间,民间元青花的收藏热潮也达到了顶峰。

2001年,许明作为美学史专家前往土耳其托普卡比宫考察那里的馆藏元代瓷器,对其有了更为感性的体验和认知。之后,他开始大量收藏元青花,至今其“元青花”藏品已达到1000多件。

据他的统计,“民间收藏家发现和收集的元青花,已经达到一万五千件左右。”

一万五千件VS三四百件,之间的悬殊实在太大。

可是对这些藏品,文博系统的专家基本都不予承认。王春城就认为,“虽然近年来出土的元青花瓷片应该非常丰富,但整器不会太多。”

很多专家认为,700年后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元青花,而且是近年来出现专著、照片、款式后才出现的,于理不合,赝品无处不在。而景德镇之外是否有其他大型窑址存在等问题也使真假元青花的鉴定更为扑朔迷离。

针对民间元青花身份的真假问题,体制内的“学院派”专家和民间“实战派”收藏家各执一词,好几年前就开始在媒体上“大打出手”。

官民标准的分庭抗礼在文物界其实并不罕见,然而元青花的情况似乎尤为特殊。“其他的文物没有这么敏感、这么不统一的。元青花的价位冲得最高,太有名气了;藏家手里太多,民间舆论很高涨,专家又咬死意见,矛盾很突出。”许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许明认定的真品,在文博系统里仅获得了少数几个专家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李辉炳。

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本来也支持“民间都是仿制品”的观点。2005年,一个广东藏家说服他一同去江西南城——即著名的“鬼谷下山”瓷器出土的地方——某墓穴群考察。当时三峡移民工程正在推土挖掘,半夜三点,他打着手电筒到现场,从正在挖掘的墓里看到了做工精美的元青花。

有了这次亲眼目睹,李辉炳改变了观念。他发现,“馆藏传世品的研究经验对新出土的器物是远远不够的,对元明清窑址考察又不重视。专家都不下去,不与时俱进,这怎么能行?”

他还写文章谈自己观念的改变,但由于这与大多数体制内专家的看法不一致,稿子被《文物》和故宫博物院的院刊都退了回来,这在李辉炳的投稿经历中也从未有过。因为坚持民间有大批元青花真品,他还被同行们说是“中了邪”“疯子”。

民间“元青花”的身份就在这样的纠结中,始终没有获得它想要的名分。

命运两重天

民间藏家手里的“元青花”不仅不断遭到来自官方专家的集体质疑,这还意味着,它将很难转手,也卖不上价。

近年出土的“元青花”市场价格都相当低,很多收藏者都可能轻松买到。一些大罐子最低的价格仅200到300元,基本只值运输费。这个价格甚至比很多仿冒品还便宜。

目前,“元青花”藏者在民间可能成千上万,但大部分还是集中在百余名大藏家手中。即便得不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同,一些持有者仍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收藏者陈纪平的自信来自于自己在巴黎拍卖行八年练就的鉴别眼光。上世纪80年代末,陈纪平到巴黎淘金,偶然被朋友带进了拍卖行,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一件青花瓷卖出很高的价钱。此后,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守在拍卖行,看遍不同的文物,拿着笔记本学习怎么鉴别。

回国不久,陈纪平听说景德镇地下有部分元代瓷器没有被砸碎,都流到市场上去了。他立即给故宫博物院写信、寄照片,但对方回复说那是仿品。陈纪平于是调动自己所有的资金,还借了点高利贷,花几十万把那批瓷器买了过来。“他们都不认识,我就偷着乐。”他对本刊记者说。

事实上,并非民间藏家们都像陈纪平这样笃定地“乐”,因为自己的元青花身份不明,这意味着收藏它们往往要冒更大的风险。在首都博物馆,一位正在参观的中年收藏爱好者对记者说,自己研究元青花好多年,也在潘家园市场上买到过“元青花”,但“买的时候忐忑不安,怕买错了,也怕就算是真的专家也不认”。

一些大藏家也存在摇摆不定的心理。王非忒是江西抚州市的一个收藏家,也是当地东方古陶瓷研究所所长,他藏有几十件“元青花”,曾经多次办过展览。“他原来意气风发地要跟我们一起战斗,后来又说自己搞错了,自我否定。”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总编、民间元青花收藏家许明说。

在民间收藏艰难求证自己身份的时候,拥有官方“身份”的元青花却在拍卖场上大展拳脚。2002年,一件莲池水禽松竹梅纹碗拍出900万元,另一缠枝牡丹纹兽耳罐在香港也拍出了600余万元。

此后几年,元青花的价位一路飙高,2005年“鬼谷下山”的元青花大罐更是在英国伦敦拍出了2.3亿人民币,以当天的国际牌价,这些钱足以买到两吨黄金。除此之外,“岁宝三友”图罐、鱼纹罐等多件元青花的成交价都在百万以上。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收藏局面。毕竟,市场价格往往由官方的判断主导,民间收藏者还是只能够自娱自乐。

李辉炳认为,更严重的情况是,很多元青花因为得不到官方认可,便以“工艺品”的名义大量廉价出口。“这会造成严重的国宝外流,”他曾发动五六个收藏家,在民间筹钱进行“元青花”的大批量收集,避免让民间“元青花”落到外国人手中。

4月18日,陈纪平在北京经营的公司举行了一场拍卖会,其中也有一些他的“元青花”藏品参加拍卖,他每件给出的起价仅为300元。他对本刊强调,自己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市场”。

朝代更迭中的中国瓷器兴衰


克拉克瓷盘

克拉克瓷盘

由明“海船模型”瓷到清“指日高升”瓷的演变浅析。

1603年荷兰人在马六甲海峡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载满了中国瓷器,故荷兰人把这些式样、花纹独特的瓷器称为克拉克瓷器。将这些瓷器放在阿姆斯特丹拍卖,一次竟获得三百万荷兰盾以上的利润。据国外有关档案统计,从万历三十二年到顺治十三年销往荷兰的中国瓷器达300万件。据有关历史学家粗略估计,1600年至1644年这一段时期,景德镇平均每年输往欧美等地的瓷器不下100万件。平均每只瓷器获取1两白银利润,此时中国每年可获取100万两白银的利润。

这是一只克拉克瓷盘(图1),折沿造型和边饰花纹都具有异域风情,这是根据外商的要求定做的。中间主图是中国式的,一个官员在听一个小民细叙,小民手中拿着一只海船模型,背景是一条弯曲流动的大河,远处的太阳和山峰都清晰可见。这幅图案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结合万历、崇祯以来陶瓷外销的状况,可以估计瓷画匠的用意是在向世人说明,陶瓷外销可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官府应该支持陶瓷外销活动。清顺治十二年(1655)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实行禁海,其后不久开始景德镇瓷器重新出口。由于中国瓷器价廉物美,尽管出现了许多竞争者,在世界市场上景德镇瓷器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商品。西方国家一方面大量进口中国瓷器,一方面又宣传不要购买中国瓷器。当时英国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为什么把钱往海外抛掷,去讨好变化无常的商贾?再也不要到中国去买china,这里有的是英国瓷器。然而,商品价值规律是无情的,英国生产的瓷器在手工业阶段无论质量、数量还是价格都无法与景德镇瓷器竞争,英国消费者仍然愿意大量买进景德镇瓷器。

该盘高3.1厘米(图2),口径21.1厘米,足径12厘米。这是一只清代康熙时期的外销盘,是在克拉克盘基础上改进的。其造型更加规范,壁薄底厚,无塌底现象。打磨更加精细,圈足呈滚圆泥鳅背状,瓷胎洁白,胎体适中。釉色青白,了无杂质。青花发色纯正,无铁锈斑。瓷画分两层绘制,盘边冰梅,采取浓笔单线勾画梅花。一个小民指着太阳对正要上朝的官员说,只要围绕着皇帝这个太阳转,就能够步步高升。所以,民间把这种盘称为指日高升盘。与上面提到的克拉克盘相比较,原来的河流变成了康熙时期标志性的三角护栏,原来手中的海船模型变成了手指太阳。这一变化,说明清朝官府把民间海外贸易的憧憬打碎了。当一个朝代达到鼎盛时期,陶瓷业将为国家创造巨额财富,甚至能作为龙头行业,带动方方面面的行业上一个新的台阶;当一个朝廷处于衰落时期,有了海外市场,能够解决一部分人的吃饭生存问题,还能够为统治阶级提供苛刻的高额税收。遗憾的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没有明白这个道理,而是让机遇擦肩而过。

收藏里的人生


豫君

好友甚爱瓷器收藏,每次去外地,总不忘逛逛当地的收藏市场,日久天长,家里的瓷器藏品多得可以办一个小型瓷器博物馆。

我与好友交往甚密,一来二去,在他的熏陶下,对瓷器的发展也有所了解,每次与好友探讨瓷器话题,我朗朗而言,朋友笑而不语,末了一句话定论:“你不当瓷器鉴赏专家,实在屈才。”然后他背手而立,对着面前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瓷器或凝神或眯眼、或皱眉或大声叫好。我想,那刻他一定沉浸在某种无与伦比的幸福之中。

上周,老家一位远房亲戚揣着一个老式旧皮包按响门铃。亲戚进屋后,简单客套几句,打开皮包,从中拿出一样用布裹了又裹的东西。纳闷之际,裹在外面的布一一展开,一件瓷器出现眼前。亲戚说是上辈子老人留下的,想托我找专家鉴定一下,看能值多少钱。我的第一感觉,亲戚的这件古董是青花瓷。若是真的,价值不菲,遂带亲戚携青花瓷直奔好友家。

好友捧起瓷器里里外外观察一遍,思考片刻后又从橱柜里取出放大镜,在青花瓷上搜寻。好友判断是件仿元青花瓷,不过这件仿品仿制得实在美轮美奂,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好友说得兴致勃勃,我的亲戚却非常失望。好友说,虽是仿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好友感叹道:“收藏一件真品固然重要,但在我的所有藏品中,真品也就那么可怜的几件,十有八九均为仿品或赝品。而我明明知道它们是仿品或赝品,但我收藏的目的不是它们的价值,而是藏品背后的文化底蕴。”好友的话让我既惊讶又释然。

收藏如此,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对待生活,我们也应该有一颗平常心,名、利、贪、欲不过是烟花一场,在平凡的日子里能享受到自己心中追求的快乐,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两汉瓷器


东汉时,在中国浙江地区已经生产出真正的瓷器了。窑址发掘出的瓷片经化验证明:透光性较好,吸水率低,表面施釉较厚,釉层透明,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是在1260℃~1300℃的高温下烧成的,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各项基本条件。因此说,中国真正的瓷器应产生于东汉。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细,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生活日用器如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由于瓷土中含较多的铁,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论,尽管淘洗很仔细,仍残留一部分,因此当时一般瓷器的胎中都含有2%以下铁的成分。早期瓷器的釉是含钙的石灰釉,以铁为着色剂。入窑烧造时空气流通,进氧很多,形成氧化气氛,釉中的铁遇到空气中的氧,烧出来呈黄绿色;如果不让空气进入窑内,则窑中产生还原气氛,烧出来的瓷器就是青绿色。因此,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为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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