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清三代官窑瓷器。
1930年4月22日，沈阳大东边门外有一民户掘得一墓，墓中有一石棺和一青釉黑花瓶。时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厅长的金毓黻得知此消息后，即与卞宗孟、王晓楼前往察看，见石棺前刻有“承奉郎、守贵德州观察判官、试大理司直，赐绯鱼袋孙允中，开泰七年，岁次戊午”31字铭文。青釉黑花瓶高25.2厘米，肩部和瓶腹部绘有野菊，器面三个六角形中，绘有高士、立鹤、伏兔。伏兔于草丛间四处惊顾，十分生动传神。石棺上的“开泰七年(1018)”为辽圣宗年号，属辽中期。且瓶上所绘的野菊、野兔等物景也是契丹人游牧草原上的常见之物。由此可以断定，这件青釉黑花瓶为“辽瓷”无疑。金毓黻发现并及时记入其《静晤室日记》中的这件青釉黑花瓶，成为第一件出土地点最清楚，年代最明确，向学术界发表最早的辽瓷。因此金毓黻也为后人尊之为“辽瓷之父”，辽宁省博物馆从此开始收藏此类瓷器。然而这位“辽瓷之父”却不知道他的故乡辽阳也有一种称作“冮凉官窑”的“辽瓷”。因为“冮凉官窑”的发现，已是这位国学大师离开辽宁以后的事了。
李文信考证冮凉官窑址
辽代陶瓷的发现和认定，不过是百年间的事。 20世纪初，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市场里出现了一种工艺粗糙、纹饰质朴，与中原和南方风格迥然不同的瓷器。人们不知道这种瓷器出自何处，只知道它是从东北地区流出来的，于是就称其为“北路货”。后来由于金毓黻的偶然发现，人们才知道原来“北路货”就是辽瓷。在辽瓷认定八十多年的过程中，辽瓷的收藏与研究当以辽宁最有成就，其中以著名考古学家、东北考古奠基人李文信先生最为突出，他也是辽瓷研究的奠基人。他曾写有《辽瓷简述》、《辽代陶瓷》、《陶瓷概说》(其中对辽瓷有详细叙述)、《关于辽瓷编写的一些意见》等，今天辽瓷研究中的许多成果都是他当年确立的。如辽瓷中最典型的“鸡冠壶”，原来是称作“马镫壶”或“皮囊壶”的。后来李文信在1958年第2期《文物参考资料》上刊发的《辽瓷简述》中纠正说：“壶上近口处都有一个鸡冠形有孔的大鼻，所以呼作鸡冠壶，有人称作马镫壶是不合适的。”同时将鸡冠壶分为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环梁式等五种，李文信的这些研究成果至今仍为陶瓷界所沿用。
1955年，李文信先生对辽阳冮官屯古窑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写有《辽阳县冮官屯古窑址笔记》，包括“冮官窑各种支具装烧法推测复原图”、“辽阳冮官屯附近简图”和“冮官屯附近出土的带有‘石城县’刻款的瓦砚拓片”等。通过李文信先生的考察记述和后来的进一步发现证实，“冮官窑”位于辽阳市东偏北约30公里的冮官屯村。 1988年古窑址确立为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按着李文信先生笔记中的记述，沿着他当年走过的遗迹，我曾几次到冮官屯寻访考察，站在冮官屯对面的山顶上就可以大致看清整个村庄的位置。它的西部为丘陵地带，南面为千山余脉，北面隔河与灯塔市西大窑镇相望，西南13公里与小屯镇对接，正南距弓长岭区与汤河镇25公里，东南5公里为太子河上的葠窝水库。从长白山脉流出的太子河经过本溪由东而来，绕过村北，流出村西，最终与浑河一起汇入大辽河出渤海湾。太子河水在冮官屯渐宽渐深地拐了一个弯，形成一个半岛，而村庄正处在这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中。冮官屯后的太子河南岸是七八米高的陡坡，北岸为宽阔的砾石和沙滩。北岸不远处为唐代的白岩州、辽岩州、金石城县遗址，俗称燕州城。据村里老人说，冮官屯原有两条街，因河水逐年南侵，如今只剩了一条，北街的位置大约在今天的河中心。在岸边冲刷过的河崖断层中，有窑址、窑渣堆、灰坑等裸露出来，陡坡上一二百米内散落着厚厚一层瓷片、窑砖和窑具等。
如今，冮官屯古窑址边上的太子河水依然汪洋一片，虽已漫漶到岸边林中，但总是波澜不兴，碧水涟涟。村民说这一段河水不管多大，都不会波涛滚滚，年复一年，总是这样静静地流淌着。村庄离河不远，最近人家的后院墙就垒在南河沿的高坡上。河岸漫坡上散落的古窑瓷片，在阳光下闪着晶亮的光泽。沿河人家那灰白河卵石砌成的院墙、菜园子墙甚至厕所墙上，不规则地夹杂着深褐色的砖石，那是八九百年前冮官古窑的耐火砖，人世间最奢侈的砌墙石。砌在墙上的块块古砖，沙粒斑驳，古色苍然，如同一幅油画上最凝重的一笔，饱含深情地向世人诉说着昔日太子河边桅杆林立，冮官屯里窑火烛天的繁华旧梦。
“冮凉官窑”曾经创造了
近三百年的繁华
“冮官窑”始于辽，盛于辽金之交，废于元初，按这个时间算，至少存在了二、三百年。为什么辽代在这里会有这样一个繁盛的窑业？这主要是当年辽阳历史和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在“冮官窑”繁盛的辽、金时代，也是辽阳历史上最为隆兴和繁华的时期。唐朝末年，契丹族兴起于辽河流域。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他在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首先攻占了辽东地区，并对辽阳城的经营给以极大的重视。据《辽史》记载，辽太祖神册三年(918)，耶律阿保机率军占领辽阳，第二年即下令修筑辽阳城，并迁渤海国民众充实辽阳，将辽阳称为东平郡，设防御使，大大加强了辽阳城的地位。辽太宗天显三年(928)，又将东丹国的都城连同民众一起迁到辽阳，同时称辽阳为南京，作为辽国的陪都。
当时称为南京城的辽阳规模宏大，周三十里，四面八门，设有南北二市，早南市，晚北市，每天南北客商云集，市声鼎沸。辽太宗天显十三年(938)，又将辽阳改称东京，同时还设置辽阳府，统称为东京辽阳府。公元1116年，新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克辽阳，金袭辽制，仍以辽阳为东京，为国之陪都。同时又因金世宗的母亲贞懿皇后李氏出生于辽阳，以及金世宗登基于辽阳，所以辽阳城不仅延续了辽时的繁华，而且更处于一种非常荣耀的地位。这种繁华与荣耀的具体标志，就是我们今天到辽阳见到的全国六大古塔之一的辽阳白塔。
辽阳在辽、金时代的这种独特地位，自然为“冮官窑”的繁荣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或说辽阳的繁华与荣耀更需要具备制瓷条件的冮官屯兴旺繁荣起来。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冮官屯所在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在没有“冮官窑”的时候，太子河还不是现在这个称呼，那时称衍水、大梁水、梁水。太子河的称呼似乎是和“冮官窑”一起诞生的，从诞生那天起，它们的命运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太子河是冮官屯制瓷业的生命线，是它维系了整个冮官屯辽、金时代制瓷业的繁荣，这一点也是历史上著名窑场所必须的条件。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曾到中国瓷都景德镇考察游历，考察过后，他在给奥日神父的信中说：“有两条河从靠近镇边的山岳里流下来，并且汇合在一起，一条较小，而另一条较大，宽阔的水面形成了一里多长的良港。这里水流流速大大减缓了，有时可以看到在这宽阔的水面上，并列着二三排首尾相接的小船，每日都有无数的小船停泊。”他在这里说的那条大河就是景德镇的昌江，后来瓷绘艺人代指瓷都的那条河。从昂特雷科的描述中可以见出，冮官屯的地理地形同景德镇极为相像，尤其是河水。大小河网交错的太子河水系为冮官屯提供了“水土宜陶”的必备条件。因为水是制瓷业最需要的自然资源，有了充沛的水才能安装水车带动水碓粉碎瓷石，才能淘洗瓷土，才能和泥制坯。更重要的是，太子河还是“冮官窑”水上运输的大通道。想当年，以冮官屯为中心，太子河两岸很大范围内尽是遍布的窑场，以至今天冮官屯对岸的村镇名还有“西大窑”、“上缸窑”、“下缸窑”的称呼。那时候，冮官屯不仅有规模宏大的窑场，肯定还会有不小的码头，每天无数船只穿梭往来，各色瓷器，靠太子河道上排列如蚁般的小型船只驳运，转入辽河，出海或是进入关东腹地。从水上说，“冮官窑”具备了辽代其他“四京六窑”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
河水之外，冮官屯地处辽东低山丘陵与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南边紧靠千山山脉，低山丘陵里的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也为窑场提供了大量的窑柴资源。有了取之不尽的山林木柴，才能保证冮官屯的窑火彻夜不熄，毫无疑问，这也是冮官窑得以延续近三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冮凉官屯是当年
中国北方陶瓷集散地
从现存“冮官窑”古遗址上看，当年窑场曾遍布冮官屯一带，太子河两岸方圆数里之地。这就足以证明，当时“冮官窑”的陶瓷产量一定是巨大的。这样，在辽金之交的二、三百年间，“冮官窑”以数量齐全的器型、丰富多彩的釉色、多种多样的窑口、规模巨大的窑场而成为“五京七窑”之一，成为辽、金时期中国南方与北方，关内与关外的瓷业交汇点和北方陶瓷研制、加工、生产、销售的集散地。
“冮官窑”烧成不用匣钵，而是在较大的圆形窑炉中，采用各式大小、厚薄、方圆不同的耐火砖和支、顶、挤、垫工具装烧。这种烧法说明在当时窑业技术和降低成本上已有很大的进步。其产品以白瓷居多，其次是黑瓷和酱釉瓷，也偶有白地黑花瓷、兔毫釉和三彩器。器型多杯、盏、碗、盘、碟、瓶、罐，还有小人、小马、小狗、骑士像和兽首埙、围棋子、油灯、纺轮等。其中最多的是日用大器，大碗尤多。这些瓷器大都胎骨厚重，含有杂质，瓷片断面呈米糠样，瓷化程度不高，或颗粒明显，基本烧结。白瓷色呈灰白或黄白，器表多施化妆土，其上施釉，但多不到底。大多釉色干白，温润不足，有的釉因汁水稀释，釉层极薄，几如素胎。黑瓷釉色较黑，但温润不足，有的釉色略偏红，光亮明显。酱釉呈酱红色，光泽明亮，也有的呈酱黑色，釉面少光泽。由于不用匣钵装烧，瓷胎和釉面受火部分往往挂有薄薄一层红黄油污，胎质部分尤为明显，这是“冮官窑”产品重要特征之一。“冮官窑”中刻花、划花的瓷器较少，白瓷黑花器的数量也不多见。但也有少量堪称精品的瓷作。如颇似定窑的白釉碗、剔粉雕缠枝花白釉碗和颇似建窑的兔毫盏与执壶等，都让人深感“冮官窑”绝不仅仅只生产大众实用器。如窑场里发现的兔毫盏和兔毫执壶，釉色精美，窑变瑰奇。兔毫釉因以铁作呈色剂，生坯挂釉，高温焙烧时部分未熔化的铁分离出来，密集结晶，于是在黑色釉上呈现出兔毛一样的金色丝纹。“冮官窑”中的这类产品，说明辽金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在文化和器物使用上，自然也学南人样，品茶用起兔毫盏，将遥远的福建建窑工艺引入到了“冮官窑”中。另如小玩具中的兽首埙，做工生动可爱，多为酱色半釉。三孔，此物时人称为“三孔笛”，为游牧民族少年手中能吹响的玩具。“冮官窑”中的围棋子，多为无釉素胎，低温烧制。这种围棋子，与辽宁及其他地区辽墓出土文物和墓室绘画相吻合，说明辽时中国北方地区的“籍草围棋”并非传说，围棋的普及在当时已达到很高的程度。
从冮官窑瓷作的写实造型和装饰艺术所透露出的辽代北方特别是辽海地区的艺术融合与审美取向看，其作品不仅有着浓郁的契丹族传统文化和草原生活气息，而且也有着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影响，如器型的粗犷豪放与均衡对称，风格的挺拔刚健与小巧生动，纹饰的泼辣酣畅与稚拙朴素，都折射出了辽海地区民族融合与文化渗透的品格和气质，体现出了“冮官窑”古瓷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独特的美学特征。“冮官窑”的繁华时代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八九百年，元、明、清都成了过程，一个空白的过程。我最为之叹惜的是当年的制瓷者没有留下任何姓名，更没有一丝一点的文字记载，只因为他们仅仅是民间工匠吗？据史料记载，辽攻占燕云十六州后，将定窑、磁州窑和山西大同浑源窑的大批窑工掠入辽境，为其生产日用陶瓷品。这其中，会有很多关内甚至南方的陶瓷工匠来到冮官屯，所以冮官窑的瓷器在造型、制瓷技艺和形制上才会出现兔毫釉和明显的定窑、磁州窑特征。这些来自外乡的陶瓷艺人，他们所从事的都是地位低下的工匠之事，其艰辛的劳作自古以来就被列入“天下三苦事”之中：打柴、烧窑、磨豆腐。他们所创造的下层文化和艺术，从来都是受到忽视或者根本得不到承认。他们虽然为冮官窑的繁华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甚至生命，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他们的业绩连同他们创造的文化被湮灭的命运。就是他们同时代所创造的瓷器，也只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才浮出尘埃，这还多亏了一位叫“金毓黻”的学者，冮官屯人的乡亲，是他才使冮官窑和它同时代的窑工们所制造的产品有了一个名称——辽瓷。
冮官屯烧窑制瓷工匠们的姓名虽然没有像他们创作的作品一样出土面世；为他们作品冠上时代之名的史学大师也遗憾地没有一睹冮官屯的地下宝藏，但这些都掩藏不住太子河边的工匠们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托起了一段灿烂辉煌的历史，一段留给我们后人追寻与赞叹的繁华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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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前后两期，民国时的平定紫砂都体现出一贯的风格。一、素。平定陶器只有红、白两色，有别于宜兴紫砂的多彩缤纷。红泥南北都有，可是在平定工匠手中，被锻炼得油润发紫，宝光可鉴。白泥为南省少见，更成为平定陶器抗衡同列、取得优胜的利器。红白映衬，相得益彰。以白泥壶泡祁门红茶，以红泥瓯啜西湖龙井，个中风味恐怕正是平定陶器独步当时的秘密。平定陶器的造型，多为传统所有，少见当时流行的新奇样式，不过这并不妨碍它的艺术价值。最简单的造型，却最能反映匠人的功力，圆器婉转流畅，方器挺拔劲朗，很好地体现了匠人的造型能力。平定陶器的装饰也崇尚绘事后素的审美观，抟泥塑形，略施刀工，绝少堆贴巧染的作风，却将泥土的本色发挥到淋漓尽致。二、雅。在改良的初期阶段，平民工厂就延聘名师，将宜兴紫砂的优良经验，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赋予到平定陶器中来，从而奠定了平定陶器良好的审美基础。无论器物大小，都有适合的装饰方法，所选装饰题材，很能与器物的功用相契合。小者如红泥瓶，瓶身娟秀小巧，红润可爱，饰以几只风竹，更觉清雅。大者如博古人物瓶，通体满饰图案，繁而不俗，诗画相配，可堪雅玩。受当时好古风气的熏染，平定陶器喜欢用金石古文装点器物，以增加对文人士绅的吸引力。民国年间，平定紫砂曾在陶瓷界占有一席之地，堪与宜兴紫砂媲美。然而考之文献，对当时平定陶业的记载十分有限，仅有平民工厂的一点消息；证之实物，流传下来的器物也难得一见，因此很难窥探到平定陶器全貌。诸多问题，如陶业衰落的时间和原因，制陶公司的性质和规模，制陶工匠的身份和籍贯，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别样的生命力——昙花一现的晚清瓷器
晚清宫廷瓷器一般指嘉厌、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的官宝瓷器而言，在中国陶瓷史上这时期的瓷器一般很少有人提及，因为无论从瓷器造型、颜色、纹饰、品种、数量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都不能与前朝鼎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瓷器相比，它是一个衰落时期。
▲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
但对于清王朝最后的统治者来讲，着实心酸，虽然他们曾经努力过，但清王朝的下坡路已成定势，无力回天。且看瓷器振兴与清末皇帝的复兴梦有什么关系？
先看清代官窑制度，随着最后一位清帝宣统皇帝的退位，一并退出历史舞台。转眼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日本人就是不消停，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第二年即改行“帝制”，让溥仪又登基，听好了，这次是做愧儡皇帝，还改年号“康德”。
▲清宣统粉彩福寿赏瓶
早在溥仪上次仅做三年皇帝期间，景德镇御窑场就已彻底停业。但前朝留下的大量精美瓷器，足以供他享用了。由于在位时间很短，加之溥仪对于传统中国瓷器兴趣不大，宣统时期的皇帝用瓷，基本沿袭前朝，即便是一类题写“宣统年制”的器物，实际上也与溥仪的宣统王朝并无多大关系，而是由光绪晚期各地成立的瓷业公司所为。
一件底书“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制”的瓷器，是由一所官商合办的新式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所制。光绪晚期，由湖南人熊希龄在湖南醴陵所创办，以生产醴陵五彩瓷器名扬天下。
▲清醴陵釉下五彩花卉纹折肩瓶
醴陵釉下五彩艺术表现力很强，画风、画意、画境更似写意山水画妙不可言，以致其声望，甚至超过当时的景德镇，因而在历史上，它也曾被誉为“中国的第二瓷都”。
▲湖南省博物馆之馆藏珍品-清宣统釉下五彩瓷
好吧，真正属于再次称帝的溥仪皇帝的御用瓷在哪里？由景德镇瓷业公司生产的，民国时期的一类书有“康德年制”款的瓷器，才是人家的御用瓷。
▲清宣统醴陵釉下五彩
景德镇瓷业公司就是后来的江西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成立于宣统二(1910年)，它的前身，其实是明清御窑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底书“康德二年”“康德三年”，“康德四年”款的多件瓷器。
▲康德四年红彩高足杯
为何年号改为“康德”？其实，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号取“康德”，意在纪念，也寄托了溥仪光复大清王朝的心愿。但是仅仅11年，随着日本投降，溥仪皇帝的光复之梦破灭了，哀哉！
▲清宣统年制粉彩花卉玉壶春瓶
不过，由于有着深厚的工艺基础与精良用科，由江西瓷业公司烧造的这些瓷器，都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以秀美的器型，细腻的胎质，精美的彩绘，代表了当时较高的制瓷水平。
比起溥仪昙花一现的帝王光复梦，堪称民国官窑的康德款瓷器的振兴之路，却表现出别样的生命力，它不仅传承了中国陶瓷艺术的血脉，还在民国瓷绘界，留下了精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