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王琦 字碧珍，别号陶迷道人。生于1886年，卒于1933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为推动景德镇的陶瓷美术研究，王琦与陶瓷美术界的吴霭生、汪野亭等人一起，于民国初年创办“瓷业美术研究社”发展会员300余人。研究社规定每个会员要向本社呈交美术作品l件，以供研究。1926年，北洋军阀部队路经景德镇时，将研究社洗劫—空，至此，美研社被迫解散。此后他又与王大凡等创办了《景德镇工艺日报》，为活跃景德镇陶瓷美术界的术讨论起了重要作用。1928年，王琦与陶瓷美术界的7位画师结成“月圆会”，每月十五集会一次，各人携带新作，互相切磋。因“月圆会”成员共8人。故镇民称其为“珠山八友”。王琦最擅长绘画人像。在技法上，他大胆运用粉彩颜料绘画人物脸部，使作品呈现出清新柔和的美感。他的这种画法，在那时可算是—大突破，—大创新。他为人正直，敢于反映现实，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如“唤起抗日”、“禁止鸦片”等作品，在当时曾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由于王琦的技艺精湛，画风新颖，故倍受人们的崇敬和爱戴。1910年，浮梁县知事陈安曾题匾额一块赠与王琦，匾额中书“神乎技矣”四字。
潘陶宇 字鼎钧，又名古欢，号詹湖外史。江西波阳县人。生于1887年，卒于1926年。清末民初的绘瓷名家。1911年后，出任江西省甲种工业窑业学校图画教师，珠山八友中的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均出自其门下。潘氏在执教之余，常绘瓷器。出自他手下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花卉，均甚精细，笔法清新秀丽。1923年，军阀曹银曾出重金聘潘为其彩绘陶瓷文具。
汪野亭 别号传芳居士，江西乐平人。生于1888年，卒于1942年。民国时期的画瓷名家，“珠山八友”成员之一。青年时代，他 入江西陶业学校学习绘画。最初学画花鸟，后改学画山水。25岁来到景德镇从事陶瓷美术工作。他在艺术领域里勇于创新，巧妙地将国画技法运用陶瓷装饰上，一改过去比较生硬呆板的装饰形式，使画面色调更加明朗清新，生动自然。他早期所作的山水画，构图新颖，层次丰富，笔法工细，色彩浓艳。中年以后，所画山水，运笔活泼奔放，色彩清淡素美，画面秀丽高雅。他的力作之一 ——l尺8寸粉彩墨彩瓷板画，曾在巴拿马国际赛会上参展，并荣获金质奖章。
田鹤仙 原名田青，别号荒园老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他从小喜爱作画，青年时代来景德镇，初时在江西省瓷业公司夜校任教，后来专职从事陶瓷美术工作。民国初加入“月 圆会”，为“珠山八友”成员之一。田鹤仙作画运笔活泼潇洒，线条苍劲挺拔，用色淡雅脱俗，构图新颖别致。所画山水，别具一格；所画梅花，独具风韵。陶瓷画家王大凡曾作诗赞颂其作，诗曰：“山水清晕成一格，梅花作出更无双”。
程意亭 字甫，号泪山山民，江西乐平县人。生于1897年，卒于1948年。近代著名陶瓷画家。程意亭自幼喜爱绘画，青年时入江西陶业学校学画国画。毕业后先到九江绘画陶瓷，后来景德镇从事陶瓷美术工作，潜心攻习花鸟。他作画构图独特，运笔传神，既注意实，又善于夸张，画面清新俏丽，活泼洒脱。民国初，他与几位名家一道加入“月圆会”，为“珠山八友”成员之一。
杜重远 吉林省怀德县(现公主岭市)人，生于1898年，卒于1943年，民国时期的陶瓷工业改革家。杜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陶瓷专业。学成回国后，即在沈阳开办隆兴瓷业公司，致力拓兴中国之瓷业。1934年初，应当时的江西省政府邀请，杜先生曾来景德镇对瓷业生产状况作了一次较详细的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景德镇瓷业调查记》和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许多有益于振兴瓷业的见解：一是他主张景德镇这个瓷业中心必须保住，决不可易地。当时，洋瓷倾销，景瓷滞销，景德镇原有百余座瓷窑，绝大多数被迫倒闭。面对这种情况，省城有人主张将瓷业中心从景德镇迁往九江，也有人主张迁往波阳。杜先生通过实地调查后，否定了上述种种主张。他指出：景德镇为我国第一产瓷名区，其境况隆替，非特系乎民生之荣枯，抑且关于文化之兴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景德镇瓷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之放任所致也”。他疾呼“实业当局，各方领袖，急起设法，速谋补救，勿使此千年国粹而淹没沉沦”。经过反复交涉，国民党当局才接受了杜先生的呼吁，决定继续保留景德镇这一瓷业中心，从而避免了瓷业中心的转移。二是他认为要振兴景德镇之瓷业，必须改革烧窑之方法，坚决取缔“禁春窑”。当时镇内各窑户每年春节后连续两个月不烧窑，杜先生提出要坚决破除这一陈规陋习，春节后当抓紧点火烧窑，以充分利用时间， 增加瓷器产量。三是他提出要取缔宾主固定制， 规定制瓷行业可以货随客便。四是他主张筹建原料精制工厂，统一原料配方。五是他提出要创办模范窑厂、瓷厂。六是他主张筹建陶瓷工业研究所，加强陶瓷工业研究。七是他提出要改变烧瓷燃料结构，将烧柴改为烧煤。八是他主张兴建陶瓷陈列馆。九是他对扩大瓷器销路提出了一整套办法。十是他主张建立陶政管理专业机构，加强陶瓷工业管理。在杜先生的提议下，景德镇于1934年12月成立了陶业管理局，并委任杜重远担任管理局局长。杜重远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发展景德镇瓷业生产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汪大沧 号一粟，别号桃源老农，安徽省黟县人，生于1901年，卒于1952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汪氏擅长以秃笔绘画粉彩山水，用笔简练沉着。四十年代，汪氏的作品在景德镇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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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十一）
厂房设备依然简陋。这—时期瓷业的生产条件几乎没有什么改善，厂房、设备均与清代大体相同，十分简陋。
制造陶瓷仍沿旧法。从原料开采、制匣、制坯、釉下装饰、烧瓷到彩瓷、烤花、包装均基本沿用清代之旧法，仅有极少一部分工艺在清代的基础上有所改进。
旧社会，瓷业工人的生活十分困苦。下面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几个方面来谈谈昔日瓷业工人之生活状况。
解放前，瓷业工人穿的普遍是用家机白土布(农村自纺自织的—种粗劣棉布)缝制的衣服。春、秋两季，多数工人是两件单褂重起来穿，再冷点就另加穿一件土布背搭(棉背心)。冬季上身穿的是破棉袄，腰问缚上—条带子，下身穿两条单裤。过春节时才穿上一件长棉袄，多数老工人 穿的棉袄还是结婚时缝制的。青少年徒工穿的棉袄多是用父母的旧衣改制而成，有的甚至是祖父穿了父亲穿，父亲穿了儿子穿，哥哥穿了弟弟穿，棉袄上面补钉加补钉。过去，瓷业工人中流传着一首十二月歌，歌云：正月机房教子，二月张生起程，三月山伯访友，四月四九问路，五月群英集会，六月夜晃白袍，七月徐庶荐葛，八月画眉跳巢，九月夜打登洲，十月五瞎子算命，冬月魁星点斗，腊月海螺丝打瓜精。其中“六月夜晃白袍”一句，说的是每年六月，天气炎热，工人下班后才穿一件竹布褂子上街晃一晃。一般每个工人只有件把竹布褂子，头夜穿了次日洗，衣服干了夜晚再穿。那么白天呢？那时候天热工人一般是上身打赤膊，下身穿短裤。不是工人不愿穿着上衣 干活，而是所赚的工钱连老婆孩子都供不起，哪还有钱缝制那么多的衣服呢？雨天，多数工人没有胶鞋穿，天气暖和时一般是打赤脚行走，天气寒冷时便穿一双“干湿鞋”(一种用布做成的鞋，鞋底上钉了很多铁钉，鞋面上涂了很多层桐油)。
过去，瓷业工人吃的通常为“粳颈红”，那是一种很糙的米，不仅米糙，而且经常吃发霉变质的米。那年月，平日工人是没有—片肉见面的，每隔10天 才有一次肉吃，每次每人4两(16两制)。
解放前，瓷业工人的家属多数在农村，单身职工多住在作坊楼上，用两条木凳一搁，凳上摆放一些托坯料板，这便是床。多数工人没有垫被，夏、秋是—床棉被—边垫—边盖。到了隆冬，老板才赐—点稻草垫床。那时候， 坯厂环境卫生极差，蚊子、臭虫、跳蚤特多，多数工人又无蚊帐，工人发病的很多，每当传染病曼延时，有的工人便因得不到治疗而死去。
昔时，单身职工每年春节前后都要返乡一次：可那时路生很不安全，波阳地界的金盘岭碧山、梨树下、盐山等地均属强盗土匪出没之地，如若返乡时遇上土匪，不仅—年辛辛苦苦的积蓄要被抢劫一空，甚至有被打伤、打死的可能。
民国时，瓷业中的女工较少，只有针匙、灰可器、画瓷几个行业中有女工。那时女工生小孩，不但停发工资，而且连饭也不能多吃老板一天的。如若你想保住工作，须自己设法请教做(临时工)代班。女工们为了生活，一般产后仅休息十天半月就上位下活。
旧社会，瓷业工，人—日不工，—日 不食。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得常年上位干活。—些无儿无女的工人，年纪—老就只有沿街讨饭，甚至冻死街头。
早年，工人得了病，—般都无钱医治， 常常是带病干活，身体越拖越垮，最后卧床不起，被病魔夺去生命。据老工人讲，解放前镇内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本镇绣球弄有个姓周的圆器业主，他厂里的一个姓吴的打杂工人—天晚上突然“死”去，业主当即吩咐工人连夜将他抬往山上去埋，抬至河边时，骤 降大雨，抬“尸”的人为避大雨，遂将“死尸”搁于河边，打算天亮后再抬走掩埋，大家便回去睡觉了。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有人叫门，仔细听去，竟是那位被搁于河边的“死鬼”的声音，众人听了，都以为是鬼来了，谁都不敢去开门，一个个蒙着头睡觉。次日清晨，伙佬上班弄饭时发现这个“鬼”竟端坐在厂门口，他大吃一惊，掉头就跑。可那“鬼”却大声地呼喊着：“不要怕，我没有死! 我是劳累过度而昏死过去，被大雨淋醒了才跑回来的! 这个姓吴的打杂工，说完后泣不成声。当年象这种活人被当成死人埋的事时有发生。走访中，老工人还同我讲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镇上有个名叫段道寿的画坯老工人，由于年迈体弱，无人雇他干活。他有个儿子名叫段银生，当时在一个姓陈的厂家画坯。银生赚得的工资，勉强可以维持他和父母的生活。可是后来银生患了痢疾，接连一个多月都未上班，老板便把他辞退了。为了给年迈的父母寻找吃的，他带病沿街讨饭，结果病情一天天 恶化，最后病死在破庙里。段道寿夫妇失去了儿子，生活无有依靠，没过多久，竟在一个夜晚双双同时死去。究竟是病死、饿死还是自尽，人们不得而知。
解放前，制瓷业和烧瓷业内部有这样一个行规：若工人死在厂里，棺材便由老板出钱购置，并要负责埋葬。因此老板都生怕工人死在厂里，若是某工人接连病—了几天不能起床，老板就要亲自找这个工人谈话，很“关心”地劝某工人快快离开镇上，到乡下去换换运脚。表面上是“体贴”某工人，实际上是叫你快快离，免得死在他的厂里。一般工人也都清楚，既然老板下了驱逐令，也就只好离厂了。可是，一些平日毫无积蓄的穷工人，病了哪能长途行路? 雇人用土车推又怎能付得起钱? 没法，只得白天讨饭糊口，晚上露宿街头，一旦病情恶化，只有死在街头。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二）
烧瓷窑场日益增多。蒋祈在《陶记》中写道：“景德镇陶，昔(注：指宋代)三百余座”。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对景德镇的古代窑址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查明在湖田、杨梅亭、三宝篷、南山下、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月光山、白虎湾、柳家湾、牛屎岭、枫源、李家坞、宁村、半路港、寺前、盈田、汪村、枫湾、山坞里、凤凰嘴、周路口、落马桥、赛宝坦、现新村东路、现轻工业部陶研所、现陶瓷学院、董家坞等30多处均有宋代的窑址，可见其间景德镇的瓷业已相当兴旺。
器型品种逐渐增加。宋代，器型品种已发展到鼓腹碗、葵口碗、葵口折腰盅、葵口碟、圆口碟、花口瓜棱小碟、葵口卧足小碟、茶盏托杯、喇叭口瓜棱执壶、洁口瓜棱执壶、酒壶、葫芦执壶、子母盒、盖钵、折肩钵、盖罐、盖缸、三足香炉、镂空香熏、谷仓、盏托、灶、碾、碓、象棋子、骰子、荷叶口瓜棱形瓶、梅瓶、直口弦纹梅瓶、葫芦瓶等数百种。
陶瓷装饰颇为讲究。其一，创出了影青釉刻花瓷。影青釉，釉色白里泛青，透过釉层，可窥见刻在釉下瓷胎上的各种花纹，清淡秀丽，古朴典雅。当年刻于影青瓷上的花纹多为牡丹、莲花、鸭纹之类。工匠所刻的牡丹，“或茎蔓缠绕，花叶连绵；或两枝相交，花朵环抱；或一枝独放，姿容娇 娆；或双花对开，婀娜俊俏”。工匠在刻莲花时，常先用铁刀在坯体上刻出花叶轮廓(其刀痕较宽且较深)，再用蔑刀在坯体上刻出花脉叶筋(其刀痕较窄且较浅)，使莲花颇富立体感。工匠所刻的鸭纹，多为池塘游鸭，其中又以月夜游鸭纹最为生动，“但见皓月明空，微波荡漾，芦苇轻摇，双鸭并列仰首缓游，极富诗意”。其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仿汝窑之造法，烧出了天青、蟹青、豆青、茶叶末等色釉瓷器；仿官窑之造法，烧出了月白、大绿等色釉瓷器；仿哥窑之造法，烧出了百圾碎釉瓷器；仿钧窑之造法，烧出了朱砂红、海棠红、梅子青、玫瑰紫、天蓝、姻脂红、火里红、窑变等色釉瓷器。其三，创出了大批造型各异的影青釉瓷雕。这些瓷雕中，既有供供奉的观音，也有供陪葬的男女侍从 俑、守护武士俑、舞乐俑等瓷俑及十二生肖；既有供玩赏的小动物、骑马人，也有供枕头用的孩儿睡莲枕、狮子戏球枕，等等。
瓷业分工更为细致。宋时的制瓷行业已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分工细致的手工业。瓷石、匣钵及模具原料的开采，泥墩、釉墩和釉灰的生产，匣钵、模具的制造，也已从制瓷业中离析出来，成为服务于制瓷业的独立行业。同时，在各种瓷业作坊内，也已有了较细的分工。
装烧工艺有新进步。宋早期，装烧工艺已进化为“仰烧”，其装烧情况大致为：把一个用粘土加粗料制成的垫饼放入已烧成的匣钵内——用双手托起碗坯(碗口与匣壁之间的空隙约为3．6厘米)装入匣钵，把碗的圈足套在垫饼上——把装有碗坯的匣钵逐件套装送进窑室焙烧。这种仰烧法，与五代时的支钉叠烧法相比，有如下优点：(一)使用匣钵装坯，制品在焙烧过程中受热均匀，釉面不易被烧窑时的尘渣污染，使瓷器的废品率比五代时大大降低。(二)使用匣钵，可以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竖向空间堆叠制品，使窑室的装载量比五代明显增大，焙烧瓷器的费用比五代有所降低。(三)为了不使在高温下收缩的制品与不收缩的匣钵直接接触，陶工们使用了小于制品圈足的泥饼作支垫物，使烧成的器物釉面比较完整，碗盘的外观质量比五代的大为提高。宋中期，装烧工艺继 续进化，出现一种“垫钵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用瓷泥作好内壁分作数级的盘或钵状物、一一为避免碗口与垫阶粘结，在钵盘状的垫阶上撒上薄薄一层耐火的针状粉末(注：经陶瓷科研部门测运确定这类粉末就是谷壳灰。这种耐火材料，一直沿用至今)——先把一件口径较小的芒口碟扣在钵(盘)状物的最下一级上，再依次扣置直径由小而大的碗坯——把一个泥质的垫圈放在平底匣中把扣好了碗坯的钵(盘)状物放在垫圈上即可堆叠装窑。这种“垫钵覆烧法”的优点是所烧制品比仰烧制品的变形率有所减少，缺点是其垫钵只能装烧由小而大、规格不一的产品。 宋后期，陶工们又发明了一种“支圈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大而厚的泥饼为底——把一个用瓷泥作成的断面呈“『”形的圈圈放在泥饼上——在圈圈的垫阶上撤上一薄层谷壳灰——把碗坯的芒口放在垫阶上，将32个左右的碗与圈，一圈一碗地依次覆盖，把圈心下凹的泥饼翻转过来覆盖在最后一个圈上，即组成一个上下直径一致的外观上的圆柱体——用稀薄的耐火泥浆涂抹外壁，用以连接垫圈、封闭空隙，再压装窑。这种“支圈覆烧法”的优点有五：一是，不须依赖匣钵就能装烧同一规格的产品；二是，比匣钵仰烧法增加装烧密度(竖向)4倍以上；三是，能减少产品变形；四是，能节约焙烧燃料；五是，能节省耐火材料。这种装烧方法虽然在宋代曾风行一时，但是由于它会致碗、盘造成芒口，故在当时未能完全取代仰烧法。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八）
瓷业规模日益扩大。清人沈怀清云：清前半期，景德镇“事陶之人动以数万计”。曾在景德镇住过7年的法国传教士殷宏绪1712年给法国教会写信说，清前半期，“景德镇拥有—万人千户，人家……从各处袅袅上升的火焰和烟气，构成了景德镇幅员辽阔的轮廓。到了夜晚，它好象是被火焰包围着的—座巨城，也象一座有着许多烟囱的大火炉”。唐英在《陶冶图说》中也写道，清雍正至 乾隆初，景德镇“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籍此食者甚众”。这些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也说明清前半期的景德镇已是一个繁荣的瓷都。顺治十一年，开始在明代御厂的旧址建厂造瓷，规模较大。《景德镇陶录》说，当年的御窑厂“厂跨珠山，周围约三里许。中为大堂，堂后为轩为寝，寝北有小阜即珠山所由名，旧建亭其上。堂两旁为东西序；又南延南各有门，又东为官署，为东西大库房。为仪门，为鼓亭。为督工亭。为狱房，今废。为陶务作廿有三：曰大器作、曰小器作，曰仿古作，曰雕镶作，曰印作，曰画作，曰创新作……曰写字作，曰色彩作：曰漆作，曰匣作，曰染作，曰泥水作，曰大木作，曰小木作，曰船作，曰铁作，曰竹作，曰索作，曰桶作，曰东碓作，曰西碓作。为窑式六：曰青窑，曰龙缸窑，曰风火窑，曰色窑(烧炼颜色者)…井二，柴房二，窑役歇房二。厂内神 祠三：曰佑陶灵祠，曰其武殿，曰关帝庙。厂外神祠一，曰师主庙”。由此可见，当年御窑厂的规模是相当壮观的。
制瓷工艺跃上历史高峰。其主要标志为：
——烧瓷的温度一般达到1300℃以上，不仅高于明代，而且达到现代硬质瓷的烧成温度。
——瓷胎致密、坚硬。
—一制作技术甚为熟练。
——产品器型规整。
——瓷器的外观质量和物理性能较明代有明显提高。
——烧瓷窑炉更为先进。明末，景德镇已出现了蛋形窑的雏形，演变至清雍正时，这种蛋形窑无论是窑体及内部结构还是烧成制度都更为成熟，并逐步规范化而被固定下来，成为正式的蛋形窑。除蛋形窑外，清初时还另有用作焙烧龙缸的龙缸窑、用作焙烧颜色釉瓷器的色窑等多种专用窑炉。
——康熙时的青花装饰更趋成熟。其时产的青花瓷，纹样除保持原有各种装饰形式外，并广泛地从板画插图、木雕、中国画中吸取艺术营养，使青花装饰更具民间装饰风采。康熙青花的装饰方法多样，除有双勾分水外，还有月影、白梅、洒蓝开光、兰地白花、刻花堆青釉加描青花等。康熙的青花色泽娇翠欲滴，沉着幽雅，莹澈明亮，成为我国青花瓷中的又一奇葩。
——康熙年间创出了独具一格的五彩装饰。此间的五彩，更多地吸取了版画插图、民间木板年画、木雕的养分，以黑料为主，兼用矾红勾线，线条洁练，刚中有柔。色彩明净莹澈，大红大绿，古色古香，也常点缀金色，增添了典雅、华贵之气。
——康熙时期创出了名贵的珐琅彩。珐琅彩瓷器是用画铜胎珐琅的彩料在瓷胎上描绘花纹经低温烤烧而成的—种瓷器。珐琅彩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曾成为一种极名贵的 宫廷御器。
——康熙中期创出了粉彩装饰。这种装饰是在珐琅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1650年由荷兰人所发明，1682部(康熙二十年)传 入景德镇的。雍正六年二月，“珐琅作”自制珐琅料—举成功，从而促进了珐琅彩与粉彩的发展。雍正时的粉彩比康熙的更胜—筹，构图文雅隽秀，花鸟俏丽雅逸，山水朴素清逸。
——雍正时创出了墨彩装饰，成为景德镇特有的—种传统釉上装饰。
——乾隆时创出了古铜彩装饰。采用此法装饰的瓷器，外表酷似古铜器。
——乾隆年间的玲珑瓷水平极高。乾隆御窑厂生产的素玲珑瓷，青翠透明，釉面平整，属罕见珍品。
——康、雍、乾期间，先后创出了一批高、低温颜色釉。康熙时创出了美人醉、郎红、胭脂红、珊瑚红、天青、冬青、洒兰(雪花釉)、乌金釉、葡萄紫等。雍正时创出了茶叶末、炉钧花釉、粉青、钧红、火焰红、火焰青、秋葵纱(松石绿)、蜜腊黄。乾隆时创出了铁钢金丝纹片釉、古铜色釉、木纹釉、仿哥、仿汝、仿官等。
——乾隆前期制瓷工艺水平大为提高。这时，工匠们开始用瓷土制造胡桃、莲子、茨菇、长生果、枣、石榴、凤菱、蟹、海螺等各种象生瓷，制作非常精巧，形象十分逼真，达到了鬼斧神工的境界。这时制作的镂空套瓶也相当精致，瓶的颈部可以转动。
陶瓷市场逐步拓展。史书称清代早、中期内销情形为“利通十数省，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于斯”。这一时期，主要是靠瓷商来镇采办，然后运到各地去销。瓷商中有批发商，也有水客行商。这些商客，有的在镇设立瓷庄长期坐地采购，有的住进瓷行陆续采购，有的则短期采买长途贩运。清早期，因战乱频繁，景瓷的外销曾一度受到影响，康熙时开始兴盛，乾隆时最盛。《江西通志稿》载，清前半期，每年(笔者按：可能不是平均每年)瓷器的出口量达50万担以上。其时的瓷器主要销往美洲、非洲、澳洲、欧洲、东南亚各国。据传，清康熙时，福建有位瓷商，一次贩运景德镇瓷器去海外，船行至途中，突遇狂风巨浪，眼看要遭灭顶之灾。绝望之中，瓷商大呼天后保佑，商船果然转危为安。重抵景德镇后，瓷商为报天后救命之恩，遂以全部资财在镇为天后建宫。天后宫占地面积1700多平方米。正殿气魄宏伟，图案花卉雕于梁柱和四壁。过去每年旧历三月三日和九九重阳，在景德镇的福建客商，均要聚集一堂，连续三日祭祀天后。其时宫内香烟缭绕，鼓声乐声不绝于耳。当年盛况，可反映出 瓷商在景德镇活动之一斑。
技术交流比较活跃。例如：清雍正时，景德镇御窑厂为了仿造河南禹县古代钧窑名品，督陶官唐英曾派人专程到河南禹县学习1年， 回镇后，不但很快造出了类似钧窑产的名贵色釉品种，而且还创出了窑变花釉、钧红釉等新品种。雍正八、九年间，最德镇御窑通过引进国内各名窑及东洋、西洋的制瓷技术，共仿制和创出名品57种。清雍正时，景德镇御窑厂在学习、借鉴欧洲玻璃制品造型的基础上，创出了广口花瓶、带柄茶杯等造型的瓷器。清代，景德镇按照欧洲画家们设计的各类造型、图案，造出了大批适应欧洲市场的出口瓷器。清时，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批外国艺术家先后来到中国，成为清代宫廷画家，这些画家的立体素描技法和西洋透视法也陆续被景德镇吸收、运用到陶瓷装饰中。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汉名殷宏绪)受法国教会派遣来到中国景德镇。在镇期间，他对景德镇陶瓷生产情况作了认真细致的调查，逐步弄清了景德镇制瓷的许多秘密。他于康熙五十—年(1712年)9月1日致信给法国耶 稣教会，信中将景德镇及景德镇制瓷的有关情况表述得颇为详尽。后来，这封信被以“中国陶瓷见闻录”为题公开发表在《耶稣会传教士写作的珍贵书简集》第12期上，这期《简集》发行到世界有关国家后，一时震动了整个欧洲，使欧洲人士第—次读到了介绍景德镇及景德镇制瓷技法的第—手资料。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昂特雷科莱升调北京。此后，他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底再度来到景德镇，对当地的瓷业生产情况作了为时1个多月的考察。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写出了—篇“中国陶瓷见闻录补遗”，文中对景德镇制瓷技法作了更为具体的介绍。此文后被刊登于《耶酥会传教 士写作的珍贵书简集》第16期上。昂特留科莱在《简集》上发表的上述两篇文章，对促进当时法国、英国、意大利、丹麦、奥地利、俄国、西班牙、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分利、罗马尼亚、美国、巴西等国硬质瓷的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十）
清后半期，景德镇瓷业很不景气，劳资之间的矛盾也臼益尖锐。据传；清嘉庆之前，景德镇的包装工人平常吃的是白米饭，而且每月初一、十五每人还可吃上1斤猪肉。可是到了嘉庆年问，老板们将白米饭改成了糙米饭，每月2次的猪肉也取消了。为了给工人大众争福利，包装工人郑木子带领全镇包装工人举行了全行业的罢工。老板们告到县衙，县衡立即把郑木子等十几位为首的工人抓了起来。但工人们并米因此屈服，而是继续罢工。最后终因无人包装，瓷器无法运出，老板们不得不答应与工人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结果，老板们接受了工人提出的以下条件：(一)由老板们与县衙交涉，立即释放郑木子等十几位工人；(二)恢复吃白米饭和每半月吃l 斤猪肉的惯例，并由饶州、南昌、抚州、微州四府籍的包装工人派出代表监督老板仍执行，倘有人违犯。须“罚戏”三夜。上述两条兑现后，全市包装工人侵全部复了工。可是，没过多久老板们又推翻原先承诺的几条。他们的卑劣行径，更加激起了工人的义愤，于是全市包装工人又一次举行了全行业的罢工。老板们再次串通县衡，复将郑木子等为首的工人抓了起来。知县在衙堂上摆起了两大盆火，—盆火上煨烧着1双铁靴，另一盆火上烃烧着l顶铁帽。知县穷凶极忍地对郑木子说，现农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条是若要答应尔等的条件，你必须穿上铁靴，戴上铁帽；—条是无条件地复工，本县马上放人。何去何从。由你挑选。郑木子毫不犹豫，大声回道：“为了大众，我选头—条！说完，他毫无惧色地穿起了滚烫的铁靴，城上了滚烫的铁帽。这位年仅30多岁的英雄，当场就壮烈牺牲了。当工人们用船将木子的遗骸运回他原籍安葬时，全镇居民都纷纷赶到河边送葬，”每人投下一枚铜币作安葬费用，—时竟装满—船舱。全镇包装工人为了悼念这位英雄，每人身上都系赵了—条白围裙。此活，这—穿着，代代相传，直至五十年代末期。
史载，清咸丰三年至十年，太平军先后六次来恩德镇，来得最多的一次是咸丰七年的十月，有数万太平环驻镇。太平军每次抵镇，都为民众大办好事，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情厚谊。太平军离去后，每年的中秋佳节，镇民们都要用渣饼(一种瓷质垫饼)友各处砌起一座座“太平窑”通宵达旦燃烧，以此来表达对太平本的无限思念。这一习俗，—直沿至建国后。1990年l0月，举办“首届中国瓷都——景德镇国际陶瓷节”时，全市共燃烧了22座“太平窑”。
在景德镇，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清代，镇上的—些瓷业资本家对工人非常苛刻，工人一连几个月都吃不上一餐猪肉。瓷工蒋知四为了给工人群众争福利，领着工人罢工，要求资本家改善伙食。资本家便暗中买通官府，将知四捉人衙门，威逼利诱，要知四通知工人复工。知四坚贞不屈，终被官府杀害。知四之死，更加激起瓷工的愤怒，群起抗争，最后终于获胜，资本家答应每月给每个工人吃三餐肉，每l0天一餐，每次4两(为今2．5两)。瓷工们为了纪念知四，便把这次争来的福利定名为“知四肉”。每次食用之前，均须先将烧好的冈块放于晒架上，烧香礼拜，祭祀“知四”。祭祀完毕，方可食之。
清后半期，虽然景德镇的瓷业日见萧条，但在瓷坛上却仍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下面提到的，仅为他们中的几位代表。
朱琰 字桐川，别号签宁，海盐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先任直隶富平知县，后任江西巡抚幕僚。朱氏在江西任职时，对制瓷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出了我国的第一部陶瓷史一《陶说》。全书分说今、说古、说明、说器上、说器中、说器下六卷。该书对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朱琰除著有《陶说》外，还著有《金华诗录》、《明人诗钞》、《词林合壁》等等。
寂园，清代人。著有《陶雅》—书，该书对陶瓷的起源，古代瓷器的胎质、釉色、装饰以及陶瓷销售情况均作了记述，特别是对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窑所产器物的记述更为详细。这部书对研究中国制瓷历史，特别是研究清代制瓷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国治 安微省祁门县人，清道光、咸丰问的雕瓷名匠。陈氏善在瓷板、文具等半成品上雕以龙、马，并在画面上施以各种色釉，烧成后极是好看。《说瓷》一书云，清道光至光绪期间，“雕瓷之巧者，有陈国治、王炳荣诸人，作品精细中饶有画意。”
王炳荣 清同治、光绪间的雕瓷名匠，尤善雕山水、人物之类。
王廷佑 字少维。安徽省泾县人，清同治、光绪间的绘瓷名家。王氏善浅纬彩给，作品多以人物、动物为题材。
金品卿 安微省黟县人，清光绪时的绘瓷名家，金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为题材，其代表作有《渔樵闲话》等。
李裕元 清代末期的雕瓷名匠。李氏擅长雕反瓷。所谓反瓷，就是制好后不上釉便直接人窑焙烧的一种瓷器。李裕元所作的反瓷虽不上釉，但施以彩。古籍称：“若反瓷而姻脂水彩者，成为罕见之宝”。《说瓷》一书云，当年所产的这种反瓷“多属李裕元所作”。
李之衡 清东民初的诗人、饰瓷名家。李氏对陶瓷颜色釉装饰很有研究，当年他配制出的祭红釉为全镇祭红釉瓷器中的佼佼者。
鄢儒珍 清末民初的制瓷名匠，其制作的瓷器胎质纯白，纹饰精美。
民国时期，上层腐败、外敌侵略，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往这种情势下，景德镇的陶瓷生产继续下滑。
生产规模日渐萎缩。民国十七年(1928年)全镇制坯行业(包括圆器、琢器)开工的厂家共有145l户，到解放前夕已减至90余户。民国十七年全镇开烧的瓷窑(包括柴窑、槎窑)共有128座，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减至90座，至建国前夕已减至8座。民国十七年全镇彩瓷行业开工的厂家(俗称“红店”)共有l 452户，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已减至367户。
陶瓷装饰不断退步。民国时期虽然创出了某些新的装饰及造型，但许多装饰却较前大为退步。青花装饰日渐繁琐；釉下五彩绘制粗劣，颜色也不多，常见的仅有大绿、浅绿、深碧、茶色等几种；青花玲 珑瓷器的产量大大减少；粉彩装饰虽被保留、继承下来，但一直没有显著的提高和发展；新彩装饰甚为粗糙；颜色釉装饰年不如年，至解放前夕，数十种名贵色釉已濒临失传；瓷雕大都“加彩繁琐，几乎饰满全身”，“缺乏富有内心活动的动势变化”。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十二）
那里有剥削、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民国时期，为反对压迫和剥削，瓷业工人先后同资本家展开了一次次的罢工斗争。这种罢工斗争，当地称为“打派头”。1920年全镇圆器工人为争取吃熟米饭举行了全行业的罢工。由于工人“打派头”直接影响到厂主的利益和当局的税收，因此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进行疯狂镇压。当时“打派头”的工人们在方家塘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激烈的 拚斗中，罢工头领邵玉菇当场牺牲。工人们愤怒无比，遂向警察发起猛烈进攻。警察招架不住，节节败退，退至泗王庙河边时，警察们企图乘木排逃走，可是马蹄被陷 入木排缝隙，警察纷纷落马，工人蜂拥而上，打死了警察，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次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月，最后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的合理要求，罢工才告结束。1926年，中共景德镇党小组成立，此后镇内的工人运动便逐步由自发性的斗争走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斗争。1929年，主要行业中的赤色工会相继成立，先后组织罢工20余起，参加罢工的人数达6、7万人(次)，其中要算圆器工人搞的那次罢工规模最大，这次罢工自五月初五(端午节)开始，至六月初六结束，为时一个多月，参加罢工人数达数千人，捣毁坯房200余家。1930年红军第三次进驻景德镇时，大批瓷业工人报名参加红军。1933年后，由于叶挺生叛变投敌，致使景德镇的工人运动—度处于低潮，但此间瓷业工人“打派头”的斗争却没有停息过。1937年1至4月，陶瓷各行业举行了有5000余人参加的罢工，直到资本家答应增加工人的工资罢工才告结束。1938年5月中旬，全镇瓷业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资本家扣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人的工资，资本家在强大的压力下，最后不得不答应工人的合理要求。1943年夏季，全镇画瓷工人举行了历时七天的罢工，要求增加五成工资，直至资本家答应了工人的合理要求，工人才复工。1945年12月，全镇各行业工人先后举行了10余次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派捐税，这次罢工活动持续了两个多月。1946年7至9月，圆器、琢器、彩瓷等行业的工人先后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47年5月，全镇工人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反 饥饿、反米价暴涨的斗争。1948年10月，全镇瓷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历时8天结束。1949年4月，本市群众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至此，工人了国家的真正主人，“打派头”斗争才宣告终止。
民国时期，虽然景德镇的瓷业日渐衰落，但陶瓷业界却仍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才，下面提到的，仅为他们中的—些代表。
程门 字雪笠，安徽省歙县人，清末民初绘瓷名师，以绘画山水、花卉见长。邓之城在《宙薰琐记》中称赞程门所绘作品“极勒渲染之妙，得者珍之”。
黎勉亭 江西省新建县人，清末民初刻瓷名匠(用钢针、钢刀、钢锥在瓷面上刻以各种画面，称刻瓷，此种工艺为黎勉亭所新创)。当年袁世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政治野心，千方百计讨好英国上层人士，于民国四年(1915年)将黎勉亭特地请进北京为英王乔治刻像，黎氏花去足足半年才将瓷像刻成，该像刻得形神逼真，受到好评。
胡颜标 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胡氏能画能填、所仿乾隆古月轩画面，足以乱真。
游长子 福建省人，民国时期的雕塑宅匠。善作大型瓷雕和担像，所作l丈多高的太白醉酒卧像，形神兼备，曾在陶瓷界轰动—时。
徐仲南 名陔，号竹里老人，江西南昌人。生学1872年，卒于1953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1918年徐仲南受聘 来到景德镇。起初在江西瓷业公司主持陶瓷美术管理工作，后来辞去职务，专心从事陶瓷美术研究。民国初参加“月圆会”，在“珠山八友”中，他年纪较大，画技高超，深为画友所敬重。徐 仲南从十几岁起就在老家南昌学画，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青年时专攻人物，中年时专攻山水，晚年时专攻松竹。他画的人物，神形兼备；画的出水，层次丰富，意境高深；画的松竹，苍劲挺拔，清新秀丽。
邓碧珊 字壁寰，号铁扇子，江西余干县人。生于1874年，卒于1930年。民国时期 绘瓷超名家、“珠山八友”成员之—。邓碧珊曾是清末秀才， 废科举后在余干县从事教学。后来到景德镇，—面代人书写瓷字，一面攻习鱼藻画法。邓自幼生长在鄱阳湖畔，常常钓鱼、打鱼，对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及形态特征了如指掌。他知晓急水中的鱼藻粗壮，静水中的 鱼藻细小，小河水港才有浮萍；知晓鲤鱼的鳞片从头到尾约有36片，鳜鱼的鳍平年一般只有12根，闰年才有13根；知晓鲤鱼常栖于粗藻，金鱼常戏于狮草……。由于他十分熟悉鱼藻、了解鱼藻，所以他画的鱼藻特别真实、生动、活泼。因为他的鱼藻画得好，故在景德镇享有“鱼王”美称。
张浩 字犀侯，生于1876年，逝世年月不详。江西新建人。年轻时留学日本，学习窑业，学成后于1906年回国。回国后他与康达合作在江西鄱阳创办了一所“中国陶业学校”。1912年，陶业学校与江西瓷业公司分立，改为“江西省立陶业学校”，1915年更名“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他任校长. 1925年，在景德镇设立江西陶务局，他任局长。1934年，省在景德镇设立了江西省陶业管理局，他被聘任为该局工务科长。1935年任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1944年，在江西省立陶业学校任教。数十年中，张浩通过办学堂、设试验厂来进行工艺革新，获得—定进展。这些革新在当时虽未推广，但却为后来景德镇制瓷由手工向械机、烧瓷由柴窑向煤窑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并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
康达 字特璋，安徽省祁门县礼屋村人。生于1877年，卒于1946年。1910年主持创办官商合办的江西瓷业公司，并将清御窑厂划归瓷业公司。公司设总厂、分厂，总厂设于景德镇，分厂设于波阳。公司所产瓷器，曾 在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赛会上获优等奖牌。
何许人 字德达，又名处，乳名花子，安徽南陵人。生于1882年，卒于1940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何氏善微书，能在径寸印泥盒上书写《出师表》、《赤壁赋》。其雪景也画得极好，所画“寒江独钓”，寂寥空阔，意境颇深；所画“梁园飞雪”， 雪拥丹阁，雍容华贵。
汪晓棠 又名汪隶、汪隶华，号龙山樵子，江西省婺源县叶村人。生于1885年，卒于1924年。清末民初的绘瓷名家。汪氏擅长人物，所画仕女，姿态轻盈，衣褶如行云流水，设色精细淡雅。
吴霭生 名毓麟，广东南海人。生于1886年，卒于1926年。民国前期的制瓷名匠。少时在香港经商，1909年来景德镇创办合兴瓷庄，1912年任景德镇瓷业美术研究社社长。吴氏在景德镇的17年中，所制的白釉瓷器、花釉瓷器颇负盛名。其作的白釉瓷器，釉层肥厚、柔润，当年景德镇的汪晓棠、潘陶宇、王琦等绘瓷名家所用之瓷胎，多为吴霭生所制。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六）
雕塑水平继续提高。一是制作瓷雕已普遍采用模范印坯成型，使器物的规格更为统一。二是将青花、素三彩、珐花加彩以及豆青、 霁青、窑变等色釉广泛装饰于各类瓷雕上，使瓷雕的色彩更为丰富。三是制作水平大为提高，尤其是各类佛像制得最好。
烧出了气势雄伟的大龙缸。大龙缸，即形制巨大的瓷缸，因其通身饰以青花五爪龙纹，故名。它属封建帝王专用之物。早在洪武时，景德镇御窑厂就烧成了这种大龙缸，此后各朝均有烧造。到 宣德时，镇内烧造龙缸的专窑已增至32座。明代所烧的龙缸，最大的口径为7l厘米，高为70厘米，厚约10厘米。大龙缸为古代景德镇瓷工的一项惊人创造。
出现了薄如付纸的薄胎瓷。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云：“脱胎器薄，起于永窑。永窑尚厚，今俗呼半脱胎。另有如竹纸薄者一式，俗以真脱胎别之。此种真脱胎起自成窑即隆 万时之民窑。”
创出了一批新器型。洪武时，创出了瓜楞形大益罐、墩子式大碗、双耳象耳瓶、釉里红神座等。永乐时，创出了带系罐、医疗用青花漏斗、扁壶、轴头罐、折沿盆、压手杯、鸡心式碗等。宣德时，创出了石榴尊、三足竹节筒炉、托壶式灯、贯耳瓶、天球瓶、凸盖瓣茶壶、风流龙柄执壶、各种乌食罐、菱口式洗、花盆、十棱碗、高足碗、卧足碗等。正统时，创出了景泰、天顺、大盖罐、 戟耳瓶、筒形香炉等。成化时创出了鸡缸杯、天字坛、宝珠坛、马蹄杯等。弘治时创出了诸葛碗(孔明碗)等。正德时，创出了香筒、绣墩(凉墩)、多层奁盒等。嘉靖时，创出了活环耳瓶、上圆下方葫芦瓶、四方壶、六方壶、四方罐、方斗杯、形制多样的盒(有长方、四方、四方折角、六方、八方、串令式等)、五供具、十棱洗、三象头香炉、大龙缸、大型盘等。隆庆时，创出了鱼缸、菱花式洗、银锭式盒等。万历时，创出了壁瓶、蟋蟀罐、五龙山形笔搁、笔洗、笔管、笔插、颜色碟、小印盒、折沿花形盆、莲花洗、菱口洗、多格粱盒、镂空盒、镂空瓶等。天启、崇祯时，创出了胎体轻薄的小杯、筒瓶、折沿碗、罗汉式香炉等。
烧瓷窑炉有所改进。明末，人们为了适应瓷器产量增多和瓷业分工变细的新形势，遂对原有的葫芦窑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窑体，取消了原来的束腰部分，出现了蛋形窑的雏形。
装烧工艺有新发展。第一，匣壁普遍比元代的薄。这种薄壁匣钵，具有四个优点：(一)可以减轻装坯、装窑的劳动强度。(二)可以节省耐火材料。(三)可以提高热能利用率。(四)可以延长匣钵使用寿命。据史书记载，这类匣钵一般可以使用10次左右。第二，仰烧的方法更为先进。明宣德前后，陶工们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对瓷器产品的更高要求，在装烧上等瓷器时，采用了一种比元代更为先进的方法—先将沙渣置于钵内，再在渣上放置垫饼，然后将瓷坯放在大于圈足的垫饼上人事焙烧。采用这种方法装烧，可使瓷器圈足边沿的釉层不再会粘结沙粒了。第三，开始使用瓷质垫饼装烧瓷器。宋、元时，装坯采用的是一种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加粗料制成的垫饼， 入明后陶工们将垫饼改成了瓷质的。改进后的垫饼具有两大优点：(一)可以避免瓷坯与垫饼在高温下因收缩不一而致瓷器产生破裂、变形等缺陷。(二)可以确保瓷器的圈足不再被铁质沾污。第四，装坯时在匣钵与垫饼之网铺上了一层沙碴。由于在高温下会收缩的垫饼与在高温下不会收缩的匣钵之间巧妙地设置了这样一个活动层，使瓷坯在焙烧过程中能收缩自如，故使成品率较前大为提高。第五，发明了一种纽线吊装法。以装青花碗为例，陶工装坯入匣时，先用两股纽线兜着碗腹与圈足的交接处，再将碗坯放置于垫饼上，然后将吊线轻轻抽出。采用这种吊装法，可使碗坯与匝壁之间的距离大为缩小，有利于节省耐火材料及焙烧费用。据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推测，明代采用吊装法后，窑室内的容量。可增大25％左右，使焙烧费用大大降低。最德镇陶工们在十世纪初发明的这些先进的装烧工艺，被很多地区的窑场一直沿用到现在。
从湖田窑的窑业遗存来看。明代遗址上堆积得最多的是“正德碗”与“莲子碗”。这两种碗的主要特征为：(一)口沿比宋代同 类产品薄。(二)碗腹比元代同类产品小。(三)中径比元代同类产品大(约大35％左右)。(四)足壁比元代同类产品薄。(五)圈足为倒八字，与元代的八字形足正好相反。(六)碗底薄，圈足深。总之，明时大量生产的正德碗和莲子碗，不仅造型美观，而且比较适用，它标志着景德镇这时的制瓷工艺比宋、元时更为先进。明代正德碗、莲子碗为何要设计成这种造型呢？原因主要有：(一)口沿薄、足壁薄。是为使产品更为精致美观。而这时之所以能够将足壁作薄，是 因为此时制瓷已普遍采用了“二元配方”，随着坯胎中氧化铝成分的增多，坯胎耐火度也相应提高，故在焙烧时薄足壁完全可以承受碗身的重量。这种薄足壁。在“二元配方”未出现之前，是难以烧成的。(二)圈足由元时的八字形改成为倒八字，为的是节省制 瓷原料。因为此时已使用瓷质垫饼托足焙烧，足的下端小，垫在圈足下的瓷质饼就可以做小；把圈足做成倒八字式，便有利于减少瓷用原料的消耗量，使瓷器的生产费用降低。(三)把碗底做薄，圈足挖深，可以使瓷胎在焙烧中少出现变形缺陷。明代陶工创出的这一先进制瓷工艺，—直沿用到今。
明代，景德镇瓷器的内销市场颇为广阔。《天工开物·陶蜒》载，明时“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江西通志》云：“自燕云而北，南交址，东际海，西极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当年景瓷在国内的市场之广阔，由此可见—斑。考古结果也表明，明时景德镇瓷器已销往江西各地及江苏、云南、广西、安徽、湖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浙江、湖北、广东、福建等省。明代景瓷运销海内，绝大部分靠水运，经长江转运至全国各地。
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使远洋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瓷器是远洋贸易中不可缺少的物资，随着远洋贸易的日益兴旺，景德镇瓷器的外销也日渐红火。明时景瓷输出主要通过这样四种途径：政府对外国的赠予；各“入贡”国家使节回程的贸易；永乐、宣德年间郑和大规模的航海贸易；民间的海外贸易。《星 槎胜览》、《瀛涯胜览》云，明代景德镇所产的青白瓷。广泛地传到世界各国。《出鸟蓝馆日记》说：“明崇贞十四年六月二十—日，—艘由郑芝龙派出的中国海船，内省瓷器1447件；同年七月十日、从福州发的—艘小船，装着瓷器2700件；又十月十七日，大小海船97艘驶 入长崎码头，共裁瓷器20000件”，可见输 入日本的瓷器数额之大。据有关文献记载，明时菲律宾仍为中国陶瓷贸易的据点，其自销和转口量均很大；当年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也—直处于通往阿拉伯国家的航途中，明以前这些国家的陶瓷贸易就很兴旺，到明代陶瓷贸易已更加兴旺；还有阿拉伯、伊朗、阿曼、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等国，一直与我国有陶瓷贸易往来，到明代这些国家已成为中国同欧洲陶瓷贸易的桥梁。一些文献还提到，十六世纪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瑞典、丹麦、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比利时等许多国家都先后来人到中国，直接 在广州、厦门等地进行陶瓷贸易。明正德九年(1514年)，仅葡萄牙航海家科尔沙利等人就从中国运走瓷器10万件。1602年，荷兰设立东印度公司，据不完全统计，自明万历至清初，该公司共购去中国瓷器1011万件。以后，法国、英国也相继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并在广州设立了分公司，大量收购中国瓷器，从此，景德镇瓷器在欧洲大为流行。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九）
清前半期，景德镇陶瓷界名人辈出，其中尤为杰出的有：
吴麂 字粟园，安微省歙县人，清初绘瓷名家。吴氏善绘山水，同时善仿越窑的秘色器。他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吴窑”，与当年官窑中的唐窑、郎窑、年窑齐名。
臧应选，清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清康熙十九年(1650华)，清朝廷派遣 臧应选等人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御器。在他督陶的7年中，御窑厂所造瓷器各色俱全，其中尤以鲜红、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最佳。臧氏督造时，其窑称为“臧窑”。
郎廷极 字柴垣，清康熙间的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陶官(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年，兼职督陶7年)。郎氏对陶瓷史研究颇深且酷爱古器。郎氏督陶时，其窑称为“郎窑”。清人刘廷玑称郎窑乃“柴垣中亟公开府江西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又称郎窑所造的描金五 爪双龙酒杯、脱胎碗等器“诚可谓巧夺天工矣”。当年郎窑所创的一种红釉瓷器，极为名贵，被称为“郎窑红”。此外，郎窑还创烧出一种颇为珍贵的素三彩。
唐英 字俊公，别号俊公、俊公氏、隽公、叔子、蜗寄、蜗寄老人、陶成君士人、陶人、榷陶使者等。关东沈阳人，生于1682年，卒于1756年，清代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唐英自康熙三十六年起，供役养心殿(宫廷手工艺作坊)长达20余年，对工艺生产非常熟悉。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奉命驻景德镇协理陶务，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十一月，结束陶务离镇。他在景德镇协理陶务的15年中，为发展陶瓷生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记载，雍正六年秋季，唐英一到景德镇，便来到瓷工当中，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制陶的要领。在此基础上，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绘制《陶成图》。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著成《陶成纪事》。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撰成《陶冶图说》，并制图20副，对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总结。唐英的这些著作，对指导、促进景德镇的瓷业生 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镇督陶期间，唐英还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传世作品甚多，他的力作“白地墨彩篆书寿字笔筒”、“行书笔筒”、“冬青釉隶书瓷板”、“粉彩三果盘”等，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处。为纪念这位曾为发展景德镇瓷业生产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督陶官，1987年有关部门在市郊盘龙山兴建了一座庄严、古朴的“唐英纪念室”，室内陈列了唐英的画像、塑像及著作。为使后人了解唐英的事迹，广播电视部门还专门拍摄了一部《督陶官——唐英》的电视故事片，该片于“第二届中国瓷都——景德镇国际陶瓷节”前夕摄制完毕，节日期间在景德镇电视台正式播出。
年希尧 清雍正间的淮安板闸关督理兼管景德镇御窑厂窑务。在他兼管窑务的l0年中，其窑称为“年窑”。当年，“年窑”所造瓷器“极其精雅”，“琢器多卵色，圆器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堆暗花，玲珑诸巧样，仿古创新”。这段时间，发明了不少新的色釉，其中尤以胭脂釉瓷为最佳，其胎骨极薄，在器外胭脂釉色的映照下，器内的白釉也隐隐透出粉红色，极是好看。清人查俭堂在《年窑墨注歌》中称道：“国朝陶器美 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
乾隆后期，景德镇的瓷业开始走下坡。嘉庆初，御窑厂生产的品种和数量远不及乾隆。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华 半殖民地，在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统治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景德镇瓷业也每况愈下。
道光时，生产规模骤缩，一些优秀工匠及绘瓷艺人纷纷离去，制瓷水严大为降低。咸丰初，御窑厂还烧制有限的御瓷和祭品，成丰五华后便基本停烧。
同治时期，御窃厂所制瓷器大都为宫延婚喜寿庆用瓷。同治七年，江西巡抚为官廷在景德镇烧造瓷器7294件，作为同治皇带大婚礼时的用品，其中以海碗、大碗“、中碗、汤碗、黄酒碗、酒杯、汤匙和大中小盘、碟等餐具为主，餐具以148件为一套，属晚清宫室中式餐具的典型瓷器。同治九年．御窑厂专为慈禧用膳处烧制了大鱼缸、灯笼尊、花盆等约万件。
光绪时期，御窑厂陆续为清官及东西陵制作了数量”可观的精美瓷器和祭品。光绪元年和二年先后为宫内各殿烧制过大量的御用琢器、圆器瓷器。光绪十年，仅为慈禧五十寿辰而制的赏赐用瓷便花去白银一万五千两。光绪二十年为慈禧六十痔辰大典烧制了两批瓷器，第一批瓷器耗银八万九千九百两，第二批瓷器又耗银三万八千五五百两。光绪三十年为慈禧七十岁“万寿庆典”烧制成套餐具等瓷器又耗银三万八千五百两。这几次所生产的瓷器，其花色、瓷质都是很不借的，其中署有“天地一家春”、“长春同庆”、“吉祥如意”、“永庆长春”款的瓷器，均为精品，宣统时御窑厂仍沿袭光绪旧制。
宣统二年，为东西陵烧造供器、爵、罐、盘、碗一批，多为白釉素瓷，制作精良。同年(公元1910年)，景德镇成立江西瓷业公司，设本厂于景德镇，设分厂于鄱阳，在分厂中建一学堂—中国陶业学堂，以培养新的技艺人员，并拟用机械制瓷，煤窑烧瓷。1911年后，因款源中断，分厂倒闭，陶业学堂则改为江西省立。
鸦片战争后，门户开放，资本主义国家的洋瓷大量拥人我国，中国反而成了洋瓷的倾销市场。道光后，景德镇瓷器在国内的市场越发缩小，惟美术陈设瓷、仿古瓷在国内仍享有较高声誉，据有广阔市场。清末，国外帝国主义入侵，国内清政府腐败，动乱四起，使景瓷外销受到严重影响。《江西通志稿》云，咸丰十一年(1861年)，景瓷输出量为9848担；同治时输出量最多的年份是同治三年(1868年)，为583l担；光绪时，输出量最多的年份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为6785l担，最少的年份是光 绪四年(1878部)，仅5046把。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同、光两朝，瓷器出口极不稳定，起落之间，竞相差十倍以上。
清代后期，景德镇与国内外的技术交流日渐减少，其中较为突出的仅有这样两例：一次是清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法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专程来景德镇考察。在镇期间，对当地的瓷土矿藏及地质结构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调查。回国后，他发农了1篇专门介绍景德镇制 瓷用的瓷石和高岭上的文章，将高岭村产的高岭土第—次公诸于世。从此“高岭”一词便成了国际矿物学中的—个专用名调。另一次是清后期，景德镇在学习、借鉴西洋瓷雕造型、装饰的基础上，造出了—大批哈巴狗之炎的瓷雕。这类瓷雕出口后，颇受外国人欣赏。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一）
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就已开始了陶器的制作。至商周时期，陶器已进化为原始瓷器。后经两千多年的演进，至东汉原始陶瓷已进化为真正的瓷器了。
景德镇虽为我国历代著名瓷都，但它制陶的历史却不及国内某些地区悠久。据《陶纪》、《格古要论》、《天工开物》、《陶冶图说》、《景德镇陶录》、《江西大志》、《浮梁县志》、《南窑笔 记》等古籍记载，皆说景德镇制陶始于汉代。
古代，景德镇曾称昌南。《景德镇陶录》载：“楚之长沙属有醴陵土碗，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黄而糙、或微黑，碗中心及底足皆无釉……正如吾昌南在汉时。”由此可见，当时景德镇所产之陶器，尚属粗糙之品，“只供 迩俗粗用”，并不远销。
东晋时，有位名叫赵慨的人，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西当过官。此人为人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后为奸臣所害，降职贬官，隐居于景德镇。来镇后，他运用在浙江了解和掌握的越窑制瓷技艺对景德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人们尊敬他，爱戴他，称他为“制瓷师主”。赵慨死后，瓷工们为了纪念他，在镇内建起了一座“师主庙”。明人詹珊曾为该庙作了一篇《师主庙碑记》，碑文说，明洪熙中(公元1425年)，镇民在御器厂内建了一庙，名为师主庙，奉 祀晋人赵慨为制瓷师主。此后，这一记述一直被人们视为晋时景德镇烧造的制品已由陶器进化到瓷器的一个佐证。
到南北朝的陈时，景德镇的瓷业已开始为朝廷所注意。陈至德元年(公元583年)，陈叔宝登上皇位，在建康(今南京)大造宫室，令新平镇为华林园烧制陶瓷柱础。当时，新平镇已制出雕楼精致的陶础，只因强度不够而未被采用。虽然烧造的陶础未被采用，但景德镇的名声却因此而传开了。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成功地造出了琉璃瓦。随着烧成温度的提高，使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步 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隋大业中(公元605—617年)，景德镇终于首次烧出了两座狮象大兽并为显仁宫所采用，它标志着此时景德镇制瓷水平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人唐后，唐王朝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到玄宗时，朝廷又广泛推行了萌芽于南朝的“和伊”、“和市”以及与此相关的“以资代役”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对包括瓷业在内的民营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景德镇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烧造瓷器的名窑，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二：一为镇民陶玉所办之“陶窑”。该窑所产瓷器“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陶玉将所产瓷器载 入关中，进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一为镇民霍仲初所办之“霍窑”。该窑所产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使景德镇瓷器一举名天下。
由于当时的景德镇名窑辈出，瓷器精美，遂引起朝廷的关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置陶政，监陶进御，并即镇置县，号曰新平。
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景德镇隶属饶州，其时饶州刺史元崔做了一批上好瓷器，进贡朝廷，特地委托大文学家柳宗元代他做了一篇《进瓷器状》，状云：“并艺精诞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大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上 铏之德。”寥寥数语，赞美制品的精巧，既无粗劣毛病，又无陶器声响，且结合天地间刚柔气质，能保持长期的致坚，堪称是美好的器物。
唐代，景德镇不仅陶瓷生产有长足进步，而且瓷器销售市场也大为拓展。据《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载，唐时景德镇瓷器已扩销到南方、北方和西南各地。考古成果表明，唐代瓷器向海外输出的线路主要有二：一条沿古代丝绸之路的陆路，由西安经新疆运往亚细亚及波斯等地；另一条自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达波斯湾及地中海各国。
关于五代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至今尚不见古籍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古窑址调查表明，五代的瓷业已初具规模。调查中发现，五代景德镇窑址共有18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和今市区范围。南河两岸有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罗山、盈田、枫树山、月光山、寿安、湘湖等古窑址；市区有落马桥、十八渡、董家坞、李家 坳等古窑址。这些古窑规模都较小，窑址遗物堆积仅有1—2米厚。有关考古专家认为，当时的坯场和窑场是同处一地的，造坯和烧窑尚未分开。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各窑生产的品种主要有碗、盘、碟、执壶等日用陶瓷，大都为青瓷和白瓷。经测试，证明五代时所产白瓷的白度已达70度以上，且吸水率、透明度较好，瓷质在当时居全国之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杨梅亭五代古窑生产的白瓷进行测试后，确认其胎中的AL20316．03％，与景德镇产的瓷石A120 3的含量一致，属瓷石单一原料成形。
有关考古专家经过细心考察后，认为五代制瓷的工艺流程大致为：淘泥、练泥——辘轳车拉坯成形——坯稍干后，圆器过范整形，葵口碗同时削出葵口和压出瓜棱——施内釉——外壁利坯——挖圈足——沾外釉——取釉——以支钉垫隔重叠装上垫柱人窑(均未使用匣钵装烧)一一龙窑式的窑炉烧成(烧成温度约在l150℃——1200℃)。
五代生产的瓷器多种多样，主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青瓷与五代越窑器胎釉相似，几乎可以乱真；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接近现代瓷的水平，为我国同期瓷器中质地最优秀的产品。瓷器品种主要有壶、碗、盘三类。碗、盘多为大足唇或花口；壶多为长颈喇叭口，壶身较高，腹部多作反棱形。
五代的碗类既有弧壁与斜壁之分，又有大小与高低之别，如果把它同今天常见的口径等大的同类产品比较，其圈足与口径则显得十分奇特：碗的口径与足径之比约为1：0．49(现今的约为1：0．36)，足径仅为口径的l／2；足高约为通高的l／10(现今的约为l／8)；足壁厚约8毫米(约为现今的3倍)。如果以今天的审美与实用要求来衡量，五代碗类显然因足径过大、足身过矮而显得不够匀称，也因足壁厚而叫人感到粗笨。五代人为 什么要这样来设计足圈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五代瓷器烧造工艺的考察，发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装烧方法有关。现今的碗类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而五代采取的则是重合迭烧，“碗足如作成现今的式样，坯件在重合堆迭时必因足的直径太小而重心不稳，在焙烧的过程中极易倒塌。而把足径放大一点，底面积就会相应地增大；足身作矮，重心就会降低一些，这样的碗坯在迭烧时就可以减少因倾斜粘釉而造成废品了”。把足壁作厚，则是为了安装支钉，因为重合堆迭的碗坯在焙烧时下层的荷重量大，如不把足壁作厚，其足壁的下端与间隔制品的支钉接触面小，负重的足壁便会在软化成瓷的阶段因压强过大而下陷，出现缺口。所以，当时的陶工在设计碗足时必须服从于迭烧这一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现代人看来似乎有点奇特的那种径大、身矮、壁厚的形式了。
五代碗的碗口通常有着一道又厚又笨的唇口。其时的陶工为何要把碗口设计成这种样子呢? 当代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其成因与当时的瓷器原料有关。他说，五代时制胎的原料与今天的不同，今天的原料中AL203的含量为23％，五代的则为17％左右。由于其时胎中的氧化铝含量低，因此制品在焙烧时极易变形。景德镇的制瓷经验告诉我们，在不改变原料配方的情况下，如想减少圆形器物在仰烧时出现变形的缺陷，把其近口沿的部位作得厚一些是有效的，因此就形成了五代碗的那道厚唇口。此外，五代人还常常在碗壁上先压出四至五道外凹内凸的直纹，然后沿压纹把较薄的碗口剜出四 、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当年的碗壁为何要作成这样呢?刘新园认为：从生产角度看，薄口器物在焙烧过程中比唇口碗更易变形。若在碗的外壁压上几道直纹，再在碗口上剜出几个缺口，便可起到掩盖变形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对圆的视觉比较敏感，圆是否周正极易察觉，如果在碗口上剜出四、五个缺口，圆形被分割成几段相联结的弧线，形成花瓣状，人的视觉被搅乱，碗口即使变了形也不易被人觉察。其时的陶工为掩盖瓷碗的变形缺陷，便巧妙地在碗壁上压出了四、五道直纹，在碗口上剂出了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
五代时，景德镇焙烧瓷器的窑炉多为“龙窑”这种“龙窑”，通常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多与地平线构成7—23°角。前端低，为窑头、火膛；后端高，为窑尾。因窑身婉如一条龙，故名“龙窑”。它的“背或两侧沿窑长度方向每隔l米左右开一排或一对投柴孔”，焙烧时“将燃料投 入窑内坯体垛之间的火道中燃烧”，当该处达到预定温度时，投柴位置即向前移动一排，如此自下而上逐排焙烧，形成移动的火焰。龙窑窑头设有预热室，窑尾不设烟囱或只设一不高的烟囱，属平焰式窑；装烧时，制品放置于固定的窑床上，依靠火焰的流动，自下而上逐段将制品烧熟。“前部燃烧所产生的热气体沿窑内坡度向后部流动，将后面的制品预热后经窑尾排出。前段的制品烧好后，火焰后移，下一段的制品即进 入烧成阶段，前面的制品则开始冷却，而烧成段后面的制品仍处于预热阶段”。这种龙窑，具有很多优点：一是生产周期较短；二是窑内温度比较均匀；三是容易控制还原气氛及升降温速度；四是窑的结构简单，造价甚低。缺点是装窑、开窑的劳动强度大；窑的某些部位气氛和温度的波动较大；因窑底为坡形，故给装烧带来诸多不便。
当代陶瓷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景德镇湖田五代窑址的考察，发现堆积层中没有匣钵，仅见高约10厘米的“垫柱”。垫柱上端的台面留有“支钉”，下端 粘有窑底上的沙粒。碗、盘类产品的底心与圈足的边沿几乎都粘有用耐火粘土搓捏而成、未被烧结的9一16颗不等的“支钉”。专家们对这些遗物进行分析后，认为五代时碗类、盘类产品的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夹沙粘土作成的垫柱为底座——用耐火粘土搓成小条捏成支钉——沿碗坯圈足边沿粘9一16颗支钉——把碗坯放置在垫拄上——再把圈足边沿粘有同样支钉的碗坯一个一个地重叠起来，组成一柱后入窑焙烧。采用这种支钉叠烧法，有这样一些缺点：(一)由于没有把火焰与制品隔离开来，釉面易被烧窑时产生的尘渣污染，以致废品很多；(二)支钉破坏了碗心的釉面，严重地影响了成品的外观质量；(三)因堆叠过多，致使下面的足边下陷而出现缺口。此外，就遗址上粘结成组的碗、盘来看，一般一组只有十二、三个，其高度连垫柱在内也不到60厘米，可见其时堆叠数量不多，窑室内竖向空间的利用率不高，燃料浪费比较大。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后，朝廷减轻了割据政权时期所定的若干赋税，使人们得以休养生息。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制雇佣关系得到普遍发展。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社会生产力及商品经济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时，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手工业和商业兴旺的集镇。在此形势下，全国各地烧瓷名窑迭出，景德镇瓷业也积极参与竞争。到北宋末，北方战争频繁，使北方各地的瓷业遭到严重破坏，从此日渐萧条。 宋金对峙时期，南方战争较少，社会较为稳定，加之南宋政权为苟安图存，不得不注重发展经济。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瓷业的发展。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瓷器精美，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的优秀工匠纷纷来到景德镇，把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带了过来，从而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力量得以充实，陶瓷工业得以迅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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