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玻璃。
唐代瓷窑。在福建同安县。同安窑青瓷窑址是1956年在福建省同安县(现属厦门市同安区)的汀溪水库首次发现的，窑址包括许坑窑、新民窑等等。同安窑青瓷传到日本后，受到日本茶汤之祖珠光文琳的青睐，故日本学者把同安青瓷誉称为“珠光青瓷”。
北宋同安窑刻花纹碗
根据调查资料表明，宋元时代生产类似同安青瓷的窑场，有浦城窑、建阳窑、南平窑、莆田窑、仙游窑、南安窑、惠安窑、安溪窑、厦门窑和漳浦窑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青瓷生产体系，即同安窑系统青瓷。
同安窑大碗
同安窑系青瓷生产工艺，主要受到浙江龙泉窑的影响，同时地方色彩也很浓厚，而各窑的特点虽然不同，但产品的工艺特征却是大同小异的，其胎骨呈灰白、浅灰乃至青灰色，质地比较坚硬，釉层较薄，一般玻璃质感较强，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有的厚薄不匀或釉水垂流，釉面开细小冰裂纹，也有少量不透明的，釉呈青黄、黄绿和青灰色，也有少量青绿莹润的釉层略厚，莹润如粉青、梅子青的一类。日本柔道专家最推崇类似枇杷的青黄色。闽北产品较暗浑些，沿海产品较浅显此。
同安窑提梁壶
宋元时期的同安青瓷大多是从泉州港运往海外去的。泉州港宋代沉船中就有同安青瓷碗的发现，如出于第十一舱的一种碗，青黄色釉，碗的外底部无釉，碗内刻划篦纹和莲续孤线纹，造型颇美观。在日本镰仓海岸就发现了大量镰仓时代的同安青瓷碗等，在日本唐津山麓遗址中，同安青瓷出土最多。还有太宰府附近、福冈湾底以及福山草户庄等地的镰仓时代遗址，也都有出土，这充分说明同安窑青瓷系统的瓷器在日本镰仓时代即我国南宋时代曾大量运销到日本。
宋元同安窑青瓷碗
同安青瓷是福建青瓷颇有说服力的代表作，它兴烧于宋元的多年间，产品运销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应和龙泉窑青瓷、德化窑白瓷、建窑黑瓷一样，在我国陶瓷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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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窑瓷：温润如玉的龙泉窑青瓷
·龙泉窑青瓷
龙泉窑是今浙江省南部丽水地区龙泉市及其周边地区众多古代生产青瓷窑场的总称，因龙泉所在地区自宋代以来一直属处州管辖，所以古代文献中对龙泉窑及其青瓷产品，又称“处州窑”、“处瓷”或“处器”等。迄今在龙泉及其邻近的庆元、云和、景宁、遂昌、松阳、丽水、缙云、武义、永嘉、泰顺、文成等县，发现各期龙泉青瓷窑址四百余处，其中龙泉市的龙泉溪和秦溪两岸瓷窑最多。这些古代窑场普遍烧造一种风格类似的绿色调青瓷，其中以龙泉境内的大窑和金村窑场最有代表性。
·龙泉窑青瓷
龙泉窑青瓷属于南方青瓷类型，北宋早期产品风格主要受越窑影响，釉面常采用刻花装饰，并辅以蓖点或蓖划纹，釉色呈淡青色，器物造型以日用瓷为主。北宋中晚期龙泉青瓷釉色逐渐转为青黄色，产品虽仍以日用器皿为主，但造型变得更加规整。此时，釉面装饰普遍使用刻花、划花、印花等手法，纹饰主要有花卉、游鱼、飞雁以及婴戏等。北宋晚期还盛行浅浮雕莲瓣纹，一些器物印有“河滨遗范”、“金玉满堂”等文字。
·龙泉窑青瓷
南宋时期是龙泉窑生产的第一个高峰，其青瓷制作工艺的最大成就在于改变了早期青瓷使用的石灰釉，而发明了石灰碱釉。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下黏度小易于流釉，因此早期青瓷往往施半釉，釉层普遍较薄，釉面玻璃质感较强。而石灰碱釉的特点则在高温下黏度大，釉不易流淌，器物不仅可以施满釉，釉层也可以施得厚一些，因此南宋龙泉窑采用了多次上釉法烧成了釉面质感温润如玉的粉青釉、梅子青釉等青瓷史上的一代名品。随着宋室南迁至杭州，龙泉境内的溪口窑等地即出产一种在器型釉色以及开片装饰等方面与南宋官窑器十分相似的黑胎厚釉青瓷。
·龙泉窑青瓷
南宋龙泉窑青瓷在釉面装饰上，多采用堆贴装饰，形成一种浅浮雕效果。同时更加重视器物的造型设计，以此突出釉色之美，造型不仅出现了炉、瓶、渣斗、盆等许多新器形，而且每种造型有许多变化，如瓶类器形就有胆式瓶、龙虎瓶、鹅颈瓶、琮式瓶、盘口瓶等，此外炉的形制亦有奁式炉、三足炉、桶形炉等。盘、洗、碗则出现了双鱼盘、折沿洗，菊瓣碗等器物。
宋代龙泉窑青瓷的“支钉及工具”特征
一般认为，龙泉窑烧造工艺史上不存在支钉支烧法，然而笔者在收藏龙泉窑瓷器以来却收集到一些带支钉痕的龙泉窑青瓷残片及相关的支烧工具，这些残片和窑具都是宋代龙泉窑的产物。
残瓷原器可能为四足炉，灰黑色胎，施青灰色厚釉，釉层有开片，四足呈如意形，底部有六个支钉痕，支钉痕迹向外凸出，比较粗大，根据其排列位置，支钉应呈椭圆形排列。该器出于龙泉溪口窑。
残底，圈足外撇，胎色较白，施粉青厚釉，裹釉支烧，底部施釉较器身单薄，有五个支钉浅痕，间隔距离不太规则。
原器形可能为盘，卧足，近足处隐现莲瓣纹，施青釉，玻质感较强，成色不太均匀，釉层有开片。底部裹足施釉，根据其现存的两个支钉比例，原器应有五个支钉痕为宜。
残片为一平底器残底，施青釉，釉面有风裂纹，有两个支钉痕迹。
折沿洗残片在杭州建筑工地所拾，施青釉，从其圈足及底裹釉来看，应为支烧。
圆口小洗也在杭州建筑工地所拾，经修复，口径10.5、高3.5、足径7.4厘米，器形十分轻巧规整，圆唇外翻，直腹，浅圈足，薄胎厚釉，釉层局部有开片，呈冰裂纹，裹釉支烧，底部施釉较器身单薄，底部现留四个支钉痕，按分布比例看整器应有五个，支钉痕迹较浅较细，且间隔均匀。
残底，二层台式圈足，黑胎，粉青厚釉温润如玉，莹净柔和，做工细腻规整，裹釉支烧，底部现留两个圆形支钉痕。该标本系大窑杉树连窑所产。另，大窑叶坞底也发现过带支钉痕的黑胎、灰白胎青瓷。除了带支钉痕的残片，还有支烧托具。笔者收藏的托具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三叉形支具，比较粗糙，系手工搓捏而成，支钉呈圆锥形，较细长，三个支钉成叉形，托面基本呈圆台体，此种支具承受重物有限，但适用于支烧高度较高的器物。另一种托面为碗形，敞口，弧腹，小平底，口沿平，支钉排列于口沿，亦呈圆锥形，但较钝，支钉数3-6个不等，表面呈朱红色，色泽较浅者可能夹杂砂质。与三叉形支具相比，碗形支具制作较规整，且用淘洗过的瓷土做胎，素烧而成，胎细质坚，口沿支钉则另外添置，并可灵活调整。笔者在龙泉市博物馆也看到两例支烧具，其一亦为三叉形支具，另一支具为饼形，饼体较薄，上面有五个支钉（只留下一个，其他四个已缺），呈环形排列。这两个支烧具系从龙泉窑址采集而得，为龙泉之物无疑。
总的来说，龙泉窑支烧现象并不普遍，支钉类标本的数量非常少，但并不局限于一处，溪口、大窑均有发现，用支钉支烧的器物有黑胎，也有灰胎、白胎，有厚胎厚釉者也有薄胎厚釉器，支钉痕形状大多呈圆形，有粗有细，图6圆口小洗类似汝窑芝麻形的支钉风格则十分罕见。以标本精细程度及风格结合支钉痕来看，支烧类器物的质量水准并不在一个层次，具体烧制时间上应也有先后之别。如图7杉树连窑支烧标本，质量为诸器之首，其二层台式设计可使足底部更稳，更有利于支烧成型。黑胎青瓷由于紫金土含量较高，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瓷胎容易变形，尤其是乳浊厚釉产品，支烧难度非常大，二层台式圈足很可能是专为支烧所作的特殊处理，一般的支烧器如图2标本，只是简单将器底施以薄釉便于脱开支钉，未免有些“得不偿失”。关于支钉，最为著名的自然是汝窑，因其支钉痕小而稍扁，一头有尖，形状酷似芝麻而被誉为“芝麻挣钉”。不过，采用包釉支烧的方法并不始自汝窑，早在五代，北方的耀州窑和南方的岳州窑都已使用支钉包釉支烧，可见支钉支烧这一工艺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布基础。但历次文物部门对龙泉古瓷窑遗址发掘中，迄今也未发现支钉托具支烧的例子。这也说明龙泉窑采用支钉支烧工艺只是个别现象，而且也没有专门用支钉支烧的独立窑口，就象龙泉黑胎一样，数量不多，且与白胎青瓷兼烧。从龙泉窑的发展历史来看，也是没有支钉支烧这一工艺传统的，龙泉窑早期深受瓯窑、婺窑、越窑等周边窑系的影响，从五代北宋后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装烧方面一直以垫烧为主，垫具有垫环、垫圈、垫饼等，垫饼形状最为丰富，有碗形、浅碟式、臼状、浅盘式等等。垫烧的位置，或外底不施釉，在圈足内放小垫饼垫烧；或外底上釉，用大垫饼垫置于圈足下；或外底部刮去一圈釉，用垫圈或垫盘垫烧。而采用支钉支烧只在南宋出现过，在之后也没有被传承下来，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龙泉窑支钉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风格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受北方汝窑的影响。北宋皇宫对汝窑青瓷十分偏爱，所以南宋官窑“袭故京遗制”，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沿袭汝窑裹釉支烧的工艺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着眼，我们还可发现：1、以上所述的支烧具在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也有发现，虽然不是很典型；2、黑胎带支钉残底更是一个集中体现，黑胎的出现在龙泉窑内部发展脉络中也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却与支钉一样和南宋官窑有着微妙关联；3、由于这些残片较破碎，难以复原从而得以更全面的了解，但从修复的圆口小洗来看，此种器形在南宋官窑器中殊为常见，且做工精细，与普通民窑生产的日常生活用器大不一样。杉树连窑黑胎支烧残底的二层台式圈足更是罕见而高明的设计，普通产品只能望其项背。
如果从横向角度来看，如慈溪上林湖越窑寺龙口窑址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其南宋地层“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以支钉垫烧，釉面滋润而含蓄，呈半失透状，器类有觚、炉、玉壶春瓶、花盆、鸟食罐、象棋等，其胎质釉色、器物造型、烧成方式及仪态风神均与越瓷的传统风格大相径庭，却与北方的汝官制品颇接近”（《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20日）。这不失为宋龙泉窑支钉现象的一个参照例子，在越窑的发展历史中，虽早在东汉三国时期，就曾大量使用支烧工具，但当时的三足支钉主要作为碗、钵、碟等叠烧的间隔具，使用时，支钉向下，托面向上，以便上面放碗、盅等坯件，支钉只是起间隔作用。而后来越窑使用最多的恐怕是用泥条泥点托烧，寺龙口窑址支钉的出现与龙泉窑一样都是很突然的，都是“类北宋汝窑”、“南宋官窑”的一个重要表现。再就支钉工艺本身而言，支钉支烧虽然能使底足裹釉不影响美观，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支钉受力面尖而细，压强增大，所以承受压力非常有限，一般来说，一件匣钵只能装烧单件器物，这样一来，制作成本就大大地提高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无法承受这一高昂成本的。事实上，当时民窑器中比如碗盏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器，一般都是采用叠烧等方法来提高产量的，如南宋溪口窑所出的芒口碗。而象龙泉安仁一带的民窑，由于专烧日常生活用器，叠烧现象非常普遍。另外，支烧法从汝窑搬到江南注定存在着诸多缺陷，尤其对于浙江本土的窑工来说，他们对支烧法这一外来工艺不仅需要摸索经验，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改造。考古发现表明，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中，支烧工艺并不是唯一的装烧法，还有垫烧和支垫烧结合的方法。从器物上看，郊坛下官窑，使用支烧具的器物大都是薄釉器，而厚釉器几乎都采用垫烧，可见支钉支烧当时就存在局限性。随着南宋的灰飞湮灭，元代龙泉窑已彻底抛弃支烧工艺，再看不到带支钉痕的器物，除了刻意的模仿。这是否也从反面说明了支烧工艺的使用只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偏好，并没有扎根于本土，所以也没有被传统龙泉窑吸收接纳，而一旦消除了朝廷的干预，这一工艺也很快被淘汰。这一工艺虽有可取之处，但没有建立在节约成本或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之上，并不经济实用。相反，它占用空间，增加烧成费用，而且在烧制厚釉器物，大件器物方面都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到了元代龙泉窑，大件器物开始流行后，小小支钉根本不能承受之重，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