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瓷砖。
通常我们见到的陶瓷产品都是不透明的，著名的景德镇薄胎瓷，也只能称为半透明。有没有象玻璃一样的完全透明的陶瓷呢？有，在现代陶瓷中有一类象玻璃那样晶莹明亮的陶瓷，它就是透明陶瓷，又叫光学陶瓷或者玻璃陶瓷，其品种目前已达几十个。
什么叫做透明陶瓷呢？简单地说，透明陶瓷就是用玻璃的生产方法制造出来的陶瓷。透明陶瓷是利用人工合成的化学原料，诸如氧化铝、氧化镁、氧化钙、氧化铍、氧化锆、氟化镁、氟化钙、氟化镧、硫化锌、硒化锌、碲化镉等，经过原料处理、成型和高温烧结等工艺而制成的。它对原料以及制造工艺的要求相当严格，例如，原料必须要有很高的纯度和粒度。因此透明陶瓷的价格很昂贵，是现代陶瓷中的高级制品。
透明陶瓷的制造是有意识地在玻璃原料中加入一些微量的金属或者化合物（如金、银、铜、铂、二氧化钛等）作为结晶的核心，在玻璃熔炼、成型之后，再用短波射线（如紫外线、X射线等）进行照射，或者进行热处理，使玻璃中的结晶核心活跃起来，彼此聚结在一起，发育成长，形成许多微小的结晶，这样，就制造出了玻璃陶瓷。用短波射线照射产生结晶的玻璃陶瓷，称为光敏型玻璃陶瓷，用热处理办法产生结晶的玻璃陶瓷，称为热敏型玻璃陶瓷。
透明陶瓷的机械强度和硬度都很高，能耐受很高的温度，即使在一千度的高温下也不会软化、变形、析晶。电绝缘性能、化学稳定性都很高。光敏型玻璃陶瓷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性能，就是它能象照相底片一样感光，由于这种透明陶瓷有这样的感光性能，故又称它为感光玻璃。并且它的抗化学腐蚀的性能也很好，可经受放射性物质的强烈辐射。它不但可以象玻璃那样透过光线，而且还可以透过波长10微米以上的红外线，因此，可用来制造立体工业电视的观察镜，防核爆炸闪光危害的眼镜，新型光源高压钠灯的放电管。
透明陶瓷的用途十分广泛，在机械工业上可以用来制造车床上的高速切削刀，汽轮机叶片，水泵，喷气发动机的零件等，在化学工业上可以用作高温耐腐蚀材料以代替不锈钢等，在国防军事上，透明陶瓷又是一种很好的透明防弹材料，还可以做成导弹等飞行器头部的雷达天线罩和红外线整流罩等；在仪表工业上可用作高硬度材料以代替宝石，在电子工业上可以用来制造印刷线路的基板和镂板，在日用生活中可以用来制作各种器皿，瓶罐，餐具等等。
总之，透明陶瓷几乎在许多现代科学技术领域和日常生活中都有用武之地，其品种之多，本领之高，用途之广泛，真不愧为陶瓷工业中的一颗透明莹亮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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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知事肉”
关于旧时景德镇制瓷工人吃“知事肉”的说法各有不同，有的说是“知四肉”，有的说是“知事肉”，尽管说法不一，但都反映了当时做坯工人的生活清苦。
据笔者了解，镇上做坯工人叫吃“知事肉”，其它陶瓷工种不叫吃“知事肉”，而叫“当餐肉”。
民国初年，做坯工人帮老板做工，老板只供一餐中饭，菜由工人自己烧。开工后也就是供饭的第一天，老板叫杂工用木桶送饭到坯房，这一天吃了多少饭，下次就送多少饭，也可说是给坯房工人“较饭量”。每月的“当餐肉”由老板供给，只有初一与十五两次，总共半斤（16两秤），做坯工人生活很清苦。后来，工人要求每月吃一斤肉，分四次供给，即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各供一次。那时，啬吃肉的事宜，要上报县知事（民同初年称一县长官为县知事），要等县知事批准才行。所以做坯工人吃啬的肉，也就是初八、二十三增供的肉，称为“知事肉”。
旧时一个坯房里一般只有八个工人，加起来一次就可吃上两斤肉。做坯工人烧“知事肉”较讲究，先把五花肉切成薄片或小方块，精肥搭配，在锅里烧炒一下，然后放到砂钵里，摆在小炉子上用微火烧火燎去炖，他们烧的“知事肉”，香鲜味美。镇上的做坯工人对“知事肉”的事知道行比较清楚，是他们经历过的事。如今耄耋这年的老坯房工人，都吃过“知事肉”，谈起这件事，还记忆犹新，有的还久久不忘其味道呢。
陶瓷：《陶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清代朱琰所撰六卷本《陶说》，在古代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有助于从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的“瓷路”两个层面深化人心与物性陶冶成器的认知与传播。
一、书籍之路视域中的《陶说》
作为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书籍在东亚文化圈诸方面的交流与传承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纽带作用。故较之东西文明之间的“丝绸之路”，有学者认为以“书籍之路”更得东亚的交流实质。
在东亚文化交流意义上讲，“书籍之路”与“丝绸之路”见证了中日两国之间深厚的交往印记，其中包括历代陶瓷文献在内的“陶书之路”同样为中日书籍之路与陶瓷之路衍生出独特的东亚交往新模式。作为两国“陶书之路”交流的初端，《陶说》无疑在其中起到了“文化使者”的重要作用。《陶说》，为清代朱琰著，全书共分6卷。分别以“说今”、“说古”、“说明”、“说器”为题，以饶州窑（景德镇窑）为重点，勾勒了古代陶瓷业发展各时期窑口不同器物的品类、特征与功用等内容，对研究中国陶瓷工艺的发展以及历代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陶说》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以后曾多次重刻，传本较多。同时，作为陶瓷文化传承的载体，《陶说》也被传入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通过梳理日本现有馆藏可知，多种版本《陶说》传入日本后既有重刻亦有译本。
二、《陶说》与日本馆藏文献考论
1、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馆藏的《陶说》。该版本隶属于《龙威祕书》为其戊集《古今丛说拾遗三十四种》戊3～戊4共计二册6卷。据版本信息为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石门马氏刻本。按：石门马氏，即是清代学者马骏良私人辑录的丛书，收录各种作品一百七十七种，共分为十集。
2、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馆藏《陶说》。该馆藏同样隶属于《龙威秘书》。刊本《龙威祕书》（1～10集）共计十册，原为津田左右吉旧蔵。集数完整且刊本众多。有具体时间者为第二集大酉山房嘉庆元（1796）刊本。
涵盖有陶说的第五集虽无具体刊本信息，但从序文后有“石门马俊良嵰山识男佩愉，佩忞全校”可知，应当晚于1796年。
3、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鲍氏知不足斋”版《陶说》。该版本《陶说》为6卷，其中2、3卷合一册，4、5卷合一册，共计四册。有乾隆39年，即1774年跋，印记有“听雪庵清赏”“海眉”“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等，外盒里有昭和甲午石隐道人的识语。
按“知不足斋”，乃是中国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藏书室“雅号”。据鲍氏所藏善本刊刻《知不足斋丛书》至道光间共刻成30集，收书207种。此外，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陶说》一册六卷，严格意义上说是据《知不足斋从书》本的抄本，其依据推断可以从同东京国立博物馆尚馆藏封面上的“金匮思慎堂藏版”字样以及线装帙入本亦有印记“听雪庵清赏”。另“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有乾隆47年即1782的序。此本外盒内也有昭和29年石隐叟的识语。
“金匮思慎堂藏版”中的“金匮”为“无锡”古时旧称，“思慎堂”为清代无锡的重要书坊。
以上二部《陶说》中的“听雪庵清赏”印记，据目前查找资料所知，只有江户时代中期的茶人石州流嘉顺派二代谷村嘉顺正胜以“听雪庵”为号。从茶与陶的密切联系来看：二代谷村正胜曾收藏过此两部陶说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其具体生殁年不详，不过从其父谷村三育殁年为宝历3年（1754）及其师清水道简的生卒年来看（1716～1783），其活动时期应当主要是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多至十九世纪初。由于目前研究条件所限，无法进一步根据文献确认其详细的内容差异。
4、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线装《翠琅玕馆丛书》中的《陶说》。左右双边，有界，小黑口，无鱼尾，9行21字。封面内有“光绪十年甲申冬十二月羊城翠琅玕馆校刊”字样。印记分别有“王秉恩”“常”“秉恩”“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得归茅屋”“太田书巢”“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
由封面内信息可知，此本是1884年广州翠琅玕馆校的版本，印记中“王秉恩”（1845～1928）为清末藏书家、书法家，华阳（今四川双流）人，曾在广州为官，并经张之洞推荐任广雅书局提调，民国后寓居上海，此本当是在广州为官时期所获。
“常”之印，详义不明，但由后“秉恩”印来看应该仍为王秉恩之印。“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中王芑庈无法准确断定所属，因为王秉恩及其子王文焘均无相关名号。虽然秉恩晚年多以古书、字画、金石换米渡日，但是从“华阳王”的字样来看，应该可以推断此书仍然属于王氏族人。后“得归茅屋”的印主也无法确认，据“得归茅屋”意义来看，很可能是引用杜甫旅居成都期间创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典故，印主应该还是成都地区人，进而判断依然可能是属于国人所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陶说》线装写本，在正文的页面上有“秀文斋”字样。遍查中日资料，找到“秀文斋”可能是指中国山东日照的印刷刻字的老字号“秀文斋”。据史料记载：“秀文斋起源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其创始人董佩琳，出生于康熙八年（1670），例赠文林郎，创建秀文斋刻字业，由于农业兴旺，延师课子，使其子董怀录成材。董怀录，字洛如，奎文阁典籍、例授文林郎、出任上海文富堂书局执行理事，负责刻版印刷“四大名著”，董怀录写字非常好，蝇头小楷，隽秀工整，美丽端庄，受到当局的器重，后其子董家驷长成，在文富堂书局当学徒。董家驷，勤奋好学，在文富堂不久，刻字、印刷样样都掌握的娴熟，在文富堂已是骨干”。
5、筑波大学图书馆馆藏写本《历代磁器谱》（2册）收录的《陶说》。目前同样受资料所限，其内容以及依据何种版本仍有待进一步考究。
6、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的一部内有朱笔，有虫损，印记为菩萨楼图书记《陶说》。该版本由葛西质（又名葛西因是）所点校的上善堂刊本经摄阳（大坂）种玉堂重印，此本有文化三年（1806）的序。此本在多图书馆均有馆藏。“上善堂”当是编修有《上善堂书目》的清代图书馆学家、藏书家孙从添（1692～1767）的藏书楼名。
上述东京国立博物馆亦有葛西质的合装写本陶说俗译稿，内有朱笔书入，但书写者不明。葛西质字休文，号因是，生于大阪居于江户，师从平沢旭山。林述斋，古注学派。著书有《通俗唐诗解》《老子辐注》。
三、结语
以上主要考察了《陶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各知名大学的馆藏文献情况，从陶书之路的个案典籍可以管窥蠡测，自清末民国以来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日本不仅西望“西洋”，同样也一直关注近邻“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烧造技艺与重视陶瓷文献的刊、刻、抄、印、藏等事宜。“陶书之路”的例证，体现了日本不断汲取中国陶瓷技术及陶瓷经典文献以发展自身的重要方略。透过现存日本各大图书馆的《陶说》考究，比照中国国内相关的馆藏文献，其内容可以说基本涵盖了现存的各个版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中日之间在陶瓷工艺上的交流，也可佐证日本陶瓷界广泛涉猎并收藏中国陶瓷典籍的“日积月累”、“代际层累”的持之不渝精神，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书写了重要的篇章。这也是日本惯于拿来并消化吸收域外文明以充实自身、文以开化的表现。
陶瓷文化鉴赏-唐代梅县水车窑青瓷“八美”说
唐代梅县水车窑由于工艺先进，其作品表现出许许多多的美，站在不同的角度它都能给人予美的发现和体验，可谓“景随步移，美随形变”。笔者将之概括为“八美”。恢宏之美
水车窑的造型深受盛唐大文化的影响，始终在追随和追求一种恢宏大气，且最终达到的是一种小器通大道理，大器大道理兼有的“大气”，而且这种“大气”和壮美的作品远远多于同时代其它窑业。如全国同期独一无二的巨型八足砚（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雄强霸气的长把汤瓶、身高４０厘米的四系大罐（省博馆藏）等皆为杰出的代表作。
自然之美
我们在水车窑的瓷艺作品里，看得到匠师们在追求作品与自然界独立自在形态的吻合；追求天衣无缝，没有人工做作痕迹的审美品格。比如水车窑青翠之釉色，几乎很难找到完全相同一致的，没有标准色阶可作比较，窑工配釉和施釉的随意再经窑火自然幻化而成的丰富色阶，构成了一幅幅天然的画卷。
简约之美
水车窑从隋唐始至宋初终，三百年恪守不着纹饰、一任天成的简约理念，有人说这是水车窑的一大缺陷，笔者并不这么认为。纹饰有纹饰的美，简约有简约的美，纹饰的美是外露的、奢华的；简约的美是内收的、朴素的；两相比较，后者比前者多了一份佛风禅韵的神秘感。
圆润之美
中国古人推崇圆满和圆融的境界。水车窑不乏“圆”与“美”结合的经典，其绝大部分作品中所表现的拙朴圆润之美，尤其三足炉、唾壶、执壶等的神圆造像，既是中原士族后裔——水车窑匠人秉承华夏民族尚圆审美文化的折射，又与明清之后带有浓郁功利色彩的机械工艺陶瓷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文质之美
水车窑匠人为客家先民，是来自中原的士族后裔，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千年不改“崇文重教”之良好风尚。物如其人，水车窑的陶瓷艺术理所当然自然地散发出翰墨之香，无论是执壶还是罐或是炉，其或颀长或圆润的外形无不透出一股儒雅风流之质，而且这一特征在全国诸窑作品中显得格外突出。
拙朴之美
水车窑作品一色青翠，无纹无饰，表面上给人一种平平庸庸的感觉。然而，这恰恰反映出唐代水车窑发展时期的鲜明特点及其独具的拙朴美。比如在瓷品坯胎上不经意留下的手抓痕，釉表上呈现的垂泪痕，壶、罐类器皿足底留下的“帘格状”刮削痕等等。用进化的工艺技术衡量，它显然是当时的“缺陷”或不足，而在考古学家的眼中，它却是甄别年代的符号；在艺术家的心目中，它则是最形象、最自然、最有韵味的艺术语言。
片纹之美
用平常的目光来观察水车窑青瓷，没有人不说它太一般：古拙的外表、平凡味淡，就像身着素装的僧人。尤其瓷器表面，除了自然开片的裂纹，光溜溜的一丁点纹饰都没有。其实，这就构成了艺术的空灵之美。似断又连、似有还无、似真亦幻、似虚却实的裂纹，有多少空灵意境又有多少禅趣虚幻蕴藏在里边。
韵律之美
瓷艺作品交给人类品读的实体首先是它的造型构图，而决定造型构图美丑最重要的指标是轮廓线（线条），而线条变化产生的美感称之为韵律。中国艺术品是用线条表现的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塑、木刻，陶瓷也不例外。信手挑一件水车窑作品，我们尽可在其中领略一番韵律之美。
官钧瓷器“北宋说”遭质疑
明代方流鸡心扁壶
近年来，随着河南禹州市钧台窑遗址最新出土文物的发现，许多中外学者对“官钧北宋说”这个主流论点提出质疑。在河南禹州去年举行的钧窑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官钧”瓷器究竟是北宋还是元末明初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由于缺乏关键性的证据，该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无法有定论，“官钧”瓷器“北宋说”仍然占据着主流。
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一直在关注“官钧”瓷器年代的争论。今年初，该所获知有一批“官钧”瓷器刚刚在河南钧台窑遗址出土后，由于保管不善而流落民间，便向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准备将这些珍贵文物回收珍藏。在获得该基金资助后，他们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接收了约160件“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器类与器型，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
事实证明，这批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正是古陶瓷学界一直在寻觅的物证。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如获至宝，马上开展了对这批钧瓷生产年代的研究。经过科学细致的器物排比、文献考察和广泛征询，大家一致认定，所谓“官钧”瓷器实为明代产品，绝非北宋制品。比如其中一件“方流鸡心扁壶”就是具有断代意义的典型钧瓷器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这次研讨会上，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和副所长郭学雷正式公布了“官钧明代说”的研究成果，并为这项成果提出了翔实可靠的证据。他们提出，传统认为的宋徽宗“艮岳”与“花石纲”之役与“官钧”花器并没有必然联系，所谓钧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也是根据部分明清文人的推测和伪书《宣德鼎彝谱》的演绎而以讹传讹，钧瓷“北宋说”的重要依据“宣和元宝”钱范同样存在重大谬误。因此，钧瓷“北宋说”的观点缺乏论据支撑。
根据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对这批新出土的“官钧”瓷器标本的深入研究，无论通过器物类型学排比、考察特殊釉色品种出现的时间，还是对相关绘画资料的比对研究和真实历史文献的梳理，都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证明，“官钧”瓷器的生产时间为明代永乐、宣德年间。
文中提到的“方流鸡心扁壶”是明初梁庄王墓发掘品，这个同样造型的钧窑壶和高足杯这次都属于被抓实了的证据。笔者个人认为这个观点即使不是最终结论，离真相也也越来近了。官钧的问题外国人早就提出来了，国内对以前河南的考古发掘有不同意见，认为地层分得不细，现在看来当时是把不少明代的白地黑花瓷都算作宋代地层出土，这次钧窑窑址出土的钱范被指出有很大的问题，应该是古人的伪作，真相终于慢慢被揭露了出来。
马未都：含蓄隽永说宋代
北宋 米芾《珊瑚帖》（局部） 宋代人表达情感的方式跟唐代人有很大的区别，唐代人是浪漫奔放、擎苍牵黄的，宋代就变成闲云野鹤了。宋代人比较贪图生活的安逸，开国皇帝赵匡胤定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国策，文人的待遇非常高，使文人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宰。宋代以后社会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都是跟宋代有很大关系，跟唐代的关系反而很远。宋代以后除了元代，明清两代都是按照宋代的思想方法做事。我们从文艺形式的表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如唐诗和宋词作比较，唐诗非常富于想象、浪漫，宋词就变得非常具体。唐诗经常是类似“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都是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但宋词总是“凄凄惨惨戚戚”、“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感觉两个朝代有很大的不同。宋代含蓄的爱，跟晋代、唐代的不同，不仅体现在诗词上，还有很多文献、类似的例证太多了。 我们通过藏品来感受宋代人的含蓄婉约之爱，还是黄花梨瘿木“八爱”纹大笔筒，这八个著名的文人过去的行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文化宝藏。宋代人喜欢的东西跟唐代人截然不同，像唐代李太白爱酒，完全是一个很超然的态度。宋代人喜欢的东西具体化了，像这上面有周敦颐爱莲、米芾爱石和苏东坡爱砚的表现。这些人都是很具体的把情感寄托在一件事物上。 清乾隆 青釉“三酸图”瓷塑 高18厘米 观复博物馆藏 以上也是宋代三个著名的文人，这个国就叫做“三酸图”。中间这个是代表佛家的佛印，苏东坡代表儒家，黄庭坚代表道家。释道儒三家对生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儒家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影响最深，他们认为人生是酸的，所以需要教化才能够融入社会。佛家认为人生是苦的，所以苦海无涯，要普度众生。道家是最起脱的，认为人生是甜的，所有遇到的事都应该是甜的，人只不过是一天到晚地自寻烦恼，总觉得生活不如意。 宋代 磁州窑白釉刻画花鸟纹磁枕 宋代是一个非常收敛的时代，我们从一个宋枕中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北宋时期典型的瓷枕，上面画着一个鸟，鸟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鸟站在树枝上，树叶也画得非常圆润、非常祥和。整个画面传达的是静态信息，是一个安静样和的时间段，宋代人在贪图安逸的同时，一直是期盼国家是和平安定的。但外来的侵略一直给宋代人极大的心里压力，导致他们更加逃避现实．希望生活永远不被干扰。宋代的这个枕头从一个侧面能看出宋代人的精神面貌。 评古论今醉文明，说陶讲玉话收藏。自20世纪八十年代始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藏品包括陶瓷、古家具、玉器、漆器、金属器等，马未都成为收藏界的金字名片。他品传统文化，说收藏艺术，让人回味绵长。 马未都，汉族，1955年3月22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荣成，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及现任馆长。20世纪80年代开始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藏品包括陶瓷、古家具、玉器、漆器、金属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