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油灯。
“省油灯”始于唐代，最早出现在四川邛窑，一直延续烧至宋代。
笔者收藏有一款青釉灯，为两小盏相叠而成，上盏小，下盏稍大且腹稍深，上下盏均为圈足，上盏圈足与下盏内心粘连而成，分上下两层，下盏盛水以降上盏之灯温。省油灯不仅实用，且节能效果显著。四川大学陈德富研究员对省油灯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他在其研究成果《邛窑省油灯研究》一文指出：省油灯“是一种方便节省油的新型照明用具，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一项科技创造，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
从闽北、闽南等窑场出土的黑釉、青釉、青白釉省油灯的共同特点是“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入清冰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宋史•老学庵笔记》）。福建制作的省油灯，由于胎釉各异，如黑胎、灰白胎、白胎以及黑、青、青白釉色等，其造型也不尽相同。如建窑灯盏为卧足，灯芯放置处是盏壁之泥条纽；北旗窑灯盏为平底足，灯芯安置处为斜管状。大口窑制作的灯盏器足多变化，有圈足与喇叭状高足，外壁及足见印花装饰，灯管置于盏中央。义窑是宋元时有名的青白釉瓷窑场，其青釉、青白釉省油灯均有烧制，尤以青釉灯盏最有特色，是由上盏与下盏粘连而成，但不密封，呈两盏叠放状，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省油灯的工艺技术传播根源，学术界公认是来自四川邛崃窑，福建也不例外，但经过福建窑工之巧手又创造出形式多样、胎釉造型各异的省油灯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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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可以说非常繁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把中国一些非常著名的技术发明由A到Z列了26项。李约瑟说：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和图画见证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地位居世界第一。
瓷器是中国发明的，现在的欧洲，常常在中世纪或者是近代皇室的家居、宫殿里的装饰中，可以发现中国的瓷器。中国还是一个丝国。中国古代的纺织机械，在李约瑟列的26项发明里就有缫丝机和提花机，他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两个纺织机械，而且比西方要早很多年。中国古代的建筑也有很多发明，斗拱就是其中之一。斗拱，中国特有的建筑结构。中国还发明了拱桥、吊桥，李约瑟都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有论述。
另外，中国也是各个民族中造船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在造船方面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技术。这个技术让李约瑟赞叹不已，即水密隔舱技术，就是用厚实的木板将整船分隔成多个舱区，这样即使一舱破损进水也不会影响整船的航行。
中国瓷器凝结的科技思想
瓷器、茶叶、丝绸等共同构成中国印象，而只有瓷器独享与国同名的尊荣，这足以证明瓷器无与伦比的地位，也是中国古代科技辉煌的佐证。瓷器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瓷器脱胎于陶器，这种由粗糙质朴向精致细腻的转变，是混沌之中出现的一缕清明，也为中国千年文明添上一道独一无二的印记。瓷器发展历程的每一步都闪耀着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光辉，蕴含着丰厚的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农业文明的色彩、和合思想下的传统光辉、淋漓尽致的崇玉信仰以及雅俗共赏的瓷文化。瓷器，代表的是一种文明，一种历史。中国瓷文化，是中国对外的一张特色名片，也是中国人千年生活的文化体现。
景德镇瓷器手绘窑变达摩陶瓷鱼缸
1、引言
瓷器，同茶叶、丝绸等共同构成中国印象，但是只有瓷器独享与国同名的尊荣，这足以证明瓷器无与伦比的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科技辉煌的佐证。对于瓷器的出现，台北故宫博物院博士周功鑫如是评价：“在科学史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跃进，那是中国固有的工艺[1]。”中国独特制瓷工艺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古代科技大国的地位。
日常生活中常把瓷与陶合为一类，统称“陶瓷”，因为瓷器是由陶器脱胎而来。然而瓷与陶又是不同的，“原料、温度、釉是区别陶与瓷的三要素”[2]。陶器质地粗糙，品性质朴，瓷器质地细滑，品性高雅，这种由粗糙质朴向精致细腻的转变，是混沌之中出现的一缕清明，也为中国千年文明添上一道独一无二的印记。在苍茫的东方大地，瓷器清冷的光芒折射了这个已经走过了几千个春秋的大国的灿烂文明，从这一侧面来说，一部中国陶瓷史，也是一部色彩斑斓的中华文明史。
2、水、火、土缔结的传奇——瓷器发展历程
陶器是人类早期文明的标尺，世界几大文明发源地的先民都曾独立地发明陶器，然而中国的瓷器却是一枝独秀。
“中国瓷器起源之谜，既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也是个科学命题”[3]。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说法是，“我国最早的瓷片可追溯到东下冯龙山文化。但形成原始瓷则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商代前期原始青瓷出现以后很快发展起来”[4]。
东汉时，成熟的青瓷烧制成功，扬名于世的中国瓷器开始逐步走向辉煌。隋唐五代时期，形成了中国瓷器史上“南青北白”的格局：南方越窑以生产青瓷为主，北方邢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唐代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体现了此时期中国的制瓷水平，从而为宋代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宋代陶瓷技艺的代表性成就就是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出现。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质之美，淡雅素静的美学风格则是宋瓷开创的新美学境界，极大丰富了瓷器的文化内涵。
元代是瓷器发展的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南方景德镇陶瓷工艺有了较大的发展。白瓷成为瓷器的主流，彩瓷亦备受喜爱，尤其是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器烧制成功，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加趋于成熟，这成为了中国制瓷史上又一开创性大事件。青花瓷色调淡雅且永不褪色，美观而又实用，因此一出现就风靡全国，至今仍是人们喜爱的一种瓷器。元代青花瓷洋洋洒洒地将这永恒清雅的蓝色调铺陈于天地，不仅给中国风瓷器家族带来了新的成员，而且还推动了明清瓷器新一轮的鼎盛。
明清两代中国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而中国瓷器给世界文化以最广泛、深刻的影响，也是在这一时期。明代初期青花瓷器继承元青花的诸多特征，在釉下青花的瓷器上加上红、绿、黄、紫等彩，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成化“斗彩”，后嘉靖、万历时，又兴起了“五彩”。而“中国瓷器外销欧洲，始于明隆庆万历时政府开海禁、海外贸易畅通之际”[5]，开启了新一轮中西交流序幕。清代继承与发展了“五彩”，并创烧了“珐琅彩”，后又烧制出“粉彩”。可以说清代瓷器，集历代烧瓷之大成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达到了中国瓷器烧造的历史高峰。
3、制瓷工艺凝结的科技思想与审美追求
回顾瓷器漫长的发展历程，我们似乎可以预见一个传奇之国的行走轨迹：带釉的硬陶上粗犷神秘的纹饰将我们带回三代神奇的时段；“南青北白”、流光溢彩的三彩陶俑，仿佛再现了大唐开放包容的宏大气象；“雨过天晴云破处”般的天青色瓷器裹挟着阵阵书香气，完美诠释了大宋王朝婉约精致的生活情调；端庄素净的青花瓷来自于一个马背上的豪放民族，却有着全然相反的细腻；沉睡于海底的破碎瓷片真切地提醒着昔日大明王朝海上航线的伟大与艰辛；而珐琅彩的绚丽光芒则照亮了大清几个世纪的征程……不难发现，瓷器行走的每一步都闪耀着科技和人文的光辉，蕴含着丰厚的传统科技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特质是“以天人合一作为哲学基础，以以道驭技为理论核心，以以人为本为价值归依，以经世致用为突出特点”[6]，同时这也是制瓷工艺所凝聚的科技思想菁华。
3.1 浸浴在农业文明中的传统工艺
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农人艰辛劳作的写照，然而这一简单的弯腰动作却也体现了先人对土地的敬仰与恭敬。正是在不断躬耕的基础上，中华大地形成了厚重的农耕文化体系，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创造之源。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一切以农为本，在这样浓郁的农业氛围之下，所有的一切都沾染上农业文明的特有气质。很多的技术发明就是因为农业生活、生产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比如耕犁，比如水车，比如石磨……瓷器的出现自然也与农业相关。
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制陶技术已经有很高水平，陶器不仅被用作生活用具，还被当作礼器，陶与人们的生活贴合得相当紧密，因此由陶而来的瓷也注定了具有生活用具的实用色彩以及祭祀礼器的尊崇意蕴。夏商周时期，青铜器是一种身份象征，仅限于上层贵族使用。平民也向往尊贵的青铜，但由于身份地位的限制只能寻找一种青铜器的替代物，原始瓷器应运而生并被广泛地使用于日常生活中。土是农业社会的根本，瓷器又是由土而来，所以从根上已带有农业文明的色彩，而瓷器一步步追求胎质细腻、画工精致、釉色巧致，也正迎合了农业社会“精耕细作”的理念。
3.2 和合思想下的“道器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的概念，但是却有着具有科学内涵的“道器之学”，道器之学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道器之学以尊崇自然、和谐自然为基础，在认识道、崇尚道的基础上，运用道所揭示出的原理创造器”[7]。瓷器等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就是建立在和合思想下道器之学的基础上。
以瓷器为代表的中国工艺并没有出现科技与人文的对立，而是致力于二者的完美结合。中国古代哲学一直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所谓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所有事物的和谐圆融，这种理想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瓷器的出现便是科技史上“天人合一”的经典范例，工匠们一直致力于瓷器制作诸方面的完美，而这种完美的衡量标准就是和谐自然。宋代天青色汝瓷胎体薄而细腻，釉色柔润清雅，是徽宗时期顶级瓷器，同时也是中国瓷器史上的最典雅的代言。含蓄婉约的天青色瓷器完美再现了“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自然效果，成为天人合一的完美诠释。
3.3 淋漓尽致的崇玉信仰
中国玉文化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古老的一支文化，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陈德富先生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玉文化是中国人民创造发明瓷器的最关键文化因素。中国人造瓷器即是在造玉”[8]。中国瓷器的最高美学理想和审美追求是“类玉”、“如玉”、“似玉”，瓷器身上能够发现玉的影子，瓷器可以说是玉的化身。
玉，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品质高洁的象征，一直都备受中国人的喜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中国上万年的玉文化。然而玉的数量并不能满足那么庞大的需求，所以先民便秉着对玉的崇敬与挚爱，在玉文化和陶文化的基础上，于商周之际创造出了瓷器，满足了下层民众对玉的需求。也正是因为瓷器的似玉风格，使得它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一直承载着日常用具和祭祀礼器的双重身份，在相当长的时间充当了政治制度中身份等级的象征物，实现了“天人合一”与“礼法、宗法制度”的互动联合。
3.4 雅俗共赏的瓷文化
瓷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造就了中国悠久而独特的瓷文化，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内生性文化。瓷器，并非如青铜器一般被束之高阁，也不似陶器一般过分地接地气，而是雅俗共赏的尤物，因而基于之上的瓷文化也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完美结合。
瓷器，代表的是一种文明，一种历史。中国瓷文化，是中国对外的一张特色名片，也是中国人千年生活的文化体现。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与瓷器工艺相关涉及书法、绘画、诗词等多方面文化，留下了“秦汉的恢弘、唐的华彩、宋的隽永、元的豪放、明的优雅、清的精巧”[9]，形成了各时代典型而特色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悠久的瓷文化，蕴含着一种人文思考，其对人生的崇敬，形成了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氛围。因为一大批文人的介入，瓷器不仅是一种实用工具，还成为了一种装饰艺术品。书画诗词与制瓷工艺的结合大大增加了瓷器的文化内涵，“陶瓷中的精神文化，是陶瓷文化的灵魂，是支配其他文化层次的因素”[10]，而工艺文化、风俗文化等都是从精神文化中衍生而来，每一个时代的瓷器所展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与审美追求，在这些异色纷呈的文化中又可以发现所蕴含的共性，即对真善美的渴求，对生活的美好祝愿。
4、 结语
这些与历史同在的瓷器在喧嚣中用沉默无言带我们回忆曾经的光荣岁月。“如果把这些陶瓷按照时间排列，中国的朝代传承顺序便详细可见；倘若再仔细观察陶瓷的纹样和图案，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竟然呼之欲出”[11]。瓷器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这些似玉非玉、来自泥土的瓷器蕴含着古老而隽永的科技人文思想，在历史风尘中被赋予了沉甸甸的内容，它们带着一段段神秘往事随着时代缱绻缠绵。
落地粉彩技法的创造者
王大凡(公元1888—1961年)，他从青年时代来到景德镇，从事陶瓷美术工作近半个世纪。一生为陶瓷艺术耕耘不铝，是景德镇陶瓷人物画的名艺师，“落地粉彩”技法的创造者。民国初年，他与著名陶瓷美术画家王琦等人组织景德镇陶瓷美术研究社，举办书画展览会，出过二十余册会刊，创办景德镇工艺日报。此后，又与几位著名画家组织“月圆会”，研究革新陶瓷画艺，人们称之为“珠山八友”。他为陶瓷美术的振兴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他擅长陶瓷人物画，兼写山水、花鸟。1915年，他的人物画大瓷瓶“富贵寿考”，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章。他的画风古朴，用笔纤秀，构图严谨，气势洒脱。特别是他有创新精神，能注重“古为今用”，师古人而不固于古人，能巧妙地把国画中的“意兴”与陶瓷绘画结合起来，使作品画风纯正。1939年，他创造的陶瓷“落地粉彩”技法，别具一格，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探索中取得了新的艺术成果。建国后，他到陶瓷研究所工作，创作热情更高，绘出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如一百五十件大瓷瓶《大禹治水》，建国十周年时送往北京，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及美术界同行的赞赏。还有许多作品在《人民中国》、《景德镇陶瓷选集》等书刊上发表。1959年《人民画报》、《人民中国》曾对他的艺术生涯作了专题介绍。由于他对陶瓷艺术的贡献，深得人民的信任，曾被推选为景德镇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和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最早的艺术品创造是什么
艺术品一般指造型艺术的作品，艺术品是现代人们装点生活的最爱，是个人品味的彰显，一些大师艺术作品更是现代收藏爱好者收藏的热门。那么，你知道最早的艺术品创造是什么吗？今天小编就来和您说一说。
人曾以“古玩地摊上寻找失落文明的考古者”来形容民间收藏家，这是一个高品位的光环，唯美而深沉。但民间收藏与考古涉及的范围是有差异的。考古在历史相关范围内无所不及，民间收藏则侧重以历代艺术品、工艺品和各种器物为主要收藏品。说起人类最初的艺术创造当然非陶器莫属。
民以食为天，器以食为先。原始器物的出现也必然因饮食而起，所以饮食具总是最早的器物。在人类学会使用火并且开始定居生、估以后，谷物或水产等成了人们的主食时，用于水煮食物的烹饪容器成了迫切的需求。有人说，每一次容器革命都是人类文明的坐标。视角很独特，想来又是妙趣横生。经过漫长的实践，先民们终于在火的作用下凝土成陶，朴拙的坛坛罐罐满足了生活的需要，也在人类文日月_史上定位了第一个容器坐标。
早在一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明并开始广泛使用陶器。但是由于找不到发明人，便把功劳给了神农，还煞有介事地将此事记载于《周书》。于是可爱的先民们又赋予了圣人爱护百姓的美吏象，并以此来解释陶的起源。
现代生活中，眼皮子底下的实用陶器大概就剩下朴实无华的陶泥花盆了。但是这朴实的容器在史前意义可是非比寻常的。浴火的陶泥曾经照亮了人类的史前黑暗时代。陶器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物件。
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风格粗犷、朴实大方的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后来，虞舜依照夷人发明的方法改进了制陶，夏桀用陶土建造房屋。周朝的礼制注重使用陶器，故设官吏专门掌管制陶。在战国时发明了铅釉陶器。秦代有兵马俑，缶、量之类的陶制器具，汉代有砖瓦，三国有精美的陶制器具，南北朝时有土佣，隋唐时有陶制的佛像及杂物，唐代的三彩釉陶达到了一个顶峰。到了五代末期，瓷器发明了，制陶工艺也就不再改进。历经宋、元、明、清数代，制陶之法沿袭并无太多改变。
紫砂壶器创造力，源自其产生和发展
宜兴，古名荆溪，因荆溪河得名。秦始皇灭楚，改名阳羡。晋惠帝为表彰周[王己]，改阳羡为义兴。北宋时，为避太宗赵光义讳，改称宜兴迄今沿用。宜兴盛产陶土，颜色多为绛紫，通称紫砂，亦有红、绿、黄、白等色，故又被誉为“五色土”。所做茶具，多通称紫砂器。紫砂壶器的创始，有文字的记载，始见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诗名：“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器泛春华”（《宛陵集》）。其次，欧阳修也有“喜若紫瓯呤且，羡君潇洒有余清”的诗句（《欧阳文忠公集》）。1976年，在宜兴丁蜀镇羊角山古窑址发掘出大量紫砂陶片，其断代时间为北宋中期，这也是紫砂壶器始于北宋时期的佐证。
初期的紫砂，出自何人之手，已不可考。但紫砂器真正兴起在明代中期，这些不但有实物遗存，而且还有较可靠的文字记载。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对紫砂壶器的记载始见万历十五年许次纡的《茶疏》：“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随手所作，颇极精之。”其后，在各时期的茶书中对紫砂器具的专门描述和记载陆续增多，并有系统阐述紫砂壶器的专著问世，明代周高起《阳羡名壶系》和清代吴骞《阳羡名陶录》是其中最著名的二种。
紫砂器兴起于宜兴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茶文化大环境陶冶下的突出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变革的必然产物。宜兴是中国古代名茶产地之一，所产“国山[艹舛]茶”始于三国孙吴时期，著称于江南。唐代上元年部，阳羡茶更为“芬芳冠入他境”名列贡茶。诗人卢仝有诗为赞：“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全唐诗》）饮茶须好水，宜兴金沙泉在唐代就是与贡茶同时上贡的煎茶良泉。同时，据考古表明，自母系氏族社会起，宜兴就有制陶业存世，并一直延续到唐、宋、元、明时期的大规模生产。正是这种“绝无仅有”的茶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紫砂资源，造就出紫砂技艺，随着明代茶饮之风的变革，掀开了中国茶文化新的篇章，赋予紫砂艺术新的文化情趣。
明代初期，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连年战乱、泰世初平，为体恤民情、减轻贡役出发，下诏废除团茶，改制叶茶（散茶）。朱元璋的这措施不但减轻了广大茶农为造团茶所付出的繁重苦役，也带动了整个茶文化系统的演变，茶的品饮方式发生根本变化，茶器具的构造也应运变异，使紫砂器异军突起，发展达到高潮，奠定了以后数百年至今不变的茶饮文化程式。
紫砂壶器受到人们珍视，还在于它具有与品饮散茶相适应的物理特性和实用的艺术价值。近人南海“百壶山馆”主人李景康和顺德“碧山壶馆”主人张虹在其合著的《阳羡砂壶图考》中总结了紫砂壶器的这一独有特性：“茗壶为日用必需之品，阳羡砂制，端宜论茗，无铜锡之败味，无金银之奢靡，而善蕴茗香，适于实用，一也。名工代出，探古索奇，或仿商周，或摹汉魏，旁及花果，偶肖动物，或匠心独运，韵致怡人，几案陈之，令人意远，二也。历人文人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或镌以花卉，或锓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书法不群，别饶韵格，虽景德名瓷价逾钜万，然每出以匠工之手，响鲜文翰习观，乏斯雅趣，也。”紫砂器的蕴香特征，至今没有任务物品能够替代。它的外形艺术创作，也至今不衰，仍然保持着蓬勃的创造力。
古代陶瓷珍品传承古代历史文化
１９９１年遂宁市中区南强乡金鱼村农民王世贵的一锄头，让我们穿越了时空的隧道,回到宋代走进了精美的瓷器世界。一件、两件……在这个全国最大的一宗宋瓷窖藏里，共出土了完整和可恢复原器物１００５件，几乎件件属于国家珍贵文物。保护这批珍贵文物的使命就落在了全国唯一的一家专业宋瓷博物馆——四川宋瓷博物馆身上。四川宋瓷博物馆坐落于遂宁西山路，背山面水，环境优雅，风光宜人。在近３０００平方米的展厅里，５００件宋瓷正敞开心扉，向我们讲述几百年前的历史。
带着对宋瓷的向往，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走进四川宋瓷博物馆，近距离感受那份神奇与美妙。好一座典雅、大方的建筑，它奇特的造型一下子就将你带入了宋瓷的世界。据介绍，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于馆中所珍藏的弦纹瓶，它腹部的容量很大，按照这样的造型设计预示着遂宁大地还可能蕴藏着更多更美的瓷器。
进入展览大厅，一个漂亮的宋瓷“窑洞”便呈现眼前，在“窑洞”的正面墙上，有一幅气势恢弘、精美生动的大型五行传说浮雕，完美地表现出陶瓷起源与华夏文明的关系。浮雕从左至右依次用金、木、水、火、土、女娲和伏羲生动再现了陶瓷的历史渊源。
全馆展览由《读瓷篇》、《听瓷篇》、《赏瓷篇》、《制瓷篇》、《鉴瓷篇》５部分组成，容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让人可以从视觉、听觉、触觉上，全方位感受宋瓷文化的魅力。
读瓷篇品阅遂宁历史
来到《读瓷篇》，仿佛在翻阅遂宁光辉历史。从“海内文宗”的陈子昂到“蜀中诗人之冠”的张问陶都是遂宁悠久历史中灿烂的星辰。明清古建筑群广德寺、千年古刹灵泉寺、陈子昂读书台……一处处风格各异的历史名胜都展现出遂宁的古老文明。在拥有这样厚重的历史胜地观赏国宝级宋瓷可堪称人生之福。
从中国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红陶到明清时期的彩瓷，中国的陶瓷史向我们展现出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交流乃至政治经济和民族艺术与科学的发展历程。
听瓷篇聆听宋瓷旋律
瓷器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项伟大发明，它在人类的生活领域中无处不在。我们用瓷碗吃饭、用瓷杯喝茶、用瓷器盛水，但你可能不曾听过用瓷器演奏的乐曲。而在四川宋瓷博物馆，你不仅可以听到瓷编钟发出的优美乐声，还可以用Ｔ型木棰亲手敲打瓷编钟演奏一曲。瓷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大型打击乐器，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之一。它由大小不同的瓷钟分成上中下三层排列，造型古朴幽雅，音色纯正悠扬。加之旁边展柜陈列的其它瓷乐器，一场古音乐盛会正在上演。
赏瓷篇欣赏国宝魅力
四川宋瓷博物馆的宋瓷主要产于南宋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四川彭州窑等名窑。造型精美、胎骨敦厚、釉色明丽。其中，荷叶盖罐、龙耳簋式炉、青白釉梅瓶、三足蟾形水盂等文物更是稀世之珍，被誉为“国之瑰宝”。
走进二楼的宋瓷精萃展厅，“宋瓷精萃”４个大字映入眼帘，这是中国瓷器鉴定第一人耿宝昌先生亲笔所书。从那苍劲有力的笔迹中，深深蕴涵着他对这批宋瓷的珍爱之意。
荷叶盖罐体形硕大，是窖藏出土瓷器中最大的一件。盖罐呈荷叶状，其造型端庄秀美，圆润丰满，釉色纯正明亮，盖和身形成一动一静的完美结合，整体给人以和谐的韵律美感。顶部的小钮仿佛告诉人们，它是刚刚被人从河中摘下倒扣在罐子上的。在出土时，罐内装有９９件青白釉小碟，象征着九九归一之意，它的主人正用这种方式祈祷人、瓷还能重新相聚。
簋在西周时期是和鼎配套使用的礼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龙耳簋式炉也是金鱼村出土文物中特别珍贵的，但是在农民取土时遭到了破坏，口沿留下一个Ｖ型缺口，耳部也被破坏。当时挖掘的专家戏称，这个农民不是挖去了几块瓷片，而是挖掉了几千万，否则它的价值将会超过荷叶盖罐。
制瓷篇亲手制瓷过把瘾
当走出宋瓷展览厅后，如果你仍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也想收藏一件宋瓷真品，那就去ＶＩＰ鉴赏室。在那里，可以学到鉴赏宋瓷的所有技能。要是还想亲手制作一件稀世珍品的话，博物馆的陶吧，它会将带你穿越时空，带你走进宋代，走进瓷器时代。
如今的四川宋瓷博物馆，优美的环境、完美的音效、热情周到的服务，让置身于宋瓷世界的你备感温馨。据了解，为让游客拥有舒适的游览环境，更深切地感受宋瓷的魅力，四川宋瓷博物馆全面改进和完善了馆内的基础设施。
瓷器制造是一门泥与火的艺术，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历史的车轮碾过千百载岁月，时光流逝，留存下来的每一时代的代表作品都真实记录着当时人们的习俗、时尚、情感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宝贵的文化遗产。观赏这批精美绝伦的宋瓷，我们深切地体验到一种美好的艺术感觉，感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八百年的世事沧桑，八百年岁月无情，这批稀世之宝留给今人的是历史的震撼和文化的传承与熏陶，这是历史之大幸，也是遂宁今人之大幸。
古代酒器香犹存
凡收藏现代陶艺酒瓶的藏友们都知道，现在各个时期的酒瓶与古代酒器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据文字记载，新石器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形状类似后世酒器的陶器、牛角器以及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如：２003年6月20日，考古人员在陕西省西安市一座古墓中出土的西汉早期凤首铜锤时，发现其中盛放着10余个青绿色米酒器，香味依然扑鼻，专家认为这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汉美酒是目前所保存最好、存量最多的古代青铜器酒。东汉前后的瓷制酒器与陶器相比，不管是酿酒工具还是盛酒工具，瓷器的性价比都远远超于陶器。后来出土的元、明、清时代的梅瓶就是当时盛酒瓷器中的一种，出土时有的还装着酒，依然香气犹存。
酒器收藏家魏乐进现已收藏各个时期的酒坛、酒缸、酒罐、酒壶等300余件。有长沙窖、石湾窖、北方窖，还有湖北地区的马口窖。它们都各具特色，上面书写着“酒”、“喜酒”、“状元红”、“大曲酒”、“陈年谷酒”等，绘有福、禄、寿、喜、八仙过海、花鸟动物和名词诗句等，如：“颤子花枝照酒色，酒色中有好花枝”，还有类似广告语的“闻香千转摘于中国酒业新闻网里须下马，知味百步且停车”等等。
诗画浑然一体，别具风格，古拙可爱，好像一坛美酒放在在眼前。有最大的可装50斤的酒坛，最小可盛半斤的小酒壶。还有些更具特色，它们有着明显北方窖口风味的元代“八思纹”酒坛，每一个高矮大小差不多，但纹饰都不相同。有的饰有吉祥如意的兰花、牡丹花、白鹤、天鹅、喜鹊等，还有的四面开光、画着四只蝙蝠，它们都明显寓意着来自四方的客人都是福。这些酒器古色古香，仿佛酒香味遗留至今，使人爱不释手。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我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步改变以酒缸、酒坛等器皿器具存放各类名酒，开始使用玻璃器具。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以山西省为代表生产出大量的“玉堂春”、“杏花村”系列陶瓷酒瓶，并带动各酒厂均以陶瓷、瓦罐、紫砂等作为酒瓶，但它们大都离不开古代各时期的器形，且更富有想象力，这就是现代酒瓶与古代酒器的渊源所在。
如果将古今中外的酒器，精选陈列起来，应当是一条永远观赏不尽的艺术长廊。
古代“秘色瓷”
在越窑空前繁荣的晚唐时期，一位孤傲不仕、倜傥不羁的雅士陆龟蒙以《秘色越器》一诗尽情讴歌了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此诗用卓异的笔触为越窑扬起了一面鲜艳的大旗，同时亦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秘色”之谜。五代人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对余姚上林湖（今属慈溪）出产的“秘色茶盏”赞美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氵贲。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徐夤的生花妙笔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秘色”在五代人的头脑中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换言之，“秘色”成为谜，是五代以后的事。
由于五代吴越国钱氏统治者曾用大量的越窑青瓷向中原朝廷进贡，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在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年）吴越国纳土归宋后，世人普遍认为“越上礻必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礻必色”。显而易见，在宋人的心目中“秘色”是与钱氏供奉划等号的。然而，也有一些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赵令畤的《侯鲭录》云：“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这条记载指出“秘色”出现于唐代，否定了“秘色”与五代吴越钱氏进贡的因果关系，但未触及“秘色”的含义。嘉泰《会稽志》则说：“越州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作之，臣庶不得辄用，故云秘色。按陆鲁望集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钱氏为始。”此记述的最后结论虽与《侯鲭录》相同，然它并没有将“秘色”与进贡直接挂钩，也就是说，“秘色瓷”的使用者除了中原统治者外，还包括吴越国王。嘉泰《会稽志》是南宋时期的一部内容可靠、资料翔实的方志，所以它关于“秘色瓷器”的记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在谈论“礻必色”时所得出的结论与前面两部书相同，不过，它认为“礻必色窑器”出现的原因是“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叶的《垣斋笔衡》所述与《负暄杂录》基本一致。在宋人有关“秘色”的论述中，当数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最为怪谲，该书云：“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唐陆龟蒙有进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传杯。则知始于江南与钱王皆非也。”“李王”即唐朝帝王，“钱王”为五代吴越国王。赵彦卫的论述将青瓷器、唐朝帝王与“秘色”联系在一起，又引用陆龟蒙的诗以说明“秘色”并不创始于江南以及五代吴越国王。这句话不啻隐语——它隐含的结论是：“秘色”创始于唐朝，产地在北方。《云麓漫钞》的这条记载存在明显的错误：（１）陆龟蒙诗的题目并未标“进”字；（２）该书的作者对“越窑”的所在地一无所知。可见，寡闻和臆想导致赵彦卫的判断出现了偏差。此外，曾忄造的《高斋漫录》等书均述及“秘色瓷”，其文字与《侯鲭录》大同小异。
综观宋人有关“秘色瓷”的记载，可以归纳出这样六点：（１）虽然世人普遍认为“秘色瓷”是吴越钱氏烧造并专用于进贡的瓷器，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秘色瓷”出现于唐代，故不是五代吴越钱氏所烧贡瓷的专名；（２）“秘色瓷”的使用者包括中原帝王和吴越等方国的统治者；（３）各书在指明唐代已有“秘色”的同时，没有述及它的本义；（４）《侯鲭录》中“今之秘色瓷器”的提法，暗示了五代吴越国烧制的“秘色瓷”有部分流传至宋代，当时不难见到；（５）陆龟蒙诗里的“中宵”或作“中霄”，“斗遗杯”或作“斗传杯”，“好向”或作“如向”，这说明此诗在宋代已广为传抄，并被作为“秘色”之名的本源；（６）宋人引用的陆龟蒙诗之标题中均没有“秘色”二字，这表明，此诗当时已家喻户晓，故各书作者在引用时有意省略了“秘色”二字，否则“唐时已有秘色”的结论就不能成立。
上述关于“秘色”之争的文字虽大多出现于南宋人所写的书中，而这一争论的起点则在北宋时期，尽管起初争论的范围不广，争论也不激烈，但嗅觉敏锐的朝中文人还是认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因而在著书立说时对“秘色”之名持审慎态度。欧阳修、宋祁等人在编撰《新唐书》时，将越州会稽郡土贡的越窑产品谨饬地称作“瓷器”。到了元代，脱脱等人在编修《宋史》时，仍不敢采用“秘色”之名，而将吴越钱氏所贡的称为“钅口金瓷器”、“金银钅口器”、“瓷器”、“金钅口越器”等。由此可见，自“秘色”出现以来，这个民间的称谓是一直被阻挡于宫廷之外的。
南宋那场激烈的“秘色”之争过后，关于“秘色”的讨论便沉寂了很久。明清时，“秘色”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此时讨论的焦点已转变为对“秘色”含义的认定。《景德镇陶录》云：“垣斋笔衡谓秘色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大抵至钱氏始以专供进耳。”此书经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秘色乃是当时瓷器之名”，这类瓷器“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陶说》也认为“秘色”是当时瓷器的名称。古籍记载既是有待被考古发现证实的对象，又是文物研究的重要依据，故要最终揭示“秘色”的真相，还得将目光转向出土的“秘色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