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
大龙缸和薄胎瓷的烧造成功，是明时景德镇瓷业高度技术成就和制瓷技师惊人智能的体现。大龙缸，直径高度均达70厘米以上，通身饰以五爪龙须，形制巨大，气势宏伟，荘重肃穆，为帝王专用之物，他人不可僭越使用进而更现它的神秘。薄胎瓷的制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制瓷技师的艺术匠心和智能，最薄最细的薄胎瓷器，其厚度只0.5毫米，最厚的也只有1毫米，真正是“胎薄如纸”。
以成化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空前的绝作。创于成化时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閗彩工艺，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成化时期的閗彩，釉上色彩一般都有三、四种，多者达六种以上，而所施色彩的特征又极其鲜明，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加绚丽，给人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之感。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在成化閗彩的基础上创出了青花五彩，改变以閗彩中仅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的决定性的主色地位，而使青花只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一种颜色，青花和红、黄、绿等色处于一样的地位而没有主从之分，这就大大丰富了青花五彩的表现力，呈现出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以及釉下蓝色为主突出红色的局面，嘉靖、万历彩瓷也就以图案花纹满窑，色彩浓艳深翠而行于世。明代彩瓷还有白地绿彩、青花红绿彩和釉上五彩以及填彩、金彩等等，素三彩也较为出名。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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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陶瓷发展历史—近代景德镇瓷业
[摘要]: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成就。仿古器皆习旧制，继承中亦有创新。彩绘以仿康熙青花为佳，仿乾隆五彩为多。颜色釉仿制更为突出。雕塑瓷在发扬原有的堆雕、玲珑、镂雕等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洋雕塑的技法，取得新的成就。
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成就。仿古器皆习旧制，继承中亦有创新。彩绘以仿康熙青花为佳，仿乾隆五彩为多。颜色釉仿制更为突出。雕塑瓷在发扬原有的堆雕、玲珑、镂雕等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洋雕塑的技法，取得新的成就。
清末民初兴起的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文人派浅绛彩瓷，一改前朝华缛浓艳的面貌，追求一种简约淡雅的清新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从此开辟了陶瓷彩绘文人画派的先河。稍后，以王晓棠、潘宇为代表的文人派改用粉彩颜料绘瓷，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色彩领域。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0年）前后，文人派的新粉彩瓷便成为景德镇美术陶瓷的主流。
瓷苑名家王琦于一九二八年邀集数位志同道合者组成“月圆会”，每月十五聚会一次，研讨画艺，绘瓷作画，时人雅称其为“珠山八友”。“珠山八友”一说是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徐仲南、田鹤仙八人：另一说是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何许人、毕伯涛八人。尽管说法不一，然而，这十位艺人在当时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珠山八友”等人各有所长，风格迥异，技艺精湛，艺术成就名噪海内外。他们的成功，把景德镇的粉彩瓷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明代天顺年间景德镇陶瓷的特点
一、器形和胎质：已知天顺景德镇瓷器有罐、瓶、碗、炉等。总的感觉是胎体厚重胎灰白，由于瓷土淘洗不精，有的瓷胎有空隙。碗的圈足宽矮，圈足外墙内收，内墙近平直，有旋削跳刀痕迹，挖足不过肩。罐的腹部有接口，外部不明显，内壁明显，有明显的手捏痕迹，浅宽圈足，底平无釉，多砂底，有的底无釉泛火石红斑。筒炉胎体厚薄适中，修胎规整，造型稳重秀美。梅瓶，胎体比成化更为厚重，器形却比宣德时更为修长。
二、釉色：釉白中泛青，青花釉色蓝中稍灰，浓处呈黑褐色，有的有棕眼，有的釉色肥厚泛蛋青色。天顺时和景泰一样，青花瓷由于釉层增厚，泛有微小的气泡，使青花色调松散，笔触不清晰，有朦胧感。
三、纹饰：天顺时的纹饰与正统、景泰基本相同，如意头纹、折枝花卉、缠枝莲纹、双层螺旋形莲瓣纹是天顺盛行的纹饰。天顺时罐的腹部饰折枝花卉并衬以云气、杂宝纹。天顺时瓶的腹部主题纹饰绘樵夫遇仙图，在山间绘以奇花怪石，云气缭绕，似仙境。人物笔法简练，形象生动，天顺时，所绘人物风景，以中锋用笔，画得飘逸洒脱。所绘云气粗重豪放，多似灵芝状，并绘多层小圈，密布于云气的一侧，画笔酣畅流利，疏简豪放，有时也用中锋笔勾勒。天顺时所绘麒麟多作回首蹲伏状，较为驯良，补白的火焰、杂宝更趋简化。
四、款识：有“天顺年”三字楷书款，“天顺七年大同马氏造”款。款识多不规则。1981年香港《求知雅集》图集中的“天顺年”款青花回文三足炉，款识字体具有宣德以来的深厚风格。
陶瓷业
考古工作者在本县属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发现大量制于四、五千年前的陶器。这些陶器以夹沙灰陶和细泥黑陶为主，前者外施蓝纹，后者外表磨光。考其制法有盘筑、模制、轮制3种，工艺水平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在古麟州城等遗址发现的宋代文物中，有当地民窑出产的碗、盏、瓶、罐等瓷器。其制作工艺比较粗糙，多为白胎黑釉。清雍正无名氏编《神木县志》载，当时县境有王家窑（城东20里）1处瓷窑。另据老者回忆，今永兴乡刘山峁瓷窑亦为清代所办，但具体时间难以确指。上述证明，本县陶瓷生产起源很早，发展很慢。民国年间，全县瓷窑增为7处。产品有缸、盆、坛、罐、碗、碟、瓶、壶等盛具、餐具及灯壶、灯盏、灯座、火罐之类日用品，均为白胎黑釉，造型朴素、工艺粗糙。抗日战争时期，瓷窑纷纷倒闭。1949年，在人民政府扶持下，7处瓷窑全部复工，年产日用瓷器2万件。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私人瓷窑一律收归集体，成为农村副业。随着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外地瓷器、搪瓷和玻璃器具占领市场，本地粗瓷产品多被淘汰，只保留缸、盆、坛、罐等少数几种。“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多数瓷窑倒闭，仅刘山峁等处继续生产。1970年以来，本县倡导农村开展多种经营，陶瓷业重新振作起来。1986年有4个村办瓷厂、5个个体瓷厂，从业人员总计102人。各耐火材料厂和活鸡兔煤矿也兼产日用陶瓷。生产工艺无大改变，但生产工具大有改进，如将转盘改为电动或机动，减轻劳动强度。年平均产量3万件左右，其中1979年产量最高，达11.95万件。
陶瓷文化鉴赏-明弘治景德镇官窑瓷业的衰落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业的"黑暗时期"以后，成化景德镇官窑瓷业进入了明代瓷业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永宣传统产品得到恢复，创烧产品、仿古制品也陆续涌现，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烧造，更为成化制瓷业增添了时代艺术特色，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种局面未能保持到弘治时期，朝代的更迭使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御厂窑事很快地由"盛"转而为"衰"，这种转变集中反映于两个方面：一是烧造数量的剧减；另一侧是色彩的单调，由成化"艳"的倾向转而为"素"的趋势，这两点构成了弘治朝瓷业走下坡路的主要特征。考其凋蔽原因，当与孝宗帝朱祐樘的治国之道及个人嗜好有关，本文主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
在瓷器研究领域内，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弘冶一朝，因为这个时期似乎并无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明代中期一个瓷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其间除了弘治朝传世品稍少外，发展比较平衡，似无明显的衰落迹象，在未考察这一问题前，笔者始终不怀疑这种传统看法的正确性。然而，通过研究，事实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一经比较弘治朝瓷业不景气的迹象即刻显露出来，无论是烧造数量、品种、形制诸方面，都无法与成化朝相抗衡，也难以同正德朝相提并论，这三个朝代官窑瓷业的起伏，呈现出一种"M"形的发展趋势。
笔者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传世的成化、弘冶、正德瓷器作了一次粗略的统计，发现弘治朝的制品出乎意外的少，在国内，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馆、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大博物馆拥有较多数量的弘治瓷器外，其余仅见零星收藏；在日本、美国等一些收藏中国瓷器较多的国家，对弘治瓷器的收藏也是微乎其微。在出土器物中，除了景德镇御厂窑址的残片外，其余只是个别的发现，几无成批的弘治瓷器出土。
从品种看，弘治官窑器也无法与成化、正德两朝相比较，现将这三朝有传世实物为依据的烧造品种分列如下：成化：斗彩、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青花加彩、孔雀绿釉、孔雀绿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祭蓝、紫金釉、黄釉、黄地绿龙、白釉、白釉刻填绿龙、豆青釉、仿哥、仿钧等。
弘治：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釉里红、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白釉刻填绿龙、白釉刻龙露胎、豆青釉等。正德：五彩、三彩、素三彩、矾红彩、青花、青花红绿彩、青花黄彩、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白釉、白釉刻填绿龙、孔雀绿釉、瓜皮绿釉、豆青釉等。
成化朝烧造的斗彩瓷器，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品种，它们绝大多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手里还有部份收藏，从其数量来说并不算少，但令人惊讶的是弘治一朝竟未见一件斗彩瓷器！足见这一类处于艺术巅峰的名贵作品至治时已停止烧造了。只有五彩尚有少量制作，目前仅从国内外出版物上见到几件作品①，且艺术质量已远不如成化斗彩。其他制品均袭成化旧制，但有的已不能与成化器同日而语，比较突出的是题材单调，纹饰多数是传统的龙纹，在艺术处理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例如青花游龙碗中龙的布局很不协调，龙象征着腾跃，但别扭地跃于莲池，这种题材以后绝少见到。再如白釉露胎刻龙盘，这种盘应是本朝的典型器，但制作较粗糙，龙的神态也缺乏生气，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五彩龙纹盘也同样有这一质量粗而稚拙之感。青花是每一朝均有大量烧造的主流产品，但弘治青花不仅少见，且形制均匀为小件盘碗类，英国大维德藏弘治九年纪年款瓶一对，形制较大，制作较精致，但属民窑烧造。当然，由于前朝老艺人尚在，技法并未失传，许多瓷器的制作依然保持着成化的良好制作风格，而且也生产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色釉--低温娇黄釉，这种色釉的烧造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最高水平。但这种色釉的高质量并未能改变弘治朝釉彩品种单调的状况，综观，弘治朝瓷业之现状，与前后朝相比几乎处处趋于劣势，这一切，显示着该朝瓷业的不景气。
（二）
传世实物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弘治朝瓷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传世品的稀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时因战争，宫廷灾变等历史原因也可导致传世实物的减少。因而分析主要原因还必须了解当时朝廷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瓷器烧造抱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掌管御器厂烧造大权的是皇帝本人。
下面是弘治朝宫廷中一些日常记载，反映了官方对当时御器厂瓷器烧造的动态和反应。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兰州临清镇守、四川管银课、江西烧造饶器、"广东新渌守珠池内官悉令回京②。
按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崩，九月壬寅孝宗即位，减饶州烧造内官时已是孝宗当政。上述同官，所担任的并非是当时最重要的职务，召其回京不是商议什么军国大事，而应是停止其所辖业务活动。后来的史实证明，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节约资财，限制瓷业，打击为非作歹的宦官。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来工役繁兴与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回营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③。"
这段史料详细说明弘治弘治三年仃差内官烧造瓷器是大臣上谕，向朝廷陈述原委，孝宗才决定停止不差的。其原因十分清楚，这些内官太监，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大臣对此甚为不满，所谓"扰人"仅仅是一种婉转的措辞：而所述"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之语正说明内宫瓷器的贮存数已是十分巨大，不必再烧。显然，这些瓷器绝大多数是成化时期烧造的，因为孝宗执政三年，两度裁减、停遣烧造内官，景德镇御器厂的制作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度，即使没有停烧，其数量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弘治早期几乎没有多少瓷器生产。
除了听从臣下的谏言，不差内官前往江西督烧瓷器外，孝宗还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征收制瓷原料的政策：弘治五年三月"辛未初八日，以皇太子礼成诏告天下"：……各处额办派办物料除军需供应器皿外，其余朱漆，油麻、铜丝、铜青、铜铁等，……白墡④、矾红、烧造缸釉等土……等项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征者悉与蠲免，已征在官者仍解本部并本处收贮以备别用⑤"。
由于许多行业的停止，这些额办派办的物料似乎已没有多大作用，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物资贮存于官府，而且拖欠年限迨至弘治二年年底为止，很可能以后三年内并未征改。这里，有一点应当注意，这段材料中提到的"矾红"可能就是烧造包括成化斗彩在内的红彩料，把它列为朝廷征收的原料中的一项，足见成化朝对矾红是重点征收的，因为它与制瓷主要原料"白墡""缸釉"列在一起，这种彩料的蠲免进一步证实彩瓷的烧造在弘治朝完全进入低潮，朝廷对这种费财甚多的制品显然已不感兴趣。
弘治中期以后，景德镇官窑瓷业又在朝廷内官的严加监督下，生产比较精致的瓷器，以致又一次引起了大臣的强烈不满：十一年十一月"癸卯，礼科给事中涂旦等言……近者差内官往苏杭等处织造缎匹，陕西等处织造羊绒，织金彩、妆曳撒秃袖、江西烧造各样瓷器，俱极淫巧，又取福建丝布追督甚急，况各处连年灾伤，边方多事，重以骚扰，百姓何以堪命？伏望一遵旧制，非常额一切停止，不宜停止者，责其进纳，所遣内官通行取回，庶可以宽民力……。上曰：讷忠言联当自处，王铖既用之边族，置勿论，其余令所司斟酌以闻⑥"。
孝宗帝这一次的态度比较暧昧，显然他对上述物品不无需求之意，只是碍于面子，或者说尊重臣下之苦口良言，因此还是把决定权下放给有关衙门。两年以后（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礼科都给事中宁举等以灾异言十事"，其中一节财用谓："近者屡差内臣往陕西苏杭织造驼绒缎匹，饶州烧造瓷器，凡诸工作动费不赀，况所差者假公营私，用一造百，……乞取回各处督造内臣，减光禄寺无名供应，以安民心……。上纳之⑦"。
宁举等所奏内容与两年前涂旦等所奏内容基本相同，可能前面孝宗批复的"令所司斟酌以闻"之言，臣下并未完全（或无法）执行，因而宁举等再奏并着重指出了"动费不赀"和宦官的"假公营私，用一造百"对地方百姓的危害。从这里可以得知弘治十一年以来烧造瓷器所耗资财颇大，从而可以推测，弘治朝在这一阶段可能烧造了较多质量较高的瓷器。似可认为，这一阶段是弘治瓷业的高峰。
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孝宗"命取回饶州府督烧瓷器内官"，其由为"从巡抚都御史韩邦问奏也⑧"。韩为巡抚江西都御史，他在地方上显然深知浮梁民困和宦官贪酷之实情。于是又一次撤除了督造内官。与此同年"弘治十五年奏准，光禄寺岁用瓶坛自本年为止，已造完者解运，未完者量减三分之一⑨"。这一减烧措施似与韩邦问之上奏事有密切关系。次年（十六年）七月江西按察司佥事任汉上地方事宜，其中有："一谓江西地狭产薄而科赋比常加倍，景德镇烧造瓷器所费不赀，卫所军士有半年不得支粮者，乞暂将解京折量银两并起解运，兑军粮未减半坐派多剩留以济军士，其军需颜料并瓷器之类亦暂停免二三年⑩"。
任汉的上谕在当时并无答复，但后来可能还是兑现的，同年十二月"已未，吏部尚书马文升奏……乞将弘治元年以来所派一应物料量为停免……工部复奏弘治十年以前及十三、十四年分派所宜蠲免停止者十七事疏上俱从之⑾"。这段史料中虽未知有否停免烧瓷，但从有奏必从的实际情况看，景德镇御器厂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停烧或减烧。
综观孝宗当政十八年，对监烧瓷器内官的遣召谕旨减烧是十分频繁的，其间仅罢免、召回烧造内官的次数就至少有五、六次，而减烧，蠲免的事例也时有出现，这种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做法，在许多朝代皆有，但在弘治朝显得特别多，而且别的朝代往往是监烧者不力，烧造质量下降而遭朝廷训斥或贬滴；但弘治朝则是宦官"骚扰百姓"等原因造成。凡此种种，对御器厂的正常生产影响很大，于是产量剧减，多种品种取消，质量有下降趋势。《明史》食货志在叙述正德朝瓷器时统计："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余万件"。计划内的三十余万件没有完成任务，这主要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限制措施后逐渐拖欠积压的。因此，对造成这种官营瓷业萧条的主要责任者孰谁，是十分明确的了，它完全与孝宗帝的治国之道相适应，与其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政策相适应。
（三）
弘治帝是何许人？在他当政时奉行的是什么政策？在明代各朝君主中，孝宗朱祐樘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皇帝，旧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较高，誉其统治时期为"弘治中兴"。《明史》对他更是赞颂备至，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⑿"。诚如史料所记，孝宗是一个比较懂得治世之道的开明君主，他任用贤臣，采纳忠言，勤于治理、裁抑宦官，并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俭"。在他当政时期，减烧景德镇瓷器仅是无数措施中一项，明史记载，他经常"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减供御物品""罢营造器物"、"减光禄寺供应"等。另外，不断"免各地灾税粮"、"赈灾民"、"免织造"、"闭银坑"，甚至对正旦、万寿圣节、重阳、冬至等节日宴赐百官之常例，也经常命"免宴赐以节钱钞"。执政十八年，禁减项目之多，为历朝所少见。由是而"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执政期间，臣民欢欣，朝野鼓舞。当然这是相对前后朝昏庸之主而言，其父成化、其子正德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宠用宦官，朝政腐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景德镇御器厂瓷器生产在弘治朝走下坡路乃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之事。这对后世瓷器研究者来说不无遗憾，因为如果孝宗与其父其子一样不加限制的话，当时的瓷业是不会停滞不前的，说不定的有方面还胜于成化、正德，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做法是明智的、进步的，符合广大臣民的愿望的。
（四）
在分析一朝瓷业兴衰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下面这一因素，即皇帝个人的嗜好有时也可能会造成瓷业的兴衰。如宣德时朝政并不腐败，但宣宗喜好瓷器，其时青花及各类制品俱佳；景泰帝可能格外欣赏珐琅器，由是该朝流行"景泰蓝"扌舀丝珐琅器；成化帝似乎对彩瓷有特殊兴趣，因而斗彩制作特别精。但弘治由于"兢兢于保泰治盈之道"夙夜忧勤、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瓷器，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但是，有迹象表明，弘治帝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的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另外从史料也可窥见其嗜素之一斑，如弘治十五年三月"已亥，先是有旨，自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进素日期，俱令光禄寺禁屠，户科给事徐昂等因言今一岁之中禁屠断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从中可知，弘治十五年一年内御膳进素日期可达一百一十一天，约占全年三分之一，而且关于"进素在祖宗朝本无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爱惜物命，至于如此⒀"，说明弘治早有食素习惯，其御膳进素也是常事，而越到后期可能进素日期更多。由此类推，食素所需之器皿必然与所盛食物相适应，其色调必然相和谐。因此，弘治帝对素净器皿的使用是比较多的，再说，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而我们又可推断，弘治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为什么普遍较素的又一因素，这一因素对该朝瓷业的相对衰落，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景德镇陶瓷的发展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 “新平”即景德镇，在千年窑火中铸就了“汇各地良工之精华、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提起景德镇，就不得不提起瓷都。很早就享有“瓷都”美誉的景德镇有着近两千年陶瓷历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陶瓷精英，不断创造出精美陶瓷，在国内外有着巨大影响。
景德镇青花瓷花瓶仿古摆件
一、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的特征
景德镇发展至今，与它的陶瓷历史文化不可分割。传承和弘扬其优秀文化，对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然而，景德镇陶瓷历史的独特文化，都有着哪些特征呢？
1、创新不断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更是一个行业代代发展的源泉。景德镇的每一次飞跃，无不伴随着创新与突破。在作品上，宋代的“影青瓷”，白里泛青、莹润素雅。使“景德镇” “不胫而走、天下皆闻”。元代的青花和釉里红，结束了我国素烧的历史。还有明清先后创烧的斗彩、五彩、粉彩、郎窑红、祭红等一系列名瓷。在技术上，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催生了我国最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官搭名窑”的制度，促进了名窑较快的发展。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使景德镇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成为中国陶瓷生产与艺术中心。
2、兼容开放
景德镇之所以历千年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门户开放、兼收并蓄。南宋时期，北方连年战乱，大批陶工纷纷南迁躲避战祸，景德镇用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他们，帮助他们融入陶瓷生产，有效地将“流民”灾难化弊为利成为人力资源。元代时引进波斯青花釉原料，清康熙年间引进珐琅彩料，并借鉴西方油画技巧。同时，取他人之长，把龙窑、葫芦窑的特点与北方的馒头窑的优点结合起来，创建了镇窑。在贸易方面，明清时期就在全国各地开拓了市场，并使景德镇瓷“行于九域、施及外洋”。
3、和美圆融
朱熹曾说“凡有形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景德镇的陶瓷从器型和内容上看，大多寄托了人们的思想和愿望，反映了人民追求和谐、崇尚和美的人生价值取向。福、禄、寿“三星”为题材，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的向往。龙、风、鹤为题材，生动体现了人们对友善、祥瑞的追求；以松、竹、兰、梅、菊为题材，委婉传递了人们对刚正不阿的气节和出淤泥而不染品格的肯定和赞美。宗教一直是人类最丰富的价值观源泉。景德镇陶瓷通过观音、菩萨、耶稣、张飞、关羽等一系列人物画画和动作，巧妙弘扬了宗教和儒家思想，把因果轮回、普度众生、博爱平等以及忠、孝、仁、义等思想直观而又形象地表现出来。
景德镇周惠胜手绘青花瓷家居花瓶
二、消除景德镇陶瓷产业弊端，积极发展景德镇陶瓷的又一次飞跃
景德镇曾经的辉煌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昭示未来。除了景德镇在不断发展外，国内其他陶瓷产区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广东佛山、山东淄博、福建德化、河南禹州等地。陶瓷产业搞的红红火火。陶瓷行业的竞争也日渐升温，现如今景德镇陶瓷产业所存在的弊端也将影响景德镇陶瓷未来的发展。
1、创新概念差，抄袭理念强
创作一幅好的作品除了需要扎实的功底之外，还要有突发的灵感。在古代，我们伟大的前辈们，想要创作一幅作品时，不是拿起笔就可以画得出来的。首先心中就要有一幅好的蓝图，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资料，只有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感。所画之物也是画师心中对大自然的热爱、生活的写照、心情的抒发。而在科技发达的现在，书法资料一大堆，就形成景德镇瓷艺人作画很少去写生，都从书中稍微改动，有的甚至直接复制，形成了一股抄袭画风。就第一届陶瓷博览会以来，不乏有不少好的作品展示出来，可一旦出来了，很多相类似的作品，就如同雨后春笋般一个一个冒出来。
2、门户观念重，学艺不正式
“陶瓷世家”标志着一个家族一代又一代对陶瓷的沿袭，也代表着一个个画风的创新和传承。但也有一些师傅对待自己的作品制作过程都有所保留，都惧怕自己的手艺传了出去，砸了自己的饭碗。 “有了徒弟，没了师傅”的观念严重，留一手不教全面的普遍存在。景德镇学艺大多都是要拜师，没有学校的正式化、系统化、全面化。有的甚至自己都学艺未精，用错误的方式引导着自己的学生，使想学艺的人走了许多弯路。
3、文化渐退化，利益放首位
景德镇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瓷业习俗上，拜窑火仙师，拜瓷土神，中秋烧“太平窑”，元宵节扎“瓷龙”等，都反映了景德镇人民对师长的推崇、对和平的向往、对自然的敬畏。现在，景德镇的建设已规模化，烧“太平窑”的现象已看不见了，拜窑火仙师，拜瓷土神，也不见有过。依稀只记得一群小伙伴在母親河旁自己搭着小小的“太平窑”，在旁边欢快的跳着的情景。这些习俗感觉在慢慢淡化着。
改革开放20世界90年代初，全国经济回升。景德镇陶瓷的声誉响彻国内外，吸引了不少收藏陶瓷的爱好者，这也引起了不少商家的注意。于是，带动了一批批跑陶瓷展会的热潮。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许多不懂陶瓷的也加入进来。凭着三寸巧舌，以次充好，胡吹乱嘘。冲着景德镇对外的名声，都营销得很好。但，这也给如今的市场发展埋下了不利的影响。
景德镇陶瓷粉彩花鸟瓷板画玉堂富贵
三、积极推动陶瓷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宣传
要让世人更多地了解景德镇宝贵的陶瓷历史文化遗产，并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就必须挖掘它、利用它、宣传它。
1、进一步细化陶瓷文化理论研究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文化不仅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美丽和谐，还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哲学思想，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改革发展的今天，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目标导向和构建功能。要组织动员文化届、学术届、企业届、政府和社会团体中的研究人员。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细化对陶瓷历史文化的挖掘、解析、提炼和归纳。要为陶瓷文化研究工作者提供发布信息、相互交流和推广研究成果的媒介，使之成为当代瓷都和谐精神的重要方式。
2、进一步强化陶瓷遗址的开发与保护
珠山御窑、湖田民窑、丽阳陶瓷山、高岭土瓷矿等遗址是体现景德镇悠久陶瓷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遗址中既有物质形态的“有行”遗产，如文物、古迹，又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俗、礼仪、节庆、传说、制瓷工艺技能等。要以创建全省、全国文明城市为主抓手，进一步规划好陶瓷文化保护区，启动陶瓷文化保护工程，守望住景德镇人民的精神家园。同时，要深入挖掘、充分利用蕴藏在民间的鲜活故事、瓷业习俗、制瓷理念和工艺，积极打造陶瓷文化新景点、新亮点，有效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高陶瓷历史文化对当代瓷都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把景德镇的城市魅力彰显得更加鲜明。
3、进一步优化陶瓷历史文化的传播形式
传承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精髓，加快当代和谐瓷都建设，文化、新闻、出版、文联、社联等部门都要承担起责任。要创造条件整合现有各类陶瓷博物馆的资源，丰富其藏品和展品，推动国内外巡展；要通过小说、诗词、歌曲、影视、戏剧等文学艺术形成，以及现代传媒体系，展示陶瓷历史文化个性和积极意义，提升陶瓷文化的时代精神；要致力于推动陶瓷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培育新的文化业态，不断提高陶瓷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社会效益。
4、进一步深化青少年的陶瓷历史文化教育
景德镇在世界的知名度是伴随着它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而逐步扩大和提高的。教育和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文化，对于增强其自豪感，培育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是十分有益的。因此，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大做强全国青少年陶艺基地，经常组织青少年开展陶艺实践活动；精心编写通俗易懂的景德镇陶艺文化乡土教材，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青少年奋发向上的精神品质和责任意识，从而更好地担当起创造景德镇美好明天的历史重任。
事物总是与时俱进，陶瓷发展日新月异。经过千年窑火的提炼，景德镇迎来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但与历史的辉煌相比，与发达地区的发展步伐相比相对迟缓。所以，我们要用景德镇先人“碎石成泥，泥做火烧；欲成大器，执着千年”的精神，加快步伐，重振雄风，展现魅力“瓷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