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艺家瓷砖。
源自佛山陶艺的吴川泥塑“五·一”期间将到广东佛山三水荷花世界现场表演，珠江三角洲水乡耳熟能详的民俗故事将由吴川艺人用泥塑艺术表现出来。
泥塑艺术是中国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成形。据史料记载，广东吴川泥塑源于唐末宋初，由吴川梅菉镇瓦窑村民兴起。唐代时期，佛山廖岭居民迁移至此，也将佛山石湾精湛的陶瓷工艺传入吴川。
吴川是广东省著名的民间艺术之乡，泥塑艺术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二十二日上午，吴川市文化馆馆长许志明带着十多名泥塑艺人来到三水荷花世界景区，开始为泥塑艺术表演和获奖作品展览作准备。
许志明对记者说，此次在三水举行的泥塑表演和展览与传统吴川泥塑作品不一样，在保留于取材古代故事《哪咤闹海》、《八仙过海》、《唐僧师徒取经》等作品外，还将岭南水乡的传统民俗和艺术如“月下赏荷”、“荷花仙子”、“渔舟唱晚”、“水乡童谣”、“龙舟说唱”等通过泥塑艺术表现出来。
据介绍，“五·一”期间游客来三水荷花世界旅游，游客可根据个人要求选择造型与形态请泥塑艺人将现场塑像，并将塑像带回家。
据了解，在吴川梅菉镇，每年的元宵节期间，泥塑艺人在大街小巷塑制一些神话传说中象征如意吉祥的泥塑造型，人物，吸引客围观，以显示着家族兴旺之意。
古时展出的泥塑多取材于传统戏曲、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如屈原、岳飞、诸葛亮、关羽、包青天、孙悟空、白素贞等。几乎所有的戏曲舞台上的人物，都吴川泥塑艺人塑造的对象作品。
泥塑的取材不仅有传统戏曲、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更有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向纵深发展，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逐渐成为作品主题。
据了解，吴川泥塑艺术是没有功利性的民间节庆民俗活动，采取的是现场制作的方式，展出空间大，泥塑与真人等大，又能与彩绘和谐地结合起来，技艺专业，艺术质量高，艺人队伍庞大，群众观赏踊跃，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许志明说，吴川泥塑艺术源于佛山陶艺，与佛山陶艺在艺术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次来到佛山表演和展览就是为了加强两地文化艺术交流，共同将中国陶瓷民间艺术发扬光大。
延伸阅读
汝陶文化——源自汝州
中国汝陶，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一种陶艺制品，因产于汝州而得名，其代表作是闻名于世的鹳鱼石斧图陶缸，距今约6000年的历史。这件汝陶珍品，1978年出土于汝州市纸坊乡阎村，2003年被国务院定为67件不可移动文物之第一，遂成旷世奇宝。 从鹳鱼石斧图陶缸看汝州的制陶史，足见汝陶历史之久远、文化底蕴之深厚、汝州文明之源远流长。由于汝州境内制陶业的兴旺发达，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历春秋战国，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过隋唐至北宋，汝陶融汇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精华，以自身的独特魅力，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繁荣和文明。汝陶艺术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终于在唐宋时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汝瓷出现，盛极一时。陶为瓷之母，陶为瓷之根。汝瓷是汝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汝陶以更为光彩夺目的表现形式--汝瓷、特别是天青釉汝官瓷的出现，使汝州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汝官瓷因战乱而断代至20世纪七十年代，汝官瓷消声匿迹了八百多年，但汝陶与汝民瓷(豆绿釉)却因其使用价值和行于民间而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汝州市汝瓷厂的繁荣、汝州市美术汝瓷厂（汝瓷二厂）的辉煌，都是汝陶和汝民瓷发展到一定成度的标志。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先是汝官瓷的飞速发展，从汝州飞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接着是汝陶与现代审美情趣相结合，出现了喷绘、手绘、雕刻等现代汝陶系列产品，热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和世界各地，以至唐山、潮州、景德镇等全国各大窑口争相仿制汝陶。但有着六千年制陶史的汝州陶瓷艺人不断原创新品，并申请专利，强化知识产权，使仿制者在工艺和品种上总是落后一步，难怪一位著名陶艺书画家盛赞：;汝陶出汝州，距今六千年，鹳鱼石斧图，美韵传人间。2002年3月30日，《中国陶瓷汝窑瓷器》特种邮票首发式将在我市举行。为让读 者更多地了解汝瓷的历史、特点、现状等，本版今明两天特刊出两篇相关文章汝瓷史话》、《古瓷新花放异彩》，请读者关注。 中国自古就以陶瓷工艺名扬于世，在英语中Ｃｈｉｎａ（中国）的原意就是瓷器。名列宋代五大名瓷的汝瓷，因产自汝州而得名，其创烧、形成与发展几起几落，历时数百年，博采众家之长，荟萃陶艺精华，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汝瓷瑰宝;汝官瓷，作为宋代宫廷用品，自公元１０８６年到公元１１０６年，仅短短２０年间昙花一现，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因为是御用品，不得流传民间；又因其以玛瑙为釉，在特定的光线下七彩纷呈，灿若星辰，被认为阳刚之气太盛，帝王公卿也不敢用它陪葬，更使之成为稀世之珍。当今世界上藏有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１０家，藏品不到７０件，遂有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１９９２年秋，一件直径仅为８厘米的宋汝窑盘在纽约拍卖，成交价高达１５４万美元。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宋汝窑三牺尊又以５０００万元港币的身价物易其主！价值连城的汝瓷国宝，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陶瓷文化史上，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 悠久的历史 丰厚的物华，汝、钧、官、哥、定河南有其三。汝瓷出自平顶山。就目前的考证看，陶瓷古窑址在现今平顶山所辖的汝州、鲁山、宝丰、郏县及洛阳的汝阳南北１５０多公里内广有分布，大致分为两个自然区和６个生产区; 汝河东南区包括;严和店汝窑区;大营清凉寺汝窑区和段店、梁洼汝窑区。其中严和店区目前已发现２６个古汝窑场，产品以汝瓷豆绿釉刻印花为主，也有大量的天蓝釉、天青釉、月白釉、黑釉、花釉、棕红釉、挂彩和白釉等。遗物丰厚，器皿多样，为宋代汝窑早期遗址。; 段店、梁洼遗址总面积约５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缸、罐、壶、瓶、腰鼓等民用瓷。花釉具多，胎如坚石，釉质细润，蓝如宝石，云絮飘动，观之赏心悦目，史称花瓷，又曰;唐钧是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的工艺品。唐代烧造花瓷的窑址迄今只发现五处，四处在河南，其中两处在平顶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黑釉蓝斑腰鼓和一件黑釉斑点壶，已被有关专家根据唐代《羯鼓录》中有关记载和对段店窑址出土物的调查，证实为;鲁山花瓷;。这一区域以鲁山段店为中心，接连白象店和桃花店，与梁洼明清时期兴起的汝窑相呼应，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集生产工艺、产品开发、烧成技术、经营管理之大成，鼎盛时商贾云集，对后期汝窑的兴起和我国陶瓷技术的开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促进作用。 汝河东南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宝丰大营清凉寺汝窑遗址（宝丰曾为汝州地域）。该窑址北距汝州２５公里，总面积１１０万平方米，瓷片和窑具堆积如丘，窑址毗邻交错，遗物丰厚，既有汝瓷，又有钧瓷、唐三彩、河南黑釉天目瓷、白地黑花瓷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１９８７年考古试掘，就发现了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在一个小窑藏坑内，一次出土较完整的各类瓷器２０余件，其中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青釉汝瓷盘，粉青釉刻莲花茶盏等，均为汝瓷传世佳品。其色青翠如脂，润泽似玉，细碎的冰裂纹薄如蝉翼，晶莹剔透，被认定为汝瓷传世珍品。此次开掘揭开了汝官窑口之谜研究的序幕，被国内外专家称为陶瓷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为进一步探寻汝官窑所在地，１９８８年秋和１９８９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出土各类完整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两千余件，其中的窑藏品与传世汝官瓷对照，胎釉完全一致。１９９９年，该所在清凉寺居民住宅便道上再次进行试掘，收获汝官瓷片上千片。２０００年６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在４７５平方米的区域内，清理出汝官窑炉１５座，作坊２处，大型澄泥池２个，釉料坑２个，灰坑２２个，还有一眼水井和大批形状比较完整、品种比较丰富的汝官窑瓷器和匣钵、垫饼、垫圈、支烧等烧具。同时出土的一枚元丰通宝，为汝官瓷的历史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１０月１８日，省文物管理局、宝丰县人民政府在清凉寺召开了汝官窑遗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近２０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专家们高度赞扬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发掘成果，认为该成果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陶瓷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神秘的土地 稀世的珍藏; １９７８年冬季的一天，汝州市纸坊乡阎村的几个村民无意中挖出几件陶器。其中一件就是如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彩陶缸;《鹳鱼石斧图》。经碳十四测定，这件国宝为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６０００年之遥。位于郏县西北１０公里的黄道汝窑生产区，早在唐代中叶，就盛产瓷器。窑址分布于黄道村东的马蹄河畔，总面积１０５００平方米，文化层厚达３米。产品主要有白、黑、青、月白、天蓝、紫红等釉色。有的碗、罐上还绘有花草图案，写着风花雪月，春夏秋冬等字样，釉色浑厚质朴，光彩夺目，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有黄道窑的花釉白斑罐。黄道窑的产品常以白斑花釉、黑釉、黄褐釉、天蓝釉、及茶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斑点，窑变出多种色彩，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工艺开辟了先河。而位于郏县西北１５公里处的谒主沟汝窑遗址，是一处宋、金、元时期的古窑址，总面积约１８０００平方米，产品多为民间用品，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等，同时兼烧钧瓷釉色，如玫瑰红、葛花紫、龙肝、马肺、雨后红霞等。这里的山岭上到处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釉料，至今禹州钧窑还来此购料。全国著名陶瓷专家叶喆民先生有诗曰：;漫道汝钧不可分，神前神垕地昆邻，天青釉色虽相近，各有千秋自超群。 汝河东北自然区另外两个生产区，一处位于大峪乡嵩箕山脉西侧。东侧便是禹州神镇，是生产钧瓷的重要基地。此地有７２座汝瓷窑之称，已被文物部门发掘的窑场就有１４个。产品主要是生活用瓷、文具、工艺品等。造型精致，光素无纹较多，釉色天蓝、天青为主，清雅庄重，汁水莹泽，釉面呈细碎冰裂纹，产品曾在开封宋宫遗址多次被发现。另一处位于汝州市内及郊区，这一带发现遗址８处，出土的古瓷片，有豆绿刻印花和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２０００年５月，省文物局在汝州市中大街和张公巷的交汇处开沟发掘，出土了大量匣体钵片，其中两件保存完好。同时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和清凉寺的天青釉汝官瓷完全一样。其色清雅莹润，釉呈冰裂纹薄如蝉翼，多为餐具、茶具、酒具、文具、工艺品。工艺考究，薄釉薄胎。一起出土的还有古钱币和粉碎的玛瑙釉料、刻花用的玻璃棒、雕塑用的骨器，素烧过的坯片等。 ２００１年６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公巷进行第二次挖掘，掘面４０平方米，发现大量素烧胎片，除个别胎片能看出底部形状为传世水仙盆外，其他多不能辨别器型。出品胎片厚薄均匀，制作精细，（在汝州市韩琴汝瓷研究所有一件较为完整的笔洗，充分证明了张公巷窑制作工艺的高超），不但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卷足支烧工艺，且有所发展，足部直、窄、矮和宋代其他瓷都不一样，匣钵种类繁多，桶式、碗式、盘式等应有尽有，底部和口沿儿涂有碱土。经过对出土釉料的试烧，成色和发掘出的瓷片一致，烧成温度在１２５０摄氏度，和史书记载汝官瓷烧造工艺相符; ２００１年７月，一户居民在汝州市望嵩路与中大街交汇处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一层独特的物质，面积约４０平方米，经汝瓷专家朱文立试烧，认定为宋代天青釉。该址出土的瓷片与张公巷的瓷片样品，从釉色和冰裂纹及器皿制作的精美程度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碗奁极相似。同年１０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２００１年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汝州召开，专家根据对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张公巷出土瓷片的科学测试，断定汝州可作为汝官瓷新窑器目标考查发掘地; 由以上尚不完全的发掘可以得出结论：汝窑工匠代代传承前人智慧，创造出国宝花瓷和风格独具的刻、印花卉青瓷。到了北宋晚期，因皇宫认为定州白瓷有芒改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绝妙工艺：胎坚细密，釉层匀净，色泽丰润，造型典雅。品类齐全的汝官瓷为宫庭珍藏，民瓷更为众多百姓所喜爱，曾在宋代百花瓷艺苑中获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美誉。
源自生活的宋瓷之美
袁媛
中国的陶瓷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国人的审美追求是一种意境的表达，宋瓷则将这种自然风韵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宋瓷之美，美在收敛、温厚、含蓄，强调内心的感受。宋瓷那种朴素无华而蕴含独特的气韵深深地吸引着笔者。
近日来到高古瓷鉴赏家张玉昌先生的陶瓷艺术馆，品茗赏瓷，沉浸于神韵精绝的宋瓷之中，疲惫的心灵也在历史的积淀中渐渐温暖、平静而真实。
提到宋瓷，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存世极少、价格极高，所以不免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件；钧窑十件，不如汝窑一片”之说，极言传世宋瓷之珍贵，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将其视为珍宝。今天的人们还在热议生活陶瓷艺术化和艺术陶瓷生活化，殊不知，在宋代，瓷器并没有艺术瓷和生活瓷之分。在今天看来具有很高艺术性的宋瓷，在当时都是生活用瓷，并不是陈设用的艺术品。张玉昌先生有缘收藏的这些宋瓷精品，同样都是生活用瓷。也就是说，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宋瓷在其设计之初还是与日常生活零距离产生的，并且是拿来使用的实用器，并不是作为艺术品来欣赏的。
宋瓷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其造型更加注重实用性。宋代各地瓷窑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瓷器，有碗、盘、碟、洗、砚滴、盏、托、瓶、壶、罐、钵、尊、盆、渣斗、炉、熏、枕等。工匠们利用粗细、横直、长短、弯曲不同的外部轮廓线，组合成不同形体。它们有的匀称秀美，有的轻盈俏丽，都从实用出发兼顾审美的要求。它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样式，许多造型作为典范为后世追慕。
宋人的作品无不考究，意境悠深，崇尚平淡天真。宋瓷虽各有千秋、各领风骚，但还是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而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张玉昌先生认为，这或许与宋人崇尚和自然接近的青色釉缘故有关，也可能是宋人追求或推崇“天人合一”理念的一种体现。
随后，张玉昌先生精心挑选出他的几件藏品，一一介绍这些宋瓷的功能和特点。
仙人吹笙执壶
执壶多见简单的壶形状，人物状和动物状的执壶都比较少见。这件作品是“女仙吹笙”的造型，1994年安徽宿松县城东郊北宋天圣三年墓曾经出土了一件同类型的执壶。这件仙人吹笙执壶有可能是酒壶或者水壶。壶口开于人的发髻顶端，口沿饰羽冠，脑后至肩部以两根飘带并列为壶把；直流塑成笙状，笙与人嘴之间由一细管相连接，双手捧笙以固流；溜肩，人身以刻划纹勾勒成袍服为壶腹，直筒形，平底。人物面目清秀，形态生动。青白釉呈赭白色，布满小块开片，淡雅光润，施满釉；并以棕褐色彩饰发、襟和笙管等部位。人物造型刻划生动、栩栩如生。这件执壶的特殊之处在于加上了点彩，增加了美感。
湖田窑花口唾盂
在灿若繁星的宋代各大名窑中，景德镇青白瓷以其如冰似玉的釉色名满天下，而其中以湖田窑烧造的青白瓷最为精美。这件青白釉花口唾盂，是皇家贵族漱口用的器皿，俗称“渣斗”。其形状优美，宛如花朵，制作精良，极富圆润和韵律之美。从花瓣口至收口处，刻划出六条瓜棱竖线条纹，线条丰满圆润，富有韵律感。白胎白釉，柔和似玉。
这件藏品是湖田窑影青中很难得的一件重器，从胎、釉、形各个方面都属上品。如此大口径薄胎器，即便明、清两朝造瓷技艺发展至巅峰，也无法大规模再造。这件已经有一千年历史的藏品保存这么完整，实属难得。
吉州窑黑釉贴花香炉
吉州窑是中国古代黑釉瓷生产中心之一，而黑釉瓷又是吉州窑开放出的一朵“异彩的山花”。它利用廉价的天然釉料，通过独特的制作技巧，产生变化多端的釉面与纹样，达到清新雅致的效果，表现出民间的“实用艺术和朴素风格”。这件贴花香炉在黑色的釉面上贴有金色的卷草图案，美艳无比。造型、釉色、装饰均体现了一种温润、含蓄、简洁和质朴的美。这种金色规则的装饰与黑色相得益彰，进一步增添隐约朦胧的韵味，尽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之美。
湖田窑镂空刻花熏炉
熏炉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宋代熏炉则更为多样。熏有盖，上有镂孔，炉内燃香，香烟袅袅飘出。这件镂空刻花熏炉不仅完整有盖，而且颜色统一，无色差。刻花熏炉工艺难度比较大，又是镂空的，在烧制时，因为有盖，要分烧，而分烧后多有变形和色差。但这件熏炉颜色统一，不仅没有变形，还严丝合缝，是一件很难得的精品。
这件镂空刻花熏炉是用来烧块香或香粉的，底座是莲花的造型，应属佛家用品，盖子是镂空缠枝莲，是传统的吉祥纹样。
景德镇窑青白釉瑞鸟
这对藏品是写意的瑞鸟，造型奇特，制作精美，保存完整。鸟的身子，公鸡的冠子，孔雀的尾巴，具有吉祥的寓意。瑞鸟口含朱砂，空膛里也全是朱砂。推测其为笔架，属文房用品。这对文人把玩的文房摆件珍贵之处在于其稀有性。虽然每件宋瓷都异常名贵，但是文房类的藏品毕竟更少，也应了那句老话“物以稀为贵”。而这两只瑞鸟正是宋代文人文房摆件的缩影，成为承载历史的载体而保存下来，也为后人了解宋代文房用品打开一扇宝贵的窗口。
临汝窑荷花纹斗笠碗
临汝窑窑址在临汝县严和店一带，是著名的民间青瓷窑场。临汝窑的传世器极少，刻花、纹饰、釉色如此精美的荷花斗笠碗，比较少见。
此斗笠碗大口、深腹、小足，造型简洁，曲与直的线条，组合成优美的造型，呈现出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韵味。宋代，饮茶之风盛行，荷花纹斗笠碗在当时就是斗茶用的器皿。此碗为双层刻花图案,以佛教荷花为题材,构思巧妙，上层覆莲与下层仰莲遥相呼应。做工精细,装饰采用刻花，刀法粗细相间，流畅活泼。此碗又具有典雅质朴之美，器壁外撇，形如斗笠，体现了宋人崇尚平淡自然、简洁明朗的气韵。
张玉昌先生从事多年高古瓷鉴赏研究，认为高古瓷器的收藏，讲究的是造型优美、釉色自然、品相完好。高古瓷器多为生活用品，其造型、工艺、纹饰等暗合大众的审美情趣，而在气质神韵上，高古瓷器往往质朴古拙、追求自然风雅的意境。
宋瓷比明、清瓷往往更受推崇。因为崇尚自然、含蓄、质朴的宋瓷，更重视瓷器本身的胚胎、形体、釉色，稍加刻划，无论造型、釉色、纹饰都追求天然完美。它典雅静谧，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集前人之大成，又为后世之经典。
从生活中走来的宋瓷，隽永端庄，以深沉高雅的造型和充满禅意的意蕴将其与自然万物融合得如此之贴切。
张玉昌先生在平淡的生活中以平常之心态赏瓷玩瓷，这本身就是一种禅意的心境，也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张先生说，就是这种物我相亲的状态，契合于万物合一的宁静自然状态，才是宋瓷的独特之美。当你轻抚圆润光洁的瓷体，观赏瓷中那些犹如冬天江河里破碎冰块的纹片时，你会沉醉于这天人和谐独特审美情境之中，“虽自人工，宛如天开。”当你融入宋瓷之中，你即能体悟其道。
玛雅文化的陶艺
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在一片丛林与峡谷共生、火山与低地并存的土地上，孕育和成长了美洲大陆上最为辉煌、瑰丽的早期人类文明——玛雅文明。 玛雅文明约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公元3至9世纪为繁盛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玛雅人在艺术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在工艺美术领域，玛雅人所获得的巨大发展更成为其众多艺术成就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玛雅的工艺美术主要包括陶工艺、玉石工艺、金属工艺以及石雕工艺，而这其中又以陶工艺最为出色，最能体现玛雅工艺美术的风格特征。 从前古典期早期开始，玛雅人就开始制作陶器。他们的陶工艺品主要有三种类型：器皿型陶器、雕塑型陶器和陶塑工艺品。这些陶工艺作品多以当地产的黏土为原料，为了使之具有更好的可塑性和强度，玛雅工匠在制作陶器时常在黏土中加入沙、磨碎的昆虫壳和贝壳以及火山灰或有机纤维等材料。陶器的制作通常是用一种或三种方法相结合而制作的：徒手制模、盘绕成形或模制成形。小型的器皿一般用手直接制作，而较大的器皿，内壁用黏土盘绕制成，还有一些器物则是用手工或模制的部件装配起来的。
佛山的历史发展
一概况
嵌镶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风和日丽，人杰地灵。城区、石湾、顺德、南海、三水、高明，正以无愧于共和国重托的自信和豪迈，走向繁荣，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历史悠久的佛山，曾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曾有过商业鼎盛，街市繁华的辉煌；曾有过“南国陶都”、“南国红豆”的美誉。
然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东方古国的大门，佛山亦曾历经百年离乱，百年求索，百年抗争。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抹去祖庙的积尘，扶正梁园的断垣，佛山人民勃发鼎新革故的活力，创造了且还在创造着令世人瞩目的业绩。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和投资硬环境40优之一；联合国评定的全球98个人类住区优秀范例城市之一；全国“十佳工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洁净城市”、全国“双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城”……犹如一束束报春花，佛山人以其传统的勤劳与智慧，以其放眼世界、瞩目未来的气魄与胆识，编织着繁花似锦的明天。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召唤，佛山没有褪尽千年文明的荣耀，并将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城市的对接。一个科技振兴、繁荣富庶、文明进步、整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将崛起于珠江之滨，为祖国、为人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自然地理
佛山市位于中国广东省的中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北纬22°38′-23°34′，东经112°22′-113°23′之间。距广州、江门、中山、肇庆、珠海、东莞、清远等工商业城市均在50公里左右，离香港、澳门也在100公里左右。地理环境优越，土地肥沃，临近海洋，温暖多雨，四季常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22.1°C,降雨量1490.6毫米。低山丘陵多发育红壤、赤红壤，有少量黄壤，平原则为水稻土、堆叠土。自然资源主要有陶土、玻璃砂、稀有金属和水稻、甘蔗及品种繁多的水果、花卉、江河水产资源等。
三人口面积和区划
1998年，佛山市总面积3813.64平方公里，总人口324.98万人(非农业人口达139.88万人)，其中市区面积77.4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4.44平方公里，人口46.84万人（1949年，佛山市人口总数为14.3万余人）。佛山属广州方言语系，有汉、蒙、回、壮、苗等19个民族，汉族占99.97%。历史上佛山曾属番禺、南海、广州管辖。1949年10月16日，佛山解放，1951年1月12日正式改镇为市建制，称佛山市；1958年设立佛山专区，辖佛山、江门、石岐3市和中山等13县；1970年佛山专区更名为佛山地区，辖14个县（市）；1983年6月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1985年以后，所辖区域全部划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佛山市现辖城区和石湾区，代管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四市(均为县级市)，目前实行市领导县体制。
四佛山石湾
石湾--珠江三角洲一颗璀灿明珠，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东汉时期，这里的文化和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石湾素有"南国陶都"之美誉，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今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地之一。
石湾陶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秦汉时期，石湾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本地出土的大批陶俑、动物、器皿等，证明此时已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六朝时期，石湾人已掌握了陶釉技术。唐代，石湾已出现陶瓷商品性的生产。宋代，石湾陶瓷产品已由圆型窑生产向龙窑生产过渡，逐渐形成了陶瓷商品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明代，石湾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时的石湾，作为民间陶瓷商品生产的集中地(即所谓民窑)，已经形成显著的行业生产特色，兼融中原各大名窑生产技术和高温釉彩的普遍使用，使石湾陶瓷制造技术日趋完善，美术陶瓷以一种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艺术开始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石湾陶瓷的艺术品位。《明诗综》有载："石湾瓦，甲天下"，概括反映了当时石湾陶瓷生产的地位。清代，石湾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各式日用陶瓷品的生产和风格独特的陶塑瓦脊、建筑装饰构件、陶塑神仙佛像、园林用品、外陈设品、文房用具、艺术人物以及花鸟虫鱼等美术陶瓷的生产，不仅经营着中国华南多个省、区的广阔市场，而且,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市场，成为当时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都相当发达的陶瓷生产营销基地，为当时佛山形成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列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四大聚"之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运河遗址出土宋代瓷塑：力证蹴鞠源自中国
大运河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包罗万象。
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和通济渠泗县段都进行了不止一次考古发掘，两地累计出土近万件文物。淮北市博物馆因为展陈着柳孜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更名为隋唐大运河博物馆。近日，记者走进该博物馆，寻找运河遗珍的故事。
唐代漕运船身首异处
柳孜遗址共出土9艘唐代沉船，其中两艘独木舟，其余均为平板木底船。不过，经过岁月的冲刷，埋在河底多年的木船已经千疮百孔。
其中，最长的一艘船体长27米，可载重38吨。尾舵像大扫把一样的货船在我国造船史上也有重要研究价值。出土时，这艘货船只剩部分船身。而这种介于原始手握舵和垂直转向舵之间的过渡性船舵也被古船研究专家称为“淮北舵”，在我国首次出土。
9艘沉船中，完整的并不多。官府漕运船歇艎支江船在柳孜遗址被发现时只有船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的船体竟然在江苏扬州施桥出土，“身首”相距近400公里。
宋代就有了蹴鞠瓷塑
柳孜遗址两次考古，共发掘出土文物7000多件。在出土文物中，一对宋代孩童抱球的瓷塑很是精致。孩童怀中的球纹理清晰，就是唐宋盛行的运动“蹴鞠”，这也证明了“蹴鞠”源于中国的结论。
早在2003年，泗县城区便出土了大量瓷器残片和唐宋古钱。“去年我们又发现了一块漕运残碑，碑上残留有108个字。”泗县申遗办张伟说，根据碑文初步认定，当时清廷为革除漕运陋习，确保京师粮食安全而颁布的警戒文告。“这不仅证明大运河泗县段为古运河，主运漕米，也证明到清代，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还没有完全丧失漕运功能。”
因为是活遗址，通济渠泗县段的考古挖掘不像柳孜遗址那样彻底。还有更多未知的宝藏埋藏在水下，等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紫砂陶艺壶的情趣
宜兴紫砂经数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时至今日已经十分成熟地构建了自己的文化体系，雄立于中国乃至世界陶瓷艺术之林。
紫砂壶作为茶、陶文化合一的产物，自明清以来，其造型艺术（花货、光货、筋瓤货），已经确定了特有的规律和法则。以陈曼生为代表的文人雅士由于酷爱紫砂壶而将书画、诗词、铭文介入紫砂壶，加重了文化气息及艺术品位，形成了文人风格，从而使紫砂壶的价值跃升，受到了世人的高度赞赏，视同拱璧。
现代的生活造就了现代的艺术，以及与其相应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感受。一些陶艺家和学院师生也直接参与到紫砂壶的设计与制作中，再加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新一代年轻紫砂技艺人员的学习、生活、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不同，他们想用紫砂泥捏制出传达主观审美和内心感受的壶艺作品，并通过现代意识融入传统，展现一个全新的境界和壶体造型，人们称之为“紫砂陶艺壶”。这种新门类的“现代陶艺”紫砂壶出现在紫砂艺苑，是一种潮流，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一种大众审美的需求。我以为它的出现，将让“海纳百川”的紫砂壶增添新的形式和情趣，蕴涵丰富的内容，这也是紫砂的传承和创新。
吴鸣的“与先贤对话”、“庄子·子非鱼”、“竹林寻贤”，葛陶中、吴鸣合作的“期待”，史小明的“皮包壶”，徐曲、鲍骧的“天蓬茶具”，徐良的“曲韵系列”，李玮的“秋风”，徐维明的“鞠躬尽瘁壶”，陈国良的“圆三角壶”，陈建平的“竹鞭壶”，陆文霞的“情结壶”等，这些壶形陶艺作品淡化了壶的功能，强调了作品的形式美，其构思让观赏者无限遐想，表现手法让陶艺家自由挥洒。不仅丰富了紫砂壶的语言，又展示了独特的境界、独有的心语、独创的内涵。我们不妨摆脱一下传统的审美习惯和世俗眼光，用包容的心态去审视和欣赏紫砂陶艺壶。其实，它们不但赏心悦目，而且回味无穷。
紫砂陶艺壶也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一是用紫砂五色土为原料，二是用打泥片、镶接成型的手工制作，既有它的质地美，又有它的装饰美，只不过是在造型中融进了新的理念，巧妙地联系器物的里外空间，将重功能的传统紫砂壶，蜕化出一种具有鲜活生命且能表现个人情感世界的纯粹陶艺，显示出浑沌而清明、抽象又具象的形体。此时，壶的使用特性不再是第一位了。
如今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世界。陶艺的创作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别是在多元文化框架下的宜兴紫砂，也应该百花竞艳。所以紫砂传统是文化形态的延续、发展，在这基础上可以做多种多样的尝试，关键在于题材是否实用，手法是否传统，创作审美是否有现代性、创造性和个人风格。人们完全可以用传统题材和手法表达现代理念和情感。
紫砂壶的创新设计应该提倡个性和单一性，因为现在紫砂圈内，作品的重复太多了，仿制和抄袭司空见惯，虽然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和供求状态，但是随着知识产权的完善和文化艺术品位的提升，将会逐步改变。传统紫砂壶也好，现代陶艺壶也好，也许最重要的是创新和文化，壶友、藏家喜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