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隋唐的统一，特别是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兴盛，瓷器制造业蓬勃发展了起来。瓷器产地更广泛，出现了各种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且以地名冠之。如越窑、岳州窑、洪州窑、寿州窑、鼎州窑、婺州窑、长沙窑、鲁山窑、郏县窑、邢窑等等。
大体而言，在制瓷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青瓷和白瓷南北齐驱的局面。但青瓷仍占主导，代表青瓷的最高水平当推越窑；而白瓷则以邢窑最为有名（白瓷自北齐创烧，历隋至唐发展成熟）。
这一时期瓷器多以素面为主，也见划花、印花、刻花、镂雕和堆贴等装饰手法，线条简洁，流畅生动。型制品种繁多，式样优美、浑圆厚重，制作规整，工艺水平相当成熟。
同时，唐代盛行厚葬之风，色彩斑斓的三彩陶器（马、骆驼、仕女、武士、镇墓兽及日用器皿型制等）也作为陪葬品而大量生产。
“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以及其他彩绘瓷和花釉瓷的兴起，青花瓷的出现，使唐代陶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高峰的到来，为宋代走上巅峰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在这一领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延伸阅读
佛山的历史发展
一概况
嵌镶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风和日丽，人杰地灵。城区、石湾、顺德、南海、三水、高明，正以无愧于共和国重托的自信和豪迈，走向繁荣，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历史悠久的佛山，曾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曾有过商业鼎盛，街市繁华的辉煌；曾有过“南国陶都”、“南国红豆”的美誉。
然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东方古国的大门，佛山亦曾历经百年离乱，百年求索，百年抗争。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抹去祖庙的积尘，扶正梁园的断垣，佛山人民勃发鼎新革故的活力，创造了且还在创造着令世人瞩目的业绩。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和投资硬环境40优之一；联合国评定的全球98个人类住区优秀范例城市之一；全国“十佳工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洁净城市”、全国“双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城”……犹如一束束报春花，佛山人以其传统的勤劳与智慧，以其放眼世界、瞩目未来的气魄与胆识，编织着繁花似锦的明天。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召唤，佛山没有褪尽千年文明的荣耀，并将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城市的对接。一个科技振兴、繁荣富庶、文明进步、整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将崛起于珠江之滨，为祖国、为人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自然地理
佛山市位于中国广东省的中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北纬22°38′-23°34′，东经112°22′-113°23′之间。距广州、江门、中山、肇庆、珠海、东莞、清远等工商业城市均在50公里左右，离香港、澳门也在100公里左右。地理环境优越，土地肥沃，临近海洋，温暖多雨，四季常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22.1°C,降雨量1490.6毫米。低山丘陵多发育红壤、赤红壤，有少量黄壤，平原则为水稻土、堆叠土。自然资源主要有陶土、玻璃砂、稀有金属和水稻、甘蔗及品种繁多的水果、花卉、江河水产资源等。
三人口面积和区划
1998年，佛山市总面积3813.64平方公里，总人口324.98万人(非农业人口达139.88万人)，其中市区面积77.4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4.44平方公里，人口46.84万人（1949年，佛山市人口总数为14.3万余人）。佛山属广州方言语系，有汉、蒙、回、壮、苗等19个民族，汉族占99.97%。历史上佛山曾属番禺、南海、广州管辖。1949年10月16日，佛山解放，1951年1月12日正式改镇为市建制，称佛山市；1958年设立佛山专区，辖佛山、江门、石岐3市和中山等13县；1970年佛山专区更名为佛山地区，辖14个县（市）；1983年6月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1985年以后，所辖区域全部划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佛山市现辖城区和石湾区，代管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四市(均为县级市)，目前实行市领导县体制。
四佛山石湾
石湾--珠江三角洲一颗璀灿明珠，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东汉时期，这里的文化和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石湾素有"南国陶都"之美誉，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今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地之一。
石湾陶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秦汉时期，石湾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本地出土的大批陶俑、动物、器皿等，证明此时已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六朝时期，石湾人已掌握了陶釉技术。唐代，石湾已出现陶瓷商品性的生产。宋代，石湾陶瓷产品已由圆型窑生产向龙窑生产过渡，逐渐形成了陶瓷商品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明代，石湾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时的石湾，作为民间陶瓷商品生产的集中地(即所谓民窑)，已经形成显著的行业生产特色，兼融中原各大名窑生产技术和高温釉彩的普遍使用，使石湾陶瓷制造技术日趋完善，美术陶瓷以一种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艺术开始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石湾陶瓷的艺术品位。《明诗综》有载："石湾瓦，甲天下"，概括反映了当时石湾陶瓷生产的地位。清代，石湾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各式日用陶瓷品的生产和风格独特的陶塑瓦脊、建筑装饰构件、陶塑神仙佛像、园林用品、外陈设品、文房用具、艺术人物以及花鸟虫鱼等美术陶瓷的生产，不仅经营着中国华南多个省、区的广阔市场，而且,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市场，成为当时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都相当发达的陶瓷生产营销基地，为当时佛山形成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列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四大聚"之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陶瓷文化之朝鲜陶瓷的发展历史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宜兴陶瓷装饰工艺的发展历史
宜兴堆花工艺技术是一种美化陶瓷制品的装饰手段，她的装饰手法主要是利用大拇指所表现的搭、搓、撕、揿、行五大技法，用各种色坭在陶制半成品表面进行装饰的民间独特的传统工艺，这种工艺仅宜兴地区有，可谓“冠绝一世、独步千秋”。回溯堆花工艺的历史早在5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的仰韶文化时期，原始部落的居民就在手制陶器上用黑红两种颜色的化妆上彩绘各种几何图案和一些简单的植物图案装饰，到东周战国时期的陶俑出现了属于陶器时期很早的雕塑，以后又出现了印纹陶器，印纹陶器上的纹样装饰，有些是手捏或拉坯的，亦有利用其它工具来处理效果，如弦线纹、水浪纹，是用竹木工具或陶模印制出来的。到了汉代时期的陶器装饰，人们为了器皿携带方便，加上了铺首（耳把）关系，铺首耳把，即有它的实用性，又有独特的装饰效果，汉代时期陶器装饰采用的是浅刻、刮制、浅雕、捏制、印戳、粘接等综合性的手法处理而成，铺首的出现又是较早的堆塑。
从晋代时期青瓷（器皿）中，挖掘的陪葬品（皿器）称之谷仓的装饰手法来看，同样是集捏堆贴、刻划、印戳、浅雕、浮雕、粘接相结合的综合性装饰，与前期陶制品相比，粗中有细，较突出浮雕立体效果。陶瓷历史的发展和陶瓷器皿装饰手段的演变，为宜兴陶瓷堆花工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收集的相关资料记载，宜兴陶瓷公司一九七六年在宜兴产区古窑普查和考古发掘的陶瓷碎片及现有堆花古陶器分析，在唐代初期，宜兴地区生产的陶器就发现了呈半堆塑状，捏塑的绳纹，即浅雕而简单的花草纹样，陶器制品未发现釉色，装饰的纹样施用的化妆土的浅红色两种，这些堆花工艺的形成可推测到唐代中晚期陶器施釉烧制后的时间阶段，而堆花的手法操作则由双手捏塑堆贴逐步转为单手即大拇指的运作。
南宋到明代初期，陶瓷堆花制品几乎都使用了上釉烧制方法、釉色呈暗红釉（老红釉）泥浆釉两种，或用两种釉拌和使用，而堆花手法完全运用大拇指进行操作，明代前期使用的装饰泥料，一般是用稍微细致的缸料土，色调比较单一。
明代初期的堆花泥料可见有白坭的使用。堆花的装饰特点，呈半浮雕状，画面的设计相对规范，对称，感觉有点做作，操作手法以大拇指为主，加以雕塑、印模、粘接、挤压、印戳的辅助方法而成，画面题材一般以花卉为主，经过施釉烧成后，玉器感较强。
明末清初的宜兴陶瓷堆花工艺有了较大的变化。从堆花工艺手法上来看，明代前的装饰着重以堆塑为主，清初期的堆花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当然明代与清代之间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清代时期的陶瓷堆花手法，充分运用了多种技巧，如搭、撕、搓、捺、行五大技法等等，装饰题材较为丰富，如佛教文化，民间传统文化，包括大自然的很多内容，画面布局较为协调，装饰手法随意性很强，形成了绘画大写意的艺术效果，整个画面处理，装饰泥运用较为浅薄，但生动活泼，线条流畅，层次分明。
民国之后的堆花工艺，不但在装饰工艺及手法上有所变化，还在材质、造型、釉料、堆花装饰土上做了大量的研究，从单一的堆花用坭，发展到用化工有色颜料配制多种丰富多彩的色坭包括釉料，原先堆花工艺的装饰，局限在缸类品种之间，现在发展到瓷盆、花瓶、钵、千筒、坛、罐、壁画等。装饰手法也有所突破，借鉴民间传统大写意的艺术特色，发展了堆花大写意与工笔相结合、平堆与半堆、浮堆的艺术风格，创作题材着重创意性，改变了传统堆花随意性。
历代堆花艺人为了追求艺术成就而呕心沥血，总结前人积累的艺术精华，运用了大量堆花工艺手法，并结合陶制品材质、泥料、釉料烧结温度，为堆花技艺提高给现代堆花艺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陶瓷文化之日本陶瓷的发展历史
日本与我国东不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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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陶瓷的釉色发展历史
中国陶瓷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实用器，通过各种各样的装饰手段使陶瓷的形式更美、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是历代陶瓷制造者的不懈追求。早期的青瓷之所以以胎装饰为主，并非人们刻意所为，而是因为在釉色上取得突破难度极高，人们不仅要从理论上了解金属成分的呈色原理，还要在实际操作中毫厘不差地拿捏好分寸，稍有差池，便前功尽弃。要烧制出一件令人满意的瓷器，技术和经验固然重要，有时还需要一点运气。
南北朝以前生产的瓷器主要以铁为呈色剂，经还原焰烧成，瓷器釉色大多呈青绿色。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陶瓷工匠认识到，控制和排除胎釉中铁成分的干扰，可以烧制出白瓷。反之，如果加重胎釉中铁的含量，又可以烧制出黑瓷。在北齐时期，白瓷终于出现。到了唐代，以唐三彩、长沙窑彩绘、巩县青花为代表的釉装饰得到空前发展，最终突破了传统的单色釉格局。
宋朝是中国陶瓷发展史的高峰期，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釉装饰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汝窑、龙泉窑只凭单色釉本身就呈现极佳的装饰效果，虽无雕琢之工，却有凝重、深沉、含蓄、厚润之美。官窑哥窑创“金丝铁线”、“鱼子纹”等开片釉，为釉装饰工艺开辟了新途径。尤其突出的是钧窑创造的窑变釉(两种以上釉合用变化出的特殊釉)，这种窑变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多种色彩交相辉映，争奇斗艳，流光溢彩，美轮美奂。
钧瓷釉色的烧成原理来源于唐代鲁山窑的花釉瓷器，当时出现了局部有彩斑的“唐钧”。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瓷器专家杨静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曾见到一件民间所藏的钧窑净瓶，高33厘米，造型规整，具有唐代特征，但釉色却是钧窑的，而且还有红斑，釉色瑰丽，可与传世钧窑媲美。经检测，该产品是宋代或宋代以前的产品。
唐代花釉瓷器的施釉方法是在较深或较浅的底釉上涂上与之色彩对比强烈的另一种釉，因不同的釉所含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不同，烧制出来的器物表面便出现色彩斑斓的艺术效果。宋钧窑变釉也是利用这一原理烧成的，但工艺比唐代花釉复杂得多，宋钧之所以在窑变上登峰造极，关键是高温铜红釉的稳定烧成。
我国茶具的发展历史
一、最早的饮茶器具（汉代）
大多数专家认为我国最早饮茶器具是西汉，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在《僮约》中有这样的记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四川地区是全世界最早种茶与饮茶的地区；武阳（今四川彭山）地区是当时茶叶主产区和著名的茶叶市场。
1990年浙江上虞出土了一批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的碗、杯、壶、盏等器具，在一个青瓷储茶瓮底座上有“荼”字，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具，所以茶具的出现最迟是始于汉代。
二、专用茶具的出现（西晋）
茶学界公认最早的有关茶具的文学记载是西晋(公元265-316年)左思(约公元250-约305年)的《娇女诗》，其中有“止为荼菽据，吹吁对鼎铄。”这“鼎”当属茶具。
三、完备的茶具（唐代）
1、茶具的形成期：汉代→隋唐以前。
从汉代到唐代，人们饮茶通常加葱、姜、橘子等物一起煮与煮汤（蔬菜）无差别，或用来解渴，或用于菜食，可能与食具共用。最早我国古人多用鼎和镬（huo）煮水。
2、专用茶具的确立（陆羽）
唐代饮茶之风盛行，饮茶由粗放煮茶进入精工煎茶阶段，于是茶具的艺术价值开始受到重视。陆羽的24件茶器在王公之门正式的茶宴中不可缺少。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所列，连同附件统计、煮茶、饮茶、炙茶和贮茶用且共有29件，他自己设计了一个风炉（为生火煮茶之用），以中国道家五行思想与儒家为国励志精神而设计，以锻铁铸之，或烧制泥炉代用。
风炉：铜或铁铸成，也有泥烧成的。形状像古鼎，下有三脚。炉壁厚3分，上口有9分厚的边，边的6分宽的部分在炉壁内方，以便用泥墁于膛壁。炉下方的三只脚，共有21个古字：一脚是“坎上巽下离于中”，另一脚是“体均五行去百疾”。第三脚是“圣唐灭胡明年铸”。在3只脚间各开—窗洞、底下的一个洞用以通风漏灰。3个窗口上并排有6个古字，一是“伊公”，一是‘羹陆”，一是“氏茶”，意为“伊公羹，陆氏茶”。内设“带（原字左有“土”旁）埠（原字右下为“木”）”，有3格，一格有长尾野鸣的图形，这是火禽，画有离卦，一格有彪，是风兽，画巽卦；另一格有鱼，是水虫，画坎卦。巽表示风，离表示火，坎表示水。风能助火，火能把水烧沸，所以要有这三卦。另有花木、山水等图案作为装饰。据说此炉由陆羽设计。
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具——宫廷用的。
月白短嘴壶
茶壶在唐代以前就有了。唐代人把茶壶称"注子"，其意是指从壶嘴里往外倾水，据《资暇录》载："元和初（公元806年，唐宪宗时）酌酒犹用樽杓……注子。
四、兴盛的茶具（宋代）
饮茶之风“兴于唐，而盛于宋”
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宰相蔡襄《茶录》可以想到饮茶之风的兴盛。
宋代以后，我国饮茶方法随着茶叶加工方法的逐渐改变，已开始不加调味饮茶了。茶具主要有茶碾、茶罗、茶盏、茶杓和茶瓶等。
宋代初期煎茶或建茶，器具与唐代差不多，炙茶针对于陈茶，新茶不炙拷。专门煮水用的"汤瓶"。当时俗称"茶吹"，或"铫子"，又有"镣子"之名，因瓶口小，难以观察到瓶中水沸的情况，只好靠听水声来判断水沸程度。
南宋时，点茶法流行，南宋审安老人（真实姓名不祥）《茶具图赞》画了12件茶具，称之为“十二先生”并按宋时官制冠以名称，赐其以名、字、号。可见当时上层社会对茶具的钟爱。它们是：韦鸿胪（烘茶炉，鸿胪司掌朝廷礼仪），木待制（木茶桶），金法曹（碾茶槽），石转运（石磨），胡员外（茶葫芦），罗枢密（茶罗），宗从事（棕帚）．漆雕秘阁（茶碗），陶宝文（陶杯），汤提点（茶壶），竺副师（竹筅），司职方（茶巾）。
宋代全套茶具是12件以卢仝号命名为“大玉川先生”，由此可见对茶、水、具更讲究。
宋代茶盏非常讲究陶瓷的成色，尤其追求"盏"的质地、纹路细腻和厚薄均匀。据宋蔡襄《茶录》载："茶白色、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纣黑，纹路兔毫，其杯微厚，熁火，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依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如盛白叶茶，就选用黑色茶盏，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茶具的搭配关系。搭配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更好的茶色与茶香。
宋代民间饮茶多用茶盏，宋代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时人看作是佳品。
盏是一种小型茶碗，口敞小底，有黑釉、酱袖、青白釉及白釉等多种。宋朝烧制茶具著名的产地有五大名窑，即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各产不同风格的瓷器。官窑在杭州，哥窑在浙江龙泉；汝窑在今河南省临汝县（古属汝州）；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古属定州，故有定窑之名；钩窑在河南禹县神后镇。禹县古名钧州而得名。
饮茶器具：唐人喜越窑青瓷茶盏，宋人喜建安黑盏。
煮水器具：唐为敞口的（釜）宋为汤瓶。“有足曰鼎，无足曰镬”
器具：唐代和宋代用的是呈古鼎形的炉，只是宋代质地更为广泛。
宋代茶具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推动了世界茶具的发展。
五、过度时期的茶具（元代）
景德镇因烧制青花瓷而闻名于世。元代茶壶的变化主要在于壶的流子（嘴），宋代流子多在肩部，元代则移至腹部。
元代著名的茶罏有"姜铸茶罏"。元代茶罏非常精制，时至明朝，社会也普通使用"铜茶罏"，而特点是在做工上讲究雕刻技艺。
六、明代时期的茶具
明朝煮水使用"汤瓶"更是普遍之事，而且汤瓶的样式品种也多起来。从金属种类分，有锡瓶、铅瓶、铜瓶等。当时茶瓶的形状多是竹筒形。这种竹筒状汤瓶好处在于"既不漏火，又便于点注（泡茶）"。可见汤瓶既煮水又可用于泡茶两种功用。明代同时也开始用瓷茶瓶，可是因为"瓷瓶煮水，虽不夺汤气，然不适用，亦不雅观。"
有一种饕餮铜罏在明代最为华贵。"饕餮"是古代一种恶兽名，一般在古代钟鼎彝器上多见到这种琢刻的兽形。是一种讲究的琢刻装饰。由此见到，明代茶罏多重在仿古，雕刻技艺十分突出。
据《长物志》载："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说到宜兴砂壶几乎无人不知。 紫砂茶具创造于明代正德年间，根据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录》的“创始”篇记载，紫砂壶首创者，相传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一个不知名的寺僧。而有史记载的是供春。《阳羡名陶录》记载说："供春，吴颐山家僮也。
明代贵重的茶盏主要有"白定窑"的产品，白定即指白色定瓷窑，这种窑瓷为宋代建于定州。在定州，窑瓷茶盏上有素凸花、划花、印花、牡丹、萱草、飞凤等花式。又分红、白两种。
时人辨别白定瓷的真伪，主要从是否白色滋润，或见釉色如竹丝白纹等判定是否真品。因定州瓷色白，故称"粉定"，亦称"白定"。尽管白定窑茶盏色白光滑滋润，但是在明朝白定窑茶盏始终是作为"藏为玩器，不宜日用"。
七、清代时期的茶具
清代：则自有独特的高雅茶具。老北京大家贵族、宫室皇廷，乃至以后许多高档茶馆，皆重盖碗茶。此种茶杯一式三件，下有托，中有碗，上置盖。盖碗茶又称“三才碗”。三才者，天、地、人也。茶盖在上，谓之“天”，茶托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一副茶具便寄寓一个小天地，小宇宙，包含古代哲人“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的道理此外，自清代开始，福州的脱胎漆茶具，四川的竹编茶具，海南的生物（如椰子、贝壳等）茶具也开始出现，自成一格，讨人喜欢。
如今，茶具更是异彩纷呈，达到因茶制宜，各得其所。
台湾陶瓷历史及文化的发展之路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 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 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仿古瓷制作的发展历史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几千年来，古代匠师们创造了无数技艺精湛的瓷器珍品，遗存下来成为文化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在这些遗物中有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创新之作，也有后代仿制品，无不表现出高超的制瓷技巧。就仿古瓷而言，早在宋代，当时的几大名窑就有其他地方窑对之加以仿造的情形。元代瓷器中，则仿宋代钧窑和定窑较为突出。尤其明清两代，仿前代瓷器更加兴盛，各朝均没有中断过。仿品的制作技术不断更新，有的达到“乱真”的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原有水平，而不同时代的仿品，又有不同的风格，从而丰富了制瓷的工艺。
“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明代景德镇瓷业无论官窑、民窑都极兴旺。当时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厂”，专烧供宫廷使用的瓷器。在生产御用瓷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卵幕杯”、“流霞盏”最为著名。
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是明代瓷业的黄金时期。一般说来，永乐、宣德瓷器以“鲜红为宝”，“青花为贵”；而成化瓷器则一斗彩名世。然而当时在仿古瓷方面也毫不逊色。从现存的藏品看，这一时期景德镇窑仿烧的汝、哥、龙泉等宋代名窑瓷器，精美程度不亚于宋代。
到了明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风格又有变化，瓷器胎体厚重，追求奇靡，五彩斑斓，花纹繁褥。但由于国势渐衰，整体工艺水平下降，古时人特别推崇明初瓷器。如王世贞《觚不觚录》中说：“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增十倍”。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说：“宣德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神宗实录》更有“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杯一双，值钱十万”这样，明中后期出现争仿写前朝年款，以仿宣德、成化款最为常见。此外，这一时期仿宋代官、哥、龙泉窑瓷器也很流行。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发展臻于极盛。这三朝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本人都非常喜好瓷器。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乾隆两位皇帝还历次亲自诏令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造历代名瓷。因而这一时期的仿造水平很高，所仿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多已达到理想境界。当时以“郎窑”、“唐窑”制品最为逼真。郎窑是指康熙时由郎廷极兼任陶务官时的景德镇官窑。清人刘廷玑著《在园杂志》称赞“近複郎窑为贵，紫桓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黝水颜色，橘皮综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唐窑一般指乾隆时的景德镇窑，实则贯穿雍正、乾隆两朝。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博才多艺，并能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经过刻苦钻研，居然成为“深谙土脉、火性、诸料”的制瓷专家。在他直接管理和指导下，景德镇窑成就惊人。仅雍正后期，短短几年间，便烧造出仿古品种四十余种，另有创新品种十几种。乾隆时又有更多的品种问世。这一时期的仿古瓷技术上精益求精，但并无牟利目的。特别是官窑的产品，烧出来是为皇宫御用的当然更不敢真的用来鱼目混珠。所以许多仿品并不仿写前朝年款，而是直书本朝年号。
清末明初，中外人士搜求历代古瓷者渐多，古董行生意兴隆，因而仿古和造假能手亦相继涌现。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与宋代各大名窑，乃至明代德化白瓷、山西法华以及明清各朝各代各类品种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烧造时的用意即在于拿来冒充真品，所以就不但要求“神似”，也极力追求每一点细节的“形似”，诚可谓处心积虑。加之当时去古未远，匠师们的经验、技艺、工具、环境、修养以至心境都与古人接近，因此，仅就烧造瓷器中的赝品——假古董而言，这一时期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总的看来，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无非出于两个，一是发思古怀旧之心，保持传统品种；二是以假乱真，牟获商业利益。前者对瓷器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既是嗜古、仿古之风极盛的时期，也是大量新品种涌现的时期，可见在瓷器发展中，仿古不但不妨碍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创新。然而另一方面，从文物收藏和鉴定的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仿制品，就会给我们今天的鉴别造成困难。特别是古代那些技艺精湛的仿品，即便制作者当初的用心完全纯正，也不能排除后利用其仿作来假冒真品，牟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