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日本与我国东不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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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陶瓷历史及文化的发展之路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 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 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源于中国的日本陶瓷文化
从日本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到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有人说中国是日本陶瓷之父，应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比喻。原因在于日本列岛原是东亚大陆的一部分，在地质学的洪积世后期形成了朝鲜海峡，在大约一万年以前的洪积世末期和冲积世初期，因海平面不断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分离，形成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四大岛。正如我们曾经所知，日本的茶道文化源于中国，其陶瓷发展也直接受到中国影响。
日本古陶主要出现在绳纹、弥生、古坟三个时期。绳纹是日本最早的土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土器之一。土器表面有绳纹图案，故得名绳纹土器。明治十九年(1886)于东京大森贝冢最初发现并定名。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土陶器，已存在近一万年。绳纹时代长达数千年之久，在日本也遍及各地，主要以日本东部为中心，北至北海道，南至四国、九州。绳纹土陶的制造技艺非常原始，几乎都是徒手捏制，而且不是在窑中烧制的，而是依靠太阳进行自然干燥，再堆放在木柴上露天烧制的。所以火度很低，据推测仅有600℃左右。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使用辘轳成型，造型更加规整。
592年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由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向中国隋朝派遣使臣，以学习大陆的先进文化。707年元明天皇即位，710年迁都平城京(奈良)，先后70余年奈良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史称这个历史时期为奈良时代。日本陶器从奈良时代开始出现釉陶，其中最为有名的为奈良三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唐三彩陶器的影响，器表有绿、黄、白三种颜色，少量的有绿、白二彩。这些制品是为奈良的大佛开光用的祭器和皇室专用的物品。奈良三彩的多数精品都作为天皇御用之物保存在正仓院，但在大阪、奈良、福冈、滋贺等地也有出土物，这说明当时在日本各地都曾烧制，这在日本陶瓷史上无疑是杰出成果的体现。进入平安时代从唐朝输入的陶器制品增多，三彩釉陶的生产技术也同时引进。陶器器型很多，有盘、瓶、高脚杯等，在成型技术上比须惠器更进一步，硬度也增强。从平安中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日本的制陶技艺进入停滞期。
1192年源赖朝从天皇处得征夷大将军封号，在镰仓正式开设幕府，开始了封建武士掌权的镰仓幕府时代。镰仓时代的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宋代的影响，其中在陶器上的反映，表现在随从高僧道元和荣西去中国的陶匠从中国带回制陶技艺，并在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陶技在平安中期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次以传入中国陶瓷技艺为契机，再一次迎来陶瓷艺术的春天。后来日本成为“陶瓷之国”，就是镰仓时期奠定的基础。进入镰仓时代有彩釉陶几乎消失，代之为灰釉陶系的陶器，花式图案增加了划花、印花、镶嵌等装饰手法。中国此时相当于宋朝，大量中国宋青瓷输入日本，也刺激了日本制陶技术的提高。受中国青瓷影响，在陶器表面加刻一两条弦纹，增加唐草纹、牡丹纹、菊花纹及柳纹等图案，并采用划花、印花、模压等多种技法。镰仓时代对日本陶器业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是濑户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通称藤四郎)。因将中国的陶瓷技艺传入日本，而被尊为日本的“陶祖”。
1338年足利尊氏在北朝获封征夷大将军，在京都室町设立幕府。1467年幕府细川、山名两派对立冲突，引起十年混战，此后成“以下克上”的混乱局面达一个世纪，史称战国时代。
室町时代流行斗茶，在足利义政时达到极点。外国产的青瓷茶碗和各种天目釉茶碗以及中国产的茶入(茶叶罐)，非常受人喜欢，因此大量进口。同时，在日本国内也开始仿制。但由于仿制技术不过关，在日本国内施釉陶器还只有尾张(濑户)一地制作。
如果细细追究其陶瓷渊源，很多朝代从中国学来的陶瓷文化对日本陶瓷发展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日本现有4500个制陶工场，陶瓷器生产最多的爱知县和岐阜县拥有工场近3000家，两县产量约占全日本的80%。主要现代化工场有名古屋“日本陶器”、“鸣海制陶”、“名古屋制陶”，濑户的“三乡制陶”，多治见的“山加制陶”，户冢的“大仓制陶”，常滑的“伊奈制陶”，多治见的“上山制陶”以及小仓的“东洋陶器”等，而且很多地方出口了大量的陶瓷台灯。这些瓷器上无不体现着中国陶瓷文化的身影。
日本陶瓷中的“禅文化”
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相比起来，虽然自然随性却稍显放逸，虽然朴质本原却过于枯淡，虽然纯真多情却略为纤细，虽然空寂闲淡却流露悲凉。而这一切也在日本的日用陶瓷中得到了体现，呈现出日本日用陶瓷的独特之美。
“物哀”是日本式审美文化的一种专用名词，即是对事物的悲哀之情。日本人的潜意识里不相信永恒，以忧郁而敏感的心灵去看待万事万物，日本民众共有的这种审美心理使得他们迅速接受了禅的无常观和空观。
表面上，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一样崇尚自然简朴、随性闲适，幽玄静谧，但在本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日本禅宗没有“清规”，不持“戒律”，所以，我们在日本禅文化的艺术作品里，既可以领会到自然真率、空寂幽玄的情感，又可以略略感到一种颓废悲哀、虚无放逸的凄凉之美。
从材质上、造型上以及装饰上能够体现出禅宗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不刻意追求却能达到最高境界的观念。所谓“放逸”，是说在创作的过程中即兴性强，娱乐性强，不拘小节。体现了人性世俗化的一面。这种作品有的显得很有韵味，虽虚怀若谷却能触动人心。
禅宗在日本的发展中逐步本土化，不只研习打坐冥思，还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引发了日本俳句、茶道、枯山水对朴素审美的追求，倡导一种自在、超然、化繁为简的艺术境界。它冥合于自然气韵适应于微妙的季节变化共感的“稻村文化”因而它很快便深入到了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再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禅深入到了国民文化生活的所有层次中。”
中国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为世瞩目。无论是埋藏于地下的考古遗存，还是流传于世的瓷器、书画，均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这其中除欧美学者外，日本学者作出的贡献相当大。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探究精神更是令世界陶瓷学界钦佩，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三杉隆敏、上田恭辅、矢部良明等一连串陶瓷学界熟悉的名字，一次次写进中国陶瓷研究史，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多次被中外研究学者参考和引用。日本学者对中国古陶瓷研究的贡献，欧美学者是是难以企及的，中日文化源远流长的亲和性是日本学者取得这一优势的必要条件。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据史载：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战国已开始。后又有秦时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日本学者认为：中日两国正式的政治交往始于汉朝。也就是说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早已开始，中国的物产，中国的文化已为日本人了解。前面提到中日文化的亲和性，就是建立在这种长期的交往和了解中，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是维系中日文化生生不息、代代衍传的重要纽带。正如一位研究中国画的日本学者田中丰藏所言：“要研究中国绘画必须掌握汉语和中国文学的阅读能力。”对中国陶瓷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要不然说拉丁语的国家怎么会将瓷器美其名曰“china”。研究中国古陶瓷的欧美学者大多是深谙汉语的汉学家或有中国血统的华人，而日本学者则是地道的日本人。日本学者先天的语言习惯和传统的文化脉系正是欧美学者所缺乏的。公元初，当古楼兰民族用亻去 亻卢 文书写他们历史的时候，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中国的青铜、铁器、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以及中国的丝绸、彩陶，也读到了中国的圣贤之书。日本史籍记载：日本应神天皇15年（284），王仁由百济来，献《论语》、《千字文》。这些长期来往于中日之间当时被称为“倭王”的人已能运用中国的汉字书写公文、“上表”答谢。正是汉语言文字，结束了日本无文字的历史；正是汉语言文字，让日本从蒙昧走向文明；也正是汉语言文字，让日本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全面的了解和广泛的兴趣。 东汉晚期，中国发明了瓷器。在这前后，中国的农业技术、金属器具和纺织品等传入日本，改变了日本人固有的日常生活观念，弥生时代的“远贺式陶器”便是例证。随即日本开始从中国输入瓷器和制瓷技术。日本史籍《书记》记载：大明七年（463年），日本天皇曾派遣使臣吉备君等到朝鲜，邀请我国制瓷匠师数十人前往日本传授技艺。从目前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看，日本开始输入中国陶瓷当在唐代。日本著名的“奈良三彩”便是模仿中国输入的“唐三彩”而制成的。现从日本出土和公私收藏的中国陶瓷分析，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瓷器窑口有：唐三彩、越窑、邢窑、建窑、长沙窑、耀州窑、吉州窑、赣州窑、巩县窑、磁州窑、龙泉窑、官窑、汝窑、钧窑、哥窑、定窑、德化窑、景德镇窑等。日本对中国陶瓷的输入是全面而广泛的，几乎包括中国所有著名的窑口瓷器。时间从唐代到明代末间断。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中国清代以后的瓷器在日本很少发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桃山时代丰臣秀吉发动的史称“陶瓷战争”。给日本陶瓷业带来了空前的繁盛，并且18世纪以后日本瓷器（伊万里瓷器）一度取代中国瓷器成为销往欧洲的主要商品。我想，这也可能是近代欧洲对日本文化广泛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19世纪以后中国瓷器已成帝国之落日，难维生计。
历史上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是深入广泛的。中国古陶瓷在日本被用做食器、饮器、容器、装饰器、崇拜器、礼器、艺术收藏品等。上得天皇亲睐，下受臣民喜爱。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物实录》中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中岛健藏也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陶瓷除有先天的语言文学、相似的历史情境等条件外，日本本国的中国陶瓷的出土和富有的公私收藏为其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实证。据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刘兰华先生提供的资料，日本仅收藏有中国宋代瓷器的单位就达40余家之多。日本开放的文化环境和尊重传统文化的普遍心态为中国陶瓷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本的中国古陶瓷主要有三个视点：日本本国（包括近海）的出土与收藏；中国本土的陶瓷；海外（包括公海）的出土与收藏。日本学者对陶瓷的兴趣不仅局限于本国陶瓷的研究，同时也将更多的目光关注海外陶瓷的考古发现。在东南亚、中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等出土、收藏中国古陶瓷较多的地区都留下了日本学者探寻和研究的足迹。这其中，三上次男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三上次男是日本著名的陶瓷学家和历史学家，生于1907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从中国历史入手研究中国古陶瓷，著有《金代女真族研究》、《金史研究》、《古代东北亚研究》、《波斯陶器研究》、《波斯、埃及和土耳其的陶器》、《托普卡普萨拉伊的中国陶瓷》等历史著作和陶瓷著作。与其他古陶瓷研究学者一样，他们都深谙中国历史和文学。三上次男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足迹遍及埃及、伊朗、印度、东南亚各国，并遍览土耳其欧洲著名的博物馆。或新自参加遗址发掘，和亲临博物馆拍照、记录详细资料。令人敬佩的是三上先生曾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两次远涉重洋、不畏艰辛，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对出土的六、七十万片瓷片进行了逐片的分类和比较，其苦不可言喻，精神可佳。正是这种虔诚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陶瓷文化特有的魅力和海外学者精研探求的文化责任。三上次男所著的《陶瓷之路》（1969年出版，十年内再版十一次）一书，可谓是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他以考察路线为纬，以中国古陶瓷在各国的出土为经，将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发展通过陶瓷贯穿在一起，奠定了中国古陶瓷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学术地位。正如三上次男所说：“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连结着一根坚强有力的陶瓷纽带，它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陶瓷之路》中，三上次男介绍了中国古陶瓷在“陶瓷之路”上的出土、收藏，中国瓷器的销行路线、时代背景、瓷器断代、风格特征、工艺制造、贸易性质、文化内涵、民族喜好等，并从特定的历史情境分析中国古陶瓷的文化扩张力；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前瞻性的研究远景——在世界史上，东西方贸易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希望年富力强的研究者，继续钻研，以获得更为巨大的成就。《陶瓷之路》为我们研究世界交流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是世界陶瓷学界的一本名著，正如日本小学馆的《世界陶瓷全集》评价的：“三上次男博士所著的《陶瓷之路》记录了目击器物，是一部杰出的著作。”的确，三上次男提出的“陶瓷之路”这一概念与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一样，为世界海交史、贸易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叩开了智慧之门。
日本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本国（包括近海）出土、流传的中国陶瓷进行了妥善的典藏和深入细致的分类与研究。20世纪以来，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很多，绝大部分在西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靠近中国东南沿海，海路运来的陶瓷绝大部分在此聚散。西部地区据统计有近50处中国陶瓷遗址。在奈良法隆寺、京都仁和寺、立明寺、于治市、福冈市、久米留市、西谷等地均有出土和收藏，仅鸿胪馆遗址就出土2500多个陶瓷点片。在典藏出土的中国陶瓷方面，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根津美术馆、京都埋藏文化研究所、日本文化厅等单位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一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东京国立博物馆1978年3月编印的《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主要内容有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矢部良明著）、日本出土的元明时代的陶瓷（长谷部乐尔著）、主要遗迹分布图、中国陶瓷出土主要遗迹一览表。长谷部乐尔著《日本出土的元、明陶瓷》（王仁波、程维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从元代陶瓷、明初的陶瓷、明代中期的陶瓷和明末的陶瓷四个方面阐述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三上次男等著《青森、北海道的中国陶瓷——以青森，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为中心（曾丽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主要内容有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的意义，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的几个问题，其他遗址的出土物。三上次男著《津经、下北半岛的中国陶瓷和中世纪的东北》（李世琮译《山西师院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2期）主要叙述津轻、下北半岛遗址出土的中国陶器及中世纪中日贸易情况。熊本县博物馆编《日本熊本县出土的中国陶瓷》（白英译《文博通讯》江苏1981年第1期）主要内容有商品陶瓷的研究、熊本县出土的中国陶瓷。小山富士夫著《奈良三彩和冲绳岛》（王晴堂译《文博通讯》江苏1983年第3期）主要谈到中国唐三彩出土情况和唐三彩传入日本的时代等问题。佐佐木达夫著《日本海的贸易陶瓷》（李天送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主要内容有遗址出土的陶瓷器、出土陶瓷器的时代特点、陶瓷器的消费与流通、日本海陶瓷贸易的诸阶段。长谷部乐尔著《日本传世的砧青瓷》（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介绍了几种日本传世的著名砧青瓷，并讨论了几个相关问题：砧青瓷的一般特征、制作时间、制作方法、传入日本的时间和途径，以及近年来日本的鉴赏方法。此外，还有龟井明德的《14~15世纪的贸易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九州出土的宋元陶瓷器分析》（《考古学》杂志1973年58卷4期）、《日本出土的越州窑陶瓷器诸问题》 （《研究论集》九州历史资料馆1975年1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器》（《东洋陶瓷》1976~1979年卷6）；铃木重治的《京都出土的中国产输入陶瓷器》（《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冲绳出土的中国产输入陶瓷器》（《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铃木重治、桥本久和的《龙野市福田天神遗迹SDOI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4年第4期）。桥本久和的《高木规 市上牧——宫田遗迹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4第4期）、《大阪府中国陶瓷的出土状况》（《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矢部良明的《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王仁波、陈维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长谷川道隆的《大内馆氏迹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3年第3期）。藤冈了一的《净妙寺址出土越州窑青瓷水注》（《美术史》1950年1期）。小山富士夫的《仁和寺出土的越州窑盒子及影青盒子》（《陶瓷》10卷3期）。山田万吉郎的《木幡出土越州窑青瓷》（《日本工艺美术》1950年137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组织下，举办了《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特别展览》，长谷部乐尔作了详细的整理和介绍。详细资料见《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期1981年6月）。1982年出光美术馆组织的《近年发现的窑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展》系统的展示了中国陶瓷在日本的出土情况。除以上提到的以外，森村建一、川上贞雄、森田勉、金武正纪、村上勇等也为日本出土的中国瓷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于1984发表了《高速铁道关系埋藏文化财调查报告IV》等。
二、海外了出土的中国瓷器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陶瓷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灿若群星，成为20世纪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出土之陶瓷，规模之大、品质之佳、数量之多，为世瞩目。就拿越窑青瓷来说，越窑青瓷是中国较早输出出的瓷器之一，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发现。我国著名的陶瓷学家叶文程先生说：“浙江青瓷输出的国家和地区，在亚洲有：越南、朝鲜、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国家；在非洲有摩洛亚哥、肯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等。”世界拍卖市场上中国陶瓷居高不下的价格更成为人们争相竟投的典藏品。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水下考古的不断发展，，海底极其丰富的陶瓷遗珍不断重见天日，也大大刺激了人们对中国陶瓷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就开始了世界各地的考察与走访，或参观博物馆，或参与遗址的考古发掘，或参加国际古陶瓷学术研讨会。1955年三上次男就开始对印度洋、南海等周边国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为1968年参加马尼拉东方陶瓷研究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赢得了陶瓷学界的广泛尊重。1969年完成的《陶瓷之路》一书更加奠定了其在本国及国际陶瓷学界的地位。20世经60年代，以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长谷部乐尔、铃木八司、松见守道、杉村栋、重松和男、上野佳也、蓑丰等组成的日本“出光中东文化调查团”，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其中，以埃及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最为著名。日本出光美术馆至今还保存着1969年阿拉伯联邦政府赠送的福斯塔特出土的176片陶瓷片。福斯塔特出了大量中国古陶瓷碎片，据三上次男统计约有1万2千片。正如《陶瓷之路》所说：“中国陶瓷输入开罗的数量使人惊讶，好像家家户户在当时都使用过中国瓷器。”
三、建立在中国本土和中日文化交流基础上的陶瓷研究。对中国本土陶瓷的研究，是日本学者全方位研究中国陶瓷的重要部分。中国历代的陶瓷典籍、窑口遗址、出土器物、公私收藏、古陶瓷学术研讨会等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研究内容有对窑口的专论、或区域瓷器的个案研究，有瓷器断代史的研究、或全史的扫描，有对工艺烧造的研究、或陶瓷艺术风格的分析，有从贸易和传播的角度、也有探计其文化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奥田直荣的《天目》（丁炯淳译《陶瓷资料》景德镇1978年５期），小山富士夫的《天目》（《福建文博》1984年2期，《陶瓷全集 唐宋的青瓷》（平凡社）、《支那陶瓷史稿》，长谷部乐尔的《磁州窑》（刘志国译），铃木重治等的《潮州笔架山和长沙铜官窑见学记》（《贸易陶瓷研究》1984年第4期日本贸易瓷研究会出版），大岳花子的《宋代仿古和龙泉窑》（《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三上次男的《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张仲淳译）、《新中国陶瓷考古的成果》（《出光美术馆馆报》）、《宋元陶瓷的贸易》（《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美乃美株式会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全集》，铃木已代三原的《窑炉》（刘可栋等译建筑工程出版社1959年），监田力藏的《陶瓷文明的本质》，横河民辅的《支那陶瓷及其外国关系》，上田恭辅的《对中国陶瓷的多方面考察》、《支那陶瓷的时代研究》、《支那陶瓷研究的手引》、《支那陶瓷的染付模样》（东京大阪屋号书店发行昭和４年至１６年），龟井明德的《关于龙泉窑开窑时期的研讨》（《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３期1999年3月），今泽洋的《青瓷贴花纹钵的传播转迹》（《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吉田光邦的《景德镇陶瓷生产与贸易情况》（白英译《南京博物院集刊》1982年总4集，也见《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期1983年6月）。龟井明德的《渡海而来的中国陶瓷》（王景圣译《陶瓷资料》1978年2期）主要内容有：唐三彩的传来、天平的青瓷、越州窑青瓷、长沙青瓷与江南白瓷、舶来陶瓷的名称、经龛与中国陶瓷、一件公凭（背签）、天目与宋国商人、青瓷与平重盛。长谷部乐尔的《日本的宋元陶瓷》（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期1981年6月）内容有：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宋元时期驶往日本的中国船只、日本发现的宋元陶瓷。三上次男的《从陶瓷贸易看中日文化的友好交往》（贾玉芹译《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探讨了各个时期中国陶瓷出口日本的情况。今井敦著《东传日本的青瓷茶碗“马蝗绊”》（《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陶瓷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还将自己收藏的瓷器捐献给中国。小山富士夫曾将1964年他在伊朗德黑兰所得的唐越窑瓷碗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刊》（1981年总3期）作了介绍。日本学者的这种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敬佩。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远远不止这些，在此不一一列举。
中国古代陶瓷文化之鼎文化的发展历史
我国香炉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鼎”。我国古代青铜鼎有烹煮肉食、祭祀等用途，祖先倾其所有，向天祈福，让神灵祖宗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国家平安，但这同今人所见的香炉还是两码事。笔者收藏的200余尊古代陶瓷香炉，可以看出祭祀文化发展的轨迹。
“日照香炉生紫烟”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千古流传，作品描写庐山香炉峰上，初日映照，紫烟氤氲，瀑布高挂，飞流奔腾，展示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在人们的生活习惯上认为香炉最大的功能，便是一件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其实香炉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妙意境。灵性的香炉赋予人们更多的生命灵性，它穿越时光隧道，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发生关系，逐渐改变自己的面貌，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儒佛道三位一体形成华夏文化主流。魏晋时，人们以老庄解释佛教，东晋以后佛学又与玄学趋于合流，深为士大夫们所欣赏。直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独立地位连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响一并如日中天，特别是禅宗初祖达摩东渡来华，中国禅宗由此肇始。各地造佛修寺蔚然成风，作为祭祀礼器的香炉已被普遍使用。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香炉起源于何时，尚未有定论，我在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时，在祖国各地考察，注意香炉资料的收集和实物的寻觅。我认为西汉早期的熏炉很可能是香炉的前身。西汉后期，熏炉数量骤增，仅广州地区发现的200多座汉墓中竟有一半墓葬出土有熏炉。
东汉越窑褐釉香熏，它造型生动，质朴自然，不带托盘。这尊香熏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可以自由开启，上半部由三层含苞欲放的莲花瓣图案构成，每排莲花有十一瓣，抽象成三角形状，每个花瓣上刻有大小不等的花茎，十分清晰。盖顶饰有一精美的小鸟，亭亭玉立，眺望远方，下半部为圆柱形空心支柱。德-化-陶-瓷-总-站
晋代越窑青釉提炉，已同传统的香炉十分接近，也是三足鼎立，但有一造型优雅的把手，上面还有旋纹工，做工精巧，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南北朝洪州窑香炉，釉色呈青黄色，为五只足，粗壮结实，稳稳地站立托盘上，完整无缺。
说到盛唐，自然会联想到脍炙人口的唐三彩。唐三彩香炉比较少见，露胎为粉红色，黄绿褐彩绘组合，釉自然往下流淌，五爪老虎足，显得沉稳雄健。拿在手里忽发奇想：当一个民族进入高度成熟、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阶段，浑身洋溢着蓬勃朝气和高度自信，就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形式去表达、去寄托、去宣泄、去张扬自己高昂甚至亢奋的精神和情绪，唐三彩正是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大唐气魄。字串4
宋代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好复古，重视旧礼器。三足鼎式香炉是北宋复古的产物，由于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的大量出土，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考古图》，所收铜器210件，玉器13件。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这在宋以前是没有的，为后世文物研究开了先河，也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香炉出现在大宋帝王的内庭，而一些小型香炉则成为文人把玩之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为后世所仿制。宋耀州窑香炉，它是受到越窑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炉唇边较宽，釉色青润自然，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誉。南宋龙泉书房梅子青香炉，精巧典雅，三足鼎立，炉身有三条线纹，足底有褐色。
元代香炉不脱宋代风尚，数量与品种繁多，以中小型香炉为主。湖田窑青白釉双耳三足香炉，炉敞口直颈，鼓腹平底丰满，肩两侧贴塑一对长方形立耳，足根部有明显的压印兽面纹，通体施青白釉，胎质坚硬腻白，釉色滋润而不透明。
明代瓷炉大多数香炉以青花瓷为主，明嘉靖青花香炉，也出现了色彩斑斓的五彩瓷，明宣德皇帝自己本身是天分很高的艺术家，对色彩十分敏感，五彩、斗彩瓷得到空前发展。
明万历五彩人物三足香炉：万历五彩器制作到了鼎盛期，它的特点为胎体厚重，釉面乳白莹润。三幅开光图案装饰效果极佳，老翁身着外套颜色分别为绛红色、淡黄色和草绿色，神情泰然，须眉飘逸，或埋头读书，或低头沉思，或伏案挥毫。颈部有“大明万历年制”款。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以“孝”治天下，康熙时期祭祀风气盛行，乾隆时期成为社会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景德镇一代名师巧匠，以其聪明才智，将瓷器制作推向历史的高峰。清乾隆豆青釉双耳三足炉，瓷质精细，釉色肥厚，里外满釉，光润匀净，如脂似玉，双耳自然连结，高雅之中不失秀逸。底有“大清乾隆年制”青釉款。
古代文人雅士把焚香与烹茶、插花、挂画并列为四艺，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我们在先人使用过的香炉中上一炷清香，想到多少先人曾虔诚地在此炉前点香祈福，给人心灵带来慰藉，它的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了。
浅说陶瓷王国的历史发展
隋唐的统一，特别是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兴盛，瓷器制造业蓬勃发展了起来。瓷器产地更广泛，出现了各种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且以地名冠之。如越窑、岳州窑、洪州窑、寿州窑、鼎州窑、婺州窑、长沙窑、鲁山窑、郏县窑、邢窑等等。
大体而言，在制瓷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青瓷和白瓷南北齐驱的局面。但青瓷仍占主导，代表青瓷的最高水平当推越窑；而白瓷则以邢窑最为有名（白瓷自北齐创烧，历隋至唐发展成熟）。
这一时期瓷器多以素面为主，也见划花、印花、刻花、镂雕和堆贴等装饰手法，线条简洁，流畅生动。型制品种繁多，式样优美、浑圆厚重，制作规整，工艺水平相当成熟。
同时，唐代盛行厚葬之风，色彩斑斓的三彩陶器（马、骆驼、仕女、武士、镇墓兽及日用器皿型制等）也作为陪葬品而大量生产。
“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以及其他彩绘瓷和花釉瓷的兴起，青花瓷的出现，使唐代陶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高峰的到来，为宋代走上巅峰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在这一领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唐山陶瓷的历史及发展
陶瓷，是唐山的传统特色产业。唐山陶瓷历史悠久，是中国的北方瓷都，也是我国主要陶瓷产区之一。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生产陶壶、陶具。至明朝的永乐年间，唐山陶瓷已有一定规模。当时，多是以劳动组合为基础的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初开滦煤矿的建成和外资的进入，至三十年代末期，机器和电力在陶瓷生产制造中得以较为普遍的应用，唐山陶瓷渐渐兴旺起来。解放后，随着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唐山陶瓷有了长足发展，企业规模及生产力水平开始大幅度提高，企业生产逐步纳入了国家计划。1976年唐山大地震，有近20%的职工在地震中遇难，90%以上的厂房建筑被震坏，70%以上的窑炉设备受损，使唐山陶瓷行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但英雄的唐山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全行业职工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迅速恢复了生产，震后一个月就生产出产品。在震后恢复建设中还适时地对工艺布局、技术装备重新进行了设计，提高了机械化程度，使生产能力迅速达到了震前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唐山陶瓷工业将企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强管理、提高质量、争创名牌、节能降耗、增加效益上来。整个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不断壮大。
截止到目前，全市共有陶瓷企业近百家，日用瓷以中、西餐具、咖啡具、茶具、酒店用瓷为主，年产量5亿件以上，卫生陶瓷以各种便器、面盆为主，年产量约1500万件。建筑陶瓷约4000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达10多万人。与煤炭、水泥、铁路、机车一道成为唐山工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是唐山陶瓷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它秉承唐山陶瓷悠久的历史和先进的工艺，集传统和现代、科工贸、产供销于一体，是我国陶瓷产品重点生产和出口企业。公司现有职工两万余名，资产总额11亿元人民币，有五个控股子公司、五个分公司和1个研究院，主导产品为日用瓷、卫生陶瓷、特种陶瓷、建筑陶瓷、工艺美术陶瓷和耐火材料。其中，日用瓷年产能力1.6亿件。“红玫瑰”牌高档无铅骨质瓷是目前全国同行业高档瓷种中唯一的中国名牌产品。卫生陶瓷生产能力200万件。特种陶瓷年产能力1000万件。耐火材料20万吨。年出口创汇6000万美元。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陶瓷生产出口基地。是全国仅有的大型综合陶瓷企业之一。
概括讲，唐山陶瓷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解放前的自由发展阶段。(1949年以前)
从明朝永乐年间至解放前夕，虽然中国的制瓷业极为发达，但唐山的陶瓷制造业只有田家窑、秦家窑、赵家窑等10余户手工作坊，农工二百余人，分布在现在的缸窑路两侧，产品均为粗陶、粗瓷。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工业技术的刺激下，特别是开滦煤矿出煤后，一些新的陶瓷作坊相继出现，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机器和电力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生产出了日用白瓷，电瓷器件，卫生陶瓷等。形成了唐山陶瓷工业的雏型。其中卫生陶瓷是国内首创，唐山是中国卫生洁具生产的摇篮。
二、解放后稳步发展时期(1949年——1976年)
解放后，党和政府带领广大陶瓷职工经过快速医治战争创伤，使唐山陶瓷生产步入正轨。经历了实施公私合营、大跃进、文革等阶段。产品也由内销逐步实现了内外销并举，成为唐山的创汇大户，唐山陶瓷发展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山陶瓷的崛起，离不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1961年10月唐山市政府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唐山陶瓷展览会。展期29天。朱德委员长亲临展会并题词：“充分发挥你们在资源和技术方面的有利条件，生产更好更多的生活和工业用瓷，满足内销和出口的需要，成为第二个景德镇。”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快速发展时期(1977年以后)
党的十一届全会以后，唐山陶瓷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经受了新的考验。
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使卫生瓷、建筑瓷供不应求，唐山陶瓷厂、唐山建筑陶瓷厂蒸蒸日上，生产以20%—30%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特别是外贸体制的改革，使得多年来依赖外贸出口的日用瓷厂家被迫经受外贸停止收货，大量出口瓷厂家不得不转向内销，国内市场产销平衡受到冲击，大量产品积压。使日陶厂家在计划经济刚刚转轨时期第一次尝到了不能自主面向市场的苦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国家各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的情况下，唐山陶瓷工业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第一个在全市工业企业中争得了外贸经营权，彻底改变了多年来依赖外贸公司的状况，直接的面向了国际市场。第一个在唐山市属企业中创办了中外合资企业，首次将外资引入了传统的产业中，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一个在全市工业企业中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日用瓷产品结构中，形成了被誉为“四朵金花”的红玫瑰牌骨质瓷，白玉牌白玉瓷，木兰花牌玉兰瓷和白兰牌白兰瓷。同时，唐山陶瓷工业又适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使装备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新的环境下，唐山陶瓷工业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在唐山陶瓷集团和唐山胜利陶瓷集团两大集团合并组建新的唐山陶瓷集团的基础上，以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对集团内部优势资产进行了重组，成立了“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98年8月上市。标志着唐山陶瓷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融入国际化经营迈出了实质的一步。为使陶瓷这一古老的产业进一步成为，承载文化、艺术、历史的载体，唐山市委、市政府决定自98年开始承办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至今，陶博会已成功举办了八届，成为了唐山人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陶瓷行业为数不多的一个上市公司，是国家乃至唐山陶瓷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具备亚洲第一的骨瓷产量规模，2000万件的生产能力，总资产10亿元，现在有职工20000余名，公司年销售收入达到6个亿。拥有“中国名牌”“红玫瑰”骨瓷，长城玉(硬质细白瓷)，色釉瓷器三个瓷种资源的综合配套能力。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坚持以科技兴企为经营宗旨。不仅组建了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还斥资陆续引进世界级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经过“七五”至“十五”期间，全方位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全部淘汰了煤烧窑炉，装备了节能、环保、高效的现代化燃气窑炉，使传统的陶瓷产业告别了煤、烟、尘，迎来了气、电、洁。彻底改变了传统陶瓷产业的生产工艺，将传统的陶瓷工艺与现代高新技术加以完美结合。自1998年以来，自主研发了骨质瓷无铅技术、日用瓷低温快烧技术、高档釉下彩装饰技术、高档釉料生产技术等10余项新技术项目，通过了国家级、省级、市级技术鉴定；自主研发了蜂窝陶瓷、超节水卫生洁具、冶金用陶瓷过滤器、釉下精陶、铁红金圈釉艺术瓷等30多项新产品开发项目，获省、市级奖励。通过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公司技术装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质量和档次显著提高，向可持续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产品销售覆盖全国各地并远销欧美、澳洲、亚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红玫瑰骨质瓷创造了六个历史之最： 1、创制投产最早，1964年开始立项研究，1973年研制成功。2、产品质量最好，从1975年通过省级鉴定获得国家级发明专利后，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并于200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中国日用瓷行业最早也是骨质瓷行业唯一的中国名牌。3、器型品种最全，形成了西餐系列、日韩系列、酒店系列、航空系列、民用系列、办公系列、礼品系列、艺术系列等八大类，一千多个品种的均衡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大件、异型件生产工艺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4、占有市场最广，在国际市场，我们有欧盟市场、北美市场、日韩市场三大骨瓷国际主流高端市场。在国内市场，建立健全了遍布全国的经销商网络。“红玫瑰日用陶瓷已成为国内四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的首选瓷器。国内各大航空公司都将”红玫瑰“作为头等舱的专用瓷。5、品牌知名度最高。1997年“红玫瑰”骨质瓷以其优良的品牌被选定为香港回归特首府专用瓷。1999年被选定为建国五十周年庆典天安门城楼专用瓷。同年又被选定为澳门回归特首府专用瓷。2000年被选定为中南海专用瓷、人民大会堂专用瓷。2002年被选定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专用瓷。“红玫瑰”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正在向争当世界名牌的发展目标不断迈进。6、最早研制生产无铅骨瓷；2005年“红玫瑰”骨质瓷突破了长期困扰骨瓷行业的铅镉含量超标这一技术瓶颈率先研制出无铅骨瓷。唐山陶瓷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在唐山陶瓷的各个发展阶段均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关怀。1996年7月，江泽民主席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1996年7月，李鹏总理、吴邦国副总理到唐山第一瓷厂骨质瓷生产线视察。2000年2月，朱镕基总理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2000年5月，温家宝总理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2005年9月，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铁映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2005年，无铅骨质瓷项目通过省级鉴定，获唐山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十一五”期间，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唐陶股份公司提出了“创第一品牌，建一流企业”的奋斗目标，将通过实施“科技兴企”、“人才引进”、“产品结构调整”、“市场开发”、“加强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要在“十一五”末将公司建成国内同行业一流企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标准是“十一五”末实现销售收入十个亿，利润一个亿。要实现这个目标，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实施品牌战略。以实施品牌战略产生的效益及影响力推动公司更快。更好的发展，从而实现公司的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遵循只有发展品牌战略，打造品牌产品才能是企业做大，做强，才能创建百年企业这一理念。
实施品牌战略是我们公司的突围之战，而对不断恶劣的外销形势，我们只有跳出加工出口的圈子，才能占领品牌销售的高地。我们的目标是在2007年底实现国内所有的二级以上城市都要有“红玫瑰”品牌的经销网络。
唐陶股份公司对外以每年投入3000万元用于红玫瑰的品牌宣传，对内已投资2000万元用于设备改造，聘请国外设计师进行器型与花面的的研发并成立了专业的研发团队。有理由相信，唐陶人有着高远的战略眼光和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一定能够肩负起振兴北方瓷都的重任，为民族产业的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汝瓷文化的发展历史
汝州历史悠久，资源丰富，隋文帝开皇初置临汝为伊州，炀帝大业初始改为汝州《汝州之名从此始》。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伊州，领承休、梁、郏城三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以废鲁州之鲁山县来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伊州为汝州，领梁、郏城、鲁山三县。证圣元年《公元695年》置武兴县。先天年《公元712年》在令临汝镇置临汝县。到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又以梁县西界二乡补充之，并移治于石壕驿。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以仙州之叶县来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许州之襄城来属。改汝州为临汝郡，属河南道，领梁县、叶县、襄城、郏城、鲁山、龙兴（今宝丰）、临汝七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汝州。
五代时，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废临汝县《变为镇》，划归梁县。
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升为陆海军节度，属京西北路，领梁、襄城、叶、鲁山、宝丰《原叫过武兴、龙兴》五县《郏县于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划归颍昌府》。到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汝州被金占领。
金废军事建制，州、县仍隶河南路，汝州仍领梁、郏城、鲁山、宝丰四县。
从盛唐时期，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从蟒川坡上的严和店到东南的罗圈、桃沟、清凉寺直到鲁山断店，方圆百里之遥，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这里的陶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勤劳智慧的汝州人民在用泥巴制作陶器生活器皿时，由于火候过高烧造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陶器产品，表面光滑细腻，色彩迷人，为世上少见。激发了汝州制陶艺人们的聪慧技能，在不断的摸索和改进中，使这一发现愈来愈成熟。
物产丰富的汝州本是商贾集聚之地，文化积淀由来已久，贞观盛世使汝州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汝州陶器的发展促进了陶瓷业的兴盛，从汝州瓷业的兴盛说明汝州早在远古时代，造瓷工艺已较先进。
汝瓷在我国宋代已位居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首，产于河南临汝，隋炀帝大业初年（即公元605年），置临汝为汝州，“汝瓷”因此而得名。
汝瓷始烧于唐朝中期，盛名于北宋，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北宋后期宋金战乱不息，兴盛前后不过二十余年，所以弥足珍贵。汝瓷传世品稀少，全世界现仅存65件，分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利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和私人典藏约10余件。
汝瓷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随光变幻，观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妙，温润古朴。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称。北宋时汝瓷器表常刻“奉华”二字，京畿大臣蔡京曾刻姓氏“蔡字”以作荣记。宋、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内库所藏，视若珍宝、与商彝周鼎比贵。被称之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据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推论：“从宋微宗崇宁五年，上溯到哲宗元祐元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汝瓷自此选为皇室御用珍品，亦称汝官瓷。
北宋时间，北方烧造青瓷中心在汝州（时属直隶州即现今的汝州市），当时（公元1102—1127年）汝州辖管郏县、龙兴县（现今宝丰县）、鲁山县、汝阳县（伊阳）、叶县、襄县等地（据《中国美术史》记载）。汝州四方烧造青瓷器的古窑遗址很多，形成“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南北两大瓷区；北区从北汝河北岸汝州市区张公巷、文庙，大峪乡的东沟、陈家庄至黄窑到临汝镇的坡池；二是以北汝河南岸的严和店起沿东南方向延伸至罗圈、桃木沟和清凉寺、梁洼，直至段店，方圆300多平方公里、上千座窑炉。鼎盛时窑炉达到了300多处，影响扩及到内乡、宜阳、新安及黄河以北等地，是汝窑生产历史上的昌盛时期。
汝州东北方烧造的是稍有花纹装饰的青瓷，釉色极润泽而带葱绿是早期的产品；南方烧造的，多有印花或刻花的装饰，隐隐浮现在透明的艾绿釉之下，但制作时代可能晚到南宋；市区出土的大多是汝窑新窑器，多为天青色汝官瓷。汝瓷还生产有天目瓷、白瓷、花瓷及茶色釉瓷等。
唐代，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汝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北宋时期官府在汝州设窑场，其产品称之为“汝窑”。“汝窑”出现的时期在越窑衰败之后，产品主要供宫中御用，御拣退之件，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汝窑胎质细润，多数象点燃过的香灰色。透过釉底处微微带些粉色，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青瓷，风格独特，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有的稍深，有的稍淡，但离不开天青这个基本色调。汝瓷釉汁莹润，多豆青、粉青、月白、葱绿等。通体有细片，底有芝麻细小支钉，是支烧的痕迹。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汝窑弦纹尊（奁）、洗”，是古陶瓷中罕见的珍品。
宋·周辉《清波杂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周密《武林旧事》、杜绾《石谱》、欧阳修《归田集》、明·曹昭《格古要论》、《正德汝州志》等书，曾记载有汝瓷的始况。“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清说郛本，曾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的赞语。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由于长期兵灾战祸，汝窑被毁，技艺失传。虽然元、明、清历代民间窑场仍然不断烧制，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民国27年到30年（1938至1941年），资本家李绍初曾在汝州蟒川严和店汝窑旧址建窑试仿汝瓷，亦未成功。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说：“汝窑釉色最难仿，比定、钧、耀等窑难度大的多，不易仿制，因此传世制品根本无乱真之作。”正如清道光年间，督学孙灏诗云：“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皿虫为盅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金盘玉碗世称宝，翻从泥土求精好。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诗人对汝瓷作了高度评价，但也表达了他对汝瓷失传的感慨之情。
日本各时代陶瓷发展史记
古九谷 彩绘葫芦瓶 江户时期
瓦古奈尔 彩绘盘 明治初期
日本列岛原是东亚大陆的一部分，在地质学的洪积世后期形成了朝鲜海峡，在大约一万年以前的洪积世末期和冲积世初期，因海平面不断上升，整个日本列岛才与大陆分离，形成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四大岛。日本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与之必然产生密切的关系。从日本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到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有人说朝鲜是日本陶瓷之母，中国是日本陶瓷之父，应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比喻。
一、绳纹、弥生与古坟时代
日本古陶主要出现在绳纹、弥生、古坟三个时期。
绳纹是日本最早的土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土器之一。土器表面有绳纹图案，故得名绳纹土器。明治十九年(1886)于东京大森贝冢最初发现并定名。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土陶器，已存在近一万年。绳纹时代长达数千年之久，在日本也遍及各地，主要以日本东部为中心，北至北海道，南至四国、九州。绳纹土陶的制造技艺非常原始，几乎都是徒手捏制，而且不是在窑中烧制的，而是依靠太阳进行自然干燥，再堆放在木柴上露天烧制的。所以火度很低，据推测仅有600℃左右。
弥生土器是古昭藏博士在东京市文京区本乡弥生町最先发现的一类陶器，以地名命名。在考古上定为弥生式文化时代，系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的六七百年间制作的陶器。
弥生陶器也是徒手捏制，烧成方法与绳纹式陶器相仿，露天烧造，比绳纹陶烧结温度高，约800℃左右。绳纹式土陶器多为黑色，而弥生式土陶多为褐色，有的呈很美的红色。
从绳纹陶到弥生陶，古人的审美观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造型的日趋洗练和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三世纪后半叶至七世纪中叶称古坟文化时代。四世纪后，中国大陆大批居民移居日本，使汉字、中原文化和佛教传入日本。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代出现的土师器和埴轮。土师器为淡褐色薄胎，纹饰简单，用于上层贵族丧葬的祭器。埴轮即土陶俑，也是古代日本人神秘信仰的陪葬之物，其中有男像、女像、家具、武器、船等泥塑，并往往在这些造型中增添人们生活中常见的鸟、兽、鱼等动物塑像，造型十分生动。
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使用辘轳成型，造型更加规整，并且从中国引进还原焰烧制方法，温度高达千度以上，可以大量生产。这样的须惠陶确实是窑艺飞跃发展的证据。
二、奈良、平安时代
592年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由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向中国隋朝派遣使臣，以学习大陆的先进文化。612年圣德太子故后，日本仍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臣，每次都有不少留学生和僧侣随行。707年元明天皇即位，710年迁都平城京(奈良)，先后70余年奈良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史称这个历史时期为奈良时代。
日本陶器从奈良时代开始出现釉陶，其中最为有名的为奈良三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唐朝三彩陶器的影响，器表有绿、黄、白三种颜色，少量的有绿、白二彩。器釉以铅为熔媒，氧化铜和氧化铁为呈色剂。这些制品是为奈良的大佛开光用的祭器和皇室专用的物品。奈良三彩的多数精品都作为天皇御用之物保存在正仓院，但在大阪、奈良、福冈、滋贺等地也有出土物，这说明当时在日本各地都曾烧制，这在日本陶瓷史上无疑是杰出成果的体现。
进入平安时代从唐朝输入的陶器制品增多，三彩釉陶的生产技术也同时引进。陶器器型很多，有盘、瓶、高脚杯等，在成型技术上比须惠器更进一步，硬度也增强。平安时代的中期神秘的奈良三彩以及低温釉烧制技艺突然中断。从平安中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日本的制陶技艺进入停滞期。
奈良三彩为皇室、寺院特殊专用品，加工精细、器壁薄、重量轻，制作手法不熟练。器型单纯，且以使用为目的，双面施釉，不渗水。这明显区别于中国唐三彩器内无釉且都是冥器的特点。
三、镰仓时代
1192年源赖朝从天皇处得征夷大将军封号，在镰仓正式开设幕府，开始了封建武士掌权的镰仓幕府时代。
镰仓时代的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宋代的影响，其中在陶器上的反映，表现在随从高僧道元和荣西去中国的陶匠从中国带回制陶技艺，并在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陶技在平安中期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次以传入中国陶瓷技艺为契机，再一次迎来陶瓷艺术的春天。后来日本成为“陶瓷之国”，就是镰仓时期奠定的基础。进入镰仓时代有彩釉陶几乎消失，代之为灰釉陶系的陶器，花式图案增加了划花、印花、镶嵌等装饰手法。中国此时相当于宋朝，大量中国宋青瓷输入日本，也刺激了日本制陶技术的提高。
受中国青瓷影响，在陶器表面加刻一两条弦纹，增加唐草纹、牡丹纹、菊花纹及柳纹等图案，并采用划花、印花、模压等多种技法。
镰仓时代对日本陶器业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是濑户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通称藤四郎)。因将中国的陶瓷技艺传入日本，而被尊为日本的“陶祖”。
初代藤四郎姓藤原，名景正。贞应二年(1223)随遣宋使道元禅师来中国，在浙江学制陶，至安贞二年(1228)返日，在濑户村安居并开始制陶，这也是今日闻名于世的濑户烧的起始。藤四郎陶器为茶褐色有釉陶，初始有简单印花，后期发展到印花、刻花等多种形式，制作出各种瓶、壶(罐)、四耳壶、香炉和犬(犬俑象)等。
四、室町时代和战国时代
1338年足利尊氏在北朝获封征夷大将军，在京都室町设立幕府。1467年幕府细川、山名两派对立冲突，引起十年混战，此后成“以下克上”的混乱局面达一个世纪，史称战国时代。
室町时代流行斗茶，在足利义政时达到极点。外国产的青瓷茶碗和各种天目釉茶碗以及中国产的茶入(茶叶罐)，非常受人喜欢，因此大量进口。同时，在日本国内也开始仿制。但由于仿制技术不过关，在日本国内施釉陶器还只有尾张(濑户)一地制作。
中世纪日本陶窑出现著名的“六大古窑”，即濑户窑、常滑窑、信乐窑、越前窑、丹波窑、备前窑。从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六大古窑分别成为各地的制陶中心。
五、安土桃山时代
1586年丰臣秀吉统一了全国，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晚年住桃山城，故称安土桃山时代。
志野茶碗 桃山时代
丰臣秀吉l592年、1597年两次侵略朝鲜均以失败告终，史称这两次战争为文禄·庆长之役。这两次战争虽然失败，但在返回途中虏俘了大量朝鲜人归国，其中陶工数量不少，这些人到日本之后迫于生计而开始从事制陶，促进了日本国内制陶业的发展。
濑户系
由于濑户地区连年战乱，陶工外逃，加上临近的岐阜县多治见市周围发现优质陶土，因此陶窑迅速增加，以美浓为中心成为新的制陶中心，产生了黄濑户、濑户黑、志野、织部等一系列新的品种。
桃山时代作品以菖蒲手黄濑户为代表，志野是日本国内首先制作的白色陶器，其意义深远。受当时输入朝鲜李朝白地铁釉绘纹样的启发，制作志野的半透明釉药和蜂窝状的结构以及铁釉药绘纹样，都是具有典型的日本风格。
织部烧比志野、濑户黑产生晚，古田织部对日本陶艺界影响不仅限于美浓，还应包括伊贺、丹波、信乐、备前、唐津等窑。
朝鲜系
西日本的制陶主要在九州，除室町以前的须惠器烧制之外，也烧制具地方特点的陶器。文禄·庆长之战后，李朝陶瓷器对本地影响最强，丰臣秀吉虽然征战朝鲜失败，但收获是陶艺和陶工的大量引进，所以有人说这场战争是陶瓷之战。大量朝鲜劳力虏回，使唐津地区制陶业迅速发展。
唐津烧初期是朝鲜陶工按李朝方式制作，原料由朝鲜运入，后在唐津附近发现陶土，以此地为中心先后建成窑场l30处，总称唐津烧。当时代表作品有奥高丽茶碗、绘唐津、朝鲜唐津、斑唐津等一批珍贵品种。高取烧、上野烧、小代烧、萨摩烧等也均为朝鲜陶工参与建筑和发展的窑场。
文禄三年(1594)在朝鲜之战佐贺藩归化的李参平(朝鲜陶工)于元和二年(1616)发现磁石矿，并于天狗谷筑窑，在日本国内首次制瓷成功。这件事在日本陶瓷界意义十分重大。与濑户的藤四郎有釉陶器、柿右卫门彩绘一起通称为日本陶瓷史上的三大革命。白瓷施透明釉，釉下多青花纹样，从中可看出李朝的影响。
在李参平白瓷烧制成功影响下，有田制瓷业迅速发展，很快形成西日本的制瓷中心。有田烧的品种也由李朝白瓷增加到染付(釉下彩)、锦手(彩绘)、染锦(釉下、釉上彩结合)和青瓷。受中国进口彩绘瓷器影响，有田柿右卫门苦心研究，终于试验成功赤绘技法(釉上彩绘法)。柿右卫门是日本彩绘的始祖，至今已传十三代。
宽永五年(1628)佐贺藩主锅岛胜茂在有田岩谷川开窑，后产生精美的色锅岛瓷器，色锅岛瓷器图样用黑线双勾描画，产品不外售，次品全部毁掉。由于坚持分业制，制坯、彩绘、烧成分头进行，实行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所以不但形成自己独有风格而且经久不衰。
六、江户时代
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获胜，掌握大权。1603年获封征夷大将军称号，在江户开设幕府。
进入江户时代，全国窑场已达二千家以上。以京都为中心的京烧，在野野村仁清出世之后，逐渐成为全国陶业中心地。
明历三年(1657)仁清彩绘问世后，引起轰动。仁清特有的彩绘作品和独特风格，确立了京烧在全国陶业的主导地位。在其后其弟子尾形乾山及其弟光琳合作，名品不断问世，京都五条坂南北两侧分成两大流派，形成粟田烧系和清水烧系。京都粟田烧以彩釉、彩画描金擅长，最初的御菩萨烧、锦光山宗兵卫、宝山文藏、带山与兵卫、岩仓山吉兵卫等均属于此。
清水烧则以音羽烧、清闲寺烧、音羽屋九郎兵卫、茶碗屋六兵卫为主，出现了清水六兵卫、高桥道八、和气龟亭、水越与兵卫、斡山传七、清风与平、清水藏六等大师。除此之外，相马、益子、真葛、赤肤、明石、尾户、闲谷、高松、现川等窑也都同属于京烧范畴。
德川幕府后期，以京都为中心茶道风行，全国各地名士相聚，茶道用青花茶碗需求大增。此时期以来清水烧青花制品大量生产。产生名人青木木米、仁阿弥道八等大师。
七、明治维新
1853年美国军舰开入浦贺港。翌年日本在武力压迫之下被迫开国，1868年与美、英签订了商约，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肆入侵。同时在“尊王讨幕”旗号下迫使德川庆喜将军下台，奉还大政于天皇。天皇下令废除幕府，建立新政府。改东京为首都，年号为明治。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治维新”。
进入明治时代由于维新改革，藩窑没落，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制陶业向输出和大众化方向发展。由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聘用专业人才，尤其是聘用德国化学家瓦格耐尔(G.Wagener)，给日本陶瓷业发展和与西方交流以巨大促进。日本国内陶瓷业也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生产迈进，窑的结构由小型向大型转化，燃料也由烧木材向烧煤、天然气和电力方向改进。陶瓷业向传统陶业、海外输出和观赏用陶艺三个方面分化，并按各自方向发展。
八、大正与昭和时代
此时期的陶工们根据不同情况，以艺大出身的人为中心组成了日展系，传统工艺者组成日本工艺会，同时还有现代工艺美术协会。此外，还有民艺派、走泥社、新匠会等许多协会和俱乐部。
近世出现了板谷波山、富本宪吉、北大路鲁山人、河井宽次郎、金重陶阳等一代名师。生产民艺品和土特产品的窑场近年兴起，作为有名陶艺家有益子烧的浜田庄司，水户的城户夏男，佐野市的田村耕一，在东京周围还有加藤土师萌、宫之原谦、安原喜明、井上良斋、唐杉涛光、吉贺大眉、井高归山、川濑竹春、土肥刀泉。濑户方面志野烧的荒川丰藏、加藤景秋。织部、黄濑户风格的加藤唐九郎、加藤舜陶、河本五郎。京都方面以乐家十四代传人吉右卫门开始，除永乐善五郎、清水六兵卫、三浦竹泉、伊藤陶山、高桥道八等世家之外，还有楠部弥一、石黑宗磨、森野嘉光、浅见隆三、伊藤翠壶、宇野三吾等三百名以上名陶艺师。
日本国现有4500个制陶工场，陶瓷器生产最多的爱知县和岐阜县拥有工场近3000家，两县产量约占全日本的80%。主要现代化工场有名古屋“日本陶器”、“鸣海制陶”、“名古屋制陶”，濑户的“三乡制陶”，多治见的“山加制陶”，户冢的“大仓制陶”，常滑的“伊奈制陶”，多治见的“上山制陶”以及小仓的“东洋陶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