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器的鉴别。
中国文化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并在典章制度、民俗风习、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对朝鲜半岛保持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倍受世人喜爱的青花瓷也不例外。
据目前所发现的文献资料，朝鲜青花的出现应不晚于十五世纪中期的李朝早期。据史书记载，宣德三年(1428年)，明朝使节尹风献青花瓷给世宗(在位1418-1450年)，青花瓷就成了李朝宫廷用瓷。朝鲜史籍《经国大典》记载：世祖时，帝王酒器用金、银和青花、白瓷器，并禁庶人使用。李朝时期的著名诗人成侃也在其作品《慵斋丛话》中云：“世宗朝御器专用白瓷，至世祖(在位1455-1468年)朝杂用彩瓷，求回回青与中国，画樽、杯、觞，与中国无异。”这段记载说明此时李朝皇家用瓷中已有本国官窑烧造的青花瓷，但其制品全面模仿明初青花瓷的造型和装饰，所用青料也来自中国，实物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记载。如收藏于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15世纪时的青花缠枝番莲纹盘，高22.7厘米，其器形、胎釉以至器足的切削与明代初期青花瓷大盘几乎一样，盘内的缠枝番莲纹和盘沿的波涛纹也和永宣器毫无二致。再如该馆收藏的青花卷枝番莲纹罐，肩部与底足边沿的莲瓣纹和元末明初的装饰风格也很相似。李朝青花最早的纪年器，现藏于韩国东国大学博物馆的“弘治二年”款松竹纹梅瓶，不仅器形、胎釉、器边纹饰及绘画风格与明代永乐、宣德青花难分伯仲，其纹饰内容也契合中国文人所崇尚的“四君子”题材，构图疏朗舒展，笔力雄健，画风严谨写实，青料青花色泽浓艳稳重，既衬出白瓷的洁净又隐喻着儒教君子的高风亮节。李朝早期青花瓷的纹样中还有中国传统题材如龙、鱼等寓意富贵吉祥的图案，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Www.TaOci52.Com
15世纪后半叶李朝官窑青花器逐渐采用李朝的绘画形式，器物上的边沿图案逐渐简化以至消失，仅留主题纹样，表现出李朝青花瓷独特的风格，但松竹梅等中国传统题材仍然是这一时期青花瓷的主要表现对象。收藏于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青花松竹梅纹罐，画面主体是一株梅树，虬曲的树干，桠杈上点画含苞欲放的梅花，展示出梅花傲雪凌霜的气节，与梅相映衬的三竿修竹，枝叶旺盛，迎风挺立，经冬不凋。梅、竹是中国画的常见题材，文与可画梅、竹、石题：“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三益友。”这件罐体的画面剔除了边沿图案，画面主题突出，散发着浓郁的文人气息，是李朝青花瓷中的一件精品。
17、18世纪时的李朝青花瓷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情调，器物造型多带棱角，口沿薄巧，青花色调淡雅，绘画运笔轻盈，画面凝练集中，留有较多的空白，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诗意，但其画面内容依然蕴含着浓郁的中华情结，梅兰菊竹、潇湘八景、高士、鱼隐等中国青花瓷上常见的题材依然是这一时期李朝青花瓷画面的主题，并且经常采用中国陶瓷装饰中习见的“开窗”样式。如收藏于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青花开光梅花纹罐，优雅端庄的器形，器壁大片留白，只在腹部两个菱形开光内绘老干虬枝上几朵梅花，枝头上点染几个花蕊，淡淡的色调，稚拙的笔致，给人以洁净幽寂的美感。此馆收藏的青花山水人物纹角瓶，器身方形扁平状，两侧画梅竹纹，主题纹样一面绘周敦颐爱莲图，远山近水，莲花怒放，楼阁内高士倚栏赏莲；另一面画陶渊明爱菊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在画面中油然再现。青花山水纹双耳扁壶上画的是潇湘八景图中的洞庭秋月图，以大片的留白来表现如银的月色和风息浪静的湖水，人物、小舟则以简单的线条勾勒、点画，青色也是淡淡的，简朴的画面散发出的却是飘逸的诗意，这也与明末清初民窑青花的写意画法极为相似。韩国涧松美术馆收藏的青花钓鱼纹深腹罐敛口、硕腹、平底。画面一侧画出洞石兰草，一童子坐在木凳上垂钓，余皆留白，逸笔草草，显示了文人学士追求乡村野趣的审美取向，而这种画面也常见于明清民窑青花瓷的装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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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青花瓷器
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成功地烧制出青花瓷器。中国国内现存各地传世、出土的元代青花瓷有100多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元代青花瓷有200多件。
元代中、晚期青花瓷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多为小件器物，胎体轻薄，不甚精细，多为青白、乳白半透明或影青釉。青花的颜色灰暗迷蒙，纹饰稀疏但奔放洒脱，有的可以说相当潦草，常见器物有高足杯、碗、盘、香炉、小罐、蒜头瓶、玉壶春瓶等，多为日常生活用品，这类青花瓷器当时生产数量有限，属民用瓷。
另外一类青花瓷器，以大件器物为多，其共同特点是大器者胎体厚重，小件轻薄，色白致密，透明釉白中闪青，青花颜色浓艳鲜亮，色浓处有黑褐色斑点。该类器做工精良，纹饰层次多，有的甚至多达10来层，画得很满，但繁而不乱，层与层之间留一周空白，器底端两层之间无空白，每层纹饰内容之间没什么关系，如经常在缠枝菊、蕉叶、缠枝莲、缠枝牡丹之间夹杂云凤、云龙、杂宝、海水江芽等，将毫不相干的纹饰组合在一件器物上。这类瓷器国内传世品极少，墓葬出土也不多见，绝大多数是窖藏出土。估计是由于当时发生了某些突然变故，在不便随身携带的情况下，埋于地下保存的。
中国青花瓷器的发展
中国青花瓷器的彩料是以氧化钴作为色剂，在胎体上绘出花纹图案，然后在器物表面涂一层透明釉，入窑经过1300度的高温一次烧成，呈现出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其图案清晰艳丽，给人以明快素雅之感，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元代中后期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已达相当成熟的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有重要地位，景德镇便成为中国瓷都的称号。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不重视青花瓷，要研究青花瓷，就一定要弄清它的制作工艺和使用的基本原材料。
青花瓷的釉料，主要是氧化钴，但还含有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钙等多种物质，这些物质的含量多少，直接影响青花瓷的色泽效果。元代中后期至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普遍使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釉料即“苏泥勃青”，这种釉料内含氧化铁成份比较大，所以在瓷器表面出现蓝中带有铁色斑痕，而国产料中多含有氧化锰成份，使蓝中泛出灰、黑斑点。
青花瓷始于唐代中晚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已发现唐代中晚期的青花瓷是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中出土的瓷枕残片，1985年11月河南省轻工业厅科研所在河南巩义市瓷窑址采集的唐代白釉釉下蓝彩瓷壶，研究结果证明，唐代青花瓷是在巩义市白瓷的基础上采用了釉下彩绘的方法生产出的新品种。
宋代统一后，社会稳定，各种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制瓷工艺水平超过以往任何时代。1957年浙江省博物馆在龙泉县金沙，发现了13块北宋时期青花瓷片，三件青花瓷碗残片，其中两件胎质洁白细腻，釉色青白、青灰和白中泛蓝。火候较高，无吸水性，与浙江省江山钴土矿原矿接近，经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北宋青花使用的钴料是浙江料。1970年在浙江绍兴的环翠塔基中出土的青花瓷片，胎质细腻、色泽洁白，釉色白中泛青，无吸水性，青花色泽也较浅淡。重庆市博物馆在该市郊一座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墓中发掘出土一件青花瓷碗。从这些青花瓷实物来看，宋代青花器在制作、彩绘等方面都比唐代青花大有进步和提高。
古中国与朝鲜瓷器的渊源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远古时期两地人民就友好交往，中国陶瓷艺术、冶炼技术、农耕技术和儒家思想在半岛广为传播；三国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留学的主要是僧侣；唐宋时期，两地海上交通最为活跃，大批使节、学者、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东南沿海建有新罗馆、高丽馆，许多中国商人也经常来到高丽首府开城。宋仁宗天圣元年，徐竞奉使高丽，著有<高丽图经>，中国的文化书籍、织物、药材、乐器、瓷器对朝鲜半岛的贵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朝鲜瓷器
朝鲜新石器时代发明篦纹土陶，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出现无纹土陶，公元100至公元200年出现无釉印纹陶，三国时代首创"新罗烧"，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高句丽的陶器线条刚健轻快，百济的陶砖则很优秀，中国瓷器的传入，对朝鲜青瓷、白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古代都城遗址中，有许多中国古代青瓷和白瓷出土。朝鲜半岛的王公贵族极力推崇中国陶瓷，从文化艺术上为中国陶瓷输入创造了条件，为景德镇陶瓷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朝鲜的“秘色瓷”
中朝两国同处于东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近邻”。两国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在独立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
青瓷起源于中国，唐、五代时越窑青瓷达到了顶峰。９世纪初，晚唐的陶瓷及其技术通过海路大量地传入朝鲜西海岸一带及南海岸的局部地区。受这种文化的直接、间接影响，朝鲜青瓷文化开始发展。
最初，新罗开始烧制的是玉璧底系列青瓷，从１０世纪末到１１世纪，高丽青瓷技术逐渐走向成熟，无论是外观、纹样的种类都有很大改进。此阶段流行阴刻、印花、铁画、堆花等装饰手法。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到１１世纪中期高丽青瓷步入了高丽式的精致阶段。１１世纪中期是高丽青瓷的兴盛时期，也是高丽文化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文宗执政期（１０４６～１０８２年），辽、宋、高丽和睦相处，尤其是通过宋朝频繁的使节来往，带来中国先进的制瓷技术，使高丽青瓷文化得到更快的发展。
任何一个朝代手工艺的发展都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经济与文化达到一定时期才能生产出那个时代所追求的最理想、最精美的物品。由于当时安定的社会环境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高丽青瓷在１２世纪初期以其精湛的技法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独特美丽，迎来了高丽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其釉色综合了汝窑、龙泉窑的工艺特色，产品近似于龙泉窑、汝窑的梅子青、艾叶青、粉青、天青、月白等色，最主要成就在于烧出了美丽绝伦的翡翠色调。仁宗元年（１１２３年）来访高丽的北宋徽宗年间使臣随员徐兢在其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写道：“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又说“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唯此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宋朝是中国瓷器极其发达的时期，能得到宋朝使者的称赞，反映了当时高丽青瓷的魅力。这与宋代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中说“高丽青瓷之翡色为天下第一”相互呼应。
１２世纪上半叶至中晚期的８０年间，高丽青瓷出现了第二次鼎盛，产生了具有强烈民族风格的高丽镶嵌青瓷。这种技法一经出现便被广泛采用，成为此后３００年间瓷器生产的主流。
所谓镶嵌法是指在青瓷的胎土上先刻阴纹，然后用赭土或者白土填平刻痕，再施釉，烧出来的赭土变成黑色，白土仍呈白色。由于这种镶嵌法是用刀将镶嵌的部位挖出，因此受运刀的力度影响，表现出的效果要比画出的新鲜、真实、有力（类似漆器中的填漆工艺），所表现出的内容都是富有气息、栩栩如生的。为了突出镶嵌的技法，青釉的透明度有所提高，同时也多显冰裂纹，而且从此与中国古越窑、耀州窑、汝窑、定窑的青瓷相去甚远，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其实，镶嵌技法起源于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以入丝法将金、银嵌入青铜器中，但用于陶瓷并使其大发展是在高丽时期。
如图是一件藏于旅顺博物馆的青瓷镶嵌花鸟纹注子，这是高丽时代１２世纪的瓷器。注子是朝鲜传统的执壶形式，这件器物呈葫芦形，蘑菇插盖，上节小而椭圆，下节大而膨圆，壶嘴外撇，上部内曲，下部拖向壶底，形成优美的曲线。器物外施青灰色釉，表面嵌花叶凤纹，器物表面有开片。这件注子高３３．５厘米，腹径１７厘米，口径２．０６厘米，底径１１厘米。整个注子瓶口小、颈长、肩削、腹重、瓶的重心在下半部，造型美观，色调沉稳，可以和徽宗年间的官汝窑瓷相媲美。
随着青瓷镶嵌技术的逐渐成熟，在后期又创造了青瓷镶嵌金彩、辰砂等，将镶嵌青瓷艺术推到了极致。
但是，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随着蒙古军的入侵而导致的数十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高丽青瓷的质量每况愈下，青瓷的器形、胎土和釉、烧制方法及创意方面再也无法回到那个鼎盛时期了，从１２世纪末施釉稍厚、色泽略深、纹样密集、风格散漫来看，高丽青瓷逐渐走下坡路。到了１３世纪中期以后，就慢慢衰退了。
高丽青瓷在１３世纪中期开始走下坡路后，于１４世纪后期将单纯的印花纹施于粗质青瓷，成为１５世纪粉青沙器的前身。
明代空白时期青花瓷器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30余年，政局动荡，使得经济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据文献记载，此三朝有官窑产品：正统三年(1438年)曾禁止民窑烧造与官窑器式样相同的青花瓷器；正统六年(1441年)命景德镇烧造金龙、金凤白瓷罐及九龙凤青花缸；正统十二年(1447年)又有不准民窑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的禁令；景泰五年(1451年)有减饶州岁造瓷器1／3的记载；天顺元年(1457年)曾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天顺三年(1459年)又有将原定烧造13．3万余件的瓷器准减8万的命令。从上述文献记载看，这段时期不论官、民窑器都曾有烧造。但传世品中至今未见一件署年款的官窑瓷器，所见瓷器均为民窑所产，故学术界有“空白期"和“黑三代”之称。学术界所称原指官窑，并非民窑。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注意到了明代纪年墓葬的瓷料，在三朝纪年墓里出土了一批民窑青花瓷器，特别是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在景德镇珠山以西明御厂西墙外东司岭一巷道中，发现的大量明代正统官窑瓷器，品种有青花和斗彩等，呈现出与宣德、成化不同的风格。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深入，特别是对景德镇明代官窑遗存的进一步科学发掘，空白期瓷器的真实面目将会愈加明朗。
正统、景泰、天顺朝青花瓷器就目前已发现的资料可以肯定，民窑生产和其他朝代一样，并未间断过，但就决定青花生产时代风貌特点的官窑来看，三朝则仍然是一个空白期。造成官窑青花瓷器生产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乱频繁、宫廷的争权和社会经济的衰败，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帝王兴趣爱好的转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景泰年间特别风行铜胎珐琅器，所谓“景泰蓝”即是这一时期产生的瓷器的专称。
青花瓷器永远的收藏
2007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发行，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王恩怀、熊刚如等共同创作的限量型“永久和平”青花陶瓷梅瓶，已经作为爱我中华——“母婴平安”公益拍卖活动的重要拍品在国内主要媒体与读者见面。此项拍卖所得将全部捐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母婴平安工程”计划。消息在收藏界和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具有爱心的人士和投资者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有关青花瓷器的收藏和投资的相关问题。
无论是公益拍卖会还是商业拍卖会，青花瓷最近几年总是频频亮相，得到了很多收藏家和投资者的青睐，古旧青花瓷和现代青花瓷的收藏氛围正在预热，它的市场价格也在一路飚升，真可称得与书画并驾齐驱的佼佼者。青花瓷的艺术魅力究竟在哪里，是很多刚刚起步的玩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历史的长河荡漾着诱人的芳香
青花瓷，又称“蓝花”，“白釉青花”或“釉下蓝”等，是指一种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以透明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它的主要特点是：瓷质细白，釉下兰色彩绘，幽青可爱，图案洁净素雅，装饰雅俗共赏。由于是釉下彩，因此色彩永不褪脱。青花瓷器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就出现了青花瓷。1975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了一件瓷枕的残片，枕面釉下用蓝彩绘出菱形轮廓线。在浙江龙泉县金沙塔和绍兴环翠塔的塔基中，还发现了一批宋代的青花瓷片，其花纹较暗，蓝中带黑灰色，经分析测定，其所采用的钴料是国产钴矿土，烧成温度在1270摄氏度。
元代后期青花瓷的烧制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进入到成熟的阶段，尤其是景德镇所烧的青花瓷最佳。目前在江西景德镇和吉州、浙江江山、云南玉溪和北京元大都遗址都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在浙江湖田也发现了元代青花窑址。目前湖田青花瓷也是被收藏家所关注的。
明清时期，是我国制瓷业的鼎盛时期。景德镇已是我国制瓷业的中心，其产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工艺之精湛是前朝难以相比的。曾经有人说：“天下窑器所聚至精至美的瓷莫过于景德镇”，并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之美誉。当时皇帝不仅用它来赏赐大臣，体现皇恩浩荡，而且用来作为外交礼品，显示中国的科技生产力。因此，平民百姓是无法得到官窑瓷器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不少官窑瓷器，或被损坏或散失或流入海外。
稀世珍品的价格一路飚升大有“钱途”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两大著名拍卖公司———苏富比和佳士德开始拍卖中国瓷器，如今两大拍卖行已成为拍卖中国瓷器的龙头企业，并主导着中国瓷器的市场行情。
早在1989年，伦敦苏富比推出的一件“唐三彩”，出人意料地以4955万港元拍出，一时轰动全球。同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南宋官窑笔洗被拍至2200万港元，创当时宋代瓷器的市场最高价。这两件拍品的天价纪录一直保持了十几年，直到近两年，这一纪录才陆续被青花瓷器所打破。
从目前的行情上看，青花瓷器一马当先，一直处在拍卖市场的领军地位。如2004年香港佳士得推出的“明永乐青花绘龙戏珠纹十棱洗”受到市场追逐，以4330万元高价拍出。同年在美国朵儿拍卖会上，“元青花四方还水云龙纹扁壶”以583.15万美元成交。2005年，一只“元青花锦香亭图罐”被佳士得拍至4716万港元。时隔1年，另一只元青花“岁寒三友”图罐，在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2268.4万元成交。而在2004年纽约朵尔拍卖会上，元清花四系海水云龙纹扁壶被拍至583.15万美元。
最值得关注的是，2006年，一件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瓶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亮相。开拍前，佳士得公司估价为1000万美元，但结果大出意外。看好此罐的一位台湾买主出价到1000万英镑，但终不敌西方藏家，最后被一位英国藏家以2.3亿元的价格收入囊中。创造了中国艺术品的天价，同时为中国其他官窑瓷器价格上升打开了巨大的空间。景德镇官窑青花瓷于今是拍卖领域最为追棒的精品中的极品。
从投资角度看景德镇新青花瓷的收藏
青花瓷的收藏是永远的热门。古瓷收藏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已经早有定论，但是新瓷的收藏也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所谓景德镇新瓷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多年生产的瓷器。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瓷器在“珠山八友”带动下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其中的田鹤仙、徐仲南、王大凡、毕伯涛、刘雨岑等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仍在不断出作品，他们对景德镇瓷艺绘画影响甚大，作品流传不少。“珠山八友”作品在1985年前未引起关注，二十年前几十元、几百元可以买到，现在已经价值数万元或数十万元以上。
目前景德镇青花瓷创作和发展已经超过历代。大师朱顺茂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雕塑工艺瓷生动逼真。陶瓷艺术家周国祯教授是当代雕塑瓷艺术旗手，他的“童子掏鸟巢”灯台是1959年周先生25岁时的作品。前几年谢世的哑巴雕塑瓷艺术家曾山中，能够用右手对人当面捏塑的人像，惟妙惟肖，堪称一绝。景德镇艺术瓷雕塑瓷厂代表了景德镇新中国艺术瓷水平。1985年未完全承包之前，不计较成本生产的雕瓷作品，底座大都有清晰的“△”或“◇”形印章，基本上为精品。
青花瓷是景德镇瓷业代表性的品种，被誉为“青花大王”的王步在前人基础上大胆创新，由他设计制作的青花瓷器已经被很多玩家和博物馆收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王恩怀、熊刚如的作品也是不断吸引着收藏家们的眼球。他们为中国公益事业创作的作品“永久和平”青花陶瓷梅瓶，已经被收藏界称为“旷世精品”，花落谁家的谜底不久就会揭晓。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也和中国的青花瓷一样正在被大家看好，一路飚升。
元代青花瓷器兴起缘由
“青花”是指钴料绘画在瓷胎上的应用，之后罩上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现白地蓝彩的釉下彩瓷器。江苏扬州唐城出土的瓷枕残片和香港冯平山博物馆珍藏的一件据考证出土于河南洛阳的白釉蓝花三足器，虽然不能完全证明青花起源于唐，但是至少告诉我们唐朝时我国已经具备烧制这种高温釉下蓝彩的技术。到了元代，青花瓷器以景德镇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景德镇产出瓷器的主力军，同时也因它独有的明净素雅的民族特色而享誉世界。
景德镇青花瓷花瓶仿古摆件
一、蒙古人“苍狼白鹿”的图腾崇拜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跟随政治统治而来还有他们的民族信仰。青花瓷中青与白的苍郁之感正是符合了元王朝“尚白、尚蓝”的审美特点，这与蒙古人的图腾崇拜有关。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根祖是苍天降生的孛儿帖赤那（苍色的狼）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惨白色的鹿），生有一个儿子叫巴塔赤罕。”[1]这当中关于苍狼和白鹿的的感人传说流传至今，从那时起苍狼成为蒙古族的图腾。
苍色即为蓝色，与白色一起成为蒙古人的永恒之色。这也许和他们世代生活在大草原，头顶蓝天白云的自然环境有关。而把蓝、白两色的祖先传说修入史籍，恰恰说明了这种审美观念已经根深蒂固。青花瓷便因蓝色纹饰在白色胎底上的徜徉而深受元统治者的宠爱。
二、时代氛围的渗透作用
元之前的中原之地从来都是在汉族皇朝帝王治理中。以皇权理想为向导，人们追求的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之相应的绘画是“成教化、助人伦”等有教寓意义的。在它们占据着绘画艺术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下，陶瓷装饰艺术外化在我们眼中就是富丽堂皇的唐三彩、雍容华贵的秘色瓷、黑白分明的磁州窑，总之是渗透着儒家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精神气质。
这种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在唐诗、宋词、元曲中给人更显见的感受。读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深感诗人胸中顽强的意志和满溢的豪情。又读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廉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沙堤，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不禁感叹好一番繁华景象。唐诗豪情壮美，宋词婉约享受。青花夜月般的阴柔只有元曲有如此意蕴，读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再读乔吉《折桂令·客窗清明》：“风风雨雨梨花，窄索帘栊，巧小窗纱。甚情绪灯前，客怀枕畔，心事天涯。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蓦见人家，杨柳分烟，扶上檐牙。”两首曲中的景致阴柔，给人空灵之感。青花这一独特的艺术形态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酝酿勃发。
三、苍翠之色合乎道、释
中国文化一直延续儒道释的文化，道释两家清静、无为的思想用青花的苍翠之色表达再合适不过。其实中国瓷器想要表现完美青色的脚步，上至商周有青釉瓷出现为始就没有停止过。梁同书《古窑瓷器》述：“陶瓷以青为贵，五彩次之。”瓷器当中，青花、霁青都是用青料。晋时称之“缥瓷”，唐时称之“千峰翠色”吴越称之“秘色”。之后的宋瓷虽然颜色丰富起来，然而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所产瓷器仍着淡青色，官窑中以粉青色瓷为佳品，此外，哥窑、龙泉窑所造瓷器亦为青色。纵观中国陶瓷历史，国人对青色瓷器的喜爱一代接续一代，青色瓷器的发展也越来越繁荣。白瓷之上的苍色不仅为蒙古人所爱，也符合中国大众的审美和文人心境。
四、传统色彩观使然
所谓传统色彩观，就是以古代思想认识为基础的的五行五色观。色彩中的白、青、黑、赤、黄，对应着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同时也对应着方位中的西、东、北、南、中；及月季的孟秋、孟春、孟冬、孟夏、季夏；加上人体五脏的脾、肝、肾、肺、心。青，对应着五行中的木，一个万物诞生的标志，无限繁荣；对应着方位的东，被认为“青是东方正”。所谓“青是东方正，绿是东方间，东为木，木为青，水刻土，土黄，并以所刻为间，故绿色青黄也”[2]又青色和五脏中的肝相应，“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白虎通》）。为此，青就是生命之始，是儒家里“仁”的显现，象征着东方的正色。白色为西，青花瓷的白地青纹正犹如东西两方遥相呼应，相辅相成。这种宁静悠远的心境，扎根于厚重中国文化的最深处。
五、纸质绘画材料的应用
纸质绘画材料的应用对元青花的兴盛的影响是间接的。宋以前的绘画，尤其是院体画，大多都是在熟绢上展开的，因此也多精到细致的工笔画。北宋中期，纸质材料的利用让画家对笔墨的意蕴更为着迷。元代绘画进入了以纸质材料为主的水墨画时期。宋代磁州窑的黑彩白描就好比熟绢上的墨笔效果，单色青花可以做到的”墨分五彩”则能比作有了晕染的生宣纸效果。从宋代绢质绘画材料到元代纸质材料的变更，伴随的是元青花瓷的兴起和磁州窑烧造历史的结束。在青花瓷上我们可以看到好尚院体画之风到好尚文人画之风的转变。青花瓷器也正具有这种雅致的审美和谐性。
元代青花瓷器在以上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兴起，为明代青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诸如青花五彩、豆青釉青花等青花衍生品种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使中国陶瓷史中这朵清雅的奇葩在随后的年代里开遍了世界，芬芳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