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wwW.taoci52.cOm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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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彩瓷历史文化
我国古代瓷器的装饰方法是十分丰富的，一般来说，宋代以前多采用刻花、划花、印花等方法，即在坯胎未干以前，用一种工具在胎上刻成花纹图案或划成花纹图案，再有就是刻好模子印出花纹图案，然后施釉入窑烧制。元代景德镇瓷器的装饰方法，除一部分保留宋代的做法外，又大量兴起用笔画彩的方法，这种用彩料画出的花纹图案烧制的就叫做彩瓷。
彩瓷又分为釉下彩与釉上彩两大类，在坯胎上画好花纹图案后再施釉入，窑烧制的叫釉下彩。在坯胎上施釉后入窑烧制好的瓷器上加以彩绘，又以炉火烘烧而成的彩怪叫作釉上彩。我国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斗彩、五彩、法琅彩、粉彩等都属于釉上彩。我国瓷器彩绘极为丰富，其品种有二百多种，现介绍以下几种:
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铅釉陶器的总称。铅釉陶器在汉代已经出现，至唐代开始盛行。就是在同一器物上用黄、绿、白或黄、绿、兰、褐等基本釉色，同时交错使用，而以黄、绿、白为主的低温彩釉陶器，这就是“唐三彩”。
青花
青花瓷器，从元代开始出现的，明代得到了广泛应用，到清代康熙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青花是属于瓷器的釉下彩。
青花加紫
用青料和氧化铜在胎上绘画，然后施釉一次烧制后，呈现出两种颜色，一是青花、一是紫色，故请之青花加紫。
釉里红
用氧化铜在胎上绘画后，再施釉入窑烧制成的，呈现出红色。字串6
釉下三彩
釉下三彩是由青花、釉里红、豆青三种釉下彩所组成的。
釉上三彩
釉上三彩是瓷器釉面上的彩色，其颜色由黄、绿、紫三色组成。三彩瓷器在康熙时品种很多，有黄地三彩、绿地三彩、紫地三彩、酱白地三彩，此外还有加兰三彩。
素三彩
首创于明代正德年间，嘉靖、万历时有较大发展。它一般由黄、绿、紫、白、兰等色构成，只要没有艳丽的红色，就可以称为素三彩。
明代素三彩制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将釉彩施在坯胎之上一次烧成;另一种是将釉彩施于挂釉的素瓷之上，经炉火第二次烧成。
墨地三彩
创于康熙中期，晚期就停烧了，成品件数极少。墨地三彩是先在坯胎上刻出图案纹饰再用青花、黑里红、豆青三种彩料宣染后敷釉烧成。我国历代陶窑鉴定家都认定“五彩以描金为贵，三彩以墨色质地为贵”。而今已极为少见。
水彩
水彩是光绪末期出现的一种瓷器彩色。此种彩色不含粉质，具有彩料薄，颜色暗淡之特征，它是光绪末期，宣统以后瓷器上所使用的一种彩色。
软彩
所谓软彩就是一种含粉量极微，颜色暗淡的一种彩色，它介于粉彩与水彩两者之间，可以说是属于粉彩的范畴，它是在同治晚期开始出现的，到光绪、宣统时比较盛行。
斗彩
就是用釉下青花勾绘图案轮廓，然后在釉上用红、黄、绿、紫等各种彩色在轮廓线内填绘，经炉火烘烧而成的，使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结合在一起，互相争艳。
五彩
所谓五彩，并非五种颜色，而是多种颜色的含意。其彩绘方法与斗彩的彩绘方法大致相同。也是在烧好了的瓷器上施加各种色料，再次经过炉火烘烧而成的。不同的是斗彩的釉彩多为釉下青花勾画图案的轮廓线然后再在轮廓线内填以彩料。而五彩则不然，五彩虽有釉下青花，但它不仅是用以勾画轮廓线，多数还绘成完整或部分图案，并常用褐黑或褐赤色代替青花作为图案的线描。另外，还有一种五彩瓷器不用青花作为线描，而直接上了釉的白瓷上加彩。五彩是用黄、红、绿、紫、兰等颜色所组成。
明代五彩是由红、绿、黄、紫四种釉上彩和釉下彩的青花所组成。清康熙五彩却是由五种釉上彩组成，以釉上的兰彩代替釉下青花部分。常见的是由红、黄、绿、兰、黑五种颜色所组成。有的还增加了金彩。
明万历五彩一般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釉下青花，釉上用黄、绿及矶红三色，虽仅四种颜色，但在运用上交替错综，富于变化；一类是青花上加黄、绿、茄紫、矶红各种色彩，并用黑褐或褐赤色作为图案的线描，还有一类是不用青花，仅在釉上加以彩绘。一般说，康五彩比较浅淡、明五彩比较浓重，所以康五彩比明五彩更加艳丽。五彩品种很多，还有:釉里红五彩、青花釉里红五彩、天兰釉地五彩、豆青釉地五彩、米色釉地五彩、哥釉五彩、黄釉五彩、黑釉五彩、水墨五彩等。
粉彩
粉彩是在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上彩。因为彩料中加有铅粉成分，故称之为粉彩。粉彩可分:青花粉彩、祭红釉地粉彩、天兰釉地粉彩、豆青釉地粉彩、珊珊釉地粉彩、抹红彩地粉彩、绿釉地粉彩、窑变釉地粉彩等。
法琅彩
它是清朝彩瓷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因为珐琅彩的色料中含有玻璃质较多的缘故，因而有人称珐琅彩为料彩或洋彩。
古铜彩
在褐色的釉上加施古铜兰色或绿色锈斑及金彩，在彩色和纹饰方面仿古铜器，故称为古铜彩。此外，还有金彩、红彩、黄彩、红绿彩等。
宋元时期泉州陶瓷历史文化
宋代特别是南宋，泉州跃居为我国海上交通中心，对外贸易十分繁荣（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海丝之路》）。泉州各色的窑业空前发达，所产的青瓷、白瓷、黑釉瓷成为外销的大宗商品。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博物馆亚洲部主任、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美籍华裔陶瓷女专家何翠媚亲临闽南各地古陶瓷窑址考古，她在国际学术会上曾以《闽南古陶瓷的地区性及国际性地位》做出结论：泉州“北宋、南宋时期陶瓷产地集中在沿海地区，并且以南安为首形成一庞大窑区”。
元代，泉州成为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陶瓷业不论是品种、质量、数量、烧成技术，比之过去又有新的提高。元代的晋江两岸，元朝来泉的马可·波罗（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马可·波罗》）誉为“瓷香弥漫”。
工艺技术
北宋时，德化瓷胚成型，已采用轮制工艺，即利用辘轳车转动的惯性，用手把泥块拉捏成型。同时，也采用模印工艺，用吸水陶模装入泥料，用手压印成型，经自然干燥，脱模粘接，然后对粗胚进行整修，粘胚、施釉、剐底等手工操作。轮制和模印成型工艺，一直沿用到民国24年，才开始出现石膏模注浆法。
自宋朝开始，以德化为代表的瓷器烧制，采用龙窑。龙窑分室龙窑、碗窑、蛇目窑三种。龙窑依山坡而建，尾上头下，头为燃烧室，尾为烟窗。利用地势坡度，增强窑室烧成时的抽火排烟能力。窑室为阶级状，每级两侧设投柴火孔，数级设一窑门，以供装出瓷件之用。每级称为一目，短者十多目，多者二、三十目。以松木、松枝做燃料。
宋末元初，出现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焰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焰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的新技术。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日本人加藤四郎到福建德化等地学习烧制瓷器技术，并带回日本依法烧窑，日本人称他为“陶祖”。宋代德化窑盛行的伞形支烧窑具传入日本后，提高了日本陶瓷产品的装烧容量。
外销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载，泉州瓷器外销的国家或地区有占城（今越南南方）、真腊（今柬埔寨）、凌牙斯加（马来半岛北部）、佛罗安（马来半岛南部）、细兰（今斯里兰卡）、闍婆（今印尼爪哇岛）、南毗（印度南部）、大食（阿拉伯国家总称）、层拔（今伊拉克东南）、三佛齐（今印尼）、单马令（马来半岛南部）、渤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麻逸（今菲律宾群岛之一）、三屿（今菲律宾的三岛）等14处。（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赵汝适》、《泉南著述·诸蕃志》）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对泉州外销瓷的器形、釉色，提法繁多。有青瓷器、青器、青碗、青盘……青白瓷器、青白花瓷、青白花碗、青白器、青白碗……乌碗等。器形有碗、罐、瓶、壶、埕（酒瓮）、瓮、垒、坛。产品远销台湾、琉球、印度之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印度半岛、菲律宾群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等51个国家和地区。（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汪大渊》、《泉南著述·岛夷志略》）
南安瓷
《马可·波罗游记》（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南著述·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距城十里”的产瓷地，被日本学术界称为“珠光青瓷”的宋元古瓷的产地，便是位于南安南坑一带和安溪龙门桂窑的古窑址。宋元两代是南安瓷的鼎盛时期，南坑窑群是当时的主要产地。（参见下文“南安东田南坑古窑址”）
位于南安南坑加棠井村的古庙南川宫，祈奉南岳帝君，始建于唐末五代时期，为泉州五岳圣地之一。宋时，湖南烧瓷名匠南迁福建，带来一尊“武安尊王”进宫供奉，并在此烧瓷开发，从此，武安尊王为窑主，而南岳帝君成为烧瓷匠人的保护神。南川宫就这样成为南坑窑群瓷工和船工朝拜的圣地。南川宫还配祀一尊仁远王，系九日山下昭惠庙海神通远王的佐神，是保佑瓷器安全航运的神祗。
蓝溪畔上还保留着一个古码头遗址。渡口上有一座进龙宫，已有千年历史。当年，蓝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河驿渡，南坑瓷运往码头，在进龙宫上香，拜祀顺正王公，然后沿蓝溪水进入西溪，船到泉州城，同番商进行贸易，许多外国人进了货，与泉州市舶司官员一道，到九日山下延福寺通远王祠行香，举行隆重祈风仪式，礼毕游山泛溪，勒石记事。之后，满载泉州城丝织品、陶瓷返回番邦。当然，也有的直接到窑址买货，从蓝溪码头下水，运到泉州城，再装上货舶启程。
德化瓷
宋、元之际，白瓷已逐渐成为主流。德化瓷的瓷色纯净洁白，自南宋·祖龙宫、屈斗宫等窑场开始烧制，历代沿袭不衰，成为德化代表性瓷种。元朝盛行瓷雕佛像，并成为朝廷的御用品。《安海志》曾载：“白瓷出德化，元时上供。”马可·波罗也赞誉过德化瓷器，使德化瓷器的影响日益深远，至今法、意等国仍称德化白瓷为“马可·波罗瓷”。同时，装饰上已有白瓷印花工艺。
历史上德化陶瓷基本上外销为主。
埃及是非洲发现中国古陶瓷最多的国家。早在11世纪至12世纪法蒂玛王朝，埃及就从中国输入德化窑白瓷；在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了不少德化宋代的白瓷及明清时代的青花瓷。
在非洲东部的肯尼亚，由于中国瓷器大量涌入，当地人因此将其称为“中国拉姆”，意为从拉姆运来的中国瓷器；在该国南部海岸的索巴萨区，也出土了德化的建白瓷、青花瓷等瓷器。
在坦桑尼亚的噶尼喀亦出土了大量德化窑的青花瓷器，有吉祥纹青花盘、圆圈点纹碗、碟和花篮纹青花盘等。
另外，在南非发现的中国古瓷，均集中在海底沉船，仅1647~1821年间，在好望角一带就沉没61艘船；1853年在南非卓湾捞出一批瓷器，其中就有元代德化的白釉瓷，这些瓷器现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以上产品，都能在在德化的博物馆找到相关的实物证据。
东非海岸基尔瓦遗址出土的白釉莲瓣碗，与德化屈斗宫同类产品毫无二致，是德化瓷输入非洲的证据。
考古发现证实，日本、菲律宾、印尼等国，宋元德化瓷器出土甚多，海碗、军持、粉盒、瓶、罐等器不胜枚举。
1999年被打捞出水的清代商船“泰兴号”上就发现35万件德化瓷器，引起世界轰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里，珍藏着许多德化的古陶瓷珍品。
山东淄博陶瓷生产历史文化
陶瓷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国陶瓷以其独特的魅力远播海内外，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时期，淄博地区就开始了陶瓷生产。西周初，齐国始专设“陶正”官，管理陶器生产，并在齐都城内设立制陶作坊，从事陶器的专业化生产。魏晋南北朝前后，淄博地区的陶瓷生产完成了由陶器向瓷器的过渡。唐宋时期，陶瓷生产技艺日趋精进，规模不断扩大，窑址星罗棋布，逐步形成了淄博特色，出产了一批颇有影响的陶瓷名品，寨里窑的青瓷、磁村窑的黑釉瓷、博山窑的绞胎和彩瓷等都曾名噪一时。明清时期，淄博陶瓷产品器型厚重，装饰独特，产销两旺，形成了以博山为代表的陶瓷生产和销售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淄博陶瓷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立足当地资源，开拓创新，开发出了滑石质瓷、高长石质瓷、高石英质瓷、骨质瓷等新瓷种，刻瓷艺术更是独树一帜，形成了淄博陶瓷的新特色，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工业陶瓷、建筑陶瓷竟相发展，产品远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我国陶瓷生产技术和陶瓷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甜白釉瓷历史文化
白釉瓷器是以含铁量低的瓷坯，施以纯净的透明釉烧制而成的。作为我国传统产品之一，它生产量大，延续时间长。据文物考古工作者发现，早在东汉墓葬里，已出现早期白瓷，后经北齐，随唐以降，白瓷烧制日臻成熟。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张富康先生等专家研究表明：“景德镇瓷器在明清以前都用一种瓷石配胎，釉中釉灰（氧化钙）用量多，烧成温度低（1150℃——1200℃），因而，胎釉质量达不到优质硬质瓷的标准。元代开始逐渐在胎的配方中加入少量高岭土（即二元配方）；明清时期高岭土加入量愈来愈多，釉的配方也作了相应的改变，减少釉灰（氧化钙）用量，而代之以含有少量钾石作为助熔剂的高碱——石灰釉。”这种改良配方的实施，提高了瓷胎的烧成温度，瓷器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得到改善。其目的是避免了瓷釉泛青，以追求釉的纯白外观效果。清《南窑笔记》中谓：“灰（即釉灰——石灰石加草木灰的混合物）多则釉青，灰少则釉白。”而元代窑工在为官府订烧的枢府釉白瓷，就是一种由青白瓷向甜白瓷过渡的中间产品。那么明代白釉瓷器，就是景德镇窑工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掌握了釉的青与白，除了着色物质铁对之影响外，还和釉的助熔剂原料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永乐甜白釉瓷器，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明初受蒙元贵族“国俗尚白”遗风的影响，作为宫廷祭器的主要品种，白釉瓷器的烧制，在明代始终未间断过。从史料显示，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礼部奏……命拟凡祭器皆用瓷……”。宣德元年（1426年）九月，命饶州烧奉先殿白瓷祭器；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又命江西烧“金龙、金凤白瓷罐等”；天顺年间亦曾大量烧造“素白龙凤碗碟”；嘉靖九年（1530年）又规定月坛的供器全为白瓷，特别是万历时期，优质纯白薄胎瓷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明初洪武民窑的白釉瓷器，仍保留着元代的特征。胎体厚重，胎色洁白，胎土淘炼较元代精细；釉色有百中泛青的卵白色，也有白色，说明釉的配制尚在转变期。所见器物大多为盘碗类圆器，琢器见甚少。这类器物的底部都较厚重，无釉，砂底，烧成后往往留有褐色斑点痕，或火石红痕；胎釉结合处修削不太整齐。盘碗圈足较之元代稍大，多为外敛内斜削式，足端较窄且平切；或为多见的圆涡形厚底足，底足中心留有明显的乳状突起。装饰以素白釉与白釉印花为多见。尤其是印花纹饰，虽不如洪武官窑印花纹饰精细，但与元代枢府釉上的印花相比，却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元代龙纹头小，颈细、身体修长，四肢瘦而矫键。在盘碗类器物上，往往纹饰只占盘碗内壁的中间部分。而洪武龙纹，头渐大呈长方形，颈细，身体变得粗壮，四肢变大，键壮而有力，在盘碗类器物上，往往纹饰占有盘碗内壁的大部分空间，除了云龙纹外，还有缠枝花卉、缠枝菊花、冀龙等纹饰。
随着景德镇制瓷工匠对胎釉配制等诸多工艺改进以后，永乐白釉瓷器的诞生，成为划时代的里程碑。万历十七年（1589年）王世懋的《窥天外乘》中谓：“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鬓眼甜白为常。”以时势评论的角度，谈及后人对永、宣白釉瓷器的珍爱。同时有一点也颇为重要。《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十月丁未条记：“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还。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於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可见帝王的喜好与精美瓷器的产生和发展不无关系。
而永乐民间窑白釉瓷器，从总体上可分为：甜白釉和高白釉。所谓甜白釉是指：色调凝重，温润肥腴，给人以一种柔和甜美感觉的釉；而高白釉是指：洁白光亮，莹润如玉的釉色。
永乐民间窑白釉器型中，仍以碗盘等圆器为主，同时出现了高足杯。碗以撇口深腹为多见，口沿出现了浅褐酱色假芒口（檀香口），底足为外敛内收式小圈足；足端有平切和斜削之分；底面采用细砂底，荡釉和刷釉三种处理方式。盘大多为撇口（折沿、花口或菱口形少见）。为减少底部厚度，盘心留有修坯后的台阶式旋纹，底足明显变大，直径与口径已相距不远，底面有砂底和荡釉两种。高足靶杯整体造型仍留有元代遗风，足柄呈竹节形，外撇、内中空，留有胎接时的乳突，足端露胎，见有火石红或黑褐色斑痕。上述器物中常见有厚胎、薄胎两种，薄胎主要是碗、盘、酒杯等小件器，能达到光照见影，其器可以薄到半脱胎的程度。但同类器物中也有厚胎的，而大件器则很少见到。
白釉瓷器装饰，除了一部分为光素无花纹外，有一部分采用印花装饰和印花加青花装饰的器物。其造型均为碗、盘、酒杯和高足杯。白釉印花瓷器，一般胎体较薄，制作精美，迎光透视可以看见透明的白釉下各种缠枝花卉、云气、海马等纹饰，也可用手去感受凹凸不平的釉面纹饰。白釉印花加青花装饰的器物，在器壁上印有各种纹饰，而口沿、器心却用青花料绘以旋纹以及吉祥喻意的图案：葡萄、花卉、月华锦、寿、福字等。这种明暗色差的鲜明对照和明暗图案的相映成趣，相映生辉，是民窑技工独具匠心，在仅有的空间内，创造出一种艺术的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令人心旷神怡。
不足之处在于：碗盘的器型中，往往有许多不够规整，尤其薄胎盘更为突出，其不仅出现盘口不够圆，盘心面还有高低不平的现象。这种现象民窑存在，官窑的器物上也有类同。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追求器物的精美，修坯时往往将口沿、器壁乃至底面都修的较薄，因而在高温中产生变形；二是瓷胎中掺和高岭比例不当所致。
宣德白瓷的生产基本上承袭了永乐的工艺水准，器物特征与永乐相似。仍以生活器皿中的盘碗为主，同时出现了高足碗以及盖罐、大盘一类大器。器物分薄胎和厚胎两种。薄胎以碗多见，厚胎既有盘碗，也有大尺寸盘和盖罐等。而釉色洁白“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又恰好印证了民间窑白瓷的特征：一为甜白釉色，一为白中微泛青的釉色。装饰工艺方面除保留素面无花纹、印花、印花加青花外，增加了白釉刻花、白釉刻花加青花的品种。而后者装饰手法，又均在碗盘上来展现。碗的造型仍以撇口深腹碗为主，碗壁稍厚，纹饰采用双勾浅刻在碗的外壁，而盘则刻在内心。纹饰则以花卉、麒麟等多见，为同时期青花器物上常用的纹饰；和胎釉的白色相比，暗刻纹饰线条内的釉色，往往微带青色。底足仍采用外敛内收式圈足，圈足较永乐时期稍大；而细砂底和刷釉方法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荡釉方法的普遍使用，一改过去工艺粗糙的感觉，足内或底面变得均匀光洁，足墙转折处的釉色，因积釉较厚呈较浅的青亮色。白釉高足杯、高足碗，均以竹节柄为主，柄中空，有施釉和不施釉两种。
值得提示的是：宣德时期的工匠，已注意到薄胎修坯处理不当，会产生变形的弊端。因此，在修坯时，有意识地将口沿至底面，由薄逐渐至厚，从而使器物的成品率大大提高。
继永乐、宣德之后，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即公元1436年～1464年），由于外忧内患，政治上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社会经济衰败。景德镇瓷业生产形成了低落时期。加之，这三朝不见具年号款器，因而，对于研究三朝瓷器至今未有明确的坐标。为此，国内外古陶瓷研究界把这一时间称之为“空白期”。
从文献上看，正统三年、正统六年、正统十二年、景泰五年、天顺三年等都有禁止民窑烧造和官窑订烧的记录，证明在这段“空白期”内，不论官窑与民窑都仍在烧造瓷器，并无“空白”。字串6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都有不少正统、景泰、天顺纪年墓葬出土的瓷器。以碗、盘、碟、高足杯、罐、瓶等日用生活器皿为主，胎质有精粗之分。却基本都是民窑器，品种有青花、白花、青白瓷等。而有确切记年的白釉瓷器为江西新建县“正统十四年”宁献王朱权墓出土的白釉盖罐六件。再结合扬州市区出土的盘碗等瓷器，大概可归纳为：胎釉制作都不太精细，一般底足修得不够规整。盘碗造型与前代相比，虽变化不太大，但底面旋削不平，底足有跳刀痕和缩釉点。至晚期圈足渐大，足壁变窄变深，由外敛内收式，变成外敛内直壁式。琢器的瓶、罐胎体较厚重，器口正统朝与宣德朝直颈形状相同，至景泰、天顺时多呈下阔上敛式，底部无釉，圈足早期宽厚而浅，晚期圈足略高，有火石红和粘砂现象。字串5
探索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的总体风格，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有段精辟的阐述：“正统瓷器的风格应当在较大程度上接近於宣德晚期；天顺瓷器则更相似于成化一朝；居其间的景泰时期的器物风格特征则在二者之间。”其理论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印证，是千真万确的。
成化时期的白釉瓷，应该说是继永乐白釉瓷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其不但胎质细腻纯净，绝大部分胎体轻盈，修胎规整。而且制作工艺也超过了永乐宣德。笔者在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看到带“大明成化年制”款的卧足小酒杯，其薄的程度达到了几乎脱胎的地步，盈盈一握可见手上罗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充分体现了，对特殊烧制的白瓷在质量上更着意追求完美。然这在民窑薄胎白瓷中是见不到的。此外还有厚胎白瓷，虽未玲珑剔透，但也洁白如玉，在迎光透视下，胎体多略带肉红色。字串8
成化瓷器的釉面以细润若脂而著称。早期有一种高白釉，景德镇人自豪的称之为“猪油白”。其釉不仅肥厚滋润，而且光洁无瑕，如脂似玉。尤其与浓艳的青花纹饰相匹配，既因色差强烈显得青花更加浓郁，同时又反衬出白釉更加如霜若雪。中晚期后，由于釉料的配制发生变化，上述所描绘的现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乐平陂塘青（平等青）的使用与略带淡淡青色的白釉，形成了成化时期独有的幽雅青花瓷和白釉瓷。
成化时期的民窑白釉瓷造型与官窑器一样，讲究轻盈纤巧，所见日常生活用品中的盘、碗、杯、碟、瓶、罐，都比前朝制作精细规整。盘以侈口多见，器型线条柔和圆浑，通体施白釉，盘内已不见因减少厚度而留下的台阶式弦纹，底面施釉平整，圈足呈外敛内直壁式。碗有：卧足浅碗、直口碗、撇口碗、侈口墩式碗等。撇口碗又有外敛内直壁式、平切小圈足和外敛内直壁式浅圈足碗。而成化高足杯的造型独具特色，已完全摆脱了明早朝受元代遗风的影响，自成体系；有八方竹节高足杯、六方竹节高足杯、四方竹节高足杯和竹节高足杯。高足杯造型大多撇口，腹微敛，与永宣朝高足杯相比，下承竹节柄较纤细外卷，显得格外优雅。笔者在翻阅资料时无意中还惊喜地发现，成化官器斗彩花卉竹节高足杯与自己收藏的民窑高足杯的足径完全一致，都是3.8厘米。由此可以想象，明代官窑与民窑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些器物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此外，成化民窑瓷器出现了底面书年号款和干支年款的现象。1996年南京艺术品拍卖会上，有一对白釉刻暗花海水青花鲭、鲶、鲤、鳜四鱼的撇口碗；一只碗底为双蓝圈“大明成化年制”楷书款，一只碗底为双蓝圈“甲辰年制”楷书款。两只碗造型、纹饰、尺寸均完全一致，高6.5厘米，口径14.5厘米。惟一不同的是落款有异。经查甲辰为成化二十年（1484年）。另在扬州市荷花池基建工地上，出土了青花三秋图纹碗残件，其底面落双蓝圈“大明成化年制”楷书款。有此可知，在明成化晚期，民窑器也有书年号款和干支年号款的习惯，而且都采用“年造”写法。所不同的是受官窑器影响，书青花双圈形制多见；而官窑双方框形制，却未曾发现。
弘治时期从史料记载看，几次停工役，官窑瓷烧造数量有限，因而传世品不多。但从出土和传世的民窑瓷器看，白釉、青花瓷烧造量仍为大宗。
弘治瓷器基本上是沿袭了成化瓷器的传统风貌，胎质洁白细腻，釉面肥厚滋润。早期继承成化釉面，润白光亮，中晚期釉面出现了白中闪灰、闪青，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嘉靖时期。其实民窑器物仍以生活用品中的盘、碗、罐等为主，尤其是盘碗在造型、工艺处理上与成化相比稍有变化。盘类在修坯的过程中将盘壁、盘底削得较薄，加之圈足较大，因而开始出现盘腹部下垂，盘底下塌现象。碗类出现一种折沿深腹墩式碗，其造型是在侈口深腹碗或侈口墩式碗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由于碗壁几近垂直，腹部过于丰满，因而显得碗格外敦厚古拙。圈足仍为外敛内直壁式，足壁过窄，而不够规整，圈足有浅和挖足过肩两种。足内施釉虽采用荡釉方法，但早期仍有许多釉面存在缩釉点，到中晚期底面釉变得光洁细润，白釉也逐渐转变为青灰色和青亮色。至此，盘、碗、瓶、罐等器，出现一器物上两种釉色的独特现象。
受成化民窑写款的影响，弘治民窑也采纳了这一做法，在器物上书写干支年号款，如在碗底写“壬子年造”、“癸丑年造”；吉祥款：“福、寿、禄、贵、太平”，在碗内写“金玉满堂”等，也有写姓氏款的，如：“王、吉、正”等。在器物上暑干支年号款，为民窑器的甄别鉴定，提供了准确的依据，而吉祥语的出现又恰好反映出工匠们的美好祝愿和真情的流露。与成化不同的是，成化民窑采用青花双圈暑年号款或干支年号款，而弘治民窑更直接受到成化官窑斗彩器的影响，采用双方框的暑款方式，也有不用双方框直接写吉祥语的。
正德白釉瓷，早期与成化、弘治基本相似，中后期胎体逐渐厚重，大件器物增多。制作粗糙，不规整，瓶罐有明显的接痕。盘碗类胎体和口沿较薄，底面常常下塌，足内有放射状跳刀痕，有的足心似乳状突起，足脊留有切削的棱角或刮削痕。足端出现粘砂，火石红痕。底釉面一般较细润，积釉处能肉眼看见细密的气泡，白釉多青中闪灰；釉面因光亮清澈，透明度强，被称之为“亮青釉”。
嘉靖白釉瓷与正德白釉瓷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造型、色彩多种多样。另一方面釉面肥厚光润，“纯净无杂”呈乳白色，这在官窑器中较为多见，而在民窑中则青白、乳白、灰白色兼而有之，釉面不够平整，有缩釉现象，偶尔釉面落有窑灰或铁锈黑褐色斑点。器物胎体不及前朝，大部分琢器胎体厚重，制作粗糙，瓶罐类接痕明显，并常有烧结不坚固，断裂脱落现象，尤其是器类接痕更为显著。盘碗类圆器大件变形较多，而底心下塌和器壁下垂现象都较严重。碗类常有在口沿刷深褐色酱釉作为装饰的习惯，器底大多施“亮青釉”，圈足为外敛内直壁式。
嘉靖民窑也有在器物底部署款的习俗，而常用的方式为青花双圈、单圈、双线长方框和不用边框；有本朝款：“大明嘉靖年制”、“大明成化年制”；有吉祥语：“万福攸同”、“福寿康宁”、“富贵佳器”等。
隆庆朝仅存６年，加之时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不振，生产凋敝，景德镇制瓷业颇受影响。尽管如此，民窑瓷器的生产也未中断，从传世实物出土情况看，隆庆民窑仍以青花器为主，白釉瓷、彩瓷或颜色釉瓷则数量有限。因此，白釉瓷器型除盘、碗、杯外，四角、六角、八角等多角形和特殊造型的瓶罐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而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基本上与嘉靖瓷没有什么区别。
隆庆民窑也落年号款，如：“大明隆庆年制”、“隆庆年制”、“隆庆年造”；吉祥语款：“长命福贵”、“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款外用单圈或无框。字串4
万历时期正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显著成长的时期，随着宫廷和社会上层对细瓷的进一步需求，以及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景德镇制瓷业显得日趋繁荣。
从史料记载看，万历三十五年以前官窑生产量极大，在此之后整个明代的官窑生产情况日趋衰退下去。而从万历开始，民窑瓷器生产的青花、颜色和彩瓷，其质量和数量各方面都有极大的成就，并在民窑中出现了一些制瓷名家，他们在仿制古代名窑及明代各朝瓷器方面获得很大成功。
万历瓷器无论官、民窑，传世数量较多，除常见的各式盘、碗、杯、碟、瓶、罐、炉、高足杯外，蒜头瓶、壁瓶、笔筒、笔船、多格果盒、捧盒、书桌插屏等造型别致、构思新颖，风格独特的品种不断涌现，形成一种百花争艳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白釉器作为一个品种，它的地位已显得并不怎么重要了。
从传世和出土的白釉瓷看，此时的器物，胎体制作粗糙，瓷土淘炼不精，大器修胚欠佳，盘碗底心下塌严重，有的甚至连圈足都不能着地，足有明显的刮削和跳刀痕。但也有制作精美的薄胎瓷器。如：卵幕杯，又称蛋壳杯。造型端巧，莹白可爱。
万历时期的白釉，早期釉面白润，有玻璃质感，中期釉面细润呈乳白色或青白色，晚期釉面稀薄，大多为淡青色，其时白釉器除素白外，还采用印花、印花刻暗花、印花加青花等装饰技法。常熟博物馆所藏一对白釉印花加青花鹭鸶纹小碗，采用模印鹭鸶轮廓再用青花勾出鹭鸶的喙、头、眼、双腿，以此来体现生活中雪白鹭鸶憩息、飞鸣的形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扬州市老城区徐凝门基建工地出土的白釉印花山水人物小碗残件，其碗也是采用模印高山、星象、水榭、渔船、人物后，用锥形锐器，再在局部进行细部浅刻，使纹饰越发清晰可人。在扬州市卞门旧城改造工地出土的白釉印花外梅花内刻蟠螭纹小碗残件也是一例。其梅花印出后，用锐器浅刻出花瓣和花心，碗内直接用蕊器刻出蟠螭纹，用笔简练，线条流畅。而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白釉印花刻花饕餮纹觯瓶，应该是万历时期白釉印花器中的佼佼者，其釉色白中闪青，滋润凝厚，造型古朴典雅，是仿西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典型作品。综上所述，仅以白釉印花器中的部分作品，已能够代表此时白瓷制作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这些是否是文献中记载的“上古器”户和“中古器”户所为？抑或出自周丹泉为首的仿古名家之手，且难以确认了。
万历时期民窑瓷器款识较为纷繁，目前所具本朝款，“大明万历年制”、“大明万历年造”、“万历年造”、三种外，有复合款：“古周饕餮 万历年制”、“德化长春 万历年制”、“万历年制 玉堂佳器”、“万历年制 纯忠堂用”；伪托款：“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正德年制”；吉祥款：“福寿康宁”、“万福攸同”、“长命富贵”、“永保长春”、“富贵佳器”、“玉堂佳器”、“天禄佳器”、“天下太平”、“上品佳器”、“大明年造佳器”、“大明年造”等等。
至天启崇祯时期，国势衰颓，内忧外患不断，朝政纲纪涣散，统治中国几百年的明代政权，已到了穷图未路的崩溃边缘。此时景德镇民窑瓷器生产，从质量和工艺上都明显下降。所见白釉瓷大多是日常生活器皿，胎体粗细兼有，一般的器物胎体厚重，修坯粗糙，盘碗类底足常留有旋削跳刀痕，并多有粘砂。底心因旋削而隐隐突起，底面釉常伴有缩釉点和窑缝现象，器物口沿普通使用酱黄色釉作为装饰。这两个时期的釉色都白中闪青，白中闪灰，釉汁均稀薄而缺乏滋润，其稀薄处能看见胎体的旋痕。白釉碗盘装饰以素白釉、白釉暗花、白釉加青花弦纹较多见。因此在落款方面，似乎青花、彩瓷的落款较繁杂，有干支纪年款、伪托款、吉祥款、颂语款、堂名款、图记款等，而白釉瓷器题款则少了许多，尤其是崇祯时期的白釉瓷，大多是在盘碗器内心，足底面署有确切纪年款，如：“崇祯五年监制”六字二行，或为堂名斋号款，如：“翔凤堂”、“聚贤堂”、“白玉斋”、“雨香斋”、“博古斋”、“丛菊斋”、“仿古斋”、“白玉池”，以及篆隶书写的颂语款：“玉堂佳器”等。
醴陵瓷器的历史文化
讯 醴陵是一座古老而充满现代气息的江南城市，享有"瓷城"美誉，是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器原产地。进入二十一世纪，醴陵陶瓷产业抓住机遇，重整旗鼓，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瓷器是中国独创的发明之一，至今英文仍把瓷器称之为"china"。
醴陵陶瓷生产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远在东汉时期，醴陵就有较大规模的作坊，专门从事陶器制作。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醴陵开始烧制粗瓷。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醴陵瓷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使醴陵响誉世界的釉下五彩瓷便诞生于此时。1904年，湖南凤凰人熊希龄（辛亥革命后担任北洋政府总理）与曾参与"公车上书"的醴陵举人文俊铎，本着实业救国的思想通过多方考察，并结合醴陵的技术优势与实际情况。在醴陵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大力振兴醴陵瓷业。得到了湖南官府的大力支持。当年，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在醴陵正式开办，次年，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在醴陵成立，熊希龄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公司聘请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开启了醴陵由粗瓷生产到细瓷开发的新纪元。独具特色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制出来的。采用自制釉下色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法，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釉下五彩瓷器瓷质细腻，画工精美，清新雅丽，别具一格，釉层下五彩缤纷，呈现出栩栩如生的画面，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它的问世，立即得到业内人士和国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和好评。1909年到1911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分别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连续获得金牌奖，醴陵瓷器开始名扬华夏，走向世界。"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就是醴陵瓷在当时赢得的良好评价。
1915年，醴陵瓷器远涉重洋，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瓷瓶和贵州茅台酒同获最高荣誉，为中国赢回了两枚金牌奖章。扁豆双禽瓷瓶是1911年湖南瓷业公司的经典之作。瓶高46.8厘米，撇口直径20厘米，瓶体洁白如玉，造型宛如凤尾，线条流畅，其釉面晶莹润泽，色彩沉稳典雅，花色构图生动自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被国外舆论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自此，醴陵瓷器举世闻名，采购客商络绎不绝，一批私营细瓷制造公司相继兴建，当时的盛况大有与景德镇并驾齐驱之势，釉下五彩瓷成为中国陶瓷的一大特色，是世界性的创举。
清亡后，军阀混战，1918年，湖南瓷业公司毁于兵火，仅仅出现20年的醴陵釉下彩瓷，自此开始停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寻找老一辈瓷业艺人和深入挖掘传统工艺。于20世纪50年代，经前辈艺人吴寿祺主持，醴陵釉下彩瓷得以恢复生产。釉彩品种、绘画工艺题材内容等，均远远超过清末民初水平。发展成有100多种不同色相的色彩用于釉下装饰。工艺成熟使醴陵釉下五彩能够表现多种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瓷画，其工艺技术水平和艺术成就均达到一个历史的最高峰。其间醴陵釉下五彩瓷再一起行销全球，并有幸成为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政治局常委特制日常用瓷和国家礼品用瓷，被世人誉为"中国现代红色官窑"。
随着现在民营资本的广泛进入醴陵釉下五彩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历史高峰。醴陵釉下五彩是对传统釉下彩技术进行了突破性发展，其色泽极为丰富，有红、橙、黄、绿青、蓝、紫和黑、白、茶、灰等各色，且每一种颜色又有不同有品类，而且窑变后所产生的色泽变化更为丰富。醴陵釉下五彩不但釉色多样，画面色彩具有水份感和静中有动的效果，而且用色大胆泼辣、工艺技法精致巧妙，看得见而摸不着，美中藏秀，光影闪动，给人一种尘嚣涤尽、心旷神怡之感。这些特色加上釉下彩所固有的胎质瓷化强度高，釉面玻璃化程度强，无铅镉之毒，耐酸碱，耐磨损，花面永不褪色，经久耐用等特点，能同时满足人们对于审美和环保健康的双重要求，收藏和使用价值更高。
收藏角度来说，由于釉下五彩瓷是直接在毛坯上作画，对画师技艺要求就非常高，由于是在高温下一次烧成，技术上很难把握，目前还只有个别瓷场能够烧制。 正是这种稀有性和难以仿冒的特点，即使是新作的釉下五彩精品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华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等单位组织的"97香港回归中国十大名窑（汝窑、钧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宜兴窑、耀州窑、石湾窑、定窑、磁洲窑、醴陵窑）精品"征集活动中。醴陵窑釉下五彩陶瓷精品入选了十多件，在十大名窑中，醴陵窑的入选数量是最多的。虽然醴陵窑制瓷史这样短，但所生产出来的釉下五彩瓷器已是世界闻名，因为醴陵窑发明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釉下五彩陶瓷，为世界的陶瓷发展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起点。甚至，一些国内陶瓷鉴赏专家、收藏家断言说："宋代看五大名窑、明清看景德镇官窑、近现代看醴陵窑"。
台湾陶瓷历史及文化的发展之路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 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 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中国陶瓷的起源及历史文化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徵，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徵，制陶业从其他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品质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着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
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oC1300oC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
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
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
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品质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品质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