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瓷器好。
柴窑，烧制的瓷器釉面匀净，色泽淡雅，温润如玉，宝光内涵，真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唯后周所独有，其他窑口所不及。那为什么后来被禁止了呢？
在河南省新密市牛店镇有个月台行政村，离市区２０多公里，农历每月单日有集。“月台”原来叫“阳子台”，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属下弭邑城，后来才改名为月台，并且与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关。
月台村盛产煤炭、铝石、黏土和石灰岩等，与之毗邻的助泉寺村则盛产玉石和翡翠石，而黏土和翡翠石是烧制瓷器的上乘原料。同时，月台村依山傍水，生长着大片的桑树林，桑树是烧制瓷器的好燃料。这一切，使这里具备了烧制瓷器得天独厚的条件。
于是，从唐朝时候起，这里就开始烧制瓷器。到了后周时期，周世宗柴荣在此建立了专门烧制皇宫瓷器用品的官窑群。
正好柴荣的弟弟柴贵是虢州防御使，月台归他管辖，柴荣就让柴贵监管瓷器的烧制，烧制瓷器的窑就叫做“柴窑”。
柴荣规定，烧制出来的合格瓷器只允许在宫廷里使用，残次品全部当场毁掉，不准流入民间，以致现在那里还到处留有残渣碎片。为了保证质量，柴贵调集民间最优秀的匠师和艺术师，精心设计，严格配方，不断改进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创造性地在釉泥中掺入玛瑙、翠玉、黄金等原料，集科学配方、火候控制、流畅线条、图案造型、时代风尚和人的灵魂感悟于一身。
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大宋后，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有一次，他亲自检查大内府库，发现从后蜀主孟昶宫中运回的各种器具，极其奢侈华丽，连一个小小的小便器都用七宝装饰。不禁感慨万千，对臣下叹道：“为人主者，糜烂如此，焉能不国亡家破？我大宋当以此为戒！”当即下令，将那些价值连城的器具搬到院中，全部砸毁。末了，又对弟弟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说：“服用玩物，珠宝玉器，不可求之过甚，否则亡国之祸立至。汉文帝停楼台之建，唐太宗罢修洛阳宫，皆为惜资财、戒奢靡。朕之德不及汉帝唐宗，若所费太过，如何为天下之君？”
时隔不久，赵匡胤前往嵩山中岳庙进香，返回时专门路过月台，视察柴荣所建的官窑。为了看得仔细，晚上他还住在了月台。当晚，他以赏月为由，上到阳子台上俯瞰全景。果然，洧水两岸灯火通明，烟雾缭绕，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回到汴京之后，即刻传下圣旨，命令关停这些耗资巨大、污染严重、破坏环保的柴窑，遣散工匠人员。那些被遣散的工匠人员有一部分流落到了禹州神篨，由于他们身怀烧瓷绝技，还要维持生活，慢慢地又开始烧制起瓷器来，成为现在有名的钧瓷。
柴窑被关停了，赵匡胤赏月的阳子台还在，当地人就逐渐把阳子台叫成了赏月台，后来又叫成了现在的“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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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禁 迎 神
窑帮“童庆社”，每20年在装小器的“开禁”之后，都要举办一次盛大的迎奉本行师祖“广利窑神”的“迎神”活动。迎神时，要到师祖老家童街风火神童宾的出生地，去请画师绘制的两面飞虎大旗，并大摆筵席款待师祖的后代。
据说，每届“迎神”，窑帮和其他各行各业和居民，都把它当作大节目、大喜事来办，平时不舍得花钱的，这时也乐于用钱，人们对“瓷业兴，百业兴”有着浓厚的信念。有的老人介绍他们在1933年目睹的一次“迎神”盛况：
光扮有戏文的抬角，就有一百多架，还有几十条用纺绸制的长龙。一伙一伙的舞狮子、打蚌壳、踩高跷、扮地戏的，使人目不霞接。
扮抬角戏文的小儿女，除了浑身是全新的各色绸缎并刺绣的小戏袍外，还戴着珠冠霞帔，金头箍、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个个都在羊富争艳，令人如身入宝山，目迷五色之中。据大略估计，仅这些手饰，就不少于三、四十斤黄斤。
针匙行业扎的一架吹箫引凤的抬角，更是别开生面，他们用一支一支的针匙摆成凤凰的羽毛，看起来栩栩如生，给人的印象很深。
游行的长队，首尾有五华里之多。前导开路的是标有“风火仙师”字的一对大灯笼，接着是从窑神老家接来的两面飞虎旗。以前各届还有几对土铳呜放（铳硝由师祖老家赠送），军乐队、批事牌（肃静回避）、金瓜月斧等等紧跟其后。舞龙舞狮者依次而来。紧接着是香亭宝鼎，鼓乐笙箫，引祖师座轿。一批批捧香背烛、骑马、坐轿的信士弟子跟在轿后，最末才是四人扛着的大鼓，铜锣殿后。
沿途一片锣鼓声，爆竹声，喧嚣杂沓，响彻云霄。看热闹的人更是人山人海，其中有不少是闻讯远道坐船、骑马来的、也有的是在镇亲友家信或专程派人去接来观光的。几乎迎神盛地的前几天，家家都住有客人。
有的人对这次迎神费用作了粗略的估计，按当时每家窑户平均花费2、3百块银元算，100多家窑户和成千户“坯户”，当在5、6万块银元左右，折合当时大米约为1万2千多担左右。景德镇昔日有日耗“千猪万米”码头的称号，平时似乎过份夸张，但在神赛会中，却是恰如其份的。
宋朝陶瓷文化
官窑贯耳瓶 辽宋西夏金时期 高22.8厘米、口径8.3厘米、足径9.6厘米
宋代瓷器的质地、釉色、式样、产量都远远超过前代，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定窑被誉为当时的五大名窑。官窑是指由中央官府开设的窑场，专门烧制御用瓷器，其中有不少是仿古造型的陈设品。这件官窑贯耳瓶即仿自古代青铜投壶造型，直口阔腹，瓶侧筒状贯耳与足部两侧长方孔相对应，可以穿系绳带。此瓶釉色厚润，端庄典雅，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为宋，后被金人所逼，高宗南渡而逃，建都临安，称为南宋，称以前为北宋。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
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图案常见花果禽鸟。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纹饰线条清晰明朗，反映了当时比较高超的刻摸与脱模技术。另外，定窑瓷釉层较薄，釉面光润，也使刻花、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
此时定窑白瓷的烧成温度在1320+20度左右，其气孔率较低，说明这一时期定窑的烧结程度较为致密。
钧窑是宋代著名窑址之一，可分为官钧窑和民钧窑。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名。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瓷烧成工艺不同于其它，为二次烧成，其第一次为素烧，然后施加釉彩，再进行第二次窑烧。钧窑瓷釉利用铁、铜呈色不同的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天青、月白等色，具有乳浊不透明的感觉。宋钧窑常见的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等等。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盘、炉尊、洗、碗等等，金、元时期的河北、山西等地方多有仿烧。钧瓷在宋代也被称为“花瓷”，它的釉面特征是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被称为“蚯蚓走泥纹”，加之钧釉在烧制造过程中变化无常，不为人工所控，所以后人难以仿制，有“钧瓷无双”之说。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于黑釉器物，到了宋代，复色釉的技艺得到了很大发展。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仍然属于青瓷系统，它的天青、灰蓝、月白诸色只是浓淡不一、色度差异而已。钧窑瓷器上所出现的红紫色相是由于在釉中加入了铜，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比较敏感，它必须在还原焰1250度以上，才能出现美丽的效果。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这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就有论述。汝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半个世纪以来，都始终没有找到客观存在的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窑以州名。汝窑原为民窑，产品风格近似陕西铜川耀州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
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
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
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 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
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
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图案内容以花卉为主，常见的有缠枝莲、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
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五代柴窑的故乡在铜川
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讯（记者喜顺）被中外古陶瓷学界苦苦寻觅数十年之久的柴窑，经部分古陶瓷研究专家论证，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就是柴窑的产品，换句话说，五代柴窑就在铜川。
柴窑，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御窑，据传其天青瓷的特点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然而柴窑实物及窑址一直未被发现，因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古悬案”。
上世纪80年代，在耀州窑遗址发掘中找到了五代时期的地层，出土有精美的天青釉瓷标本，还发现有“官”字款和龙凤纹饰的瓷标本。发掘者提出，其晚期的淡天青釉瓷应是柴窑的淘汰品。本世纪初，在西安市西大街改造工程中，又出土了与耀瓷天青釉相同的精美瓷器，掀起了收藏界对柴窑研究的热潮。
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禚振西先生首次提出了柴窑器当为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的观点。此语既出，引发了学术界和民间鉴藏界的高度关注。
为搞清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的关系，中国古陶瓷学会和耀州窑博物馆于2010年初步组织国内著名古陶瓷专家进行考察和研讨，提出了“从不少方面看，耀州窑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柴窑似有某些相近之处”的观点。今年5月4日至13日再次组织国内知名的古陶瓷专家，进行了为期10天的第二次考察。跨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4省（区），对相关的古渡口、古城址、古墓葬出土的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进行了考察研究。
日前在铜川举行的研讨会上，根据专家们此次考察获得的资料，专家们认为，五代时期耀州窑天青釉瓷与文献记载的柴窑器最为接近。
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国家二级研究员，耀州窑研究会会长薛东星，对“耀州窑柴窑掌门人”禚振西先生的观点持赞同意见。他认为，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发，耀州窑地处关中北部，北有金锁雄关作屏障，东、南有黄河、渭水为天堑，很少受到战事波及。黄堡周围蕴藏极为丰富的瓷土和煤炭资源。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下，进入五代后，耀州窑制瓷技艺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成为当时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的重要窑场。
此次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关系的研讨引起了铜川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为柴窑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而且对于确认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耀州窑烧造历史与分期
耀州窑的烧造史可归纳为五大历史时期：第一期 唐代 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段。瓷器有黑、白、青、黄褐、花、茶叶沫、外白内黑、外青内黑等单色釉和复色釉瓷，以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青釉黑彩、黑釉剔花填白彩、白釉褐绿彩等高温彩瓷，还有唐三彩、低温单彩釉和硫璃瓦等。器胎比较粗糙，可见颗粒状物和气孔，以后逐渐改善。胎色有淡土黄、土白、灰、深灰几种。出土瓷器以大底假圈足或玉璧底宽矮圈足的碗、盘、钵、盏及短流壶、盒、高足灯为大宗，还有枕、釜、盂、盅、擂钵、盏托、砚、烛台、漏斗、损、铃、拍鼓、碾槽和碾轮等。晚期玉璧底变窄，成为玉环状矮圈足，器壁开始厚重宽大，逐渐向轻薄和精细转变。装饰手法见有贴花、绘彩，并开始出现划花和戳印花。第二期 五代 瓷器以青瓷为主流，青釉有灰青、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兼烧少数黑釉、酱釉瓷，及白釉褐绿彩瓷。器胎可分为黑胎和白胎两类。黑胎呈黑灰或铁灰色，胎体外施有白色化妆土，化妆土上再施青釉。白胎出现较晚，呈白色或淡灰白色，一律不施加化妆土，釉层直接挂坯上，其数量比黑胎要少得多。五代的器物多酒具、茶具和餐具。主要有以釉裹足为特征的花口碗、盘、洗、高足杯、柳斗杯、多曲盏、盏托、套盒、盒、瓶、杯口曲流壶、盆、罐、小口三足盂、钵、香熏炉等。器物造型由唐代的丰满大方变为秀美精致。器口多花口，器壁往往多曲折。器足多外撇。各种造型多以仿晚唐和五代的金银器为特征。有些器物还往往饰有纹样，采用划花、剔花、贴花手法进行装饰。在五代青瓷标本中，发现了10多片刻有“官”宇款的器底，还发现有装饰龙、风纹图案的器物标本。第三期 宋代 可分为北宋早、中、晚期和南宋四段，是该窑青瓷烧造的鼎盛期。以北宋中、晚期所烧色调稳定的做揽釉青瓷为代表，兼烧少量黑、白、酱釉及兔毫、油滴结晶釉瓷。器胎比唐五代精细，以中期的浅灰白色胎最为均匀细致坚密。器物中碗、盘、碟、盏、洗、壶、罐、瓶、灯、盒枕的造型秀美多样化，同时新增加了盖碗、供盘、花插、花盒、尊、博、鸟食罐、带座灯盏、搂空熏炉、鼎炉、围棋子盒等新的器物。此一时期，凡是瓷器制作的餐具、酒具、茶具、化妆具、照明具、陈设具、医药具、棋具、乐具、供具、鸟食具、儿童玩具等器物种类应有尽有，造型优美秀丽，器类完备多样化。器足增高变窄，以中期最甚。在装饰手法上又创造了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新工艺，其刀锋犀利，圆活生动，纹样流畅，活泼多样，具有一种独到的浅浮雕美感，被誉为我国宋代刻花青瓷和印花青瓷之冠。宋代耀州窑青瓷的鼎盛发展，还表现在装饰图案的丰富多彩和纹样题材的多样化方面。目前己见的该期纹样图案约有200多种，内容有花卉草木、瑞兽珍禽、昆虫蝶蛾、水族鱼类、佛教造像、各类人物、历史故事、庭园山石、流云水波等等。每一个大类中又有多种纹样图案，其纹样之丰富和题材之广泛，在同时期各著名窑口中可说是仅见。此时，该窑的制瓷工艺影响了陕西、河南、甘肃、广西、广东的一些窑场，从而形成了一个范围较广的耀州窑系，该窑的产品被公认为此窑系的代表。第四期 金代 可分为金前期和金后期两段。前段以烧制豆青釉和月白釉青瓷为主。器胎灰色或浅灰色，并往往略呈现灰棕色，胎土的颗粒均匀，质地细密，但比典型的宋胎颗粒要大，反映出加工工艺不够精细的特点。后段以烧姜黄釉青瓷为主，同时兼烧黑釉、酱釉及兔毫、油滴结晶釉瓷。器物多实用器，以碗盈为大宗，还多见碟、盖碗、瓶、壶、罐、灯、盒等器类。器壁比晚宋明显加厚，口唇尤厚。器足由宋代的窄圈足又渐转宽，以圈足内墙外斜为该时朔的整体特征。造型趋向浑圆耐用。花口瓶、狮座灯、三足鼎炉之类供器和祭器明显增多。刻花印花装饰工艺的图案趋于简练，主题纹样往往饰于开光图案中。金代后期青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器胎多呈土灰和淡土黄色，瓷釉多呈姜黄色或黄绿色。
在碗盘圆器类的器内心，多见刮削出无釉圈的现象。装烧方法从一器坯一匣钵，以烧成精器，发展成多件器坯叠装在一个长筒匣钵中，以增加产品的数量。鼎盛一时的宋代耀州青瓷，到金代后期，其制瓷工艺则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
第五期 元明代 明显地可分为元代前期、元代后期和明代三段。元代前期以烧姜黄釉青瓷为主;元代后期以烧白地黑花为主，同时兼烧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出土器物有高足杯、把足碗、折腹盘、大腹玉壶春瓶等日用瓷器。装饰工艺处在由刻花和印花向绘画装饰转变的过程。到元代后期和明代，该窑场烧制瓷器产品的主流，不再是曾经名扬中外的耀州青瓷，而改为宋金以来长期受到民间欢迎的磁州窑系之白地黑花瓷。数代北方青瓷的代表性窑场，就这样由创烧开始，经历了成熟一鼎盛一延续一衰退的发展过程，到明代申叶最后停烧，结束了它的窑场发展史。
另外，黄堡的耀州窑场到金元时期，因为数百年的长期烧制，原料和燃料均大量消耗，埋藏较浅的瓷土柑泥和煤炭数量大减。为了降低成本继续进行传统性的制瓷生产，耀州窑在维持黄堡镇原有窑场烧造的同时，又在黄堡镇以东一二十公里处的上店、立地坡和陈炉等地兴建了新窑场。到明代中叶黄堡镇的耀州窑场终烧之后，立地坡和陈炉仍继续烧瓷。特别是陈炉镇窑场，曾誉有“炉山不夜”之誉称，是继黄堡耀州窑之后西北地区烧瓷数量最大的陶瓷基地，至今还保留有相当多的传统制瓷工艺，近些年前来考察的中外学者和陶艺家可说是络绎不绝。陶艺界多认为陈炉窑场匠人的拉坯轮制技术是国内最优秀的，其工艺应是耀州窑轮制工艺的真传。
陶瓷文化：欲解千年柴窑谜
在中国，有一种瓷器是“诸窑之冠”，却始终不能确定它的窑址。
有一种瓷器身世迷离，但文献中只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记录。
这便是柴窑，一个困扰中国陶瓷史的千古之谜。
从三十年前见到第一件瓷瓶开始，河南收藏家邰振春踏遍全国各地，四处搜寻柴瓷踪迹，三十年来，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让柴瓷的身世大白于天下，同时揭开柴窑尘封千年的神秘面纱。
迷上柴瓷
邰振春称，收藏柴瓷，纯属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邰振春在郑州街头闲逛，见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蹲在街边，破纸箱内放了几个瓷瓶。“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时眼前就是一亮，首先它不是现代的东西，新东西没有那种历史沧桑感。直觉告诉我，它不是五大窑口中任何一个窑口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它是好东西。”
邰振春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告诉笔者：“老头称不识字，是在盖房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一共几十件，都在一起。”当邰问有没有其它东西时，老头称，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其它的。“买这批东西共花了两万块钱，而当时市场上一件宋代的钧瓷不过几百块钱。”邰说，“那时只顾看东西，没考虑价格，老头看我喜欢这东西，漫天要价。”邰振春说，在今天看来，是值了，但在当时，有人称他是“疯子”，“有钱没地儿花”。
瓷器买回来后，兴奋得晚上睡不着，拿在手中看了又看，如此激动了好几个月。从那时起，邰振春便开始四处查数据，到全国各地搜寻类似的瓷器，然而遗憾的是，不管到西安、南京、香港还是在北京，三十年来，邰振春未在其它地方发现过一件类似瓷器。
在经过三十年的深入研究之后，邰振春认定自己手中的这批瓷器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柴瓷。
为了研究柴瓷，同时给自己手中的瓷瓶验明正身，邰振春卖掉了南阳的房子，定居郑州。“说是定居郑州，其实我在四处流浪，今年我都六十一了，到我这个年龄还背井离乡，只有一个目的，为柴窑正身，为柴瓷正名，而后将这批东西捐给国家，这是我唯一的心愿。”邰振春说，“之所以来郑州，因为柴窑就在郑州。”
深入研究欲解谜
《事物绀珠》曾这样盛赞柴窑：“诸窑之冠，五大官窑之首。”世称柴、汝、官、哥、定。由于连年战乱，柴窑器物传世稀少，世有“片柴值千金”之说，加之世人对柴瓷不认识，认可度不高，到宋代便演变成了汝、官、哥、定、钧。柴瓷在人们心中慢慢淡化，便造成柴窑瓷器沉冤千年，与世人隔绝。邰振春说：“要研究柴瓷就必须与历史相结合”。
“柴荣年轻时是大瓷商，以经营瓷器、茶叶为生，柴家的财势可上追到唐初，因为柴荣家族势力庞大，加之瓷器作为当时民间主要生活器物，柴家有瓷窑是肯定的。”邰振春称，种种迹象表明，柴窑址就在河南新密市牛店镇的柴窑村。
从邰振春的研究来看，柴窑品种繁多，纹饰特别丰富。礼器是柴窑的重器，有马、牛、骆驼、鼎、香熏、净瓶、长颈玄纹瓶、出戟尊、凤首瓶、花瓣口瓶、蒜头口瓶、盘、壶、酒具等。纹饰主要是仿商代青铜器式。有饕餮纹、人面纹、动物、连珠纹、龙纹、堆塑、划花、贴花、刻花等纹饰。此外，柴瓷的堆贴花工艺在五代也有了新的发展，改变了六朝时期粗糙的堆砌现象。
三十年来，邰振春总结柴瓷的种种特征，提起柴瓷，他总是滔滔不绝。
在制造工艺上，柴窑借鉴前朝方法，采用胚模合成法，它使器物比前朝的手拉胚要薄三分之二。“唐三彩在制胚时使用的是陶范压胚法，柴瓷借鉴了这一工艺，采用胚模合成法，这一方法的使用让器物造型规整、大方、精致、美观。所以柴窑瓷器的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对接线。”邰振春称，这便有了世人形容柴窑瓷器“薄如纸”的原因。柴瓷在原料加工十分讲究，瓷土经过很好的粉碎和淘洗，胚泥在成形前经过揉练，所以瓷胎细腻，胎体白而坚硬，轻重适度，胎壁较薄。
在施釉方面，柴瓷实行的是刷釉法而非蘸釉，所谓刷釉就是器物成型后，将釉刷上去，而非将器物放入调好的釉中，然后取去。正因为此，柴瓷釉色薄、刻花清晰可见、立体感强。柴窑瓷器颜色丰富，在唐三彩配色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把各种色料在瓷器上使用，有天青、天蓝、豆绿、黑色、红色、祭兰等色。
在落款方面，柴瓷多落“易定”款。据邰振春考证，五代时期，周世宗柴荣把河北保定一带的易定节度使管辖下的部队，作为自己的嫡系部队，以“易定”为后周部队的番号，涵义有两层：一是容易平定天下之意；二是以周文王的周易为治国之道。柴荣皇帝为了纪念“易定”军，下令把“易定”字样刻到了柴窑的瓷器上，示意他博大的胸怀和帝王的霸气。这就是柴窑瓷器上“易定”款的由来。“因为当时瓷器刚从民间走向宫廷，所以并不注重『品牌』，官柴的落款除了『易定』外，还有一字、官字、御字等落款。”邰振春称。
经多年对柴窑的考察与研究，邰振春大胆提出：柴窑器身细纹刻片，口沿与足底有黑色垫痕，因为器足底部大部分是沙底，不施釉，用粗黄土作垫烧制，口沿、足底留下黄土窑变后的黑色垫痕。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邰振春引用的《夷门广牍》中记载，“柴窑出北地，天青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汝瓷是支钉烧，钉便成了汝瓷的一个特点，像汝瓷一样，足底呈黑色便是柴瓷的一个明显标志。”邰振春说。
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邰振春还认为，青瓷加铜元素的历史是从柴窑开始，而非瓷器史所说的从宋代开始的历史。他告诉笔者：“柴荣皇帝是创烧瓷器的先驱者，他运用新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势，釉里加铜红和本地所产的密玉硅酸盐玉石粉，在烧造的过程中，经过窑变，釉的流动变化，器烧成后，器物外面出现透明的玻璃釉，器物足底和下垂之处有玻璃珠。由于釉里面有多种矿物质，窑温很难控制，造成了铜红色流动大，施釉不均，与宋代钧窑相比，釉色的稳定性有差异，胎质有差异，柴青瓷是白胎，宋钧瓷是灰胎，这是两个朝代不同的区别。”
邰振春说，柴瓷器皿多礼器，并非自己凭空想象。五代后，由于连年战乱，金属多用于兵器或钱币铸造，官方不得不改金属器而用陶瓷，而皇家所用又不能与平民一般，为显尊贵便有了官窑，柴窑便是中国官窑的先河。柴荣命柴窑烧造仿商代青铜器式的各种器皿，保留传统礼器的造型，以瓷代铜，为宋代的繁荣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柴窑之所以存世以礼器为主，是因为礼器是国之重器，没有皇家御订，任何民窑不能烧造。五代以后，礼器开始用瓷器代替金属器，一为节约金属，二来向民间表明，皇帝对宗教的重视。“五代时，佛教盛行，柴荣本身就信佛、道，八仙就成形于五代，八仙中的张国老是河北隆尧后山上的一个道士，与柴荣关系甚好，经常给柴荣讲道。”邰振春说。
二○○九年年底，一件有着雨过天晴后天空般青色的千年古瓷器─“青百合花瓶”，在日本露面，这件被日本文物专家认定为已经失传数百年的中国柴窑，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专家将其估价三亿元人民币。得到此消息邰振春颇感震惊：柴瓷千年的神秘面纱将必被揭开，他的数十件藏品与三十年的研究也该有个定论。他期待这一天，相信这一天为期不远。
陶瓷文化鉴赏-历史上是否有柴窑？
柴窑为五代时期的一大名窑，在文献中常与宋代的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并提。相传柴窑为后周世宗上柴荣的御窑，故称柴窑。世称柴窑青瓷釉色为"雨过天青"。据《陶说》记载："相传当时清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日：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博物要览》说柴窑器物"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夷门广牍》也说："柴窑出北地，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事物绀珠》则称赞柴窑为"诸窑之冠"。柴窑器物传世不多，世有"片柴值千金"之说。柴窑窑址尚未发现，有人怀疑历史上是否有"柴窑"，一般认为它是在河南郑州一带。如《陶雅》说："柴窑出河南郑州"，《陶说》亦称："后周都汴，唐属河南道，……柴窑，当即在其都内。"历史上是否有柴窑？在陶瓷考古界至今仍未定论。
为什么要保护悠久紫砂“品牌”
在紫砂壶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悟出许多道理：一个出了名，出了大名的人，如果他从来也拿不出一件是属于自己设计的成功作品，更无法用自己的能力来赋于紫砂新的活力，作出应有的贡献。而只会一味追求指标，临摹古人或他人的造型，或张冠李戴、东拼西凑，毫无自己的风格面貌，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讽刺。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定是暂时的，不可能被历史所肯定。再则，如果哪个名家确实创作了一些属于自己风格的造型，固然值得重视，但作为一件工艺品来说，它所展示的形态与神韵（包括茶壶的实用和把玩的效果）似乎不应该仅仅依靠奇特和怪异来哗众取宠，而是必须以文化角度，以其含意、境界、美学的角度来评判其成功与否。简单地说，就是要奇得有道理，怪得有意思，有美感。造型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所表达的内容，应该让人们既满足一种创新期待的心理，又能带来心旷神怡的愉悦。要达到这种效果，光靠具象的描写必定太俗气，而要留有相当的空间让欣赏者用各自丰富的想象来填补、来完善。还有一点必须明确，紫砂壶应该是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决不应该是变相的、乏味的有价证券。
明代以来，紫砂传器有一个其他工艺美术器所不具备的独特之处，就是署款文化，它能记录时限和相关人物，增加紫砂器的无形资产（即付加值），对于紫砂陶来说，这是得天独厚的历史形式，无论是刻款还印章，都溶进了书卷之气和金石之味，大大提升了紫砂的品位。还有许多文人雅士，在茶壶上留下了镌秀的文字及画面，使紫砂器物素雅迷人的形象，因紫砂艺术的滋润而流芳古今。
不过，凡事总是双相的，正是由于紫砂的署款特点，造成了历来不肖业者有孔可钻，他们卑劣的贪婪恶作，使许多假冒东西的虚值极度膨胀，坑了不少商贾和玩家。平心而论，一把茶壶好坏真伪，要让不懂专业知识的玩家来鉴定，实在是为难。必竟是看热闹的人多，因此，推销人员就有机可乘，肆意炒作，不停地宣传，空话千遍成“真理”。反正没有谁来管，任其愿者上钩吧！其实这种现象对紫砂行业来说，该是莫大的折损呀！扪心而思之，我们这辈受紫砂恩惠最大的子孙，是否有责任和义务，来为紫砂事业承扬做点实际工作呢？如何来规范保护这块悠久传统知名品牌，已是我们这代人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
我们应该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未来。
平阳发现宋朝古村遗迹
▲村民挖出的古瓷片。
▲盖竹村唯一一座基本完好的古石板桥。姚行亮摄
日前，苍南龙港的林先生向“党报热线”88869996反映：平阳县麻步镇盖竹村，是一个在宋朝时盛极一时的古村落。可惜在明洪武年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原先的繁华被淹没在废墟之中。现在，古村落的一些遗迹仍在，村民还在村后的斜坡上挖出了据说是宋代的陶瓷残器和碎片，希望“党报热线”加以关注。
后山挖出宋时文物
根据林先生提供的线索，日前，记者约请了平阳县文物馆馆长蔡昌振，在林先生等热心读者的引领下，前往麻步镇盖竹村进行考察和采访。
找到据说是挖出了宋代陶瓷的村民温学勤时，他从家中拎出了一个小编织袋来到门口。从中拿出几个陶瓷残器后，将里面的碎片一并倒出，里面共有16件残器和许多碎片。
温学勤说，因为村里一直传说后面的山上有宋代的文物，去年6月份，他便和七八个村民一起去挖掘，居然在一处看似墙角附近的地底下，陆续挖出了这些东西。
这些陶瓷残器和碎片，有碗、盘、碟、盏等，精粗不一，釉色和器型各异，精细的胎质细腻，还有划花装饰，有的底下有墨书的字符，以精细的占多数。蔡昌振在仔细翻检观看后认为，陶瓷残器和碎片确实是宋代的，大多为北宋时期。且从精细程度看，这些瓷器并非本地生产，而是出自北方及福建等地，在当时，普通人家是用不起的，应为官宦人家所用。
村民毛昌逵向我们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1981年，他家盖房子时，在屋后的地里取土。挖到1米多深后，挖到了“铜”箸和“铜”调羹，还有碗盆和铜钱等。碗的底下有一个像是“宋”字的字，铜钱是南宋建炎年的。奇怪的是铜钱锈了，而“铜”箸和“铜”调羹却没有生锈。事后，专业人士分析认为，从“铜”箸和“铜”调羹在南方地下历经七八百年没有生锈看，应为金箸和金调羹，或金铜合金的。
宋时废墟今犹在
毛昌逵对盖竹村的历史所知颇多。他告诉我们，他们家族在明末清初从青田搬到这里时，盖竹已经荒无人烟。而盖竹在明以前为一林氏望族聚居之地，与附近的东坑、东桥、埠头、沿口等4村合称盖竹里。
毛昌逵说：古时候，鳌江自盖竹村前经过。自鳌江上岸，走过虹桥，就进入了盖竹。如今虹桥还在，只是改成了可通汽车的钢筋水泥桥了，桥前方的鳌江更是大幅度地改道南移。毛昌逵说，在解放后平整土地时，他们挖到了街区的遗址，规模这么大，想当年这里应该十分繁华。
从至今仍保存的一些墙垣遗迹看，当时7座府第的规模有一二百亩。据说林府的后花园，被后山高耸如蘑菇的华盖峰遮盖，不见天日，石壁上布满藤蔓。我们在盖竹村转了转，在田头地角，不时可见断垣残壁。毛昌逵说，村里人在耕作挖土时，经常有古砖挖出。砖为青砖，有现在的两块那么大。
在靠近后山的一排房子的后门，毛昌逵指着浇了已经有些年头的水泥地面告诉我们：这里浇地面时，曾经挖到了一条青砖砌的路，应该是古时候的一条通道。
天灾人祸淹繁华？
据《平阳林氏志》等书籍记载，在宋代，盖竹一村出了11名文进士、17名武进士。曾经繁华一时的古盖竹，为何在明时烟消云散？原来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农历七月初二，台风暴雨引发的泥石流从盖竹后山倾泻而下，古盖竹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幸存的林氏子孙也迁移他乡。此后，因灾迁居萧江前村的盖竹林氏后人、刑部主事林升，在胡惟庸案中被处死，族人肯定也受到株连，盖竹自此更加湮没无闻。
从现状看，如今的盖竹村，是建在古盖竹林氏府第的前院遗址上。文保部门的有关人士认为，在村庄下面，可能还有一个被淹没了600余年的繁华古村庄。
揭开湖田窑的千年烧瓷历程
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映青瓷”、“隐青瓷”、“罩青瓷”等，为宋代景德镇所创烧，是我国宋元时期主要瓷器品种。而景德镇烧制青白瓷最重要的窑址是湖田窑，其烧瓷的全盛时期长达700多年。在2004年景德镇庆祝建镇千年之际，湖田窑遗址群以一批重要的发现揭开其近千年的烧瓷历程。
考古资料显示，在景德镇所在的昌江及其支流东河和南河流域，晚唐五代及宋时期的窑业遗存十分丰富。晚唐五代的窑址主要有湖田、杨梅亭、黄泥头、社公庙、十八渡、新厂、湘湖、白虎湾、南市街等地。至宋代，东河及南河流域的窑址已发现136处（按《陶记》的记载则有300余处）。规模极其庞大，产量十分丰富。其中最具代表的遗址有湖田、银坑坞、小屋里、南市街、柳家湾、白虎湾等。“若夫渐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蒋祈文中所说的“湖田”， 即今之湖田窑遗址。它位于景德镇市东南约4公里的竟成乡湖田村。遗址南面环山，北面临水。南河自东向西，环湖田村而过，在景德镇市区汇入昌江。遗址坐落在南山山脉缓坡地带及南河南岸一级台地的窄长地带，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内窑包密布，窑渣堆积遍地，各个时期瓷片俯拾皆是。1982年，国务院将湖田窑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2003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湖田窑址进行过16个基建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大量与窑业生产有关的制瓷作坊和窑炉遗迹，获得了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釉器、白釉器、青白釉器、酱釉器、黑釉器、卵白釉器、蓝釉器、青花器等各类文化遗物数十万件，时间涵盖五代、北宋、南宋、元、明各时期共七百余年。这些珍贵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为湖田窑从晚唐五代到明代中晚期的窑业生产、销售；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青白瓷由于瓷胎洁白，釉料在高温下流动的原因，使瓷器釉薄处为白色，积釉处透青，故其总特征介于青白之间，可谓是白中闪青，青中泛白，青白淡雅，色质如玉。此 类瓷器“光致茂美”，有“饶玉”的美称。景德镇青白瓷一经出现，很快为世人接受并成为十分畅销的商品。同时，其烧造技术也很快传播到江西境内的十余个县市。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窑场也相继仿烧，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烧造体系，产品风靡大半个中国。它不仅销往大江南北、漠北草原，还远销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和中东、非洲等地区。
景德镇古称“新平镇”，因其位于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景德镇就能烧制原始陶瓷器。文献记载至迟在东汉时期，景德镇就已开始了成熟的青瓷器制作，“新平冶陶，始于汉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景德镇开始引起世人注目。在陈朝至德元年，皇室命新平镇贡陶础，这是景德镇为朝廷所关注并生产“贡瓷”的最早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陶瓷名匠“陶玉”将自己制作的瓷器带入关中，并向朝廷进贡，被称为“假玉器”，受到皇室青睐，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在景德镇设置御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并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从此，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专门管理官窑瓷务，烧制宫廷用瓷，同时对民窑实行课税等管理。这是元朝在全国唯一设置的专门管理陶瓷生产的机构，是景德镇设立官窑的开始。此时，瓷器的生产（主要是青白瓷）有新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创烧了卵白釉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和高温蓝釉瓷、绿釉瓷等。景德镇的瓷器逐渐占据了中国瓷器艺术的中心，也从此由宋代其他五大体系转向到了景德镇，并以此带动了明清景德镇窑场的繁荣。特别是明洪武二年朝廷在珠山设立御窑厂后，景德镇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势。
湖田窑制瓷始于五代。考古发掘证实，五代时期，湖田窑的窑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刘家坞、龙头山以及今战备公路两侧的湖田窑中心区域，距现地表深约8米。采用马蹄形窑烧制白瓷和青瓷器。马蹄窑为土制，窑炉烧结面较薄，瓷器烧成温度相对较低。器物种类主要有碗、盘、壶等。因采用支钉叠烧，只见垫柱，没有使用匣具，故器内底及器足上往往留有椭圆形支钉痕。青瓷多数胎色灰褐、质地粗松、釉色青灰，除少数葵口及内壁出筋外，没有其他装饰。窑址内也出土了少量瓷胎致密、白度很高的白瓷或青瓷。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建镇后，景德镇瓷业生产获得重大进步。重要表现就是青白瓷的创烧。宋初的青白瓷，胎质较粗，色灰白；刷釉稀薄、透明，釉色青灰或米黄。器物种类较少，主要有碗、盘、罐、折肩钵、注碗、多管器等。器形普遍敦实、厚重。装饰较少，仅在碗外壁用利器刻画粗大牡丹或莲瓣纹样，纹饰粗犷古朴；或用梳齿状工具，在碗心画出简单水草。一些器物上有少量北方瓷器的贴花工艺及仿金属器造型。还发现一些酱黄釉器及褐彩青白釉器，器型类似青白瓷，有瓜棱罐、四系罐及八棱罐等。
北宋中晚期，湖田窑的青白瓷生产，除继续采用单件仰烧外，开始使用一种造价昂贵的瓷质覆烧匣具，大小不同的多件器物一匣覆烧，故出现了芒口器。此时的瓷胎细腻、致密、洁白；刷釉加厚，使釉色莹润青翠，青中闪白，白中透青，近似玻璃透明状。器物种类显著增多，造型趋于挺拔，装饰丰富多彩。日用品碗、盘、碟、盏类品种多样；盏托、注碗、瓶、炉、香熏、枕等形态各异，造型丰富；联子盒、鸟食罐、俑、动物塑像、围棋、象棋等文娱用品大量涌现。龙形碗、狮形枕、虎形枕、婴孩枕、仕女枕、荷叶形枕、元玉形枕层出不穷。早期的粗犷古朴的刻画法被成熟的“半刀泥”刻画所取代；刻画工艺娴熟、流畅，刻画题材广泛；构图集中在碗、盘内底及底壁交界处，早段多对称或单体图案，如植物类团菊、三束莲、折枝牡丹；动物类游鱼、龙凤、三团鸾等，稍晚纹饰布局趋于繁复、细密，如人物类婴儿戏水、婴孩攀枝，植物类缠枝菊花、缠枝牡丹等。
随着宋室南渡，一些北方的优秀技术和窑业工人纷纷南来。南宋初期，湖田窑窑业生产与北宋晚期相似。主要表现在碗、盘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与北宋基本一致。但此时的碗、盘器壁更斜直，圈足更矮，仅毫米高；斗笠碗流行。特别是定窑组合式支圈覆烧具传入后，窑业生产出现很大变化。因支圈烧瓷密度加大，水气增多等原因，瓷器的胎质较前期粗松，釉色泛黄，几乎失透，器口普遍“芒口”。器物组合也发生较大变化。北宋流行的墩式碗、仰烧盘、注碗等基本消失，饮酒、斗茶之盏托及有座香炉等均明显减少，以至绝迹。装烧的变化还导致装饰的变化。北宋流行的刻画风格开始为印花装饰所代替。早期在碗、盘底心印各类题记，如“宋”、“詹”、“吉”、“酒”、“茶”，还印一些简单的单鱼、双鱼、芦雁、朵梅、折枝梅、荷莲纹等。此时，吉州窑、建窑的产品流入湖田，湖田窑开始试烧黑釉瓷。湖田窑的黑釉瓷胎质较粗，色灰黑，结构紧密；釉色漆黑，釉层厚。器类有高足杯和盏等，无论胎、釉、器型均与吉州窑、建窑产品有别。晚期的碗、盘印纹开始复杂、繁密。如狮舞绣球纹、开光盆景纹、凤穿牡丹纹、芦雁穿花纹等，器口沿多印有回纹、如意纹等。
陶瓷文化鉴赏-吉州窑始烧何年代？
吉州窑是我国古代著名窑口之一，产品以黑釉为主。它烧制了光彩夺目的窑变天目瓷，创造了具有浑厚地方特色的剪纸贴花瓷，以丰富多彩的民间装饰运用在陶瓷器上而著称，在我国的陶瓷史上，占有灿烂的篇章。
吉州窑窑址在吉安县永和镇，自隋至宋，吉安称吉州，故名吉州窑。旧传言吉州窑为“宋时开窑”。说：“宋时江西窑器，出卢陵之永和市”。都以为吉州窑是宋代始烧，据记述，五代时永和已有墟市，瓷窑也有专门机构管理，应该说当时吉州窑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根据永和镇在唐末已有寺庙建筑多座，及瓷业经济发展情况，不少考古工作者推论吉州窑在五代前应已有较长的烧造历史了。
从吉州窑下窑村的肖家岭堆积基部的出土实物考察，其器物酷似江西地区唐代流行之物，据蒋玄佁先生在曰：“这咱蜡泪状的青瓷，一般是当作隋瓷来看待的。”所以绝大多数人认为吉州窑的始烧年代定为晚唐是比较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