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克拉克瓷高潮的幻灭
虽然，不同于景德镇的青花和德化的“中国白”，产于福建漳州平和的克拉克瓷只热销了很短时间，但它见证了中国明末清初海上贸易的鼎盛与衰弱
从沉船“南澳一号”上打捞出明末清初的“克拉克瓷”的消息，再一次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这种曾经热销国外的中国陶瓷上。
因为按照外国订单制作，克拉克瓷少有留于国内，因此一直不为国内所知。和景德镇的青花、德化的“中国白”不同，作为当时景德镇产能不足的补充，产于福建漳州平和的克拉克瓷只热销了很短时间，这个瓷器品种随着沿海贸易的变化很快消失了。
而克拉克瓷也见证了中国海上贸易最鼎盛的那个时期。
作为景德镇青花的补充
葡萄牙是最早同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
公元1653年，葡萄牙“克拉克”号商船在马六甲海峡被荷兰武装船队劫持，“克拉克”号上装载的约十万件中国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1654年拍卖时，轰动整个欧洲。但没有人知道这批瓷器产自何处，只能以葡萄牙战舰的名字命名为“克拉克瓷”。
上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派人到漳州，寻找一种叫漳州器的米黄色小开片瓷器及其窑址时，意外发现南胜(历史上平和县城所在地)、五寨等古代窑址，出土了与克拉克瓷形制相仿的残片。1984年，考古人员在平和发现烧制克拉克瓷的窑址，1998年正式向世界宣布平和窑为克拉克瓷产地。
平和县现属漳州市，一直是福建偏远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小县城。
1507年开始，平和当地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长达八年。王明阳率部平定起义，并奏请朝廷在此建县，取名“平和”，意为寇平人和。
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平和正式建县。为了确保安定，王明阳将部队中的一批兵将留在平和，他们几乎都是江西人。
“这些江西人中有不少会烧陶瓷。没有明确记载，在江西籍兵将留下前，平和当地有瓷器生产。”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且在其后一百多年间有13位平和县县令是江西人，他们也将烧瓷的技术和工匠带到平和。”
留下的江西籍兵将都成了老百姓，不再领军饷，他们急需一种谋生的手段。江西籍县令也深知制瓷的好处，鼓励开展。直到现在，研究者都没有找到关于平和窑的赋税记载，有种说法是，当时平和县烧瓷是免税的。
平和县群山环抱，适合依山建窑，丰富的水资源能带动窑厂用的水车，山上树木繁茂，而且有许多松柏，松柏燃烧后的松油温度很高，是烧瓷的理想材料。更重要的是当地瓷土资源丰富，这也是一个地方是否能生产陶瓷的首要条件。历史上，福建省曾有德化窑、漳浦窑、厦门窑、闽侯窑、莆田窑等多处窑址存在，全省内的瓷土资源可见一斑。
天然的资源加上政府鼓励，平和县的窑厂不断出现，后人用“十里窑烟”来描述当年的情景。但平和百姓大都只在农闲时烧瓷，并不完全以烧瓷为生，这也佐证了平和窑厂一直在做外销订单的猜测——有单来了才生产。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景德镇出现原料危机，有官窑曾两度停烧。民窑也因繁重的税负一度被扼杀。景德镇的窑厂陷入困境，但外销瓷的订单没有减少。据史料记载，1609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21～1632年间，曾三次在中国收购瓷器。此后80年间，仅东印度公司一家就从中国运走1600万件瓷器。
如此多的瓷器出口订单，景德镇难以承受。东印度公司等外国客商希望找到新的窑厂替补景德镇，也希望在沿海开放口岸地区能找到窑厂生产，以避免从江西往沿海港口运送瓷器的奔波，减少在长距离陆路运输中瓷器的损坏。
外国客商首先找到德化，历史上福建德化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古瓷都。早在唐代，德化制瓷就相当发达，当地工匠颜化彩写出了第一部陶瓷专著《陶业法》。
“德化的瓷土非常好，因此特色就是烧白瓷和瓷雕。也做过青花瓷，但只做了一段时间，是根据国外的订单做的。”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推测，当时商人从德化顺流而下找到了平和，定制瓷器。
作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窑在出口的鼎盛时期一直以青花瓷为主，模印、刻画技法、构图与景德镇产品类似，但与取土、施釉、烧制等流程早有一套严谨完备方法的景德镇相比仍有差距。
走私港火了克拉克瓷
宋朝到明清时期是福建瓷器制造外销的繁荣时期，这和当年发达的海上贸易有关。
“德化陶瓷大规模从泉州港出口是从宋代开始。”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德化挑着瓷器走一天山路到永春(泉州的一个县)，装船航行一天能到泉州港。”
距离漳州200公里远的泉州港在唐朝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佳港口之一，到了宋朝，泉州港已和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从泉州港出发的船只北上可达日本、朝鲜，南下则到达东南亚，由此转往世界各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240 多艘海船出海远航，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此后的28年里，郑和率船队七次出海，作为明朝的使者到各地访问。每到一地，向当地首领馈赠礼品，其中就有大量陶瓷。
明朝时期，泉州造船业发达，当地有经验丰富的水手、舵工，是郑和船队的重要成员。《西山杂志》记载郑和“调雇泉州船，以东石沿海名导引，从苏州浏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
明嘉靖、万历年间，海盗猖獗，朝廷实行海禁，泉州港的贸易受到影响。位于现漳州市海澄县境内九龙江入海处的月港偏安一隅，开始兴起。据《海澄县志》记载：月港店肆鳞次栉比，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月港一度和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四大商港”。
月港港道“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似月”，因此得名。但月港的作用不像名字那么风光，它能在海禁期间依然繁华的重要原因是：月港一直是个走私港。
“月港不是由瓷器兴起的。”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走私铜，作为生产冷兵器的重要原料，铜禁止出口。‘南澳一号’上就发现有铜。”
平和县博物馆所在的中山公园，有两棵大榕树，是古代码头所在地。河水一直通到花山溪。当年平和的窑口都建在花山溪的支流旁，花山溪连着九龙江，江面宽，水流缓，装载瓷器的小船顺流而下，到月港换装到更大的商船上。
随着清康熙年间的海禁政策，对走私港的打击也愈发严厉。月港开始衰败，瓷器出口越来越少，平和窑也慢慢消失了。
“克拉克瓷”不复来
和平和窑的短暂命运不同，在德化，制瓷业依然是县里的支柱产业，是福建古代十一个制瓷的窑厂中，唯一仍大规模生产的。每年德化的产瓷有一半的产品都销往国外。现德化县里有1000多家制瓷工厂，200多家陶瓷研究所。
所谓工厂，就是批量生产瓷器的单位，产品相对廉价。而研究所大都是有名气的制瓷师创办的作坊，大都生产一些档次、工艺相对较高的瓷器，产量不大，都以收徒的方式招募员工，传承手艺。
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校每年都批量输送制瓷业所需的各环节技工。
25岁的德化陶瓷师傅苏清龙正在修补一尊1米多高的菩萨像，他是邱双炯的徒弟，已经学制瓷三四年了。邱双炯是凤凰陶瓷雕塑研究所所长，德化陶瓷界数得着的人物。在研究所内，有三四栋楼，住宿、工厂、展厅都集中于此，很多烘干、烧瓷设备都是邱双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的。
邱双炯的代表作有五百罗汉和水浒一百零八将，每个造型都栩栩如生，体现了德化瓷器特有的雕瓷工艺。从小学烧瓷的邱双炯直到退休后才重新回到“本行”，现在已经收了近两百名徒弟。“来的来，走的走。收徒弟没有特别的条件，但带出来的几个都行。”邱双炯说，“我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做这一行，但没关系，我的手艺也不是父亲传给我的。”
相比于德化的同行，生活在漳州的林俊就要寂寞许多。他每天早上六点出发，驾车沿着省道开往平和县，拐进文峰镇宝桥村的一个山坳里，他创办的克拉克瓷研究基地就设于此。
占地四亩的基地三面环山，山上森林茂密，犹如世外桃源，即使基地内的机器开着，外面也能听到阵阵鸟叫。
林俊今年50岁，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收藏、研究古陶瓷。在对汝窑研究中，他拼复了20种器类、50多种造型——此前全世界收藏的汝窑瓷器只有8种器类、18种造型。林俊收藏拼复的汝窑“狻猊出香”，曾被央视《寻宝》栏目专家评为“民间国宝”。
创办克拉克瓷基地两年多来，通过对出土的克拉克瓷化验，林俊还原了胎、釉配方。“绘画风格才是克拉克瓷最大的特点。”林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克拉克瓷的“开光”(装饰图案的形式)，大都画风粗犷、写意，和景德镇细腻、严谨的画风有很大区别。简单说，景德镇瓷器上的手绘细到人的眉毛、花的花瓣，都很像，而克拉克瓷则是“人不像人，花不像花”，有些抽象。
“这不是云，是花。你要发挥想象。克拉克瓷上的图案都需要大胆的想象。”克拉克瓷基地的黄集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风格主要是符合当时国外的审美标准。”他是林俊从汕头请来的师傅，专门负责手绘。
之所以从外地请师傅来，因为漳州当地的制瓷已失传多年——克拉克瓷失传四百多年，漳州当地另一种瓷器漳窑失传一百多年。黄集然也是照着传世的克拉克瓷图案照葫芦画瓢，形成自己的画风。
林俊请当地人来基地再向黄集然学手绘，希望平和人能传承克拉克瓷的绘画风格，但已经有几个人半途离开。“现在年轻人不可能学会的。他们没有这个耐性。”黄集然对此已不抱任何希望，他说：“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学这个，没前途。”
林俊也很清楚，即使摸清了克拉克瓷的烧制方法，也很难在国内打开市场，销往国外更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他对重新还原的漳窑瓷器，则充满希望，漳窑瓷器米黄的色泽人见人爱，很容易在国内打开市场。“以克拉克瓷作为基地名称，因为它是个世界品牌。但漳窑更符合国内的审美。”林俊说。
当地政府为了支持克拉克瓷研究基地，花了25万修了一条单车道水泥路。林俊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大支持，他希望买下基地周边的50亩土地，建成休闲山庄，使基地更像样，吸引游客来参观，并能和学校、研究机构保持互动。
虽然当地政府、商人都想通过“克拉克瓷”这个品牌，和文化产业沾边，但所有人也都清楚如今还原的克拉克瓷已很难打开市场，现在在当地，出口量最大、最受欢迎的是“平和蜜柚”。
扩展阅读
克拉克瓷的来历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
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景德镇或武昌所产的青花瓷。
克拉克瓷
历史渊源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到任的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组织民间生产烧制参与市场竞争。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这样大量的瓷器，等级不一，而且仅靠处于困境中的景德镇窑是难以承受的。西方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当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之苦和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坏。也就在此时，明万历(1573—1620)年中，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窑就成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文献记载：1621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同时，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其中不乏数目可观的的南胜、五寨窑产品，考古资料已经证明。
到了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内外基本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克拉克瓷背后的故事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无独有偶。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景德镇或武昌所产的青花瓷。
青花克拉克瓷荷塘花鸟瓷盘
20世纪90年代，一个令国内外陶瓷界欣喜万分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对福建平和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的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烧造国外所谓“克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本等国的实物标本。众多的目光顿时投向平和这个平素不为人所知的闽南山区县。
日本东洋陶瓷学会委员长，素有“日本陶瓷之父”之称的縨崎彰一先生闻讯率领学术团体前来实地考察，他激动地说：“在日本，青花瓷器、素三彩香合等被称为‘汕头器’、‘吴须手’、‘吴须赤绘’、‘交趾香合’等已经400年以上了，但是产地始终不明，平和窑址的发现，证明了漳州窑陶瓷在明末清初时生产并输往东亚各国。偶然与必然，学者追寻的目光落在平和窑。
谈及“克拉克瓷”窑址的重大发现，人们往往要提到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现任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朱高健先生。他几十年来致力于平和一带古窑址的调查研究，采集标本，拍摄了大量照片。
朱高健先生在地方史料中发现：刊于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不胜工巧，然犹可玩也。”清代重修的《平和县志》记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正是从以上两则记载中朱高健确信：南胜一带在明代早中期即以瓷器闻名遐迩。
一个偶然的机会，朱高健惊奇地发现，自己手中掌握的一些出土瓷器碎片，竟与“克拉克瓷”的特征相符。与此同时，平和境内丰富的窑址遗存的发现，也引起国内陶瓷界的重视，1992年2月，福建省博物馆、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和日本关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在福州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确定了对平和窑址进一步发掘的合作项目。1994年11月至1998年6月，福建省博物馆与平和县博物馆先后三次在平和县南胜华仔楼窑址、田坑窑址、五寨乡的洞口窑址、陂沟窑址等地进行发掘。其结果令朱高健等人喜出望外，平和窑口烧制的瓷器中以青花瓷为主要品种，其装饰题材、纹样、工艺与“克拉克瓷”完全一样，除此之外，还发现在日本被广为收藏却不明产地的“交趾香合”(即素三彩)的烧制窑口及标本。至此，一个长时间困扰国内外陶瓷考古界的外销瓷产地之谜终于被破解，撩开面纱。
在平和县博物馆“古陶瓷展览馆”，琳琅满目的古陶瓷标本中，以青花瓷器和“交趾香合”(素三彩香合)最为引人注目，青花瓷器装饰图案各异，大的有脸盆一般，“交趾香合”则小巧玲珑，可赏玩于手掌之中，据说此物与日本茶道联系紧密，一般用于盛放调料，由于制作精美，造型多样，也作为工艺品，为王公贵族所争先收藏。
朱高健先生说，目前在平和境内发现的以南胜、五寨一带为主的古民窑数以百计，它们建造于临溪的山坡上，形成“十里长窑”，可以设想，这些规模不等、生产花色品种相近的窑口同时开足马力，日夜生产，火光映红花山溪，场面该是何等壮观，产量该是何等可观。
据日本淡水出版社出版的《形物香合》一书图录看，日本收藏的许多瓷器与平和田坑窑形状一致，尺寸大小相近，如龟形、鸭形、鸟形、南瓜形、蛙形香盒等。至今日本有田陶业公司仍保留许多田坑窑制瓷技术和传统工艺。
1998年10月至今年2月，由福建省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茶道资料馆、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题为“福建省平和出土的和日本收藏的交趾香合”特别展在日本京都、热海两地先后举行，参观者络绎不绝，引起强烈反响。
朱高健告诉记者，“从传承关系看，平和明清时期的制瓷技术应该是第二代，景德镇是第一代，日本的有田陶业公司是第三代。”
1999年11月下旬，本世纪最后一次“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漳州举行，200多位国内外专家聚集一堂，就“克拉克瓷”(汕头器、青花瓷器)、平和窑等问题展开了研讨。
月港兴衰，平和瓷业夹缝中的生存。
或许人们会问，素无制瓷传统的平和县为何在明清时期迅速成长为重要的外销瓷器生产基地?我们只能从典籍中去追根溯源：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提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平和寇乱后，为安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或管理庙宇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其中江西兵众中不乏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至今在原平和县治所在地九峰镇东郊，有一当地俗称“江西坟”的山岗，系平和设县以来，江西籍移民公坟。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到任的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组织民间生产烧制瓷器参与市场竞争。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以平和南胜、五寨窑址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民窑，地处九龙江支流上游，临溪依山而建，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可直达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花山溪流经之地，皆为丘陵盆地，河面展宽，水流平缓，非常适宜水路运输，从南胜、五寨至月港，仅需一天航程。值得一提的是，平和外销瓷业的迅速崛起与漳州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入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月港，尤其是明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不但远远超过福州港，而且也超过广东港。到了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对外进出口发展到最高峰。平和盛产的瓷器正是此时源源不断地通过商船远销世界各国。
有关专家指出：东南沿海贸易陶瓷的生产是在景德镇窑的兴衰起伏中和海外对中国陶瓷需求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兴起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平和瓷业就是典型之例。
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这样大量的瓷器，等级不一，而且仅靠处于困境中的景德镇窑是难以承受的。西方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当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之苦和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坏。也就在此时，明万历(1573—1620)年中，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窑就成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文献记载：1621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同时，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其中不乏数目可观的的南胜、五寨窑产品，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内外基本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克拉克瓷， 曾被遗忘的繁华
数百年前，克拉克瓷曾经热销国外，被国外称为中国的“国瓷”。
海南的华侨遍布东南亚各地，他们曾带回大量的克拉克瓷。
出于本土收藏文化的需要，海南藏家近年也非常重视克拉克瓷的收藏，渐渐形成了一支颇具分量的克拉克瓷收藏队伍。
海瓷系列之二
它静静地摆放在案桌上。卵白瓷地上，青釉湛蓝深沉，图案以开光分格布局，恰似一扇扇开着的蓝色“小窗”。“小窗”里画的全部是率意而无拘的花叶图案，填满形似官帽的青花盘，给人浓烈奔放之美。
海口藏家陈先生收藏的这件明代开光青花折腰盘，就是曾经被人们遗忘的克拉克瓷。数百年前，克拉克瓷曾经热销国外，被国外称为中国的“国瓷”，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外销瓷主要品种之一，见证了彼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无限繁华。
初识“克瓷”
2007年，从沉船“南澳一号”上打捞出明末清初的“克拉克瓷”的消息，再次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这种曾经热销国外的中国陶瓷上。
公元17世纪，葡萄牙克拉克港的两艘商船被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截获，船内所载的主要是明万历年间生产的瓷器。这批瓷器被运往荷兰的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拍卖，在欧洲引起轰动。由于这批中国瓷器是从克拉克港的商船上截获的，没有人能够说出它们的产地和准确称谓，所以被称为克拉克瓷。后来，人们将中国古代外销青花瓷统称为“克拉克瓷”。
日前，省收藏家协会专门组织了一批克拉克瓷来交流，陈先生的明代开光青花折腰盘也在其中。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何云强说，“开光分格样式在国内瓷器中较少见，但在克拉克瓷中并不稀奇，代表着青花瓷中较高的档次。这件开光青花折腰盘工序多、图案丰富，折腰处青釉连接得非常好，没有断色的痕迹，具有立体美感,从器型上看可能是国外就餐时盛汤所用。
另一只明代福寿青花碗，碗底落款是一个“福”字，碗身饰以为中国古代符号标志的回字纹。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陈发启说，此碗为混合料，因而色釉色呈青黑色；在碗底落款的样式较少见，这在出口瓷中代表着最高档次，可能是当时我国送给国外官方所用。
再如，明暗八仙碗只取了我国古代传说“八仙过海”中八仙的器物；明飞鹿碗则将鹿画上双翅，周边饰以花草纹，仿佛飞鹿自由翱翔于大自然。何云强认为，这些充满想象的浪漫画风，以及工匠得心应手的传统装饰，体现的正是中西合璧、中外贸易的象征。
无尽风光
那么，克拉克瓷的产地到底在哪里？400年来，争论持续不休，直到21世纪谜团才得以揭开。
目前，已考证生产克拉克瓷的窑口有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福建漳州平和五寨、南胜窑等100多个窑址。做工精细者为景德镇窑口出品，销量最大者却是漳州、德化窑口出品。
据载，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主政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组织民间大量生产烧制。尤其是明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远远超过周边港口。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对外进出口发展到最高峰，漳州平和生产的瓷器也源源不断地从月港远销至世界各国。
清朝初年，由于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衰败。随着清三代以后彩瓷兴盛，青花逐渐走向衰落，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外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专家认为，克拉克瓷主要是外销瓷，其中很多来样加工的产品，花纹装饰迎合外国人的审美。在当时是昂贵的瓷器，销往海外的克拉克瓷总会被当地的王室贵族抢购一空。当时除了中国商船以外，还有来自日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贸易船队，因此克拉克瓷遍布亚、非、欧各国，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画风之美
从目前发现的克拉克瓷上，能够看到郁金香、骑士、城堡等异域风格图案，由此可判断它们是针对国际市场生产的。这也是专家推测克拉克瓷在国内极为少见的原因之一。
“克拉克瓷多数为国外订单生产，由国外设计图案或在我国画风中加入异域元素，有的甚至由国外来料生产，这也是克拉克瓷有别我国传统青花瓷的地方。”何云强介绍，克拉克瓷的一个特点是“满弓”，即将瓷面画满了图案，它不像我国古代传统瓷器以典故为主，或山水、人物等类别区分开，而是山水、花鸟、人物混为一体，强调形象之美、丰富之美。
如此次克拉克瓷交流中的一只清代人物花卉盘，就将人物与花卉融为一体。“至清代，克拉克瓷的青花逐渐以淡雅的中国画风格为主，但人物与花卉相结合的风格只有在出口瓷器中才见到。”何云强说。
克拉克瓷多以开光为特色，因盘之大小有八开光和二十开光不等。开光有扇形、菱花形、椭圆形等，开光之间的间隙铺绘锦地纹，开光内多折枝花和扁菊纹、榴实纹等。从已发现的克拉克瓷可以看出，画风率意，了无拘谨，绘者心态从容闲适；纹饰繁简得当，满而不乱，疏可走马，继承了明末民窑瓷器中大写意的画风。这种画风曾被世界写意大师毕加索称为“抽象画派的先行者”。
与明末清初同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相比，克拉克瓷总体不够精致。其均为薄胎，特点是折沿、开光、锦地纹，盘底多为简笔变形人物、动物、花鸟，且器底多有粘沙、塌底现象。另外，克拉克瓷瓷盘薄、易碎、不耐用，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很好的销路。而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些瓷器更多被当做摆设，由此也造成克拉克瓷在国内罕见收藏。
侨乡情缘
无疑，克拉克瓷在世界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
专家认为，一方面，克拉克瓷的输出，促进了中国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其作为文化使者，传播了中国文化，并进一步影响了欧洲的艺术从巴洛克风格转变成洛可可风格。另一方面，欧洲人对克拉克瓷的喜爱以及贩运克拉克瓷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导致葡萄牙、荷兰、德国、英国、波斯等国纷纷对克拉克瓷进行仿制，这种大规模的仿制促进了欧洲陶瓷产业的发展，最终生产出真正的瓷器。
据介绍，目前留在国内的克拉克瓷大多为回流而来的，其中绝大部分与海外华侨有关。这在素有“侨乡”之称的海南，尤为明显。旅居新加坡的琼籍外销瓷研究专家韩槐凖，从1956年至1962年间先后向故宫博物院无偿捐赠了大批文物，其中不乏我国古代销往东南亚的克拉克瓷。这些克拉克瓷是韩槐凖穷极毕生精力，从南洋发掘、收集而来的。有关专家认为，“韩槐凖是我国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第一人，为我国外销瓷研究打下了基础。”
何云强说，海南的华侨遍布东南亚各地，他们曾带回大量的克拉克瓷。另外，出于本土收藏文化的需要，海南藏家近年也非常重视克拉克瓷的收藏，渐渐形成了一支颇具分量的克拉克瓷收藏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