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马赛克。
1004期《中国文物报》陶瓷版有曹建文先生一篇文章，谈景德镇克拉克瓷窑址被发现的问题，让我想起近年“克拉克”瓷的研究与探讨。同一版面上，恰巧有毕克官先生对景德镇民窑考古研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慨叹，甚是有趣。我也谈点看法。“克拉克”瓷引起国内外古陶瓷界重视，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福建省文物考古界尤其看重“克拉克”瓷问题的研究，1999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漳州地区召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克拉克”瓷。福建省重视本地区古陶瓷的研究，是值得一些省（区）文物考古界学习的。毕克官先生的慨叹十分有道理，江西确实应当加强景德镇民窑考古研究。
“克拉克”瓷名称的来源纯属偶然。十七世纪初，一艘叫克拉克号的葡萄牙商船从中国贩去一大批明末的青花瓷器，途中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后，在国内拍卖获利引起轰动。“克拉克”瓷就是景德镇及福建漳州地区的民窑青花。外国人贩去的中国商品，也多是普通日用品。景德镇明清时期除官窑外，大量的瓷器是民窑生产的。贩运出景德镇的东西，国内国外并没有严格区别，只对外国人的口味即可。景德镇当时的陶瓷贸易也没有特别看重那些东西。有人说“克拉克”瓷在欧洲及中西亚、东南亚、日本有大量出土出水及收藏，国内少见。这不对。前十几年由国内贩运出去的这些东西确实不少，京沪收藏家手上的“克拉克”瓷数量也比较多。文物收藏类报刊登载的有关“克拉克”瓷的文章，不特别惹眼，是因为货色太普通了。若是景德镇窑生产的“克拉克”瓷器还好一些，漳州地区生产的“克拉克”瓷更是逊色。国内真正有点品位的古瓷收藏家，收藏“克拉克”瓷，一定也讲究窑口的。漳州地区窑口模仿景德镇，无论造型、釉色，都不能比景德镇，即便是精品也难进艺术殿堂。我从资料上见过前两年在欧洲拍卖的福建德化窑清初青花碗盘器，不好看。比照曹建文先生文中所附彩照，景德镇与福建漳州地区的“克拉克”瓷很容易分别。德化青花比漳州地区青花还好一些。
青花瓷生产，离开了景德镇绝对没有意义。景德镇创造元青花，云南建水元代也生产青花，国家即便花大代价去研究建水元青花也是徒劳。据说浙江某地一宋塔中出土青花，有人说是宋青花，但科学依据不足。
“克拉克”瓷实际就是景德镇的明清民窑普通青花，国内也有人称作外销瓷。说漳州地区或德化的青花是“克拉克”也行，但它是对景德镇的模仿。毕克官先生有相当多的景德镇明清青花瓷标本，研究有成，文物艺术界有目共睹。毕先生的忠告值得景德镇、江西省乃至国家的重视。因为以景德镇现有的力量，研究元明清官窑都来不及，更何况去研究无可量计的民窑瓷。国家应当把相当的力量，投入到景德镇宋元明清官窑民窑瓷器研究中去，它是中国的一张千年闪烁的文化名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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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 无独有偶。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景德镇或武昌所产的青花瓷。
20世纪90年代，一个令国内外陶瓷界欣喜万分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对福建平和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的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烧造国外所谓“克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本等国的实物标本。众多的目光顿时投向平和这个平素不为人所知的闽南山区县。
日本东洋陶瓷学会委员长，素有“日本陶瓷之父”之称的縨崎彰一先生闻讯率领学术团体前来实地考察，他激动地说：“在日本，青花瓷器、素三彩香合等被称为‘汕头器’、‘吴须手’、‘吴须赤绘’、‘交趾香合’等已经400年以上了，但是产地始终不明，平和窑址的发现，证明了漳州窑陶瓷在明末清初时生产并输往东亚各国。偶然与必然，学者追寻的目光落在平和。
谈及“克拉克瓷”窑址的重大发现，人们往往要提到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现任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朱高健先生。他几十年来致力于平和一带古窑址的调查研究，采集标本，拍摄了大量照片。
朱高健先生在地方史料中发现：刊于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不胜工巧，然犹可玩也。”清代重修的《平和县志》记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正是从以上两则记载中朱高健确信：南胜一带在明代早中期即以瓷器闻名遐迩。
一个偶然的机会，朱高健惊奇地发现，自己手中掌握的一些出土瓷器碎片，竟与“克拉克瓷”的特征相符。与此同时，平和境内丰富的窑址遗存的发现，也引起国内陶瓷界的重视，1992年2月，福建省博物馆、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和日本关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在福州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确定了对平和窑址进一步发掘的合作项目。1994年11月至1998年6月，福建省博物馆与平和县博物馆先后三次在平和县南胜华仔楼窑址、田坑窑址、五寨乡的洞口窑址、陂沟窑址等地进行发掘。其结果令朱高健等人喜出望外，平和窑口烧制的瓷器中以青花瓷为主要品种，其装饰题材，纹样、工艺与“克拉克瓷”完全一样，除此之外，还发现在日本被广为收藏却不明产地的“交趾香合”(即素三彩)的烧制窑口及标本。至此，一个长时间困扰国内外陶瓷考古界的外销瓷产地之谜终于被破解。撩开面纱。
在平和县博物馆“古陶瓷展览馆”，琳琅满目的古陶瓷标本中，以青花瓷器和“交趾香合”(素三彩香合)最为引人注目，青花瓷器装饰图案各异，大的有脸盆一般，“交趾香合”则小巧玲珑，可赏玩于手掌之中，据说此物与日本茶道联系紧密，一般用于盛放调料，由于制作精美，造型多样，也作为工艺品，为王公贵族所争先收藏。
朱高健先生说，目前在平和境内发现的以南胜、五寨一带为主的古民窑数以百计，它们建造于临溪的山坡上，形成“十里长窑”，可以设想，这些规模不等、生产花色品种相近的窑口同时开足马力，日夜生产，火光映红花山溪，场面该是何等壮观，产量该是何等可观。
据日本淡水出版社出版的《形物香合》一书图录看，日本收藏的许多瓷器与平和田坑窑形状一致，尺寸大小相近，如龟形、鸭形、鸟形、南瓜形、蛙形香盒等。至今日本有田陶业公司仍保留许多田坑窑制瓷技术和传统工艺。
1998年10月至今年2月，由福建省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茶道资料馆、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题为“福建省平和出土的和日本收藏的交趾香合”特别展在日本京都、热海两地先后举行，参观者络绎不绝，引起强烈反响。
朱高健告诉记者，“从传承关系看，平和明清时期的制瓷技术应该是第二代，景德镇是第一代，日本的有田陶业公司是第三代。”
1999年11月下旬，本世纪最后一次“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漳州举行，200多位国内外专家聚集一堂，就“克拉克瓷”(汕头器、青花瓷器)、平和窑等问题展开了研讨。月港兴衰，平和瓷业夹缝中的生存。
或许人们会问，素无制瓷传统的平和县为何在明清时期迅速成长为重要的外销瓷器生产基地?我们只能从典籍中去追根溯源：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提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平和寇乱后，为安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或管理庙宇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其中江西兵众中不乏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至今在原平和县治所在地九峰镇东郊，有一当地俗称“江西坟”的山岗，系平和设县以来，江西籍移民公坟。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到任的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组织民间生产烧制参与市场竞争。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以平和南胜、五寨窑址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民窑，地处九龙江支流上游，临溪依山而建，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可直达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花山溪流经之地，皆为丘陵盆地，河面展宽，水流平缓，非常适宜水路运输，从南胜、五寨至月港，仅需一天航程。 值得一提的是，平和外销瓷业的迅速崛起与漳州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入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月港，尤其是明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不但远远超过福州港，而且也超过广东港。到了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对外进出口发展到最高峰。平和盛产的瓷器正是此时源源不断地通过商船远销世界各国。
有关专家指出：东南沿海贸易陶瓷的生产是在景德镇窑的兴衰起伏中和海外对中国陶瓷需求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兴起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平和瓷业就是典型之例。
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这样大量的瓷器，等级不一，而且仅靠处于困境中的景德镇窑是难以承受的。西方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当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之苦和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坏。也就在此时，明万历(1573—1620)年中，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窑就成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文献记载：1621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同时，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其中不乏数目可观的的南胜、五寨窑产品，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内外基本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明代外销第一瓷“克拉克瓷”亮相厦门
明代外销第一瓷“克拉克瓷”亮相厦门
本月底，明代沉船“南澳Ⅰ号”上的上万件瓷器可能将被全部打捞出水。据专家初步分析，出水的青花瓷主要来源于漳州平和窑。
随着“南澳Ⅰ号”打捞工程的推进，曾受宠于洋人的“克拉克瓷”，越来越被国内瓷器收藏人士关注。记者昨日获悉，从今天起，一批平和克拉克瓷精品将在裕鑫古玩城撩开面纱，向市民讲述三四百年前中国民间精湛的瓷器工艺。曾是明代外销第一瓷
“克拉克瓷”，很洋气的名字，却是正宗的中国明代造，而且其故乡在漳州平和。
昨日，“平和克拉克瓷经典民间收藏展”主办方介绍，今起在厦展出的二十几件克拉克瓷，集中了本土藏家和国外回流瓷器的精华，其中不乏受藏家关注的青花、五彩大盘、大碗。如一款五彩双龙双凤大盘，不仅器物保存完整，而且颜色焕发出跟新品一样的光彩。
克拉克瓷重新回归国内藏家的视线，与轰动一时的明代沉船“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发掘工程密切相关。2007年开始打捞后，“南澳Ⅰ号”陆续出水了大量青花瓷，其后被专家鉴定为是明末清初的“克拉克瓷”，而克拉克瓷的主产地就在漳州平和县。
记者了解到，数百年前，克拉克瓷曾经热销国外，被国外称为中国的“国瓷”，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外销瓷主要品种之一，见证了当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无限繁华。
民间收藏或持续升温
“明代克拉克瓷主要满足外销需要，国内长期对其关注度不高，收藏的完整瓷器也比较少。”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叶文程教授表示，克拉克瓷属于民窑产品，在长期受到忽视后，现在正在重新焕发光辉。
据了解，与明末清初同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相比，克拉克瓷总体不够精致。另外，克拉克瓷瓷盘薄、易碎、不耐用，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很好的销路，而当时的欧洲人更多地把瓷器当做摆设，由此也造成克拉克瓷在国内罕见收藏。
不过，叶文程指出，随着这几年曝光的增加和考证的进展，克拉克瓷的真面目得以重新示人，在收藏界的关注度将不断提高，加上目前国内存量较少，未来的增值度还是很值得看好。“目前一个40cm以上口径的克拉克瓷，收藏价值在几万元。”
福建漳州“克拉克瓷”赴台南市展出
福建漳州制造的20件“克拉克瓷”艺术品29日启运，赴台湾台南市郑成功文物馆参展，预计将于7月1日下午抵达。
5年前，台南市对荷兰人曾经在当地的住所遗址进行考古探查，出土了大量所谓的克拉克瓷。参与当天启运仪式的台南市文化协会理事长郑道聪介绍说，克拉克瓷是早期两岸间经贸交流的一个见证，当时台湾的台南就是漳州陶瓷驶向世界的通销转运站。
郑道聪说，今年适逢郑成功开台350周年，台南市举办了成功启航2011郑成功文化节，并对17世纪船舶文物进行特展，克拉克瓷也作为其中一项展品进行出展。然而当地出土的克拉克瓷基本都是碎片，无完整的样品。
郑道聪告诉记者，克拉克瓷文物完整件要经过文物出口展览等多项手续，所以今年先采用仿古件，但其制造基本上都是用漳州出土的瓷片进行复制制作。
郑道聪介绍说，此次台南市举行的成功启航——17世纪船舶文物特展，展期从2011年4月29日至2012年3月31日，大陆方面的展品此外还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提供的船模。
该批仿制克拉克瓷的艺术品由漳州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和漳州顺德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赠予台南市，20件艺术品的类别及时期各不相同，可以从最早的草创期追溯到后来的贸易陶。
漳州市文化与出版局朱东亮副局长表示，此次赠送台南“克拉克瓷”艺术品是漳台两岸以瓷为媒、以瓷会友、加强经贸文化、文化产业交流的一件盛事。
曾经风靡海内外的漳州克拉克瓷
曾经风靡海内外的漳州“克拉克瓷”获新生
日前，广东汕头市南澳县海域的明代古沉船“南澳1号”出水大量青花瓷器，被专家鉴定为产自福建省漳州市的“克拉克瓷”。曾经风靡海内外的漳州克拉克瓷，在沉睡400多年后重登历史舞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原漳州市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朱高健，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漳州古窑址研究。他于16日向记者介绍说，明朝万历年间，葡萄牙克拉克港的两艘商船被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截获，船上的中国瓷器被运往荷兰拍卖，受到包括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等人追捧，在欧洲引起轰动。由于这批中国的瓷器是从葡萄牙克拉克号商船上得到的，产地不明，在荷兰又是首次亮相，所以被称为“克拉克瓷”。
长时间以来，“克拉克瓷”产于何地的问题，曾经困扰国内外陶瓷考古界。
朱高健说，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不胜工巧，然犹可玩也。”清代重修的《平和县志》记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根据以上两则记载，专家们确信：平和县南胜一带在明代早中期即以瓷器闻名遐迩。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故宫博物院一个考察小组到漳州平和进行调查，意外地发现这一地区有生产青花瓷的古窑址。之后，当地文管部门采集大量瓷器标本与国外的瓷器进行对比研究，初步得出“克拉克瓷”原产地在漳州的结论。
1994年11月至1998年6月，福建省博物馆先后三次在平和县南胜华仔楼窑址、田坑窑址、五寨乡的洞口窑址、陂沟窑址等地进行发掘。专家们发现，平和窑口烧制的瓷器中以青花瓷为主要品种，其装饰题材，纹样、工艺与“克拉克瓷”完全一样。除此之外，还发现在日本被广为收藏却不明产地的“交趾香合”(即素三彩)的烧制窑口及标本。至此，外销瓷“克拉克瓷”产地之谜终于被破解。
朱高健说，目前在平和境内发现的以南胜、五寨一带为主的古民窑数以百计，它们建造于临溪的山坡上，形成“十里长窑”。“可以设想，这些窑口同时开足马力，日夜生产，火光映红花山溪，该是何等壮观。”
“克拉克瓷的盛衰完全取决于海运的兴废。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当年中国第一港的漳州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衰落。”
作为克拉克瓷原产地，漳州市近年来一直着手发掘保护这一“文化瑰宝”。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介绍说，早在2004年，平和县就将南胜花仔楼窑、南胜田坑窑、五寨大垅窑、五寨二垅窑、五寨洞口陂沟窑、五寨后巷田中央窑等六处明清古窑址捆绑为“平和‘漳州窑’窑址”，申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国保”中，平和“南胜窑址”名列其中。
目前平和县博物馆正在积极争取资金，为五寨洞口陂沟窑修建一个永久性的保护棚。同时，平和县已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对当地的古窑址进行后续的发掘、保护，推动克拉克瓷研究，再现古窑址真貌。
古陶瓷文化研究也一直吸引着漳州市一批民间收藏爱好者。漳州市民间古瓷工艺研究所所长林俊，10多年前就尝试用传统工艺烧制克拉克瓷。2008年7月，他创办漳州窑平和克拉克瓷研究基地，一步步摸索着失传数百年、近乎绝迹的克拉克瓷烧制工艺的新生路径。林俊最终不负众望，当年10月首批用传统工艺烧制而成的高仿真度克拉克瓷出窑。到2009年6月，该基地具备克拉克瓷批量生产的能力。
克拉克瓷高潮的幻灭 见证海上贸易鼎盛与衰弱
从沉船“南澳一号”上打捞出明末清初的“克拉克瓷”的消息，再一次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这种曾经热销国外的中国陶瓷上。
因为按照外国订单制作，克拉克瓷少有留于国内，因此一直不为国内所知。和景德镇的青花、德化的“中国白”不同，作为当时景德镇产能不足的补充，产于福建漳州平和的克拉克瓷只热销了很短时间，这个瓷器品种随着沿海贸易的变化很快消失了。
而克拉克瓷也见证了中国海上贸易最鼎盛的那个时期。
作为景德镇青花的补充
葡萄牙是最早同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
公元1653年，葡萄牙“克拉克”号商船在马六甲海峡被荷兰武装船队劫持，“克拉克”号上装载的约十万件中国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1654年拍卖时，轰动整个欧洲。但没有人知道这批瓷器产自何处，只能以葡萄牙战舰的名字命名为“克拉克瓷”。
上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派人到漳州，寻找一种叫漳州器的米黄色小开片瓷器及其窑址时，意外发现南胜(历史上平和县城所在地)、五寨等古代窑址，出土了与克拉克瓷形制相仿的残片。1984年，考古人员在平和发现烧制克拉克瓷的窑址，1998年正式向世界宣布平和窑为克拉克瓷产地。
平和县现属漳州市，一直是福建偏远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小县城。
1507年开始，平和当地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长达八年。王明阳率部平定起义，并奏请朝廷在此建县，取名“平和”，意为寇平人和。
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平和正式建县。为了确保安定，王明阳将部队中的一批兵将留在平和，他们几乎都是江西人。
“这些江西人中有不少会烧陶瓷。没有明确记载，在江西籍兵将留下前，平和当地有瓷器生产。”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且在其后一百多年间有13位平和县县令是江西人，他们也将烧瓷的技术和工匠带到平和。”
留下的江西籍兵将都成了老百姓，不再领军饷，他们急需一种谋生的手段。江西籍县令也深知制瓷的好处，鼓励开展。直到现在，研究者都没有找到关于平和窑的赋税记载，有种说法是，当时平和县烧瓷是免税的。
平和县群山环抱，适合依山建窑，丰富的水资源能带动窑厂用的水车，山上树木繁茂，而且有许多松柏，松柏燃烧后的松油温度很高，是烧瓷的理想材料。更重要的是当地瓷土资源丰富，这也是一个地方是否能生产陶瓷的首要条件。历史上，福建省曾有德化窑、漳浦窑、厦门窑、闽侯窑、莆田窑等多处窑址存在，全省内的瓷土资源可见一斑。
天然的资源加上政府鼓励，平和县的窑厂不断出现，后人用“十里窑烟”来描述当年的情景。但平和百姓大都只在农闲时烧瓷，并不完全以烧瓷为生，这也佐证了平和窑厂一直在做外销订单的猜测——有单来了才生产。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景德镇出现原料危机，有官窑曾两度停烧。民窑也因繁重的税负一度被扼杀。景德镇的窑厂陷入困境，但外销瓷的订单没有减少。据史料记载，1609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21～1632年间，曾三次在中国收购瓷器。此后80年间，仅东印度公司一家就从中国运走1600万件瓷器。
如此多的瓷器出口订单，景德镇难以承受。东印度公司等外国客商希望找到新的窑厂替补景德镇，也希望在沿海开放口岸地区能找到窑厂生产，以避免从江西往沿海港口运送瓷器的奔波，减少在长距离陆路运输中瓷器的损坏。
外国客商首先找到德化，历史上福建德化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古瓷都。早在唐代，德化制瓷就相当发达，当地工匠颜化彩写出了第一部陶瓷专著《陶业法》。
“德化的瓷土非常好，因此特色就是烧白瓷和瓷雕。也做过青花瓷，但只做了一段时间，是根据国外的订单做的。”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推测，当时商人从德化顺流而下找到了平和，定制瓷器。
作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窑在出口的鼎盛时期一直以青花瓷为主，模印、刻画技法、构图与景德镇产品类似，但与取土、施釉、烧制等流程早有一套严谨完备方法的景德镇相比仍有差距。
走私港火了克拉克瓷
宋朝到明清时期是福建瓷器制造外销的繁荣时期，这和当年发达的海上贸易有关。
“德化陶瓷大规模从泉州港出口是从宋代开始。”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德化挑着瓷器走一天山路到永春(泉州的一个县)，装船航行一天能到泉州港。”
距离漳州200公里远的泉州港在唐朝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佳港口之一，到了宋朝，泉州港已和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从泉州港出发的船只北上可达日本、朝鲜，南下则到达东南亚，由此转往世界各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240多艘海船出海远航，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此后的28年里，郑和率船队七次出海，作为明朝的使者到各地访问。每到一地，向当地首领馈赠礼品，其中就有大量陶瓷。
明朝时期，泉州造船业发达，当地有经验丰富的水手、舵工，是郑和船队的重要成员。《西山杂志》记载郑和“调雇泉州船，以东石沿海名导引，从苏州浏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
明嘉靖、万历年间，海盗猖獗，朝廷实行海禁，泉州港的贸易受到影响。位于现漳州市海澄县境内九龙江入海处的月港偏安一隅，开始兴起。据《海澄县志》记载：月港店肆鳞次栉比，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月港一度和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四大商港”。
月港港道“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似月”，因此得名。但月港的作用不像名字那么风光，它能在海禁期间依然繁华的重要原因是：月港一直是个走私港。
“月港不是由瓷器兴起的。”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走私铜，作为生产冷兵器的重要原料，铜禁止出口。‘南澳一号’上就发现有铜。”
平和县博物馆所在的中山公园，有两棵大榕树，是古代码头所在地。河水一直通到花山溪。当年平和的窑口都建在花山溪的支流旁，花山溪连着九龙江，江面宽，水流缓，装载瓷器的小船顺流而下，到月港换装到更大的商船上。
随着清康熙年间的海禁政策，对走私港的打击也愈发严厉。月港开始衰败，瓷器出口越来越少，平和窑也慢慢消失了。
“克拉克瓷”不复来
和平和窑的短暂命运不同，在德化，制瓷业依然是县里的支柱产业，是福建古代十一个制瓷的窑厂中，唯一仍大规模生产的。每年德化的产瓷有一半的产品都销往国外。现德化县里有1000多家制瓷工厂，200多家陶瓷研究所。
所谓工厂，就是批量生产瓷器的单位，产品相对廉价。而研究所大都是有名气的制瓷师创办的作坊，大都生产一些档次、工艺相对较高的瓷器，产量不大，都以收徒的方式招募员工，传承手艺。
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校每年都批量输送制瓷业所需的各环节技工。
25岁的德化陶瓷师傅苏清龙正在修补一尊1米多高的菩萨像，他是邱双炯的徒弟，已经学制瓷三四年了。邱双炯是凤凰陶瓷雕塑研究所所长，德化陶瓷界数得着的人物。在研究所内，有三四栋楼，住宿、工厂、展厅都集中于此，很多烘干、烧瓷设备都是邱双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的。
邱双炯的代表作有五百罗汉和水浒一百零八将，每个造型都栩栩如生，体现了德化瓷器特有的雕瓷工艺。从小学烧瓷的邱双炯直到退休后才重新回到“本行”，现在已经收了近两百名徒弟。“来的来，走的走。收徒弟没有特别的条件，但带出来的几个都行。”邱双炯说，“我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做这一行，但没关系，我的手艺也不是父亲传给我的。”
相比于德化的同行，生活在漳州的林俊就要寂寞许多。他每天早上六点出发，驾车沿着省道开往平和县，拐进文峰镇宝桥村的一个山坳里，他创办的克拉克瓷研究基地就设于此。
占地四亩的基地三面环山，山上森林茂密，犹如世外桃源，即使基地内的机器开着，外面也能听到阵阵鸟叫。
林俊今年50岁，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收藏、研究古陶瓷。在对汝窑研究中，他拼复了20种器类、50多种造型——此前全世界收藏的汝窑瓷器只有8种器类、18种造型。林俊收藏拼复的汝窑“狻猊出香”，曾被央视《寻宝》栏目专家评为“民间国宝”。
创办克拉克瓷基地两年多来，通过对出土的克拉克瓷化验，林俊还原了胎、釉配方。“绘画风格才是克拉克瓷最大的特点。”林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克拉克瓷的“开光”(装饰图案的形式)，大都画风粗犷、写意，和景德镇细腻、严谨的画风有很大区别。简单说，景德镇瓷器上的手绘细到人的眉毛、花的花瓣，都很像，而克拉克瓷则是“人不像人，花不像花”，有些抽象。
“这不是云，是花。你要发挥想象。克拉克瓷上的图案都需要大胆的想象。”克拉克瓷基地的黄集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风格主要是符合当时国外的审美标准。”他是林俊从汕头请来的师傅，专门负责手绘。
之所以从外地请师傅来，因为漳州当地的制瓷已失传多年——克拉克瓷失传四百多年，漳州当地另一种瓷器漳窑失传一百多年。黄集然也是照着传世的克拉克瓷图案照葫芦画瓢，形成自己的画风。
林俊请当地人来基地再向黄集然学手绘，希望平和人能传承克拉克瓷的绘画风格，但已经有几个人半途离开。“现在年轻人不可能学会的。他们没有这个耐性。”黄集然对此已不抱任何希望，他说：“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学这个，没前途。”
林俊也很清楚，即使摸清了克拉克瓷的烧制方法，也很难在国内打开市场，销往国外更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他对重新还原的漳窑瓷器，则充满希望，漳窑瓷器米黄的色泽人见人爱，很容易在国内打开市场。“以克拉克瓷作为基地名称，因为它是个世界品牌。但漳窑更符合国内的审美。”林俊说。
当地政府为了支持克拉克瓷研究基地，花了25万修了一条单车道水泥路。林俊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大支持，他希望买下基地周边的50亩土地，建成休闲山庄，使基地更像样，吸引游客来参观，并能和学校、研究机构保持互动。
虽然当地政府、商人都想通过“克拉克瓷”这个品牌，和文化产业沾边，但所有人也都清楚如今还原的克拉克瓷已很难打开市场，现在在当地，出口量最大、最受欢迎的是“平和蜜柚”。
漳州向台南赠送20件“克拉克瓷”艺术品
12日，记者从市文化与出版局获悉，漳州向台南市赠送的20件“克拉克瓷”艺术品,已顺利抵达台南郑成功文物馆，并将在馆内永久性展出。
今年适逢郑成功开台350周年，台南市在举办郑成功文化节时，对17世纪船舶文物进行特展，并将漳州窑“克拉克瓷”列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展品。5年前，台南市有关机构对17世纪荷兰人住所遗址安平古堡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克拉克瓷”标本（碎瓷片）。因而，今年应邀组团前来我市参加“首届漳台小吃文化节”的台南市文化协会，力邀漳州窑“克拉克瓷”艺术品能赴台参加“成功启航—17世纪船舶文物特展”，与更多的台湾民众见面。
此次秉承传统工艺制作的20件漳州窑“克拉克瓷”艺术品，由漳州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和漳州顺德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向台南市赠送，其中包括了仿“克拉克瓷”麒麟纹盘、仿“克拉克瓷”信泰瓶等漳州窑瓷器，瓷器类别及时期各不相同，但皆是表现17世纪“开台圣王”郑成功统一台湾期间的漳州窑瓷器。
据漳州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刘木进介绍，此次漳州赠送的20件漳州窑“克拉克瓷”，以仿古件的方式，根据传统工艺恢复烧制，重现美轮美奂的“克拉克瓷”，完全彰显了当年的古韵，历史内涵高于艺术品价值，丰富了郑成功文化节的展出，让台湾民众进一步了解漳州台南两地的历史渊源。
据漳州市文化与出版局有关人士介绍，此次赠送台南漳州窑“克拉克瓷”艺术品是漳台两岸以瓷为媒、以瓷会友、加强经贸文化、文化产业交流的一件盛事，开创了两岸文化会展业的先河，让台湾民众认识到“克拉克瓷”出产地在漳州，印证当时漳州瓷器经台湾再销往世界各地的经贸文化历史。
也说“粉彩”
粉彩瓷，系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之一。粉彩装饰，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吸收珐琅彩制作工艺而创制的一种釉上彩品种，又称“软彩”。它始于清康熙时期，初创时的粉彩瓷比较粗糙，仅在红色的花朵上运用珐琅彩中的胭脂红，其它颜色大多沿用五彩的作法，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大清康熙年制”的粉彩花蝶盘，花朵用胭脂红，光泽较足，但淡绿及翠色仍用五彩平涂法，白花朵和技干有粉质感。
康熙五彩是粉彩的基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同样的珠明料作画，同样以线条表现形象，画线条的原料完全一样；二是颜料除红色外，基本上由五彩转化，即加入适量熔剂和雪白；三是画面内容也基本相同。粉彩还移植了珐琅彩的一部分颜色，不仅丰富了色彩，而且绚丽柔和。珐琅彩瓷器是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极为名贵的宫廷御器。其时从景德镇将白瓷运送入京，由宫廷画师画珐琅，后来景德镇也有绘制。珐琅彩与粉彩的关系：珐琅彩中含有大量硼，粉彩不含硼；珐琅彩中含有砷，粉彩也含砷，从而创造了“玻璃白”；珐琅彩中黄色采用氧化锑为着色剂，粉彩所用黄色来自珐琅彩的黄色；珐琅彩中的胭脂红，粉彩在花朵上运用了。
从康熙朝产生的粉彩，到了雍正朝业已成熟。雍正粉彩的特点是：冶“诗、书、画、印”于一炉，文雅隽秀，尽善尽美。由于在粉彩画面某些部分采用了玻璃白粉打底，用中国传统画中的没骨法渲染，突出了阴阳、浓淡的立体感。同时，粉彩烧成温度较低，所用彩色比五彩更丰富，有时一件器物上用色多达二十余种，一般也有十余种之多。色彩效果鲜而雅，粉而柔，厚而浓。雍正粉彩不仅有白地绘彩，而且也有多种色地绘彩的。如珊瑚红地、淡绿地、酱地、墨地、木理纹开光绘彩和粉彩描金等。描金色勾线加填墨彩的品种更是别致。它制作精细，形象逼真，色彩亮丽，鲜艳夺目。堆料彩的粉彩往往以蓝料或红料用没骨法堆画花朵、叶子，然后剔划出基线，使花朵层次清晰，秀丽温润。
乾隆时期的粉彩瓷器，《饮流斋说瓷》曰：“至乾隆，则华丽极矣，精工之致，几乎鬼斧神工，而古朴深厚之致荡然无存，故乾隆一朝，为清代极盛时代，并为一代盛衰之枢了。”乾隆时的粉彩虽不如雍正秀丽淡雅，但技法、内容却逐渐成熟、丰富，出现了大量精致的粉彩作品，人物、花卉、翎毛，均以当时名画家的绘画为蓝本，兼揉西方绘画技法，勾染皴擦，浓淡分明，清新艳丽，立体感强。在彩绘工艺上，凡胭脂红花朵大多勾基，不象以前那样只是单独的渲染。锦地、蓝地、黄地开光粉彩的制作逐渐增多，至于像胭脂红地粉彩、金地粉彩、黑漆嵌金银丝开光粉彩和一些茶叶末地粉彩、霁红地粉彩以及粉彩描金器等都是比较珍贵的品种。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粉彩和珐琅彩兼用的瓷器。从图案花纹看，乾隆时期的粉彩装饰有渐趋繁缛的倾向，尤以乾隆末至嘉庆初盛行的红地、绿地凤尾纹的粉彩瓷器为甚。
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期间，尽管有过多种多样的起伏，但粉彩依然生存了下来，并产生了很多珍品，保持了精良的瓷质、精细的彩工，但艺术水平与乾隆中前期相比，则相形见拙，纹样日益繁琐堆叠，彩绘多纤弱无力。光绪朝仍墨守嘉庆、道光风格，且远逊色，没有出现超过雍正、乾隆的作品。清末至民国期间，虽然粉彩数量上没有什么起色，但在画面上有所创新，出现了著名的“珠山八友”画风流派，以中国绘画手法结合粉彩技法装饰瓷器，对景德镇瓷器装饰艺术产生一定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粉彩生产发展很快，成立了专门生产粉彩瓷的艺术瓷厂、新光瓷厂和许多中小企业与专门研究设计粉彩的机构。生产品种有陈设瓷和日用瓷。按照花面和市场要求，又分高级粉彩、中级粉彩和普通粉彩三个档次。高级粉彩大部分是创作的作品，并有作者的署名，作品往往配以边脚图案，装饰精致工整。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看出画、填、图案的艺术风格和技术特点。高级粉彩也称“特艺粉彩瓷”。中级粉彩多半为复制品，根据市场需求批量生产，其中画面繁杂而工细者叫“重工中级粉彩”。中级粉彩以传统题材为主，少数饰以现代题材。大多是统一组织生产、统一构图，故画面颜色统一规整。普通粉彩画面以洋莲万寿图案为主，装饰方法仿珐琅彩，瓷胎上四面开小圆堂子，圆堂上写“万寿无疆”或“万寿长春”四个红字，其余部分以“豆芽英子”均匀布满瓷面。普通粉彩基本上是以印代画，在轮廓线内填进颜色，水路中多填进红、黄、绿三种地皮色。分别叫“红地万寿”、“红地洋莲”或“黄地万寿”、“黄地洋莲”及“绿地万寿”、“绿地洋莲”等，符合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风俗习惯，故倍受青睐。
粉彩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发掘了金沙粉彩、菊地粉彩、没骨粉彩、落地粉彩、金线粉彩及粉彩贴花等新技法、新工艺。装饰形式多种多样，常采用的主要有以下数种：
一般装饰。以花瓶为例，上下边脚饰以粉彩图案或洋料图案，瓶身饰以主体画面，一般为山水、人物、花鸟等，通常画面占瓶周三分之二，余下空白处题字落款。
开光装饰。在瓶身或瓶颈部位开出圆形、方形、菱形、扇形的空白堂子，四周布满图案，通常饰以洋莲、万花、龙凤，蝙蝠等纹样，堂内饰以主体画面，堂子一般对称开，如前后两个大堂子，两侧再开四个小堂子，显得装饰丰富。
满地装饰。在一件瓷器上，全部画满、填满，不留白胎，使主要画面和衬托花纹一目了然，如“金地万花”，以万花为主，金地为衬；“黄地九龙”，以九龙为主，黄地为衬等。
散点装饰。是一种分散而有一定间隔的装饰，以一个形象或一组图案为一个点，均匀分布在瓷胎上，空白处为瓷胎，例如“白地万花”、“摘技花”、“瑞梁图”、“八宝图案”、“飞天人物”等画面，内容统一，色彩、大小、间隔搭配有致。
通景装饰。一般是在周圆形的瓷胎上如瓶、碗、皮灯等器皿，画面首尾衔接，周而复始，在360℃圆周上间隔白胎，画面有主有次，有虚有实，大的画面有几个开合组成，山水、人物、花鸟、图案都画成通景。特别是山水，让人们欣赏起来无穷无尽，增加趣味。
近半个世纪以来，粉彩瓷品种已发展到3100多个。除生产单双件花瓶、鼻烟壶等小件品种外，中号造型较多，如餐具、饭具、茶具、烟具、文具、酒具、咖啡具和皮灯、花瓶、花钵、花缸、彩盘、瓷板画等。特大型的有万件和超万件花瓶、万件大缸、大型瓷板、大型瓷壁画等。色彩丰富，绘画工笔、写意俱全，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且形象生动逼真，富有国画风格。它的设计，都是根据创作或欣赏需要，结合器型，注重实际效果。如20世纪80年代艺术瓷厂粉彩艺人以《红楼梦》中大观园为题材而创作的瓷壁画，长达10米，楼台亭阁掩映于花木山石之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配以粉润柔和、淡雅明亮的色彩，令人顿生“人在厅前站，身在画中游”的感觉。21世纪初，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创作设计的粉彩雪景瓷板画《三顾茅庐》，画面山石错落有致，树林疏密相间，雪景层次丰富，色调柔和饱满，人物神态生动，达到了艺术形式和表现内容的完美统一，被中国工艺美术馆作为国家工艺珍品珍藏，另一幅粉彩雪景瓷板画《三顾茅庐》以150万元，创当代艺术瓷高价纪录。新时期粉彩瓷的社会效益之高、艺术价值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也说“建盏”及其他
有关“建盏”的研究和介绍文章不少，而在收藏类报刊上说“建盏”或涉及“建盏”的更多，但有分量的文章少见，且纰缪较多，在收藏界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较好的参考学习书籍有叶文程、林忠干著《建窑瓷鉴定与鉴赏》（已有中文版及日文版分别出版发行）及谢道华著《中国古陶瓷标本·福建建窑》和《中国福建古陶瓷标本大系·建阳窑》（叶文程主编），有较高学术价值，值得多读。因为他们都是福建省建窑瓷方面权威专家，多次亲自参加建窑发掘工作，当时谢道华先生作为福建省文博界的中坚力量，发掘期间吃住在建窑遗址，可以说熟悉建窑的每一寸土地、清楚建盏的每一种瓷片。他们编著的书籍才是最严谨、最有说服力、最好的学习范本。
曾读北京王志军先生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的《鉴伪求甄》和《收藏》杂志发表的《“建盏”求真》两篇文章，每篇都洋洋洒洒2000余字，将福建福清市东张窑宋元黑釉兔毫盏误判为新仿兔毫建盏，并列举出种种“新仿兔毫建盏”的理论依据……使得北方收藏圈谈“建盏”色变，不敢收藏建盏。福建古玩、收藏界只当笑谈，未予肃清，建阳市博物馆谢道华馆长仅在《中国古陶瓷标本·福建建窑》一书附带提及“宋代‘斗茶’之风的盛行，建盏类茶具深受社会各界喜爱，因此，从宋至元代，各地竞相仿制……建窑系仿建产品大多器形较小，以中、小型碗为主……釉层普遍较薄，缺乏建盏的肥厚之感……釉色大多呈酱黑色或酱红色，除少数窑址（如福清东张窑）外，鲜见兔毫纹，且纹理大多粗而短，少见细而长者……胎骨较薄，色以灰白居多……缺乏建盏的凝重厚实之感……器底足较平，足根少见倒角（修刀）现象。古玩市场上已发现将建窑系其他窑场生产的仿建产品冒充建盏以抬高价格现象，但有的藏家误将此类器当作高仿品中的赝品（王志军《‘建盏’求真》，《收藏》2002年1期，文中图6、8所列‘建盏赝品’实为宋元时期福清东张窑产品）”。因这类标本考古书籍收藏爱好者一般多不读，大多数藏者是从《中国文物报》和《收藏》杂志这些影响面广的大众媒介上得到的“宋元福清东张窑黑釉兔毫盏是‘新仿建盏’”这一错误讯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宋元时期福建有个全国沿海地区最大的黑釉兔毫盏窑址群——福清东张窑，并能烧造出精美的仿建盏作品大量外销日本等国，日本文献称为“幅州盏”（幅与福同音）。他们只知道建窑，故将东张窑宋元黑釉兔毫盏当作建盏，再与真建盏比较，得出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新仿兔毫建盏”的结论，而部分“识货者”却当以“建盏”珍藏。时至今日，2004年6月9日《收藏快报》四版涂金华先生《宋建窑金兔毫盏流标之解析》所指“宋建窑金兔毫盏”也是东张窑宋时产品，可见影响还未消除，笔者认为有必要加以澄清，为建窑及东张窑肃本清源。该文曰“此盏，形制为束口，深弧腹，通高6.8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4厘米……盏口薄，往下渐厚，器底厚1.3厘米。圈足极浅几达饼足，外足墙略向内斜直，足内宽0.6厘米。胎体厚重、手感沉坠……盏重259克。盏内外釉色漆黑……毫毛纹饰呈黄褐色，人称‘金兔毫’或称‘黄兔毫’……经河南考古研究所赵青云老师和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吕成龙先生亲自过目，鉴定该盏为宋代建窑兔毫盏，亦经北京东西方国际拍卖公司的二位瓷器专家鉴定无异……同此盏一样的作品在央视《艺术品投资》节目中亮过相，专家鉴定以市场行情估价5至7万元……这件精美的宋建盏……流标……是与几年前的一大批‘建盏’泛滥于沪、津、京古玩市场有关……仿烧的质量较好的‘免毫’建盏……被北京古陶瓷收藏家买走不少……使京城收藏家们上当受骗……流标是理所当然的了”。从该文文图可看出，流标之“兔毫建盏”是东张窑宋时产品，而不是宋建盏。该文所谓宋金兔毫建盏胎轻（仅259克，建盏约为320～350克）、釉薄、毫短（根本不是什么金兔毫），造型虽与建盏相仿，却已有意无意改变了胎釉厚薄、轻重及体态高矮、大小，早已失去了建盏凝重厚实之神韵。流标理所当然。该文作者如果有钧窑器等北方产品可找河南、北京专家掌眼，建窑器应该找建阳专家谢道华鉴定才对。该文又曰“目前众多收藏类报刊中，有不少撰文者用‘乱真’二字，甚至说‘仿品达到质似、形似和神似’。余就不信这个邪，并且认为：无论何种仿品，是永远达不到乱真的，认为‘乱真’的人，却反证了他的辨假的眼力有限……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难道您拿着一个“建盏赝品”（东张窑宋黑釉盏，这种毫纹该窑很多，不是稀罕品种纹饰）充当建窑金兔毫盏真品去参加拍卖会，就可以“假的成真了”吗？您看不出来，别人也鉴别不出来吗？不识者当赝品，识货者知是东张窑黑釉盏的“大路货”，如果不流标那才是怪事呢。
另外，《收藏快报》2003年7月23日及12月17日刊登李健和秋峰的《茶艺与钵碗盏》、《宋话茶盏试“斗茶”》的巨幅“南宋金凤窑柿釉盏”、“宋建窑兔毫盏”也是东张窑黑釉兔毫盏，非都江堰金凤窑盏和建阳建盏。《收藏拍卖导报》2004年2月19日刊徐巍《宋代黑釉独具“诱色”》称“建盏……底足上刻有‘贡御’字样……有宋徽宗‘瘦金体’韵味……”，在《中国收藏》2004年5月总41期发表《宋代时尚黑釉瓷器》称“建窑黑盏中，还有一种罕见的鹧鸪斑釉盏……在具有光泽的、黑中透蓝的底釉上流淌着一道道鲜艳的黄色釉彩，分布着黄褐色、卵白色的斑点，两种釉色形成强烈的对比”。以上徐巍先生所指“贡御”乃“供御”之误，窑工所书“供御”也没有赵佶瘦金体的韵味（《隋唐宋元陶瓷通论》一书中有此说），而鹧鸪斑纹盏就更神奇了，又有“黑中透蓝、黄色釉彩、黄褐色、卵白色”等，真是七彩斑斓，也更不是什么“两种釉色形成强烈对比”了。不过我倒是从该文中看出了他所说的是“毫变”（黑黄两色，也称异毫，《宣和遗事》载“以惠山泉、建溪异毫毫盏……”，《茶录》载“然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艰得之”，俗称“西瓜皮”，也有学者称“铁锈斑”，在未发掘出鹧鸪斑前曾有学者误认为是“鹧鸪斑”）与“鹧鸪斑”（黑白两色，酷似鹧鸪鸟胸前卵白色斑点，为二次施釉点上的白釉斑。《清异录》载“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方舆胜览》载“建安瓷碗鹧鸪斑”）两个不同品种的混合体。这种还未研制出来的虚无品种最好待面世时再命名不迟。
通过这篇文章，只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即实事求是，不要再“书斋式”考古，陈陈相因、辗转抄录、以讹传讹，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早在80年代指出：窑址调查、发掘“是中国考古学一个新兴学科分支——陶瓷窑考古大规模崛起的标志”，并把陈万里先生开创的以“窑基”和“碎片”为研究资料与唯一标准的学术活动归属于中国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瓷业考古范畴。难道我们古陶瓷爱好者、收藏者、研究者不应该遵循“窑基”、“碎片”这唯一标准吗？不应该多看一些“碎片”标本吗？只有通过碎片标本的研究与对照，再结合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才会感觉书上的“理论”不再苍白空洞，才能更准确地鉴定、鉴赏陶瓷艺术品，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学识与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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