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而瓷砖。
中国瓷器改洋名儿
公元17世纪，葡萄牙克拉克港的两艘商船被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截获，船内所载是先后从中国贩来的大宗商品(主要是明万历年间生产的瓷器)。这批瓷器被运往荷兰的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拍卖，并在欧洲引起轰动，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也争相购买。由于这批中国瓷器是从葡萄牙克拉克港的商船上截获的，没有人能够说出它们的产地和准确称谓，在荷兰又是首次亮相，所以被称为“克拉克瓷”。
其实早在16世纪，“克拉克瓷”就已经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皇室中使用。不过，荷兰的这两场拍卖使它走红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克拉克瓷”一度是欧洲人、阿拉伯人、非洲人以及东南亚各国皇室与平民所钟爱的珍宝，是身份的象征。贩卖“克拉克瓷”带来的丰厚利润，更坚定了东印度公司展开中国瓷器贸易的决心。此后，瓷器贸易一直延续到清雍正、乾隆年间。据史料记载，17世纪的80年间，该公司从中国运出的“克拉克瓷”达到1600万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有收藏者。“克拉克瓷”的产地到底在哪里，400年来争论不休，直到21世纪，这个谜团才得以揭开。
目前，已考证生产“克拉克瓷”的窑口有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福建漳州平和五寨、南胜窑等100多个窑址。做工精细者为景德镇窑口出品，销量最大者为漳州、德化窑口出品。
“克拉克瓷”的兴衰之路
没有制瓷传统的漳州平和县为什么能够在明清时期成为重要的外销瓷器生产基地？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时任地方军事长官的王阳明率部平定农民起义后，为安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或管理庙宇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王阳明所部多来自江西，其中不乏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主政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组织民间生产烧制。从漳州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他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以平和南胜、五寨窑址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民窑，地处九龙江支流上游，临溪依山而建，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可直达漳州月港。从南胜、五寨至月港，仅需一天航程。尤其是明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远远超过周边港口。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对外进出口发展到最高峰。而此时，漳州平和生产的瓷器也源源不断地从月港远销至世界各国。清朝初年，由于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衰败，“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外销声匿迹。
名扬海外的瓷器为何国内罕见
为什么“克拉克瓷”在国内罕见收藏呢？“克拉克瓷”均为薄胎，特点是折沿、开光、锦地纹，盘底多为简笔变形人物、动物、花鸟。器底多有粘沙、塌底现象。与明末清初同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相比总体不够精致。TAoCI52.COM
“克拉克瓷”瓷盘薄、易碎、不耐用。对于把瓷器作为主要日常器具使用的中国百姓来说不够实用，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很好的销路。而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些瓷器更多被当做摆设，对于耐用程度则不计较。
从目前发现的“克拉克瓷”上，我们能够看到郁金香、骑士、城堡等异域风格图案，由此可判断它们是针对国际市场生产的。这也是专家推测“克拉克瓷”在国内极为少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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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背后的故事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无独有偶。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景德镇或武昌所产的青花瓷。
青花克拉克瓷荷塘花鸟瓷盘
20世纪90年代，一个令国内外陶瓷界欣喜万分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对福建平和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的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烧造国外所谓“克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本等国的实物标本。众多的目光顿时投向平和这个平素不为人所知的闽南山区县。
日本东洋陶瓷学会委员长，素有“日本陶瓷之父”之称的縨崎彰一先生闻讯率领学术团体前来实地考察，他激动地说：“在日本，青花瓷器、素三彩香合等被称为‘汕头器’、‘吴须手’、‘吴须赤绘’、‘交趾香合’等已经400年以上了，但是产地始终不明，平和窑址的发现，证明了漳州窑陶瓷在明末清初时生产并输往东亚各国。偶然与必然，学者追寻的目光落在平和窑。
谈及“克拉克瓷”窑址的重大发现，人们往往要提到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现任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朱高健先生。他几十年来致力于平和一带古窑址的调查研究，采集标本，拍摄了大量照片。
朱高健先生在地方史料中发现：刊于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不胜工巧，然犹可玩也。”清代重修的《平和县志》记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正是从以上两则记载中朱高健确信：南胜一带在明代早中期即以瓷器闻名遐迩。
一个偶然的机会，朱高健惊奇地发现，自己手中掌握的一些出土瓷器碎片，竟与“克拉克瓷”的特征相符。与此同时，平和境内丰富的窑址遗存的发现，也引起国内陶瓷界的重视，1992年2月，福建省博物馆、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和日本关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在福州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确定了对平和窑址进一步发掘的合作项目。1994年11月至1998年6月，福建省博物馆与平和县博物馆先后三次在平和县南胜华仔楼窑址、田坑窑址、五寨乡的洞口窑址、陂沟窑址等地进行发掘。其结果令朱高健等人喜出望外，平和窑口烧制的瓷器中以青花瓷为主要品种，其装饰题材、纹样、工艺与“克拉克瓷”完全一样，除此之外，还发现在日本被广为收藏却不明产地的“交趾香合”(即素三彩)的烧制窑口及标本。至此，一个长时间困扰国内外陶瓷考古界的外销瓷产地之谜终于被破解，撩开面纱。
在平和县博物馆“古陶瓷展览馆”，琳琅满目的古陶瓷标本中，以青花瓷器和“交趾香合”(素三彩香合)最为引人注目，青花瓷器装饰图案各异，大的有脸盆一般，“交趾香合”则小巧玲珑，可赏玩于手掌之中，据说此物与日本茶道联系紧密，一般用于盛放调料，由于制作精美，造型多样，也作为工艺品，为王公贵族所争先收藏。
朱高健先生说，目前在平和境内发现的以南胜、五寨一带为主的古民窑数以百计，它们建造于临溪的山坡上，形成“十里长窑”，可以设想，这些规模不等、生产花色品种相近的窑口同时开足马力，日夜生产，火光映红花山溪，场面该是何等壮观，产量该是何等可观。
据日本淡水出版社出版的《形物香合》一书图录看，日本收藏的许多瓷器与平和田坑窑形状一致，尺寸大小相近，如龟形、鸭形、鸟形、南瓜形、蛙形香盒等。至今日本有田陶业公司仍保留许多田坑窑制瓷技术和传统工艺。
1998年10月至今年2月，由福建省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茶道资料馆、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题为“福建省平和出土的和日本收藏的交趾香合”特别展在日本京都、热海两地先后举行，参观者络绎不绝，引起强烈反响。
朱高健告诉记者，“从传承关系看，平和明清时期的制瓷技术应该是第二代，景德镇是第一代，日本的有田陶业公司是第三代。”
1999年11月下旬，本世纪最后一次“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漳州举行，200多位国内外专家聚集一堂，就“克拉克瓷”(汕头器、青花瓷器)、平和窑等问题展开了研讨。
月港兴衰，平和瓷业夹缝中的生存。
或许人们会问，素无制瓷传统的平和县为何在明清时期迅速成长为重要的外销瓷器生产基地?我们只能从典籍中去追根溯源：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提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平和寇乱后，为安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或管理庙宇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其中江西兵众中不乏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至今在原平和县治所在地九峰镇东郊，有一当地俗称“江西坟”的山岗，系平和设县以来，江西籍移民公坟。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到任的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组织民间生产烧制瓷器参与市场竞争。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以平和南胜、五寨窑址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民窑，地处九龙江支流上游，临溪依山而建，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可直达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花山溪流经之地，皆为丘陵盆地，河面展宽，水流平缓，非常适宜水路运输，从南胜、五寨至月港，仅需一天航程。值得一提的是，平和外销瓷业的迅速崛起与漳州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入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月港，尤其是明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不但远远超过福州港，而且也超过广东港。到了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对外进出口发展到最高峰。平和盛产的瓷器正是此时源源不断地通过商船远销世界各国。
有关专家指出：东南沿海贸易陶瓷的生产是在景德镇窑的兴衰起伏中和海外对中国陶瓷需求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兴起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平和瓷业就是典型之例。
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这样大量的瓷器，等级不一，而且仅靠处于困境中的景德镇窑是难以承受的。西方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当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之苦和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坏。也就在此时，明万历(1573—1620)年中，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窑就成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文献记载：1621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同时，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其中不乏数目可观的的南胜、五寨窑产品，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内外基本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福建平和重掀克拉克瓷热潮
近日，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从“南澳Ⅰ号”沉船中打捞上来的青花瓷，经过专家鉴定，这些瓷器中包括数百年来在海外备受推崇的“克拉克瓷”。专家的这一鉴定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神秘的克拉克瓷的研究热潮。
源远流长的平和古董
长期以来，关于克拉克瓷的产地，一直是个谜。最初，考古学界根据工艺、风格、纹饰推测，克拉克瓷源自“瓷都”景德镇。可这种国内极其罕见的外销瓷，在景德镇亦很难找到踪迹。逐渐克拉克瓷产于景德镇的说法被否定了。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说：“克拉克瓷两个方面的特点明显不同于景德镇瓷器，最显著的是圈足的地方带着许多夹砂，形成了沙足底;此外，克拉克瓷整个图案比较粗犷、随意，区别于景德镇官窑的严谨风格。”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寻找名为“漳州器”的米黄色釉瓷器及其窑址，故宫博物院曾派出一个考察小组到漳州进行调查，阴差阳错地发现这一地区有生产青花瓷的古窑址。之后，当地文管部门开始调查，采集大量瓷器标本与国外的瓷器进行对比研究，并得出“克拉克瓷”原产地在漳州的结论。
重现天日的市场新宠
近日，央视直播报道“南澳Ⅰ号”古船中沉睡海底400多年的文物今已打捞上岸，其中大多数为平和窑克拉克瓷。报道后，在平和各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如今的克拉克瓷再次成为市场的新“卖点”。
“日前央视直播节目，让克拉克瓷真面目全方位地展现在了世人的眼前，平和基地研制生产的高仿真度克拉克瓷再次成为市场的‘卖点’，今天基地接到不少订货的电话，有来自广东汕头，也有福州、厦门、漳州等地的。”平和克拉克瓷研究基地的主任林俊说，今后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克拉克瓷产业。
任重道远的再现辉煌之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从根本上说也是商品，是商品就必须在市场中找出路。只有这样，文化产业才能取得大发展大繁荣。
2008年7月26日，漳州市民间古瓷工艺研究所所长林俊投资100多万元在平和文峰镇成立了漳州窑平和克拉克瓷研究基地，让失传400多年、近乎绝迹的克拉克瓷烧制工艺浴火重生。克拉克瓷成功“复活”了，但如何让“复活”的克拉克瓷成功走向市场呢?
为了防止在历史和传统中兜圈子，克拉克瓷不能只做“阳春白雪”，它应该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将传统工艺与市场有机融合。林俊确定了基本的经营理念：“做适销对路的产品，让艺术走进生活。”依托漳州及平和本土的文化品牌资源，基地主要瞄准了工艺礼品和旅游纪念品两大市场，不断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低、中、高价位产品。
此外，基地还别出心裁结合平和独特的文化内涵，研制出带有地方文化标志的瓷器，如三平祖师、林语堂、琯溪蜜柚等，这既宣传了平和，也拓宽了克拉克瓷的市场渠道，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如今，这项失传400多年、近乎绝迹的传统工艺已浴火重生，得到了传承和认可，克拉克瓷研究基地生产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取得了一定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