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州窑瓷器鉴别。
吉州窑址远眺吉州窑址远眺 点彩童子骑马俑点彩童子骑马俑 点彩骑马俑点彩骑马俑陶器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创造，瓷器则是中国对世界的一项巨大贡献，在1万年的陶瓷历史长河中，陶瓷大师们“点泥成金”，创造了许多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瑰宝，雕塑瓷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品种。陶塑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江西商代吴城文化时已有原始瓷塑，晋代洪州窑生产的青瓷谷仓盖上常饰以堆塑人物纹和鸟兽纹。宋代江西吉州窑、湖田窑、白舍窑等窑场均大量生产供人们观赏把玩的雕塑瓷，装点环境，美化生活，满足人们的文化艺术需求。吉州窑瓷塑以巧拙相生的造型手法，塑造出充满灵动感和民间意味的艺术形象，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永恒性，在风格和气韵上令人耳目一新，成为民窑瓷塑中独步一时的杰作。吉州窑的瓷塑玩具以宋代瓷塑艺术大师舒翁、舒娇父女所制者最精，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吉州窑昔有五窑，五窑中惟舒姓烧者颇佳，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舒娇尤善陶。”
吉州窑瓷塑，一般高10厘米左右，也有小到三四厘米者。品种丰富，题材广泛，举凡生活中的人物故事、飞禽走兽、仙佛妖怪，应有尽有，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民间艺术家不讲究科学意义上的透视变化和形体结构的准确性，他们的时空观是自由的、动态的，他们是以一个运动的有生命的自我为主体随眼观看，随手捏出，出乎于心，超乎像外，以意写神，以神寄情，一切都在自己手上，一切都出自心中。劳动者对于自我主观意识的强烈自信，形成了他们特殊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不以再现客观现实为目的，重视主观直觉，强调我有、我在，把纯朴的审美理想与灵活多变的表现形式相融合，升华为富有个性与激情的艺术创造，塑造自己看到的，塑造自己认识到的，塑造自己想象到的，源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创作出妙趣横生的艺术作品，件件纯真可爱，又富有装饰性。
褐釉骑马俑褐釉骑马俑
点彩鹅点彩鹅
褐釉蹲坐麒麟褐釉蹲坐麒麟
常见瓷塑的种类有官吏、仕女、武士、仙翁、罗汉、菩萨等摆设人像，麒麟、犀牛、象、虎、牛、马、猴、狗、猫、鸡、鸭、鹅、鸽、鸟、龟、蟾蜍之类肖形动物，以及水注、象棋之类日用品和建筑构件。各种人物捏塑得形态各异，神气活现：骑在牛背上的牧童，悠然自得；骑在马背上的战士，孔武雄健；夫妻相依俑，恬静惬意。
人物瓷塑具有沉着宁静、端庄持重的特点，作端坐或伫立状，上部轻巧，下部稳重，基座作夸张处理。或袍服拖地，裙裾掩履，或两足分开，与后衣片组成三角形或马蹄形支架，给人以稳健的感觉，也有助于塑像重心的稳定。而头面和四肢的处理又表现出动感，衣袖和下襟稍带风势，静中见动。大多数形态古朴，温文尔雅，神情安详，有的显得轻柔羸弱，带有明显的宋代瓷塑风格。
动物雕塑造型生动，各有姿态，神气活现。瓷工在准确抓住所要描绘对象主要特征的同时，又充分发挥想象力，进行了大胆夸张和渲染，用熟练而准确的外轮廓线塑造出一件件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这些动物似信手捏成，但头面都经过精心刻划，在简练中寓精巧，于自然中见匠心，显示了民间陶瓷艺术家高超的造型技巧。
吉州窑瓷塑以圆雕器居多，制作手法有手捏、模印、贴塑和彩绘数种，在同一件器物上往往多种技法并用。比如人像的制作，就是先用手捏塑出人体躯干，再植以头面四肢，贴塑模印好的衣冠带饰，再用硬物刻划或彩绘出细部纹饰和五官，或施清新淡雅的黄釉，或施爽神悦目的青釉，或施庄重典雅的褐釉，因所绘形体而异。也有一部分瓷塑是模制而成，分块模制，压印出轮廓，再将对应的两块粘合起来，最后用手捏法进行细部加工，典型作品有笑容可掬、袒胸露腹的叠肚罗汉，丰额束肩、手执如意的寿翁，长袍宽袖、双手持笏的髯翁，等等。这些作品成型规则，颜面清晰，衣饰细致而切合人物身份。
朴拙中见精巧是吉州窑瓷塑造型艺术手法最显著的特点，讲究造型效果、气势神韵，重视体积安排、外廓形象、线条韵律、节奏比例，在轮廓和细节表现上不求自然体的比例准确，不求形似，只求达意；不求合理，只求合情。造型并非客观的自然写实，而是抓住对象有利于装饰的局部特征，充分利用夸张和省略的手法，使人物、动物等形象在方寸之中呈现浑厚的体积感和极具量感的“朴拙”味。这些主观化了的形象，通过大夸张、大取舍，使主观与客观、现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起来，比创作原形更美、更逗人喜欢。如骑马俑，体积饱满的马身呈厚实粗壮之态，四肢收缩简化到只能意会的程度，夸张的马头占马身的二分之一，张开的马口也占马身的四分之一，这种构图方式，强化了马的稚拙感；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只突出了头部和面部。恰如其分的灵活处理，使瓷塑拙中见巧，拙而不滞。
吉州窑瓷塑在注重造型的基础上，还借助色彩来增强层次装饰，弥补形象之不足。在小型的瓷塑品上雕出颜面五官和繁缛的花纹，不仅工艺难度大，而且也费时，工匠们为了在单位时间内降低生产成本，采用釉色来弥补上述不足。鉴于所用瓷土多呈米黄或灰白等浅暖色调这一特点，工匠们根据所表现的对象来确定其色调和釉彩，有的略施米黄薄釉，颇为淡雅悦目；有的施淡青色釉，也觉清新明朗；有的仅在上半部分施釉彩，与下半部分露胎形成鲜明对比，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有的以素胎出现，显得质朴大方。
吉州窑的雕塑瓷，是无数能工巧匠辛勤劳动的结晶，他们用亲切、朴素、通俗、美观的艺术表现形式抒发真情实感，表现出对社会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力和独特的审美观，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折射出民间艺术自然质朴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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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窑精品赏析
吉州窑在中国古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千多年前吉州窑工匠的制作技艺，推动了中国古陶瓷业的发展和提高，同时为景德镇窑瓷工们成功烧造清新淡雅的青花瓷作好了技术上的支持，进而为元明清瓷业迅速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吉州窑创烧于唐代晚期，兴起于五代，发展于北宋，极盛于南宋，元代以后逐渐衰落，有七八百年的烧造陶瓷历史。吉州窑在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永和镇内，由于唐宋时期习惯上以属地州名命名窑场，吉安自隋至元初曾称为吉州，永和镇隶属吉州所辖范围，因地得名，故称吉州窑，又称东昌窑、永和窑。 吉州窑是我国古代江西地区举世闻名的综合性民间瓷窑，在历史上曾与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建窑等窑场齐名。产品具有浓厚的地方工艺风格与民族艺术特色，类型丰富多彩，被民众广泛使用。宋元时期也是全国重要陶瓷器产品出口地之一，为促进中国和周边各国的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吉州窑釉色丰富多彩，有黑釉、白釉、青釉、褐釉、绿釉、黄釉、青白釉、花釉、碎纹瓷、青花瓷、仿龙泉瓷和琉璃器等等；装饰工艺有彩绘、刻划花、剔花、印花、剪纸贴花、木叶纹和瓷塑等。最具代表性的是釉下彩绘和黑釉瓷中的木叶纹、剪纸贴花等独特个性的产品。
南宋吉州窑黑褐地白花莲花纹梅瓶
1955年安徽巢县出土。高29厘米，口径6.2厘米，足径9.6厘米。瓶小口，外卷，短颈，溜肩，椭圆形腹，矮圈足。黄白色胎，器体轻薄细致，瓶口、颈部施白釉，肩以下为黑褐色，有两道白色弦纹，弦纹以下是黑褐色釉，底足部分有一道较宽的白釉弦纹。 这件梅瓶装饰工艺是釉下彩绘。吉州窑的颜色釉瓷最为人称道的是黑釉、绿釉和釉下彩绘。其釉下彩绘技术在南宋前期已达到了十分娴熟、精致的程度。这件南宋梅瓶可说是南宋吉州永和大窑彩绘顶峰时期扛鼎之作。犹为可贵的是梅瓶彩绘采用了黑褐釉地白花的装饰风格，画意高超，工艺精湛，严谨细腻，丝丝入扣，显示出器宇不凡的珍贵、稀罕的价值。
南宋吉州窑褐彩水波纹枕
高9.4厘米，长28.6厘米，宽11厘米，中腰7.5厘米。长方形，束腰，内空。瓷枕胎米黄色，较致密。 这件枕也属于釉下彩绘瓷，淡薄施白釉，彩绘釉色棕褐雅致、晶莹。枕腰四面呈弧形内凹。枕六面都绘有纹饰，上下两面为水波纹，前后两面绘卷草纹，两端面为花卉纹。六个面相交绘褐彩宽边，形成六个开光，六面三景，各具魅力。枕一端有一直径为1.5厘米的通气孔，孔位于花蕊处，另一端的四角有垫烧痕。 瓷枕在隋唐时期就已多见，也是百姓常用之物。这件釉下褐彩水波纹枕，绘画纤细，布局繁密，造型优美，色彩白褐相间，柔和自然，属南宋时期吉州窑的精品。该瓷枕绘画的水波纹、卷草纹、折枝兰花、开光、宽带纹都是吉州窑较典型的纹样。 吉州窑的釉下彩绘与景德镇窑的元青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釉下彩绘和青花瓷的区别只是在于彩绘颜料成份不同，因而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大量的烧造和成熟，为元代景德镇窑清新淡雅的青花瓷出现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元青花装饰构图、纹样，提供了丰富的来源。
北宋吉州窑绿釉狮盖香薰
1964年安徽宿松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墓出土。通高32厘米，口径12.2厘米，底径12.3厘米。上半部盖塑成蹲踞的狮子，狮侧目昂首，尾巴上翘，蹲在莲蓬果上，狮颈部挂有三个铃铛，前足踏彩球，姿态雄健，生动活泼。下部台基塑成一莲花须弥座。莲瓣有的特意不施釉，露出黄白色胎，别有韵味，绿釉肥厚光润，造型和装饰颇具匠心。 绿釉瓷也是吉州窑的大宗商品之一，釉色有深绿、黄绿、淡绿等。吉州窑绿釉具有一定独创的创意或个性特征，如绿釉瓷深剔花，刻划花和印花等，特别是深剔刻装饰工艺显得尤为精彩。这件香薰是一件烧香供奉的用品，呈现以米黄的暖色调，配以绿釉色，工匠采用传统剔刀的剔刻手法，使人们感受到了雕塑的力量，刀峰的味道，吉州窑瓷塑的工艺特征及文化内涵在这件香薰上淋漓尽致体现出来，为研究宋代瓷器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的实物资料。
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
吉州窑的黑釉系列产品中，除了兔毫天目之外，以剪纸贴花、木叶纹和玳瑁斑最为著名。
剪纸贴花是把民间十分流行的剪纸艺术与陶瓷装饰结合起来，把民间剪纸搬上了瓷器表面。吉州窑独创的黑釉剪纸贴花工艺，具有强烈的民间艺术风格。其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比较简单的单色黑釉剪纸贴花，剪好的图案可以直接贴于胎体上，然后施加黑釉，揭掉剪纸后一次烧制成功；另外一种则是比较复杂的、类似窑变效果的黑釉剪纸贴花，它的制作方法是先在坯胎上施加一层黑色底釉，然后将剪纸纹样贴于底釉上，再在未被纹样遮住的部分施加一种色调较淡而粘度较低的高温面釉，去除剪纸纹样后，露出黑色底纹，烧成后便会在色调较浅的背景上显示出黑色的剪纸纹样。吉州窑的剪纸贴花盏，制作的时候结合了已经成熟的洒釉工艺，使得器物表面形成雾状斑点，衬托得贴花处更加层次丰富，格调高雅。
作为“女红”之一的剪纸艺术，被运用于其他手工艺生产之中的例子，并非仅仅局限于陶瓷艺术一种，在漆绘工艺和雕花工艺中都有所运用。唐代耀州窑器物上也有这类剪纸的装饰手法，然而把民间剪纸的实物，直接运用于陶瓷生产的过程中，取得这样独特的效果，却是吉州窑的创新。
吉州窑剪纸贴花中常见的题材有梅花、龙凤等窗花形式，另外还有鸳鸯、蝴蝶、兰花、竹子、菊花等。因为这种类型的剪纸贴花有装饰工艺直接简单的特点，所以多被运用于碗、瓶、炉和罐等器物的腹部明显位置上或者碗底，其中以梅花纹样的运用最为常见。
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在施釉方法上与木叶纹、玳瑁斑等天目类瓷器一样，大体有三种类型，即：浸釉、吹釉和洒釉。大多数的产品以浸釉制作，而且上釉面积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窑工以手持碗底，反扣下去浸釉，碗底便沾不到釉。这样做也防止烧制过程中因为流釉而产生废品。吹釉主要用于器物的内壁，可以形成小斑点效果。洒釉是吉州窑比较有特色的施釉方法，它是在浸釉的基础上再往器面上另外洒上一层釉，以求釉色有所变化，产生特殊的效果，玳瑁斑的制作过程中，便常用此法。
吉州窑古陶瓷鉴别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吉州窑，坐落在江西省吉安市，宋时与定、磁、钧、耀、建等窑齐名。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因吉州而冠窑名。吉州窑是一个窑场系列，窑址分布在赣江两岸数十公里范围内，主窑场有彭家窑、永和窑、临江窑、吴家窑等。其中，永和窑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24座窑岭如山似岗，密布在永和镇西侧。考古情况表明：彭家窑和塔下窑创烧于唐代中晚期，五代终烧；永和窑五代创烧，元末终烧；吴家窑北宋创烧，元代终烧；临江窑五代创烧，明代末年终烧。整个窑系有一千二百余年的烧造历史。
吉州窑民窑特色鲜明，它博采众长，集南北各窑制瓷艺术之大成，先后成功地仿烧了定瓷、龙泉瓷、青花瓷，又将民间剪纸工艺成功运用于制瓷装饰，形成了质朴、明快、生活气息浓郁的装饰风格。并且充分利用窑变技术，研制创烧了色彩缤纷、璀璨夺目的黑釉地木叶纹、虎斑纹、玳瑁斑、鹧鸪斑、鳝皮黄、油滴等黑釉窑变瓷和个性独特的釉下白地彩绘，给人以自然、清新、亮丽的美感。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不少国家均有收藏，甚至奉为国宝。釉下白地彩绘技术更是直接促进了青花瓷的成熟，开辟了制瓷装饰工艺的新天地，对我国陶瓷生产影响深远。
吉州窑是一座以生产日用陶瓷为主的民窑，产量大，成本低。它适用当地的材质，很快形成了自己的制瓷工艺，铸就了吉州窑古陶瓷“胎质粗松，含砂量高”、“似陶非陶”、“重釉不重胎”、吸水率高、施釉薄、见水亮等个性特征。烧造的主要器物有盏、碗、罐、杯、碟、盘、钵、盆、瓶、壶、玩具等；釉色有青釉、青白釉、乳白釉、褐釉、黑釉、绿釉、仿龙泉釉、彩绘及青花等；装饰工艺有印花、剔花、刻花、剪纸贴花、点彩、洒釉、捏塑等；胎质有素白、粉白、黄白、豇红、青灰炻质等色。
一，吉州窑古陶瓷的胎质特征
吉州窑古陶瓷存世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永和窑的米黄色含砂胎。古陶瓷研究者谓其“粗松，似陶”，更有学者认为其未达到高温瓷化效果，这些观点虽然偏颇，却正好指出了吉州窑胎质的本质特征。
吉州窑的瓷土来源于赣江对岸的鸡岗岭和窑场周围，或二者兼而用之。生产场地就在赣江边的沙丘地上，无法避免砂粒进入瓷土，因而胎质中含砂量大，使胎质粗松吸水力强，粗看似陶，但敲之具金属声。这是由吉州窑的生产环境所形成的个性特征，因而成为了区别其他窑口的显著特征。
由于胎泥含砂量高，修胎时往往发生阻刀、跳刀现象，在器底及圈足内能清楚地看见跳刀痕。而胎体表面留下波浪痕经施釉后，其痕迹虽有所减弱，直面观测不易发现，但用手触摸胎表仍可以感受到呈竖条形的起伏，在适当的角度侧视，肉眼可见呈竖条状的釉层挂附不匀等肌理现象。
现代吉州窑仿制品，多采用淘洗好了的现成高岭土，且在封闭的室内制作，砂粒无从混入，人为掺和又极难把握比率，难使匀和。因而胎质坚密，不含砂，色泽偏白，不存在胎表因砂粒引起的阻刀、跳刀现象，更不存在因此而留下的竖条形的起伏触感和竖条状的釉面挂附不匀等釉层肌理现象。
早期仿品多系电炉烧制，坯胎易在电炉骤然高温下爆裂，因而有在瓷土中掺入稍许水泥浆的做法，烧成后胎质呈深灰色，类似砾质胎，但绝无砾质坚硬，磨胎落粉，敲之无金属声。此类仿品多为大件，如瓶、罐、炉一类，且多见于黑釉瓷，尤以剔花最多。因其胎质不适应生产彩绘瓷，因而在彩绘瓷中未见仿者。
中期仿者改用在瓷土中掺石膏粉或立德粉，因其材料在高温中易爆裂，多用低温烧成，因而敲之声闷，磨胎落粉，胎质虽略泛黄色，但绝无米黄色，且半年后泛黄消失，呈白中泛灰状。此类仿品多见于彩绘瓷或半截釉黑釉窑变瓷，尤以玩具陈设件居多。
晚期仿品吸取以往经验，有埋入土中“过蚀”、在成品上涂胶过火仿土锈制造假象者。土锈靠胶粘附，干燥时无异样反应，但见水易化，甚至脱落，用手指沾水，哪怕沾点唾沫涂于锈面，手指沾有土色者为人为土锈。
现今的高仿品则有用老器底敷新胎和利用粗糙老坯重新上釉窑变两种，这类仿品凡露胎处均为老品，更具欺骗性。其识别方法，前者可用指弹法或物敲法，从上下声音辨别，上下声音异样者为赝品。后者则可观测釉与胎结合部，老品胎釉合一，挂附自然，无掉釉或起皮现象，反之则为仿品。因难找到完整老胎，故多做成木叶纹、兔毫、玳瑁、虎斑等物稀价高的碗、盏，以求暴利。
二，吉州窑古陶瓷的釉色特征
除胎质不同外，新老瓷器的釉色区别，第一眼的直观感觉十分重要。老器釉料是使用天然材料，釉色自然古朴，加上年岁久远，多有使用磨损痕，即使釉色极好的出土老器，其泛光亦显柔和。仿品的釉料多为化学成分勾兑，烧成后釉面光亮匀称，尽管采用酸碱除光亮法或埋入土中锈蚀法，但缺乏岁月侵蚀和使用磨损，其光亮度当然突兀、扎眼。
吉州窑属民间窑场，产量大，生产也就较为随意，加上坯胎含砂量高，釉料稠了更难挂附，因而形成了釉料稀、上釉薄的生产特点。
剪纸贴花的吉州窑鉴赏
宋吉州窑剪纸纹碗
宋吉州窑奔鹿纹盖罐 吉州窑窑址在今江西吉安市永和镇，自隋至宋，吉安称吉州，故名“吉州窑”。又因烧造地点在永和镇，又称“永和窑”。它创烧于唐代晚期，发展于五代，南宋是它的极盛期，由于其悠久的烧瓷历史，故民间俗有“先有永和，后有景德”之说。吉州窑可以说是集南北方制瓷工艺特点于一身的一处窑场，它烧造的品种很多，既烧建阳窑类型的黑釉，也烧定窑类型的白釉、磁州窑的白地黑花以及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窑青瓷，还有仿哥窑的开片瓷等，其中以具有独特装饰风格的黑釉瓷和仿磁州窑类型的白地黑花器等最具盛名。吉州窑的黑瓷装饰，不仅有媲美建阳茶盏的“兔毫釉”，而且还有形似海龟身上斑驳的“玳瑁釉”，以及貌似鹧鸪鸟胸部灿烂羽毛的“鹧鸪斑釉”。特别是吉州窑窑工创造性地将剪纸、树叶纹饰装饰在黑瓷釉面上，可谓匠心独运。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是以一种特殊的工艺手法，将民间喜闻乐见的剪纸艺术移植到黑瓷釉面上，所见有鸣鹊、飞蝶、奔鹿、鸾凤对舞，以及梅、兰、竹、菊等各种不同花卉、珍禽的剪影，堪称极具巧夺天工、生趣盎然之妙。在现代陶瓷装饰中，有不少盘、碗、杯、盒上的花纹，也是用贴花技法烧成的。有人误认为这种贴花技法是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在上世纪40年代传入我国的，其实若以我国宋代吉州窑烧制的这种“剪纸贴花”瓷器而论，贴花技术不仅是我国古代陶瓷工匠的发明，而且在我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吉州窑的白地绘黑花器物，在绘画方法上虽受磁州窑影响，但在艺术上却一反磁州窑豪放粗犷的风格，代之以一种清新秀丽的格调。特别是其纤细的线条，犹如工笔画一般细腻、严谨，充分体现出江南水乡的独特风情。吉州窑器物喜欢用开光形式作装饰，使主题纹饰更加突出。故宫(微博)博物院藏一件白地黑花小罐，器身腹部绘画两个菱形开光，开光内绘画一枝花草，开光外绘画海水纹饰。
吉州窑戏剧俑鉴赏
这套问世于南宋的吉州窑戏剧俑，全套由12个人物组成，人物姿态各异，神情不一，有的戴着怪异的头饰，双手高举；有的双腿下跪呈作揖状，有的一腿下跪，一腿弯曲，右手支着头，很似罗丹雕塑的思想者；有的左手贴腰，右手行军礼……这些神态各异的人物，个个张着口，似乎在合唱着，他们具体在演什么曲目，此曲目是否在周密的《武林旧事》一书中能找到，有待考证。
12个戏剧人物俑，组合在一起很有趣，他们每个高10多厘米，全由当年制瓷艺人手工捏制而成，其瓷釉黑中带褐，底露灰白胎，瓷质坚硬。
这套戏剧俑出自福建泉州，它可能是当年一个戏剧爱好者、也可能是一位戏剧班主的陪葬物。南宋迁都杭州，社会逸乐与奢靡之风南下。南宋诗人刘克庄在《闻祥应庙优戏甚盛》一书中有这样的描写：“空巷无人尽出嬉，烛光过似放灯时。山中一老眠初觉，棚上诸君帘未知”。从此中可见当年浙闽地区市镇瓦肆的热闹。
中国戏剧，在南宋是一个转折期，王国维认为，此时戏剧“殆多以歌曲演之”，而且“优词乐语，自有其体”，角色也有规定。八百年前这套南戏人物俑，也许就是当年中国戏剧转折的一份历史物证。
宋代耀州窑青瓷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在中国的分裂割据。政权统一，社会稳定，新兴租佃制经济关系的确立和普及，都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生产关系，亦解放了生产力。这些，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起到有利的促进作用，使我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的局面。在手工业和商业得以空前发展，大批工商业小城镇不断出现的宋代，制瓷业的生产和销售，更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全国各地创建的新窑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在众多窑场之间，展开了商品生产和市场销售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批名窑和名瓷的涌现，以及一批以往所没有的瓷窑体系的逐步形成。今天，我们纵观宋代制瓷业发展的成就和特点，可以用两点来概括：一点是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和名瓷的产生和发展；另一点是定、钧、耀州、磁州、越、建、景德镇、龙泉八大瓷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宋代的上述著名窑场中，耀州窑是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独具风格与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耀州窑系的中心窑场和代表。其精美优良产品的出现，是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也是宋代工艺技术水平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一种体现。
一、窑场烧瓷始末与宋代的鼎盛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一百多公里的铜川市黄堡镇。窑址以黄堡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及耀县塔坡一带。此地在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其产品称为耀州瓷，或名耀瓷。该窑创烧于唐代（公元618——906年），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有八百多年的连续烧造史。
黄堡镇的耀州窑址，经过本世纪多次实地考察和大规模的考古科学发掘，已获取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资料，从而使世人真实了解到耀州窑的发展面貌。发掘出土的逾百万件陶瓷残器，分别属于唐代、五代、宋、金、元明五大历史时期所烧制。五大历史时期的烧瓷，各有不同。
唐代烧制了黑、白、青、褐、黄、茶叶沫、花釉瓷，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等彩绘瓷。器物造型丰满大器，反映出大唐帝国的兴盛。此外，还烧制唐三彩和琉璃瓦，是当时我国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一个窑场。
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青釉有灰绿、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还兼烧少量黑、酱釉瓷。造型秀丽华美，多仿金银器。往往采用剔花或划花手法，制作出各种生动流畅的纹样。在瓷器纹样中发现有专为皇室用瓷设计的龙、凤图案。还发现有刻“官”字款的青瓷器底多件。这些优美瓷器的发现，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五代时期仅见的重要青瓷窑场的系统陶瓷考古资料。
宋代是该窑烧造青瓷的鼎盛期。入宋后，窑场为了保持和发展它在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青瓷的领先地位，保持原有销售市场和争夺占领新市场，在制瓷工艺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和创造。首先在泥料制备上发明和率先使用了大型石碾槽粉碎设置，及加工泥料的淘洗池、沉淀池和陈腐用的陶缸设置。以此保证了大批量优质青瓷坯泥与釉浆的充分提供。其次是轮制工具主部件转盘由木制改为石制，盘下又增设了铁轴承，使拉坯成型工艺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次是烧瓷燃料由木柴改为当地蕴藏丰富的煤炭。与之相应窑炉结构亦进行了科学的变革，有利于掌握对青瓷器还原气氛的人为控制。宋代耀州窑制瓷工艺上的这些重大改革，为烧造大量胎细釉精的青瓷提供了先进的科技和工艺基础。使此时所烧的耀瓷，器物种类繁多，造型精巧秀美，瓷釉晶莹温润，刻花印花工艺独特，纹样图案丰富华丽，受到宫廷皇室和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喜爱。在宋人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耀州窑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徽宗崇宁年间向宫廷贡瓷的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载了宋哲宗元佑八年“耀州遗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的实况。除了在国内广大地区销售外，其产品还远销到世界各地。已在东亚的日本、朝鲜，波斯湾的阿曼，地中海南岸的埃及，东非沿海的坦桑尼亚岛屿等地的古遗址中都发现了外销的宋代耀州青瓷。这些均是耀州窑青瓷在宋代鼎盛发展，并具有广阔国内外市场的明证。
在耀州窑鼎盛发展的宋代，其精美的制瓷工艺和生动优美的装饰技巧，对陕、豫地区的旬邑窑、临汝窑、新安窑、宝丰窑、宜阳窑、内乡窑、禹县窑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进而又对远距该窑数千公里外的岭南地区之广州西村窑，及广西永福窑、容县窑等外销瓷窑也起过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由西至东、由北到南、由广阔区域众多窑场所组成的耀州窑体系。一个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和海岸港口，地处西北内陆渭北高原上的耀州窑，在商品生产激烈竞争的宋代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所凭籍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只要研究该窑宋代的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优势在于它自身精湛先进的制瓷工艺，巧如范金的造型，温润晶莹的青釉，犀利洒脱的刻花，以及综合这些优点而产生的风格独特之上乘产品。
宋代以后，耀州窑又继续烧瓷数百年。金代前期该窑延续了宋代青瓷的烧造，又突出了月白釉青瓷的创新。其后期，姜黄釉青瓷的烧造重点面向中下层民众，烧成上突出了可以增加数量的无釉圈叠烧工艺。装饰纹样也趋于简练。
元明两代该窑发展趋于衰落，一方面继续烧造姜黄釉青瓷，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在多品种色釉瓷的烧制中，白地黑花瓷是此一时期该窑的代表作品。至此，该窑青瓷的烧制已明显衰落。不久，窑场亦终烧，从此以后就在其原有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温润如玉的耀窑秘色青釉
瓷器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不论哪个时代，每一件成功的瓷器制品，都是实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瓷器的艺术美，一则体现在器表所饰瓷釉的晶莹剔透，二则呈现出器物造型优美多姿，三则映现着装饰手法的技巧和纹样图案的华美。而在这些瓷器制作中力求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美感中，古代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早在东汉我国就成功地烧制出青釉和黑釉瓷，北朝至隋唐又创烧出黄釉和白釉瓷。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人们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是自然界的各色玉石效果。是以这些青、黑、黄、白色的瓷釉可否达到玉质美感为其观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这种审美情趣以上层社会和文人为甚，在唐人的某些诗句中曾有明确表露。如顾况的诗《茶赋》就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是对“似玉”的越窑青瓷的赞美。又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有：“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是对“扣如哀玉”“胜霜雪”的大邑白瓷的感慨。这种想往和喜爱玉质的审美意识，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文化自远古和三代就崇尚玉器的延续和发展。早在《诗经·秦风·小戎》中就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种以玉来象征君子美德的观念，我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有过最精辟的解释。据《礼记·聘义》载，子曰：“昔者，君子自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岁，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这样一来，玉在中华古文化中，被授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中国制瓷业两千年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对瓷器单色釉的评价以是否有玉质感为标准。基于此因，唐代茶圣陆羽在评价当时国内烧瓷水平最高的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故“邢不如越”，以“类玉”的越窑青瓷定为唐代瓷器的最上品。在越窑青瓷中又以晚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为最高水平。
以此标准衡量耀州窑所烧造的青瓷，就不难明白其被称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原因。该窑场早在盛唐时就开始了青瓷的创烧，然初时釉质粗，釉不均匀，釉色青黄或青褐，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以后学习了越窑，青瓷烧造水平提高很快，中唐初的产品已赶上和超过了国内的婺、岳、寿、洪等青瓷名窑。晚唐时呈现青绿釉色的精美青瓷烧造数量日增，奠定了其成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基础。不足之处是器胎含铁量高呈铁灰色，青釉的釉层薄，玻璃质感强而温润的玉质感不够。到了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出现了黑、白两种器胎。黑胎器的青釉，呈湖绿、湖蓝、微灰湖青、深兰天青几种色调。白胎器的青釉，多是淡青、淡天青、粉青几种色调，少数为湖青和湖绿色。两种胎的青釉，质地都很精细，釉层均匀，透明度适中，具有较好的玉质温润性。与其后的宋代相比，则又具有釉色色调丰富多样而欠稳定性的特点。入宋以后，该窑的青瓷经过初期为时不长的工艺变革和探索之后，很快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宋耀瓷的青釉，质地精细纯净，透明度适中，色调是一种稳定的橄榄青色，具有“其色温温”、“精比琢玉”的美感。这种橄榄青色，与唐五代“越州上”的越窑“秘色”很相似，因而在宋代曾有“秘色”之称。宋代大诗人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耀州青瓷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这种与越窑秘色相类的宋代耀瓷青釉，于本世纪中叶由陈万里先生称为橄榄青色。以后学术界一直遵循，笔者亦然。时至今天，供奉于法门寺地宫的一批唐代越窑秘色瓷已重见天日，我们将它和宋代耀州青瓷进行了对比，为两者瓷釉的相类而感慨。笔者认为现在我们不妨恢复古代对宋耀州青瓷的称谓，将其青釉称着耀州秘色，以便更加明确耀州青瓷对越窑秘色瓷的正宗承袭关系。这种“类”越窑秘色的耀窑秘色瓷的成功烧制，对耀州窑系中其他窑场的烧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是耀州窑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优美多样化的器物种类与造型
美如碧玉般的宋代耀州青瓷，使用广泛，器物种类非常齐全多样。从其用途看可分为餐具类，有碗、盘、碟、钵、盆，渣斗。酒具类，有注子、注碗、玉壶春瓶、梅瓶、杯、盅。茶具类，有盏、盏托、擂钵、釜、香盒、水罐、水洗。日用盛具类，有罐、盆、瓮、缸、壶。照明具类，有灯、小灯盏、烛台、油壶、油瓶。化装具类，有盒、奁盒、粉盒。陈设具类，有尊、樽、瓶、花插。供器类，有供盘、灯盏、瓶、炉。洁具和卫生具类，有唾盂、渣斗、熏炉。此外，还有卧具枕，棋具围棋盒、围棋子、象棋子，乐具羯鼓、埙，鸟食具小食罐、小水罐等。凡是宋代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器物种类，在该窑的产品中应有尽有。一个窑场可以生产出如此众多的器物种类，在宋代的其他瓷窑中实属罕见。
宋代耀瓷不仅器物种类繁多、用途广泛，而且造型精美多姿，丰富多样，。以碗、盏、盘、碟之类最为普通常见的圆器为例，仅口沿的造型就有侈口、微侈口、敞口、六葵口、六菱口、六曲口、直口、敛口、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翻沿、包沿、折沿等。再以碗、盏中最多见的侈口翻唇圆弧腹内底下凹圈足造型观察，仅其腹部的变化又可分为圆弧腹、浅圆弧腹、瘦圆弧腹、微斜圆弧腹数种。在这些圆弧已富有变化的腹部，往往再配以瓜棱或出筋装饰，给人一种造型规整、比例恰当、变化适度、精美多样的美感。
又如壶类，是该窑初创时期就多有烧造的器物，以执壶最常见。唐代执壶为喇叭口、圆腹、短直流、单把执手，造型丰满大度。五代执壶变为小口直颈、圆球腹、曲形流略长、单把执手，造型富有变化，使圆与长和曲与直的各种不同线条，和谐的统一在同一体之中，组成了一种造型优美的器物。宋代的执壶大体承袭了五代，但细直颈变长，圆腹又呈现圆中略见微折的特点，从而既增强了造型的稳定性，又增加了艺术的秀美感。同时，随着壶颈的变长，其壶流亦变为高出口沿的弯曲形长流，进而使方便实用与婀娜秀丽相互融合。在常见的执壶中，该窑还生产一种形体似瓜的瓜棱壶，优美多变的造型具有瓜瓞象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采用同类审美意识创制的宋壶中，还有葫芦形壶，其特点是用上小下大连体双腹葫芦形作为壶身主体，下腹的一侧设弯曲的长流，而对应的另一侧有连于上下腹中的曲形单柄。此种象生葫芦壶的造型，与象生瓜棱壶相比更加多姿多变、楚楚动人。此外，该窑在宋代还创新出一些相当独特的壶类。如造型为小直口，球腹，三矮兽足，龙首流，半月提梁上贴戏婴的提梁壶。又如圆球腹，圈足，口在器底，器内有中空管与口相通，卧狮哺乳双子狮流，弓曲形飞凤提柄造型的倒装壶等。均是构思巧妙、造型奇特，装饰华丽，制作精美的宋代壶类器物中罕见的佳品。
再如瓶类，也是该窑从初创的唐代以来就多有烧造的器物。唐瓶有盘口瓶、长颈瓶、净瓶、油瓶、葫芦瓶、双鱼瓶、双系瓶等多种造型。到五代，以上瓶的造型仍有生产，又出现了短颈瓶等新造型。入宋后，一方面承袭了唐五代上述传统瓶类的造型，另一方面又新创制了一系列的新型瓶种。这些新型瓶中较为突出的有玉壶春瓶、胆式瓶、梅瓶、吐噜瓶、棒槌瓶、花口瓶、瓜棱瓶、蟠龙瓶等多种。玉壶春瓶为侈口、细长颈、圆腹、圈足造型，它以柔和且富有变化的流线型线条美迎合了人们的喜爱，在中国古代流传了上千年之久。工匠们还将此种瓶的口部和腹部之外侈和收分线条略加改动，又制作出胆式瓶新形体。梅瓶和玉壶春瓶都是酒具，但用途不同。玉壶春瓶口外撇，细颈便于把握，装入酒后酒液重心在腹下，应是烫酒和斟酒的酒瓶。梅瓶的造型是小口宽沿、短颈、丰肩下折、深长腹、圈足，此种梅瓶造型适合做装酒的盛具。吐噜瓶的造型与梅瓶相类，但腹为矮圆筒状，犹如梅瓶截腰后的上半段，造型没有梅瓶的修长秀美，但更具有浑圆厚重的特点。棒槌瓶亦是由梅瓶衍变而来，其造型特点是小口突唇束颈折肩深筒腹。与梅瓶相近似的瓶类还有大口梅瓶，又可称为罐式梅瓶，其特点是大口短直颈圆肩圆弧腹内凹圈足。这些从梅瓶造型衍变而来的多种瓶类的出现，正是宋代耀州窑工匠创新精神的体现，也反映了该窑此时转轮就制水平的高超。在瓶类造型中，还有器口翻卷成盛开花朵形的花口瓶，器腹呈现出均匀的竖条凹凸状的瓜棱瓶，器的肩颈周壁装饰有贴塑龙纹的蟠龙瓶等等。如此多种多样的瓶类造像的出现，是该窑器物造型丰富多彩的明证。
其他的各类器物同样具有多姿多样的优美造型。限于文章篇幅不能一一叙述，在此仅指出某些尚未在其他窑系或窑口中见到的器物造型。如：温碗中的柳斗编织箩型、及花口多折腹圈足型；花插中的内外双层壁饰有水平多组插环、镂空插座和立雕仰首龙头的造型；盏托中的外盘套内浅托造型；供盘中的内外双层套盒饰有如意壶门或坐佛的造型；把杯中的敞口圆腹单柄造型；灯盏中以立狮或卧狮为底座的造型；熏炉中复层套合式饰有镂空网纹和贴花蟠龙纹的造型；瓷盒中形如战鼓饰有鼓钉纹的围棋子盒造型等等。这些，均是耀州窑工匠匠心独具创新的一些精美青瓷造型。
在整理和排比宋代耀州窑址发掘出土的器物标本时，我们将不同的器物种类中不同的造型分别排列出不同的“型”和“式”。其中，“型”是不同的造型，“式”是同一类器物在宋代早中晚各时期造型演变中有区别的形体。各类器物 造型排队的结果，竟然选出了上千件不同“型”和“式”的典型器物标本。这一结果意味着宋代耀州窑的各类器物的不同造型已超过了上千种。面对着这数以千计的实物和一张张不同形体的器物造型图，不由的使人惊奇之极，感叹不已。
四、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
宋代耀瓷的装饰手法比较多样，有划花、剔花、刻花、印花、贴花、戳花、捏塑、镂空、绘画化妆土等多种。内中，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的是其刻花工艺，以及与之相同风格的印花工艺。此种刻花，严格讲是取刻花为主，又辅以划花而成的一种刻划花装饰手法。它出现在北宋初期偏晚一些时候，发展到北宋中期与稍后达到了顶峰。此前，该窑的装饰手法以简便流畅的单线划花为主。在五代和宋初，又创新出一种剔花工艺，系将花纹主轮廓以外的背衬部分采用“减地”手法进行剔除，使主轮廓纹样突起在器表之上，具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到了宋代，聪明的耀州工匠又对上述两种划花和剔花工艺各取其所长，且融合贯通于一体，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刻花新手法。此种刻花工艺需分两步进行，先将刻刀深入直插在器坯中，用垂直刀刃勾刻出纹样的主轮廓；再在已深刻出的主轮廓线的外侧，采用斜刀连续广削以除去花纹主轮廓外的背衬。新的刻花手法保留了剔花工艺的浮雕式立体装饰效果，又避免了剔花减地的费时费工和行刀的呆滞。同时，还吸收了划花工艺行刀流畅活泼的优点，使新的刻花手法显现出刻刀在刻削行刀中犀利圆活的动感，使每一种纹样都能跃然于一件件耀瓷之上。在完成了两步走的刻花之后，再使用一种篦形工具，在突起的刻花主轮廓内精心勾划出叶脉和花瓣纹理的细部，使新的刻划花花纹达到了粗犷与精细、凸起与凹入，大轮廓与小细部的巧妙结合。饰釉后在润玉般晶莹的碧绿色下显现出深浅不同的色调层次，使之具有一种含蓄典雅、诗境无垠的艺术美，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正因如此，宋代耀州瓷的此种装饰手法在同时代的名窑名瓷中被誉为“宋代青瓷刻花之冠”，达到了宋代刻划花装饰工艺的最高水平。其产品在国内和国外的销售市场上受到广泛的欢迎。市场的需求，促进着生产的发展。到北宋中期稍晚一些时候，为了向国内外商品市场提供更多具有此种装饰风格的耀瓷，耀窑工匠又发明了与其刻花手法相同风格的印花新工艺。此种印花工艺是先采用刻划花手法制作出印花范模具（又称母范），然后翻制出印花范，再将与之造型相同的器物坯件扣在印花范具上印出纹样，修饰后施釉烧成。在发掘和整理器物的过程中，我们观察了成千上万件的宋代耀窑刻花和印花青瓷标本。得知其印花工艺是由其刻花工艺发展而来，但并非是宋代中期刻花工艺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它的一种发展。新的印花工艺因其有制作简捷、方便、快速的优点，一经问世，就将其发展的重点用在纹样图案的着力构思和设计上。与孕育它诞生的耀窑刻花工艺相比，新的印花工艺在纹样题材、图案种类、构图方式等方面均有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宋代耀窑的印花青瓷也达到了同时代同一工艺的最高水平。这种娴熟而独特的耀州窑刻划花和印花工艺 ，以其成功的魅力在赢得国内外广大市场的同时，也影响了一大批国内窑场瓷器制作的装饰工艺。
五、丰富多样的纹样图案
宋耀州窑刻花和印花青瓷所以能享有盛誉，不仅因为其装饰手法独特，也因它具有丰富多彩的纹样图案。目前已见到的纹样图案约有二百多种，其题材和内容包括有植物类的花卉、草木、枝叶、瓜瓞果实；动物类的瑞兽、珍禽、昆虫、水族；人物类的婴戏、侍女、戏妆；佛教造像类的飞天、罗汉、力士、僧人、供养人、化生；道教造像类的鹤驭仙游；以及山石、流云、水波、几何纹样等等。每一大类之中，又有很多小类，采用同类分别构图或几类结合起来构图的形式，组成了多种多样的纹样图案。耀瓷纹样图案不仅画面华美而富有变化，而且往往寓意吉祥。在植物花卉类中，多见象征富贵和美好生活的牡丹花。所见之牡丹纹样，取缠枝牡丹、折枝牡丹、交枝牡丹、对枝牡丹种种形式进行表现，还有瓶插牡丹、盆花牡丹、珍珠地牡丹等。均以叶茂花繁、生机盎然的写实性为特征。牡丹花的花朵和花瓣亦有多种多样，有塔形多层式花朵、双层多瓣式花朵、单层三瓣式花朵，还有牡丹花结、牡丹小簇花等。除了采用单一的牡丹组成多种纹样形式以外，还往往将牡丹与动物、人物或其他花卉结合起来，组成更加生动多彩的纹样图案。如“凤凰戏牡丹”、“鸾鸟衔牡丹”、“飞蝶恋牡丹”、“双婴戏牡丹”等。在植物花卉类中，还常见象征仙逸洁身、傲霜怒放的菊花，象征“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的莲花荷叶。由菊花组成的各种纹样图案，其形式与牡丹纹大体相似，比较独特的是在盘碗器内以单层或多层团菊进行构图，纹样在简洁中突出了菊瓣盛开的生机。亦或在盘碗的底心饰以团菊纹，周圈再绕以缠枝菊，纹样在叶茂花繁的构图中显得格外华丽。莲花和荷叶的构图与牡丹和菊花不同，往往将它分布在“清且涟漪”的水波中，与游鸭、鸳鸯、游鱼相伴为伍，组成“水波莲花”、“双鸭戏莲”、“鸳鸯戏莲”、“莲花双鱼”、“鸳鸯游鱼戏莲”等富有动感的画面。也有将莲、荷叶慈姑甚或牡丹用丝带束成捆把形的构图，此种构图的纹样有“一把莲”、“两把莲”、“三把莲”、“一把莲花牡丹”、“莲花慈姑”等等。还有将莲花和人物结合组图，如“太子戏莲”、“婴戏缠枝莲”，均有“连生贵子”寓吉祥的含意。在植物花卉纹样中，还发现了象征凌雪傲霜坚忍不拔的梅花，象征迎接光明向阳而开的葵花，以及象征加官进爵和高官厚禄的鸡冠花。所有这些植物花卉纹样，都以写实为特点，再经艺术加工，在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中，均呈现出一种繁茂的生机和真实生动的美感。
在动物类瑞兽纹样中，有翻腾在滚滚波涛中威武雄猛象征“真龙天子”的蛟龙；有在奔跑中相互追逐的“百兽之王”三奔狮；有或卧或立衔瑞草、戏牡丹的“仁兽”麋鹿；有“能执搏挫锐”的猛虎；并由它们组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在动物类珍禽中，有穿花舞云衔瑞草和瓜果的“群鸟之长”凤凰；有飞云衔博古做鹤驾象征长寿的鸣鹤；有戏莲、戏牡丹、衔瑞草象征祥和华美的孔雀；有戏水戏鸭象征“朝倚”“暮偶”恩爱夫妇的鸳鸯；有或飞或立象征喜事临门的喜鹊；有入水善游羽毛不显的游鸭等；由它们又一一组成了丰富多彩的画面。以游鸭为例，所见的图案有“水波游鸭”、“双鸭戏莲”、“鸭戏鸳鸯”、“鱼鸭戏莲”之类。纹样图案多取对称和均衡形式，一鸭居前回首顾盼，另一鸭紧紧相随。也有取三分法布局的，多和鸳鸯组合构图，或“单鸭戏鸳鸯”，或“双鸭戏单鸯”，画面中荡漾的水波，盛开的芙蓉花，微微漂弋的荷叶，及浮游自如嬉戏其间的游鸭鸳鸯，形象写实而富有情趣，是真实塘景的再现，相当生动怡人。在动物类的水族纹样中，最常见的是游鱼纹，有“水波三鱼”、“水波五鱼”、“水藻群鱼”、“双鱼戏莲”、“鱼鸭戏莲”、“群鱼戏海螺”、“鸳鸯游鱼戏莲”、“柳枝群鱼”等等。内中以“水波三鱼”最为生动，在碗的内壁取三分法布局，仅用了不多的几刀，三尾生动逼真的游鱼就跃然而存，鱼周围布满了用篦形工具划出的重重水波，三鱼在水波中鼓腹摆尾游弋自得。不仅画面生动，而且刻花三鱼的洒脱洗练，划花水波流畅荡漾，湖绿色青釉的温润柔和均融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实属宋代耀州窑刻划花青瓷的代表作。
在人物类纹样图案中以婴戏纹最为突出。早在唐代该窑就开始用童婴纹装饰瓷器，曾在素胎黑彩盘上见到过绘黑彩的“童孩戏绳”纹。到了五代，又发展到剔划花青瓷“婴戏缠枝”纹。入宋后，我国的绘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山水画、花鸟画都以独立的画科得到发展，而且人物画也发展的更加精细完美。还从人物画中产生了专门反映儿童题材的绘画，出现了一些擅长画儿童和婴儿的画家与其作品，如宣和画院的苏汉臣曾画有“秋庭戏婴图”和“货郎图”，李嵩亦画有“货郎图卷”等。随着绘画艺术中专题儿童画的出现和发展，对同时代以至后世瓷器上的婴戏纹样图案有着重要的影响。宋耀瓷上婴戏纹样的日益增多，正是以此为背景得以发展的。婴戏纹在耀州窑北宋早中期的刻花青瓷中采用较少，在宋晚期的印花青瓷中经常发现。所见的婴戏人物纹多种多样。有“单婴戏牡丹”和“单婴戏梅”，取烘云托月的形式布图，在牡丹或梅花枝叶的中心，突出一个大头圆脸嬉戏玩耍的胖娃娃形象。又有“双婴戏牡丹”、“双婴戏梅”、“双婴戏枝果”、“双婴戏莲”、“梅竹双婴”等，在缠枝或对枝的牡丹、梅、莲、枝果、梅竹之中，双婴或取“喜相逢”的形式相向对应嬉戏，或取两头顶对的顺时针旋转形式而嬉戏，亦或取双足反相顶立顺时针旋转形式嬉戏。再有“三婴荡枝”，荡枝的三婴孩和三折枝牡丹以六出筋为界，取六分格间隔排列；“三婴戏缠枝舞蝶”（简称三婴戏枝蝶），将三婴分布在由缠枝围绕成的变形三角中，在其外环饰以枝叶和飞舞的三蝶。此外，还有以层层水波作底衬的“四婴戏把莲”，以童婴与山石芦苇枝叶相穿插的“五婴戏双犬”，在繁枝茂叶和串串丰硕的葡萄藤蔓中嬉戏玩耍的“群婴戏缠枝葡萄”等等。图案中嬉戏玩耍的童婴都是大头圆脸的胖娃娃形象，他们或带裹兜裸四肢，或全身裸体仅缠飘带、带项圈、穿手镯、着脚钏。在画面中，随着缠枝藤蔓和枝叶山石的不同，或张开两臂双手握缠枝荡秋千，或紧抓藤蔓全身悬空，或攀登腾越，或翻身飘舞，逼真地刻划出一幅幅天真可爱的童婴尽情嬉戏的生动活泼场景。是宋代瓷器纹样中极为精美动人的画面。
与同时代其他瓷窑相比，宋耀州窑的刻花和印花纹样最为丰富和多样化，其中有些纹样，如水族中的摩羯、海马，人物中的化生，佛教造像中的飞天，道教造像中的鹤驾仙游等等，均是该窑青瓷纹样中所仅有，尚不见于其他各窑。这些丰富多彩的纹样图案，亦是宋代耀窑青瓷誉名天下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