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的品种。
这是一件金代红绿彩小碗，高3厘米，口径8厘米，足径3.3厘米；敞口，圆腹，圈足。通体施白釉，碗内壁绘红花绿叶图案，近口沿处画红彩双弦纹。外壁可见右下拉坯纹，釉表显土蚀痕。小碗器型规整，色彩艳丽，花叶灵动，民韵浓郁，旧气十足，是一件金代红绿彩瓷佳作。
红绿彩小碗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红绿彩瓷是以白釉为底色，用红绿等彩勾画纹饰二次入窑烧成的瓷器，是我国最早的釉上彩瓷。金代时在黄河流域的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窑系中均有烧制。1127年，女真人建立金朝，入主中原后，采取灵活积极开放的民族社会政策，融合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促进了传统文化陶瓷工艺的发展与科技创新。红绿彩瓷应运而生，为当时创烧的珍贵瓷器品种。而这只红绿彩小碗则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
红绿彩小碗，个性鲜明，独具特色，洋溢着强烈的民风乡情。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特色值得称道：
一是色彩艳丽，大俗大雅。金代工匠大胆运用红绿彩绘入瓷，与两宋皇帝推崇的清净典雅的单色釉迥然不同。此碗以红彩勾勒花朵，以绿彩点缀其中，勾红点绿，红主绿辅，红薄绿厚，对比强烈，民韵浓烈，令人耳目一新，符合大众审美情趣。对后来彩瓷发展和大红大绿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画风简捷快速，质朴凝练。此碗红花绿叶图案体现了金代创新的画风。笔触快捷，线条动感，色调流畅。金代工匠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挥洒自如，既有抽象写意，也有粗放写实，用笔不多却神采飞扬，把内心的感受，美的体验，生活中所见所闻皆绘入瓷中。绘画充满了生活情趣与激情。清新明朗的画风，体现出金人的豪放性格，在金代一直流行。红绿彩瓷成为市井乡野百姓的崇尚美器。
三是上下结合，工艺创新。这件红绿彩小碗展示了金代红绿彩瓷崭新的装饰工艺。金代工匠发明和创造了陶瓷彩绘工艺中将釉上彩与釉下彩共同用于装饰的新方法。并且制作中红绿彩瓷经两次入窑烧成，第一次高温烧瓷和釉下彩的轮廓线，第二次低温烧彩。于唐宋时期三彩二次低温入窑方法不同。红绿彩是中国陶瓷最早的釉上釉下彩结合的瓷器。红绿彩的出现不仅丰富了金代陶瓷品种，还极大拓展了中国陶瓷的审美领域，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小碗虽小，但意蕴非凡。
延伸阅读
红绿彩瓷器的发展及其艺术特色
12世纪后期，在中国北方的女真人统治区域，窑工们创烧出了一种装饰新颖的彩瓷一红绿彩瓷，给陶瓷家族增添了新品种，开创了陶瓷装饰艺术的新时代，也为明清以来中国五彩缤纷的成熟彩瓷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初，红绿彩瓷引起了研究界的注意，当时称其“宋加彩”，这一名称沿用了很长时间。近年来，陶瓷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随着研究的深入，女真人统治区内的北方金代陶瓷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宋加彩”面目越来越明晰，它作为早期成熟的彩瓷也逐渐为学界所共识。 迄今，经正式考古发掘，发现红绿彩瓷的古窑址有山西长治八义窑，河北磁县观台窑、观兵台，河南鹤壁集窑、焦作牛庄窑，山东淄博磁村窑，可以确认这几个窑口烧造红绿彩瓷。在这些窑口以外，也发现留存红绿彩瓷的窑址，如山西浑源、介休城南街瓷窑，河南的新密窑沟、登封曲河、鲁山段店、禹州扒村，修武当阳峪等地都发现过红绿彩瓷，但这些窑口有的并不烧造红绿彩瓷，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在以往的发现中，生产规模最大、品种较丰富的窑口当为长治八义窑。该窑口以烧制红绿彩瓷为主，也烧制质量上乘的黑画花或铁锈花及其他品种瓷器。 从目前发现看，红绿彩瓷的出土地区和原产地区在装饰上存在差异。出土地区指产品流通使用地，系生产窑口以外的地区。这类遗物在原产地(窑址)中不可能见到，比如红绿彩贴金器，它是成品器流通到市场后，使用者依其所需再进行加工而成的器物，在窑址中不可能找到。这有些类似后世的珐琅彩瓷以及外销中东、欧洲的大量青瓷、青花瓷，它们都经使用者依自己需要而进行包嵌金银的再加工。原产地区指烧造窑口。金元红绿彩瓷的烧造窑口现已确认的有前面所列几处，基本上为金后期至元中期烧造地，元代中晚期乃至明初北方烧造红绿彩瓷的窑口目前还不能确定，有可能为前面确认的烧造地点，也可能另有所在。经调查发现，红绿彩瓷器的窑址在山西、河南、河北等地还有很多，约在30处以上。
白釉红绿彩瓷是在唐三彩、宋三彩低温彩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装饰品种。它是在1150℃左右高温下将白釉瓷或白釉下黑彩瓷烧成后，再在白釉之上以红、绿、黄等彩料勾画或涂染出纹饰，第二次入窑以800～900℃低温烧成。红绿彩中的红彩是伴随着这种彩瓷出现的中国最早的矾红彩，它是金代北方窑场的一大发明，为明清景德镇釉上彩工艺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 从目前的发现看，红绿彩瓷品种较多。最常见的是自地上施加红绿彩，还有酱地红绿彩、绞釉加红绿彩、孔雀蓝加红绿彩、黑釉加红绿彩等等多个品种。白地红绿彩品种本身，也有篦划花加彩、印花加彩、划花加彩、贴金加彩等多种。红绿彩瓷的出现将中国的瓷器带向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长治八义窑率先创烧了红绿彩瓷，开创了我国瓷器史上多彩装饰的先河，为以后的五彩、斗粉、粉彩、浅绛彩瓷的出现，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有关方面1996年曾对长治窑作过详细调查和小规模试掘，近年来也有一些重要发现。资料表明，11世纪后期至12世纪中期以前(金代后期至金亡国或略晚)，在长治八义、东山、南泉庄一带大量烧造以红绿彩为主的器物，同时烧造白釉黑画花、黑釉、钧釉器物和低温三彩器物。按施彩方法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在高温烧成的白地黑彩瓷上再加填低温红、绿、黄彩。第一次高温烧成的白地黑彩依需要再配以二次低温烧成的红、绿、黄彩，白地上衬托出的黑、红、黄、绿各种色彩，斑斓多姿，已完全具备了五彩的特性。这种装饰主要见于瓷塑类器物上。第二类是在素白瓷上以红绿黄三彩勾画或涂染各种纹饰，其与第一类的区别是没有釉下高温黑彩的使用，红彩为主要色彩，黄彩仅用于花叶的叶头和边饰以及部分装饰。第三类是在素白瓷上仅以红绿二彩勾画各种纹饰，红彩为主要色彩，纹饰中的主要部分如鱼藻纹中的鱼、花草的花卉、禽鸟纹中的鸟等，全部用红彩绘出，绿彩仅用于辅饰，多为花草轮廓线或边饰填彩。第四类是在绞釉(或称为绞化妆土)器物上加饰红绿彩，目前仅见长颈瓶采用这种双重装饰手法。第五类是在素白瓷上施加红或绿色单彩，是红绿彩瓷中数量最少的一种。目前所见红绿彩贴金或描金一类的器物标本，应当是产品流通到市场以后进行的再装饰，在窑址堆积标本中是看不到的。 长治窑红绿彩瓷器装饰题材丰富，手法多样。花草类以牡丹花、栀子花、菊花、荷花为主，各种花卉在表现手法上又有多种形式。如菊花在花瓣的表现上就有四五种，牡丹花和其他的花样也各自有别。碗盘类器物往往在器物内底加绘带枝叶的双桃。开光装饰是常见的手法之一，开光内或为花草或为文字。开光文字有“富贵长命”“龟鹤齐寿～清净道德”“南屏晚钟”等，多为吉语，表达美好的心愿。禽鸟类纹饰题材活泼，充满生机。鱼类纹饰较多，有金鱼和鲤鱼之分。 长治窑生产的红绿彩瓷，彩色呈色稳定，在绘画手法和色彩的运用上已经达到了较成熟的阶段。胎色大部分为土黄色，基本烧结，但断面无玻璃光泽。经测试，烧成温度在1140℃左右。有少量灰胎器物，可以明显看出是火候过高所致。白釉、绿彩、黄彩都有细密纹片，而红彩没有这种现象。红彩的色调多呈枣红色，但由于色料分散得不太均匀，有深浅不均的现象，表面不甚光滑平整，有毛糙的颗粒状凸出物，这是彩料颗粒细度不够所造成的。长治窑的黄彩和绿彩则呈色纯正。 就目前掌握的山西红绿彩瓷考古资料看，长治窑生产红绿彩瓷器的时代当在金代中期以后至元代立国前后或略晚。汾西县一座纪年砖墓中曾出土一件红绿彩碗，墓葬年代为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从烧造工艺和胎质、胎色看为长治窑产品。元代中期以后的墓葬中常出土红绿彩器物，而这些器物的烧造地点目前还不明确。从翼城县元村元代晚期墓(至正六年，即1346年)出土的红绿彩小俑看，其已走向衰落，它和金代晚期(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早期)最为辉煌的红绿彩烧造期产品相比，已是落日余晖。 元代红绿彩器物在山西南部的翼城一带出土较多，山西西北部也有出土。所见器物以小型玩具人物为主，在古玩店时有所见。这时期的器物在呈色上已经显得粗糙暗淡，绿彩发色不正，红彩呈枣皮红且颗粒较粗，整体工艺衰落，其烧造窑口目前尚无线索可查。
金代历史与瓷器
辽代以后紧跟着是金代，金代就是女真族，后来满族人的前辈。1115年金朝建立，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这就是靖康之难。1163年，南宋隆兴北伐的时候，金就和南宋议和了。议和的条件就是南宋称臣，使两国关系稍微近了一点儿；每年宋给金的“岁贡”改称为“岁币”。议和使金与南宋相安了40年，经济上得以发展。
过去对金代瓷器没有研究，根本不说金瓷，就说宋瓷。当时把很多北方金代时期的瓷器都叫宋瓷，今天则分得比较清楚，把金政权辖区内的瓷器彻底分出来。金人跟辽人不一样，金人几乎没有自己独创的瓷器，就是走到哪儿使到哪儿，使用汉族人的东西很高兴，自己不创造。今天看很多汉族的瓷器，无非就是在金代政权辖区之内生产的。比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梅瓶，画着一只龙往天上爬，龙下面写“正八”。“正八”就是佛教中的“天龙八部”，也称“正八部”。由此而证明这件梅瓶过去是在寺院中所使用的。
金代最早的辖区就是东北这一片，当时手工业比较落后。金南迁以后，进入广大的华北地区，看到很多先进的生产力，看到瓷器的生产。陶瓷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产品。所以当金人看到这么多优良的瓷器，便开始模仿，“正八”的梅瓶就产生于这个时期。
1153年，金迁都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也是五京制，把北京称为中都。这时北京地区的各窑厂都开始恢复生产了。当时政权比较稳固的时候，统治者都希望尽快生产，让老百姓的生活得以生产。这样，北方所有我们已知的窑口，像磁州窑、耀州窑、定窑、钧窑，都开始恢复生产。随然金代的北方瓷器整体上不如北宋，但质量不错，在收藏中也占一席之地。
历代文人在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往往会夸大战争的破坏程度。当时就认为宋室南迁，金代把北方所有的窑口彻底破坏，不再生产。凡是好的瓷器都是北宋的，把金抹煞掉了。实际我们今天看到并非如此，金代也有一百多年，也需要养息，需要生活，北方民间四个重要窑口都有优良的瓷器存世。
金虽是游牧文化，但跟辽还不大一样，它不怎么游，是那种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金人搬家的意识没那么强，所以很多早期中国瓷器就出现了特殊的造型。比如带系的罐子，能系住绳，有两系的、三系的、四系的。金代也有鸡腿瓶，瓶身上全是棱，是防滑的。因为鸡腿瓶要插在马身上，马一跑就颠，有棱就不容易窜出。但是，辽代的很多具有明确特点的器物，金代就不适用了。像长颈壶、皮囊壶、鸡冠壶，到金代就不存在了。
古代瓷器：北宋和金代绿定瓷器鉴赏
宋代绿定瓷器瓷盘
北宋和金代定窑瓷器中的绿釉品种。绿定瓷器生产比白定、黑定、紫定都少。在窑址调查中很难发现绿定标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考古工作者在60年代前往定窑窑址调查时采集到数片绿定标本，都是盘类器物的残片。其特点是白胎，胎体较一般瓷器略厚，但质地仍然很细，刻龙纹，施绿色釉，釉的呈色剂为铜的氧化物，釉质很细，釉色美观。除了窑址里发现的标本，绿定完整器尚未发现。
明清瓷器：珐琅彩瓷色彩艳丽 七宝烧收藏讲究多
七宝烧白底花开富贵纹七宝烧是日本的传统工艺品，以贵金属为胎，外饰以石英为主体的原料及各种色料，经烧制而成。七宝烧具有胎骨轻薄，器型规整，珐琅釉料细腻，光泽闪耀，色调艳丽明快等特点。它与我国的景泰蓝、画珐琅器一样，为世界金属珐琅器工艺中优秀的艺术财富。
在今天瓷器收藏成为主流的收藏界，珐琅器作为一种材质精贵，造型华丽的藏品，深受广大藏迷们喜爱，它的收藏队伍在其价格只高不下的大好趋势中不断壮大，呼声一片。
珐琅器性质稳定，质地坚硬。专家提示：收藏保存珐琅器时一要注意避免磕碰；二要保证环境的湿度和二氧化碳含量不能过高；三要确保在处理灰尘时用软毛刷拂拭以免产生划痕，切忌用水擦拭。
河南叶县文集村遗址窖藏坑出土金代瓷器
青釉碗口径22.4cm底径6.9cm高10.9cm敞口，斜弧腹，小圈足。青釉，釉面有冰裂纹开片。垫烧。
青灰釉碗口径22.8cm底径6.7cm高10.8cm口微敛，斜弧腹，小圈足徽外撇。青釉泛灰，有较强的玻璃质感，釉面有网状开片。
花口菊线纹碗口径24.4cm底径7.8cm高11.6cm花口、弧腹、小圈足。器腹呈菊线状，与花口相对应。青釉，釉面莹亮，釉面布满网格状开片。垫烧。
钧瓷扣银边碗口径13.7cm底径4.5cm高8cm口微敛，斜弧腹，小圈足。口原施银扣，已剥落。天蓝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通体冰裂纹开片。垫烧。
青釉碗口径19cm底径5.5cm高8.8cm敞口，斜弧腹，小圈足。青釉泛灰，有较强的玻璃质感，通体冰裂纹开片，口沿釉薄处呈酱褐色。垫烧。
钧瓷葡萄紫斑碗口径8.6cm底径2.9cm高6cm器型较小。敛口，弧腹，小圈足。葡萄紫色釉，部分泛蓝，釉面光亮，匀净细润，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青釉侈口碗口径13.6cm底径3.8cm高6.1cm尖唇，侈口，斜弧腹，小圈足。青釉泛灰，有较强的玻璃质感，通体冰裂纹开片，垫烧。
钧瓷碗口径11.2cm底径4.1cm高4.6cm敞口，斜弧腹，小圈足。天蓝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通体细小冰裂纹开片，口沿和器身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青瓷小碗口径8.5cm底径3.1cm高4.7cm器型较小。尖唇，口微敛，弧腹，小圈足。青釉绿中泛灰，有较强的玻璃质感，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满釉支烧板沿盘口径17.8cm底径9.5cm板沿宽3.1cm高3.1cm宽平板沿，外沿凸棱一周，浅弧腹，大平底，圈足。天青色釉，釉面莹亮，光洁细润，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满釉支烧。
板沿盘口径18.2cm底径10.7cm板沿宽3.1cm高3.3cm宽板沿，略内斜，外沿浅凸棱一周，矮弧腹，大平底，圈足。天青釉泛蓝，釉面光亮，匀净细腻，有冰裂纹开片，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满釉支烧。同时出土的盘、碗器类，除板沿盘为满釉支烧外，其余足端无釉，皆为垫烧。
钧瓷盘口径16.6cm底径5.3cm高3.8cm尖唇，敞口，斜弧腹，平底，小圈足。天青色釉，釉面莹润，通体冰裂纹开片，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青瓷盘口径15cm底径4.8cm高2.9cm尖唇，敞口，折壁浅腹，平底，小圈足。青釉泛绿，釉面莹润。垫烧。
钧瓷执壶口径2.2cm底径4.9cm高10cm圆唇，溜肩，鼓腹，下腹向底缓收，平底，圈足。腹部一侧有流，流口微残，肩部有一对应执柄。天青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
钧瓷盖、盏、托 通高7.8cm盖为平沿，顶部下凹，内唇翘起，形成子口与盏扣合。盏为敞口，弧腹，平底，小圈足。托为宽平板沿，斜弧腹，平底，圈足。盖、盏、托皆为天青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通体冰裂纹开片，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钧瓷盖罐 底径5.2cm高9.3cm盖为平沿，顶部下凹，中有一握纽，内唇翘起，形成子口，与罐身扣合。罐为敛口，深腹外鼓，下腹向底缓收，平底，圈足。天青釉泛蓝，釉面有较强玻璃质感，通体冰裂纹大开片。垫烧。
钧瓷盏口径7cm底径3.6cm高5.4cm敞口，弧腹，平底，圈足。青釉泛紫，釉面莹润，满布细密冰裂纹开片，口沿呈浅褐色，部分露胎。垫烧。
青瓷三足炉外口径10.3cm内口径8cm残高7.6cm宽折沿，略内斜，外沿突棱一周，短颈，圆鼓腹，外附三个锥状足，圜底，底心挖一圆凹坑。青釉泛绿，釉面有玻璃质感，通体冰裂纹开片。
青釉支烧盘口径24.2cm底径13.8cm高5.6cm敞口，弧腹，圈足。底部有5个小米粒状支钉痕。青釉泛绿，釉面布满冰裂纹开片。汝窑敞口圈足盘的圈足多以外撇为主。
钧瓷匜口径16.7cm高7cm尖唇，敞口，斜弧腹，平底，内凹足。口沿外附槽形流，流下附环。天青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釉面布满组密网格状开片，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造型精致。
青釉盘口径17.8cm底径10.8cm高4.1cm尖唇，敞口，斜弧腹，平底，圈足。釉色青绿泛灰白，釉面侵蚀较严重。垫烧。
2006年5月至2008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平顶山市文物局和叶县文化局组建考古队，对叶县文集遗址被南水北调主干渠占压部分进行考古发掘。叶县文集遗址位于河南省叶县常村乡文集村及其西南地，遗址大体可分为东部和西部，其东北部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至龙山文化遗址，西南部主要为金元时期的遗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干渠自南而北纵贯金元遗址的中东部。由于该遗址的遗存十分丰富，在原计划8000平方米的基础上，又扩挖了3000多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达11300平方米。
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平均深度近2米。遗址几乎是不间断地前后纵跨唐、宋、金、元、明，尤以金代遗迹和遗物最为丰富。就各地层之间相互叠压的关系来看，该遗址从下至上也就是从早到晚可分为以下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唐代早期，只有少数几个灰坑与灰沟，推测当时这里可能只是作为农业耕地使用，个别灰沟可能是排水设施。第二个时期大约在唐代后期至北宋时期，遗址上出现大面积的硬土踩踏面，估计是一处广场类性质的大型活动场所，但遗迹与遗物发现不多，第三个时期大约在北宋末年至金代早期，遗址上首先出现了大范围的堆积很厚的夯得很坚实的青褐色垫土层，显然这应是某一个经过统一规划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的地基。紧接着遗址上出现了一些排列不很规则的柱洞，显然属于较为简易的草棚式房屋，当然也有一些用青砖砌成的房屋。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很多的火膛、火池、地灶、水井与窖藏坑。第四个时期为金代中晚期，遗址中出现有4个范围不等、土色不一的、几乎连成一片的大面积垫土层，我们称之为建筑基址。在这块较大范围的建筑基址西半部，有大片的排房式建筑物，第五个时期是金代末期至元代早中期，是遗址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建筑时期。房屋基址同样也是在一个较大范围的垫土层(即建筑基址)之上建筑起来的。只不过是其建筑方式与此前不同，皆采用大块河卵石作为墙基的基础与柱础，建筑规模更大、更宏伟。此后随着这些房屋的废弃，该遗址也就衰落了。第六个时期大约为元末明初，遗址范围缩小，退缩到金元时期遗址东北部的一个角落，土要是一些用河卵石堆砌成墙体的房屋基址与庭院式的围墙。它的废弃即标志着该遗址的终结。
文集遗址共发现各类遗迹1470多个，计有大型建筑基址7处、房基50多座、灰坑1100多个、窖藏坑10多个、灰沟20多条、道路3条、地灶80多个、火池100多个、砖池60多个、水井14眼、地道1处、墓葬4座。其中最为重要的遗迹是5座保存较好的较大型房基、4个存留瓷器数量较多的窖藏坑和1个埋藏有一大缸铜钱币的窖藏坑。绝大多数遗迹都位于金代至元代初年的文化层之间。 就文集遗址的整体布局来看，它是以一条从唐代后期开始使用的，自西向东横贯遗址中部的东西向道路为中轴，所有其他遗迹分别沿街道的南北两侧依次排列，然后再向南北方向纵深展开的。这条道路在发掘区的中部呈慢弧形折转向东北方向，并且在转弯处向南分出一个叉道。由于此遗址位于汝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所以这个叉道很有可能是通向河边码头的通道。此叉道向南约30米是河边的断崖。
所有房屋基址大都是沿着街道两旁而建。由于年代的差异其建筑形式也大不相同，从早到晚大致可分为单间式、简易草棚式、连间排房式和庭院式。最早的单间式建筑物属于唐代至五代时期，现仅发现2座。稍早的草棚式建筑物属于金代初期，位于道路的两侧，甚至是在道路上．残留的遗迹大多是一些柱洞。稍晚的房屋属于金代早中期，是一种砖砌的连间排房式建筑，或三四间或七八间相连在一起。大都用青砖埋在墙基槽沟作基础，墙体或用青砖与土坯砌成，或在墙基槽内竖立多根木柱，后用夯土填实基槽，即所谓木骨墙。最晚的一组房屋基址属于金代末期至元代初期，是一种庭院式建筑，用大型河卵石作为墙基与柱础，柱础坑为圆形或方形，口部直径或边长均约1米。其北面为主房，东西各有厢房，院落后面另有一些附属性小型房屋。其东西总长22．15米，南北宽约20米。这一院落气势宏大，地基范围宽广，用石很多，平整细致，深厚结实，决非以一般平民之力所能建造。从周边灰坑出土大量的砖瓦残片可以看出，这些房屋除大量的茅草房外，至少有一部分为瓦顶房。
窖藏坑位于房屋基址之内或其附近，大多是口小底大的竖穴圆形坑，并有少数为方形坑，还有一种带有地道式洞室。在众多的窖藏坑中，有4个坑出土瓷器达90余件，连同铁器、陶器在内计有100多件。有一个铜钱窖藏坑内出土满满一大缸铜钱，估计有800多公斤，绝大多数是北宋铜钱，也有南宋与金代铜钱。其他的一些窖藏坑或多或少地出土一些瓷器、铜钱币或铁锄、铁鏊、铁桶箍等器物。在这批窖藏坑所出瓷器中，尤其以3件套保存完好的配有盏托、盏碗与盏盖的茶盏更为引入注目。这批窖藏坑的年代大都属于金代，最晚可能迟至元代初期。
水井有土壁井和砖壁井，井内大都有较多的瓷器残片，不少尚可复原。地灶或用土坯砌成，或就地挖坑修整而成，灶门朝向各不相同，房屋内外的陶水缸或陶盆，为固定其位置大都深陷于居住面以下的那个为其量身定制的凹坑里边。遗址内发现不少储钱陶罐，有的被埋在居住面下的一个小坑里。居住区内有很多呈六边形或正方形的砖砌小池与圆窝形小池，有的里面还盛有褐色或灰白色草木灰迹，它们可能是用来放置锅或其他器物的案子或座坑，有时或用来作为保持锅内饭食温度的火膛。
出土遗物单就现阶段复原情况看，已发现完整或较完整的器物2300余件。以其质地的不同，可分为陶、瓷、三彩、铁、铜、银、玉和石。其中瓷器数量最多，大都是生活用器皿。以釉色的不同，可分为白、黑、青、钧、酱色五种，其中白瓷占绝大多数，黑瓷、酱釉色瓷次之，青瓷与钧瓷数量较少。据不完全统计，瓷器的器型计有碗、盘、钵、盏、盂、瓶、灯、执壶、尊、盆、缸等器皿类物。此外还有瓷俑、绞胎球、玩具等。就其装饰技法来看，计有模印、刻划和绘花，装饰花纹的种类计有三彩、白地黑花、红绿彩和青花。比较典型的瓷器品种有白釉瓜棱盂、葵口碗、菊瓣纹碗、斗笠碗、黑釉凸黄线执壶、三彩枕与灯、白地黑花碗与盆等。在几个金代的大灰坑里，有不少白瓷碗的圈足内墨书有姓氏或人名，推测可能是使用者的姓或名，此外，在一件碗内底部还发现有“都务”、“都”等字样的墨书题款。这些记载可能与本遗址在某一时期的用途密切相关。
从遗址出土的瓦当与大型吻兽类房屋构件、大量的民用瓷器与少量较为高档的瓷器，较为集中的大型地灶与火池，相对集中的铜钱币与瓷器窖藏坑，以及较多的围棋子、骰子等与娱乐活动相关的玩具来看，这里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落遗址。
综合多方面因素，考古人员认为文集遗址应是自唐代延续至元代的、在金代发展为较大规模的民间商品流通、交易场所----集镇一类的遗存。遗址中较为清晰而明确的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迹、遗物，为研究这一地区唐代至明代的历史文化面貌，尤其是金、元时期民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发展状况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资料。
以上所选器物，是参加保利博物馆展览的部分瓷器，按考古报告，全部定为金代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