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州窑瓷器鉴别。
木叶纹茶盏是宋代江西吉州窑名品。茶盏内壁装饰树叶贴花，叶脉清晰可见，充分反映了宋代吉州窑高超的制瓷水平。木叶纹茶盏作为宋瓷茶盏最高杰作，久负盛名。这种茶盏的树叶专门选用桑叶，桑叶与禅宗文化在当时存在特殊的关联。
宋代吉州窑木叶茶盏，看起来简单而又平静的装饰。仅用一片俯拾皆是的叶子作为盏壁的装饰，这极端的平常，往往藏着更多的神奇，使人沉浸于对它的揣测与探求中不得解脱。细细观察中不难发现，在茶盏通体漆黑润浑的釉色中，闪烁着紫褐色的华贵与热情。这是一种多么自然的沉静，像晨光照耀大地，等待着为一切美好事物做出铺垫。叶子撒落在黑釉的期待之中，它像一轮月亮深深地嵌在了浩瀚的夜空之中，米黄色的叶子像是舞动着生命的姿态，闪耀着灵性，化为丝丝陶釉和器物紧紧相贴。 这片简单的叶子打动了历代茶客的心，它随着茶水的注入，茶香的沸动，而幻出漂浮的影子，牵引着茶人的屡屡思绪。俯视茶盏，如一叶小舟飘动在水面。这片叶子让多少饮茶人在涤尘驱烦的境界中，感悟到生命的自然和和美好、瞬间与永恒的相同、精神与物质的关联。
这是一片飘落于宋代先民饮食器具中的叶子，更是历史飘落的智慧。这是陶工们在劳作生息中用心灵与自然融合的境界美，是简约单纯的艺术美！
小编推荐
吉州窑精品赏析
吉州窑在中国古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千多年前吉州窑工匠的制作技艺，推动了中国古陶瓷业的发展和提高，同时为景德镇窑瓷工们成功烧造清新淡雅的青花瓷作好了技术上的支持，进而为元明清瓷业迅速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吉州窑创烧于唐代晚期，兴起于五代，发展于北宋，极盛于南宋，元代以后逐渐衰落，有七八百年的烧造陶瓷历史。吉州窑在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永和镇内，由于唐宋时期习惯上以属地州名命名窑场，吉安自隋至元初曾称为吉州，永和镇隶属吉州所辖范围，因地得名，故称吉州窑，又称东昌窑、永和窑。 吉州窑是我国古代江西地区举世闻名的综合性民间瓷窑，在历史上曾与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建窑等窑场齐名。产品具有浓厚的地方工艺风格与民族艺术特色，类型丰富多彩，被民众广泛使用。宋元时期也是全国重要陶瓷器产品出口地之一，为促进中国和周边各国的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吉州窑釉色丰富多彩，有黑釉、白釉、青釉、褐釉、绿釉、黄釉、青白釉、花釉、碎纹瓷、青花瓷、仿龙泉瓷和琉璃器等等；装饰工艺有彩绘、刻划花、剔花、印花、剪纸贴花、木叶纹和瓷塑等。最具代表性的是釉下彩绘和黑釉瓷中的木叶纹、剪纸贴花等独特个性的产品。
南宋吉州窑黑褐地白花莲花纹梅瓶
1955年安徽巢县出土。高29厘米，口径6.2厘米，足径9.6厘米。瓶小口，外卷，短颈，溜肩，椭圆形腹，矮圈足。黄白色胎，器体轻薄细致，瓶口、颈部施白釉，肩以下为黑褐色，有两道白色弦纹，弦纹以下是黑褐色釉，底足部分有一道较宽的白釉弦纹。 这件梅瓶装饰工艺是釉下彩绘。吉州窑的颜色釉瓷最为人称道的是黑釉、绿釉和釉下彩绘。其釉下彩绘技术在南宋前期已达到了十分娴熟、精致的程度。这件南宋梅瓶可说是南宋吉州永和大窑彩绘顶峰时期扛鼎之作。犹为可贵的是梅瓶彩绘采用了黑褐釉地白花的装饰风格，画意高超，工艺精湛，严谨细腻，丝丝入扣，显示出器宇不凡的珍贵、稀罕的价值。
南宋吉州窑褐彩水波纹枕
高9.4厘米，长28.6厘米，宽11厘米，中腰7.5厘米。长方形，束腰，内空。瓷枕胎米黄色，较致密。 这件枕也属于釉下彩绘瓷，淡薄施白釉，彩绘釉色棕褐雅致、晶莹。枕腰四面呈弧形内凹。枕六面都绘有纹饰，上下两面为水波纹，前后两面绘卷草纹，两端面为花卉纹。六个面相交绘褐彩宽边，形成六个开光，六面三景，各具魅力。枕一端有一直径为1.5厘米的通气孔，孔位于花蕊处，另一端的四角有垫烧痕。 瓷枕在隋唐时期就已多见，也是百姓常用之物。这件釉下褐彩水波纹枕，绘画纤细，布局繁密，造型优美，色彩白褐相间，柔和自然，属南宋时期吉州窑的精品。该瓷枕绘画的水波纹、卷草纹、折枝兰花、开光、宽带纹都是吉州窑较典型的纹样。 吉州窑的釉下彩绘与景德镇窑的元青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釉下彩绘和青花瓷的区别只是在于彩绘颜料成份不同，因而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大量的烧造和成熟，为元代景德镇窑清新淡雅的青花瓷出现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元青花装饰构图、纹样，提供了丰富的来源。
北宋吉州窑绿釉狮盖香薰
1964年安徽宿松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墓出土。通高32厘米，口径12.2厘米，底径12.3厘米。上半部盖塑成蹲踞的狮子，狮侧目昂首，尾巴上翘，蹲在莲蓬果上，狮颈部挂有三个铃铛，前足踏彩球，姿态雄健，生动活泼。下部台基塑成一莲花须弥座。莲瓣有的特意不施釉，露出黄白色胎，别有韵味，绿釉肥厚光润，造型和装饰颇具匠心。 绿釉瓷也是吉州窑的大宗商品之一，釉色有深绿、黄绿、淡绿等。吉州窑绿釉具有一定独创的创意或个性特征，如绿釉瓷深剔花，刻划花和印花等，特别是深剔刻装饰工艺显得尤为精彩。这件香薰是一件烧香供奉的用品，呈现以米黄的暖色调，配以绿釉色，工匠采用传统剔刀的剔刻手法，使人们感受到了雕塑的力量，刀峰的味道，吉州窑瓷塑的工艺特征及文化内涵在这件香薰上淋漓尽致体现出来，为研究宋代瓷器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的实物资料。
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
吉州窑的黑釉系列产品中，除了兔毫天目之外，以剪纸贴花、木叶纹和玳瑁斑最为著名。
剪纸贴花是把民间十分流行的剪纸艺术与陶瓷装饰结合起来，把民间剪纸搬上了瓷器表面。吉州窑独创的黑釉剪纸贴花工艺，具有强烈的民间艺术风格。其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比较简单的单色黑釉剪纸贴花，剪好的图案可以直接贴于胎体上，然后施加黑釉，揭掉剪纸后一次烧制成功；另外一种则是比较复杂的、类似窑变效果的黑釉剪纸贴花，它的制作方法是先在坯胎上施加一层黑色底釉，然后将剪纸纹样贴于底釉上，再在未被纹样遮住的部分施加一种色调较淡而粘度较低的高温面釉，去除剪纸纹样后，露出黑色底纹，烧成后便会在色调较浅的背景上显示出黑色的剪纸纹样。吉州窑的剪纸贴花盏，制作的时候结合了已经成熟的洒釉工艺，使得器物表面形成雾状斑点，衬托得贴花处更加层次丰富，格调高雅。
作为“女红”之一的剪纸艺术，被运用于其他手工艺生产之中的例子，并非仅仅局限于陶瓷艺术一种，在漆绘工艺和雕花工艺中都有所运用。唐代耀州窑器物上也有这类剪纸的装饰手法，然而把民间剪纸的实物，直接运用于陶瓷生产的过程中，取得这样独特的效果，却是吉州窑的创新。
吉州窑剪纸贴花中常见的题材有梅花、龙凤等窗花形式，另外还有鸳鸯、蝴蝶、兰花、竹子、菊花等。因为这种类型的剪纸贴花有装饰工艺直接简单的特点，所以多被运用于碗、瓶、炉和罐等器物的腹部明显位置上或者碗底，其中以梅花纹样的运用最为常见。
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在施釉方法上与木叶纹、玳瑁斑等天目类瓷器一样，大体有三种类型，即：浸釉、吹釉和洒釉。大多数的产品以浸釉制作，而且上釉面积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窑工以手持碗底，反扣下去浸釉，碗底便沾不到釉。这样做也防止烧制过程中因为流釉而产生废品。吹釉主要用于器物的内壁，可以形成小斑点效果。洒釉是吉州窑比较有特色的施釉方法，它是在浸釉的基础上再往器面上另外洒上一层釉，以求釉色有所变化，产生特殊的效果，玳瑁斑的制作过程中，便常用此法。
吉州窑古陶瓷鉴别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吉州窑，坐落在江西省吉安市，宋时与定、磁、钧、耀、建等窑齐名。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因吉州而冠窑名。吉州窑是一个窑场系列，窑址分布在赣江两岸数十公里范围内，主窑场有彭家窑、永和窑、临江窑、吴家窑等。其中，永和窑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24座窑岭如山似岗，密布在永和镇西侧。考古情况表明：彭家窑和塔下窑创烧于唐代中晚期，五代终烧；永和窑五代创烧，元末终烧；吴家窑北宋创烧，元代终烧；临江窑五代创烧，明代末年终烧。整个窑系有一千二百余年的烧造历史。
吉州窑民窑特色鲜明，它博采众长，集南北各窑制瓷艺术之大成，先后成功地仿烧了定瓷、龙泉瓷、青花瓷，又将民间剪纸工艺成功运用于制瓷装饰，形成了质朴、明快、生活气息浓郁的装饰风格。并且充分利用窑变技术，研制创烧了色彩缤纷、璀璨夺目的黑釉地木叶纹、虎斑纹、玳瑁斑、鹧鸪斑、鳝皮黄、油滴等黑釉窑变瓷和个性独特的釉下白地彩绘，给人以自然、清新、亮丽的美感。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不少国家均有收藏，甚至奉为国宝。釉下白地彩绘技术更是直接促进了青花瓷的成熟，开辟了制瓷装饰工艺的新天地，对我国陶瓷生产影响深远。
吉州窑是一座以生产日用陶瓷为主的民窑，产量大，成本低。它适用当地的材质，很快形成了自己的制瓷工艺，铸就了吉州窑古陶瓷“胎质粗松，含砂量高”、“似陶非陶”、“重釉不重胎”、吸水率高、施釉薄、见水亮等个性特征。烧造的主要器物有盏、碗、罐、杯、碟、盘、钵、盆、瓶、壶、玩具等；釉色有青釉、青白釉、乳白釉、褐釉、黑釉、绿釉、仿龙泉釉、彩绘及青花等；装饰工艺有印花、剔花、刻花、剪纸贴花、点彩、洒釉、捏塑等；胎质有素白、粉白、黄白、豇红、青灰炻质等色。
一，吉州窑古陶瓷的胎质特征
吉州窑古陶瓷存世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永和窑的米黄色含砂胎。古陶瓷研究者谓其“粗松，似陶”，更有学者认为其未达到高温瓷化效果，这些观点虽然偏颇，却正好指出了吉州窑胎质的本质特征。
吉州窑的瓷土来源于赣江对岸的鸡岗岭和窑场周围，或二者兼而用之。生产场地就在赣江边的沙丘地上，无法避免砂粒进入瓷土，因而胎质中含砂量大，使胎质粗松吸水力强，粗看似陶，但敲之具金属声。这是由吉州窑的生产环境所形成的个性特征，因而成为了区别其他窑口的显著特征。
由于胎泥含砂量高，修胎时往往发生阻刀、跳刀现象，在器底及圈足内能清楚地看见跳刀痕。而胎体表面留下波浪痕经施釉后，其痕迹虽有所减弱，直面观测不易发现，但用手触摸胎表仍可以感受到呈竖条形的起伏，在适当的角度侧视，肉眼可见呈竖条状的釉层挂附不匀等肌理现象。
现代吉州窑仿制品，多采用淘洗好了的现成高岭土，且在封闭的室内制作，砂粒无从混入，人为掺和又极难把握比率，难使匀和。因而胎质坚密，不含砂，色泽偏白，不存在胎表因砂粒引起的阻刀、跳刀现象，更不存在因此而留下的竖条形的起伏触感和竖条状的釉面挂附不匀等釉层肌理现象。
早期仿品多系电炉烧制，坯胎易在电炉骤然高温下爆裂，因而有在瓷土中掺入稍许水泥浆的做法，烧成后胎质呈深灰色，类似砾质胎，但绝无砾质坚硬，磨胎落粉，敲之无金属声。此类仿品多为大件，如瓶、罐、炉一类，且多见于黑釉瓷，尤以剔花最多。因其胎质不适应生产彩绘瓷，因而在彩绘瓷中未见仿者。
中期仿者改用在瓷土中掺石膏粉或立德粉，因其材料在高温中易爆裂，多用低温烧成，因而敲之声闷，磨胎落粉，胎质虽略泛黄色，但绝无米黄色，且半年后泛黄消失，呈白中泛灰状。此类仿品多见于彩绘瓷或半截釉黑釉窑变瓷，尤以玩具陈设件居多。
晚期仿品吸取以往经验，有埋入土中“过蚀”、在成品上涂胶过火仿土锈制造假象者。土锈靠胶粘附，干燥时无异样反应，但见水易化，甚至脱落，用手指沾水，哪怕沾点唾沫涂于锈面，手指沾有土色者为人为土锈。
现今的高仿品则有用老器底敷新胎和利用粗糙老坯重新上釉窑变两种，这类仿品凡露胎处均为老品，更具欺骗性。其识别方法，前者可用指弹法或物敲法，从上下声音辨别，上下声音异样者为赝品。后者则可观测釉与胎结合部，老品胎釉合一，挂附自然，无掉釉或起皮现象，反之则为仿品。因难找到完整老胎，故多做成木叶纹、兔毫、玳瑁、虎斑等物稀价高的碗、盏，以求暴利。
二，吉州窑古陶瓷的釉色特征
除胎质不同外，新老瓷器的釉色区别，第一眼的直观感觉十分重要。老器釉料是使用天然材料，釉色自然古朴，加上年岁久远，多有使用磨损痕，即使釉色极好的出土老器，其泛光亦显柔和。仿品的釉料多为化学成分勾兑，烧成后釉面光亮匀称，尽管采用酸碱除光亮法或埋入土中锈蚀法，但缺乏岁月侵蚀和使用磨损，其光亮度当然突兀、扎眼。
吉州窑属民间窑场，产量大，生产也就较为随意，加上坯胎含砂量高，釉料稠了更难挂附，因而形成了釉料稀、上釉薄的生产特点。
剪纸贴花的吉州窑鉴赏
宋吉州窑剪纸纹碗
宋吉州窑奔鹿纹盖罐 吉州窑窑址在今江西吉安市永和镇，自隋至宋，吉安称吉州，故名“吉州窑”。又因烧造地点在永和镇，又称“永和窑”。它创烧于唐代晚期，发展于五代，南宋是它的极盛期，由于其悠久的烧瓷历史，故民间俗有“先有永和，后有景德”之说。吉州窑可以说是集南北方制瓷工艺特点于一身的一处窑场，它烧造的品种很多，既烧建阳窑类型的黑釉，也烧定窑类型的白釉、磁州窑的白地黑花以及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窑青瓷，还有仿哥窑的开片瓷等，其中以具有独特装饰风格的黑釉瓷和仿磁州窑类型的白地黑花器等最具盛名。吉州窑的黑瓷装饰，不仅有媲美建阳茶盏的“兔毫釉”，而且还有形似海龟身上斑驳的“玳瑁釉”，以及貌似鹧鸪鸟胸部灿烂羽毛的“鹧鸪斑釉”。特别是吉州窑窑工创造性地将剪纸、树叶纹饰装饰在黑瓷釉面上，可谓匠心独运。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是以一种特殊的工艺手法，将民间喜闻乐见的剪纸艺术移植到黑瓷釉面上，所见有鸣鹊、飞蝶、奔鹿、鸾凤对舞，以及梅、兰、竹、菊等各种不同花卉、珍禽的剪影，堪称极具巧夺天工、生趣盎然之妙。在现代陶瓷装饰中，有不少盘、碗、杯、盒上的花纹，也是用贴花技法烧成的。有人误认为这种贴花技法是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在上世纪40年代传入我国的，其实若以我国宋代吉州窑烧制的这种“剪纸贴花”瓷器而论，贴花技术不仅是我国古代陶瓷工匠的发明，而且在我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吉州窑的白地绘黑花器物，在绘画方法上虽受磁州窑影响，但在艺术上却一反磁州窑豪放粗犷的风格，代之以一种清新秀丽的格调。特别是其纤细的线条，犹如工笔画一般细腻、严谨，充分体现出江南水乡的独特风情。吉州窑器物喜欢用开光形式作装饰，使主题纹饰更加突出。故宫(微博)博物院藏一件白地黑花小罐，器身腹部绘画两个菱形开光，开光内绘画一枝花草，开光外绘画海水纹饰。
吉州窑戏剧俑鉴赏
这套问世于南宋的吉州窑戏剧俑，全套由12个人物组成，人物姿态各异，神情不一，有的戴着怪异的头饰，双手高举；有的双腿下跪呈作揖状，有的一腿下跪，一腿弯曲，右手支着头，很似罗丹雕塑的思想者；有的左手贴腰，右手行军礼……这些神态各异的人物，个个张着口，似乎在合唱着，他们具体在演什么曲目，此曲目是否在周密的《武林旧事》一书中能找到，有待考证。
12个戏剧人物俑，组合在一起很有趣，他们每个高10多厘米，全由当年制瓷艺人手工捏制而成，其瓷釉黑中带褐，底露灰白胎，瓷质坚硬。
这套戏剧俑出自福建泉州，它可能是当年一个戏剧爱好者、也可能是一位戏剧班主的陪葬物。南宋迁都杭州，社会逸乐与奢靡之风南下。南宋诗人刘克庄在《闻祥应庙优戏甚盛》一书中有这样的描写：“空巷无人尽出嬉，烛光过似放灯时。山中一老眠初觉，棚上诸君帘未知”。从此中可见当年浙闽地区市镇瓦肆的热闹。
中国戏剧，在南宋是一个转折期，王国维认为，此时戏剧“殆多以歌曲演之”，而且“优词乐语，自有其体”，角色也有规定。八百年前这套南戏人物俑，也许就是当年中国戏剧转折的一份历史物证。
朴拙传神的宋代吉州窑雕塑瓷
吉州窑址远眺吉州窑址远眺 点彩童子骑马俑点彩童子骑马俑 点彩骑马俑点彩骑马俑陶器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创造，瓷器则是中国对世界的一项巨大贡献，在1万年的陶瓷历史长河中，陶瓷大师们“点泥成金”，创造了许多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瑰宝，雕塑瓷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品种。陶塑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江西商代吴城文化时已有原始瓷塑，晋代洪州窑生产的青瓷谷仓盖上常饰以堆塑人物纹和鸟兽纹。宋代江西吉州窑、湖田窑、白舍窑等窑场均大量生产供人们观赏把玩的雕塑瓷，装点环境，美化生活，满足人们的文化艺术需求。吉州窑瓷塑以巧拙相生的造型手法，塑造出充满灵动感和民间意味的艺术形象，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永恒性，在风格和气韵上令人耳目一新，成为民窑瓷塑中独步一时的杰作。吉州窑的瓷塑玩具以宋代瓷塑艺术大师舒翁、舒娇父女所制者最精，
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吉州窑昔有五窑，五窑中惟舒姓烧者颇佳，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舒娇尤善陶。”
吉州窑瓷塑，一般高10厘米左右，也有小到三四厘米者。品种丰富，题材广泛，举凡生活中的人物故事、飞禽走兽、仙佛妖怪，应有尽有，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民间艺术家不讲究科学意义上的透视变化和形体结构的准确性，他们的时空观是自由的、动态的，他们是以一个运动的有生命的自我为主体随眼观看，随手捏出，出乎于心，超乎像外，以意写神，以神寄情，一切都在自己手上，一切都出自心中。劳动者对于自我主观意识的强烈自信，形成了他们特殊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不以再现客观现实为目的，重视主观直觉，强调我有、我在，把纯朴的审美理想与灵活多变的表现形式相融合，升华为富有个性与激情的艺术创造，塑造自己看到的，塑造自己认识到的，塑造自己想象到的，源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创作出妙趣横生的艺术作品，件件纯真可爱，又富有装饰性。
褐釉骑马俑褐釉骑马俑
点彩鹅点彩鹅
褐釉蹲坐麒麟褐釉蹲坐麒麟
常见瓷塑的种类有官吏、仕女、武士、仙翁、罗汉、菩萨等摆设人像，麒麟、犀牛、象、虎、牛、马、猴、狗、猫、鸡、鸭、鹅、鸽、鸟、龟、蟾蜍之类肖形动物，以及水注、象棋之类日用品和建筑构件。各种人物捏塑得形态各异，神气活现：骑在牛背上的牧童，悠然自得；骑在马背上的战士，孔武雄健；夫妻相依俑，恬静惬意。
人物瓷塑具有沉着宁静、端庄持重的特点，作端坐或伫立状，上部轻巧，下部稳重，基座作夸张处理。或袍服拖地，裙裾掩履，或两足分开，与后衣片组成三角形或马蹄形支架，给人以稳健的感觉，也有助于塑像重心的稳定。而头面和四肢的处理又表现出动感，衣袖和下襟稍带风势，静中见动。大多数形态古朴，温文尔雅，神情安详，有的显得轻柔羸弱，带有明显的宋代瓷塑风格。
动物雕塑造型生动，各有姿态，神气活现。瓷工在准确抓住所要描绘对象主要特征的同时，又充分发挥想象力，进行了大胆夸张和渲染，用熟练而准确的外轮廓线塑造出一件件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这些动物似信手捏成，但头面都经过精心刻划，在简练中寓精巧，于自然中见匠心，显示了民间陶瓷艺术家高超的造型技巧。
吉州窑瓷塑以圆雕器居多，制作手法有手捏、模印、贴塑和彩绘数种，在同一件器物上往往多种技法并用。比如人像的制作，就是先用手捏塑出人体躯干，再植以头面四肢，贴塑模印好的衣冠带饰，再用硬物刻划或彩绘出细部纹饰和五官，或施清新淡雅的黄釉，或施爽神悦目的青釉，或施庄重典雅的褐釉，因所绘形体而异。也有一部分瓷塑是模制而成，分块模制，压印出轮廓，再将对应的两块粘合起来，最后用手捏法进行细部加工，典型作品有笑容可掬、袒胸露腹的叠肚罗汉，丰额束肩、手执如意的寿翁，长袍宽袖、双手持笏的髯翁，等等。这些作品成型规则，颜面清晰，衣饰细致而切合人物身份。
朴拙中见精巧是吉州窑瓷塑造型艺术手法最显著的特点，讲究造型效果、气势神韵，重视体积安排、外廓形象、线条韵律、节奏比例，在轮廓和细节表现上不求自然体的比例准确，不求形似，只求达意；不求合理，只求合情。造型并非客观的自然写实，而是抓住对象有利于装饰的局部特征，充分利用夸张和省略的手法，使人物、动物等形象在方寸之中呈现浑厚的体积感和极具量感的“朴拙”味。这些主观化了的形象，通过大夸张、大取舍，使主观与客观、现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起来，比创作原形更美、更逗人喜欢。如骑马俑，体积饱满的马身呈厚实粗壮之态，四肢收缩简化到只能意会的程度，夸张的马头占马身的二分之一，张开的马口也占马身的四分之一，这种构图方式，强化了马的稚拙感；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只突出了头部和面部。恰如其分的灵活处理，使瓷塑拙中见巧，拙而不滞。
吉州窑瓷塑在注重造型的基础上，还借助色彩来增强层次装饰，弥补形象之不足。在小型的瓷塑品上雕出颜面五官和繁缛的花纹，不仅工艺难度大，而且也费时，工匠们为了在单位时间内降低生产成本，采用釉色来弥补上述不足。鉴于所用瓷土多呈米黄或灰白等浅暖色调这一特点，工匠们根据所表现的对象来确定其色调和釉彩，有的略施米黄薄釉，颇为淡雅悦目；有的施淡青色釉，也觉清新明朗；有的仅在上半部分施釉彩，与下半部分露胎形成鲜明对比，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有的以素胎出现，显得质朴大方。
吉州窑的雕塑瓷，是无数能工巧匠辛勤劳动的结晶，他们用亲切、朴素、通俗、美观的艺术表现形式抒发真情实感，表现出对社会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力和独特的审美观，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折射出民间艺术自然质朴的神韵。
古代瓷器：吉州窑精品赏析
吉州窑是江南地区一座举世闻名的综合性瓷窑，坐落在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这里曾是古东昌县的县城所在地，属吉州管辖，故称"古州窑"。吉州古窑兴于晚唐，盛于两宋，衰于元末，历史悠久，规模宏伟，产品丰富而精美，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民族艺术特色，一直为国内外人士所向往，是我国现在保存完好的古名窑遗址之一。
吉州窑黑釉花口盏
唐代晚期是吉州窑的创烧期，以烧造酱褐、乳白釉瓷器为主。从北宋开始，酱褐釉瓷停烧，乳白釉瓷继续烧造，但形制已发生变化，同时增加了新的黑釉瓷品种。这一时期的乳白釉瓷有涩圈、高圈足、瓜棱腹碗、饰褐色点彩钵、器盖、菱口碟、唇口和莲瓣纹高足杯等。莲瓣纹高足杯为北宋常见物。碗、钵、碟等施釉不及底，底式切削粗涩。乳白釉钵厚唇或卷唇，釉不及底，支钉烧，有褐色彩斑，平底或近宽圈足，似五代至北宋时烧造。南宋时期的乳白瓷有各类碗、盏、粉盒等。这些器物多满釉，碗釉色晶莹润泽，开冰裂细纹。元代乳白瓷没有各式碗、碟、高足杯和玉壶春瓶等。高足杯、芒口太平底印花碗、玉壶春瓶和芒口双鱼纹印花碟等，都是元代典型断代器。
吉州窑桑叶盏
吉州窑剪纸贴画长颈瓶
吉州窑产品精美丰富，尤以黑釉瓷产品著称，纹样装饰大体有剪纸贴花、彩绘、洒釉、剔花、刻花．划花、木叶贴花和素天目等。其木叶天目和剪纸贴花天目仅见于吉州窑，风格独具，饮誉中外。南宋时生产最为兴盛，产瓷品种很多，有白瓷、青瓷、白釉黑花瓷、花釉瓷等，其中以黑瓷最富特色。吉州窑能烧出一种黑、黄两色混合似玳瑁骨的釉色，称为玳瑁釉，这是其代表产品。在装饰方面，吉州窑别出心裁地运用贴印手法将民间剪纸花样做为纹饰，创造出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
剪纸贴花多运用在碗盏内壁，采用同一样式的剪纸，三点或四点均齐排列，口沿衬以二方连续的带状花边，使画面整体与盏碗轮廓匀称协调。
木叶纹装饰和剪纸贴花一样是吉州窑装饰艺术中的两朵奇范。这种木叶纹多装饰在黑釉碗内，有单片的木叶，有半叶挂于盏边的，也有双叶萱落或三叶散点的。
油滴、兔毫、洒釉等窑变色斑更是黑釉瓷中的名贵品种。据史书记载，宋人斗茶品茶专尚兔毫盏。新近出土的黑釉瓷纹饰有木叶纹、鸾凤纹、鹿树兔毫纹、月梅纹、月竹纹、洒釉芦荻纹、散缀梅花、虎皮斑、剔花填釉折枝梅等。各种窑变色斑犹如云雾、细雨、芦花、玳瑁的甲壳、虎皮的纹斑或青、蓝、绿、紫的火焰，这些异彩缤纷的釉面装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大自然美好的记忆。
吉州窑釉上彩绘如意纹
吉州窑黑釉彩绘瓷多为月光底下的梅树、竹枝、飞蝶或风雪中的芦花，绘画技法洒脱，不受约束，表现出一种文人的写意之风，有含蓄的风味和浓厚的国画意境，开创了釉上彩绘的先河。装饰艺术本源于生活，古吉州窑产品的装饰艺术是劳动人民在传统工艺基础上，通过长期的探索、借鉴、实践、总结和创新过程中，运用多种装饰艺术手法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巧妙地结合为统一体，相得益彰。
窖藏出土的宋耀州窑青瓷鉴赏
图1宋青釉刻花牡丹纹碗
图2宋青釉刻花牡丹纹碗
图3宋青釉刻花水波三鱼纹碗
图4宋青釉刻花莲花纹碗
图5宋青釉刻花莲花纹碗
图6宋青黄釉印花花卉纹碗
图7宋青釉印花花卉纹盘
图8五代青釉雕花牡丹纹执壶
图9宋青釉瓜棱形瓷执壶
本文介绍的环县出土耀州窑青瓷有一定的时代跨度，涵盖五代末宋代初期直到金代。究其窖藏原因，当是宋与西夏交战或蒙古灭金的战乱中，器主外出逃难时将其拥有的耀州窑青瓷埋藏。这些青瓷反映了耀州窑产品在当地一带的销售情况。
环县位于陕、甘、宁三省(区)交界，在历史上一直是塞外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多元的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尤其在北宋，这里既是宋夏对峙的前沿阵地，又是关内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文物遗存十分丰富。环江流域曾出土了许多宋代的瓷器窖藏，其中以耀州窑的刻印花瓷器最为精美，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观赏价值。
窖藏一般都是战乱时期主人外出逃难时所埋藏的。宝元三年(1040年)，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全面爆发，在随后的近百年间一直处于时战时和的对峙状态，长期的战乱致使边境的民众颠沛流离。环县北宋时称为环州，属环庆路经略，是重要的边境之地，屡屡遭到西夏国的侵犯，主要战场就集中在北连塞外南通关中的环江流域。这里的百姓逃离时，将易碎的瓷器埋藏起来，以备战后回来使用，但是旷日持久的战乱并未让他们如愿以偿，于是这些精美的瓷器才得以完整地保留至今。它们既向人们展示了宋代高超的制瓷工艺水平，也诉说着北宋那段凄惨的边疆史。另外，在环江流域的兴平城、甜水堡、洪德寨等十几座城寨遗址内也分布有大量的北宋耀州窑瓷器标本，既为城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进一步印证了文献中关于范仲淹筑城寨御敌战略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