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器的鉴别。
新华网德黑兰7月23日电（记者杨定都）射灯打在一个瓷碗的背面，将“大明弘治年制”两排古体大字照得格外显眼。瓷碗两旁，硕大的青花瓷盘上勾勒着精美的花草图案。
不大的陈列厅内，摆满了大小数十件青花瓷珍品，横跨元明清三个朝代。这里不是中国某家瓷器博物馆，而是伊朗北部阿尔达比勒市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伊斯兰教萨法维教团创始人谢赫萨菲·丁的陵园。
阿尔达比勒位于里海西南端，不论走水路还是沿里海南岸向西，这一带都是丝绸之路穿越伊朗前往地中海、欧洲地区的必经之地。上千件中国古瓷器在这里得以保存至今，昔日丝绸之路的繁华可见一斑。
谢赫萨菲·丁陵园里，当地导游法尔丁正在为一些学生讲解历史。他说：“这些都是来自中国的宝物，在我年轻的时候，家里摆放一件真正来自中国的瓷器，那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谢赫萨菲·丁陵园内原有包括400余件青花瓷在内的1162件古瓷器，伊朗政府将其中800余件转存位于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不对外展出。古籍记载，17世纪初，萨法维王朝阿巴斯一世国王将他私人收藏的瓷器捐献给谢赫萨菲·丁陵园，部分藏品是从两国数百年贸易往来中收藏的精品，也有一些是来自中国的馈赠。
法尔丁说：“中国把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们，说明从很早以前中国和伊朗就已经是朋友了。”
中伊两国的往来始于丝绸之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始通丝绸之路。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张骞派副使抵达安息（今日伊朗）。此后汉朝使臣抵达时，安息国王派两万骑兵到东部边界迎接，随后还派使节回访汉朝，敬献礼品。
伊朗历代都在丝绸之路上设立驿站哨所，保护商队免受侵扰，促进东西方贸易往来。如今，丝绸之路在伊朗家喻户晓，但由于历史变迁，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它的行进路线。人们公认它大致是一条横跨伊朗，与里海南岸相接的东西向路线。
德黑兰大学教授萨达克·齐巴卡拉姆说，有史以来，伊朗一直是连接东西方文化和贸易往来的桥梁，伊朗人不仅是丝绸之路的保护者，更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充当着东西方贸易的中间人。“丝绸之路不仅丰富了伊朗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也给他们带来了财富。没有丝绸之路，波斯商人就不会闻名世界。”
齐巴卡拉姆认为，因为经济受到制裁冲击，伊朗非常希望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经贸合作，帮助本国经济走出困境。
2008年，伊朗与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签署意向书，决定共同投资数百亿美元，加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这些国家间的运输成本，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新注入活力。
然而，伊朗对外贸易处处受到西方制裁掣肘：许多产品被列为禁运物品，无法贸易；航运保险业制裁使得对伊贸易运力有限，成本高昂；金融制裁使得资金难以进出伊朗，结算困难。此外，制裁还会引发汇率和政策的突然变化，增加市场风险和不稳定性。
“伊朗要成功融入丝绸之路，恐怕还得先跨越西方制裁这一道‘路障’，”齐巴卡拉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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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元素与服饰的前世今生
青花瓷以其鲜活、艳丽、明快特征在元代瓷器中独树一帜，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演绎出了美轮美奂的艺术佳作。青花瓷仿佛从远古姗姗而来，观众流连在有如水墨画般的青花世界里。近年来，中国元素大行其道，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中装以时尚的名义开始了自己的高级定制。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性,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青花元素作为能够彰显中国气质的重要部份,以其独具的魅力,不断向外延伸,一个看似含蓄、素雅的中国瓷器家族中的成员,在今天大放异彩,青花瓷充满了中华民族特色,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英国资深时尚评论家芭芭拉来中国观看高级定制时装秀时，则这样评价：“中国设计师表现出来的是比较成熟的高级定制服装，我觉得她的服装中戏剧的色彩很浓烈，非常具有艺术性，她不是单纯要表达一些时尚的东西，更像是一场纺织艺术的极致演绎。在欧洲，纺织手工艺术几乎快要消失了，而这些衣服中保留了对纺织手工艺术的应用和表现，我个人对文化艺术非常推崇，手工艺术应当得以保存和流传下去。”如此高度的肯定和对中国时尚文化的赞美，不禁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时尚转身充满信心。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陶瓷
到“瓷器”，国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幅亲切的关于瓷器的图景。光滑？精美？细腻？剔透？我们似乎很难用几个简单的词来述说瓷器，虽然瓷器对我们来说太亲切了。在景德镇的某所作坊里，窑工千年如一日地守望着一窑熊熊的烈火；在闭塞的乡村农家，也依然有青花瓷掸瓶矗立在红油漆躺柜上。即使抛开“China”这个英文单词的中文释义不说，瓷器对世界而言，依然意味着中国。
陶瓷从唐朝以来便作为特产随丝绸输往国外，而随着东方新航路的发现，又于明代远渡重洋到达西方，并在清代达到极盛。陶瓷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曾经征服世界，如今，欧洲各国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都藏有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它们不但延续着中国传统的古韵，也带着几分传奇色彩和当地风情，等待着国人的揭示。正如北京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马未都所说：“对寻访而言，不仅是看到了数量巨大而精美的文物，更在海外发现了一个‘新’的中国，同时也有机会通过外国人的眼睛理解了中国文物的真正价值。”
法国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也是中国瓷器的拥趸，凡尔赛宫里的托里阿诺宫正是以陈列路易十四珍藏的中国青花瓷器而著名。同时，该宫在建筑上又借鉴了“南京瓷塔”的手法，覆盖以彩釉陶砖，又称“托里阿诺瓷器宫”，很有特色。而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内还专门设有中国瓷器展览，其展出的元代青花件件都堪称极品，令众多中国陶瓷学家和陶瓷爱好者趋之若鹜。据介绍，目前，全世界有已200多万人来到托普卡帕宫参观这批精美的中国元代青花瓷。
虽然大众市场并不看好陶瓷主题的旅行，但针对陶瓷爱好者开发的线路却非常受欢迎。2008年中国首个考古探索之旅“大家之旅——景德镇瓷器之旅”，开辟了陶瓷爱好者与名家共同交流鉴赏的先河。2010年初又推出了“马未都日本博物馆之旅”，带领收藏爱好者深入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奈良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等日本知名博物馆，该线路受到了业内人士及爱好者的大力赞赏。
土耳其人的热情好客也是出了名的。他们会用生硬的中文高声与我们打招呼，喊出，“中国，我爱你，长城。”当然他们也愿意教我们几句土耳其语，告诉我们，在今天的土耳其语里“中国”和“瓷器”是同一个词——cini。
据记载，历史上中国的丝绸除了通过横贯欧亚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以外，还有一条海上交通线在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商品运往世界各国。这条交通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它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始于西汉时期、繁盛于唐朝中后期，它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商队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西方各地。因为这条通道是以瓷器为主要贸易产品的，所以也被称作“瓷器之路”。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像颗颗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和阿拉伯世界。而伊斯坦布尔就是这条“瓷器之路”的终点站之一。
走进伊斯坦布尔著名的托普卡帕宫，“瓷器之路”当年的繁忙与热闹的景象便不难想象。据介绍，托普卡帕宫收藏的瓷器达一万二千多件，是继中国和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三大瓷器收藏馆，这里所藏的中国瓷器多产自元、明、清时期。“研究中国陶瓷不去看托普卡帕宫收藏的中国瓷器，对一名陶瓷学家来讲是一件死不瞑目的事。”这是中国瓷器研究领域流行的一句话。更让人惊叹的是，在这庞大的瓷器收藏中有大量非常稀有的元代青花瓷。据了解，托普卡帕宫内的元代青花瓷，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世界第一。对此，中国的瓷器专家认为，和西方博物馆中中国瓷器大多是掠夺而来的不同，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则用丝绸之路贸易而来的、馆藏数量世界第一的元代青花瓷诠释了土耳其人对于中国陶瓷的珍爱。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吐分明。可参造物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并无慧眼可辨其中奥妙，只是单纯地欣赏着儿时记忆中外婆家檀木梳妆台上釉里红的朴实敦厚和粉彩的俊雅柔和。也没有料想到偶尔的一次随访，能从一位素昧平生的长者身上收获人生的感悟。陶瓷，以及陶瓷人，用其特有的风骨，感动着与之擦肩的历史和时空。
元代青花瓷器与丝绸之路中的跨文化交流
元代青花瓷器是一种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再施以透明釉，在1200度以上窑炉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青花瓷器的先河，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元代的丝绸之路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孜孜不倦的开疆扩土，以及对中西交往的包容态度，使得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成为蒙古帝国的内部交通路线，而迎来了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高度繁荣时期。以元代青花瓷器以及作为其外销重要载体的丝绸之路这两个相关联的名词为视角，以此来试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民族以及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特点与独特魅力。
一、元代青花瓷器的历史地位及当代影响
元代青花瓷器俗称“元青花”，因其创烧于元代且绘画所用钴料烧制后所呈现的青蓝色的彩绘纹饰而得名。蓝色的花纹与洁白的胎体交相映衬，浑然一体，宛若一幅雄奇瑰丽的水墨画。它上承宋瓷，下启明清，作为青花瓷成熟制作工艺的开山鼻祖且存世稀少，而备受世人推崇。它的产生为景德镇在明代成为世界制瓷业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它出现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却迅速地走向了成熟，这与它成功借鉴了前朝历代釉下彩绘技术不无关系，所以说，它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而是中国陶瓷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在元青花诞生之前，早在唐代就已经有工匠不自觉地运用钴料于陶瓷的装饰中，但均未达到像元青花这样作为一种工艺而成熟运用的程度。到了宋代，景德镇窑工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器物的成型方法，而且在他们中间还存在着较为细致的分工。南宋至元代是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南北各民族大迁徙时期，随着金人、蒙古人的南下和南方汉人向北迁徙，这其中不乏一些来自南北方窑口（如磁州窑、吉州窑）身怀绝技的工匠，融汇入当时瓷都景德镇窑场做工。元代的景德镇窑工创新性的将高岭土掺入到瓷石中，创制了瓷胎原料的“二元配方”，为青花瓷能在元代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对后世的陶瓷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色料上，他们开始采用来自西域波斯的“苏麻离青”（即进口钴料）代替国产青料生产高档产品，使得元青花的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力，这些因素使得当时景德镇瓷窑所创烧元青花达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形成了“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元青花诞生于多民族、多种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元青花发源于中国，主要承袭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它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原因，又处于元代这个多民族交融的历史环境之中，它蓝白相间的典雅韵味迎合了当时蒙古族统治者崇尚蓝天白云的民族特性，因此元青花包容了众多的文化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钴元素色料来源于西域的波斯，我们从世界元青花瓷器三大收藏地的馆藏数量上可以惊讶地发现，原产于中国的元青花，其馆藏数量最多者，竟然是土耳其的托普卡比皇宫博物馆，而中国国内馆藏最多的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也仅位于世界第三的位置。
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2005年于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所拍“鬼谷子下山图”元代青花人物故事大罐，其最后成交价为1 400万英镑，加佣金后为1 568.8万英镑。以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了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这一消息的传出，迅速轰动了全世界，受到了众多藏家的追捧；其后更是引发了全球的“青花热”，就连风靡亚洲歌坛的歌手周杰伦也在其后创作一首中国风歌曲“青花瓷”来歌咏它。这使得青花瓷不仅成为各个年龄段群体中耳熟能详的事物，并且北京奥运会颁奖礼服上青花瓷设计元素的成功运用，也使其在世人面前赚足了眼球，而上升成为一种标志性的“中国风”文化元素，而被当代文化艺术创作广泛的运用于各个领域。
二、元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及其与元青花的联系
丝绸之路最早由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所提出。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所以“丝绸之路”一词一经提出即被广泛采用。丝绸之路通常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主要道路。广泛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最早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所开拓，他带着价值贵重的金帛货物到了西域各国，开始了东西方最初的大型商贸交往。从此，商品在丝绸之路上交流，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民族在丝绸之路上交融。丝绸之路成为一条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通达大道。
及至元代，蒙古帝国统治者的对外扩张，在使历史上中华版图达到极致的同时也一定程度恢复了自唐末以来连年战乱而陷于停顿的丝绸之路。蒙古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以往丝绸之路上的大量关卡和林立小国，这使得丝绸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个朝代都要更便捷。蒙古帝国和它在中国的元朝统治继承者，对这些从西方前来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欢迎的态度，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就是良好的佐证。并且在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升到了与陆上丝绸之路并举的地位，因为前朝宋代的偏安一隅，陆路交通的阻塞，直接促使了海路交通的大力拓展，并且中国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尤其是陶瓷业中心的南移至景德镇，方便了瓷器由南方沿海港口的向外输出。所以到了元代，元朝政府在继承之前海路的基础上，大力提倡、鼓励海上对外交往，对海外贸易实行开放、鼓励政策。1279年蒙古人平定江南当年即派广东招讨使从广州启程出使俱蓝国（今印尼南岸奎隆）招徕贸易。不久，又在广州设市舶提举司，以通诸蕃贸易。这使得元代海上丝路的航线，远达南洋群岛、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以至东非。达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全盛时期，海外贸易得到了较大发展。在造船术改进、指南针发明等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动下，陶瓷贸易在此大背景下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从而取代丝绸、香料等大宗海上出口货品，成为海上出口最大宗货物，因此有许多人以及一些日本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作“海上陶瓷之路”以突显瓷器在元朝的海上贸易中首屈一指的重要左右，这就使得珍贵的元代青花瓷器为什么大部分藏品散落于陆海丝绸之路沿线的波斯（今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且多于国内这一问题变得不再难以理解。
三、元青花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与意义
元青花，从其诞生至今的800余年间，一直为世人所追捧。究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它的稀少，更因为青花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装饰元素绵延不息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从元代延续后世的明清乃至民国瓷器，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官窑或民窑所产瓷器，还是内销与外销瓷中，青花瓷数量都极为庞大。这恰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青花历来受到喜爱，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很喜欢；文人贵胄喜欢，平民布衣中也广受欢迎。它做到了观赏与实用装饰的并举，因而具有了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从它经由陆海丝绸之路对外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难梳理出一个极为庞大的元帝国对外交流网络。而在这个网络中，古波斯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处的西亚地区，不仅现存藏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遗迹也颇为丰富。一方面，这与来自西亚的青料亦密不可分。正是这种来自西域被称作苏麻离青的使用，使得西方的青花料在东方的窑炉中幻化出了被誉为“宝石蓝”的幻蓝光泽，赋予了元代青花瓷器湛蓝绚丽的颜色和飘逸隽永的神采，以至于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另一方面，那些承载着元青花的驼铃声与大宝船，带去的不仅是令西方啧啧称奇的富饶物产，更是由于这种跨文化的传播与互通，使得中西方贸易、宗教、文化的达到了一个空前融合的时期，造就了西方人的“东方情结”，对之后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元青花，它诞生于大元帝国那个波澜壮阔的朝代，而幸以得天独厚的萃取多种文化智慧的结晶，所以一经出现就注定它的不平凡。随着元青花考古研究与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或许隐藏在它那幽蓝而又深邃的光芒背后，还有更多的文化之谜等着世人去揭开。
越南出水陶瓷做工精美生动 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繁荣
原标题：通讯：越南出水陶瓷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繁荣
跃然眼前的灵动鱼儿，釉色渲染的花团锦簇，明净素雅的水墨山水，韵味深长的民间传说……这些都是越南打捞出水的陶瓷制品上所绘内容，尽管这些瓷器年代久远，可如今看来仍精美生动，引人注目。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越南科学家先后在越南附近海域发现了6艘古沉船，从船上打捞出一批品相相对完好、套系相对完整的陶瓷制品。它们来自于中国和泰国等地，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在遥远年代里的繁华。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又被称为“陶瓷之路”。由于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与内地的陆路往来不易，所以沿海居民自古积极开发海上商路。而中国东南沿海夏、冬两季均有季风助航，海路通往欧陆更为便捷。
“这些文物的发现不仅证明古代有很多中国商船沿海上丝绸之路航行时经过越南，也证明了越南在古代海上商路中占据重要地位。海上丝绸之路也曾对当时越南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越南考古专家阮庭战说。
60岁的阮庭战现任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曾直接参与了三次古沉船的打捞和整理工作。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馆藏一部分中国瓷器文物便经过了他的手。
“在金瓯省发现的沉船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文件，证明15世纪时郑和船队曾经到达过越南。他的船队从海南出发，可能在越南港口补给过食物和饮用水。”
据阮庭战介绍，在越南出水的陶瓷制品大多产于中国的元、明、清时期，器型包括碗、盘、瓶、盆、壶等，做工精美。这些外销瓷所绘纹饰既有中国传统装饰花纹，也有欧洲人喜欢的景致和图案。
“那时，很多商船从越南经过，不仅促进了越南的制陶工艺，也促进了越南商贸活动的发展，”阮庭战说。
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期刊》主编杜进森说，习近平主席将“21世纪”与“丝绸之路”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说明中国希望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加强经贸关系。
杜进森说，21世纪被认为是“海洋世纪”，这说明大部分贸易活动都离不开海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与东盟在提升双方贸易投资和文化合作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新“海上丝绸之路”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战略和安全互信。
他表示相信，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构想的确立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
“丝绸之路”是怎样将瓷器打包运输的？
唐代，我国瓷器销量不少，而外销的陆路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往波斯的。
起初，古代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西安、北京等地采购了大量的瓷器，用马车装载运回。从西安到波斯，路途万里，坎坷不平，十分不便。坚脆易碎的瓷器经不起长途的颠簸，一到目的地，大都成了瓷片。商人们哪个去干赔本的买卖，于是他们想尽了办法，终于试验成功了一种很有趣的瓷器包装方法：他们把采购来的瓷器先放置在潮湿的地上，在每件瓷器里灌满了沙土，再在沙土里撒上一些豆种或麦种，按照瓷器的不同品种和规格，十件十件地叠起来，用绳子紧紧地缚成一片。然后，撒些沙土，把其中的空隙填没，再播些豆种或麦种。接着,在这些“土”方方上不断地喷洒清水……慢慢地，撒播的沙土里的豆种和麦种生根了，出芽了。根根芽芽，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等到“土”方方粘结到差不多了，商人们就开始对它们进行“考验”：把这些方“土”块，放在比较结实的地上摔，摔不碎的就称初步合格，可以装车起运。
古人就是用这种有趣的包装方法，通过“丝绸之路”外销中国的瓷器。他们的运输路线据资料介绍在德黑兰南面约十公里之处有个叫做累伊的古城遗址。累伊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建立了，曾为首都，繁荣一时，有人认为在东方它是仅次于巴格达的豪华城市，十三世纪毁于战事。累伊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必经之地，就在这里发现了唐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南宋龙泉青瓷等。这说明至迟在九世纪以前中国瓷器已经由沙漠之舟一一骆驼运到伊朗中部来了。不过，瓷器陆运由于包装费事，运输途中损耗又多，而且骆驼的装载量又有限，所以我国的瓷器通过陆路输出的数量还是不多的，大批的输出瓷器还是靠海路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