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瓷器的名字。
唐开元年间三彩胡人骑驼俑
中世纪的中国具有超强的综合国力和丰富的物产，吸引了无数胡商千里迢迢来到中原。“沙漠之舟” 骆驼，以其默默无声的千年负载，成为“丝绸之路”当之无愧的象征。胡商以这种特殊的运载工具，背负宝石、香料、玛瑙而来，又满载丝绸、瓷器、茶叶而归，异域的礼俗、宗教和文化也随之纷至沓来，胡风礼俗、胡乐歌舞成为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他们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作出了特殊贡献，并播下了友谊火种。唐代强盛，于西域各地置都护府，使汉代开拓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骑驼陶俑塑造了盛唐时西域康国人东来中夏的情景，表现了他们在我国经商之暇，戏猴、骑驼漫游情趣。
在唐代，骆驼已成为丝绸之路上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满载着中原地区的丝绸、瓷器、铁器、纸张、金银器等物品的驼队，通过中亚和西方的沙漠出口到亚洲国家。 而中亚和西亚的特产香料、珠宝、毛织物等物运来中原，如今在我国新疆、西安等地发现的波斯银币、阿拉伯金币等。在中亚撒马尔罕发现的唐代铜镜、铜钱、丝织品、三彩器等，成为见证了中国对外交往历史。 在当时人员的往来也很频繁，我国不少手工业工匠侨居西亚，传去造纸技术、丝织技术等。而许多波斯、阿拉伯商人工匠，张来到陆地和海上，广州，一个长期的非居民在其他地方， 在长安有波斯人经营的邸店、珠宝店，也有中亚各国商人开办的胡食店、酒店等。当时的国都长安就是外国商人在我国最集中的城市。
三彩胡人骑驼俑，约盛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高74cm，长55cm。
双峰骆驼站立在菱形托板上，昂首引颈，作嘶鸣状，四腿肌肉起伏，如有弹性，四足前后错落，似欲起步。驼背上坐一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头扎幞头，身着翻领、窄袖、开胯、过膝的胡服，下着袴子，脚蹬高靴。手扶骆驼前肉峰。肩上站立一猴，猴一爪扶俑头部，一爪托腮，一副顽皮之相。除胡人面部敷白粉，五官、胡须等墨绘外，其余部分均施三彩釉。胡人和骆驼分别以深、浅的赭黄色为主色调，骆驼的头、颈、四腿及驼峰的绒毛均施以浅黄色釉，驼背的披垫施以绿、赭、黄三色釉。(北京故宫博物院步连生)
此件唐三彩作品出土于河南洛阳。人、驼、猴刻画生动，三彩釉施釉匀净无瑕疵，配色自然，清丽而不浮华，塑造艺术和三彩釉的烧制技术都达到了极其娴熟的高度，显示了我国唐三彩技艺之精湛。(北京故宫博物院步连生)
此件作品中的胡人为西域康国人形象。唐代强盛，于西域(新疆)各地置都护府，使汉代开拓的自京都长安经河西走廊、直至中亚各国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康国人善商贾，骑驼陶俑塑造了盛唐时西域康国人东来华夏的情景，表现了他们在我国经商之暇，戏猴、骑驼漫游之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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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瓷器的“海上丝绸之路”古代窑址
中国从唐代就开始从福建泉州、广州沿海港口出口瓷器，经过宋元明清形成了瓷器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三个大陆的一条文明大动脉，是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的桥梁，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轴。在它两端，产生了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条大动脉中，分别产生了中国、印度、希腊、埃及等古代文明。
广西北海市(一县三区)至少有30多个瓷器古窑址。上至汉下至清，时间跨度两千年。而现在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窑址只有9个，其中有上窑、下窑、东窑、西窑、大窑、英罗窑、草鞋村窑、红坎窑、豹狸窑等。有汉、唐、宋、元、明、清等年代的窑址。其中下窑列为省(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余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一批如中窑、晚姑娘窑、岭底缸瓦窑、常乐缸瓦窑等新窑址，是近几年发现的。 北海的古窑址，大多位于沿海边沿或江河边沿，水上运输方便，瓷土、燃料和釉料都较丰富。不同年代古窑址生产的陶瓷器，除国内销售外，也有一部分通过“海上丝瓷之路”销往东南亚等地区。北海古窑生产的陶瓷器，已成为北海与国外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陶瓷是较重和易碎的商品，陆路运输时间久、运费高，而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较安全，费用也便宜。所以，丝瓷之路逐渐由陆路转入海路，而且日益兴盛。北海地区离东南亚国家较近，在合浦，又设有对外贸易的合浦关。所以，上文提到马来西亚柔佛州等地出土的印纹陶片，很有可能是北海地区古时候，通过南海“海上丝瓷之路”传输过去的。 合浦史学家周家干先生在《揭开合浦乾体古港面纱》一文说：“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中国汉代陶器，所有这些出土印纹陶瓷，与合浦汉墓出土的陶瓷的造型、花纹、彩釉是一样的。这即证实了汉代合浦与东南亚交通贸易的史实。”这一论点，又进一步证明，北海古窑址在秦汉时期，很有可能有印纹陶瓷通过海上丝瓷之路，输往马来西亚、爪哇等东南亚国家。
一、隋唐古窑址与海上陶瓷之路
隋唐时期的古窑址，目前只发现3处，即英罗窑群遗址、晚姑娘窑址、盐灶窑址。
英罗窑群遗址： 位于山口镇英罗村东南约一公里处。据合浦县博物馆普查资料载，该窑在英罗水库岭脚下，南面以前是海，后来海岸线南移约1公里。据说，以前那里有72条窑，东起英罗圣堂，西至石头埠，中间连着后来建的英罗水库大坝。窑群还伸入水库150米。窑群在英罗水库周围最密集，既有馒头窑，也有龙窑，表土的陶瓷碎片约有2公里。陶瓷片多施青黄釉或黑釉，无纹饰。广西文物队以前鉴定为唐窑，窑址上也有宋代器物。广西容县也有与英罗窑相似的窑址。在英罗水库大坝南北两侧，从北面的瓷片带到南面的废窑包，约有近千米。在大坝西南角，尚有两个馒头状废品窑包，窑包内径约3米多，存有大量烧坏的瓷碗。这些废品瓷碗，火候未超过1,100℃，硬度不高，吸水性强，胎质粗松。在窑群周围，散落很多唐代的碗、砵、煲、罐、筷子笼等一类日用生活用瓷的残器或碎片。近窑包处有较厚的废品堆积层。我曾两次到此，采集到一部分陶瓷标本：
碗：有大口碗、小口碗和浅口碗等几种。碗足，有饼形足和璧形足两种。
饼形足分两式：一是实心饼足，足径7.5公分，大而平，胎质灰白色，较粗松，碗内施乳浊釉，碗外施釉不到底，碗底无釉，呈灰红色。二是平足底划有一圈螺旋划纹，碗内施豆青釉，釉色滋润肥厚，胎体厚重，灰白色，有些火候高胎质坚硬，有些火候较低胎质粗松。
璧形足碗也分两式：一是口径15公分，足径6.3公分。另一式是口径18公分，足径8.6公分。均圆口斜直腹，璧形足。碗内施青黄色釉，灰白胎，碗外施釉不到底，釉色滋润肥厚。
罐：有四耳罐，也有六耳罐。造型丰满浑圆，圆口直颈，六耳双绳系。有些火候高，有些火候低，胎质坚硬、粗松均有。有的施黑釉，胎色浅红；有的施青黄色釉，胎质灰白色。釉有垂流现象。有的罐内施青黄色釉，釉色滋润肥厚，器外无釉。器壁最厚处约2公分，较薄处约1公分。 英罗窑群是一处较大的唐代窑址，有可能延烧至宋，因在窑群中发现有龙窑和宋代瓷片。其生产日用陶瓷的数量及器型都较多，质量也较好。窑址以前靠近英罗港，运输方便。英罗窑群衰落的原因，有可能是因海岸线南移，后来运输不便，或者是以后因战乱、因管理不善等原因所致。
晚姑娘窑址：位于南康镇晚姑娘村东南方，在南康江西面，西背矮坡，坡上有丰富的陶土。只发现一个窑包。地上瓷器残片比较多。从瓷片看，有大口碗、四耳罐一类的日用器皿。器壁较厚重，有些胎质粗松，釉色黄绿，较肥厚润泽，多有开片。罐、碗等器物，外部均施釉不到底。器物和英罗窑相似。在该窑采集的陶瓷标本有：
大碗：扁圆、阔口、平底，碗足有些呈饼形，有些无圈足。碗口直径约14公分，碗高4.5公分。碗底多有似如“6”字划痕，碗内底均有四五个垫烧痕。
四耳罐：椭圆形，侈口，肩有四扁桥耳，器形与英罗窑相似。
煲窑岭窑址：位于营盘镇婆围盐灶大队煲窑岭，约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广东文物工作队发现的，在钦州市档案馆钦州地区文教卷有记载。该窑生产的日用陶瓷与英罗窑、晚姑娘窑相似。该窑在南康江之西，近出海口处，距北面的晚姑娘窑约有3公里，水上运输方便。 隋唐时期，北海上述三窑烧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沿着“海上丝瓷之路”销往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理由是：
1、《合浦县志》、《简明广东史》等书，均记载唐宋时期有陶瓷出口。 据《合浦县志》载：“远在汉代，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唐、宋时期，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出口。”又据《简明广东史》载：唐代“出口商品以瓷器、丝绸和铁器为主，阿拉伯商人很赞赏中国的瓷碗。”
2、文献有记载，唐代合浦有商船开往天竺(印度)等地，北海古陶瓷很有可能随船而往。史念海著的《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曾有佛教徒从合浦乘船到印度的记述。史念海引述义净著的《大唐求法高僧传》卷下说，唐代当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凡六十人。而经过狮子国(僧诃罗国)的则有明远、窥冲、义朗、慧琰、大乘灯、僧哲、无行诸人。明远、窥冲由交州首途，无行则由合浦起程，其余皆由广州出海。他又引用《释慧日传》说：“遂誓游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逝、狮子洲等经过略遍，乃达天竺(印度)”。陈炎教授写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贡献》一文也指出：“唐代的南海航线……这条航路把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这三个地区连接在一起”。以前的航船，大多都是人货混装的，北海地区唐代窑址烧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随着航船销往南亚、非洲和欧洲等诸国。
3、古陶瓷专家曾考证，唐后期中国青瓷大量出口北非、中东、欧洲及东南亚等地，而北海唐代生产的青瓷与国外部分地区出土的唐代青瓷也很相似。 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李知宴，在《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一文载：“在马来西亚柔佛流域的古代文化遗址，韩槐准(南洋考古学家)先生在考察中得到唐代青瓷碎片……韩先生还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文莱苏丹国等地发现黑瓷双耳尊和青釉双耳尊一件，在彭亨也发现唐代青瓷四耳罐等作品”。该文还说：“南亚地区出土唐代瓷器最多的国家是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这是唐朝航船进入波斯的必经水道……是中国航船上货的中转站。这里留下的中国古代文物特别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唐代陶瓷”。该文还指出：“唐朝与西亚和阿拉伯半岛的伊朗、伊拉克、阿曼、叙利亚、土耳其，非洲北部的埃及等国家经济贸易人员往来很密切……中国陶瓷输入波斯的数量很可观。”在伊朗的席拉夫这个古代港口，1965年以来，在多次调查和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李知宴在该文中还提到唐朝青瓷在北非、中东和欧洲的传播：“中国瓷器，尤其是青瓷，在唐朝后期，即九世纪中叶后大量出口到北非、中东和欧洲等地。”上文提到的黑瓷和青釉双耳尊、青瓷四耳罐等陶瓷，与北海英罗窑等窑址生产的陶瓷很相似。
4、合浦港有地理位置优势及设有海关等有利条件，陶瓷出口沿着海上丝瓷之路进行贸易可能性较大。首先，陶瓷从合浦港沿着海上丝瓷之路出口，具有航程短、运费低等地缘优势，合浦港是岭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水路交通，比广州、泉州等大港口通往东南亚、非洲及欧洲的航程都短，商人是不会舍近求远的。其次，汉唐时期设合浦关，便利于做外贸生意。合浦关代表国家接待进出的中外使节，管理通过的商旅，征收货物的关税。再次，唐代时期，国力强盛，朝廷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所以，唐代北海地区的陶瓷出口，沿着南海“海上丝瓷之路”进行商品贸易，可能性也较大。
5、瓷窑生产规模大，只有外销才有出路。据《合浦县志》载：“唐贞观八年(634年)置廉州，州境相当合浦、北海等地域。关宝元年(742年)廉州人口为13,029人。”从英罗窑、晚姑娘窑及盐灶窑来看，其生产规模较大，年生产陶瓷约有几十万件，当时廉州人口不多，当地解决不了销售问题，只有靠外销，才能消化得了生产出来的陶瓷产品。 此外，当时合浦口岸，不但出口本地生产的陶瓷，远在南朝时，已出口南流江、北流河等上游地区生产的陶瓷了。据《广西外贸志》载：“南朝时，我国商业繁荣，海外贸易比较发达，广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商埠。合浦是东南亚各国朝贡的通道。藤县古龙乡中隆村生产的古陶器经北流河、南流江输合浦出口。”
二、宋元古窑址与海上丝瓷之路
宋元时期，北海的陶瓷业步入了兴盛期，不但窑口多，规模大，烧造技术、制作工艺以及产品质量均比以前进步。宋元时期，北海现已发现的窑址有：下窑、中窑、上窑、东窑、西窑、常乐缸瓦窑、黄丽窝缸瓦窑、红坎窑等等。
下窑： 位于福成镇下窑村，故名。窑群在古河道福成江(又称新圩江)西岸，西靠下窑村，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100米。据合浦县文物调查，该窑群在江岸排列有12个窑包，每个窑包相距三、五十米。现在较为明显看出的窑包有5至8个。窑群大多为藤蔓、草木所覆盖。在窑包周围，瓷片比比皆是，废品堆积层较厚。烧造的陶瓷有罐、盆、瓮、碗、壶、擂盆等日用生活陶瓷。废品堆还有垫饼，匣碎、石捶、窑砖等窑具。瓷片有青、黄、灰、绿等釉色。有些青瓷片釉色较好，呈黄色或青黄色，釉色滋润、火候较高、胎体坚硬。有些釉层较肥厚，有开片。
中窑： 位于福成镇中窑村东北约200米处。在古河道福成江西岸，距南面下窑约2公里，距上窑约4公里。1988年12月，我与桂林市古陶瓷专家李铧到中窑村考察，首次发现该窑。因它在中窑村旁，与上下窑相对应，故名中窑。窑址附近多产陶土，废品堆积层较厚。见有龙窑和馒头窑的残迹。曾烧造过盆、碗、壶、碎、瓮、煲、擂盆、猪槽等日用陶瓷，也有骨缸等宗教用瓷，还发现有大缸、牛头煲等大件和明代城砖等建筑陶瓷。瓷片多灰白胎，施青黄釉，牛头煲施黑釉。大多瓷片火候较高，胎质坚硬。有些器物壁较厚。馒头窑是烧大缸、牛头煲等大件粗瓷的。城砖长40公分，宽16公分，厚约10公分。明洪武初年，朝廷命修筑白龙珍珠城，该城呈长方形，南北长320.5米，东西宽233米，周长1,107米，城高6米，城基宽约7.6米，是需要大量城砖的。白龙珍珠城的城砖应是中窑烧造的。中窑距白龙珍珠城约7.5公里，有水路相通。中窑村明代曾为集市，称中窑圩。明代后期，因遭倭寇劫掠而衰落。又因福成江河道逐年淤塞，水上交通不畅而使窑址停烧。
上窑： 位于福成镇上窑村东南方约200米处，在福成江的西侧。据合浦县文物调查称，窑包高约15米，东西长56米，南北宽54米。 1957年7月广东省文物普查认定为宋代窑址。1980年11月，广西区文物队郑超雄先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对该窑进行发掘。当时窑址的火膛及烟道已全部被毁，仅剩窑床中部11米长。该窑床为斜坡式龙窑，长50米，宽1.6至1.8米，窑壁残高35至45公分，窑室斜度为25度。废品堆积厚达1米至3.5米，其中以窑具垫托居多。出土的遗物大多无纹饰，有小部分有海鸟纹、蜜蜂纹、缠枝纹，图案化了的云雷纹、水波纹等。修饰手法是用毛笔描绘朱红色。有些器物朱书：“福”、“寿”、“长命”等吉祥文字。出土的陶瓷器计有瓮、碎、盆、灯、执壶、擂盆、筷筒、动物、饼足碗、拔火罐、四耳罐等日用生活器物。出土的陶瓷残器有些釉色细、光泽好、火候高。有的器物底部一般都较厚重、平底，腹部较深。有些口沿为子母口。还出土有三件陶瓷烟斗，和一个壁薄、釉细的残破小酒杯。
红坎窑： 位于福成镇社坛村北面古河道福成江上游的西边，紧靠红坎岭，故名。该窑是于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封土高约7米，南北长15米，东西宽13米，窑膛为灰色砖砌结。整个窑包已为草木封盖，似馒头状。从窑包周围散落的瓷片看，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石本、壶、盆等生活用器。陶瓷器火候较高，胎质坚硬，釉色多为石灰质釉，也有施釉肥厚的瓷片。
东窑：位于营盘镇东窑村的东侧，窑址分布在南北长约400米的村庄边缘地带。东窑村的东西两侧以前都是古河道。据群众反映，东窑以前有36座窑。1983年10月，广西文物队合浦县普查分队普查时，发现有6座窑包遗存，龙窑的构架还清晰可见。烧造的产品有碗、盆、罐、壶、石本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较厚、灰白色。釉色有青黄、褐黄等色。有些砵釉色滋润肥厚、胎质坚硬。碗外施釉不到底，有深褐色划纹。
西窑： 位于东窑之西。东西两窑隔一约200米宽的田垌(以前是古河道)。当地群众说，以前西窑也有36座窑。1983年10月广西文物队合浦县普查分队普查时，发现有8座窑包。窑包附近散落很多筒瓦碎片。有些瓮、罐、碎等瓷片，产品胎质、釉色品种与东窑、上窑大体相同。
常乐缸瓦窑： 位于常乐圩镇北约1.5公里的缸瓦窑村旁，南流江东侧。窑口面对江边。1999年10月，我利用休假时间到该地考察首次发现。因近常乐圩镇，故取名常乐缸瓦窑。该窑现存两条斜坡式龙窑。每条长约40米。一条已多年停烧被草木覆盖，陶瓷片满地皆是。另一条似在古窑的基础上修造窑床，停烧约有20年。两窑口周围废品堆积层较厚，产品火候高，多为厚重粗瓷，器物内外大多施酱色釉。烧造的器物有：瓮、砵、盆、沙煲、猪槽、大缸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质粗糙，含铁量高，呈褐色，胎质坚硬。古窑的东边有很多深坑，应该是以前取陶土时挖深的。据一位老人说，这里很早以前便有缸瓦窑了。该窑烧造产品的胎质、釉色、品种与红坎窑相似。
黄丽窝缸瓦窑：
位于南康圩镇北约6.5公里的缸瓦窑村东南方，因该地属黄丽窝大队辖，权取名黄丽窝缸瓦窑。于2001年4月26日，我与一同事到那里调查时发现。古窑已被青树翠蔓所覆盖。看来窑址规模较大，不只一个窑口。该窑以前离海边很近，后来海岸线逐渐外移，现离铁山港海面约2公里。该窑周围散落的瓷片很多，估计废品堆积层亦很厚。从散落的瓷片看，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碎、壶、碗、磨盆等日用生活用器。器物釉色青灰，胎质有些坚硬有些粗松。磨砵、瓷盆与福成红坎窑相似。 关于上面几个窑的烧造年代，从上面几个窑烧造产品的胎质、釉色、品种等情况看，当属同一时代的窑口。它们的烧造年代，大体上始烧于宋，延烧至明。我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曾根据1957年7月广东省文物普查队采集的瓷片鉴定，认为上窑、下窑两处窑址的年代当属北宋。这几个窑烧造年代的上限，定于宋代应是没有问题的。1980年11月，广西文物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发掘上窑，据合浦县博物馆文物登记材料称，上窑发掘时，“在窑顶上拾到一个断了把的压槌(捶)，上刻有‘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造’，经整理鉴定为明代窑址。”上窑烧造的下限定在明嘉靖是没有问题的。但把上窑只说是明代窑址或说成是明嘉靖的窑址，则未免过于片面了。 1961年，广东省博物馆曾广亿先生到合浦复查，认为上、下窑址的年代当属唐代。这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一是曾广亿先生是广东著名的古陶瓷专家，见多识广、眼力可靠、著作颇丰，广东的窑址，他大都考察过；二是他鉴定为唐代窑址，肯定有他的依据。1998年12月，我与桂林古陶瓷专家李铧到上窑考察时，在上窑发掘出来的废品堆中采集到三种碗底，其中一种是平底饼足有褐彩的碗底，应是唐末或宋末元初的碗底。1999年5月14日，我陪南京博物院教授、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张浦生去合浦博物馆参观时，在库房的上窑标本处见到一只平底碗残底，张教授说这是唐代器物。1986年12月，《考古》杂志刊登广西文物队郑超雄先生执笔写的《广西合浦上窑窑址发掘简报》一文，曾有出土碗一件的记载，其状况是：“碗、1件，残。敞口、圆底，壁形足。高5.5、口径13、底4.5厘米。灰白胎。”从“圆底，壁形足”的特征看，应是晚唐流行的碗式。 根据上面几点，我认为曾广亿先生说上窑是唐代窑址，肯定有他的道理。上窑烧造的上限很可能在晚唐，但发掘出土晚唐的器物不多，定为北宋或宋代，或许更准确些。其他中窑、东窑、西窑、下窑、红坎窑、常乐缸瓦窑、黄丽窝缸瓦窑等，这些窑址都未发掘过，其深层内涵还是未知数，但从其窑址周围的堆积层及散落的瓷片看，与上、下窑的瓷片大致相似，其烧造年限，大体上定为上限始烧于宋代，下限延烧至明代还是可以的。 当然，各个窑口由于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不同，其烧造年限还是有差异的。如福成江边呈南北走向的四个窑址，下窑处于福成江的下游，离白龙港口约6公里，窑址的生产规模最大；中窑处于福成江的中游，离白龙港口约8公里，生产规模比下窑小；上窑处于福成江的中游，离白龙港口约11公里，生产规模又比中窑小；红坎窑处于福成江的上游，离白龙港口约14公里，生产规模又比上窑小。据《合浦文史资料》第三辑“福成沿革”载，明朝以前，“海潮上涨，自白龙港口冲入福成江，溯江而上，直达福成圩东北角十余里处，那里有条村庄名为‘水尾村’……顾名思义，‘水尾’就是海潮上涨之终点。”这条水尾村，就在红坎窑隔江的对面。也就是说，以前是有海水涨到红坎窑江边的。它的陶瓷运输，主要靠涨潮水路，随着福成江的淤塞，海岸线的下移，这几个瓷窑逐渐失去了水上运输线，也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所以沿着福成江而建的四个窑址，红坎窑在上游，失去水上运输线最早，因而生产时间短、生产规模小，上窑次之，中窑又次之。 北海地区宋元时期出现那么多瓷窑，每年产品至少过百万件，而当时北海地区的人口并不多，单靠当地销售是不可能的。《合浦县志·人口》没有宋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但有元代及明代的：“元代合浦属廉州路，廉州路辖合浦、石康二县。该路人口为11,686人”，“到了明永乐十年(1412年)合浦、石康二县总人口为33,007人”，“明嘉靖元年(1522年)县境为人口11,822人。”由此可见，北海宋元时期，乃至延烧至明代的窑址，其生产的产品在本地销售，肯定是供过于求的。往内地销售，其成本及质量也敌不过江西瓷及广西容县瓷。这些窑址之所以能生存发展下去，主要靠产品外贸出口。 《合浦县志·经济篇》，曾记载：“唐、宋时期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并出口”。李志俭先生主编的《北海港史》一书也指出：“元朝在廉州设市舶提举司，接待各国使者和商人，也吸引中原商人抵此贸易。这样，不仅促进港口的发展，而且刺激了廉州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合浦的陶瓷业已初具规模……元代古瓷窑址，大都在沿海地带……古陶及其器物的发现，充分证明此时合浦已大批生产较为优质的陶瓷器，并通过港口输送到东南亚各国。” 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在《古陶瓷鉴真》一书中说：“我国陶瓷在唐代已有相当数量输出国外，入宋以来，瓷器对外输出有增无减。在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及非洲东海岸很多国家都发现有宋代瓷器，不仅行销的市场较唐代有扩大，而且数量有了急剧的增长。”该书指出：“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江谣等沿海地区，这一地区瓷窑的大量出现与宋代瓷器大量外销有直接关系。”该书还提到：在广西，“宋代烧青白釉的还有桂平和北海2窑，桂平窑所烧器皿较多，北海窑只烧碗盆碟等器……主要供外销之用，因此国内极少流传。”冯先铭所指的北海窑，泛指宋代北海地区的上窑、下窑等窑址。在下窑，曾出土写有红色阿拉伯文的宋代执壶。这些执壶，很可能是销往阿拉伯地区的商品。 从上面几个事例，可反映宋元时期北海制瓷业的发达兴盛，这与外贸出口有关。《宋史》、《宋会要》等书也有记载，我国与大食(沙特阿拉伯)等国，也有以“精粗瓷器市易”的。 宋元时期，北海等沿海地区之所以瓷业兴盛，外贸兴旺，还有如下几个原因：
l、宋朝廷重视海外贸易。
①、专门在广州、泉州等大港口设立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在廉州，设有沿海巡检司，元朝开设市舶提举司，旧署在“州南十里中和坊。”“中和坊”可能位于廉州镇沿着西门江往南约5公里的九头庙一带。这些外贸管理机构主要工作，是接送中外来往使者和商舶，对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②、1010年，宋真宗辟廉州和钦州如洪砦为与交趾(越南)互市口岸，直至南宋灭亡，共200余年。这将有利于北海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廉州港(即北海港)已成为当时我国对外开放的十大港口之一。据《廉州府志》载：“自廉(即北海港)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越南)。③、朝廷派内侍等重要官员到国外开拓贸易。④、授商以官，对招商有贡献的商人赐予一定的官职。
2、禁止以金银与外国贸易，在以物换物的交易中提高了瓷器在贸易中的地位。
据《宋史·食货志》载，到了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这样，金银钱币不再用于海外贸易，而瓷漆丝绸成了海外博易的主角。外销的陶瓷，主要来自民窑，这就大大刺激东南沿海民窑陶瓷业的发展。又据《简明广东史》载，南宋时广东已开始使用纸币，到元代市舶条件更为完备，市舶贸易普遍使用纸钞。元初即已印行“中统钞”。市舶贸易流通手段的进步，也促进外贸的发展，出口商品“仍以瓷器和丝绸为大宗。”
3、航海技术的进步，也促进外贸的发展。
主要反映在船舶指南针的应用及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广东、福建的造船业当时处于世界先进行列，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载，宋代商舶木兰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可见当时造船已很发达。有的船甚至可载千人。宋代朱或的《萍洲可谈》，沈括的《梦溪笔谈》等书，都记载有罗盘的科学原理。航船根据罗盘、天象、景物等因素，可作科学的航海定位。航海技术的进步为陶瓷的对外输出提供了交通安全保证。
4、瓷窑烧造技术的进步，也促进对外贸易及瓷业的发展。
在宋代，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元政权，并多次南下用兵。据《元丰九域志》载，南宋时，有不少士民从中原往生活环境相对稳定的南方迁移。在南迁士民中，也有不少有制瓷技艺的手工业工匠。他们的加入使南方瓷业的制作工艺和烧造技术，都得到很大的进步。如对瓷土注意了选择、提炼和因材施釉，在纹饰题材、制瓷种类、施釉颜色等方面都有所进步。在烧造技术方面，窑炉也从半倒焰式的馒头窑改为平焰式的龙窑。龙窑多以山坡或堆土倾斜建筑，窑长数十米，形似长龙。其特点是升温、降温都快，生产周期短、产量大、成本低。同时，还用上了观察窑温的火照(试温标)。由于瓷窑烧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的进步，既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又扩大了生产规模，促进瓷业和外贸的发展。 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诸蕃志》一书，作者赵汝适列举了当时亚洲有15个地区或国家，是用瓷器进行贸易的。其中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兰无里、细兰、南庇、麻逸、渤泥等国，即今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国家。 陈炎教授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贡献》一文载：“到了宋代，不只是中国丝绸、瓷器，连中国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等，也通过阿拉伯、波斯等国商人，经由这条航路而传入欧洲。”该文还指出：“元、明两代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极盛时期。这时，海外航路和对外贸易发展到最高潮……从输入商品的产地推知，同我国贸易的地区的国家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名著《陶瓷之路》一书也指出：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岸、北岸、南岸都发现有中国的瓷器。《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书又指出：在“红河岸边的库赛尔也出土有宋代越窑青瓷、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南方地区的青白瓷”。北海宋元瓷窑生产的是“南方地区的青白瓷”，这些青白瓷，在通往东南亚、非洲等地的海上丝瓷之路贸易中，应占有相当的份额。
三、明清古窑址与海上丝瓷之路
明清时期，除宋元时期延烧至明的上窑、中窑、下窑、东窑、西窑和黄丽窝缸瓦窑外，明代始烧的有岭底缸瓦窑、沙田大窑和北窑、豹狸缸瓦窑。清代始烧的有赤江窑、小江窑等。
岭底缸瓦窑： 位于北海市银海区靖海镇，岭底村公所北约1公里的缸瓦窑村的西侧。因该窑毗邻岭底村公所，权且称之为岭底缸瓦窑。窑址沿着海岸边分布，南北长约几百米。该窑是我和桂林李铧于1998年12月考察发现的。当时调查缸瓦窑村82岁的卢翁，他说以前这里有四条窑烧缸瓦，他小时侯已不生产了，也许在民国前已停烧。经初步调查，发现该窑有三条龙窑的痕迹，废品堆积层较厚。龙窑长约30米，窑室宽约2米多。窑床依海岸边的山坡而建。在窑址南方，有一深水大塘，这应是以前取瓷土时挖深的。 该窑烧造的主要是日用陶瓷器，也有建筑陶瓷和宗教用瓷。日用瓷器有：瓮、碗、碎、煲、坛、缸、杯、壶、瓶、盆、网坠、筒瓦等多种，大小器均有，瓷胎有厚有薄。 采集的部分残器标本有：
瓮。有大小多种。大瓮口径12公分，圆口，短颈，宽背，弧腹，外施青黄色釉，施釉不到底。
砵。有大小几种。大砵口径约30公分，外施釉不到底。矮砵高8公分，口径约18公分，子母口，施褐色釉。有些磨砵，砵内布满交叉刻痕。
檐口坛。外弧檐，弧腹，平底，内口径约11公分，外口径约20公分，外施青黄色釉，有盖。
碗。有几种类型。有些足底有一小乳突，施青黄色釉，有开片，釉色润泽光亮，碗内底有青花点，涩圈叠烧。有些碗内印有青花梵文。有的碗外壁也印有青花梵文，碗底乳突周围有一小圆圈，圈足直径6.5公分，足跟不施釉。有的小碗小圈足，足跟平切，足墙和碗底不施釉，沙底。有的碗内外釉色润泽，呈青绿色，有开片，足跟两边斜削不施釉，圈足直径8公分。
魂瓶。宗教瓷器作陪葬用。采集到的魂瓶高约16公分，魂瓶盖如笠帽状，直径9公分，顶有一圆形纽。圆纽周围在一直径5.5公分的范围内塑有5朵莲瓣纹，施青黄色釉。
网坠。呈长方扁圆形，陶质，长6公分，宽3.5公分，厚1.5公分，有两个系绳圆孔，圆孔直径1公分。
壶。卷沿口，短颈，平腹，流与口沿平，施青黄色釉，釉色光亮润泽，口沿直径5.5公分，外施釉不到底。有些壶较大，釉色夹有黑斑。
窑具。有垫饼、匣砵等。垫饼呈扁圆形，直径约10公分，底面均有两小圈，厚约1.5至2公分。
汉筒瓦头。采集到一件。该窑是不是在汉朝时烧过筒瓦?因该窑尚未发掘，只有一件孤证，未敢定论。 该窑紧靠海边，瓷土丰富，水上运输方便，从废品堆积层看，此窑规模较大，烧造时间较长。1999年5月15日，我在市文物所将该窑采集到的瓷片，拿给我的老师著名古陶瓷专家张浦生教授看。他说从魂瓶、壶等瓷片看，应是元代或明代的。碗的釉多泛青，有贴花，应是清代的。由此大体上可判断，该窑为明清窑址应是没有问题的。
上新大窑： 位于沙田镇上新村公所北约1公里的大窑村内。据《合浦地名志》载，大窑村“未建村前，此地建有三座大窑烧砖瓦”故名大窑村。上新大窑西北距永安城约2公里，西南距上新村公所约1公里。大窑遗址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中间有一大水塘。大水塘应是以前挖陶土时形成的。水塘周围有些古窑址，散落及堆积的瓦片较多。在水塘边也发现有缸瓦窑，所烧的有碎、瓶、壶之类日用器皿。散落的瓷片火候不高，釉质较差。 在上新大窑北面约4公里，还有一个窑址叫北窑，位于山口镇丹兜村公所东南方约1.5公里，据老人说，北窑与大窑所烧造的产品以及烧造年代基本相似。修筑永安城时，大窑和北窑均为该城烧砖瓦。据《珠乡风情录·永安古城遗址》载，永安古城于明代初兴建，“该城周长四百十一丈，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五尺，城壕周长五百丈”，于明成化和嘉靖年间曾重修。永安古城的修筑，需要砖瓦是巨大的。大窑和北窑距永安城几乎相等，约2公里，分别位于永安城的东南方和东北方。均为明代窑址。
赤江窑： 位于铁山港区南康镇石头埠村公所西北约2.5公里的赤江，临近铁山港海湾，水上交通方便。赤江窑建于清咸丰(1851-1862)年间，同治(1862-1875)年间由吴正仁三兄弟建“白碎窑”，厂号为“义和祥”，生产碎、盆、煲、缸等日用瓷器，而以白碎为主，白砵最负盛名。清末，赤江增建了“伯公窑”和“中间窑”，工人发展到200多人，有6条窑口和一条碗窑，年产陶瓷20多万件。产品有煲、砵、盆、碗、碟、缸、杯、壶等多种。民国期间，仍有6、7条窑烧造，并组建了“同益公司”。赤江盛产瓷土(高岭土)。赤江高岭土含铝量占22％至30％，铝能耐高温。赤江窑除生产白砵外，沙煲也很负盛名。耐高温达220度至420度。赤江窑的产品总的来说具有耐高温、抗击性强，没有毒素等特点，远销国内外。毛主席纪念堂的壁雕也选择赤江的陶土制作。
豹狸缸瓦窑： 明代窑址。位于合浦县石康镇豹狸村公所缸瓦缸村的北面，距缸瓦窑村约700米。临近武利江边，顺江水直下约4公里，便到直通北海的南流江，水上运输方便。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罐、缸、砵、盆、壶、磨碎等日用陶瓷。据合浦县博物馆普查登记载：该窑包高约7米，长约60米，为龙窑。窑址周围陶瓷残片很多。
小江窑： 明清时期，属合浦县的小江窑(今属浦北县)规模较大，所烧瓷器质优价廉，远销国内外。据载：小江窑建于明崇祯(1628-1644)年间，由小江人到景德镇学艺回来后建造的。所烧瓷器洁白轻巧，能耐高温。直到清道光(1821-1851)年间，在小江“马路坡先后建成瓷窑八条：张屋窑、上信窑、中间窑、老窑、四柱窑、高窑、广仁窑、塘角窑”，烧制的产品有碗、盆、壶、杯、花瓶等。青花瓷、五彩花瓶质量都很好。该窑的产品大多都是经北海港出口。据请来的江西师傅鉴定，该窑瓷器质量仅次于江西瓷器。北海市收藏研究会的部分会员，也收藏有小江窑多件陶瓷藏品。 明朝时，北海地区创烧窑加上前代延烧的瓷窑已有成10条，以每条窑每次装烧器物2万件计，每年装烧2次，全年就烧造40万件。到清朝，北海地区还有两三个窑口生产，年产陶瓷也有几十万件之多。据《合浦县志·人口》载，明嘉靖元年(1522年)，合浦县境人口为11,822人；崇祯三年(1630年)，合浦县境人口为15,467人：清康熙七年(1668年)，合浦县境人口为7,048人；道光八年(1828年)，全县人口为26,528人。按照当时的人口，明清时期陶瓷器生产若单在本地消费，肯定是供过于求的。凭着地缘优势，北海地区的陶瓷产业，显然是要通过海上丝瓷之路，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陶瓷之路》一书指出：在阿拉伯半岛出土的中国瓷，既有宋元时期的青瓷、青白瓷，也有青花瓷。青花瓷既有元朝的，也有明清时期的。 北海岭底缸瓦窑烧制的梵文青花碗，有与佛教信仰相维系的梵文纹饰。这种碗很有可能通过“海上陶瓷之路”销往泰国、印度或非洲其他佛教盛行的地区。 有文献记载，北海明清时期有瓷器销往海外。《合浦县志·经济篇》载，于清代及民国年问，合浦生产的“缸、盆、砵、砂煲等粗瓷及粗瓷碗，有部分出口”。写于清末的《北海杂录·商务》载：“每年九、十月间，有大海波渡十余艘，载镬、瓦器往星加坡”。瓦器，即陶瓷器。《北海口岸外贸志》也指出：“北海开埠后……当时合浦、北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如小江生产的瓷器，质优价廉，每年有大量经北海销往广州……及至新加坡等南洋地区。”除小江窑的产品经北海口岸外销外，钦州的泥兴陶也从北海口岸出口。据《北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载：“钦州生产的质地精良的陶器……这种陶制品实在是如此精美，官员们已经先后把一些实物作为贡品奉送给帝国宫廷。”由于钦州泥兴精美，清代从北海El岸出口的钦州泥兴陶也不少。
1986年12月，《考古》刊载《广西合浦上窑窑址发掘简报》一文，认为上窑、下窑等窑址在明朝之所以“兴烧”，是“与合浦县白龙采珠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我看这只是表面原因，不是主要原因。即使到明代，上窑、下窑等窑址也有成十处，窑炉数十座，每年生产至少也有几十万件瓷器。而那时雷、廉两府所使用的珠民，据当时粤督林富统计，也是“共夫二千名”。二千珠民也用不了多少陶瓷，也推动不了北海明代窑址的“兴烧”。 为何明清时期北海的古窑址还那么兴盛，“海上丝瓷之路”仍很通畅呢?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
1、明清两代前期均国力强盛，中外贸易兴旺，为陶瓷业的发展和海上丝瓷之路通畅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代前期永乐年间，明王朝派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他的船队十分庞大，拥有60多艘可容2万人以上的宝船，再加上中小型船只共200余艘，人数达26万人，大大提高明王朝的威望及与西洋的沟通。据《北海口岸外贸志》载，那时“安南(越南)、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罗(泰国)、真腊(柬埔寨)等国的商人纷纷抵廉州，与我国进行贸易。明朝大批商人亦从廉州抵东南亚进行贸易。”明嘉靖年问(1522—1566年)，廉州官府开辟了从冠头岭前往安南海东府、海阳府、新兴府等地的不定期直达海上航线，当时冠头岭一带已是“南北皆澳海船舣焉”，是商舶云集之地。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7月，清廷平定台湾后，禁海及迁界取消，中外贸易又再度兴旺，据《廉州府志·度廉州海道》(乾隆版)载：那时的廉州“圣朝之威远播，薄海之风外洋，各国夷商无不航海梯山源源而来，现在幅辏肩摩，实为边海第一繁庶之地”。商路的畅通，为海上丝瓷之路的畅通，及瓷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2、陶瓷烧造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也是北海制瓷业及“海上丝瓷之路”繁荣的原因之一。
据《简明广东史》载：“明代，广东的陶瓷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窑址遍及全省各地……嘉靖前多为青釉瓷器，属叠烧；嘉靖后，开始烧制青花瓷，改用匣钵单件烧，器形制作精巧。”在北海下窑和岭底缸瓦窑的残窑堆中，也发现有匣钵等窑具。明中叶以后，由于航海技术及造船技术的进步，船舶的吨位在增大，对外航线也在增加。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北海陶瓷业及“海上丝瓷之路”的繁荣。
3、民间贸易逐渐取代了朝贡式的官方贸易，北海税率相对较低。
明中叶，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持续一千多年的朝贡式官方贸易逐渐让位于民间贸易，即“易公贩而私贩”，有利于促进陶瓷等民间贸易的发展。此外，北海税率相对较低。咸丰八年(1858年)，根据中英《天津条约》附约规定，除丝、茶、鸦片外，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按“值百抽五”征税，即只征税5％，但北海口岸的征税税率却低至4％，进出口综合税率仅为4.7％。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有特殊规定：“各口租界，作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但在北海，凡是外国商品运往内地，只交纳2.5％的子口税。由于北海口岸税率低，有利于外贸进出口，因而促进北海制瓷业及“海上丝瓷之路”的繁荣。虽然明清时期有段时间实行海禁，但在巨大的商贸利润驱动下，民间海商走私贩运丝绸和陶瓷仍非常盛行。 总之，北海古窑址经历了秦汉时期的创烧期，隋唐时期的发展期，宋元时期的兴盛期，及明清时期的延烧期，长期汲取和蓄纳南北良工之精华，在学习、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 北海古窑址的发展，与“海上丝瓷之路”的开拓和对外开放密切相连。北海古窑址凭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优势，通过“海上丝瓷之路”，拓展产品的销售市场和生存发展空间。 北海口岸，通过“海上丝瓷之路”向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等地传播北海的陶瓷、丝绸等物质文化，是国际口岸的标志，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北海陶瓷文化历史悠久。经济交流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北海古窑址，为促进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海上丝瓷之路”的繁荣，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三彩胡人骑驼陶俑（唐开元）
唐三彩胡人骑驼陶俑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三彩胡人骑驼陶俑，约盛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高74厘米，长55厘米。
双峰骆驼站立在菱形托板上，昂首引颈，作嘶鸣状，四腿肌肉起伏，如有弹性，四足前后错落，似欲起步。驼背上坐一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头扎幞头，身着翻领、窄袖、开胯、过膝的胡服，下着袴子，脚蹬高靴。手扶骆驼前肉峰。肩上站立一猴，猴一爪扶俑头部，一爪托腮，一副顽皮之相。除胡人面部敷白粉，五官、胡须等墨绘外，其余部分均施三彩釉。胡人和骆驼分别以深、浅的赭黄色为主色调，骆驼的头、颈、四腿及驼峰的绒毛均施以浅黄色釉，驼背的披垫施以绿、赭、黄三色釉。
此件唐三彩作品出土于河南洛阳。人、驼、猴刻画生动，三彩釉施釉匀净无瑕疵，配色自然，清丽而不浮华，塑造艺术和三彩釉的烧制技术都达到了极其娴熟的高度，显示了我国唐三彩技艺之精湛。
此件作品中的胡人为西域康国人形象。唐代强盛，于西域（新疆）各地置都护府，使汉代开拓的自京都长安经河西走廊、直至中亚各国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康国人善商贾，骑驼陶俑塑造了盛唐时西域康国人东来华夏的情景，表现了他们在我国经商之暇，戏猴、骑驼漫游之情趣。
陶制说唱俑
收藏机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大小尺寸：高51.6厘米、宽36.2厘米
生产时代：汉代
生产窑口或产地：其它文化
品种：其它陶器
陶瓷造型：雕塑
说明：东汉1954年成都羊子山出土，由西南博物院收藏，现陈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汉代艺术展厅。
巴蜀地区的说唱俑，是汉代陶塑艺术中尤具神韵，造诣极高的作品。三峡博物馆珍藏的这件说唱俑即是其代表性作品之一。这位二千年前的民间艺人，袒裸上身，高耸双肩，左手抱鼓于腰，右手（握槌已掉）指着嘴角，眉飞色舞说唱正到精彩处。那俏皮、戏谑而极尽夸张之情态，将其娱悦谐趣，发挥至极。说唱俑形象即汉代的民间艺人“俳优”，多为矮胖身材的侏儒作谐戏表演，“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汉代的俳优表演有说有唱，有乐（鼓）有曲辞，已具古代戏曲艺术的诸多重要因素，其传承演变，对古代话本小说的兴起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将军俑（秦始皇陵兵马俑）
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1号坑出土
高197厘米，陶质，此俑形体魁梧高大，头戴燕尾长完，身穿双层战袍，前披细密甲，昂首挺胸，两足分立，穿方口鞋，下有踏板，双臂微抬，双手自然相搭于腹前，右手在上，食指翘起，作按剑状。脸形长方，扬眉瞪目，鼻翼阔大，嘴微张，下颏略长，嘴上胡髭整齐，两腮留有短须，表情沉静庄重。冠戴、装束和服饰的描绘展示了人物的将军身分；面容、双手动作和体态的刻画，表现了人物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神态和大将风度。全俑整体感强，体面转折有力，局部处理精当；须发蓬松，铠甲坚硬，战袍厚重，脸与手骨骼清晰，肌肤似有强性，皆显出应有的质感。刻画细致的头部、甲纹、小臂衣纹、双手和双脚，位于俑像上、中、下三处，同塑作简约平展的胸肩、袍摆和小腿相间而布，形成一种紧中有松的节奏，而富有装饰性的胸前冠带和甲带又在这平稳的节奏中增添了几分变化。其整体造型好似立地铜钟，垂直线的左右对称均衡，上拢下放，两足持重均等，具有庄严稳定不可撼动之势，是秦俑中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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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食人俑（唐）
大食人俑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大食人俑，唐，高28厘米。
俑头戴尖顶折沿帽，长脸，深目高鼻，满鬓胡须，其形象与《新唐书》卷二三八中记载的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相吻合。俑身穿右衽衣，腰中系带，足登长筒靴，肩背行囊，手执水壶，身体前倾，作行进状。
大食是唐朝人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唐高宗时，大食人打败波斯帝国，占领了伊朗高原，并于永徽二年（651年）向唐遣使朝贡。之后，两国通过丝绸之路交往日益频繁。许多大食商人往来于陆路与海路，在做商品交易的同时也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并开始在中国的西安、广州、泉州等地定居。唐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食人俑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唐朝与大食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天宝十年（751年），唐朝将领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将领吉雅德·本·萨利赫相战。此次战役由于唐朝的败绩而使大食兵掠走了大量中国俘虏，其中包括不少织匠、金银匠、画匠等，包括造纸术在内的多种中国工艺技术因而西传，对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个作长途跋涉状的大食人俑是我们见证唐代丝绸之路上漫漫商队的一个缩影，形象而生动。
唐三彩俑的工艺特征
在唐三彩众多的器物中，最为突出的是俑类。艺人们通过对社会现实生活中人物、动物形象的认真观察，经过提炼和加工，将其艺术地再现出来。不同人物、不同身份，塑造得准确生动、生气勃勃。如唐三彩的女俑有三种形象，即贵族妇女、侍女、艺妓，劳动妇女的形象较为少见。
文吏俑一般头戴梁冠，身着官服，双手持笏，拱于胸前，直立于三彩台座上。武士俑身材健壮，表情威严。天王俑体型高大，身着甲胄，一手又腰，一手举拳，脚踏恶魔或猛兽，怒目圆睁，威武异常。同镇墓兽一样，天王俑也是墓中镇邪之物，它是受佛教影响而出现于唐代的一种新造型。盛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民族及世界各国来往密切。深目高鼻、身着胡服、足蹬长靴的胡俑，出土较多。他们牵着背负重载的马与骆驼，仿佛正在长途跋涉。除胡俑外，还有黑身卷发、红唇白眼、被人们称之为“昆仑奴"的黑人俑及许多肩背货袋、手持水罐的“大食人”俑。
唐代的镇墓兽在前代的造型基础上，有的两胳膊间增加有火焰形翅膀，大耳、兽身畜蹄，竖眉鼓目，张口怒吼，各色对比强烈的色釉，更增加其咄咄逼人、凛然不可侵犯的感染力。
在动物俑中，马俑最为精致。唐代马的特点是头小颈长，膘肥体壮，臀部发达，骨肉可辨，线条流畅。它们有的昂首嘶鸣，有的腾空奔驰，各种形象塑造得细腻生动、栩栩如生。有的骏马颈项鬃毛上剪留有“三花”、“二花’’或“一花”，这是区分马的等级的一个标志。除造型外，马的釉彩极为富丽、晶莹明亮。除马俑外，骆驼也是唐三彩中最常见的动物。在陕西西安中堡村出土的骆驼载乐俑，骆驼体型高大，四肢强健有力，站立于方形板座上，昂首引颈，张口长鸣，颈毛、腿毛质感极强，刻意追求真实，造型结构准确自然。驼毡上置乐舞俑七人，男性乐俑六人，手持乐器，姿态各异，中间立女舞俑一人，且歌且舞，气氛欢快热烈，反映出盛唐时期兴盛的歌舞景况。
唐代岳州窑的胡俑赏析
胡俑是一种较为特殊的陪葬俑，汉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偶有发现，如：湖南衡南县的东汉墓葬中出土过一件青铜胡人牵马俑(图1)；目前已知的绝大部分胡俑出自隋唐墓葬，尤其是盛唐墓；宋及以后几乎不再陪葬胡俑。胡俑陪葬品从少有到大量再到几乎不见出土，与沙漠丝绸之路的兴起、繁荣到衰退密切相关。西汉政权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总理西域事务，开辟丝绸之路。东汉重视对西域的经营和与中亚欧洲的往来，遣使往大秦(古罗马)，大秦亦派使臣来洛阳，丝绸之路逐渐兴盛而成为横跨亚欧大陆的贸易交通、文化交流的主动脉。隋唐年代是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期，胡商云集丝路要塞、京师长安，东京洛阳等地，烧制胡俑陪葬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唐中叶北方战乱，丝路受阻，规模远不如前。而此时的航海技术已大大提高，国际贸易需求旺盛，促使海上陶瓷之路取代了陆路丝路的地位，成为沟通中国与中亚、非洲、欧洲的命脉。这导致胡商和驼队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大不如前，对社会的影响力下降，胡俑随之失去其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便不再出现于墓葬中了。
国内外专家对胡俑的关注和研究，世人对胡俑的知晓，皆源自唐三彩。唐代的洛阳城和长安城不仅是丝路的起点，更是国际性的大都市，这两城的唐墓中出土了大量唐三彩。1905年清政府修建陇海铁路，修到洛阳北邙地区(王公贵族墓葬区)时，无以计数的唐三彩陪葬品问世，鲜艳夺目，绚丽多姿，展示着大唐盛世风采和神韵。唐三彩制品中有一类风格迥异的人俑，他们深目高鼻，满脸络腮胡须，头戴尖顶帽或四檐毡帽，身着紧身窄袖衣，他们就是来自西域的胡人俑。这些胡俑色彩斑斓，姿态各异，有的健壮丰盈，有的生动活泼，有的昂扬自若，有的低头蹙眉，有的牵马，有的架鹰，有的载乐，有的牵驼(图2)。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地区的丧葬文化可以折射出该区域的社会文化生活。从这些胡俑陪葬品中不难体会到唐洛阳城和长安城的繁华、富庶和魅力。这两座大都会吸引着无数蕃客，其中胡商最多，他们牵着驼队带着来自遥远西方的宝货进城，又驮着中华所产的上等丝绸和货物运往西方。
相对于唐三彩胡俑的盛名，岳州窑烧造的胡俑影响力小，受关注程度不高，故谈一谈岳州窑烧造的胡俑。岳州窑是我国著名的青瓷窑口，窑址位于湖南省湘阴县境内，早在汉代就开始烧窑，到唐代，湘阴属岳州，故称岳州窑。岳州窑除大量烧造日用瓷外，还生产用于陪葬的各类雕塑，动物类有鸭、鹅、羊、马、狗、骆驼、生肖俑(图3)等；人物类有各类侍从和侍女，武士俑，兵俑，双人俑，文吏俑(图4)，伎乐俑，胡俑等；模型类有建筑、舂碓、牛车、几、灶(图5)、井等；娱乐工具类有各式棋盘等；镇墓兽类有头首兽身(图6)，狮面兽身，人首鸟身，双头龙等。
岳州窑之所以生产种类如此丰富的陪葬俑，完全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当时，湖南的上流社会受到北方丧葬文化的影响，效仿北方王公贵族、商贾巨富的丧葬习俗也流行陪葬大量的陶瓷俑类。此葬俗在北方的北齐北周时期便已盛行，隋唐统一中国后，这种丧葬文化开始扩张。到南方来做官的北方人是将此葬俗传至湖南的重要力量。岳州窑烧造出各种陪葬俑满足了上层社会的需求，使中原葬俗向南方扩展得以最终实现。在品种上，岳州窑烧造的陪葬俑种类丰富，只比唐三彩略少；在体量上，比唐三彩小很多；在表现手法上，岳州窑主要依靠刀刻，而不像唐三彩以釉彩取胜。就胡俑而言，岳州窑生产的胡俑个头不大，也没有唐三彩胡俑的强健，通常从十几厘米到二十几厘米不等，仅胡人武士俑稍大，达五十厘米。岳州窑工匠对胡俑的塑造依靠自己对胡人的观察，而非模仿唐三彩胡俑。湖南出土了不少岳州窑生产的胡人俑，反映出当时来湘胡人应当不少，突显出湖南在隋唐时期我国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兹介绍几件湖南省博物馆[微博]藏岳州窑烧造的胡俑。
1.胡人牵骆驼俑(图7)
胡人俑，陶质，高18厘米。深目高鼻，满脸络腮胡须，头系幞巾，身着紧身翻领窄袖衣，右肩袒露，腰间系革带，带上挂腰刀等物什，脚穿长筒靴。胡人饱受风沙，满脸沧桑，道道皱纹，清晰可见。他右手挽起，身体前倾，似在拽着骆驼前行。而载着货物的骆驼却作回首状，好像在逗乐主人，一副温顺可爱、又调皮捣蛋的模样。骆驼俑也为陶质，高18.5厘米，长17厘米。骆驼和胡人常常成组出现，杜甫《寓目》：“胡儿掣骆驼”，骆驼与胡人的组合反映出我国与西亚各国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2.持杖胡人俑(图8)
1972年出土于湘阴县城南公社隋大业六年墓葬中，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有准确纪年的隋代胡俑。该俑为陶质，高27厘米，浓眉大眼，高鼻，络腮胡须，绾发小冠，上身着宽袖开襟衣服，胸前系带，下穿百褶裤，裤筒硕大，系有绳带，双手持杖立于身前，脚穿草鞋。
3.牵马胡人俑(图9)
1958年出土于长沙赤岗冲唐墓。牵马胡俑，陶质，高14.9厘米，大眼，高鼻梁，大鼻头，卷曲的头发，双耳戴环，身穿圆领紧身衣，双袖挽起，腰间系带，足蹬尖头靴。该俑右手举起，作拉绳状，左手前伸，为牵绳状。这座唐墓中亦出土了一匹陶马，故此俑应是牵马胡俑。
4.架鹰胡人俑(图10)
1976年出土于长沙咸家湖唐墓。这件架鹰胡人俑为瓷质，高26.3厘米。此俑鼻梁高，眼窝深，满脸络腮胡须，头戴幞巾，身着圆领窄袖套袍，腰上系带，脚穿尖头长筒靴。他右手握拳，拇指指向右边，左手平放于胸前，手背上立一鹰，鹰头对着右手拇指所指方向。
5.胡人武士俑(图11)
1956年出土于长沙黄土岭的一座唐墓中。胡人武士俑为陶质，高52厘米。俑挺胸直立，颀长的身材，大眼睛，大鼻子，浓密的络腮胡，似一把扇绕着脸。头戴圆盔，两侧有护耳，上身着铠甲，下穿窄腿裤，足蹬尖头鞋，双手握空心拳平端于腰间，似握有兵器。
岳州窑烧造的胡俑在质地上可分为陶质和瓷质。陶质胡俑的数量比瓷质的多些，胎色有灰白、灰色和灰黄三种。瓷质胡俑胎色灰白，釉色有青绿和青黄两种，釉质莹润，玻璃质感强，胎釉结合不甚好，釉层易剥落。制作工艺为先捏塑成形，待胎体半干时，再用刀刻细部，如胡人俑的头发、五官、皱纹、胡须、头巾、衣纹等，以及骆驼俑的眼睛、鼻子、嘴巴、毛发等。工匠刻划得细致入微，如胡人的年迈与沧桑，骆驼的稚嫩与顽皮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一刀一刻之中(图7)。岳州窑的胡俑充分展示出陶工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瞬间神态的捕捉和高超的艺术创造力。
从岳州窑烧造胡人俑的外貌和装束来看，均是来自西域的胡人。当时来自西域的胡人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阿拉伯人)。粟特人是居住在中亚拉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图12)的半农半商民族，建有康国、安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等城邦国家。该民族善于经商，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男子年二十，便远赴他国，四处经营。他们正是以通商的方式叩开了往返于中华的大门。粟特人是个有意思的民族，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独特习俗。在宗教方面，他们信仰火祆教。在婚姻上，可以“纳母及姊妹为妻”。在丧葬制度上，火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经》规定，人死后，其尸体让狗噬鸟啄；《西蕃记》记载：康国在城外，“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人肉尽，收骸骨埋殡”。波斯人是生活在伊朗地区的古老民族，建立了萨珊王朝(226年~650年)。自古以来，波斯与我国友好往来，《魏书》记载，波斯使臣来中国交聘达数十次之多，给北魏皇帝带来的各种礼品中有各种珠宝、驯象等。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灭后，大部分波斯人伊斯兰化，少量的波斯人来到唐土，如末代萨珊王朝国王的儿子俾路斯东逃至唐朝，在唐高宗时任右武卫将军。阿拉伯帝国灭掉波斯人和粟特人建立的政权后，完全控制了中亚地区，成为与唐王朝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西域胡人。
唐王朝采取宽松的对外政策，鼓励互通往来，唐人还十分崇尚胡服、胡乐、胡舞。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祸首安禄山就是一个胡人，唐玄宗尊重其胡人习俗，对他宠爱有加。一次玄宗命太子会见安禄山，他见了太子却不肯下拜，左右感到奇怪，问他为何不拜，他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不但没有降罪于他，反而向其解释道：“太子是储君，朕百岁后要传位于太子。”安禄山每次入见时，常常先拜贵妃，后拜玄宗，玄宗问他为何先拜贵妃，他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
唐人对外来民族采取如此宽松的政策和宽容的态度，加上大唐的繁荣富庶，吸引着大量胡人纷纷来到唐土淘金。有些胡人来了便不再返藩，贞观年间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地区)大首领任蒲昌海(今罗布泊)石城镇镇使时，他的国人跟随他来到石城镇，在镇外筑起了胡人聚居的新城、蒲桃城和萨毗城。有些粟特人被阿拉伯人破国后，向唐称臣，《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米国”条云：“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谧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自是朝贡不绝。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领末野门来朝。天宝初，封其君为恭顺王，母可敦郡夫人。”
在华的胡人社会地位不尽相同，有高低之分。他们有的以行军作战屡建奇功而进入上流社会；有的通过科学考试步入文官集团；有的则往返于中华与中亚之间成为商旅；有的在华开店设馆成为胡商；有的充当唐朝的雇佣兵；有的则在华打工，或为田间劳作的农民，或为放牧架鹰的牧人。岳州窑塑造的胡人不见身份高贵的文官武将，多为地位低下的打工仔、雇佣兵或是商队里的胡客。(修改稿)(责编：雨岚)
西安乾陵陪葬墓出土唐三彩数量达4000多件，有狰狞的镇墓兽、文武百官、各类男女侍从、胡俑、骆驼、骏马等。
彩绘陶武士俑
收藏机构： 首都博物馆
大小尺寸： 左：高23厘米，右：高21.5厘米
生产时代： 南北朝陶瓷
生产窑口或产地： 其它窑口
品种： 灰陶
陶瓷造型： 雕塑
说 明： 北朝（386-534）
首都博物馆藏。左：高23厘米。泥质灰陶。上有白陶衣，有红彩。明器。头戴武冠，敛下颌，上身内穿紧身宽袖衫（褶衣），外披裲裆铠，铠上有鱼鳞形甲片、上施朱红色彩。铠甲内衬厚实的裲裆衫。腰束带。下着裤管宽松博大的缚裤。身背箭壶，内盛数枝长箭。裲裆铠是南北朝时将士的主要装备，士兵与军官皆用。因其曾经被指定为武官甲制，结合起所戴之冠分析，此俑表现的应是一军官形象。右：高21.5厘米。泥质灰陶。上有白陶衣，陶衣上原有红彩已脱落。明器。站姿。头戴小冠，挺胸昂首，上身内穿圆领折襟左衽及膝褶衣，外着对襟窄袖套衣，腰束带，下着缚裤，双手垂于体侧，右手执物已失，左手持盾。盾为圭形，四周有凸起的边廓，中间有一条纵向凸棱，起加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