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瓷砖。
款识一览表
年代 铭款内容
秦 右司空婴 左司高瓦 左贝 右齐 都昌 寺水 咸阳市于 咸阳成（城）申 安陆市亭 栎市 杜亭 咸亭阳安驻器 咸亭芮柳婴
三国 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
西晋 先姑坤一枚 紫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者也紫是鱼浦七也
东晋 罂主姓黄名齐之 朱
唐 张 何 陈 李 赵 冯 庞 庞家 陈家 陈 琪 李十造 罗锡 章 王 徐 马 朱 红 上 大 姜 千 示 永 合 平 项记 阮记 柴记 朱伯远作 杜 家花枕 裴家花枕 元家记 卞家小口天下有名 郑家小口天下第一 丁道刚作瓶大好 徐家沉 丙午岁造蒋应
宋 奉华 凤华 聚秀 禁苑 德寿 慈福 赵家 吴 舒家记 陈家印记 陈家号记 段家合子记 家国永安 元丰治阍赵家枕永记 熙宁四年三月十 九日书 刘家印号 郭立 谢 许 段 蔡 吴 汪 蓝 朱 徐 程 张 余 陈 潘 汪家记正 李十哥 小四玄壶吴六郎政和七年二月初五日吴惠成 丘小六泥 颐草堂先生雕造成功夫 后山颐草堂雕造功夫 周家公夫 练八郎公夫 林立 林 罗军 魏仁皓 项 里 马 永 千 上 赵家 王 童 呈 赵 和 吉 思 刘 杨 惠 同 田 李 宋 褚 柳 金 苏 崔 郭 马 孔 何 花 纪 刘五盘子 梁四个 梁四 莫三郎 梁 伍 任 周 莫一 莫十 莫一立 陈三 文三 林四 刘四 李伍 李六 李九 欧二 欧小二 区二 龙二 龙六 程八 黎司 小二 小三 小六 小七 二金 而知 李 公造 李小一 蒋四 蒋小八 蒋子弟供舍 张一 赵小二 陈立 崔十四 刘十 好七 封立 木 肖 小 田 洪立 洪四 本 小本 重 刘立 绍圣 四年四月十六日钟表博士谨记 九政自造火元丰六年八月十九日元 越一盘 秦 文 殿 迪 功郎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 丘小六泥房乔 位龙 李小翁 朝真 归牛东宫
辽 孙 徐 杜
金 张家造 赵家造 刘家造 张家枕 张家记 张家窑 张大家造 张大家枕 古相张家造 王氏寿明 王氏天明 漳滨逸人制 佛光普渡大安 二年 张泰造 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家造 刘三公瓦底 于三 叶子成 泰和二年八月六三日亡过崔仙奴
元 使司帅府公用 至正拾壹年七月二十九日小河东陈家亲造 张家造 古相张家造 李家造 王家造 相地张家造 滏源王家造 滏源陈家造 滏 源常家造 张 高 仲夫 项正 项宅正窑 元字染拾叁号匠 元祖郭家 大枕已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 岁次大元国至大元年四月初 拾记汾阳琉璃待诏任瑭成造 刘大使宅凌氏用
明天顺 天顺七年大同马氏
明正德 吉府上用 何玉清造
明嘉靖 天宫制鼎 朱府 晋府 璞会上用 晋府造用 藩府上用 藩府佳器 郝府佳器 秦府 秦府 典膳所 秦府典膳所乙丑年造 长府制造长府造用 赵府制造 赵府制用 黔府 腆善所 茶房 大茶房 外膳房 内膳房 松柏草堂 滋树堂 东书堂 玉泉德记 陈文显造 陈守贵造 陈守钊造 程 自造 邓奎自造 程氏自造 程景自造 吴文自造 唐比自造 刘信嘉靖年制 乐平 嘉靖年西谷制
明万历 万历年制德府造 万历年德府造 德府造用青萝馆用 太和王府 万历年制纯思堂用万历年制纯忠堂用 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万历乙亥黔 府制用 玄荫堂制 芝兰室 博物斋藏 京兆郡寿房记 灌园督造 沈氏 仙关吴震 青华仙子吴震 宣窑 程玉梓造 荆桂 少溪 紫芝主人监制
明天启 王远选造 天启年米石隐制 天启三年唐氏制 仁波佳制 少溪置用
明崇祯 丛菊斋 雨香斋 白玉斋 博古斋 仿古斋 以德堂 吾斋 旷府佳器 甲戌孟春赵府造用 王远监造
明 顾氏 石林 三槐 李氏 清河制造 张明工夫 陈粤彩 杨升 可松 何朝宗 何朝宗印 张寿山 陈伟之印 林学宗印 林朝景 林氏子信 冶仙 之 文荣 文荣雅制 明师
清顺治 望仙楼 百花斋 百花斋制 梓桑轩制 种玉堂 许世文元公制
清康熙 复香轩之清制 中和堂制 怡怡堂制 应凡 堂制 兆余堂制 兆玉堂制 瑞庆堂制 应德堂制 怡德堂制 庆云堂制 碧云堂制 玉宝堂制 玉桂 堂制 会元堂制 兴元堂制 永裕堂制 清荫堂制 碧芳堂制 碧玺堂制 友于堂制 昆碧堂制 淡宁常制 芝兰堂制 谦牧堂制 敦睦堂制 绍闻 堂制 东壁堂制 御赐纯一堂珍藏 御赐纯一堂 景洁堂 俭师堂 王辰堂 百子堂 希范堂 松年堂 松柏堂制 玉海堂制 美玉堂 美玉堂制 朗润堂 三元堂制 永兴堂制 聚兴堂制 荣锦堂制 尚志堂 来雨堂博古制 益友堂博古制 恒丰堂博古制嗣德堂制 春辉堂 春晖草堂 秋辉 堂 淡宁堂 慎德堂制 慎德堂博古制 珍玉堂制 世恩堂制 庆恩堂制 全庆堂制 衍庆堂制 世锦堂制 紫荆堂 紫荆堂制 敦仁堂 晖吉堂 琳玉堂制 光裕堂制 北庆堂制 惟善堂制 心逸堂 德星堂 仙鹤堂 欢乐堂制 应孔堂制 玉清堂松轩制 升祥轩玉清制 彩玉堂 颖川堂 绍 闻堂 德馨堂制 德馨堂 天宝堂制 天水堂制 台衡堂制 留耕堂制 绿荫堂 佩玉堂 佩玉堂制 篆漪堂 恒兴美玉堂制 通德堂制 正玉堂制 宁俭堂清玩 桂育堂制 益友鼎玉堂制 吉庆堂制 书锦堂 居敬堂 聚顺美玉堂制 大树堂制 奇玉堂制 昭玉堂 益友堂制 永和堂制 同顺 堂制 枢府式仿枢府 宣和 碧玉堂制 安素草堂 嘉善堂仿古制 留耕堂仿古制 听松堂仿古制 白云堂仿古制 慎德堂仿古制 天琛堂仿古 制 全庆堂仿古制 怡玉堂制 草阁 文山阁 远山阁 云苍阁 张家湾梓阁 松石斋 还古斋宣和式 问心斋 丛菊斋 集雅斋制 拙存斋 乾惕 斋 芝润斋制 笔花斋制 寿古斋制 宿云斋 容斋 金兰斋制 芝兰斋制 芝兰斋制 玉兰斋 玉兰斋选式制 天禄书斋 调鹤闲轩清赏 应德轩 博古制 复香轩玉清制 杏林轩 红蕉轩 印月轩制 安吉居制 问清居制 彩云轩 应德轩 常丰轩珍玩器 文翰斋清玩 杏林轩珍玩 光裕堂 珍玩制 玉堂美器 青云斋佳玩 玉堂佳器 瑞麓山房佳制 三益之珍雅制 兆庆堂清雅制 兆余堂清雅制 三友雅制 魁元雅制 魁元仿古雅 制 永香轩玉清制 瑞麓山房监制 逸居 云居 青云居 木石居 木石居仿古制 玉石居 水云居 竹石居 石居 风流宰相家 萃友苑制 张宅 佳器 莲峰寺记 漱玉亭怡德堂玉石制 萃文苑 海岳家藏 绿荫堂器 春育主人珍藏 商山仿古 善山仿古 峰霞山人 渭水渔翁 中山人 程 子受（眉公） 吴仲兴晓山主人世 东海鼎臣 雪庵 卉庵 西园 璞庵 宋药州 两来正记 文如壁
清雍正 谦牧堂制 立本堂制 世恩堂制 谦牧堂制 曙光堂制 正顺堂制 浩然堂 浩然堂制 裕堂制 守易堂 百露堂 庆宜堂制 养和堂制 精雅堂制 燕喜堂制 敦复堂 敬恩堂 园明堂 东园堂 希范堂 俭宁堂清玩 世经堂 大明嘉精年世经堂制 姚江冯护荫堂珍藏 云在草堂 朗吟阁制 欣赏阁 太和斋雍邸清玩 安吉居珍玩制 青云居 文石山房大清雍正年制 冯宅 宝机楼藏 椒声馆 古香书屋 正谊书屋 浴砚书屋 遗安书 屋珍藏 亦庵 吴府 耀华藏器 雍正甲寅沈阳唐英敬制普陀山圆通殿 瑞锡琼制 瑞锡琼瑛 公输监制 歧博古制 江鸣皋造 瑶华清赏 玉清 雅制 孙睦宗
清乾隆 旭华堂藏 和辉堂制 嘉荫堂制 湛恩堂制 成信堂制 凝和堂 植本堂制 彩华堂制 彩润堂制 彩秀堂制 致远堂制 敬修堂制 敬畏堂制 宝 恩堂制 澹宁堂制 惜阴堂制 荣瑞堂制 敦睦堂制 明远堂 敬慎堂 静镜堂 诚信堂 敦叙堂 雅雨堂 述古堂 述德堂 曙光堂制 禄寿堂制 瑞德堂制 筑野堂制 思荣堂制 裴孝友堂 裴逢吉堂 忠信堂制 资善堂制 斯干草堂 椿荫堂 养和堂制 师古堂制 庆宜堂制 六谦堂制 致 和堂制 乐静堂 乐善堂 恭寿堂制 恭寿堂宗祠 弋好堂清赏 古香斋 宝晋斋 宝善斋 宝啬斋 宝啬斋藏 有正味斋 宁晋斋 宁静斋 宁远 斋 澹宁斋制 百一斋 德诚斋 经斋 觉是轩 妙香馆制 九畹山房 百一山房 蜿委山房 文石山房 红荔山房 对屏山馆 乡麟楼制 市隐楼 制 宝机楼制 玉杯书屋 浴砚书屋 正谊书屋 内府珍藏 荔庄 啸园 东园 略园 潭柘寺供 听松庐 听云山主人馆 七十二鸳鸯社 昊十九 制 壶隐老人 壶隐道人 瑶华道人 泉制 唐英 唐英敬制 唐英俊公氏 唐英隽公 俊公 沈阳唐英 沈阳后学蜗寄唐英敬录 沈阳唐英敬制 钦命榷陶使者沈阳唐英敬制 蜗寄唐英制 榷陶使者唐英制 督陶使沈阳唐英题 蜗寄居士古柏堂 蜗寄居士清赏 蜗寄题 沐斋 沐斋居士 制 陶成居士制古泉堂 陶成居士陶成堂印 陶成堂制 陶成堂印 陶铸 陶榷 甄陶雅玩 乾隆甲辰俊公赠品 陶人 榷陶呈星使 蜗寄老人 唐英之印 隽公 乙因雅制瞿宝珍 玉锋 石林 陶珍 韩睦宗
清嘉庆 懋勤殿 彩华堂制 彩秀堂 敬畏堂制 种芝堂制 志勤堂 庆宜堂制 事敬堂制 寿颐堂制 诚信堂 玉庆堂制 嘉荫堂斋谷山人造嘉荫堂制 嘉荫堂藏 一善堂制 植本堂 润碧轩制 澄怀轩藏 春江花月楼 素织山房永源成记 完颜氏 俊公自制 福海珍藏 佩珂监制
清道光 嘉乐堂制 精进堂制 养和堂制 巨德堂制 厚植堂制 经笥堂制 公勤堂制 乐古堂制 种芝堂制 存古堂制 庆宜堂制 皆山堂制 惜阴堂制 浩然堂制 嘉荫堂制 崇礼堂制 定府行有恒堂珍赏 行有恒堂 退思堂制 邸退思堂制 慎德堂制 退思堂德斋主人 珠琳堂制 求谦堂制 锡 庆堂制 眉寿堂制 敦厚堂制 荣瑞堂制 百寿堂记 陶陶草堂监制 一善堂制 履信堂制 聚庆堂制 多福多寿堂制 了孙传代留余堂 监庆堂 制 约已堂制 玉庆堂制 青莲堂制 听雨堂 敬修堂 敬畏堂 种德堂 观莲舫制 承启堂李氏宗祠 静镜堂制 九思堂制 墨缘堂制 筑野堂 居梧堂 双清阁制 桂月山庄 锄月山庄 宁晋斋制 宝善斋制 德诚斋制 慎静斋制 愿闻吾过之斋 湛静斋 十砚斋 思补过斋 坦斋珍藏 夔 斋监制 思补斋制 知不足斋 道光年制十花斋 斋性轩 古月轩 尘定轩 自诒轩制 清顺轩 竹韵山房 云溪精舍春江花月楼 双照楼制 寿 春楼藏 百福楼 胡海楼 绛月楼 晋甄吟馆监制 冶春吟馆 邸清赏 从香书屋 天香书屋 遗安书屋 古香书屋珍玩 友棠浴砚书屋 澹怀室 瞿之室制 完颜宗祠 慧福寺 古潞李氏梅坡制 解竹主人制造 学山小筑 正斋主人 赵之谦 查小山制 熊氏壁臣仿古 养园仿古道光年冯 氏制 沈恰如制 健庵雅制 福英供奉佛天 珠峰 祝岭雅藏 乐敬字置 琴南手制 仙源陈国治作道光二十四年 定王府制 道光已酉行有恒 堂主人制 道光庚子年定王府制 道光乙已年定王府制 定府行有恒堂珍赏 道光丁未春定府行有恒堂制 道光丁丑秋九月善宝属陈国治作 王炳荣 李裕元 马衡和 宋玉峰制 醴渠自制 醴泉自制
清同治 体和殿制 乐寿堂 慎思堂制 诒谷堂制 务本堂 涵德斋制 敬顺斋制 慎静斋 竹雪轩 晋砖吟馆监制 王炳荣作 李裕成 宝胄第制
清光绪 储秀宫制 长春宫制 一善堂 大清光绪春 怡堂制 慎德堂制 甘泽堂制 退思斋 愿闻吾过之斋 光绪丁未玉海堂仿 大雅斋 嘉泰松轩 陶 法宝 俭存斋 恕斋清玩 一百二十畦芍药园主制 聚厚轩 燕赵悲歌之士孔子后四十一葵卯制 汀源郑氏子孙宝用 乐道堂主人制 熊氏 壁臣仿古 澹园居士 素云道人 光绪戊盐城宋锦桂画样景德官窑做造贵池南山村刘氏聚学轩永宝用
清宣统 坤宁宫祭器 宣统已酉宜春堂制 宣统庚宜春堂制 来鹤堂
清 何朝春 许云麟 许裕源 博及渔人 许云麟制 珍如金记 顺和苏记 源益店 大昌 宝玉 如璋 来禽 黄炳 霍来 冯铁来 瑞号
民国 居仁堂制（袁世凯所用） 颐寿堂 乐古堂 怀仁堂制 静远堂制（徐世昌所用） 谷冶堂 寿护草堂主人 大德堂制 慎德堂制 昭德堂制 退思堂制 延庆楼制（曹锟所用） 竹清山房 藏经山房 竹肃山房 碧云山房 澄怀园 惟一斋 古松斋 觯斋（郭葆昌所用） 乐陶斋 如意 馆 陶陶斋（王琦所用） 饮冰斋（刘雨岑所用） 觉庵（刘雨岑所用） 佩古斋（程意亭所用） 古石斋（田鹤仙所用） 古欢斋（潘陶 宇所用） 再思轩（刘希任所用） 石庐（染兑石所用） 希平草庐（王大凡所用） 栖碧山馆（徐仲南所用） 平山草堂（汪野亭所用） 彤云山房（汪晓棠所用） 晴窗读书楼（邓碧珊所用） 亦陶斋（张志汤所用） 清平画室（余翰青所用） 愿闻吾过之斋（王步所用） 郭世五 陶务监督郭葆昌制 汪友棠 汪晓棠 汪照藜 汪云山 汪洋 汪少亭 汪大沧 汪以俊 汪少平 汪小亭 任逢瑞 萧靖初 潘祖熙 潘陶 宇 潘庸秉 许上礼 陈雪岩 陈德明 罗子林 莲溪陶 叶震嘉 何许人 陆云山 程水金 程云农 程子其 李明亭 王云泉 王锡良 王大屏 王 倚之 王晓帆 邹洁 争文侯 争国钧 余文襄 柳兰亭 魏墉生 邓肖禹 邓碧孙 邓重明 涂菊亭 毕伯涛 朱明 朱受之 冯大陀 万云岩 章仕 保 张松涛 张志汤 张沛轩 熊梦亭 熊作仙 熊文融 曾福庆 段子安 丽泽轩 黄晓村 董师曾 方伯卿 方云峰 吴俊 吴寄甄 饶华阶 黄发 顺 钱仲明 孙月轩 徐韵泉 徐天梅 郑效维 杨鸣皋 余翰青 余竹青 余见田 余磊青 余鹤筑 刘雨成 刘仲卿 刘希任 刘希玉 游海滨 娄 观涛 河头居士 胡邦浩 石宇初 石奇峰 至云主人 姜梦神
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
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或“新官”字款。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资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对其年代、产地和“官”字的涵义等问题展开了较全面研究，取得了令人属目的成果。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与“官”、“新官”字款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一．“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种类、年代、产地迄今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200件。
有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二种，以白釉瓷器的数量为多。器型有净瓶、瓶、注壶、壶、盖罐、罐、洗、碗、盘、碟、把杯、杯、盏托、盒、枕等，以碗、盘为主。
它们的年代，最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夏元年（901）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最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出土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为最晚。窑址发掘出土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最晚，均出土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出土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出土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最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浙江越窑。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出土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出土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发掘出土12件，采集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型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二．“官”字不是“官窑”之义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置《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记载，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烧造事亦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负责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过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器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当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记载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记载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置《坦斋笔蘅》中的那段记载，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窑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记载，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来源的二个渠道。
其二，官窑的产品专供宫廷使用，所以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在发掘的一般居住遗址、墓葬、塔基、窑藏中还未见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则不然，考古发现较为普遍，上至皇太后陵、下到一般庶人墓都有出土，塔基、窑藏内时有发现，甚至连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使用的范围和对象与宋代官窑瓷器有明显的区别。
其三，古代文献中没有记录是官窑的瓷器，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上的“官窑”铭，是全称，甚至还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芜湖东门渡窑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处的“宣州官窑”铭，不简写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献中记录、学术界公认的官窑，如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景德镇清官窑等，在发现的众多资料中，未见有刻、划、戳印、笔书“官”或“新官”字款的实例。
上述三点足可以说明，“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不是表示“官窑”之义。这也就是说，迄今发现的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不是官窑。
三．“官”字是太官署的简称
“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虽然不是“官窑”的意思，但从“官”、“新官”字款瓷器的质量等方面考察，可以肯定与官府有关。那么其究竟与官府的何部门有关？“官”字表示什么？我们针对问题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并对相关的考古资料做了初步整理，认为可能是当时的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的简称。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太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责。
太官之名，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在汉代，太官令为少府的属官。《后汉书 百官志（三）》少府条载：“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下设“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左丞主饮食，甘丞主膳具，汤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早、中期，太官令除隶属关系在有的朝代有所变动外，其余基本承袭了汉代的制度。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晚期，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北齐时期不但隶署光禄寺，而且成了光禄寺的一个下属机构。《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载；北齐“光禄寺，掌诸膳食、帐幕、器物、宫殿门户等事。统守官[掌凡张设等事]、太官[掌食膳事]、宫门[主诸门 事]、供府[掌供御服玩弄之事]、肴藏[掌器物鲑味等事]、清漳[主酒，岁二万石，春秋中半]、华林[掌禁 林木等事]等署。宫门署，置仆射六人，以思其事，余各有令、丞”。
隋光禄寺的权限缩小，仅掌管与饮食有关的部门了。〈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载：隋“光禄寺统太官、肴藏、良酝、掌醢 等署，各置令、丞”。其中太官令“三人、”丞“八人”，“太官又有监膳十二人”。
唐代这种制度更加完善，并明确规定了供膳对象。，〈唐六典〉卷第十五〈光禄寺〉载：“光禄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光禄卿之职，掌邦国酒礼、膳羞之事，总太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之官属。修其储备，谨其出纳。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祭祀，则省牲、镬、视濯、溉。若三公摄祭，则为之终献。朝会、燕 ，则节其等差，量其丰约以供焉”。“太官属，令二人”，“丞四人”，“监膳十人”“监膳史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太官令掌供膳之事。丞为之贰。凡祭之日，则白卿只诣诸厨省牲、镬，取明水与阴鉴，取火于阳燧。帅宰人以銮刀割牲，取其毛、血，实之于豆，遂烹牲焉。又帅进馔者实府、簋，设于馔幕之内。……凡朝会、燕飨，九品以上并供其膳食。凡供奉祭祀、致斋之官，则衣其品秩，为之差降。若国子监春、秋二分释奠，百官之观礼，亦如之。凡行幸从官应供膳食，亦有名数。凡宿卫当上及命妇朝参、燕会者，亦如之。《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记载与《唐六典》相同，但极为简略。《新唐书》在讲到太官令职则时，将其概括为“掌供祠宴朝会膳食”。
五代时期大体沿袭了唐带的制度。光禄寺不但继续设置，而且执掌也没有太大变化。
北宋早期的官制基本因袭了唐末、五代之制。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后，对五代后周的官僚机构基本没有去触动。据《续资质通鉴长编》卷十二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条载：当时上“伪署官并仍旧”，只是在旧机构旁增设新机构或逐步差遣临时职官。到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对此前的北宋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光禄寺的下属机构也做了重大调整，撤消了太官署，保留了太官令。这时的太官令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引《神宗正史职官志》载，仍“掌供膳”。这种情况在北宋晚期发生了变化，《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载：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
从以上文献资料和对资料的分析可知，太官署（令）在汉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掌膳食之事，尤其是唐至北宋早期主掌祭祀、朝会、宴飨（XIANG）供膳之政。负责共膳，必然要涉及到盛装食品、用膳的器具。从前面所引文献可知，汉代是太官令下属的“甘丞主膳具”；北齐是肴藏署“掌器物”。后来虽然不见类似的明确记载，但供膳需要膳具这一点不会有变化。至于唐宋时期太官署所用膳具的质地，即用什么质料的膳具？毫无疑问，有相当部分或主要是瓷器。众所周知，东汉晚期出现了成熟瓷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使用逐渐普及，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唐宋时期是中国瓷器手工业大发展和繁荣时期，瓷器的种类增多，质量大幅度提高，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生活用具之一，使用已十分普遍，尤其是宫廷也大量采用瓷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具。因此，太官署以瓷器作为膳具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奇。进而说明太官署与瓷器有密切的关系，具备了太官署的名称刻、划或戳印在瓷器上的基本条件。
第二，太官之名，早在汉代就见之于器物上了。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乳钉纹铜壶、蟠龙纹铜壶上均有刻、划的“大官”铭文。瓷器上有“太官”字款的资料见于隋代。1997年在湖南湘阴岳州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青瓷碗上戳印“太官”字款。承蒙湘阴县博物馆刘冰池馆长惠示，对这件青瓷碗的特征有了较详细的了解。瓷碗深腹、曲壁、假圈足，制作规整；胎呈浅灰色，质地较细腻、坚硬，釉为青泛黄色，内满施釉，外施釉不及足，釉面晶莹光润，釉层均匀，开细纹片；内地中心部位釉下胎上戳印“太官”字款。该碗制作工艺精良，质量好，是当时岳州窑乃至南方诸窑瓷器中的上乘之作。其年代，据其形制、胎、釉特点和与有关墓葬出土的岳州窑青釉瓷器资料对比推知，约为随代早期。这件碗上的“太官”字款，无疑是指太官署。说明太官署的名称是可以出现在瓷器上的。
第三，唐宋时期官府机构名称出现在瓷器上的实例屡见不鲜，如唐代邢窑瓷器上有“翰林”、北宋定窑瓷器上有“尚食局”、“尚药局”等。不仅如此，而且在瓷器上刻、划官府机构简称者也大有物在。
唐代邢窑烧制的白釉瓷器上，有一些底外侧刻划“盈”字款。“盈”字款白釉瓷器是唐代邢窑白瓷中的精品，“是专门为皇宫生产的，……进入皇宫后由御库大盈库收藏”。可见，“盈”字款应是大盈库的简称。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年）将皇室财政库内库组织分为大盈、琼林两库。大盈库实质上是皇帝的私库，由宦官掌管。《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记载：玄宗时“王珙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其又载：“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肃宗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之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大盈库一直延至唐代未年。从考古资料看，“盈”字款白瓷器出现于盛唐时期，晚唐时期仍有发现，与大盈库设置的时间吻合。
在瓷器的款识中，有官府机构简称者，不仅发现于唐宋时期，其他时代也有，如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卵白釉瓷器上时见与花纹一起摸印的“枢府”、“太禧”字款。带有“枢府”字款的卵白釉瓷器，也称之为“枢府瓷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江西景德镇窑订烧的瓷器。字款中的“枢”字无疑是枢密院的简称。“太禧”则是元代太禧宗堙院据《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载，是“天力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日辰芫堙享礼典”。“太禧”字款卵白釉瓷器显然也应是太禧宗堙院在景德镇窑订烧之物。
以上所举“盈”、“枢府”、“太禧”字款的例子，说明在唐宋元时期瓷器以官府机构简称为款识的做法是存在的。前有先例，后有延续，太官署在瓷器上只刻、划其简称“官”字就不奇怪了，实属正常。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结果，不难得出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是其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简称的结论。由此可以推断，唐宋时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是有关瓷窑为太官署烧制的，也就是说，是太官署在有关瓷窑订烧的，作为祭祀、朝会、宴飨（XIANG）供应膳食的膳具，性质非御用瓷器。
四．“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
“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也不难理解。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通入藏时镌刻的供奉藏品之物品帐目石碑，碑文开头说“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如后”。这句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恩赐”和“新恩赐”两词。从碑文中得知，“恩赐”物系唐懿宗（860-874年）李催所赐，“新恩赐”物系其继承人唐僖宗（874-888年）李儇所赐。“官”、“新官”与“恩赐”、“新恩赐”形式相同。“官”、“新官”字款瓷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资料为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与“恩赐”、“新恩赐” 镌刻的时间都属于晚唐时期。看来可能是当时行文的一种惯例。据此我们认为，“新官”是对“官”而言，“官”在前、“新官”在后，可能是以示区别太官署前后两次或前后两位官员在同一个瓷窑订烧的瓷器而刻、划的。
五．“官”和“新官”字款消失的原因
本文前面已经讲到，“官”“新官”字款瓷器见于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为什么北宋早期以后不见了“官”、“新官”字款瓷器？这不排除没有发现或发现了未被辨认出来的可能。但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与北宋官府机构的变动有关。在前面已经谈到，北宋早期特别是太祖、太宗时期的官僚机构基本承袭了唐未、五代之制，光禄寺及其下属的太官署继续负责原来得事务，这是北宋早期仍有“官”、“新官”字款的根本原因。此后，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宋会要辑稿 职官（二一之一）》光禄寺条引《两朝国史志》载：古者其属有大官、珍羞、良酝、掌醢（音：海）四局，今分隶御厨、法酒库“。《两朝国史志》即为《两朝国史》中的“志”。两朝国史》系北宋仁宗、英宗两朝的果史，北宋王圭等撰，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成书奏御。由此可见，在仁宗、英宗时期太官署的职事已隶御厨。之后，神宗元丰年间，官制改革，撤消了太官署。这样自仁宗、英宗时期起，不能再以太官署的名义到瓷窑订烧瓷器了，瓷器上也就不见了“官”、“新官”字款。
历代纪年款特点之二
金代纪年款
金代陶瓷纪年款以墨书款较为多见，另有釉下彩书写款和刻划款。落款的位置多在器物的外底、足部，也有落于腹部和内底的。如“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此为金代萧窑瓷瓶纪年款，横刻于瓶足上，瓶腹刻“白土镇窑户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壹对，供养本镇南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鸟纹虎形枕的底部有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六; 日口家造”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白釉剔花莲花纹枕的底部有墨书“金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军使宅置到”款。1984年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出土的盏范上有“大定十年”款。1983年陕西黄陵县古墓出土金代瓷枕的底部有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款。
1978年秋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的定窑夔龙纹盘印模内壁刻有“甲辰正月望日造”干支款；同时出土的定窑菊花纹碗印模的内壁刻有“甲辰蕤宾十四日”款。“蕤宾”为五月。山西出土的白釉砂圈瓷碗的砂圈上有墨书“明昌三年十二月四日买了一十个”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霍县窑盘的外壁露胎处有墨书“明昌四年柒月初四日三李置到”款。秦庭域收藏的金代白地黑花诗文枕，枕面题七言律诗一首，其中有一句为“泰和三年调玉烛”。1988年12月山东成武宝峰乡定西村出土的金代白瓷碗的外壁近足无釉处墨书“泰和三年十二口买二只”款。1978年秋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定窑四季花纹碗模的内壁环刻“泰和丙寅辛丑二十四日画”款。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罐腹部釉下有以黑彩书写的“佛光普渡大安二年张泰造”款。1959年陕西铜川黄堡镇窑址出土刻有“大安二年”款的青瓷残片。另见金代磁州窑瓷枕上落有“正隆元年制”款，金代磁川窑三彩花卉盆外底墨书“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七制”款。金代瓷器上还有—种只书年号，不书具体年代的款识，见于红绿彩瓷器的有“泰和”、“正大“等；见于耀州窑青瓷残片上的有“贞元”。
元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耀州窑、定窑资器上。既有彩书、墨书款，又有刻划款。常落款于外底、颈、肩、腹部等处，位置不固定。如广东遂溪窑出土碗模外壁刻有“大德六年”款。元紫金釉贴花牡丹纹三足炉外底刻有“大德七年制”款。元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盘上落有“大德八年”款。元定窑刻划花鱼纹盘外底刻“至元八年制公用”款，前五字直书，后二字横书。元代白釉瓶上落有“大元国至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记耳”款。陕西铜川立地坡古窑址出土的残瓷片上刻有“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款。山西琉璃龙莲花香炉上刻有“至大元年午汾阳琉璃寺诏伍塘城造”款。湖南衡东麻园窑址出土擂棒残器上刻有“延佑四年”款。元代磁州窑白瓷枕的外底有墨书“至治二年前五月十五造磁齐居(君)仁”款。元龙泉窑青瓷大花瓶上刻有“泰定四年丁卯岁仲伙吉日谨题”款。1979年江西丰城县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上有青花料楷书“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款；同时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塔式盖罐颈部有一周青花楷书款为“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收藏于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颈部有青花料楷书“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款。元磁州窑白釉褐花罐外壁釉下有褐彩书写的“至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款。另外，元代瓷器上还有一种不书年号的干支纪年款，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钧窑双耳兽足炉上落有“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款。
明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款始自永乐朝，后成定制。但永乐官窑年号款只见四字款，官窑瓷器上落六字双行或三行楷书年号款并围以双重圆圆这一最常见的体式，则始自宣德朝；常见的六字双行围以双重方框的体式，始自成化朝。还有—种常见的环书于高足杯、碗足内沿的六字或四字年号款的体式，也始自成化朝。明代官窑瓷器纪年款以朝代款(又称年号款、年款)为主，民窑瓷器纪年款则以干支款较为多见。明代纪年款多以青花料书写，兼用暗刻、模印、釉上彩和白泥料书写。落款位置以器物外底最为多见。也有在器内底、近口沿、颈、肩、腹、流、柄等处的。官窑年款字体除永乐、宣德、弘治、万历朝有篆书体外，其他朝未见。款字排列方式，以六字双行和四字双行最为多见，六字三行、一排横书、一行直书、六字环形、四字钱文排列等极少见。官窑年款多由宫廷出样、御窑厂有专人负责照样书写，字体严谨规整。民窑纪年款则大抵随意书写，字体多草率不规。据有关专家考证，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始自洪武二年()369年)。止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此期间官窑瓷器上的纪年款以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较多见，其他朝则少见。有人根据明代各朝官窑瓷器上年款的特点，将明代官窑瓷器年款总结为五句口诀，即“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清代纪年款
清代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的纪年类款，从款识内容看，主要分为朝代款(又称年款)和干支款两大类。年款多用于官窑器上，干支款多见于民窑器上。官窑年款以楷书或篆书的“大清某某年制”、“某某年制”、”某某御制”最为多见，如“大清康熙年制”、“雍正年制”、“康熙御制”等。款字多落于器物外底，个别的落于近口沿、足内沿等处。六字楷书年款多作双行排列，个别为三行排列或一排横列，款外围以双重圆圈、双重方框，也有无边栏的。六字篆书年款绝大多数作三行排列，少数作一排横列，极个别的为双行排列，款外多无边栏，个别的围以双重圆圈或双重方框。四字楷书或篆书年款多作双行排列，外围双重圆圈、双重方框，也有无边栏的，个别的四字篆书年款作上下右左钱文排列。清代纪年款可分成釉下青花款和釉上珐琅彩款、矾红彩款、金彩款以及刻、印款3大类，其中青花款在所有纪年款中占主导地位，珐琅彩款则集中出现于康、雍、乾三朝，随着珐琅彩瓷器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矾红彩款。刻划和模印款则用于颜色釉瓷器上，如白釉、厂官釉、仿钧釉、炉钧釉等。从字体上看，整个清代纪年款不外乎楷、篆、隶几种，其中楷书居于主导地位，自始至终都在使用．篆书款出现于康熙晚期，当时只用于供祝寿用的金釉蓝团寿字和五彩三多纹器上。雍正时篆书款增多，许多仿制名窑的品种上均喜用篆书款。乾隆时楷书、篆书款平分秋色。嘉庆及其以后各朝，篆书款数量渐减，基本以楷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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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款字辨伪
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30年代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中国瓷器广受喜爱，谈谈外销瓷（一）
最初葡萄牙人从中国买回的瓷器应该是普通的中国风格瓷器，这类瓷器现在也还常能在西方看到。但是很快的葡萄牙人就开始订制他们喜欢的西方风味的瓷器，例如于基督教题材有关的瓷器，大家族的徽章瓷器以及少量写有船员名字的瓷器。
但是当时因为葡萄牙人没有稳定的据点来进行瓷器贸易，而且贸易业是非常的不固定，因此订制的东西往往拿不到。所以这类瓷器往往都是为王室或上层贵族定制的。目前据知最早的一件订制徽章瓷器是1517－1521年间，葡萄牙人为葡王曼奴埃尔一世订做的一件青花瓷罐。而另外一件较早的青花水壶上的家族徽章则被认为是嘉靖时期到中国贸易的帕首投父子（Peixoto）的。
因为订做特殊瓷器在这一时期不太现实，而且数量少，价格高，不利于大量出口，因此中国瓷器商人特别设计生产了符合西方人审美要求的克拉克瓷器，给中国瓷器赋予了符合西方的审美要求的形式，因此很快就大批量生产出口到欧洲。
万历时期的克拉克小碗，青花采用浙料，明亮淡雅，胎质细腻，釉水滋润
从国外档案记载和中国窑业遗址的研究，目前知道最早的克拉克大概是万历初期出现的，而在此以前出口的瓷器大概都是明代的内销瓷器。最迟到崇祯时期，克拉克已经有多种样式可供选择。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1639年荷兰商人在定购瓷器时就按造样本指定了瓷器的模式和种类。可见当时的中国瓷器商人已经制作了不同种类的模盘供西方商人选择。
克拉克瓷器最早是由景德镇生产的，其布局多半采用外圈由多个开光或锦地开光图案组成边饰围绕中间主要图案的形式，图案主要是中国传统的花鸟、人物，吉祥物等样式，到后来也出现充满异国情调的繁密纹饰，新颖的郁金香纹样和西方的神话，宗教，人物和社会生活图案。
克拉克瓷器质地细腻，画工精美，胎体轻薄，釉水明亮，发色雅致，颇受欧洲贵族厚爱，几乎畅销整个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高档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器，“以高岭山优质高岭土(以土膏形态赋存的次生高岭土或伟晶岩的风化物)掺合瓷石制作。器壁薄腻，胎骨洁白，透光度好，青花呈色兰翠，优雅、明快、绘制萧洒生动，完全可以和明清官窑最佳瓷器媲美”。
崇祯时期的克拉克瓷盘，中国主题加荷兰郁金香文饰
摘自MauraRinald《KraakPorcelain》
当时内销的瓷器往往大都选用质量不太好的胎土，而克拉克瓷器则基本选用优质高岭土生产，秉承了中国人把优质产品出口到国外的一贯原则。这主要可能是因为出口瓷器的价格和利润高于内销而且可以大批量生产的原因。
除景德镇外，国内福建地区也在十六世纪后期开始大量仿制生产类似的瓷器，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建的漳州所属的一些窑口。此外在国外，日本也开始仿制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
福建漳州所属窑口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开始仿制克拉克瓷器，生产的这类瓷器的主题尤多见凤凰，麒麟，寿字，松鹿，渔藻，飞马，鸭戏荷塘等图案。而其开光中则往往爱画牡丹，莲纹，竹子，八宝等。汕头器的画工较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要粗糙，不过因为其用笔粗圹豪迈，毫不拘束，不少图案也显得相当有力度。
得益于地理位置临近当时的官方对外港口－月港，福建克拉克大量销往日本和东南亚，也有一些销往欧洲。到了十七世纪初期，外国海船等外国风味的图案叶开始在汕头器上出现[33]，但是传统的主题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
明晚期漳州窑克拉克，摘自Christie"s《TheBinhThuanShipwreck》
福建生产的这类瓷器较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质地粗糙，发色灰暗，釉水浑浊，胎体厚重，采用颇釉的上釉方法，因此釉面不平整，与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器区别比较明显，因此国外把这类福建生产的仿克拉克瓷器称为”汕头器“（因为他们开始误以为这些瓷器是由汕头生产的）。
福建生产的这类瓷器当时被称为“粗瓷”，这类瓷器大部分是出口东南亚用来换取香料而不是出口西方，西方人一般更喜爱质量高的多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器。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维克他。斯宾科尔记载到：“这个季节来这里（爪哇）的中国人不会带来任何值得运到荷兰的瓷器”。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材料也记载荷兰的商船也将中国粗瓷运往加尔各答销售获利。这类粗瓷除了销售东南亚外，在日本也格外畅销。在某些时期，这类粗瓷也有不少被销售到了欧洲，但总的说来比重不大。
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直到清早期景德镇还有少量生产，而福建窑口到清中期也还偶尔有生产。
克拉克瓷器应该算是早期出口瓷器中最主要的一种样式了，当然这种样式只是从总体上来说的，其细微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这类试样是中国瓷器商人和工匠为西方商人设计的并大批量规模生产的，当然也有可能在设计过程中采用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图案设计。
康熙晚期的西方主题的可拉可瓷器
明代御窑瓷器的年款
明代御窑瓷器的年款也就是明清两代官窑瓷器的标志，瓷器上的款识常见有题记款与年号款两类。瓷器上题记年号从北宋时期已经存在。然而那与我们今天常见的明清御窑瓷器上的年号款并不是同一的概念。
瓷器的年款能够发展成为明清时期这么成熟的年款标识，自然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明代是十分重要的朝代，其中明早中期更是皇帝年款变化与形成的重要时期，但是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在明代洪武时期的瓷器上尚未见署有皇帝年款者。
永乐瓷器的年款
瓷器的年款被我们所熟知的这种形式的年号款，始于明永乐时期。虽然明代文献记载明永乐时期的年款只见于压手杯一种器物上，但就目前所见传世及考古发掘出土器物，还有甜白釉的碗、高足碗，宝石红釉高足碗几类器物。不过，所有款都见于内底，个别见于内壁，均为四字篆书。
宣德瓷器的年款
明宣德时期，是御窑瓷器年款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所见皇帝年款不再像永乐时期那样单一，开始还有学习永乐时期的痕迹，底心书四字篆款，逐渐产生了我们最为熟知的“宣德年制”四字楷书款，并迅速发展成“大明某某年制”六字年款，只不过有写在底心的，有写在外底心的。有三行的，有竖着写的官窑底款。
明官窑瓷器没有年款的朝代
宣德之后是所谓的“空白期”，也就是明正统、景泰、天顺时期。诸多考古发现已经表明，空白期并没有停止瓷器生产，但是的确尚未发现署有年款者。
明成化瓷器的年款
署款方式、位置历经变化多端的宣德时期后，到明成化时期，瓷器年款延续宣德时期的一些改变，并逐渐形成规律。自此直至清代，御窑瓷器年款形式基本定形，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变化。成化时期年款书写比较规矩，但也有例外，如大字写的近乎人字，成字少了一点。
明正德瓷器的年款
明正德时期，除常见模式外，见巴思巴文款流行。此外，还见有“正德年造”款。此件器物系2014年景德镇御窑遗址发掘首次发现，与大量正德时期器物同出，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瓷器款识的认识。
明嘉靖瓷器的年款
隆庆明隆庆时期，瓷器年号款常见“隆庆年造”、“大明隆庆年造”款，颇具特色。
明万历瓷器的年款瓷器款字如何辨伪
瓷器
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据陶瓷收藏网）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艺术品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上世纪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收藏品，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上世纪30年代的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瓷器里的那些款儿
五代 定窑白釉“官”字款碗（刻划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国古代在陶瓷上所落的款识，大致可以分为刻划款、书写款和印制款这三大类。在这三大类落款方法之中，又可以细分出更多不同形式的落款。虽千变万化，但不离其宗。
在这三类款识里“刻划款”出现的年代应该相对最早。在陶器上用硬物刻划出痕迹的技术要求很低。烧制之前在湿软的陶胎上，树枝草棍随便一划就可以完成。就算是在烧制完成的硬胎上刻划也不算什么难事，完成的只是物理的变化。但是在陶器上书写款识的难度相对就要大一些，起码要等到有适合的颜料和类似毛笔一样的工具出现之后才能达到。经过考古发掘的研究，人类早期烧造和使用的陶器都是单色的红陶、灰陶等。复色的彩绘陶和彩陶直到新时期时代晚期才逐步出现。所以用另外一种颜料在陶器上用书写的方式落款较之刻划款的出现一定更晚。
新石器时代 马家窑彩陶钵
虽然人类在陶器制作当中很早就使用了印制的方法，比如印制一些简单的绳纹或者麻布纹作为装饰。但利用印制的方法落款，起码要等到人类有意识、有要求的大批量生产同一类陶器的时候才会出现。否则为几件陶器专门制作一个落款的印章，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印制的目的就是利用工具复制，提高效率，保证一致性的同时节省人力。
另外印章的出现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实物就是商代的，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但是这两枚印章由于缺乏出土资料的证明，年代尚有很大的争议。目前普遍的认为印章的使用流行年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距离我们今天已经很近了。
中国的瓷器是在陶器的基础之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直至东汉、三国时期才逐渐成熟。早期的瓷器也像陶器一开始那样，都只是单颜色的。要使用其它颜色的彩料在瓷器烧制之前落款，当时还是达到不了的。即使是用书写的方式落款，也只能是等瓷器烧好后用墨汁拿笔去写。不过这种方式很难长久的保存下来。
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带有准确纪年款识的最早的一件瓷器，是一件越窑的青釉虎子。1955年出土于江苏省南京市赵氏岗一座东吴时期的墓葬。如今被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还被列为了第三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国宝之一。在这件虎子的器腹当年的工匠用利器刻了“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十三字的铭文。“赤乌”是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的第四个年号，“赤乌十四年”准确的记录这件虎子制作于公元251年，距今已有1766年。
至于在这件越窑虎子之前，究竟还出现没出现过书写款和印制款的瓷器，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凿的实物证据，不得而知。目前我们只能认为，瓷器在最初落款的方法就是刻划，在此之后才又慢慢的出现了书写款和印制款。
鉴别清代官窑瓷器——先识官窑款
中国瓷器从宋代开始有官窑瓷器，专门的造办处，在明清时期到达鼎盛繁荣状态，而各朝各代因皇位的更替不同的朝代使用的款式都不相同，款的书法特征、用料、位置等都有所区别，对后世古董鉴定带来一定的困难，甚至于同一朝代所用款式也不相同，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下清代官窑瓷器的官窑款有哪些特点，官窑款有何区别。
清代共有帝皇十个，其朝代所产官窑瓷器都有帝皇纪年款的瓷器传世，他们依次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瓷器最为鼎盛的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
顺治官窑瓷器
以书写“大清顺治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款为主，也有写“顺治年制”四字款。款字用笔有力、起笔见峰、住笔见顿、划多下拉、勾捺上剔，但整体布局不甚规整。
康熙官窑瓷器
康熙年间已经可以制作珐琅彩的瓷器，其官窑款多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或三行青花楷书款，晚期有少量篆书款。前期常见干支纪年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等。本网资料库内有一对康熙青花杯，落款为“大清丁未年制”，是康熙六年的瓷器。珐琅彩器上书“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料款。其字体前期宽大,笔划粗重挺拔，顿捺明显。后期字体清秀，在具体写法上也有细微区别，熙字四点多为直点或顺点，少逆点。年字三横前二横较短，第三横较长，且紧紧上靠，一竖较长。款字外饰有单圈、双圈、双正方框等。
雍正官窑瓷器
主要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青花双圈款，也有双方框款，其次是多用于单色釉瓷上的三行六字篆书款。从字体上分析，雍正款识由专人题写，所以各类瓷器上的字体大致相同。楷书款早期为三行双圈，晚期为双行双圈或双框。“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刻款主要用在仿均、炉均和茶叶末等器物上。“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堆料款仅用于珐琅彩瓷。
乾隆官窑瓷器
瓷产量极大，官窑款用得最多的是“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款字一般以青花书写为主，但亦有抹红写款，在白瓷、茶叶末、珊瑚红等特殊器物上往往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刻款。
嘉庆官窑瓷器
一般都用“大清嘉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主要为青花、无栏框。亦有少量楷书款。粉彩器上常见抹红款。个别器物用刻划款。
道光官窑器一般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青花款为主，也有抹红款及描金款。茶叶末、炉均釉等器物上则为六字刻款。个别粉彩器上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地描金篆书款。道光时期落有堂名款的如“退思堂制”、“山解竹主人造”等，大多是精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读书的地方，后期也成为道光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故题有“慎德堂制”红款的道光朝瓷器应是道光皇帝的御用瓷。
咸丰及其后的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官窑瓷器
兴起楷书题款风气，大多为六字双行或六字三行“大清××年制”款。款外均无圈框，字体工整，清秀修长，有青花、红彩、金彩、墨彩及刻款等形式。这一时期篆书款不多。其中光绪时署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及“长春同庆”、“永庆长春”等款的官窑器最为精致。
清代官窑瓷器作为古董市场藏量最大也较为精美的官窑瓷器，市场和经济价值也比较高，所以仿造品就很多，故此大家在古董鉴定过程中，要从各个方面去考量，本文提供了清朝官窑款的识别和如何去鉴定是不是官窑款。藏友们可以借鉴一下。
雍正一朝，御窑名品迭出，独步大清一代，是中国古陶瓷史上成就辉煌的一页，也是海内外瓷器拍卖市场上的领跑者。像雍正官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曾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150万港元创下清代瓷器拍卖的世界最高价，同时在内地拍卖市场上，雍正官窑瓷也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元的身价。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三多果纹胆瓶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0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该瓶为雍正朝典型风格的器物。其直口，长颈，鼓腹，圈足，口沿用青花描绘一道连环回纹，下面吊饰三组青花尖叶纹并间绘上三个釉里红变形石榴，颈腹部描绘“三多果纹”，分别是折枝蟠桃、折枝石榴、折枝荔枝，它们都由一朵灵芝承托，使整个构图增添祥瑞之气。画中硕果细叶，疏密有致。红艳夺目的三多果强烈突显其寓意的主题。传统常见三多是以佛手、桃、石榴组合纹饰，其中佛手寓意福气，桃寓意多寿，石榴寓意多子。三者结合，寓意多福、多寿、多子。而雍正一朝的瓷器上许多三多纹饰均以荔枝取代佛手，究其原因很可能与雍正帝个人喜好有关。
清雍正青花缠枝莲纹铺首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5.4cm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
敞口束颈，丰肩鼓腹，敛胫圈足，肩贴饕餮衔环双铺首，器型古雅端庄。自上而下分绘海水江崖纹、变形芭蕉叶纹、缠枝莲纹、覆莲瓣纹等六层纹饰，其间以突起的弦纹相隔，使器型更富于变化。运用模仿明代永宣青花画风的点染画法，全器绘画流畅细腻，层次清晰，青花鲜艳浓郁，釉面匀莹润泽，品相完美。目前所知，与其相同者仅有一件，弥足珍贵。
清雍正翠绿釉瓜棱瓶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1.5cm款识：“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刻款
单色釉瓷器纯净典雅，少人工匠意而富天然韵致，去雕饰之美而独存魅人色彩，一直为世人所重，雍正皇帝对此也百般追求。在位期间对内府所藏官、汝、哥、钧等宋瓷颇为灵情，屡命内务造办处奉宋旧器至御窑厂仿造，加上有唐英如此杰出的艺术家竭力钻研督造，仿古创新集诸色之大成，从而使清代单色釉瓷器制作步入历史的颠峰，让后世望尘莫及。翠绿釉瓜棱罐，呈瓜棱形，敛口，硕腹，圈足，素地无纹，通体及内壁施翠绿釉，发色匀净，清澈晶莹。底刻“雍正年制”篆书款。品相完美。
清雍正柠檬黄釉印花纹杯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8.8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该杯直口、深腹，近圈足处模印变形花瓣纹一周，纹饰极具动感。杯外壁施黄釉，内壁及底施白釉，胎体轻薄，釉色莹润，色泽淡雅。底书青花双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当年崭新的蓝布锦盒，随着时光流逝如今已褴褛离析，但盒中御杯依旧葆光焕发，完美无缺。目前，公私收藏品均不见相同者，堪称绝代孤品。
柠檬黄釉是以氧化锑为主要呈色剂的低温色釉。康熙时期，内务府珐琅作已使用从西洋引进的锑黄作为珐琅彩瓷器的彩料和色地。柠檬黄釉始创于清代雍正年间，由于这种黄釉的颜色比传统浇黄釉更为浅淡幽雅，故又称为“淡黄釉”。清代文献称之为“西洋黄”、“洋黄”。雍正十三年唐英撰《陶成纪事》记载了“岁例供御”的五十七种彩、釉，其中的“一西洋黄色器皿”所指便是柠檬黄釉。
传世所见柠檬黄釉以雍正朝制品的质量最好。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柠檬黄釉瓷数量绝少，器型多为盘、碗、杯、碟等圆器。清宫《乾隆记事档》载：“乾隆三年元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洋黄三寸碟、洋黄里外收小三寸盘……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照样烧造送来。”此处所说的“洋黄瓷器”当指雍正朝的旧物，说明乾隆初年宫中所存柠檬黄釉已经不多，需要仿烧才解决短缺的问题，反证雍正时期的柠檬黄釉烧造数量十分有限，否则相隔短短数年皇帝无需专门传旨仿造。
清雍正粉彩双龙捧寿仙鹤纹大盘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54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青花楷书款
盘敞口，折腹，圈足。此盘形制巨大，折腰造型较为少见，口沿描金。盘心绘双龙捧寿，一龙以胭脂红绘就，一龙施以海水绿，对比鲜明。盘内壁饰八只姿态各异的飞鹤，龙腾鹤舞，翱翔于五色祥云之中，充分体现出“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气势、神韵。盘外壁以矾红彩绘十只蝙蝠，胫部饰汹涌海涛，寓意“洪福齐天”、“福山寿海”。明清官窑瓷器纹饰中多见“单龙捧寿”或“双龙赶珠”。“双龙捧寿”图案十分鲜见，只限雍正一朝，已知仅瑞士藏家AlfredBaur藏有绘相同图案的“雍正官窑黄地青花双龙捧寿纹鸠耳尊”。
此盘造型规整，施彩丰富绚丽，寓意吉祥，雍容华美，亮丽典雅，传世罕见，应是景德镇御窑厂为皇帝特制的祝寿大器，不同于例行烧制的普通官窑瓷器，堪称雍正窑大器精品，殊为难得。据已公开资料：这种大盘传世仅有2件，除本拍品外，器型、纹饰、尺寸完全相同的另一件大盘见于香港佳士得2003年10月拍品667号、北京翰海2004年春拍品1792号。
清雍正窑变釉铺首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款识：“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刻款
尊撇口，束颈，肩饰双铺首衔环，腹饰四道弦纹，圈足略外撇。外施窑变釉，肥厚光亮，紫红相交，色彩斑斓，釉中密集蓝色的斑点，惟口沿部分红色偏浓。圈足内施深浅不一的护胎釉。
清雍正仿官釉五孔方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8.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此为雍正朝创新器型，短颈，方体，肩饰五孔，器身自上而下以三组突起的等距弦纹为饰，使器型更富于变化。通体施仿官釉，釉质莹润凝厚，遍“金丝铁线”开片。胎体厚重，造型古朴。
清雍正仿成化青花缠枝花纹碗（一对）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1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此碗器型、文样皆仿明成化青花碗。内外壁绘缠枝花，内底绘折枝花，其胎体之轻盈坚致，釉面之晶莹光润，青花之幽靓雅洁及色调之淡雅清丽，可说直追成化官窑青花，几欲乱真。
清雍正粉彩麻姑献寿图凤尾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44.5cm
器敞口外撇，长颈，丰肩，鼓腹，圈足，俗称“凤尾尊”。胎质细密，釉质洁白光润。器分上下二层纹饰，口部为太白醉酒图，腹部饰麻姑奉寿图，“蝠”是“福”的谐音，桃象纫“寿”，寓意福寿吉祥。色彩丰富，色调柔和。雍正粉彩素以精巧细腻着称于世，此器即为代表。柔而不艳，细腻淡雅，立体感强，其中的胭脂红色尤其鲜润绮丽，《陶雅》赞叹：“胭脂红者也，华贵中之佚丽者也。”此凤尾尊色彩保存如此完好，十分难得。
清雍正斗彩花卉纹盘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20.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款
盘敞口，弧腹，圈足。胎质细密洁白，胎体厚薄均匀。釉色莹澈如玉。内外皆以缠枝牡丹为主，饰斗彩缠枝花卉。斗彩设色丰富，颜色淡雅柔和，为雍正官窑斗彩器代表作
清雍正青花夔凤纹摇铃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18.3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浅唇口，细长颈，溜肩，筒式腹，浅圈足，似长柄的铜铃。外壁绘双夔凤纹，生动流畅。摇铃尊为清康熙时流行的尊式之一。此器造型典雅，青花发色幽靓，尚存康熙遗韵，当为雍正早期之作。
明代 瓷器“宣德”款甜白釉鸡心碗
“宣德”款甜白釉鸡心碗高8.4、口径16、底径4.2厘米，侈口，深腹，斜弧壁，外底有凸脐，小圈足。内外施甜白釉，釉色白中泛青灰，釉质滋润均匀。圈足底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二行款。
“甜白釉”实是“白釉”，在“白釉”的生产过程中把铁的含量减少到最低程度，又在脱胎、半脱胎的洁白胎体上施纯净的透明釉，经高温烧制就能使“白釉”更加诱人，被称之为“甜白釉”。 甜白瓷是在元代枢府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永乐白瓷色调恬静柔润，在视觉上给人以“甜”的感觉，故称“甜白瓷”。明代黄一正所撰《事物绀珠》中载有“永乐、宣德二窑内府烧造，以鬃眼甜白为常”之句，此后“甜白”称谓沿用至今。
永宣甜白釉色瓷器特点
甜白釉瓷是由明永乐年间景德镇官窑创制的一种高白度瓷器，是在暗花刻纹的薄胎器面上施以温润如玉的白釉，经高温烧制而成。
永乐时期甜白釉器物是宫中主要用瓷。
甜白釉瓷器釉下暗花用肉眼难以看出，但通过侧光、放大镜或者灯光透视等，却隐约可见，使原本单一的白色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变化感，给人以亦幻亦真的感觉，所以也叫填白工艺。
甜白瓷在我国陶瓷史上享有盛誉，文献称其“白如凝脂、素犹积雪”。由于甜白釉在生产过程中把铁的含量减少到最低程度，这样就使釉色精细白净，几无瑕疵，看起来非常诱人的釉色因此，明代的“甜白釉”受到后代的极高评价，被称为“甜白”、“堆蜡美玉”、“纯净无杂”、“透亮明快”等等。体现了中国瓷器美学从形的体验到神的感受的升华，反映了时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和高超的制瓷技艺。
瓷器中的“伪款”与“伪器”
十几年来，在同我交流古瓷鉴藏知识的朋友中，不少藏友特别重视看器物有没有纪年款。他们以为写有纪年款的就是真器，或者写什么朝代纪年款的就是什么朝代的瓷器。当代古瓷制假行当中，就有人利用古瓷收藏初学者这种经验不足的鉴藏心理，在伪造的“古瓷”上写上伪造的纪年款，用以蒙人骗钱。奇怪的是，某些编著古瓷图书的人，竟然也把此类伪款伪器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收录到自己的著作中，印出来向社会宣传，自己失误了还要误导读者，实在有点为虎作伥的味道了，试举一例：
2004年国内出版的一本关于青花瓷图鉴的书中，作者向读者们介绍了一只“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照片，并另附底部“英宗年制”青花四字楷书款特写照片。从鉴定角度来说，别的什么特点、特征都可以不论，单从这只梅瓶的青花四字款，就能断定它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知识的制赝者所做的蹩脚货。
大约从周朝开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特别重视“礼”的制度建设与规范作用，上自国君贵族，下及黔首百姓；大至邦交征战，小到待人接物，无不制定出一套“礼”来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就是对死了的人，也制定出“谥法”来进行评价性的盖棺论定。“周文王”、“秦穆公”、“汉高祖”、“唐哀帝”、“宋太宗”、“元世祖”、“明孝宗”、“清圣祖”等等，都是这些国君或皇帝死后，皇位继承者、贵族和大臣们对他们议定的谥号。因此，古代的国君、皇帝们生前既不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谥号作为纪年工具。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某位皇帝活着的时候让臣下为自己预先拟定了一个满意的谥号，他也绝不会用这个谥号作为自己临朝称制的年号，这种荒唐的事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没有发生过。而且老国君、老皇帝死后，他们的继承者新国君、新皇帝可以给已死的前者以辉煌的谥号，但绝对不肯、也没有人用已死者的谥号来作为自己在位纪年的。清代只有嘉庆四年以前的官窑瓷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这是因为乾隆活着就把皇帝位子让给儿子顒琰来坐，他当了太上皇。儿子为了取悦和尊敬仍然手握实权的老子，就让官窑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但国家纪年已从乾隆六十一年元月改为嘉庆年号了。
在明代永乐朝以前，除了瓷器铭文（不是专门款识）中有使用皇帝年号者外，作为有意识标志该器物生产制作年代的，往往以工匠个人的表达习惯，在器物的胎体上刻上时间，或者由器物的使用者用墨书方式写上时间，笔者收藏的一只用做陪葬器的元代定窑系白釉碟残片就是物证。这只白釉碟高3．3厘米，复原口径14厘米，足径4厘米，碟心内刮有涩圈。从圈足小、足墙外撇、足内心留有乳钉可以鉴知，这只白釉碟是元代产品。在碟外圈足周围未上釉的胎面上，有墨书“大德九年十月×文”字样，圈足内亦墨书一“文”字。查“大德”年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只有南宋高宗初期同时代的西夏王朝崇宗赵乾顺和元朝成宗铁穆耳两位国君使用过。西夏的“大德”年号仅用了5年（公元1135—1139年），元成宗铁穆耳使用“大德”年号共计11年（公元1297—1307年），所以，从墨书纪年上也证实这只白釉碟应是元代产品。
从资料可证，正式以在位皇帝年号在瓷器上署写“××年制”或“大明××年制”、“大清××年制”等款识，并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制式署款方式，中国古陶瓷界以真品实物为依据，公认是从明代永乐朝开始的，此前没有这种署款方式。但当时署款器很少，目前仅见永乐官窑青花压手杯等，这种署款方式在明宣德朝才普遍使用并传至清末。“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所写的“英宗年制”款，犯了两个低级错误：其一是不懂得“××年制”这种制式署款方式出现的时代，将明代才开始出现和使用的制式署款方式拿到宋代乱用。其二是不懂得谥号来源和用途。宋英宗名赵曙，是宋仁宗赵祯的养子，登基后改元“治平”，在位四年，死后谥号英宗。“英宗年制”款的矛盾在于，赵曙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死后谥号英宗，怎能在活着时用谥号纪年？他不嫌晦气？赵曙死后其子赵顼继位，改为“熙宁”并用之纪年，并无用英宗谥号纪年之事、之理。因此，单从这件器物的底款，就可判断其为伪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