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秘色瓷器。
如果说宋瓷是我华瓷器的第一座高峰，那么五大名窑无疑就是五大天王。当时已经名重一时，现世更加视同拱璧。但还有一种瓷器，比五大名窑更为稀少，珍贵，那就是秘色瓷！
晚唐诗人陆龟蒙《咏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让世人第一次见到了“秘色”这个名词，诗以“千峰翠色”生动描绘越窑秘色青釉滋润之美。
五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以“捩翠融青”、“明月染春水”、“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华丽的辞藻对“秘色”瓷器作了详细的描述。
清代最大的收藏家乾隆皇帝亦云“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珍以孤”可见在皇家眼里。越窑秘色瓷也是传说中的收藏品。
在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发现之前，秘色瓷在文博界就是一个谜。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它的模样。
1987年，因修建陕西扶风法门寺明代砖塔，在塔基下发现了唐代的真身宝塔地宫，出土了数百件供奉佛指舍利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唐懿宗（860-874年在位）李漼所贡奉12件越窑青瓷。
《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明确记载这批瓷器为“瓷秘色”，有净水瓶1件、碗5件、盘6件，器型规整，胎质细腻，釉色匀润，呈青绿、青灰、青黄之色，均光素无纹。自此，秘色瓷的真面目总算浮现在世人面前。
这批文物均为杭州钱氏家族出土文物。钱镠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创者。吴越国一共三王。在北宋早期钱俶纳土归宋，吴越国并入北宋，亡。
2017年2月25日，全国重量级文物考古专家集聚浙江慈溪，确认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就是“秘色瓷”最主要的烧造地。
上林湖是唐宋时期越窑的中心窑场，而后司岙窑址是上林湖越窑遗址中最核心的窑址，也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最主要烧造地。
青瓷褐彩云纹盖罂高66.5厘米，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通体施釉，釉色青黄、润泽，胎质细密。整器高大、规整、秀美，纹饰生动。水丘氏墓出土。水丘氏为钱镠之母。此物是五代时期吴越秘色瓷早期的成功之作。
在上林湖出土的一件瓷质匣钵上，考古专家发现了“罗湖师秘色木宛”六个字，“秘色木宛”三个字则与法门寺地宫衣物帐上的文字完全相同。这不仅是在窑址上首次发现 “秘色”字样，更再次证明瓷质匣钵就是烧造秘色瓷的重要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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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秘色瓷”如何重现人间
苏州博物馆的国宝级藏品——秘色瓷莲花碗，这件碗于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后入藏苏州博物馆。
早在唐代，诗人陆龟蒙就曾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来形容秘色瓷之美。及至北宋，赵令畤也在《侯鲭录》中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此外，《吴越备史》《十国春秋》《宋史》中也都有关于秘色瓷的记载。然而宋以后，曾经盛极一时的秘色瓷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后人再看到唐宋文献对“秘色瓷”的记载竟然不知其为何物，秘色瓷成为了一个传说。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被打开，千年“秘色瓷”之谜才终于具象化，被人们认识。那么“秘色”究竟是什么颜色？这种沉浮浪潮中的“秘色瓷”又有何过人之处？
秘色瓷八棱瓶 法门寺地宫出土
浙江省杭州市钱元瓘墓出土（五代）越窑秘色瓷浮雕盘龙纹罂，浙江省博物馆
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出土有明确记载的13件秘色瓷之一——越窑秘色瓷葵口盘，也是目前秘色瓷的标准器。
“夺得千峰翠色来”究竟是怎样美丽的一种颜色？
秘色瓷在晚唐时期烧制成功后，专供皇家，“臣庶不得使用”
2017年5月23日，“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开幕，展览将持续至7月2日。
秘色瓷之所以被抬升到一个神秘的地位，主要是技术上难度极高。青瓷的釉色如何，除了釉料配方，几乎全靠窑炉火候的把握。不同的火候、气氛，釉色可以相去甚远。要想使釉色青翠、匀净，而且稳定地烧出同样的釉色，那种高难技术一定是秘不示人的。秘色瓷在晚唐时期烧制成功，不久之后，五代钱氏吴越国就把烧造秘色瓷的窑口划归官办，命它专烧贡瓷，的确是“臣庶不得使用”，它当然远离百姓，高高在上了。
至于它的名称，偏偏不明说是青瓷，也不像宋代那样，取些豆青、梅子青一类形象的叫法，却用了一个“秘”字，着实逗弄得后人伤了一千多年的脑筋。
在从唐代晚期到北宋初年的近二百年间里，越窑烧造的秘色瓷一直都是专供皇家使用的珍宝。除唐、宋两朝皇帝外，使用过这些瓷器的还有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郭、柴两姓以及吴越国的帝王）。不仅有唐代陆龟蒙《贡余秘色茶盏》诗明确说明秘色瓷是为皇帝烧造的贡品，而且《吴越备史》《十国春秋》《宋史》等书都有吴越国钱氏向中原王朝进贡秘色瓷器的记载。但宋代以后，关于秘色瓷器的记载越来越模糊，秘色瓷终成悬案。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的重大考古发掘成为解开秘色瓷之迷的重要转机。法门寺地宫不仅出土了13件越窑青瓷，同时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账》碑，明确表明这种越窑青瓷就是大名鼎鼎的“秘色瓷”，千古之谜终于有了答案。地宫还出土一件越窑青釉八棱净瓶，与衣物账碑记载的13件秘色瓷特征一致，因此，也被认为是秘色瓷。由此，秘色瓷有了可资参考的标准器。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标准器确立之后，与之相同的青瓷得以认定为秘色瓷。从考古发现来看，出土秘色瓷的遗址均等级较高，如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葬、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北宋周王赵祐墓、辽陈国公主墓、辽圣宗贵妃墓等，都是皇室或王室成员墓葬。这显示出秘色瓷是跨越民族和族群使用的瓷器，也证明了秘色瓷进贡宫廷的“贡瓷”性质。就这样，大批的秘色瓷“复活”了。
在九至十一世纪是一种“国际性”的高品质瓷器
大量王室陵寝墓葬中的发现明确表达着秘色瓷的特殊地位，结合文献记载，可知秘色瓷确实是进贡给皇帝使用的瓷器。
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实行土贡制度，各州将本地物进贡给皇帝。《新唐书·地理志》载，进贡瓷器的州府有邢州、越州和河南府等三处。文学家柳宗元等著文《代人进瓷器状》，写的就是他替友人饶州刺史向皇帝进贡瓷器一事。唐代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所指亦是进贡越窑青瓷之事。徐夤《贡余秘色茶盏》明确说明了秘色瓷就是贡瓷。
在唐、五代的土贡制度下，是否存在生产贡瓷的窑厂呢？浙江慈溪上林湖吴家溪唐代凌倜墓出土墓志罐记载，“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志文证实了唐代贡窑的存在。与民窑不同，贡窑是特定生产贡瓷的窑场，其产品的一部分须用于进贡。贡窑与宋代专门生产宫廷用瓷的官窑也不同，仍保留有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可以烧造普通瓷器。
秘色瓷的生产时间从晚唐直到宋初，唐、辽、宋皇家均使用，五代时期除吴越国外，文献记载前蜀曾向中央进贡秘色瓷，考古发现广州、长沙均出土有五代时期的秘色瓷器，说明当时前蜀、楚、南汉均曾得到并使用秘色瓷。毫不夸张地说，秘色瓷器在九至十一世纪是一种“国际性”的高品质瓷器。
后司岙窑址是秘色瓷的产地之一，亦是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15年10月到201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浙江慈溪上林湖中心区域的后司岙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揭露出了龙窑窑炉、房址、贮泥池等作坊遗迹。同时，出土了丰富的晚唐五代时期越窑瓷器精品，其中相当一部分器物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相同。这意味着后司岙窑址就是秘色瓷的产地之一。
生产地的发现不仅代表着结果，更展现出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秘色瓷的生产过程，也涵盖整个窑址的发展过程。后司岙的发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已有秘色瓷器种类的认知、告诉了我们部分秘色瓷可能的烧造地点以及烧造方式。同时，普通越窑瓷器的同步出土，也使我们对包括秘色瓷在内的越窑瓷器生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其成果意义重大，后司岙窑址被评为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年正值法门寺地宫发现30周年。与此同时，秘色瓷产地——后司岙窑址的确立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大发现。“秘色重光”展览，正是对这两大重要学术事件的纪念和总结。
正是因为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才烧出了昂贵的秘色瓷器
随着越来越多参照系的明确，秘色瓷的特点和生产工艺也逐渐浮现而出，尤其是从装烧工艺上解释了秘色瓷特殊地位原因。秘色瓷的装烧工艺极为讲究，从与秘色瓷器同出的大量瓷质匣钵可以看出，这些匣钵与瓷器的胎体基本一致，烧成时匣钵之间用釉封口，且在地层中瓷质匣钵与秘色瓷器的数量同步消长。因此可以推断秘色瓷器的烧成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才烧出了秘色瓷器。如此严苛的装烧工艺，也体现出了秘色瓷烧制的高昂成本。
通过研究发现，使用瓷质匣钵并用釉密封，使瓷器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并在冷却时阻止了匣钵外氧气的进入，避免了瓷器的二次氧化，釉色还原得好，所以颜色特别青绿。这反过来说明，“青绿色”正是秘色瓷器追求的目标，用这种特殊工艺烧造出来的产品才是真正的秘色瓷。
而在后司岙窑址中发现的秘色瓷，在窑址堆积中发现了带有唐代“大中”、“咸通”等年款窑具的地层。根据地层判断，后司岙窑场在唐大中年间前后开始生产秘色瓷，一直持续至五代中期左右，五代后期质量下降。
至于秘色瓷器生产的下限，文献有迹可寻。入宋，吴越国于开宝二年（969年）、开宝六年（973年）分别进贡“秘色瓷（窑）器”但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以后所贡瓷器多记为越器或瓷器，已不使用秘色瓷（窑）器的概念。熙宁元年（1068年）所记越州贡物中又有“秘色瓷器”。这为认识秘色釉生产的年代下限提供了方向。
唐代越窑秘色瓷长颈瓶
越窑秘色瓷长颈瓶器形完整，造型优美，且式样与西安咸通十二年出土瓷器一般无二，由此可断定这件秘色瓷是唐代器物。长颈，颈上窄下宽，圆鼓的腹部，大而浅的圈足，具有唐代瓷器圆润丰腴的特色，然而，腹上部直立的细管状长颈却是唐瓷造型中少见的，使瓶体增添了挺劲之美，别具一格。
秘色瓷是唐、五代之际越窑青瓷中的上乘之作，用以进贡宫廷的。唐代越窑秘色瓷长颈瓶高22.4厘米，口径2.3厘米，足径7.3厘米。瓷器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细腻，发色纯正。
唐代越窑青瓷以其釉色之美著称于世，为当时全国青瓷之冠。唐代越窑青瓷釉质细腻，透明度好，釉色极为优美，青绿色调，浑厚滋润，其胎体灰白色，浅淡的胎骨使釉色愈加亮丽幽美，釉面犹如一湖清水。当时许多文人纷纷吟诗作赋予以赞美。唐人陆羽《茶经》中，形容越窑青瓷“类玉”、“似冰”。
赏析唐代越窑秘色瓷荷花托盏
浙江省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内罕见的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该托盏为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唐“大中二年”纪年墓中出土，包括茶盏和盏托两件器物配套组合而成。茶盏高6.5厘米，口径9厘米，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口沿作五瓣花口弧形，外壁压出内凹的五条棱线，形成五个花瓣的界线效果，茶盏内外素面无纹;盏托高3.4厘米，口径15厘米，仿荷叶形，薄薄边缘四等分向上翻卷，极具被风吹卷的动感。盏托中心内凹，刚好稳稳地承接茶盏，看上去似一件不可分开的整体，构成了一幅轻风吹卷的荷叶载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在水中摇曳的画景。整个托盏青翠莹润如玉，青釉亮洁均匀、如冰似玉，胎釉结合紧密，胎为浅灰色，造型设计巧妙，制作精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无疑是越窑上品。
这件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折射出了唐代宁波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兴盛，可谓是“禅茶一味”。
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是佛教四大吉花之一，又是八宝之一，也是佛教九大象征之一。足见莲花与佛教关系之密切。荷形托盏的莲花、荷叶造型，无疑为其烙上了深深的佛教文化印痕。
茶盏为饮茶用具，基本器型为敞口小足，斜直壁，一般较饭碗小，较酒杯大。据考古或文献资料证明，瓷盏在东晋时已有制作，所见实物器型为直口直腹壁，饼状平底足，施青釉。南北朝时饮茶之风逐渐流行起来。唐代及五代时期的茶盏，以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最著名。越窑盏多配有盏托，其托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上托莲瓣状茶盏。唐代饮茶方式主要为煎煮法，即将以茶叶制成的茶饼碾成茶末后用开水煎煮，煮浓后盛到茶盏中饮用，饮用时将汤及茶末一起喝下。为防止茶汤烫手且兼顾敬茶礼节的庄重感，唐代流行“茶托子”——盏托。
据陆羽《茶经》载，至中唐时，全国种茶已遍及42个州和一个郡，其中包括明州(即今宁波)。2009年，《宁波日报》曾报道：在日本金泽大学举行的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日方成果报告会上，专家宣布田螺山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人工种植的古茶树，为世界最早种茶之发现!可见宁波种茶的历史悠久。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很快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众多高僧对茶的推崇，使茶成了养生正心之物。到唐代，“饮后三碗茶”成了“和尚家风”，饮茶成了寺院制度之一，逐渐把茶与佛教清规、养心悟性、人生哲学融为一体，“吃茶去”成了禅林法语，使茶与禅在精神上达到互通而“禅茶一味”。
宁波是“海天佛国”，唐僧鉴真由明州东渡日本，日僧最澄来天台山研究佛学，并带回茶籽传播到日本。可以说，是唐代的禅文化、茶文化，再加上冠绝当时的越窑青瓷工艺，催生了这精巧绝伦的“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
千峰翠色：唐葵口圈足秘色瓷碗
唐葵口圈足秘色瓷碗
1987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文物时，在地宫中室白石灵帐后面的圆形金银棱檀香木箱内发现13件用丝绸包裹的瓷器，精美异常，不同凡响。地宫同时出土的《物账碑》记载：“……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疊子共六枚……”考古学家经过研究对照，认定这13件瓷器应属古代文献经常提及的唐代秘色瓷。
“秘色瓷”称谓，时已久矣。“秘”字含义指的应是釉色。最早言及“秘色瓷”的人，是距今1100多年前的唐代诗人陆龟蒙。陆氏在其七言绝句《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从诗的命题和诗句中可清楚地知道：晚唐时期已有秘色瓷；秘色瓷烧造窑场是越窑；秘色瓷的青釉色泽，宛如郁郁葱葱的“千峰翠色”。根据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考证，秘色瓷的釉色以“千峰翠色”似的青绿色调为主，是越窑青瓷中罕见的一种色调。釉面青碧清亮，晶莹润泽，有如湖面一般清澈。这批秘色瓷器不仅釉色质量极佳，而且造型极富美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唐葵口圈足秘色瓷碗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中的典型代表器物。葵口呈五瓣，侈口，圆唇，深腹，腹壁斜收，圈足微外侈。通体施青釉，外底与足均挂釉。釉色纯正均匀，晶莹凝润，清亮净洁。足底露胎，胎色浅灰，质地细密。底部有支烧痕迹。器形规整，口、腹、底各部浑然一体，宛若天成。器物出土时以绘有仕女的极薄纸张包裹，然后与其他秘色瓷器垒放于漆盒之内，故外壁现仍残留有包装纸上的仕女图印痕，为珍贵的文化痕迹。
秘色瓷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其名称以前仅见于文献。法门寺13件能与同时出土的《物账碑》对号入座的秘色瓷的出土，使世人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秘色瓷，从而解决了考古、文物界长期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揭开了唐代“秘色瓷之谜”，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大突破。它不仅证实了古代文献记载的可靠，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古陶瓷研究提供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唐代秘色瓷研究资料，也为秘色瓷的鉴别和断代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准器，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瑰宝。
寻找传说中的秘色瓷 秘色瓷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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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19世纪30年代
70多年前，在江浙地区崎岖蜿蜒的乡间小路上，时常会出现一个清瘦的身影，从长相和衣着上看，他并不是当地村民，手拿肩背的工具显然也不是用来耕作的，当地人很好奇，不知这个外乡人为什么会不时出现在自家的田埂上，也不知道他独自一人在荒郊野地里找什么。这位个子不高、面庞瘦削的书生，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陈万里。他来浙江，是要寻找一种传说中的神秘瓷器。
相传，在唐代，有一种叫做“秘色瓷”的瓷器，这种瓷器除了皇室成员之外，其他任何人无权享用。凡是有幸见到“秘色瓷”的人，无不为它的美仑美奂所倾倒。要烧成这种瓷器，必须使用一种秘密配方。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这个秘密配方和这种神秘的瓷器就一同消失了，几百年来，再也没有人亲眼见过
“秘色瓷”。 人们只能在古人零星的诗赋中，想象它的神奇美妙。 传说中的秘色瓷和那个神秘的配方真的存在吗？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陶瓷专家，陈万里知道，要寻找秘色瓷，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它的产地，也就是窑址。唐代诗人陆龟蒙曾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形容的是一种颜色青绿的茶具，这首诗的题目“秘色越器”一语道破了天机！如果“秘器”指的是秘色瓷，那么越窑就是这种瓷器的产地，找到了越窑，就应该能够找到秘色瓷！史籍上记载着越窑在浙江，那里，应该就是那个传说的诞生地！可是，偌大一个浙江，到底哪一个田间土埂或者荒野山坡会是越窑窑址呢？
靠猜是没有答案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处一处的找。陈万里已经下定决心，实地走访，为了寻找真相，宁可踏破铁鞋！
在上个世纪初，中国的考古学还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学科，而是笼统的被称作金石学。大多数对此感兴趣的人，只是就手边玩物进行讨论琢磨，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30岁的陈万里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
一个时代过去了，陈万里的努力没有白费，经过反复的调查、对比、走访，考古界渐渐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在浙江的余姚、上虞、慈溪一带，有一“上林湖”，那里，就是越窑的中心窑址！
这一带在战国时属越国，唐代时改为越州，“越窑”因此而得名。自此开始，无数仁人志士，追随陈万里的脚步，在上林湖越窑的遗迹废墟中，年复一年的寻找着关于秘色瓷的蛛丝马迹。
在方圆数十公里的上林湖区域内，分布着几百处窑址遗迹，破碎的瓷片和废弃的窑具残片堆成了山岭，俯拾即是。然而，在这些碎片中，人们即没找到带有“秘色瓷”字样的残片，更找不到任何与秘密配方有关的证据。除了破碎窑具之外，只有青瓷碎片。
青瓷，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瓷器。而这种瓷器，就是越窑创烧的！
古人诗赋里把秘色瓷比作薄冰上的青云，说明秘色瓷也是一种颜色青绿的瓷器，文献中又说秘色瓷在越窑，这是不是意味着，秘色瓷就是青瓷呢？那又为什么要给它取个秘色瓷的名字，还有秘密配方一说呢？
在找不到任何实物证据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解释秘色瓷。一些学者认为，秘色瓷就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一词并没有其它特别的含义，只是带文学色彩的形容词，实际就是碧色、青色的意思。
采访李纲：秘色就是神奇之色，而且秘不是禾字旁，是礻字旁，将秘念成碧，从后来的文章看，秘已经不是神奇之色了，而是更多的将它与碧玉的碧联系起来。
还有的学者认为秘色瓷作为一种青瓷中的精品，专供皇室使用，当然要与一般的青瓷区别开，因此在烧造时，就特意取了个“秘色瓷”的名字，而至于所谓的秘密配方，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
采访李纲：他们都是民间文人，他们都能看到，能说是秘密的吗？各处分布的窑场，窑工也是村里人，能保住秘密吗？进贡后剩下的还能做商品出售，能说是秘密的吗？
一时间，各种观点和猜测层出不穷，秘色瓷就是青瓷？还是用不为人知的神秘配方烧造出来的特殊瓷器？抑或根本就是一个捕风捉影的传说，在中国陶瓷史上，根本就没有出过秘色瓷？层层迷雾缭绕，真相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了……
在学术界此消彼长的争论声中，时光已经流逝了近半个世纪。步入80年代，中国考古学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范，考察范围触及到古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埋藏在地下的古老文明，用一个又一个奇迹不断改变着人们的视线，曾经由秘色瓷引发的学术界大讨论，在接二连三的各种惊喜中似乎早已
寻找传说中的秘色瓷
字幕：1987年 陕西扶风
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已经持续了数月，这在一向干旱少雨的陕西是极少见的。在中国最大的佛教寺院——陕西扶风法门寺内，方丈正在安排弟子修葺破损的院墙，前些天的一场地震使寺内的一些院墙垮塌了。
忽然间，院内又传来一声巨响，人们慌忙寻声而至，不由得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冲天的黄土中，法门寺的标志性建筑，传说中供奉着佛祖释伽牟尼真身舍利的宝塔，竞从中轴裂开，其中的一半轰然倒塌了！
宝塔坍塌，对于法门寺方丈来说是一场不言而喻的灾难，但对于考古学家而言，则有了一个揭示秘密的机会。史籍中记载法门寺塔下有地宫，里面埋有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舍利和无数珍宝，但一直未被证实。
2月27日，考古人员开始对塔基进行发掘。
4月2日上午，当人们清理完塔基下的埋土后，一个一米见方的大理石盖显露出来。隐藏在宝塔下的大理石盖，这会是地宫的入口吗？人们小心翼翼的将石盖掀开一条缝，借着光线向里观望……
采访法门寺发掘主持人韩伟：他们说得很激动，但是很简略，金碧辉煌，金碧辉煌。
法门寺地宫内有重要文物的消息立即被汇报到省考古所，经验丰富的资深考古学家韩伟被派到现场接替后继的考古工作。
采访：过去我一看，不对了，这一块方方的石头是房屋的顶，是造井，如果有那么多金银珠宝，不可能从顶上放下去，肯定还应该有别的门。
果然，人们按照韩伟的推测，在据塔基正南方14米的地方发现了进入地宫的甬道口！阶梯状的甬道将人们一步步带入地下，19级台阶后，一道石门显露出来。
采访：大铁锁，门头有两只凤鸟，应是中唐或盛唐的风格。有人说是宋代，看来是唐代的。
人们小心翼翼的接近第一道石门，地震加上塔的重量，已经使地宫变形，一时间还无法顺利的将门打开，考古人员只能透过石缝，向里观望。在一条窄长的甬道尽头，又是一道石门。在这道石门前，考古人员隐隐约约看到两块石碑。
采访：都是卧式的，就是横档着门，离我们近的这块，就是后来称为衣物帐的碑。
只见在第二道石门前，交叠横卧着两块石碑。其中的一块记载着印度的阿育王将佛指舍利赠送法门寺，中国历朝供养的盛况；而另一块石碑上则刻满了唐代皇帝为供奉佛指舍利所进献的各种珍宝的种类和数目，也就是所供物品的账单。这两块石碑告诉人们，那个神秘的佛指舍利和无数珍宝是存在的！
衣物帐上，罗列着各种金银器、琉璃器、丝织品的名称和数量，许多东西甚至闻所未闻，考古人员心中充满了无限喜悦，逐字逐句的仔细辨认着衣物帐上的记录，突然之间，石碑上的几个字碰触到韩伟敏感的神经：
考古人员清楚地看到一行字：“瓷秘色碗七口，瓷秘色盘、（碟）子共六枚。”
物帐碑上“瓷秘色”三个字，令在场的人们心头一惊——难道在法门寺地宫里，就在这道石门后面，会意外收获早已失传于世的“秘色瓷” ！
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发掘工作在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中继续。
石碑后面的石门被打开了，考古人员来到前室。一千多年前的阿育王塔依旧色彩夺目，它用整块汉白玉雕成，四面雕刻着菩萨像。四周地上堆积着丝织品，历经千载，大部分已经碳化。
除了王塔和丝绸，前室没有发现其他器物。 第三道石门也被打开了。中室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一个巨大的汉白玉灵帐立在中间，被塌下来的房顶卡住，根本无法移动，只能先从周边的器物开始清理，工作人员心中忐忑，不知道坍塌下来的砖石碎块会不会砸毁放在地上的珍贵器物。即便在文物中有秘色瓷，要在潮湿的地下历经千年，又在强烈的地震后完好无损，似乎也不太可能。人们只能继续清理。
在汉白玉灵帐前方，出现了一尊金银质地的菩萨像，对照物帐碑，应该是“捧真身菩萨”。或许，在皇家迎奉佛骨时，佛指舍利就被放置在这位菩萨双手捧起的荷叶托盘内。
然而，除了这尊菩萨和汉白玉灵帐外，就只剩下砖石和瓦砾碎块了，工作人员清理了很久，也未发现有其它器物露头。人们不禁心头一紧：在不久前的地震中，是否有许多文物已经遭遇不测？不详的阴云笼罩在考古发掘的现场，大部分位置已经清理干净，只剩下汉白玉灵帐后方的一个小角落了。
寻找传说中的神秘瓷器
拨开潮湿的泥土和破碎的砖瓦块，隐隐约约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下面。沿着边缘继续清理，渐渐的，一个银质的风炉呈现在人们眼前。考古人员小心的挪动风炉，想要把它完整的取出来，然而，就在揭开风炉的一刹那，奇迹出现了：
采访：有这么大一个圆盖，已经裂开了，一看就是瓷器。
一个用丝绸包裹着的木质圆盘，因为经年累月，木盘和丝绸已经腐朽，在它的左下方，露出了一叠细腻精致的淡粉绿色瓷器。
采访：打开以后，每一个碗都用纸包裹着，这个纸质地好，上面画着宫女图，都印在碗上了，足见唐人对它的珍视，衣物帐上没有别的瓷器记载啊，唯一一笔帐就是秘色瓷啊！
“瓷秘色碗七口，瓷秘色盘、叠（碟）子共六枚。”清点眼前这些瓷碗瓷盘的数量，不多不少，正好13件！
圆口、花瓣形口的瓷碗、瓷盘一件件呈现在人们眼前，湖水般的瓷釉，玲珑剔透，如冰似玉，尘封千年仍旧莹润如新。迷雾缭绕的秘色瓷重现天日了！
半个世纪以来，秘色瓷一直是一个争议百出的话题。人们即想一睹这种瓷器的奇妙，也想考证那个古老的传说，然而，却始终没有结果，因为除了传说和古人美妙的赞叹之外，从没出现过一件确凿无疑的实物证据。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文字记载与实物严格对应，是古人烧制特供秘器的铁证！秘色瓷不再只是一个神奇的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唐代帝王曾经把它当作一种最高级别的礼品，深埋在不为人知的地下，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虔敬。
秘色瓷的秘是什么颜色
秘色瓷的秘是什么颜色在唐塔法门寺地宫被打开之前一直是个千年之谜，大家只知道秘色瓷是中国古代越州名窑，是中国最早的一种专为皇家烧制的瓷器。
带你探寻秘色瓷的秘是什么颜色
秘色瓷的秘是什么颜色？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里的两句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说出了秘色瓷的颜色。秘色瓷最为神奇之处就是“无中生水”，秘色瓷釉面光滑明快，釉层均匀，釉质莹润，给人以高雅柔和、素洁明快的感觉。最令人惊叹的是：在光线照射下，碟内明澈清亮、玲珑剔透，真像盛着一泓清水.
何为“秘色”？这是研究“秘色瓷”的终极难题。据宋人的解释，是因“秘色瓷”由吴越统治者专门用于进贡，“不得臣下用”，所以称为“秘色”。于是，“秘色”被赋予了“秘密”之意。宋代有一些人虽认为“秘色”出现的时间在唐代而非五代，却没有涉及“秘色”的含义。宋人关于“秘色”的定义，成为当今许多人头脑中先入为主的“正宗”的观点。然而这种观点是与事实相左的。第一，相对于中原君主来说，吴越国王也属于“臣下”，按宋人普遍的说法，吴越国王是没资格使用“秘色瓷”的，但偏偏在吴越国王钱元瓘墓中出土了最高等级的“秘色瓷”！若依嘉泰《会稽志》的说法，相对于吴越国王来说，其眷属则在“臣下”之列，而钱镠母亲水邱氏之墓、钱元瓘妻子马氏之墓以及临安板桥、苏州七子山的钱氏贵族墓，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秘色瓷”，而且有些器物的造型和做工竟不是已发现的贡瓷所能比拟的。事实证明，宋人的“不得臣下用”的说法纯属杜撰，绝不可信。第二，自晚唐开始，越窑一直在官方的监督下烧制宫廷用瓷，这类瓷器是被作为土产以土贡或特贡的形式输入朝廷的。尽管自晚唐起上林湖等地已有专门承烧贡瓷的“贡窑”（38），但这类窑场的性质属于民窑，优质产品“秘色瓷”（包括贡瓷）与一般的商品瓷始终同窑合烧，两者从未“劳燕分飞”，所以清人所谓的“秘色窑”（39），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五代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诗所说的“陶成先得贡吾君”，明白地道出了贡瓷的装烧状况与遴选方式，即制作精致的瓷坯和做工一般的瓷坯一并入窑焙烧，烧成后，先从成千上万件产品中挑选出数量有限的优质青瓷作为贡瓷，其余的便可销往各地。同一窑的产品中，质量（尤其是釉面特征）与贡瓷相同或接近的必然为数甚夥，它们则以商品的形式进入“臣下”甚至一般富人的日常生活。北宋官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40）。朝廷掌控的官窑尚且可在选出御用瓷器后将剩余的瓷器出售，更何况以生产商品瓷为主的民窑——越窑呢？澎湖岛发现的吴越晚期的大量越瓷精品（41），表明越窑极盛期所产的“秘色瓷”还被成批运销海外。第三，钱弘俶在位时，贡瓷的数量是以往的千百倍，上林湖窑场已不堪重负，因而上虞等地也设立了承烧贡瓷的作坊。窑场规模如此之大，地点如此分散，加之窑工为自由的民间手工业者，“秘色瓷”的“秘密”能守得住吗？第四，吴越晚期钱氏政权以特贡方式向朝廷输送的“秘色瓷”，数量极其惊人，例如：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二日，吴越国王钱弘俶一次向北宋朝廷进贡“瓷器五万事……金釦瓷器百五十事”（42），这么多的“秘色瓷”，皇帝自然是享用不完的，所以皇帝的亲属及朝中大臣“分一杯羹”的几率是颇大的。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秘色瓷”便是力证。另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景德四年（1007）九月，宋真宗曾下诏将宫中瓷器库里的多余瓷器以商品的形式“估价出卖”（43），这是御用瓷器流出宫外的特殊渠道。依此推测，吴越国贡入北宋朝廷的14万多件“秘色瓷”，以赏赐、“估价出卖”的形式为“臣下”所有的当不在少数。北宋初，魏咸熙与宾客聚宴时，使用了“越中银釦陶器”（44）。此类“秘色瓷”的价值仅次于为数极少的“金釦瓷器”，而又在大宗贡瓷之上。既然“秘色瓷”能为朝廷内外的“臣下”所普遍拥有，那就自然无“秘密”可言了。
法门寺唐代“秘色瓷”出土后，有人提出了一个离奇的观点——“‘秘瓷’之称，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秦汉时，皇室贵戚厚葬之物，称为‘秘器’，因造作于‘东园’，又称‘东园秘器’，皇帝之棺称‘东园秘器’。……故此秘瓷之‘秘’渊源于汉代‘东园秘器’之‘秘’无可置疑”（45）。其实这个观点不是“无可置疑”，而是大可置疑！“秘器”为棺材的专称，棺材是殓尸的凶具，若瓷器与它联系在一起而称为“秘瓷”，岂不成了专用于丧葬的明器？且不说贡瓷与明器划等号，本身就不符合逻辑，试问地方官敢冒死罪年年向皇帝进贡催命的“秘瓷”吗？骚人墨客敢用不吉祥的字眼称呼贡瓷、亵渎君主而招杀身之祸吗？绝对不敢！此观点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错误的严重性更在于，持这一见解的人有意省略了与“秘”不可分割的“色”——陆龟蒙称为“秘色越器”，法门寺真身宝塔唐代地宫衣物账写作“瓷秘色椀”等，徐夤谓之“秘色茶盏”，其中，“秘”为形容词，“色”是被形容的名词，两者的关系犹如毛与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一部分学者则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秘色”之“色”字上，认为“色”应解释成“种类”或“等级”，“秘色”即“秘密种类”，“秘色瓷”就是皇帝使用的最高等级的瓷器，法门寺真身宝塔唐代地宫衣物账上的“瓷秘色”的写法被引以为证。这种见解其实仍然没有绕出宋人关于“秘色”定义的樊篱，除了得不到“秘色瓷”的出土事实支撑外，它至少还有四点不能自圆其说。（1）在“秘色瓷”被越地官府作为土产向中原朝廷进贡的同时，北方定窑等窑口生产的白瓷精品也同样被当地官府用于土贡（46），这两类贡瓷均属“最高等级”的瓷器，但“秘色”却从不用来称呼白瓷。（2）倘若“秘色”为瓷器的“最高等级”，那么这个名称应涵盖各类宫廷用瓷，然而，北宋晚期建窑烧制的带“供御”、“进琖”款的那类御用黑瓷（47），明清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铜红釉、钴蓝釉、白釉、茶叶末釉等瓷器，均未与“秘色”结缘。（3）越窑衰落后，“秘色”被用来称呼龙泉窑青瓷（48）、高丽窑青瓷（49）、余姚官窑青瓷（50），甚至广东出产的青瓷亦被称作“南越秘色磁”（51），这只意味着“秘色”概念的延续，而不是转换，如果“秘色”的含义确为御用的“最高等级”，那它绝不可能转换为民用的“一般等级”。（4）法门寺真身宝塔唐代地宫衣物账将“秘色瓷”记为“瓷秘色”，只是将表明质地的字前置而已，“秘色”的含义并未因此而改变，“瓷秘色椀”完全等同于“秘色瓷椀”，衣物账将金花银盆、金花银菩萨、金涂银盝记为“银金花盆”、“银金花菩萨”、“银金涂盝”，所反映的正是相同的语言习惯和书写习惯，器名的性质丝毫未变。总之，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证明，“秘色”绝对不是“秘密种类”或“最高等级”。
汉字一字多义的特点，是导致“秘色”含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重要原因。有人据日本古籍中的“绯地秘色锦”之名，否认“秘色”与青瓷有关。或许是“绯”的“红色”之义影响了人们对“秘色”的判断。要辨明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什么是锦。锦属于丝织品的一种，用预先染色的蚕丝作经纬，采用缎纹地组织提花织成，其特点是花纹大而精致，色泽鲜艳而美丽。一般来说，地的颜色比较单一，花纹的颜色则十分丰富，地与花纹在色调上存在较强的反差。“绯地秘色锦”一名中的“绯地”是指锦的红色的地，“秘色”则为花纹的主色调，它完全可能是其他颜色或多种颜色。史籍记载，三国魏景初二年（238），魏帝赐给倭女王的物品中有“绛地交龙锦”和“绀地句纹锦”（52）。“绛”系深红色，“绀”为天青色或泛红的深青色，显然，“交龙”和“句纹”的颜色不会与地的颜色相同。古代彩瓷上的“青花白地”、“青地白花”、“黄地闪青云龙”等异曲同工的装饰（53），可以作为旁证。即便“绯地秘色锦”中的“秘色”不是青色，也不足为据。因为中国文字传入异国后，常会在字义上出现匪夷所思的变化。譬如：高丽窑出产的青瓷，被当地人称作“翡色”（54），而“翡”在中国是指一种有红色羽毛的鸟；日本则将中国的青花瓷器叫做“染付”（55），等等。若按中国的字义去理解，那么上述的名称与实物就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了。因此，以“绯地秘色锦”之名来割断“秘色”与青瓷的联系是颇为荒唐的。这类谬误所给人的启示是，必须回到“秘色”的源头去探索，方能找到“秘色”的正确答案。
“秘色”本义及引申义辨析
清人对“秘色”穷根究底时曾得出这样的结论：“秘色古作祕色。肆考疑为瓷名。辍耕录以为即越窑，引叶寘唐已有此语，不思叶据陆诗并无祕色字也。按祕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另是一窑，固不始于钱氏，而特贡或始于钱氏。……岂以唐虽贡不禁臣庶用而吴越有禁故称祕耶？肆考又载祕色至明始绝。可见以瓷色言为是。”（56）将“秘色”释为“瓷色”，其实离揭开“秘色”的谜底只有一步之遥了，可惜功亏一篑。需要指出的是，“陆诗”不是“无祕色字”，而是宋人在引用这首众所周知的诗时，省略了带“秘色”的标题。毫无疑问，陆龟蒙的这首诗正是“秘色”的源头。
陆龟蒙嘉尚的“秘色越器”是不是贡瓷，这是需要首先辨明的问题。《新唐书》记载，陆龟蒙“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抟游，抟历湖、苏二州，辟以自佐”。陆龟蒙任此卑职后不久，便隐居松江甫里，“多所论撰，虽幽忧疾痛，赀无十日计，不少辍也”（57）。据此分析，陆龟蒙是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贡瓷的。再者，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最后一句为“共嵇中散斗遗杯”，嵇中散即嵇康，“竹林七贤”之一，三国魏人，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因不满当时专权的司马氏集团，被朝廷所杀，若陆龟蒙描述的对象为贡瓷，这岂不是有意犯“大不敬”罪而自惹灭顶之灾吗？很显然，陆龟蒙激赏的“秘色越器”应是越窑生产的高档商品瓷。陆龟蒙“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他不仅是狷介的隐士，而且也是精通茶道的雅人，“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由此判断，陆龟蒙褒誉的“秘色越器”当为他自己拥有的越窑青瓷茶具。那么，引起陆龟蒙对越窑青瓷的审美冲动的原因何在呢？
中唐时风靡全国的饮茶习俗，既改变了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状况，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还为茶具的生产注入了活力。中唐以后，南北各窑因大量烧制茶具而获得迅猛发展，其中，越窑名列前茅。唐人陆羽的《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58）尽管据我考证这段文字是后人补入《茶经》的（59），但它却是世人对晚唐越窑青瓷普遍评价的忠实记录。由于囿于窑炉结构和焙烧技术，唐代许多窑口的青瓷一般都在氧化焰或不稳定的气氛中烧成，所以釉色不是泛黄就是偏灰，很少有纯正的青色。为了克服这一工艺缺陷，睿智的越窑窑匠终于发明了一项能让青瓷“类玉”、“类冰”的技术——在匣钵的口沿施釉，器物便在密闭的状态中烧成，从而使瓷器釉面光洁，釉色滋润。然匣钵施“封口釉”的最关键的作用，是使坯件有效地避免了焙烧后阶段的二次氧化，因而才能获得在还原焰中形成的纯正的青色（60）。考古调查发现，上林湖的后施岙、黄鳝山、施家阧、荷花芯、茭白湾、狗颈山、罗家岙等地的10多处唐代窑址中，均遗存着较多的施“封口釉”的瓷质匣钵，其中扒脚山唐代窑址的匣钵竟全为施“封口釉”的瓷质匣钵（61），而这种匣钵装烧的主要是碗、瓯、盘之类的日用器皿。《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稿》、嘉泰《会稽志》等书记载，北宋越州土贡瓷器的数量为50件（62），据此估计，除了五代吴越国的特贡外，唐代土贡越窑青瓷的数量应与北宋时相当。事实上，唐代上林湖各窑场用施“封口釉”的瓷质匣钵装烧的优质青瓷，大部分是以商品的形式销往各地的。不难想像，当天天使用茶具的陆龟蒙初次见到这种用新工艺烧成的青莹无比的越窑瓷器时，必定激动万分，于是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了惊世骇目的《秘色越器》诗。
“秘色”是从陆龟蒙笔下产生的名词，它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单从字面上理解，“秘色”就是“神奇之色”（63）。这种“神奇之色”的原始答案就在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前两句中，它便是秋季的“千峰翠色”。因为“越窑青瓷茶具与饮茶风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尤其是中唐以后，两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64），所以在饮茶风的吹拂下，陆龟蒙的绝妙诗句像精美的越窑茶具那样迅速传遍四方，它仿佛久旱的甘霖，滋润了人们的审美意识，陡然加深了人们对越窑青瓷的喜爱。由于“神奇之色”具有无限的想像空间，故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五代人徐夤形容越窑“秘色茶盏”更是妙语连珠，他眼中的“神奇之色”则为“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这说明，“秘色”为“神奇之色”的概念，在五代人的脑海里依然是十分明晰的。
随着越窑的衰落，“秘色瓷”——越窑优质青瓷的生产日益萎缩，大约在北宋晚期，“秘色”的本义渐渐被其他概念替换。究其原因，主要是五代吴越国大规模进贡“秘色瓷”的现象混淆了世人的视听，以致人们在对“秘色”含义的认识上陷于迷惘。此外，“秘色”之名的特异性，也是导致“秘色”产生歧义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类似的瓷名，在“秘色”出现之前就曾有过。汉人邹阳的《酒赋》中有“醪酿既成，绿瓷既启”之语（65），“绿瓷”即青瓷，这是浅显而明了的名称。然魏晋人潘岳在《笙赋》中所写的“披黄包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66），则一连用了四个晦涩难解之名。“黄包”指皮呈黄色的橘子，“甘”为甘甜的橘瓤，“酃”系美酒的代称（67），而“缥”的本义是丝织品青绿而光亮的色泽（68），故“缥瓷”与“绿瓷”一样，是对各个窑口的各种色调青瓷的广义统称。但今人却将“缥瓷”释为“淡青色的瓷器”，并与瓯窑挂上了钩，这是不确切的。“缥瓷”因艰涩难懂而未能流传，遂成了“死亡”的名称，“秘色”则由于广泛、深刻的影响，在民间传颂了千余载。必须看到，晚唐越窑青瓷“类玉”的审美标准一直在青瓷生产中延续，宋代官窑烧制的乳浊釉青瓷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金人赵秉文的《汝瓷酒尊》诗曰：“秘色创尊形，中泓贮醁醽。缩肩潜蝘蜓，蟠腹涨青宁。巧琢晴岚古，圆嗟碧玉荧。银杯犹羽化，风雨慎缄扃。”（69）在这里，“秘色”与碧玉被相提并论了。到了清代，“碧”与青瓷的联系更加广泛，不仅“秘色窑，青色近缥碧，与越窑同”，而且“官窑、内窑、哥窑、东窑、湘窑等云青，其青则近淡碧色”（70）。由此可知，“碧色”始终是“秘色”——“神奇之色”的重要内容。《爱日堂抄》云：“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器虽具诸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71）这条记载的最后一句，乃画龙点睛之笔，它揭示了“秘色”概念到后来被无限扩大的事实——自古以来凡是釉色莹润的优质青瓷皆属“秘色瓷”。
秘色瓷的秘是什么颜色注释（38）《中国陶瓷》图录《越窑》分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39）[清]朱琰：《陶说》卷二《说古·古窑考·吴越秘色窑》。龙威秘书本。
（40）[宋]周煇：《清波杂志》卷第五。四部丛刊本。
（41）陈信雄：《越窑在澎湖》，文山书局1994年版。
（42）《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九册《蕃夷七》。进贡的月份，《宋史》卷四百八十《吴越钱氏》作“三月”。
（43）《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四十六册《食货五二》。
（44）[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九《名臣事迹·魏咸熙》。四库全书本。
（45）韩金科、卢建国：《扶风法门寺塔基出土秘瓷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46）李刚：《古瓷“官”款论》，《东方博物》第七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7）叶文程：《“建窑”初探》，《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48）[宋]庄绰：《鸡肋编》卷上。涵芬楼本。
（49）[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学海类编本。
（50）[明]李日华：《六研斋二笔》卷二。四库全书本。
（51）[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三《自奉之侈》。笔记小说大观本。
（52）《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53）[清]朱琰：《陶说》卷六《说器下》。龙威秘书本。
（54）[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天禄琳琅丛书本。
（55）《陶瓷の东西交流》，出光美术馆1984年版，第63页。
（56）[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论》。嘉庆二十年刊本。
（57）《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陆龟蒙》。
（58）[唐]陆羽：《茶经》，《说郛》卷八十三。涵芬楼本。
（59）李刚：《〈茶经〉所谓的“类玉”、“类冰”问题》，《河北陶瓷》1987年第4期。
（60）李刚：《制瓷工艺偶记》，《东方博物》第十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1）谢纯龙、厉祖浩：《上林湖越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62）李刚：《论越窑衰落与龙泉窑兴起》，《文博》1987年第2期。
（63）李刚：《“秘色瓷”探秘》，《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64）李刚：《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65）[晋]葛洪：《西京杂记》卷四。抱经堂本。
（66）《文选》卷第十八《赋壬·音乐》。四部备要本。
（67）《荆州记》云：“长沙郡酃县有酃湖，周回三里，取湖水为酒，酒极甘美。”参阅《水经注》卷三十九《耒水》。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68）李刚：《古瓷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页。
（69）[金]赵秉文：《汝瓷酒尊》，《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六。畿辅丛书本。
（70）[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论》。嘉庆二十年刊本。
（71）[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九《陶说杂编下》。嘉庆二十年刊本。
（72）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
浙江杭州 涂师平
浙江省宁波博物馆(微博)藏有一件国内罕见的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该托盏为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唐“大中二年”纪年墓中出土，包括茶盏和盏托两件器物配套组合而成。茶盏高6.5厘米，口径9厘米，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口沿作五瓣花口弧形，外壁压出内凹的五条棱线，形成五个花瓣的界线效果，茶盏内外素面无纹；盏托高3.4厘米，口径15厘米，仿荷叶形，薄薄边缘四等分向上翻卷，极具被风吹卷的动感。盏托中心内凹，刚好稳稳地承接茶盏，看上去似一件不可分开的整体，构成了一幅轻风吹卷的荷叶载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在水中摇曳的画景。整个托盏青翠莹润如玉，青釉亮洁均匀、如冰似玉，胎釉结合紧密，胎为浅灰色，造型设计巧妙，制作精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无疑是越窑上品。
这件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折射出了唐代宁波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兴盛，可谓是“禅茶一味”。
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是佛教四大吉花之一，又是八宝之一，也是佛教九大象征之一。足见莲花与佛教关系之密切。荷形托盏的莲花、荷叶造型，无疑为其烙上了深深的佛教文化印痕。
茶盏为饮茶用具，基本器型为敞口小足，斜直壁，一般较饭碗小，较酒杯大。据考古或文献资料证明，瓷盏在东晋时已有制作，所见实物器型为直口直腹壁，饼状平底足，施青釉。南北朝时饮茶之风逐渐流行起来。唐代及五代时期的茶盏，以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最著名。越窑盏多配有盏托，其托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上托莲瓣状茶盏。唐代饮茶方式主要为煎煮法，即将以茶叶制成的茶饼碾成茶末后用开水煎煮，煮浓后盛到茶盏中饮用，饮用时将汤及茶末一起喝下。为防止茶汤烫手且兼顾敬茶礼节的庄重感，唐代流行“茶托子”——盏托。
据陆羽《茶经》载，至中唐时，全国种茶已遍及42个州和一个郡，其中包括明州(即今宁波)。2009年，《宁波日报》曾报道：在日本金泽大学举行的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日方成果报告会上，专家宣布田螺山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人工种植的古茶树，为世界最早种茶之发现！可见宁波种茶的历史悠久。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很快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众多高僧对茶的推崇，使茶成了养生正心之物。到唐代，“饮后三碗茶”成了“和尚家风”，饮茶成了寺院制度之一，逐渐把茶与佛教清规、养心悟性、人生哲学融为一体，“吃茶去”成了禅林法语，使茶与禅在精神上达到互通而“禅茶一味”。
宁波是“海天佛国”，唐僧鉴真由明州东渡日本，日僧最澄来天台山研究佛学，并带回茶籽传播到日本。可以说，是唐代的禅文化、茶文化，再加上冠绝当时的越窑青瓷工艺，催生了这精巧绝伦的“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
浙江杭州老虎洞窑遗址出土的南宋官窑残器
南宋官窑青釉，釉面淳厚，釉色淡雅，开片漂亮，历来受到瓷器收藏家的青睐，但是官窑瓷器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官窑都是我们普通收藏者可遇不可求的，我们可以从突出的南宋官窑瓷器残瓷感受南宋官窑瓷器之韵美，瓷器残片拼接之残缺美。
南宋 修内司官窑盏托
南宋 修内司官窑盏托通高6.1cm 口径7.6cm杭州老虎洞窑址H20出土 。施青釉，釉面淳厚、滋润、光滑，釉色青灰，淡雅，开冰裂纹。造型精巧、别致，做工精细。体现了南宋朝廷追求高贵典雅的审美情趣。
修内司官窑盏托在南宋官窑中较为少见的器形，由盏和托盘组成。盏，敛口、尖唇、弧腹，底部与托盘相连接。托盘花形口、坦腹、圈足外撇。盏与托盘中间为一圆孔，上下相通。胎体黑，口沿处修胎很薄，呈现“紫口”，圈足无釉，呈“铁足”状。
南宋 修内司官窑鼎式炉
南宋 修内司官窑鼎式炉通高6.1cm 口径7.6cm，杭州老虎洞窑址H20出土 。南宋修内司官窑鼎式炉是一件仿青铜器礼器造型的香炉。它的口沿外折，平唇、颈部略内束，鼓腹、平底。底部安三足，呈三足鼎立状。口沿按对称立耳，颈部至腹部之间有两道凹凸状弦纹，颈部与三足外侧，有三条短状出戟，上下呈直线。胎体黑，外表施青釉；釉面青淳、滋润，色泽淡雅，通体开冰裂纹。香炉造型端庄古朴，隽永典雅。是南宋老虎洞官窑的典型器。
南宋老虎洞窑鬲式炉
元代（公元1279～1368年）高10.5cm 口径15cm 腹径15.9cm，杭州老虎洞窑址H1出土。
元代老虎洞窑，是南宋老虎洞官窑的延续。这件仿古鬲式炉，在器形上与南宋时期的同类产品很相似，因为它基本沿用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工艺。
元代老虎洞窑鬲式炉外折沿、直短颈、扁腹、平底。底部安三足，呈三角形分布。三足外侧均有一条扉棱，延伸至腹部。肩部、腹部饰两道凸弦纹。胎体黑，施青釉，釉层均匀、滋润，通体开冰裂纹。色泽青灰，局部泛褐色，很可能是因为烧制时匣钵漏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