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瓷砖。
圣思紫砂桃形杯
此杯为明代晚期作品，距今已有400年左右的历史，属饮茶类器具。当代紫砂大师顾景州在《宜兴紫砂壶概要》盛赞其制作技巧之精细，形象之完美，结构之纤密，在古今陶瓷工艺技巧中，视为观止。作者圣思，明朝艺人，姓不详，一说姓“项”，一说姓“蒋”。
这件紫砂桃形杯原为江苏宜兴储南强先生珍藏，本世纪50年代初，储先生将其慷慨奉献给国家，现珍藏于南京博物馆。储南强先生曾于1924年请裴石民(公元1892—1977年)为桃形杯配置底座，内有题记，曰： “圣思，相传为修道人，姓项，能制桃杯，大于常器。花、叶、干、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廿年前，简翁得此于燕市，归而宝之。壶底叶小损微跛，名手裴石民，时方以第二陈鸣远名于世，善为前人修旧。昨年用宾虹老人之意，为供春壶重配盖。今岁复以鄙请，为此杯加一托，中虚而涵纳之，趾乃足。遂为之记略，兼扬其艺绝，以光于陶史为二美”。但此题记为谁所作，却不得而知。
这件紫砂桃形杯，由杯和座组合而成，以肥硕半桃为杯，桃尖作流，妙趣天成。通高8.4厘米，杯高7.0厘米，口径10.5厘米。它以连枝切开的交桃作杯，内外壁平整乌润，整个杯将桃的枝、叶、果有机相联。桃子丰硕肥大；与杯柄相连的枝干，古老苍劲，盘屈连叉，蕴含“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之意。参差扶疏的大小桃叶，紧贴杯壁，显得意气风发。枝端上的小桃，为老桩增添了活力。而稍稍伸出的叶端、小桃和枝干，处于同一水平面上正好三足鼎立，成了杯底的三个支撑点，使桃形杯稳定在底座上，桃杯外沿下，还刻有“阆苑花前是醉乡，拈翻王母九霞觞”诗句，署名“圣思”，并钤“圣思所作”阴文小印一枚。
圣思桃杯是一件构思奇巧、制技精妙的紫砂艺术极品，是紫砂传器中的经典之作，可谓千古一器！Www.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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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瓷圣何朝宗与佛教造像之美
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各行各业，都会有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集大成者，被后世奉为“一代宗师”，并曰“圣”。如“诗圣”、“书圣”、“茶圣”等等，而作为古代中国文明符号的瓷器，也拥有一个“瓷圣”——何朝宗。 众所周知，古代陶瓷工艺在很大意义上是一项集体合作共同创作的艺术，即便有其荣耀非凡的经历，大多也属于官窑的督窑官。而何朝宗之所以被称为一代“瓷圣”，并非因为他是某个著名官窑的主持者，事实上，德化窑偏处一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官窑之名，只是作为贡品瓷器出现。那么，何朝宗以瓷业“在野”之身份，而拥有生前后世的极大荣耀，必然和他精绝脱俗的陶瓷艺术和鬼斧神工的德化窑风格密切相关。
从众多史料看，何朝宗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祖籍为德化，但长期寓居泉州，极擅瓷塑艺术，其作品在当时已经“天下宝之”。何氏自幼受环境熏陶，喜爱瓷塑工艺，拜当地艺人为师。早年为宫庙泥塑各种神仙佛像，如德化碧象岩的观音、下尾宫的大使、程田寺的善才、东岳庙的小鬼，形象逼真。这些泥塑有的保留至清末和民国时代。他的瓷塑作品，吸收泥塑、木雕和石刻造像的各种技法，结合瓷土特性，博取各家之长，形成独具一格的“何派”艺术。 何朝宗作为福建德化窑的代表人物，从传世作品来看，其作品与宗教雕塑有莫大关联，应该说何朝宗的瓷塑推动了佛教民族化、世俗化的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何朝宗推动了德化瓷的发展，而德化瓷塑也成就了何朝宗。德化窑是福建沿海地区古外销瓷重要产地之一。德化窑种类繁多，有爵杯、梅花杯、香炉、瓶、壶、碗、洗及瓷塑等，尤以瓷塑最负盛名。瓷塑胎质优异，别有情趣，瓷质致密，透光度极好，釉面为纯白色，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脂，近光透视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色，故有“猪油白”、“象牙白”、“鹅绒白”、“中国白”之称。所塑人物性格鲜明，造型优美，神态逼真，风格洗练，有一种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
正是因为其质地美和雕塑美，何朝宗给后世留下了不少精美德化窑瓷塑作品。笔者曾见到一件德化白瓷坐浪观音，高45厘米，宽23厘米，观音足踏一只宝瓶，宝瓶中插莲花，宝瓶似乎在浪花海水中时隐时现，海水浪珠，簇簇水花飞溅，像是一串串白色珍珠，十分雄浑壮观，很有气魄。 从釉色来看，其白中闪黄呈象牙色，亦叫“象牙白”，瓷胎很厚重，瓷土和釉料都经反复的淘洗精炼，釉面光润，纯净，亦有宝光。款识呈印章式于佛像后背腰际处，款有两种，一为葫芦形，上半部写“德”，下半部写“化”，字体为隶书。一种为方框形，内有“何朝宗印”四字，字体为篆书。从这件作品可以看出何朝宗的雕瓷刀法圆软深秀、深浅得宜，准确地刻画出富有节奏感的衣纹线条和多层次随风飘曳的衣裙，特别是佛像的五官和手、足的刻画更是细致入微，一丝不苟，毫发之间尤见功力。
古代瓷器：一代瓷圣何朝宗与佛教造像之美
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各行各业，都会有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集大成者，被后世奉为一代宗师，并曰圣。如诗圣、书圣、茶圣等等，而作为古代中国文明符号的瓷器，也拥有一个瓷圣何朝宗。众所周知，古代陶瓷工艺在很大意义上是一项集体合作共同创作的艺术，即便有其荣耀非凡的经历，大多也属于官窑的督窑官。而何朝宗之所以被称为一代瓷圣，并非因为他是某个著名官窑的主持者，事实上，德化窑偏处一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官窑之名，只是作为贡品瓷器出现。那么，何朝宗以瓷业在野之身份，而拥有生前后世的极大荣耀，必然和他精绝脱俗的陶瓷艺术和鬼斧神工的德化窑风格密切相关。
从众多史料看，何朝宗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祖籍为德化，但长期寓居泉州，极擅瓷塑艺术，其作品在当时已经天下宝之。何氏自幼受环境熏陶，喜爱瓷塑工艺，拜当地艺人为师。早年为宫庙泥塑各种神仙佛像，如德化碧象岩的观音、下尾宫的大使、程田寺的善才、东岳庙的小鬼，形象逼真。这些泥塑有的保留至清末和民国时代。他的瓷塑作品，吸收泥塑、木雕和石刻造像的各种技法，结合瓷土特性，博取各家之长，形成独具一格的何派艺术。何朝宗作为福建德化窑的代表人物，从传世作品来看，其作品与宗教雕塑有莫大关联，应该说何朝宗的瓷塑推动了佛教民族化、世俗化的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何朝宗推动了德化瓷的发展，而德化瓷塑也成就了何朝宗。德化窑是福建沿海地区古外销瓷重要产地之一。德化窑种类繁多，有爵杯、梅花杯、香炉、瓶、壶、碗、洗及瓷塑等，尤以瓷塑最负盛名。瓷塑胎质优异，别有情趣，瓷质致密，透光度极好，釉面为纯白色，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脂，近光透视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色，故有猪油白、象牙白、鹅绒白、中国白之称。所塑人物性格鲜明，造型优美，神态逼真，风格洗练，有一种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
正是因为其质地美和雕塑美，何朝宗给后世留下了不少精美德化窑瓷塑作品。笔者曾见到一件德化白瓷坐浪观音，高45厘米，宽23厘米，观音足踏一只宝瓶，宝瓶中插莲花，宝瓶似乎在浪花海水中时隐时现，海水浪珠，簇簇水花飞溅，像是一串串白色珍珠，十分雄浑壮观，很有气魄。从釉色来看，其白中闪黄呈象牙色，亦叫象牙白，瓷胎很厚重，瓷土和釉料都经反复的淘洗精炼，釉面光润，纯净，亦有宝光。款识呈印章式于佛像后背腰际处，款有两种，一为葫芦形，上半部写德，下半部写化，字体为隶书。一种为方框形，内有何朝宗印四字，字体为篆书。从这件作品可以看出何朝宗的雕瓷刀法圆软深秀、深浅得宜，准确地刻画出富有节奏感的衣纹线条和多层次随风飘曳的衣裙，特别是佛像的五官和手、足的刻画更是细致入微，一丝不苟，毫发之间尤见功力。
古玩鉴定圈流传的四大谬论
在收藏界，经常会听到一些有关鉴定的令人发笑的谬论。一些人（也包括部分体制内的专家）往往以一些根本站不住脚的谬论作为鉴定的依据，加以声嘶力竭，当作无法反驳的金科玉律。但如果我们稍作冷静思索，就会发现这些理论的荒谬和幼稚。下面我将有些“专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谬论结辑几条，与大家一起来探讨，究竟荒诞在哪里？
：陶瓷 青铜器
谬论之一
“这东西如果是真的，你知道它值多少钱？至少过亿啊！”说完此话，往往用轻蔑的眼神注视着对方，露出不屑一顾的微笑。
此理论荒谬在以貌来断东西的真伪。我们知道亚洲第一大钻石--常林巨钻是在1977年，一位叫魏振芳的农民在地里劳动时偶然发现的，如果依据上面理论来断真伪，立马被予以否认：“这么大的钻石你知道值多少钱？怎么可能会在你一个农民手里？所以必假无疑！”
价值高只能说明东西贵重，它完全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手里。给古玩断真伪，绝不能看它在哪个人手里，而是看它的质，东西特有的质决定它是真的还是仿的。真东西完全可能在一位贫困者手里，假东西也有可能被富翁收到，绝不能以拥有者的贫富作为鉴定的依据，如此断真伪显然站不住脚的，完全是在以貌看物，以分析辨真伪。只说明奉行此理论的人不具备敏锐的眼力，用想当然的分析在鉴别东西，必定谬误百出！
谬论之二
数量说。“全世界汝窑不足百件，元青花不足四百件”等等。由此，见到有人拿来汝窑或元青花，立马加以否定，依据呢十分简单，全世界只有67.5件，怎么可能到你手里？我不禁要问坚持这类数量说的“专家”们，这67.5件是一次发现的，还是一件件逐步发现的？如果是一次发现的，那么既然能一次性发现67.5件，怎么没有可能再一次性出现650件？如果是一件一件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逐步发现的，那如果按你们这样以分析看东西的理论，在发现第1件汝窑后，再出现第2件时，看也不用看就可以立刻否认“全世界现在发现只有唯一的1件，怎么可能有第2件真的呢？”既然在前面历史上会出现67.5件，为什么后面历史时期就不会再出现N个67.5件呢？持如此谬论来鉴别古玩的真伪实在幼稚得可笑！除非，你们能在宋史上找到明确的记录“当时张公巷或清凉寺总共只烧造汝窑器68件”！否则，你们的67.5件说只会显得十分滑稽和苍白。
以数量说为鉴定依据的人还不在少数。记得有人见了元蓝釉白龙瓶后，不用上手，不见实物立马加以否定，理由“全世界现存三只，一只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一只存颐和园，一只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怎么可能再出现第四件？出现，必假无疑！”荒谬同上，既然会先后出现三件，为什么就不可能出第四件第五件？除非你在元史中找到当时烧制蓝釉白龙梅瓶只有3只的记载，否则，以“3件说”断真伪就显得那么的可笑！鉴定古玩必须以客体的特具质为依据，任何脱离物品的特性，用想象猜测断真伪的，一定是位假专家！
谬论之三
“类似的器物在北京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怎么可能在你手里？”把博物馆作为鉴别的最高的唯一的标杆。持此谬论者认为：“民间不可能拥有和博物馆一样的宝物，有，一定是仿博物馆的！”他们忘掉了博物馆的展品来自何方的事实，似乎博物馆的藏品都是自己生产的！而事实上，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展品大多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来自民间，他们如果能对各大博物馆的发展史有个初步的了解，就会为自己的谬论而汗颜！
谬论之四
“一眼假，假的不能再假！”只喊口号，不举事实依据的“鉴定方法”。大家都想知道，这“一眼假”究竟假在何处？到底瞄在什么位置上？总得说出个一二三四，否则很难服人，否则连盲人都会讲！而持此谬论者的依据只凭着这句“假的不能再假”，自认为眼力超群，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假”字，何为服人？
用以上种种谬论作古玩鉴定依据的人，错在不以眼睛看东西，而用耳朵和想象辨真伪，最终一定会指鹿为马，成为收藏人士笑话的对象！
当然，我们在批驳以上谬论的同时，也要警惕“国宝帮”。“国宝帮”们动辄就认为自己拥有成千上万件的“国宝”，把仿品全当真品，迷醉在自己的“国宝”中无法自拔，可悲矣！国宝在民间确实有，但也绝不像“国宝帮”们所说的那么多！希望每一位鉴定专家都能以实物的质为依据，别想当然来下结论，更不能用以上的谬论来断真伪。
陶瓷历史知多少（七）之永宣青花
永宣青花，古陶瓷学界专有名词，特指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烧造的青花瓷。
明代永宣两朝的30余年里烧造的青花瓷，在青花瓷烧造历史上堪称稀世珍品。其异域风格的造型、浓重明艳的呈色、超凡脱俗的纹饰，被后人赞誉为“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永宣青花瓷代表了中国青花瓷制作的最高水平，它既不同于元青花瓷的热烈奔放，又有别于中晚明青花的典雅稚拙，更不同于清前期青花的明艳华美，它所体现的审美层次崇高而神圣，具有深邃无边的艺术底蕴。
当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征战之后，把一个日渐强盛的大明帝国交给他儿孙的时候，他的这些后继皇帝们便开始了他们创造奇迹，以及行为怪异的一系列举动。而在这紧随朱元璋之后的几个皇帝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大概要数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了--他们一个以武力夺取皇位，气吞万里如虎的朱棣;一个则是被后人戏称为"蟋蟀皇帝"的朱瞻基。那么，这个有着宏大气魄的永乐皇帝朱棣究竟做过哪些不同凡响的事情?他又是把瓷器使用到了令人怎样瞠目结舌的地步的呢?
而那个传说为"蟋蟀皇帝"的朱瞻基，真的就酷爱斗蟋蟀吗?但为什么这个时期的皇家瓷器中却看不到一件斗蟋蟀用的蟋蟀罐呢?难道是人们误解了宣德皇帝吗?他留在瓷器上的蛛丝马迹是否可以为我们揭开谜团呢?
永乐时期的青花
提起永乐皇帝朱棣，大概不少人都知道他干了很多大事，诸如：建故宫、编纂《永乐大典》、组织庞大的船队下西洋，等等。除此之外，永乐皇帝还建造了一座70多米高的墓碑，这是永乐本文拷贝于华夏陶瓷网专门为自己的父皇建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要数那座报恩寺塔，有78米高，分碑座、碑身、碑额三部分，这是为了纪念他的父母(即朱元璋和马皇后 )，白琉璃的材质，以青花做地砖，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大概有两三公分厚。但是当时青花地砖是不被认可的，常常因为她破碎的的图案被认为是残器。
永乐时期的青花有以下三点特征：一、瓷器尺寸大，最大的有68公分;二、瓷器形制特别，主要是受波斯文化的影响;三、瓷器内容特别，这一时期的龙纹十分特别。还有一种特别的瓷器——压手杯，是搁在虎口的位置，胎底比较厚，底部有“永乐年制”这个字样，全世界只有三件。
永乐时期做了很多青花瓷，主要受波斯文化的影响以及苏麻离青的影响，苏麻离青是一种染色剂，制作出来的瓷器蓝中发黑，带有锡光斑，因为其展现出来的晕散美而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并因此而声名大噪。苏麻离青为中国陶瓷美学带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宣德时期的青花
提到宣德皇帝，常常有这样的说法“酷爱促织之戏”、“蟋蟀曲曲叫，宣德皇帝要”，甚至还有“以马换虫”这样的说辞。
据了解在台北故宫中有1000多件宣德瓷器，但这一时期的瓷器已逐渐脱离了波斯瓷器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青花的特点是，底部凹凸不平，胎盘光滑如幼儿光滑的皮肤，青花一束莲纹盘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时的宣德皇帝提倡为官清廉，“青”和“莲”分别对应地与“清”“廉”谐音，从瓷器看到了文化的映射。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没有官窑，历时28年，被称为瓷器的黑暗时期。
供器款
在古代，有些佛道信徒往往在窑厂定烧供器，并请制瓷匠师在供器上书写敬献供辞，及其进献时间。烧成后，奉献给寺庙。
我国元青花的发现，就是从对一件供器款铭瓷的研究而揭开其面纱的。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了两件带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其中一瓶，颈部自右至左，用青料题记5行62字“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献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另一个花瓶的型制、纹样和题铭，与前瓶近似，仅题铭中有一字之差，即前瓶的奉圣弟子为张文进，此瓶的弟子为张文身。这两件花瓶后被英国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收藏。
美国人波普博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依据英国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这两件花瓶，对照伊朗阿德别尔寺和土耳其伊思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进行研究，分离出一批元代烧造的“至正型”成熟的青花瓷，并出版了两本书，从而激起了海内外研究元青花瓷的热潮。
唐英供器款，记录了唐英的籍贯、官阶、职务：“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霸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这段供辞，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研究清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督陶官唐英的业绩和景德镇瓷器艺术的发展，都有重大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