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瓷砖。
孔丘(前551年—前479年)，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其编撰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及语录体散文集《论语》，成为我国史学、国家名著。近年，儒家、孔学再度方兴未艾，孔子学院遍布国内外，成为传播中华文明和汉学的载体。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柏林首创力作的陶塑艺术作品《万世师表——孔子》，于10月8日在东方印象艺术馆举行首发式。
东方印象艺术馆和潘柏林大师向佛山孔庙赠送《万世师表——孔子》藏品。(本网记者潘炳森摄)
出于对中华文化的景仰和一代宗师孔子的尊敬，佛山东方印象艺术馆联同石湾陶艺当代著名大师潘柏林，于今年初就构想创作“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系列陶塑艺术作品”的规划，适逢当今国家重视文化强国、文化强省、文化强市的盛世。在历时创作八个月里，数易其稿的石湾当代罕有的陶塑作品《孔子》于9月定献，潘柏林大师终于看到自己苦心孤诣的作品面世，喜悦始于言表。
此陶艺作品《万世师表——孔子》是根据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巨献《孔子》原型启发而创作的，潘柏林大师在创作中既采用石湾陶塑传统的技法，如线条刻画，衣纹构造，肌理表现，十分工巧仔细，体现大师深厚功力;又吸收现代雕塑的简练手法，造型洗练流畅;着釉上更是大胆创新，采用透明玻璃质效果的青绿釉着色在整套衣服上，釉色古拙亮泽，又流动成画状图案，而且件件变幻，各自晶彩。为了最好地创作出满意之作，潘柏林大师认真研读关于的著名和画作，三度观看《孔子》影片，还查阅春秋时代的头饰、冠冕、服装、衣带、鞋的特色，佩剑、发簪、玉佩的图案、纹理、材质，都研究透彻，一丝不苟。在釉色上，不惜用了六件作品试釉，直至最后定色，反复比较，高度重视作品效果，确是前所未有。《万世师表——孔子》为限量收藏品，在当日首发式上其中一件由东方印象艺术馆和潘柏林大师捐赠给佛山祖庙内的佛山孔庙珍藏。佛山祖庙相关负责人对这种弘扬文化事业之余不忘社会公益的善举大加赞扬。（记者 潘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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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中国传统陶塑技艺特征的石湾公仔 风格独特题材鲜活
·石湾公仔
石湾公仔又称石湾艺术陶瓷，是一种特色传统陶瓷工艺品。产于中国陶瓷名镇的广东省佛山市石湾镇，是在日用陶高度发展，商业流通活跃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艺术创作植根于民间，每件作品充满着浑厚、粗犷、质朴、率真的审美情趣。石湾公仔上釉别具一格，釉色浑厚斑斓，造型生动传神。在技法上，塑造人物以不施釉的陶泥“胎骨”表现人体肌肤，取得了“比瓷雕更有温情和人性”的艺术效果。自明代以来，“石湾公仔”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兼收并蓄、善仿善创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艺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的传统民间艺术。
·石湾公仔
石湾公仔是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出产的陶瓷工艺品。 陶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青花瓷、唐三彩等名陶早已享誉海外，蜚声国际，而“石湾公仔” 以“石湾公仔”为代表的石湾陶艺品却是传统民间陶瓷艺术的一朵奇葩，早在明清时期就享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
石湾艺术陶器其产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数百年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被称之为“石湾公仔”。唐宋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石湾公仔就开始远销日本、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明代以后石湾公仔的生产进入鼎盛期，产品种类繁多，逐步分支为人物、动物陶塑、器皿造型、园林陶艺及微塑五大类，成为独具岭南特色的工艺品。历经千百年的传承和锤炼，石湾陶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深受国内外人士喜爱和赞赏。2006年“石湾公仔”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石湾公仔
石湾的陶塑技艺秉承了中国艺术的传统特征，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以及独特的地方性。石湾公仔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的传统民间艺术，它的题材跟一般市民的生活有关，直到现在，石湾人的生活依然跟陶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石湾逛一下市场，你就可以发现很多跟陶瓷有关的摊档。从日常所用的器皿，到一般家居摆设，都离不开陶瓷。这种传统的陶瓷文化世世代代影响着石湾，如今，不少年轻陶艺家对于陶艺创作都充满热情，希望能够掌握到这种传统的工艺。 石湾的陶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注入了不少现代的元素。为了开创新路，有一些陶艺家会创作一些新的题材，另外还会在传统石湾公仔的神髓中，加入一些新元素，希望让陶艺发展有新的空间。
中华陶艺大师精品斗艳中国陶瓷总部
3月18日—4月22日，中华陶艺大师联盟作品展将在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中国陶瓷剧场四楼全面开放，宁勤征、郭爱和、陈烈汉、徐波等43名大师共110件陶艺精品杰作将在春暖花开之际斗艳中国陶瓷总部。3月22日-4月4日，中国陶瓷城北门更会展示其中部分陶艺精品。
S李砚祖-清涧
据悉，本次所展览的大师作品曾参展于法国罗浮宫第十八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同时在第21届陶博会备受热捧。为满足广大陶艺爱好者、收藏家的需求，同时进一步弘扬中国优异的陶文化精髓，丰富佛山陶艺文化氛围，中华陶艺大师联盟作品展将再次在中国陶瓷总部全面开放，并将持续到第23届佛山陶博会结束，这既是陶博会承办方为丰富陶博会活动氛围的重要举措，也将为广大观展观众免费奉送一场丰盛的陶瓷文化大餐。
S涂文静-清韵
本次大师联盟组织所展出作品，都是大师亲自手工打造，体现出对中国景德镇官窑、河南钧窑、汝窑等6大非遗窑口作品的传承，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创作者既有来自中国最顶尖的当代陶瓷传承人艺术大师宁勤征、郭爱和、陈烈汉等，也有来自江西省的高级工艺美术大师董伟、方旺生、江见鸣等。他们或善于青花人物，或大胆地运用高温颜色釉的泼墨，或钟情于造型变幻的陶艺，还有的则精于釉上细腻传神的粉彩色，展品风格各异，囊括了龙泉青瓷的典雅、景德镇彩瓷的缤纷、汉字瓷画的现代、洛阳三彩的华丽、耀州刻花青瓷的豪放、苏沪紫砂的文气、汝窑天青的高贵、台湾白瓷的超绝、湖南釉下彩瓷的清幽等，体现出对中国陶瓷文化传统继承与革新。
粉青万事如意
47名青年陶艺家新晋成佛山陶艺大师
市长刘悦伦为首届佛山市陶瓷艺术大师颁发证书。/周春摄
昨日，首届佛山市陶瓷艺术大师颁证仪式暨佛山市陶瓷艺术产业联盟成立大会举行，吴小丽、柴乾龙等47名青年陶艺家新晋成为佛山市陶瓷艺术大师。
会上，市长刘悦伦、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泽棉等，向47名佛山市陶瓷艺术大师授予荣誉证书和牌匾。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柏林寄语他们：“传承、保护石湾公仔艺术特色，创新进取，与时俱进地创作。”
去年，佛山陶瓷行业协会启动市陶瓷艺术大师评选，从100多名报名者中选拔出47名佛山市陶瓷艺术大师。
市长刘悦伦说，47人新晋成为佛山市陶瓷艺术大师，说明了石湾陶艺后继有人，从中也看到像刘泽棉等老一辈大师带动后代从事陶艺，令人感动。希望市级大师们站在前人肩膀上，继续创新，做出更好的作品;希望从市级大师中，每年产生一批国家级、省级陶瓷艺术大师，形成艺术人才梯队。
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和佛山新美陶厂倡议成立佛山市陶瓷艺术产业联盟，倡议获得佛山15家美术陶瓷企业及我市11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签名参与。当天，中国陶艺大师庞文忠宣读了《佛山市陶瓷艺术产业联盟倡议书》：保护石湾公仔品牌，建立行业自律机制，抵制造假售假行为，加入联盟的陶艺大师经授权免费使用石湾公仔证明商标。
《佛山市陶瓷艺术产业联盟倡议书》发布，标志着石湾陶艺进入全面、大规模地在业内推广使用中国地理标志——石湾公仔证明商标。对此，刘悦伦提出，联盟不要仅仅停留在行业自律、打击造假售假行为，更希望政府部门、协会、企业、陶艺大师形成合力，艺术家之间互相帮衬，合力营造、推动石湾陶艺创新、继承的氛围，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当天，刘悦伦等向佛山新美陶厂及潘柏林等中国陶艺大师工作室代表颁发使用石湾公仔证明商标的授权书和石湾公仔证明商标。
据了解，禅城区公安、工商等单位执法人员组成维权顾问组，为该联盟保驾护航。此外，首届佛山市陶瓷艺术大师评选作品展昨日在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开展，展出的135件作品皆为他们近年的代表作，展出至4月15日结束。
瓷器与官场雅贿：官员是瓷器大师们的上帝
瓷器是景德镇的名片，是这个古城乃至古老中国一个充满了文化想象力的符号。
历史上的瓷都景德镇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瓷器供给地，出类拔萃地传承和发扬了艺术陶瓷的制作水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声名远扬，始终主宰着瓷艺的审美标准。传统的手工技艺则奠定了它“世界瓷都”的地位。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因体制弊端及经营不善而日渐式微。就在整体跌入低谷的时候，那些老工艺人和老匠人经营的家庭作坊，以艺术陶瓷和高仿市场支撑起了日薄西山的瓷都招牌。但手工艺人的自足、小作坊的局限、品牌意识的匮乏，加上市场的急功近利，恰恰成为了制约产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近年来，关于瓷器的想象与官场的灰色经济紧密相连。缘起于请托、招投标等名利之事，催生出来的巨大的礼品需求，支撑了景德镇历史上空前繁荣、兴旺的艺术陶瓷市场。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范的时期，这个看似已然勃兴的市场正在被异化并走向畸形。
它孕育了一个疯狂增长的艺术陶瓷时代，滋生了大量的仿品、赝品、劣品，批量生产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大师及伪大师们。这一切正在导致千年瓷都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
瓷都人不得不面临诸多尴尬：产业的羸弱、品牌的空白、“大师经济”的畸形。最可怕的是，面临千年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而这恰恰是“千年瓷都”的核心竞争力。
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因为严厉的反腐倡廉新政影响，冯骏的生意显得有些萧条，“风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冯骏是景德镇从事艺术陶瓷收藏的资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户是官员和富商。往年，春节前后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到10月份以后，市场一个月比一个月热，热到过完元宵为止。”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
“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传统高档保健品和烟酒为主的礼品市场明显回落。冯骏原以为因传统高档烟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会转移到艺术陶瓷市场上来，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些乐观了。
虽然整个市场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像李纯林这样真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响还是不大。
在过去的10年，他们亲历了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疯狂增长。而支撑起这个兴旺市场的是转型期中国庞大的官场经济。
冯骏和李纯林们希望风头赶紧过去，他们几乎很难相信，会因为新政的影响这个市场就此萧条。
官场“雅贿”与瓷器市场
这样一个市场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儿子要当兵，送一个瓷器给首长很顺理成章;一家企业的项目卡在某个领导的手里，这时候，老板也许就需要送个百八十万的瓶子过去。
冯骏说，工作升迁、求人办事，都有需求。“你总得送一个体现价值的礼物以示尊重。送现金领导不一定敢要，但送个100万甚至1000万的瓷器，领导收了也不容易犯错误。它只是在特定市场环境下卖到了100万或1000万，但按正常的生产成本或价格则远低于此。”
瓷器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一旦东窗事发，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大师的市场行情，那位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那位大师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
“收瓷器多安全，而且大师作品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大师’到大‘大师’，升值空间很大。”瓷器价值的不确定性在权钱交易的灰色空间中被充分利用了。
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传统礼尚往来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也使得瓷器成为了“雅贿”媒介。它价格模糊、隐蔽安全，同时又附庸风雅，因而广受灰色礼品市场的欢迎。
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就这样慢慢壮大。根据景德镇的官方统计，2010年景德镇市艺术陶瓷年产值达到50.9亿元，2011年达63.75亿元。
赵树新在景德镇经营一家官窑。
一位来自西北的客户向他定制了几套茶具：9个小杯、1个茶壶。“画都没有，就是白胎，一套50万元。仍用老工、老料，整一套的工艺和用料在市场上已经很罕见，纯手工制作，已经做了一年多，才做了一半，成功率很低，成本很高。”
历代官窑本来就很贵，从生意角度没法规模化经营。赵树新说，他做官窑主要是为了交朋友，交那种“跟钱过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来找他做官窑，他都会劝说，你跟钱过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钱过不去。送领导的，买官窑的居多。”
这是中国式的消费，与其他高端艺术品类似，正常渠道根本无法消化景德镇庞大的高端艺术陶瓷产量，虽然私人收藏这些年渐渐兴起，但官场里的生意仍然是这部分市场消费的主流。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对应着一个与之官衔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礼价位。
高端艺术陶瓷的送礼人多是这十几年富起来的商人，他们的业务往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房地产商、承包工程和争取项目的老板们。这些人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居多。
当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曾有一个开发商一次性买了一个亿的瓷器。来找李纯林的买家有很多也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需要银行的贷款，也需要与政府打交道，他们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产商或类似的大富豪转型做瓷器收藏，当然，这多带有玩票性质。他们会以瓷器为媒介，建立一个官商密切互动的高级社交平台，转而又为主业建立更加牢固和广泛的官商关系。
冯骏将来找他的人总结分类为这么两种：手里有权的和口袋里有钱的，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官员带着买单的人一起来，而买单的人一般是企业老板。”领导带着随从，若看上某个瓷器便会询问价格。“我经历了这么多，学都学会了，赶紧报个价给他，如果他说，这个不错。也不现场买，第二天，那个买单的会回来找我想办法搞定。”
外省的官员则会通过本地的官员朋友介绍给当地的大师和藏家们。
接受采访的大师和藏家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常常接待数百公里以外的某干部学院的学员，这些学员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转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现在了景德镇藏家们的藏馆里或大师们的工作室中。
冯骏说，那些从他手里买了东西的官员都很感谢他，因为那些东西后来可不只是涨了一点点而已。“8年前，广东省一位官员从我手里买了一块瓷板，当时的价格是13万，现在238万都不止。买对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签一样，一直往上飙，涨得比房价还要快得多。”
不少官员会拿一些别人送来的瓷器，请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帮忙鉴定。行家们发现，不少真正的好东西在官员手中，“尤其是热门领导手中。”
而帮忙转手兑现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冯骏说：“一般会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给我，这些东西放在他们手里也没用，还不如变现。”
但急于出手卖掉的毕竟是少数。李纯林分析：“一方面，知道卖不了预期的高价;另一方面，事情总会败露出去的，怕传出去人家说这个人全卖掉了。”
官员是大师们的上帝
经常会有官员找冯骏、李纯林这样的藏家，打听某位大师作品的价格。官员也喜欢借藏家的眼光帮他们推荐一些好东西。
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送给领导的东西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讲名气，大师名气越大越好;第二，讲价格，价格越高越好。“因为领导们之间也爱比较，自己拥有哪位大师的作品。”
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鉴赏水准，一般人很难判断一件瓷器的价值，因此，大师效应成为简单迅速的衡量标准，大师的名气而非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成为了市场的定价标准。国家级大师的作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职称成为了瓷器价格的放大器。这也使得景德镇的艺术家对评职称趋之若鹜。
大师们很乐意与官员们交往。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吸引官员到来，因为这些人会带来买单的人。
景德镇瓷器的兴旺与庞大的官场需求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微妙。“没有官场生意，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大师?某种程度上，盛世的大师们就是由整个官场里的生意滋养起来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级大师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么，官员群体便是大师们的上帝。大师们很喜欢说，哪位大领导或大领导的老婆喜欢他们的作品。
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高级别官员，尤其是处于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员的兴趣喜好，对该区域的官场兴趣喜好风潮，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官衔从低往高，纷纷效仿跟随，以求跟上级领导产生共同的话题，甚至“情感上的亲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获得某位高级别领导的中意，那么这位大师的其他作品很快也会水涨船高。
上述河南籍大师的作品正是被景德镇的某位局长看中之后才开始走俏的。“刚开始来景德镇那几年确实很难，局长来了之后好多了。”
官员们因此往往能以低于市场价位很多的价格拿到大师的作品，半卖半送已经是常态。
稍上档次的藏家或大师的宴客厅，墙壁上悬挂满了与高级别领导或政要的合影或留影。李纯林的宴客厅也不例外，挂满了从江西省内的高级别官员到国家部委的高级别官员的留影，或与他的合影。他乐于逐一向客人介绍来访过的贵客。
李纯林手里有一个本子，详细记录了哪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因此很清楚领导们的喜好，领导们也喜欢找他。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所谓大师到了一个地方就想办法将他的瓷器送到什么地方去，送过去了以后，就说某个领导喜欢他的东西，或哪个部门放了他的东西。”李纯林承认，那确实会有很好的广告效应。
李纯林也曾经因此获利。某部委的新办公大楼落成，地方各省厅都赠送礼物以示祝贺。江西省厅从李纯林这里订了一个瓶子送去北京，摆在新大楼里。结果不到一个月，一个与该部委有项目往来的商人便找过来向他订了20件瓷器送给领导，总价100万。
景德镇的官员不只是热衷于瓷器收藏，许多官员还热衷于瓷器的创作。江西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2010年，时任景德镇主要领导的他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业内人士公开质疑其评选大师“程序不合法”。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报送北京的35人名单中，并没有这位官员。但最后在公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据当地圈子里的人透露：该官员喜欢搞一些陶瓷艺术交流活动，“他常用自己的作品与那些著名大师的作品进行互换”。
业内大多数人对他业务能力的评价是：能画一点东西，但算不上名副其实。他虽被评上了国家级大师，藏家们却很少收藏他的作品。
不过，这并不影响当地商人对他的作品趋之若鹜。
在上海举办的一次瓷博会上，这位官员的作品成了景德镇大师里面卖得最好的，“其他人的都卖不动，就他的被一抢而空”。
事实上，景德镇对瓷器热衷的官员还有很多。
在景德镇一位国家级著名大师开办的艺术培训班上，经常能见到当地官员的身影。陈翔也是培训班的学员，每周六都会去参加培训，他的同学中，不乏政府等各级别的官员。“大多数是为退休做准备。”
李纯林说：“人们其实并不反对官员有情操、有爱好，更不是反对官员发展职务之外的才华，人们反对的只是可能发生的权钱交易，基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很难分辨你卖的是作品还是权力。”
李纯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地一位在任官员画了瓷器，送到藏家的卖场去卖，标价6万。隔天，他带一个求他办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说，“这个瓷器真好”。求他办事的人不动声色地赶紧买下送给他，瓷器于是回到了他家里。再隔天，他又把那个瓶子放到卖场去卖……
说完，李纯林特别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真事”。(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畸形的“大师时代”
若干生产“大师”的评选机制的背后，是一大批等待成为“大师”的参评人、帮买“大师”的中介人、大师背后的枪手群，还有等待“大师”出炉后炒作、送礼的买家和卖家们。
2013年1月14日，接到了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下称“省工信委”)寄来通知的时候，沈浮正在家里生着闷气。初选第二名，结果竟然在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86人名单之外。
在这份通知里，省工信委对沈浮未被评上大师表示了歉意，并指出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正在筹备中，沈浮还有机会。
沈浮的心里多少好受了一些，但他也不敢抱太多希望。在他看来，评选已经“全乱套了”。竞争已经陷入了非理性，他的同行为了评选，不是倾家荡产、孤注一掷，至少也是不惜血本、代价高昂。
他没打算像他们那么干。
大师潮
画家纪长岭与沈浮一样，在此次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落选。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中，纪长岭与沈浮一见面便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颇有英雄相惜的悲壮感。
据沈浮和纪长岭各自得到的内部消息：在景德镇市的初选考试中，他们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但到了省里，选出来的86人中，二人都没在其列。
相比沈浮，纪长岭心里要平衡一些，他好歹评上了一个“江西省技能大师”的称号，该评选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沈浮没有参加，即使是像沈浮这样做了大半辈子陶艺的人，“之前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称号”。
在景德镇，碰见一个大师并不算稀奇，甚至有“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号就有将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
根据景德镇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原文转载于华夏陶瓷网800多人，还有一大批深怀绝技的民间陶瓷艺人和陶瓷艺术工作者。
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1979年，王锡良成为第一个景德镇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则是从1995年开始第一次评选，由江西省工信委及省轻工行办等部门组织，迄今已经举行6届。2001年以后，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由2001年的第三批19人猛增到2012年的第六批86人。
截至目前，根据景德镇艺术陶瓷业内人士的非官方统计，加上在其他省份评上的大师，如今的景德镇，省级以上大师就有300多个。
“太泛滥了!谁都可以成为大师。”当地一位藏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的同事，一位专门负责买菜的采购员如今也成为了大师。
景德镇大师潮的兴起是在本世纪初。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与“大锅饭”机制的弊端，使得景德镇的陶瓷企业再也无法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大量订单被浙江、山东等省份拿走，发展举步维艰、濒临破产。本世纪初，国企改制风潮席卷瓷都，“十万陶瓷产业工人一夜之间全部下岗”。这些人后来在自家的后院开起了小作坊谋生计，前面是门店，后面是生产作坊，条件好一些的，则有自己的画室。
再后来，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西省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大师评选，评选的大师一届比一届多，这些以小作坊谋生的陶瓷艺人相当部分成为了大师。
大师的称号赋予这些陶瓷技艺者一种职业肯定和荣耀，但真正令他们对大师的称号趋之若鹜的仍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多年形成的以大师称号、职称为定价核心要素的畸形价格评定体系，使得“大师”称号成为作品价格的放大器。
“大多数情况下，大师的作品容易卖出高价钱来，不同级别的大师价格差异巨大。从省高工评上省级大师，价格马上翻一番，再从省级大师评到国家级大师，价格又再翻一番，一年一个价。”上述那位藏家说，当然，同一级别的大师作品也会良莠不齐。例如，同是国家级大师，有的人作品可能只卖10万，出类拔萃者之作品也许就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但无论如何，评上更高一级的职称，意味着更多的财富。这是市场的规则，虽然不规范的市场很可能会失灵，但更多的人仍然愿意跟随着市场的规则走。
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2012年底，藏家熊晋生突然听说一位他熟悉的女大师又上了一个台阶，被评选为国家级大师了。他很诧异，“根本不相信，就她那样的水平也能评上国家级大师”?
基于对这位女大师社会人脉的信心，他收藏了不少她的东西。但他仍难以相信她能这么快就晋升到国家级大师的行列，“三年前她才刚评了省级大师。”
等到与她见面时，他惊觉：“她老得一塌糊涂，一个人一旦利欲熏心，根本睡不着觉。”
他说，评选这个事情确实让人身心疲惫。
第六届江西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在景德镇选送到省里面的名单中，初选的前10名中，有7人没有进入最后的86人名单。
按照沈浮的说法，景德镇初选的时候有190多人报名，通过现场考试，最后选定了前65名报江西省参与评选。但最终出来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很多连景德镇的初选都没通过的人，经其他地市报名到省里，最后反而评上了大师。
而评选的名额从最初宣布的要评56人，之后加到80人，再到最终名单的86人，也让沈浮觉得很不严肃。
“真正的不公是官员参与到评选中来。”一位要求匿名的落选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第六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细则》中，对于评委有这样一条规定，“评审专家组由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和聘请的专家组成，聘请的专家要求达到60%以上。”但事实上，此次评选领导小组组长为江西省的一位副省长，省工信委领导为小组常务副主任，其他成员包括省文化厅、省国资委等部门领导共11人。
“官员怎么能做评委呢?评委一定要找懂行的行家来当，最好异地的，他们对参评者不熟悉，这样才能保证公正。但现在基本上是本地人做评委，这些人大多存在世袭或裙带关系，最后评比的名额也就是大家瓜分一下，很难保证公平和公正。”熊晋生认为，官员的参与最终让评选本身沦为了捞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圈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百万买一个省级大师，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熊晋生抱怨，“现在就像市场招投标一样，你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底，大师的帽子就能戴上了。这样一来，一些不会画瓷器的，也能评上大师。很多真正有本事的却不一定会去参评。”
但为了争抢几年一届的大师名额，仍有人不惜倾家荡产、卖房卖车，甚至借高利贷。“也有花了1000多万没评上，一夜白头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圈内人说。
残酷的竞争现实催生了中介人生意。中介人一般会告诉参评人，他认识某某领导，有什么样过硬的关系，可以去疏通。
就在沈浮得知自己没有被评上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告知沈浮，给他50万，他可以帮忙找关系。
“他说认识评审小组一个领导的侄子，可以帮忙操作。”但没想到，到凌晨1点(那位领导)家里还坐满了人，都是没有评上的。”
不少落选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对评选结果表示抗议，最终才有了1月14日这份来自江西省工信委的通知。
“90%都是代笔”
“许多大师要拼命应酬拉关系，不然，谁来买他的作品?听说哪里来了一个客户，哪里来了一个老板，哪里来了一个领导，那得赶紧过去接触。如果他那里正好来了买家，那他就得想尽办法把人留住。这样哪里还有时间画画?”熊晋生的讲述很是激动。
于是，代笔这一职业产生了。
不仅是熊晋生，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藏家和玩家们都说，“现在景德镇稍微有点名气的，90%以上都有"枪手"，从国家级大师到省级大师甚至高工，绝大多数都有代笔。”
熊晋生说，工笔画对眼睛要求很高，年龄大的那些大师根本就没法画了。“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真才实学、职称完全靠买来的，那更需要代笔了。”熊晋生举例那位刚刚评上国家级大师的女大师，陶瓷圈的人提起她都直摇头，“她是做雕刻的，根本不会画画”。
90%是业内的一个普遍估算。根据熊晋生的总结，那些不会画的大师、画不动的大师、没时间画的大师、着急挣钱还债的大师，都是“枪手”在代笔。
替大师代笔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弟子，操作过程很简单，一张瓷画的大多数由弟子完成，师傅只要点两笔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而代笔的弟子除了跟着大师学习调色等，每个月能拿到2万~3万元不等，出师后还能挂上某某大师弟子的名号，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就在记者采访某位大师时，这位大师的画作还被一个内行玩家当场指出是代笔之作。场面颇为尴尬。
但这也只有真正内行的人才能分辨出来，大多数人仍然无法辨别。“若干年后，当市场归于理性，很多玩家会猛然发现，自己手里一堆赝品。”(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景德镇：艺术瓷都的困惑
年前，谢忠良刚刚过完六十大寿。他原计划摆宴20桌，结果来了40多桌。客人大多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还有许多江西省内的其他城市，非富即贵。
谢忠良是景德镇当地最资深且著名的陶瓷收藏家，在收藏圈中，享有较好的口碑。陶瓷收藏最热的那段时间，他一天要接待近20拨顾客，“人多的时候，排着队付钱”。
但他现在还是决定尽快卖掉自己手里收藏的一部分瓷器，他对景德镇艺术陶瓷未来的市场前景并不看好，“太滥了，再这样下去没法玩”。
异化的市场
景德镇的另一位藏家范君却很是乐观。在他看来，这个市场仅仅是一个起点，还远未达到顶峰。
景东陶瓷集团董事长张晓东也认为，与其他艺术品相比，艺术陶瓷还不是最高点，仍有发展空间。
1996年，原来是景德镇一家国营瓷厂的工人的范君，在企业改制后被迫开始了自己的瓷器买卖。“最开始跑广东，那时候的市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好，买张松茂(1988年第二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一只300件("件"是大小规格单位，瓶子分150、200、300件不等)的瓶子也就几百块钱。”
2000年，景德镇的艺术品陶瓷市场开始有了火热的苗头。缓慢增长了8年之后，2008年，景德镇现代陶瓷艺术品市场终于迎来了一个大爆发。
2009年，张松茂的一块《国色天香》粉彩瓷板拍出67.2万的高价。仅仅两年后，2011年12月18日，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北京万隆2011秋拍名家绘瓷专场上，张松茂绘制的另外一块《国色天香》巨幅瓷板，以1165万元成交，这也刷新了张松茂作品的拍卖纪录。
范君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早期收藏的张松茂的作品，价格连翻了几番。2010年，他用几块张松茂的瓷板，换了一套别墅和一辆奔驰，现在看来，他还觉得自己亏了，“我的瓷器是每年都在涨，涨得比房价还快”。
范君建议，现在如果经济实力雄厚，可以买点好东西，赌一赌时间，隔两三年就要翻一番。
例如，投资一个青年画师的瓷器，起步阶段可能是8000元，过了5年以后，肯定会涨，但到底是变1万还是2万元，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他的努力，将增加你的财富。
但其实，相当一部分有潜力的画师会被投资人“承包”起来，之后炒作成大师，投资人因此会更快地获取更多的回报。许多藏家善用此道。
“其实，景德镇的艺术陶瓷，这么多年就是这么炒作出来的。一家公司签约几个画家，包下他们所有的作品，再把影响力炒作起来。”昌南官窑的陈新远说，炒作的推手不仅有景德镇本地的藏家，也有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商人。
范君说，要捧一个人很容易，要毁一个人也很简单，将你手中拥有的大量的他的作品放到网上去，再定一个很低的价格。
然而，“景德镇的陶瓷只有在景德镇才有市场，离开了景德镇便不值钱。”这是许多景德镇艺术陶瓷圈内人的总结。
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2012年上半年，赣州的一个老板，因生意周转急需用钱，想在赣州出手一块著名大师的瓷板，他买的时候350万，结果降到150万，赣州当地也无人肯接。无奈之下，运到景德镇来卖，结果卖了600多万。
于是，许多景德镇人到外地低价买入当初卖出的瓷器，然后再回到景德镇高价卖出。
式微的艺术
“像现在这种玩法，早晚有一天得完蛋，我就担心景德镇的瓷器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谢忠良很无奈。
谢忠良玩艺术陶瓷的商业模式已相对更成熟，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从事艺术陶瓷生意的谢忠良有自己藏馆、经纪公司及生产作坊。他以年薪或月薪制签下了一批画师，合同期内，作品归谢忠良所有，但对画师的创作数量不做要求，以保证质量。最顶峰时，他公司里有30多位画师。
“市场已经太浮躁了。”谢忠良感慨，好东西太少。再继续这样下去，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将沦为一般的工艺品，再无收藏价值。
在孔发龙看来，“真正好的原创，需要时间去思考和酝酿，现在很少人愿意花心思在作品上，大多是"应酬之作"。”
大师对画作的原创性也不重视，很多大师都靠临摹那些卖得好的作品。张松茂的《国色天香》是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几乎每一位大师都画过《国色天香》。
而且，很明显地，景德镇的瓷器在工艺上越来越简化。“通常哪种材质成功率高就用哪种材质，而成功率高的材质烧出来的东西肯定就一般。”但陈新远认为，历史上，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最负盛名恰恰是它的72道工序。“但现在都只是买来白胎在上面画画，瓷器本身的好坏根本不看重。瓷器本身的质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也左右着作品的价格。不同的瓷土，不同的烧制工艺，质量、成本相差极大。”
谢忠良认为，工艺的简化让景德镇的瓷器丢掉了传统，也削弱了它的艺术价值。
“画画也简化，什么快画什么，大师们感觉画复杂的作品时间都浪费掉了，赚钱的时间都没有了。”玩家孟庆庆向《中国经济周刊》感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景德镇艺术家创作最好的时期，大师们经过艰苦的人生磨砺创作出来最好的作品。“那个时候的人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现在是为了人民币而人民币。”
张晓东出生于陶瓷世家，父亲张松茂、母亲徐亚凤均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本身也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现在主要转到艺术陶瓷的经营上来，担任他父母经纪人的角色。“转经营以后画画就没灵感了，因为你一天到晚想着钱，画什么看起来都像是人民币的样子。干脆不画，专门干企业去。”
“这个行业的专业分工仍然很不够。”张晓东认为，景德镇的艺术陶瓷运作到今天这么烂的地步，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缺乏成熟的经纪人运作机制。大量的创作之外的事情由经纪人来解决，画家应该集中精力在创作上。但目前，景德镇多数的画家还是家庭小作坊的运作模式，又搞创作又搞经营。结果创作搞不好，经营也搞不好。
鉴于对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悲观预测，谢忠良已经开始着手出让自己手里的瓷器，转而收藏砚台。就在两年前，他开始用出售艺术陶瓷的钱收藏砚台。
陈新远早期从事房地产挖到了第一桶金。2004年，陈新远从浙江老家来到景德镇，致力于打造一个属于景德镇的高端礼品瓷品牌。
陈新远试图走加盟经销商模式，先拿订单，再组织合适的艺人团队制作。春节前，两三千块钱一套的商务礼品订制供不应求。他笃定，这是他未来的主打市场。
不过，他跟谢忠良的判断基本一致：目前的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在特殊的时期，大师的名号就是一个标杆，大师署名的作品就能卖得很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艺术陶瓷的发展，但市场终归会逐渐恢复理性，那时候，大师又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两年，大师的号召力明显下降。大师越评越多，也就越来越不值钱。”他认为，再过个5到10年，品牌才是真正的大师。而这正是他的机会。
陶瓷大师陈富强谈紫砂艺术：明快朴质，泽而不耀
陈富强
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陈富强向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左)介绍其紫砂作品。
荷蛙壶
陈富强1965年生，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江苏陶瓷艺术名人，江苏工艺美术学会陶瓷艺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工业设计学会理事，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陶瓷设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宜兴市陶瓷学会副理事长，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客座教授。
陈富强198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宜兴陶瓷工业学校。1986年毕业后在宜兴陶瓷公司长期从事产品的创新设计工作。在陶瓷材料，造型装饰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获得过“市科技成果奖”、“市先进工作者”等诸多荣誉。事迹被“无锡日报”、“宜兴日报”多次报道。
在日本爱知县陶瓷产区的一年进修，使其在陶艺创作上有长足发展，将日本陶艺与宜兴传统陶艺相互融洽，创作出了许多颇受国内处市场青睐的陶艺作品。在日本的陶艺同行界有一定的知名度。
在宜兴传统陶艺的传承和创新上，也作了不少的努力。掌握并提升了多款宜兴古老的陶瓷釉工艺。扎实的造型，装饰基础，以及对陶瓷工艺流程的全面熟知，使其在紫砂这方艺苑里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作品＂鱼乐壶＂获得第四届文博会工艺美术金奖。作品＂逍遥竹＂获第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评比铜奖，多款作品获得工艺美术行业评比大奖。诸多作品由于其特有的创意和工艺，颇受陶艺爱好者追捧。
2007年12月被江苏省人事厅授予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2011年被江苏省经信委授予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江苏省陶瓷协会授予江苏省陶瓷艺术名人荣誉称号。
紫砂艺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紫砂茶器从产生、发展到登上实用工艺美术的殿堂，跟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紫砂的发展历史，从文化内涵，审美标准，价值衡度，都遵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情韵，投靠了传统文化的维度。陈曼生首创的文人壶即是以传统文化的精髓金石、书画、诗歌等元素进行融合创作的产物，托物言志寄情，书画精雅，与壶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充满了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文人趣味。在紫砂壶的设计制作中糅合文化的韵味，不仅能打造出紫砂壶深厚的传统美感意识，更能够衬托和提升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因而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美感创作方式。
紫砂壶与儒家、道家、释家文化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它的鲜明特征就是自始至终地推崇一种理智的、灵活的包容主义。无论是陶朱公范蠡被认为是紫砂界的祖师爷，还是苏东坡所创“提梁壶”，可见紫砂壶的源头，不管是有无史料记载，都与文化名流牵扯在一起。除去名人效应，这种现象反映得更多是对某种文化气质的投奔，那便是道的风流。范蠡之浪漫，东坡之潇洒，都是是紫砂人在创作时对于灵性和个人价值的追求方向。
无论是素器的清雅端庄，还是花器的俏丽繁复，除了受紫砂艺人个人的喜好影响外，其流行与否是由当时文人的审美标准来选择的，这其中以儒士居多，“独尊儒术”的历史使得壶中也涵盖了儒家的审美追求。比较典型的是，儒家思想也尚高洁，梅兰竹菊四君子以其卓然不群的形象入诗入画，象征知识分子处事傲然而不混同于流俗。紫砂壶关于这一主题的创作不计其数，许多花货大师的“君子系列”作品灿若繁星，这是儒家士大夫坚贞孤高在壶上的另一种诠释。
紫砂文化胸怀开阔，坚持包容并蓄。所以，无论是儒家的弟子还是道家的信徒，无论是出家的僧人，还是还俗的居士，都可以在紫砂壶的世界里找到情感寄托和精神家园。这些古典文化思想，若与自然形态的诗意化塑造相糅合，定能碰撞出美妙的火花。大千世界，洋洋万物，都可以激起陶艺家创作的灵感，都可以通过紫砂语言描述物象精神。涌动的流水、散聚的云团、灵性的生物都能在砂土的塑造中，经过诗意化的写意，在烈火的升华中蜕化出活泼的生命。
艺术之工，遂古之初，然道有高低，人有雅俗。都说文以载道，壶亦能载道。艺人倘无半分格调，所制不过俗物耳。从艺以来，我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深谙儒学、佛学、道学之玄机，精神常在书山墨海、古人圣贤间遨游，近天命之年仍求学于华夏传统文化专修学校，并在其中受益良多。故而，在我的作品中，道之风流，儒的雅致，佛的禅意，都可见一斑。
我的代表作《鱼乐壶》是庄子式的逍遥，是“趣闲鱼共乐，情恰鸟来驯”的生活情致，若是模仿司空图诗品，这一品当是“含蓄”。壶身圆润，嘴小肚大，心胸宽广更当藏愚守拙。壶嘴恰似鱼儿逐波，优哉游哉。壶把做得像一“意化之鱼尾”弹空开合，欲拨欲振。壶嘴与壶把之间，壶身线条流畅轻盈，一气呵成，如鱼鼓腹，穿波顺水，怡然自得。点睛之笔当属壶钮，一尾抽象化了的小鱼，犹如半月映泉，藏头潜尾，半露于水面，似国画留白，此时无声胜有声。上手把玩，有观鱼之雅趣：“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进一步探究，“鱼乐”谐音“予乐”，有祝福美满之意，至此，此壶虽在造型上做了减法，形神意趣上却愈加充盈完善。此壶并没有刻意地去表现鱼的具体形态，只是自然而然地使曲线交合。“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这种顺其自然也是道家所追求的境界。
另一把《荷蛙壶》则是高度的效法自然、提炼自然，将大自然中的物体符号巧妙地融入紫砂茶具形体，再加以诗情画意的萃取，让自然之魂与艺术之魂交织在一起，产生超越实体的隐喻之美。壶身是荷花，莲蓬作壶盖，卷曲的嫩叶弯成壶嘴，荷枝弯成壶把，大片的花瓣舒展铺盖于壶肩，壶盖上栖息着一只稚态可掬的青蛙，周围镶嵌着五颗莲子，青蛙的眼睛与莲子均可活动，十分逼真。色彩热烈而不娇艳，灵动而不妖冶，那是千锤百炼后的至真至美。完整圆满，以大为美，这些中国民间典型的审美形态，在工艺美术造型中是常见的。荷花与莲子向来被古人比喻为百年好合多子多孙，我选择它们做题材，还因为它们出淤泥而不染，有一种质本洁来的高雅。
中国传统文化对紫砂创作内涵的提升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我的个人创作中，也都有意无意地遵从了传统文化遗留给人们的审美，这种文化的脉搏纵贯古今，一直在我们的体内跳动。紫砂艺术应当怎样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精华以及怎样处理好创新发展与保留传统之间的平衡关系，是摆在当今陶艺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紫砂工艺师应当积极努力，不轻易放弃任何一次有利于紫砂艺术发展的机会，为紫砂文化传播得更为广阔、发展得更加快速而不懈努力，紫砂艺术必将成为一种具有当代审美思想的艺术表达方式，也相信紫砂艺术的明天会更加的灿烂与辉煌。
引用高温色釉 陈棣获"山东省陶瓷艺术大师"称号
我市画家兼陶瓷艺术家陈棣在日前结束的2007年度山东陶瓷艺术创新评比中，高温颜色釉窑变作品“中国神”系列获得一等奖。并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山东陶瓷工业协会授予“山东省陶瓷艺术大师”称号，这也是青岛市首个被授予此称号的艺术家。
陈棣在景德镇把高温色釉作为色彩的主题语言，引用到现代艺术绘画创作中。高温色釉绘画是经过高温烧炼下的二度创作，是利用自然界的金属氧化物为色剂，将硅、钙、钾、钠及多种矿物质元素科学配制成釉料，涂附在陶瓷坯体上，经过1300多度高温形成的液态玻璃质，其交融、渗透、流畅，形成变化莫测的肌理与晶莹绚丽、斑驳厚重的色彩而受瞩目。把色釉的颜色、流动基本控制在创作的主观意图中，用色釉进行现代艺术绘画创作是十分困难的。独特的主题选择，多元的画面构成，与富有抽象色彩的高温色釉窑变有机结合，形成一种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和鲜明个人风格的陶瓷艺术语言。他的釉下高温色釉现代陶瓷艺术作品同景德镇传统的陶瓷绘画产生强烈撞击和鲜明的对比。由于其偶然性、不可重复性，是真正的不可复制的艺术品，成为国内外各界收藏追捧的热点。
瓷器与官场"雅贿"：官员是瓷器大师们的上帝
瓷器是景德镇的名片，是这个古城乃至古老中国一个充满了文化想象力的符号。
历史上的瓷都景德镇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瓷器供给地，出类拔萃地传承和发扬了艺术陶瓷的制作水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声名远扬，始终主宰着瓷艺的审美标准。传统的手工技艺则奠定了它 “世界瓷都”的地位。
然而，上世纪90年代，景德镇陶瓷因体制弊端及经营不善而日渐式微。就在景德镇陶瓷整体跌入低谷的时候，那些老工艺人和老匠人经营的家庭作坊，以艺术陶瓷和高仿市场支撑起了日薄西山的瓷都招牌。但手工艺人的自足、小作坊的局限、品牌意识的匮乏，加上市场的急功近利，恰恰成为了制约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近年来，关于瓷器的想象与官场的灰色经济紧密相连。缘起于请托、招投标等名利之事，催生出来的巨大的礼品需求，支撑了景德镇历史上空前繁荣、兴旺的艺术陶瓷市场。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范的时期，这个看似已然勃兴的市场正在被异化并走向畸形。
它孕育了一个疯狂增长的艺术陶瓷时代，滋生了大量的仿品、赝品、劣品，批量生产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大师及伪大师们。这一切正在导致千年瓷都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
瓷都人不得不面临诸多尴尬：产业的羸弱、品牌的空白、“大师经济”的畸形。最可怕的是，面临千年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而这恰恰是“千年瓷都”的核心竞争力。
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因为严厉的反腐倡廉新政影响，冯骏的生意显得有些萧条，“风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冯骏是景德镇从事艺术陶瓷收藏的资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户是官员和富商。往年，春节前后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到 10月份以后，市场一个月比一个月热，热到过完元宵为止。”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
“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传统高档保健品和烟酒为主的礼品市场明显回落。冯骏原以为因传统高档烟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会转移到艺术陶瓷市场上来，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些乐观了。
虽然整个市场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像李纯林这样真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响还是不大。
在过去的10年，他们亲历了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疯狂增长。而支撑起这个兴旺市场的是转型期中国庞大的官场经济。
冯骏和李纯林们希望风头赶紧过去，他们几乎很难相信，会因为新政的影响这个市场就此萧条。
官场“雅贿”与瓷器市场
这样一个市场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儿子要当兵，送一个瓷器给首长很顺理成章;一家企业的项目卡在某个领导的手里，这时候，老板也许就需要送个百八十万的瓶子过去。
冯骏说，工作升迁、求人办事，都有需求。“你总得送一个体现价值的礼物以示尊重。送现金领导不一定敢要，但送个100万甚至1000万的瓷器，领导收了也不容易犯错误。它只是在特定市场环境下卖到了100万或1000万，但按正常的生产成本或价格则远低于此。”
瓷器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一旦东窗事发，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大师的市场行情，那位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那位大师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
“收瓷器多安全，而且大师作品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大师’到大‘大师’，升值空间很大。”瓷器价值的不确定性在权钱交易的灰色空间中被充分利用了。
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传统礼尚往来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也使得瓷器成为了“雅贿”媒介。它价格模糊、隐蔽安全，同时又附庸风雅，因而广受灰色礼品市场的欢迎。
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就这样慢慢壮大。根据景德镇的官方统计，2010年景德镇市艺术陶瓷年产值达到50.9亿元，2011年达63.75亿元。
赵树新在景德镇经营一家官窑。
一位来自西北的客户向他定制了几套茶具：9个小杯、1个茶壶。“画都没有，就是白胎，一套50万元。仍用老工、老料，整一套的工艺和用料在市场上已经很罕见，纯手工制作，已经做了一年多，才做了一半，成功率很低，成本很高。”
历代官窑本来就很贵，从生意角度没法规模化经营。赵树新说，他做官窑主要是为了交朋友，交那种“跟钱过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来找他做官窑，他都会劝说，你跟钱过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钱过不去。送领导的，买官窑的居多。”
这是中国式的消费，与其他高端艺术品类似，正常渠道根本无法消化景德镇庞大的高端艺术陶瓷产量，虽然私人收藏这些年渐渐兴起，但官场里的生意仍然是这部分市场消费的主流。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对应着一个与之官衔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礼价位。
高端艺术陶瓷的送礼人多是这十几年富起来的商人，他们的业务往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房地产商、承包工程和争取项目的老板们。这些人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居多。
当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曾有一个开发商一次性买了一个亿的瓷器。来找李纯林的买家有很多也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需要银行的贷款，也需要与政府打交道，他们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产商或类似的大富豪转型做瓷器收藏，当然，这多带有玩票性质。他们会以瓷器为媒介，建立一个官商密切互动的高级社交平台，转而又为主业建立更加牢固和广泛的官商关系。
冯骏将来找他的人总结分类为这么两种：手里有权的和口袋里有钱的，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官员带着买单的人一起来，而买单的人一般是企业老板。” 领导带着随从，若看上某个瓷器便会询问价格。“我经历了这么多，学都学会了，赶紧报个价给他，如果他说，这个不错。也不现场买，第二天，那个买单的会回来找我想办法搞定。”
外省的官员则会通过本地的官员朋友介绍给当地的大师和藏家们。
接受采访的大师和藏家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常常接待数百公里以外的某干部学院的学员，这些学员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转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现在了景德镇藏家们的藏馆里或大师们的工作室中。
冯骏说，那些从他手里买了东西的官员都很感谢他，因为那些东西后来可不只是涨了一点点而已。“8年前，广东省一位官员从我手里买了一块瓷板，当时的价格是13万，现在238万都不止。买对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签一样，一直往上飙，涨得比房价还要快得多。”
不少官员会拿一些别人送来的瓷器，请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帮忙鉴定。行家们发现，不少真正的好东西在官员手中，“尤其是热门领导手中。”
而帮忙转手兑现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冯骏说：“一般会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给我，这些东西放在他们手里也没用，还不如变现。”
但急于出手卖掉的毕竟是少数。李纯林分析：“一方面，知道卖不了预期的高价;另一方面，事情总会败露出去的，怕传出去人家说这个人全卖掉了。”
官员是大师们的上帝
经常会有官员找冯骏、李纯林这样的藏家，打听某位大师作品的价格。官员也喜欢借藏家的眼光帮他们推荐一些好东西。
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送给领导的东西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讲名气，大师名气越大越好;第二，讲价格，价格越高越好。“因为领导们之间也爱比较，自己拥有哪位大师的作品。”
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鉴赏水准，一般人很难判断一件瓷器的价值，因此，大师效应成为简单迅速的衡量标准，大师的名气而非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成为了市场的定价标准。国家级大师的作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职称成为了瓷器价格的放大器。这也使得景德镇的艺术家对评职称趋之若鹜。
大师们很乐意与官员们交往。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吸引官员到来，因为这些人会带来买单的人。
景德镇瓷器的兴旺与庞大的官场需求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微妙。“没有官场生意，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大师?某种程度上，盛世的大师们就是由整个官场里的生意滋养起来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级大师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么，官员群体便是大师们的上帝。大师们很喜欢说，哪位大领导或大领导的老婆喜欢他们的作品。
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高级别官员，尤其是处于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员的兴趣喜好，对该区域的官场兴趣喜好风潮，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官衔从低往高，纷纷效仿跟随，以求跟上级领导产生共同的话题，甚至“情感上的亲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获得某位高级别领导的中意，那么这位大师的其他作品很快也会水涨船高。
上述河南籍大师的作品正是被景德镇的某位局长看中之后才开始走俏的。“刚开始来景德镇那几年确实很难，局长来了之后好多了。”
官员们因此往往能以低于市场价位很多的价格拿到大师的作品，半卖半送已经是常态。
稍上档次的藏家或大师的宴客厅，墙壁上悬挂满了与高级别领导或政要的合影或留影。李纯林的宴客厅也不例外，挂满了从江西省内的高级别官员到国家部委的高级别官员的留影，或与他的合影。他乐于逐一向客人介绍来访过的贵客。
李纯林手里有一个本子，详细记录了哪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因此很清楚领导们的喜好，领导们也喜欢找他。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所谓大师到了一个地方就想办法将他的瓷器送到什么地方去，送过去了以后，就说某个领导喜欢他的东西，或哪个部门放了他的东西。”李纯林承认，那确实会有很好的广告效应。
李纯林也曾经因此获利。某部委的新办公大楼落成，地方各省厅都赠送礼物以示祝贺。江西省厅从李纯林这里订了一个瓶子送去北京，摆在新大楼里。结果不到一个月，一个与该部委有项目往来的商人便找过来向他订了20件瓷器送给领导，总价100万。
景德镇的官员不只是热衷于瓷器收藏，许多官员还热衷于瓷器的创作。江西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2010年，时任景德镇主要领导的他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业内人士公开质疑其评选大师“程序不合法”。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报送北京的35人名单中，并没有这位官员。但最后在公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据当地圈子里的人透露：该官员喜欢搞一些陶瓷艺术交流活动，“他常用自己的作品与那些著名大师的作品进行互换”。
业内大多数人对他业务能力的评价是：能画一点东西，但算不上名副其实。他虽被评上了国家级大师，藏家们却很少收藏他的作品。
不过，这并不影响当地商人对他的作品趋之若鹜。
在上海举办的一次上，这位官员的作品成了景德镇大师里面卖得最好的，“其他人的都卖不动，就他的被一抢而空”。
事实上，景德镇对瓷器热衷的官员还有很多。
在景德镇一位国家级著名大师开办的艺术培训班上，经常能见到当地官员的身影。陈翔也是培训班的学员，每周六都会去参加培训，他的同学中，不乏政府等各级别的官员。“大多数是为退休做准备。”
李纯林说：“人们其实并不反对官员有情操、有爱好，更不是反对官员发展职务之外的才华，人们反对的只是可能发生的权钱交易，基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很难分辨你卖的是作品还是权力。”
李纯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地一位在任官员画了瓷器，送到藏家的卖场去卖，标价6万。隔天，他带一个求他办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说，“这个瓷器真好”。求他办事的人不动声色地赶紧买下送给他，瓷器于是回到了他家里。再隔天，他又把那个瓶子放到卖场去卖……
说完，李纯林特别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真事”。(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畸形的“大师时代”
若干生产“大师”的评选机制的背后，是一大批等待成为“大师”的参评人、帮买“大师”的中介人、大师背后的枪手群，还有等待“大师”出炉后炒作、送礼的买家和卖家们。
2013年1月14日，接到了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下称“省工信委”)寄来通知的时候，沈浮正在家里生着闷气。初选第二名，结果竟然在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86人名单之外。
在这份通知里，省工信委对沈浮未被评上大师表示了歉意，并指出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正在筹备中，沈浮还有机会。
沈浮的心里多少好受了一些，但他也不敢抱太多希望。在他看来，评选已经“全乱套了”。竞争已经陷入了非理性，他的同行为了评选，不是倾家荡产、孤注一掷，至少也是不惜血本、代价高昂。
他没打算像他们那么干。
大师潮
画家纪长岭与沈浮一样，在此次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落选。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中，纪长岭与沈浮一见面便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颇有英雄相惜的悲壮感。
据沈浮和纪长岭各自得到的内部消息：在景德镇市的初选考试中，他们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但到了省里，选出来的86人中，二人都没在其列。
相比沈浮，纪长岭心里要平衡一些，他好歹评上了一个“江西省技能大师”的称号，该评选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沈浮没有参加，即使是像沈浮这样做了大半辈子陶艺的人，“之前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称号”。
在景德镇，碰见一个大师并不算稀奇，甚至有“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号就有将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
根据景德镇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原文转载于华夏陶瓷网800多人，还有一大批深怀绝技的民间陶瓷艺人和陶瓷艺术工作者。
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1979年，王锡良成为第一个景德镇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则是从1995年开始第一次评选，由江西省工信委及省轻工行办等部门组织，迄今已经举行6届。2001年以后，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由2001年的第三批19人猛增到2012年的第六批86人。
截至目前，根据景德镇艺术陶瓷业内人士的非官方统计，加上在其他省份评上的大师，如今的景德镇，省级以上大师就有300多个。
“太泛滥了!谁都可以成为大师。”当地一位藏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的同事，一位专门负责买菜的采购员如今也成为了大师。
景德镇大师潮的兴起是在本世纪初。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与“大锅饭”机制的弊端，使得景德镇的陶瓷企业再也无法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大量订单被浙江、山东等省份拿走，发展举步维艰、濒临破产。本世纪初，国企改制风潮席卷瓷都，“十万陶瓷产业工人一夜之间全部下岗”。这些人后来在自家的后院开起了小作坊谋生计，前面是门店，后面是生产作坊，条件好一些的，则有自己的画室。
再后来，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西省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大师评选，评选的大师一届比一届多，这些以小作坊谋生的陶瓷艺人相当部分成为了大师。
大师的称号赋予这些陶瓷技艺者一种职业肯定和荣耀，但真正令他们对大师的称号趋之若鹜的仍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多年形成的以大师称号、职称为定价核心要素的畸形价格评定体系，使得“大师”称号成为作品价格的放大器。
“大多数情况下，大师的作品容易卖出高价钱来，不同级别的大师价格差异巨大。从省高工评上省级大师，价格马上翻一番，再从省级大师评到国家级大师，价格又再翻一番，一年一个价。”上述那位藏家说，当然，同一级别的大师作品也会良莠不齐。例如，同是国家级大师，有的人作品可能只卖10万，出类拔萃者之作品也许就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但无论如何，评上更高一级的职称，意味着更多的财富。这是市场的规则，虽然不规范的市场很可能会失灵，但更多的人仍然愿意跟随着市场的规则走。
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2012年底，藏家熊晋生突然听说一位他熟悉的女大师又上了一个台阶，被评选为国家级大师了。他很诧异，“根本不相信，就她那样的水平也能评上国家级大师”?
基于对这位女大师社会人脉的信心，他收藏了不少她的东西。但他仍难以相信她能这么快就晋升到国家级大师的行列，“三年前她才刚评了省级大师。”
等到与她见面时，他惊觉：“她老得一塌糊涂，一个人一旦利欲熏心，根本睡不着觉。”
他说，评选这个事情确实让人身心疲惫。
第六届江西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在景德镇选送到省里面的名单中，初选的前10名中，有7人没有进入最后的86人名单。
按照沈浮的说法，景德镇初选的时候有190多人报名，通过现场考试，最后选定了前65名报江西省参与评选。但最终出来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很多连景德镇的初选都没通过的人，经其他地市报名到省里，最后反而评上了大师。
而评选的名额从最初宣布的要评56人，之后加到80人，再到最终名单的86人，也让沈浮觉得很不严肃。
“真正的不公是官员参与到评选中来。”一位要求匿名的落选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第六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细则》中，对于评委有这样一条规定，“评审专家组由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和聘请的专家组成，聘请的专家要求达到60%以上。”但事实上，此次评选领导小组组长为江西省的一位副省长，省工信委领导为小组常务副主任，其他成员包括省文化厅、省国资委等部门领导共11人。
“官员怎么能做评委呢?评委一定要找懂行的行家来当，最好异地的，他们对参评者不熟悉，这样才能保证公正。但现在基本上是本地人做评委，这些人大多存在世袭或裙带关系，最后评比的名额也就是大家瓜分一下，很难保证公平和公正。”熊晋生认为，官员的参与最终让评选本身沦为了捞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圈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百万买一个省级大师，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熊晋生抱怨，“现在就像市场招投标一样，你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底，大师的帽子就能戴上了。这样一来，一些不会画瓷器的，也能评上大师。很多真正有本事的却不一定会去参评。”
但为了争抢几年一届的大师名额，仍有人不惜倾家荡产、卖房卖车，甚至借高利贷。“也有花了1000多万没评上，一夜白头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圈内人说。
残酷的竞争现实催生了中介人生意。中介人一般会告诉参评人，他认识某某领导，有什么样过硬的关系，可以去疏通。
就在沈浮得知自己没有被评上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告知沈浮，给他50万，他可以帮忙找关系。
“他说认识评审小组一个领导的侄子，可以帮忙操作。”但没想到，到凌晨1点(那位领导)家里还坐满了人，都是没有评上的。”
不少落选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对评选结果表示抗议，最终才有了1月14日这份来自江西省工信委的通知。
“90%都是代笔”
“许多大师要拼命应酬拉关系，不然，谁来买他的作品?听说哪里来了一个客户，哪里来了一个老板，哪里来了一个领导，那得赶紧过去接触。如果他那里正好来了买家，那他就得想尽办法把人留住。这样哪里还有时间画画?”熊晋生的讲述很是激动。
于是，代笔这一职业产生了。
不仅是熊晋生，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藏家和玩家们都说，“现在景德镇稍微有点名气的，90%以上都有"枪手"，从国家级大师到省级大师甚至高工，绝大多数都有代笔。”
熊晋生说，工笔画对眼睛要求很高，年龄大的那些大师根本就没法画了。“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真才实学、职称完全靠买来的，那更需要代笔了。”熊晋生举例那位刚刚评上国家级大师的女大师，陶瓷圈的人提起她都直摇头，“她是做雕刻的，根本不会画画”。
90%是业内的一个普遍估算。根据熊晋生的总结，那些不会画的大师、画不动的大师、没时间画的大师、着急挣钱还债的大师，都是“枪手”在代笔。
替大师代笔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弟子，操作过程很简单，一张瓷画的大多数由弟子完成，师傅只要点两笔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而代笔的弟子除了跟着大师学习调色等，每个月能拿到2万~3万元不等，出师后还能挂上某某大师弟子的名号，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就在记者采访某位大师时，这位大师的画作还被一个内行玩家当场指出是代笔之作。场面颇为尴尬。
但这也只有真正内行的人才能分辨出来，大多数人仍然无法辨别。“若干年后，当市场归于理性，很多玩家会猛然发现，自己手里一堆赝品。”(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景德镇：艺术瓷都的困惑
年前，谢忠良刚刚过完六十大寿。他原计划摆宴20桌，结果来了40多桌。客人大多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还有许多江西省内的其他城市，非富即贵。
谢忠良是景德镇当地最资深且著名的陶瓷收藏家，在景德镇陶瓷收藏圈中，享有较好的口碑。陶瓷收藏最热的那段时间，他一天要接待近20拨顾客，“人多的时候，排着队付钱”。
但他现在还是决定尽快卖掉自己手里收藏的一部分瓷器，他对景德镇艺术陶瓷未来的市场前景并不看好，“太滥了，再这样下去没法玩”。
异化的市场
景德镇的另一位藏家范君却很是乐观。在他看来，这个市场仅仅是一个起点，还远未达到顶峰。
景东陶瓷集团董事长张晓东也认为，与其他艺术品相比，艺术陶瓷还不是最高点，仍有发展空间。
1996年，原来是景德镇一家国营瓷厂的工人的范君，在企业改制后被迫开始了自己的瓷器买卖。“最开始跑广东，那时候的市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好，买张松茂(1988年第二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一只300件("件"是景德镇陶瓷大小规格单位，瓶子分150、200、300件不等)的瓶子也就几百块钱。”
2000年，景德镇的艺术品陶瓷市场开始有了火热的苗头。缓慢增长了8年之后，2008年，景德镇现代陶瓷艺术品市场终于迎来了一个大爆发。
2009年，张松茂的一块《国色天香》粉彩瓷板拍出67.2万的高价。仅仅两年后，2011年12月18日，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北京万隆2011秋拍名家绘瓷专场上，张松茂绘制的另外一块《国色天香》巨幅瓷板，以1165万元成交，这也刷新了张松茂作品的拍卖纪录。
范君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早期收藏的张松茂的作品，价格连翻了几番。2010年，他用几块张松茂的瓷板，换了一套别墅和一辆奔驰，现在看来，他还觉得自己亏了，“我的瓷器是每年都在涨，涨得比房价还快”。
范君建议，现在如果经济实力雄厚，可以买点好东西，赌一赌时间，隔两三年就要翻一番。
例如，投资一个青年画师的瓷器，起步阶段可能是8000元，过了5年以后，肯定会涨，但到底是变1万还是2万元，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他的努力，将增加你的财富。
但其实，相当一部分有潜力的画师会被投资人“承包”起来，之后炒作成大师，投资人因此会更快地获取更多的回报。许多藏家善用此道。
“其实，景德镇的艺术陶瓷，这么多年就是这么炒作出来的。一家公司签约几个画家，包下他们所有的作品，再把影响力炒作起来。”昌南官窑的陈新远说，炒作的推手不仅有景德镇本地的藏家，也有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商人。
范君说，要捧一个人很容易，要毁一个人也很简单，将你手中拥有的大量的他的作品放到网上去，再定一个很低的价格。
然而，“景德镇的陶瓷只有在景德镇才有市场，离开了景德镇便不值钱。”这是许多景德镇艺术陶瓷圈内人的总结。
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2012年上半年，赣州的一个老板，因生意周转急需用钱，想在赣州出手一块著名大师的瓷板，他买的时候350万，结果降到150万，赣州当地也无人肯接。无奈之下，运到景德镇来卖，结果卖了600多万。
于是，许多景德镇人到外地低价买入当初卖出的瓷器，然后再回到景德镇高价卖出。
式微的艺术
“像现在这种玩法，早晚有一天得完蛋，我就担心景德镇的瓷器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谢忠良很无奈。
谢忠良玩艺术陶瓷的商业模式已相对更成熟，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从事艺术陶瓷生意的谢忠良有自己藏馆、经纪公司及生产作坊。他以年薪或月薪制签下了一批画师，合同期内，作品归谢忠良所有，但对画师的创作数量不做要求，以保证质量。最顶峰时，他公司里有30多位画师。
“市场已经太浮躁了。”谢忠良感慨，好东西太少。再继续这样下去，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将沦为一般的工艺品，再无收藏价值。
在孔发龙看来，“真正好的原创，需要时间去思考和酝酿，现在很少人愿意花心思在作品上，大多是"应酬之作"。”
大师对画作的原创性也不重视，很多大师都靠临摹那些卖得好的作品。张松茂的《国色天香》是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几乎每一位大师都画过《国色天香》。
而且，很明显地，景德镇的瓷器在工艺上越来越简化。“通常哪种材质成功率高就用哪种材质，而成功率高的材质烧出来的东西肯定就一般。”但陈新远认为，历史上，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最负盛名恰恰是它的72道工序。“但现在都只是买来白胎在上面画画，瓷器本身的好坏根本不看重。瓷器本身的质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也左右着作品的价格。不同的瓷土，不同的烧制工艺，质量、成本相差极大。”
谢忠良认为，工艺的简化让景德镇的瓷器丢掉了传统，也削弱了它的艺术价值。
“画画也简化，什么快画什么，大师们感觉画复杂的作品时间都浪费掉了，赚钱的时间都没有了。”玩家孟庆庆向《中国经济周刊》感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景德镇艺术家创作最好的时期，大师们经过艰苦的人生磨砺创作出来最好的作品。“那个时候的人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现在是为了人民币而人民币。”
张晓东出生于陶瓷世家，父亲张松茂、母亲徐亚凤均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本身也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现在主要转到艺术陶瓷的经营上来，担任他父母经纪人的角色。“转经营以后画画就没灵感了，因为你一天到晚想着钱，画什么看起来都像是人民币的样子。干脆不画，专门干企业去。”
“这个行业的专业分工仍然很不够。” 张晓东认为，景德镇的艺术陶瓷运作到今天这么烂的地步，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缺乏成熟的经纪人运作机制。大量的创作之外的事情由经纪人来解决，画家应该集中精力在创作上。但目前，景德镇多数的画家还是家庭小作坊的运作模式，又搞创作又搞经营。结果创作搞不好，经营也搞不好。
鉴于对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悲观预测，谢忠良已经开始着手出让自己手里的瓷器，转而收藏砚台。就在两年前，他开始用出售艺术陶瓷的钱收藏砚台。
陈新远早期从事房地产挖到了第一桶金。2004年，陈新远从浙江老家来到景德镇，致力于打造一个属于景德镇的高端礼品瓷品牌。
陈新远试图走加盟经销商模式，先拿订单，再组织合适的艺人团队制作。春节前，两三千块钱一套的商务礼品订制供不应求。他笃定，这是他未来的主打市场。
不过，他跟谢忠良的判断基本一致：目前的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在特殊的时期，大师的名号就是一个标杆，大师署名的作品就能卖得很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艺术陶瓷的发展，但市场终归会逐渐恢复理性，那时候，大师又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两年，大师的号召力明显下降。大师越评越多，也就越来越不值钱。”他认为，再过个5到10年，品牌才是真正的大师。而这正是他的机会。
从初有成效到蔚为大观——访河南晋家钧窑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晋晓瞳
“参加瓷博会已经7年了，每次来我都能感受到变化。七届瓷博会，一届一个新模样，交易的品类、作品的艺术风格、工艺品和产品的层次，年年都在攀升，从最初的初有成效到今日的蔚为大观，让我深深感受到，瓷博会对产业和全国的陶瓷产业都具有非常有效的提升和推动作用。”来自河南晋家钧窑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晋晓瞳如是告诉记者。
晋家钧窑的作品采用传统柴烧工艺烧制而成，钧瓷作品以五彩斑斓、浑厚凝重的釉色和古朴典雅的造型著称于世，曾多次荣获国家和省级奖励，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和众多知名人士收藏。晋家钧窑于2006年6月通过国家级原产地域保护单位审核验收，在钧瓷同行中地位名列前茅。
“从十大名窑参展对象来看，在我第一次参加瓷博会的时候只有两家拥有国家级大师，发展到现在基本每家都有代表性的传承人。这样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反映了瓷博会对全国陶瓷行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内外各个瓷区、艺术大师对瓷博会的认可。从这几届瓷博会交易情况来看，也反映了这几年来产业发展的巨大提升。”晋晓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