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三角。
西湖镇西汉木椁墓墓室南侧厢开始进行大规模清理行动，一天下来，47件耳杯、1个4耳铜壶、4个三角壶等漆器和铜制餐具和酒器相继被清理出来，露出“庐山真面目”。在这些器具中，不仅有镏金的漆器耳杯，还有首次出现的三角酒壶。更令人称奇的是，继上次发现高粱之后，又出现了谷粮新品种——颗粒完好的芝麻。
据考古人员介绍，在墓葬发现颗粒完好的芝麻比较少见，这次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可能是因为木器盒破裂，撒满墓底的芝麻在重压之下嵌入镏金耳杯杯身，这些记载西汉农业情况的谷物才得以完好保留下来。
在昨天的考古发现中，最令人兴奋的当数4个三角酒壶的露面。酒壶由铜打造，底座平滑，成正方形，长约15厘米，侧面成3个弧形，随之出土的酒盖拧上去还严丝合缝。细心的考古人员还在壶身发现针刻云纹，据介绍这种针刻的手法极为少见。
有关人员介绍说，汉代碗、盘、碟等餐具，以及酒壶、酒杯等酒器都盛放在一个专门的盒子中，各种器具组合在一起，充分节约盛放空间。据介绍，在当年马王堆汉墓也发现过类似的聚食盒。(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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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包头巾女俑（西汉）
彩绘包头巾女俑（西汉）
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市西郊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西汉，高31厘米。
女俑以巾裹头，状如风帽，面容丰满，柳眉杏目，直鼻小口，双手抱袖置于腹前。身着白色深衣长袍，衣摆宽大形似喇叭，长垂曳地。俑身材修长，线条优美，比例匀称，神态端庄恬静。
根据文献记载，汉代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观是面容姣好，以唇红齿白，皮肤光洁为美。身材方面讲究体态轻盈，弱骨丰肌。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对此多有描述，如《孔雀东南飞》中有“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王桀《神女赋》中描述的“丰肤曼肌，弱骨纤行”，“肤柔曼以丰盈”。目前所见出土的大量汉代女性陶俑、木俑及画像砖石中的形象，无论是长袖曼舞的女子，还是吹竽抚琴的伎乐，大多为细腰袅袅，轻盈欲飞，即所谓的“窈窕淑女”，汉代著名的美女赵飞燕就是由于体态轻盈、腰肢纤细而深得汉成帝的宠爱。与轻盈体态相应的是颀长身材，据汉应劭《风俗通义》载，东汉时入选后宫女子的标准之一是“长状妖契有法相”，从史书中记载的汉和帝邓皇后身高七尺二寸、汉灵帝何皇后身高七尺一寸看，所谓法相的身高大约是七尺一、二寸左右（相当于现代的165厘米左右）。这个身材高度高于当时女性的平均身高。各地出土的汉代女性陶俑身材也多表现为修长。可见身材修长是当时对女性审美评价的标准之一。对比汉唐女性之间的审美观，一般说法是“燕痩环肥”，给人们的印象是汉代以痩为美，但是汉代的痩绝不是枯瘦如柴，而是只讲究肌肉丰泽而不肥胖。强调体态轻盈而不滞重。
这件女俑人体比例匀称，面容秀美。制作工艺精细，衣着的形制和色彩都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将一个温婉娴静，端庄恭顺的汉代女性生动准确地表现出来，显得栩栩如生。同时突出了人体美，充分反映了那一个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工匠还巧妙地利用深衣宽大的下摆做成形如喇叭裙一样的的底座，大大增加了俑的稳定性，同时形成轻盈飘扬的美感。充分显示了汉代制陶工匠们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力以及非凡技艺和智慧，是汉代陶俑中难得的别具风格的艺术品
鉴赏参考：陶女立俑（西汉）
百戏俑（西汉）
百戏俑（西汉）
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市西郊出土。
西汉，高19-20厘米。
此组陶俑为三个正在歌舞的百戏俑，中间的俑头梳椎髻，张口吐舌，扮相滑稽，其上身裸露，两臂前伸，下身着宽口长裤，身体略向右倾。左右两边的俑头戴帻[音ze,包头发的巾]，穿宽袖长袍，居左者头扭向左侧，双臂伸张，右腿前跨，左腿后伸，整个上身向后倾仰，作舞蹈状。居右者俑头左手叉腰，右手上举，左腿直立，右腿抬起前迈，作舞蹈状。陶俑塑造手法质朴生动，将手舞足蹈的“百戏”艺人表现得活灵活现。
汉代是我国乐舞、杂技等“百戏”艺术空前发展的时期，《乐府诗集》卷五十二云“自汉以后，乐舞寖盛”。“百戏”乐舞的繁荣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有关，《史记》记载高祖刘邦回家乡与父老乡亲宴饮到酒酣耳热时击筑[古代击弦乐器。左手握一端，右手执竹尺击弦发声，有5、12、13弦之分。]起舞，一边跳舞，一边唱大风歌，并叫在场的儿童都跟他一起合唱。由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广，乐舞表演艺术在前代基础上有较大进步，并出现了专职的歌舞艺人。同时国家乐舞机构--乐府也十分重视民间采风活动，除了搜集大量的“赵、越、秦、楚之歌”外，还搜集黄河与长江流域各地的民歌一百三十八首，并进行加工提高和演出，这对促进“百戏”的繁荣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国势空前强大，人民生活安定，这为广泛开展“百戏”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民间的歌舞活动已很普及，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桓宽的《盐铁论》中提到当时在荆州南部，“虽然白屋草庐，歌讴鼓琴”；在赵国的中山地方，“田筹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屑，鸣琴在室。”有钱人家是“钟鼓五乐，歌几数曹，”中等人家是“鸣竽调瑟，郑舞赵讴。”人们不但喜欢观看“百戏”乐舞表演，而且在闲暇时也自娱自乐。司马迁外孙杨恽在《报会宗书》中也谈到“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烝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古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这种状况在达官显贵那里更是有增无减，几乎宴宴都有歌舞、杂技相伴，以助酒兴，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陶俑、壁画、石刻、砖刻等文物中常可看到“百戏”表演形象。
由于社会上喜好百戏，不仅是送葬用品里要安放乐舞、杂技俑，而且还有为活着的人玩耍而作的。王符《潜夫论•奢浮篇》 载“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优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可见当时就有专门制造和买卖玩具的作坊。
这组陶俑从五官、身体比例等各方面，都不如汉代早期陶俑那样写实，符合人身解剖结构，但其却注意人物神情的把握与刻画，追求神韵的塑造。以面部五官而言，已脱离汉初陶俑面部神情严肃之束缚，显得生动活泼，或许是为了表现说唱、舞蹈的特点，俑的造型比较夸张，形态给人以强烈的动感。
鉴赏参考：陶戏弄俑（唐）
扬州“文房雅玩”清赏
文玩包括“文房四宝”、各类辅助文具及寄寓文人情怀的饰物、摆件等。文玩具有“博、雅、精、奇”等特点,不但品类繁多、造型别致、工艺奇特,而且凝聚了厚重的文化积淀。扬州文人情结浓厚,文玩历来是扬州收藏界的强项。本期特推出扬州古代文玩清赏，让读者领略文房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文房四宝”篇
“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是文人书房中的必备用具。“文房”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书·江革传》,当时专指国家置放典籍的地方,而首倡“文房四宝”的是宋代苏易简。他在《文房四谱》一书中叙述了四宝的品类和故事,为后世提供大量宝贵资料。
毛笔
毛笔起源于殷商之前,而目前最早的毛笔实物出土于战国曾侯乙墓中。据统计,毛笔有200余种,品类繁多,原料丰富。中国制笔历史悠久,素有安徽宣城、浙江湖州两大中心,尤以湖笔最为有名,有“笔颖之颖,技甲天下”之称。
墨
墨的发明大约要晚于笔,目前最早的实物出土于湖北云梦县战国墓。
清“胡开文”墨：胡开文(1742-1808),字柱臣,号在丰,清代“四大制墨名家”之一,为“胡开文墨业”创始人。胡开文墨店首创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其墨原料考究,制作过程复杂,具有“色泽黑润、经久不褪、舐纸不胶、入纸不晕、芬香悠久”等特点。胡开文墨有“龙翔凤舞”、“八骏图”、“九霄雨露”、“苍珮室”等珍品,尤以“苍珮室”墨成为皇室贡品的首选。
我国制砚历史久远,多取铁、铜、银、石、瓦、陶、泥、玉、漆等材质。从唐代起,端砚、歙砚、洮河砚和澄泥砚被并称为“四大名砚”,其中尤以端砚和歙砚为佳。
辟雍砚
辟雍砚是一种造型独特的瓷砚,因造型模仿“辟雍”(古代天子讲学的地方)而得名。辟雍砚起源于魏晋时的带足青瓷圆盘砚,起初为三足或四足,南北朝时变化为五足到十足不等,隋唐时发展为圆形多足。
辟雍砚的砚面居中,砚堂与墨池相连,砚台中心高高隆起,四周留有深槽储水,以便书画家润笔蘸墨之用,十分实用;砚底一周由多个珠足承托,足部明显凸出,往往还有纹饰,具有一定观赏价值。
清·鹆(QúYù)眼“八仙过海”端砚
端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因产自广东肇庆(古称“端州”)而得名。砚石多为青紫色、猪肝色、天青色,以有眼者为贵。
此砚之眼有白、赤、黄各色之晕纹,如鹆(俗名“八哥”)之眼,故名。砚边雕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周围云气缭绕,八仙各持法器、神情各异,若隐若现,似于浪中起伏。砚池中海浪纹刻画精细,三眼似浪中漩涡,位置巧妙,别有情趣。此砚石质极佳,打磨光滑,雕刻精美,为砚中佳品。
民国·刻“游仙诗”瓦形绿端砚
汉魏时的未央宫、铜雀台等建筑所用之瓦,因背平可研墨,在唐宋时常被好古者制为砚台,俗称“瓦头砚”。此件端砚即是仿照“瓦头砚”形式而制,上刻东晋学者郭璞的一首《游仙诗》,既承古拙之风又添文雅韵味。
郭璞《游仙诗》共有十四首,这首诗是作者游历青溪山时所作。诗中先后歌咏了鬼谷子、许由、灵妃这三位历史上著名的隐士、贤人和女神,抒发了自己崇尚高士、企慕神仙的情怀以及求仙无缘的苦恼。
西汉·博山形羽人铜香熏
博山香熏俗称“博山炉”,是汉代常用熏香器具。此件博山炉呈豆型,由炉盖、炉体和底座组成,子母口扣合,盖有一链与炉相连。炉盖镂雕成山峦状,其间雕有飞禽走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山顶立一朱雀,尾上翘,头高昂,神情专注凝望远方。炉腹雕飞虎纹一周,柄部为一羽人跪于四辟邪的基座上,底部为一托盘。整件器物做工考究,造型美观,自然古朴,不仅是一件精美的实用器,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此摆件以“马上封侯”为题雕制而成,构图严谨、刀法细腻、造型准确、线条流畅。马暗指“马上”意为“即刻”,猴暗指“封侯”意为“被封为侯爵”。“马上封侯”,意思是“即刻就要受封爵位,做大官”,寓意事业立即升腾的愿望。运用同音和隐喻表达寓意,是我国民间的常用手法,也是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体现。
“大雅斋”款瓷器,是光绪时期的瓷器精品,专供慈禧御用。其设计和小样绘制均由慈禧和宫廷女画师缪素筠完成。
器物上的“大雅斋”三字是慈禧亲自题写的画室堂号,“天地一家春”篆文款识则是慈禧作画时使用的一方闲章,源自圆明园内的一处建筑名称。
这类瓷器多是在蓝色、浅青色、藕荷色、浅紫色的地子上淡墨彩绘花鸟,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十分别致高雅,因此备受后世文人青睐。
二、文房雅玩案头清供篇
除文房四宝之外,形态各异的雅玩摆设也纷纷进入文房,成为文人墨客案头之佳器,为华夏文明所独有。
清·浅绛彩山水花鸟诗文方糊斗
糊斗,盛糨糊的容器,文房用具中的又一亮点。材质有铜和瓷等,形制多样,有瓮肚如小酒杯的,也有方斗如斛的。
此件浅绛彩方形糊斗,盖顶绘疏梅一枝,中间有“方孔圆钱”镂空装饰。侧面分绘紫藤、野鸭、山水和墨竹,书“迎风绰约，美月缠绵”。藤萝、野鸭呈对角布局,构图饱满大胆,紫藤色彩鲜艳、形态柔和,野鸭敦实肥润、憨态可掬;山水用色素雅,远近有致;墨竹浓淡有别,错落生姿。整器小巧雅致,清新脱俗。
“公道杯”,系根据物理学上的虹吸原理制成,因盛酒最为公道而得名。公道杯盛酒时只能浅平,不可过满,若超过高度,则会全部漏光,因此常被用于对付贪酒者。公道杯寓意特殊,体现了古人追求公平、公正的处世哲学。
此件公道杯,外壁绘粉彩人物故事,杯内口一周绘“梅兰竹菊”四君子,中间以缠枝花卉隔断,杯内塑一女执卷。整件作品构思巧妙、造型生动、纹饰精细、意义深刻,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佳品。
新瓷收藏潜力被发掘
对于一些瓷器收藏爱好者来说，经常会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历代瓷器的价格经常以百万、千万，甚至以亿来计算，典型的例子如元青花瓷罐在英国拍出2.3亿元的天价，古瓷拍卖节节高升，相关的纪录不断被刷新。而另一方面，市场上又频频出现以现代工艺品冒充古瓷的现象，一些媒体还不断揭露瓷器造假的种种伎俩。太贵的买不起，假古瓷又很多，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收藏当代名家制作的仿古新瓷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新瓷潜力正被发掘
中国嘉德今春首辟的“现当代陶瓷艺术”及“现当代雕刻艺术”专场首战大捷。其中，李菊生的作品“豆蔻年华高温颜色釉镶器”(右图)一开拍便引来众多关注，各路买家纷纷竞价，最后以123万元人民币落槌，拔得该场头筹。顾景舟的“汉铎壶”以78万元人民币成交，而徐秉方的雕刻(下图)以67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摘得“现当代雕刻艺术”专场桂冠。
贵远贱近、厚古薄今历来是中国传统的收藏理念，各拍卖机构的重点多放在古代官窑瓷器、杂项、中国书画、油画等方面，近年来，随着收藏家和投资者的日益成熟，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屡创佳绩，使得现当代艺术正日渐成为投资收藏的新宠儿。但其收藏人群相对于别的艺术门类来说还是比较小。嘉德拍卖公司的陈林林介绍说:“当代陶瓷艺术品进入市场才刚刚开始，现在国外一些大的博物馆和社会团体对当代陶瓷都有收藏。据我所知，目前国内有几家博物馆也在收藏，但是还没有完全形成像收藏当代油画艺术品、古玩那样大的气候。”
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初期，现当代陶瓷主要是以工艺品的形式进行出口贸易，更多的则是一些海外人士在收购现当代陶瓷，特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东南亚地区。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收藏的现当代瓷器大部分是从海外买回来的。现在国内的收藏市场现金流量越来越大，收藏群体也在急剧扩大。
专家表示，目前国家级工艺大师的陶瓷原创作品，上至几万下到几千元都可以拍得，相比之下，价格无疑非常悬殊。因为当代新瓷市场整体价位较低，适合个人小额投资或进行系列、专题收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收藏人数的不断增加，价格势必会大大上扬。投资现当代瓷器无异于优先持有“原始股”。
现当代陶艺“玩”的是观念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方李莉介绍说，“中国的现当代陶瓷艺术基本是由3支力量构成的：一支是传统的自然延续，这支力量主要是在各传统的产瓷区的陶瓷艺术工作者，他们大多依照前辈遗留下来的技艺与表现方法在制作一些传统的陶瓷艺术品；另一支是受西方文化观念影响的现代陶艺家，因为其教育背景及思维方式的西化，即使表现的内容是中国化的，也难免打上西方艺术的烙印；还有一支力量就是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内在意义，同时将自己的艺术之根牢牢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陶艺家，他们的作品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这3种力量对于当代的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和构成都非常重要，但最后一支力量将是未来中国当代陶艺发展的主力军。”
陈林林认为，“现当代陶瓷艺术是把现代艺术的观念融入到陶瓷这个载体里面。收藏的主要是观念、手法和工艺。其他艺术可能更多讲究的是绘画方面的语言，现当代陶瓷除了这点，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资源、工艺以及火的艺术和运气。”
收藏大师作品还需留点儿心
今天现当代陶瓷、雕刻艺术进入拍卖已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当拍卖打开市场以后，面临的问题又会随之而来。据专家介绍，现代瓷器出现几个问题：大师、教授的东西仿冒的很多；有的大师会请其他人画，之后落自己的款。专家提醒，现当代陶瓷进入二级市场，艺术家作品需要经过市场确认其价格，虽然信息相对比较对称、透明，但也会出现一些虚假炒作，作为投资者就要看清二级市场的价格，不要被其所左右。
专家给准备购买新瓷的收藏者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一，买瓷就是买“人”，瓷器的价值，往往与其作者有莫大的关系;其二，尽量挑选艺术性、装饰性较强的东西;其三，对于目前市面上价格已经炒作的太高的新瓷要保持谨慎，不要盲目追高。
唐墓葬挖出80多件唐三彩 墓主是掌管粮食的官员
近日在西安市南郊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发现一座唐代墓葬，考古人员在墓葬内发现大量唐三彩，总数达到80多件。
“这座墓葬坐北朝南，考古人员发现时墓室已被盗墓贼掀开，随葬器物被盗。值得庆幸的是，这座墓葬石椁保存完整。根据甬道上的墓志铭，这座墓葬的主人叫秦守一，原本是掌管粮食的官员，于公元724年的唐代开元年间下葬于长安。”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研究室主任张小丽说，目前来看，使用石椁的人地位都非常高，一般是正二品、正一品，要不就是皇亲国戚、开国功臣，他的棺椁是司农卿，只是一个从三品的官，他就使用了这么高级别的石椁石门，这其中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意外发现了一批唐三彩。出土的82件十分珍贵的三彩器，大多置于墓葬第二过洞西侧小龛内，以仪仗俑群和家禽家畜俑群为主，第二过洞东侧小龛内放置2件骆驼和1件牛，另外第二过洞东侧小龛及第三过洞两侧小龛内发现有朽木痕迹，出土铅马镫、马镳等器物，由此推测这两个小龛内原来可能放置有木质俑和马等器物。考古人员说，这些唐三彩虽然已经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但是造型、色彩保存比较完好。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唐三彩属于唐三彩中的精品。
从以往的发掘资料来看，唐代开元时期，关中地区唐墓三彩俑的随葬相比之前已经大为减少，随葬数十件三彩器的墓葬已经比较少见，但该墓出土的唐三彩多达82件，其数量之众多，种类之丰富，造型之精美，在同地区同时期的墓葬中很少见，尤其是由18件三彩骑马俑和30件三彩立俑组成的仪仗俑队，在三彩器中很是独特，对研究唐代的礼仪制度和丧葬制度有很大的帮助。
包拯家族墓出土的几件瓷器
1973年春，合肥二钢厂扩建，需征用合肥东郊大兴集包公墓等处土地，当时正处“文革”时期，虽然早就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包公墓，也不得不为钢厂扩建让道。幸好省博物馆得知消息后，向上级打报告申请对包公墓进行发掘，才减少了文物被破坏的损失。这次发掘共清理了包括包拯墓在内的包氏家族墓葬十二座，出土陶瓷器、铜镜、铜钱、银压胜钱、墓志等各类文物五十余件，作为官居二品的北宋重臣，包拯及其家族的墓葬中竟然没有出土一件贵重的金器、玉器，这足以说明包拯的清廉刚正，以及对家族后人的教导有方。
如果一定要从包氏家族墓出土文物中选出几件精品的话，景德镇窑影青釉镂空瓷香熏(图3)算得上一件文房珍品。此香熏通高11厘米，口径11.4厘米，香熏由炉身和炉盖两部分组成，盖与身设计为子母口，便于套合。炉身呈圆筒形，平底，下承三只花瓣形足。炉盖为半球形，顶部镂空饰菊花纹，其下刻双层重叠的二十四峰，峰间镂十六个小圆孔，盖下口沿处再刻划弦纹两道。整个香熏造型浑圆饱满，通体施影青釉，釉色纯正莹润，瓷质细腻坚实，故可断定为景德镇窑烧造的产品。另外，炉盖上的纹饰采用了镂雕技法和刻花工艺，当属景德镇窑影青釉瓷器中的精品。
香熏又称香炉，在宋代十分流行，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陈设品，有“焚香、烹茶、插花、挂画”文人雅士四艺之说，其中“焚香”正是指在香熏中焚烧香料，形成熏烟，以避邪驱虫，同时也代表着宋代文人的一种雅趣，此风气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这件景德镇窑影青釉镂空瓷香熏，出土于包氏家族墓群四号墓，也就是包绶夫妇合葬墓。据包绶墓志记载：包绶是包拯的次子，包拯去世时，他才五岁，由长嫂崔氏扶养成人，二十五岁时受“荫补”，历任濠州团练判官、少府监丞、国子监丞、汝州通判等职，“生平清苦守节，廉白是务，遗外声利，罕有伦比”。最终，他在赴任潭州通判的途中病故。包绶病故后，人们打开他的行李，除“诰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1973年的发掘证实了这一点，文物工作者只从包绶棺木内发现了几件瓷器、砚台、残墨、残铜镜和一些铜钱等少量物品。而这件香熏以及同出的砚台和墨都是古代文人必备的文房用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包绶一生与书为伴的事实。另需要注意的是，这件影青釉香熏的炉身口沿处残缺一部分，器物表面磨损严重，还有几道裂纹，从这些使用痕迹看，这件香熏定是包绶生前使用了多年的物品，反映出墓主人生活朴素，承载了合肥包氏“清廉节俭”的家族文化。
除此香熏之外，另有两件黑釉盏值得一提。其中一件黑釉盏(图2)：高5.9厘米，口径12.5厘米，足径3.7厘米。盏为敞口，深腹，矮圈足，胎体较为坚致。盏内外壁均施黑釉，釉层较厚，釉面浓黑而光亮。盏外壁施釉大半，下腹无釉处书有一个“包”字，下腹及器底无釉处可见施有白色化妆土的胎体，化妆土脱落处现黄褐色胎。盏口沿釉层较薄，显一圈紫红色。此盏出土于包拯家族墓群中的包永年墓，根据同出的墓志记载：包永年，字延之，是北宋名臣包拯之孙，宋宣教郎，知鄂州崇阳县事，卒于北宋宣和二年。另一件为黑釉兔毫盏(图1)，高4厘米，口径13厘米，底径4.1厘米。盏呈大敞口，浅腹，矮圈足。器内外均施黑釉，釉面有窑变现象，形成兔毫状纹理。出土时，此盏有镶嵌的银边残片，银边宽1.3厘米。此盏出土于合肥包拯家族墓群中的二号墓，虽然未发现墓志，但此墓与上述包永年墓共一个封土堆，很可能是包永年夫人墓，时代应该非常接近，因此这两件黑釉盏都是时代明确的北宋晚期的标准器。
1994年，包拯家族墓出土的这3件兼具艺术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瓷器，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小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与地方先贤包拯有关的难得的实物。
唐代粉彩镇墓兽陶瓷收藏与鉴赏
镇墓兽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随葬器物。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对死后世界就存在着畏惧心理和神秘的想象。通过幻想出的镇墓兽把守墓葬，以达到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的目的。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镇墓兽最早见于战国楚墓，流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五代以后逐步消失。这种文化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从而把两种古老的文明联系在一起。在埃及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古王国时期，出现了狮身人面的形象。这或许可以从我国古代奇书《山海经》中找到答案。这部书中记述了众多山海之神，这些神大多是经过重新组合的兽，有的就是兽形与人形组合而成的半人半兽形。近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与我国诸如此类镇墓兽和古埃及狮身人面形象出现的时间相吻合。可以说，古代先民对神兽的崇拜是不同地域文化产生相近神灵形象的基础条件。古人相信这种想象中的神兽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这件粉彩镇墓兽是从陕西陇县东南乡党家村一座唐墓中出土。泥质红陶，兽面兽身，头后面有一宽扁角，前有四个弯曲的圆角，头上有两大耳，面部近方形，深目、大眼、大嘴，面露牙齿，胸两侧出四肢，前左肢弯曲上举，三爪，前右肢弯曲，被一条蛇缠绕，爪抓蛇身，蛇头张嘴对准兽口，左后肢屈膝，右后肢伸直，一足三爪，身直蹲于不规则的器座上，胸正前面用黑、白、绿涂二层花瓣，一层叶的花卉，身背面涂红彩，头、角、面、臂、身、腿及背部等均用黑色线条绘制，通高41厘米，座高5.5厘米，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早期墓葬中的镇墓兽多随葬一件。北方地区在北魏后期出现了一座墓葬中随葬两件镇墓兽的情况，一件为人面兽身，一件为狮形，分别蹲在墓门两侧。同时期，关中地区也出现了面目凶恶、伏卧于地、外形似猪的镇墓兽。隋代墓葬不多，出土的镇墓兽承袭了人面和兽面形制的传统，有所发展演变。到了唐代，镇墓兽的形制急剧发展。唐朝初年尚与隋代的差别不大，人面表情和善，兽面造型似狮子，只是除了陶质彩绘的以外，有些表面施以黄釉。高宗武则天时期，镇墓兽的双肩开始塑出簇毛或双翼，顶角增高，装饰增多，人面逐渐趋于兽面化。武则天时期以后，出现神态生动的三彩镇墓兽。玄宗天宝年间，镇墓兽呈现张牙舞爪、手中握蛇、脚踩怪兽、弓步站立的姿态，人面与兽面已经难以分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盛转衰，镇墓兽制作趋于粗糙，气势大不如前。宋元时期，镇墓神煞陶俑种类多样，流行地域广泛，但是这种神奇的人面镇墓兽却从此销声匿迹，不见踪影了。
这件彩绘镇墓兽在墓葬中埋藏了一千多年，不仅彩绘依然鲜艳，而且其造型如上肢被蛇缠绕及兽面神情时代特征突出，是研究唐代墓葬习俗的宝贵资料。
丁兰事木母砖雕（北宋）
丁兰事木母砖雕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丁兰事木母砖雕，北宋，长20厘米，宽26.4厘米，厚3厘米。
画像砖长方形，内凹凿成壸门状。正中上方刻“丁兰”2字。中央浅浮雕一老妇拱手坐于菱格纹座椅上，前为长方形桌，桌面铺布，桌上摆放水果，中央高足托盘上置一带盖容器。左侧女子缩颈，双手相交于腹部；右侧男子身体前倾，头上罩巾，身穿圆领袍，腰中系带，双手握于胸前。二人小心恭谨地侍奉于左右。
丁兰事木母为二十四孝故事之一。曹植《灵芝篇》：“丁兰少失母，自伤早孤茕。刻木当严亲，朝夕致三牲。”唐徐坚《初学记》卷十七引孙盛《逸人传》讲了丁兰的故事：丁兰自幼失去双亲，长大后便用木头刻出双亲的模样，朝夕供养。邻居张叔的妻子向丁兰妻借东西，丁妻询问木人，见木人有不高兴的样子，就没有同意。张叔喝醉后便来责骂木人，并用手杖敲木人的头。丁兰回来后，看见木人不高兴，就问妻子原委，得知大怒，提剑便杀了张叔。官吏前来缉捕，丁兰欲逃走，临行见木人为之落泪。郡县官吏得知后，夸奖丁兰的至孝以令神明感动，为之画像进行宣扬。
丁兰刻木事亲图像，目前所知最早者为东汉晚期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室画像，北魏孝昌三年（527年）的宁懋石室线刻中也有发现，形象或为母亲，或为父亲，也有刻划双亲的，至北宋基本定型为母亲形象，此砖雕可为一例。丁兰刻木为严亲，以了思亲之情，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若真把木人当作活人，为之闹出人命，却不免迂腐，而后人不察，又编出种种神异故事，就未免显得荒诞不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