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瓷砖。
2010年，义乌实现全市生产总值614亿元，同比增长11.5%，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县市前列，浙江省县级市首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多轮调研，义乌成为了全国第10个经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也是全国第一个县级市特区，这是义乌继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后最重要的发展契机。
目前，义乌升级为特区最紧迫的9大重要任务、6方面保障措施，均已拉开试点的大幕。9大任务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要将义乌从人海战术、低成本血拼中解脱出来，打响属于自己的品牌；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是既要重视出口，也要注重内销，实现两条腿走路。
带着同样的任务和目标，来自深圳的励展华博展览（深圳）有限公司，于3月24日在义乌贝斯特韦斯特精品海洋酒店举办了“中国礼品家居第一展推介会”，与义乌当地协会和企业共襄盛举，探讨礼品家居内销市场的发展前景。
到场嘉宾均是义乌当地重要协会的领导，涉及玩具、工艺品、烟具、文化用品等多个行业。其中，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内衣委员会秘书处主任骆光仁、义乌工艺品行业协会主任池亨俊、义乌玩具协会艾丽女士、义乌文化用品展览组委会经理孙甜等纷纷出席，对义乌小商品联姻礼品家居展表示看好。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当地记者就深圳礼品家居展与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广交会之间有何区别发起了提问。励展华博市场总监张颖女士介绍说，“相比这两大综合性外贸展会，深圳礼品展更侧重于内销市场，在展出内容上也更精细化，主要集中在礼品家居方面。这次来义乌推介的主要目的是，由礼品展将参展企业带到义乌来做国际贸易，而义乌企业则可前往深圳打通内销渠道，实现双向互动。”
会议结束后，参会企业和采购商的代表对深圳礼品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一些企业就如何参展参观等细节问题进行了咨询。相比如今在礼品市场上大火的家纺、家电、户外用品等，义乌小商品更有望成为消费的热点。
近年来，义乌企业与深圳礼品家居展的合作频频升温，不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赴展，更有协会、买家等组团参会的盛况。通过深圳礼品家居展会，两大特区联手，共同在内销转型方面发力，这与双方“十二五”经济战略规划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了政府、协会和企业团体一致的鼓励支持。
作为亚太地区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专业展，深圳礼品家居展不仅是打开内销渠道的金钥匙，更是助推企业转型的加速器，其全球买家特邀、绿色采购通道、行业高峰论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享誉业界。4月24日，海内外13万买家将齐聚深圳，为义乌企业和采购商提供巨大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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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新老特征对比
如今世人对元青花的钟爱，导致景德镇元青花仿品销量大升。景德镇对仿制元青花的热情也与日俱增，各种元青花的仿制品不断问世，并由当初的低档产品逐步向高档仿品发展。对于鉴别高仿品确有一定难度，必要时，还要采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辅助鉴定，但就一般仿品而言，只要熟练掌握古陶瓷工艺知识，就能作出明确判断。下文介绍几种实际的元青花新老特征对比供大家参考。
1：元代青花瓷的胎质重而坚，器壁较厚，大器较多。由于含杂质多，胎里大多有铁褐色小点。胎是用高岭麻苍土做的。高岭麻苍土的特点是白而不细，因为当时粉碎的条件有限，工艺有限，所以可以见到很多气孔。现在的胎是非常细的没有气孔。过去老的胎泥，是有经过陈腐的过程，有机物经过陈腐会发生变化。所以它的胎有细腻的感觉，现在做的胎没有陈腐显得很干。现代机械加工出来的制瓷原料的可塑性，一般不如元代手工制备的原料。现代景德镇流行的陶瓷成型工艺说法是：三分拉坯，七分修坯。也就是说，器物的成形主要是用刀修出的。元代工艺恰恰相反，是七分拉坯，三分修坯，主要是由于元代泥料可塑性较强，可以拉得很薄，所以器物的上半部和内部根本不需要修整，只是需要对下半部和圈足做简单修整。因此元代器物的口沿和脖颈都线条流畅，外型圆润，不落刀痕。现代仿品的拉坯拉得很厚，不但要修上半部，甚至还要修内壁，因此，线条生硬，规整有余，刀痕累累。
2：老的元青花，都是用柴木窑烧的，而现在大多仿品都是用气窑烧的，这两种工艺不同，釉质的化学变化物理变化也有所不同。特别是釉中气泡的形成过程上，它是不一样的，古代柴木窑烧的气泡要显得大小不一疏朗，气泡明亮。而现代气窑烧的气泡较细小大小相间，不透亮。这只是相对而言，也不能排除现代造假者用柴木窑仿造的器物，还得在器形、纹饰等各方面深入研究，以致判断。
3：青花发色有浓艳、淡雅、青灰三种。浓艳是用进口苏泥勃青料，淡雅是进口料与国产料混合使用。相当部分的青花烧成后有黑色斑点、且较深。至正型的元青花用的都是进口的苏麻离青料，而苏麻离青料有一个特点，就是高铁低锰，青花深沉蓝中带点紫色，青中微微地泛绿。元代使用的“苏勃尼青”主要成份是氧化钴兼有少量氧化铁。在高温的作用下“苏勃尼青”中的氧化铁会在硅酸盐液态中互相聚集，形成深色结晶斑点。在显微镜下观察，多呈不规则状酱褐色斑点沉于釉下。而现代绝大多数仿品，都只是在国产青花产中简单地加入氧化铁粉，在高温的作用下，这些氧化铁会迅速浮到釉子表面形成结晶。在显微镜下观察多呈矿渣状斑点。
4：元青花大多为宽而较矮的圈足。一般器底、器内盖内不施釉，但大多数器内和器底见有釉斑。元青花的罐瓶类的胎体多数是四段三接。也有五段四接的。接口分别在底部、腹部、颈部。用泥浆粘接口，接合处有明显凸起。接处可见泥浆挤压出的痕迹。器内壁一般不施釉有的呈浅淡的火石红色。器底不施釉，称之糙底或砂底，在糙底上呈有红色斑，俗称火石红大多数赝品器底的火石红做成深橘红，釉面稀薄，有过分晕散，画意呆板等，只要多看，便能辨别。
5：元代器物多采用手工拉坯或脱坯成型工艺，在瓶、罐等器物内壁往往会流下明显的指纹和旋纹(见图十一)如果在器物的内壁没有发现指纹和旋纹就是采用现代注浆成型工艺生产的低档仿品。还有凡是了解景德镇陶瓷制作工艺的人都知道，修坯用的刀具有两类，一类叫“条刀”，是用来修整器物内壁的;一类叫“板刀”，是用来修整器物外壁和足圈的。“板刀”的出现至少已有二千多年以上的历史了，而“条刀”仅仅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才有的。换句话说，就是康熙之前的瓷器只修外壁，不修内壁，康熙中期以后的瓷器才开始修整内壁。有些仿制者不了解这点，只是根据图录进行制作，经常画蛇添足修整内壁。所以看到元青花出现修正内壁那就是仿品。
6：瓷器釉面的平整度与施釉方法有直接关系。由于元代青花瓷器是采用蘸釉、浇釉和刷釉工艺，所以看上去釉质丰满肥厚，但平整度欠缺。特别是采用浇釉和刷釉工艺的大件器物，釉面往往留有“泪痕”和“刷痕”现象。清代以后景德镇普遍采用吹釉法施釉，釉面的平整度较前朝大有提高，现代又采用电动空气压缩机代替人工吹釉，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釉面过于光滑平整稀薄者，均是现代吹釉产品。
7：元青花纹饰繁密，层次较多，通常说是“满画”，七至九层纹饰为常见，有时多达十几层。绘画文饰突出佛教、道教文饰和中华民族历史故事。均是传统的中国传统纹饰。至正型元青花大器的绘画工艺和艺术风格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人难及其项背。大气、豪放、潇洒、飘逸，显示了画师们非凡的功力。可见元瓷画工并非一般画匠，其中不少是当时顶尖画师，流落窑头作画。留下了这种大气庞然的不朽的作品。
元青花因传世少，因而身价很高，故市场上历来赝品满地。看假容易看真难。看假，只要抓住一条就可以作出明确结论;看真却要谨小慎微，面面俱到，尽量抓住每一个细节，把所有可能出现疑点的地方都排除后，才能作出肯定结论。
新老瓷器简单鉴定法
新老瓷器鉴定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辨别真伪，判断时代、产地和质量优劣，揭示历代陶瓷的内涵及价值，从一个侧面研究人类的物质文化史和社会发展史。同时还起到保护祖国文物，提高人们艺术修养等作用，从而使其在现代人类社会中发挥积极功效。今天主要来看看新老瓷器最简单鉴定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胎质辩新老瓷器之一：观察瓷器胎土是否经过人工淘洗。明清瓷器制作程序很规范，胎土都要经过人工淘洗，因而胎质显得干净。老瓷器的胎质看上去既有粉状，又有细颗粒状。
胎质辩新老瓷器之二：观察胎的密度有无过大或过于疏松现象。明清瓷器制坯前调泥都是人工，人工和泥制坯烧出来的胎密度适宜，无密度过大或过于疏松现象。现代仿品瓷器制胎用的泥是炼泥机炼制，用这样的泥制作出来的胎密度过大，拿到手里有过重的感觉。也有用灌浆的方法制胎的，其密度又过于疏松，拿到手里有过轻的感觉。
胎质辩新老瓷器之三：观察胎体的厚薄程度。每个朝代瓷器胎体的厚薄程度都不尽相同，如明代晚期、清代康熙早期和同治时期的胎体相对较厚，明代成化、清代雍正等年间的胎体则相对较薄。把握好每个朝代瓷器胎体的厚薄程度，基本相符的才有可能是真品。
胎质辩新老瓷器之四：观察胎质是否滋润。老瓷器制作用的胎泥都经过陈腐，加上露胎部分长期与外界物质和空气接触，经过风化和吸取营养，胎质有滋润的感觉；仿品瓷器的胎质一般则较为干涩。
上图为元代的胎体胎质
上图为明代的胎体胎质
上图为康熙时期的糯米胎
上图为清代瓷器胎体胎质
上图为现代仿品胎体胎质
陶瓷人才特区为北流带来“真金白银”
北流市紧扣“富民强市”新跨越的发展战略目标，加大陶瓷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和优秀人才引进工作力度，建设了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陶瓷人才队伍，为促进陶瓷业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陶瓷是北流的支柱产业，陶瓷产业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30％以上，税收占20％以上。陶瓷兴则北流兴。而陶瓷产业面临国家产业政策调整，面对企业转变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巨大生存压力，对人才的需求尤显迫切。该市把陶瓷行业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全市人才队伍工作的“特区”来抓，依托三环集团这个广西日用陶瓷工程人才小高地的建设载体单位，发挥人才在陶瓷产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助推产业转型，进一步提升北流陶瓷产业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通过签约的方式柔性引进了多名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才，同时三环集团艺术陶瓷研究所与近16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艺术大师建立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国家书画大师胡忠元教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周益军、蔡秋权等；此外，选送优秀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外出深造，两年来，投入59万元，派出陈诚、陈林、陈梅等20多位企业管理骨干到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地方，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考察学习进修，培育了一批优秀本土企业家。三环集团还与学院合办学院成人教育北流函授站，为北流陶瓷行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每年投入150万元，聘请广西工艺美术学校老师来公司上课，在三环公司内部培养了8名工艺美术硕士研究生，培养艺术陶瓷学徒18名。此举的成效立竿见影：仅2012年，三环集团依托广西日用陶瓷工程人才小高地，承担研发国际项目1项，国家“双高一优”等项目3项，自治区技术创新项目16项。目前，“微晶陶瓷”、“桂玉瓷”项目已投入生产，获得销售收入4520多万元，利税1580万元。
近年来，北流陶瓷产业通过人才小高地实施的核心项目主要有：燃煤窑炉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大截面煤烧隧道窑设计开发及应用项目、新器型新装饰产品设计开发等10项。这10项陶瓷核心技术促使北流的陶瓷产业迅速适应了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同时也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明确了发展方向。2008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北流的陶瓷产业在强大的技术力量支撑下，勇立潮头，顽强地经受住了冲击，而且获得了新的发展。该市104家陶瓷企业有85家进行了技术改造和产能升级。与此同时，整个陶瓷行业由单一的日用陶瓷生产逐渐向建筑陶瓷、工艺陶瓷、卫浴陶瓷等多样化转变。特别是三环集团，收获了人才带来的巨大效益。集团实现了日用陶瓷产量、销售收入等两项指标连续12年稳居全国同行业第一，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行业合作伙伴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和贵宾礼品、英国威廉王子婚礼用瓷供应商。目前，全国最先进的陶瓷生产技术“泡沫陶瓷”即将落户北流，同时，该市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北流）国际陶瓷博览会，获得“中国陶瓷名城”称号；北流陶瓷工业园区成为“广西超百亿元园区”。
“人才特区”的建设，为北流陶瓷产业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新老瓷器最简单鉴定法
新老瓷器鉴定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辨别真伪，判断时代、产地和质量优劣，揭示历代陶瓷的内涵及价值，从一个侧面研究人类的物质文化史和社会发展史。同时还起到保护祖国文物，提高人们艺术修养等作用，从而使其在现代人类社会中发挥积极功效。今天主要来看看新老瓷器最简单鉴定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胎质辩新老瓷器之一：观察瓷器胎土是否经过人工淘洗。明清瓷器制作程序很规范，胎土都要经过人工淘洗，因而胎质显得干净。老瓷器的胎质看上去既有粉状，又有细颗粒状。
胎质辩新老瓷器之二：观察胎的密度有无过大或过于疏松现象。明清瓷器制坯前调泥都是人工，人工和泥制坯烧出来的胎密度适宜，无密度过大或过于疏松现象。现代仿品瓷器制胎用的泥是炼泥机炼制，用这样的泥制作出来的胎密度过大，拿到手里有过重的感觉。也有用灌浆的方法制胎的，其密度又过于疏松，拿到手里有过轻的感觉。
胎质辩新老瓷器之三：观察胎体的厚薄程度。每个朝代瓷器胎体的厚薄程度都不尽相同，如明代晚期、清代康熙早期和同治时期的胎体相对较厚，明代成化、清代雍正等年间的胎体则相对较薄。把握好每个朝代瓷器胎体的厚薄程度，基本相符的才有可能是真品。
胎质辩新老瓷器之四：观察胎质是否滋润。老瓷器制作用的胎泥都经过陈腐，加上露胎部分长期与外界物质和空气接触，经过风化和吸取营养，胎质有滋润的感觉；仿品瓷器的胎质一般则较为干涩。
上图为元代的胎体胎质
上图为明代的胎体胎质
上图为康熙时期的糯米胎
上图为清代瓷器胎体胎质
上图为现代仿品胎体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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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联手 抢占陶瓷企业“蛋糕”
金融危机的阴云依然飘荡在全球上空，浓浓的阴霾笼罩在国际市场中挥之不去。然而，正是这个契机使全球的目光盯向了中国市场，国内不少出口型的企业开始转战国内市场，作为中国第二大磷酸出口商的云南南磷集团也是其中之一。而南磷集团与广州雄泽贸易公司签下合作协议，则成为南磷集团正式进军国内的标志。
云南南磷集团自1989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磷化工品的生产与出口，以其专业的形象立足于市场，蜚声中外。然而随着国际的市场的萎缩，该公司把目光转回国内。据获得该公司三聚磷酸钠产品代理权的广州雄泽贸易有限公司佛山负责人透露，其公司与南磷集团的“牵手”标志着南磷集团正式转攻国内市场。同时，该负责人还向记者进一步说明，三聚磷酸钠是陶瓷化工原料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佛山是全球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地，南磷集团把佛山作为反攻国内的第一站无疑看中佛山陶瓷的巨大潜力以及市场发展空间，同时希望与佛山陶瓷行业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而该公司与南磷集团达成合作协议，同样是看中了陶瓷行业这块“蛋糕”，期待通过与南磷集团的“强强联合”，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据悉，广州雄泽贸易有限公司除了代理南磷集团的三聚磷酸钠产品外，还经营与陶瓷化工原料密切相关的水玻璃产品，并期盼与陶瓷企业有更多更为紧密的合作。
大师优秀作品深圳展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专题展正在深圳珍宝馆举行，王锡良、秦锡麟、王隆夫、周国桢等十多位大师的一百多件作品亮相。部分陶瓷艺术大师专程从景德镇前来深圳出席了展览会。
记者看到陶瓷大师王锡良的作品《彩绘山水双松映琴瓶》，该作品讲究立意，注重装饰，追求静水流深的艺术效果。其用笔繁简有度、设色清雅丰润、构图巧妙自然。王锡良在五十多年陶瓷艺术创作生涯中，以山水、人物画最为擅长。他的作品从大处着眼显气势，从小处观之有意味，因善画中国画，刻意在陶瓷作品中糅进中国画讲求神韵、计白当黑的形式美感。
周国桢于一九五九年被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授予首批「陶瓷美术家」称号，曾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等地举办个展十余次，中国工艺美术馆、香港艺术馆及海内外私人收藏其作品甚多。周国桢的作品在材料运用方面，开拓性地打破了形色二次相成的表现手法，挖掘出高温色釉新生命，创建了全新瓷雕语汇，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创造了崭新的陶瓷艺术世界。他擅长陶瓷雕塑、陶艺，旁涉青花釉里红和中国画制作。此次带来深圳的有瓷雕《雪豹》、粗陶塑《骆驼》及《马到成功》三件作品。
艺术闻名中外，几千年的陶瓷文化造就了大批的艺术名家。此次活动由景德镇瓷局、江西省陶瓷研究所组织陶瓷泰斗王锡良，以及刘平、黄卖九、戴荣华、唐自强、王隆夫、秦锡麟、刘远长、陆如等十多位大师的一百多件作品。这些作品代表了当代中国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
承办此次活动的深圳珍宝馆馆长王少卿介绍，深圳市民的文化生活要求日趋高雅，其鉴赏水平、收藏需求越来越高，本次展览活动会为深圳广大市民提供艺术享受，也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了收藏的良机。
展览期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将举办陶瓷欣赏讲座，与市民交流。
景德镇创设“国家文化特区”的战略构想
侯样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1963年生于江西鹰潭。198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从事新闻出版工作20余年。曾任中国文化报编委，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编审。为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1998年在《中国文化报》成功策划并主持了20期大型学术对话“科学与人文对话”；1999年成功策划了在台北市举办的“两岸研究生1999新世纪‘人文与科技的对话’研讨会”。研究方向涉及历史学、科学人文关系学、艺术学、文化发展战略等。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儒学与现代化》、《图书馆喜忧录》、《“科学与人文对话”学术座谈会综述》等6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策划、主持、主编有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抗日战争史丛书》和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前者于1995年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后者于2002年入选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初选。此外还出版有《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科学与人文对话》、《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我的人文观》、《周国桢现代陶艺作品集》等。在中国美术馆等成功策划大型艺术展览十余次。
景德镇创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特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第一，景德镇具有非常悠久的陶瓷历史。尽管至今还没有有力的考古资料证明乾隆四十八年（1785年）所修《浮梁县志》中“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是否属实，也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证明景德镇在唐代是否真的有“陶窑”和“霍窑”的存在，但是即使从北宋真宗景德的最后一年（公元1007年）开始计算，景德镇这个名字也已有1008年的历史了。而这个名字的由来恰恰是因为当时的景德镇能够烧造出让皇帝都心动不已、流连忘返的精美陶瓷。不仅如此，如果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在景德镇设立的专为皇家督烧瓷器的“浮梁瓷局”确立为中国“官窑”元年的话，那么到清朝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封建王朝的覆亡为止，中国“官窑”在景德镇前前后后持续存在了633年之久。今天，在世界陶瓷界，陶瓷材料“高岭土”仍是以景德镇的一个曾经盛产瓷土的小村庄命的名；而世界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馆藏的中国古代精美瓷器，毫无疑问多数产自景德镇。从历史角度讲，如果说陶瓷（china）就是中国（CHINA），那么景德镇就是陶瓷（china）,因此景德镇就是中国（CHINA）。
第二，历史造就的是文化，历史越长文化往往会越深厚。尽管历史学家们会为代表景德镇传统陶瓷记忆的老城区的消失而扼腕长叹，尽管人们还在为承载着景德镇当代陶瓷记忆的“十大瓷厂”遗址的逐渐消失而牵肠挂肚，但是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仍在民间口口相传、师徒言传身教，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延续。陶瓷文化的生命力之顽强可见一斑！民间在陶瓷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之大毋庸置疑！一千多年从无熄灭过的窑火，一千多年陶瓷历史的深入浸润，使陶瓷文化早已深入景德镇的骨髓，形成景德镇的血液。今天，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景德镇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带有陶瓷文化的气息，其空气、土壤和水无不弥漫着陶瓷文化的芳香。文化的力量就是这样，无处不在，并后劲十足！这种文化是让国内外所有产瓷区都羡慕不已和望尘莫及的。如果说景德镇是当今世界陶瓷文化土壤最深厚的城市的话，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第三，历史终将证实，新中国给景德镇留下的最大一笔陶瓷文化遗产，或许是在景德镇创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现代陶瓷教育和培训体系。学院、景德镇学院、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等，每年数以万计地培养各级、各种、各类陶瓷学生。其中，有博士，有硕士，有本科生，更有大量的产业工人；有工科生，有艺术生，还有管理生，等等。它已不同于景德镇延续了上千年的“传嫡不传庶”、“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统的封闭的人才培养方式，景德镇的陶瓷人才因此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立体化、专业化、合理化。不仅如此，它们培养的学生还大量输送到国内外其他产瓷区，甚至大学、研究机构、政府机关，等等。几乎可以说，在中华大地上，凡是有陶瓷的地方就会有景德镇培养的学生。而且，走遍全世界，还真没有第二个这样有特质的陶瓷教育城。因此，如果说景德镇是中国陶瓷教育城、世界陶瓷教育中心，似不为过。理性地讲，这套陶瓷教育机构和体系，与国内其他教育机构与体系一样，也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需要大力改进的地方，但它在景德镇乃至中国陶瓷由传统顺利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的劳苦功高和功不可没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第四，与此同时，景德镇还组建并拥有一套较为完备的陶瓷科技和陶瓷艺术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体系。这是新中国给景德镇留下的另一笔重要陶瓷文化遗产。以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江西陶瓷研究所、艺术研究院等为龙头，以及各企业创设的陶瓷研究机构，和大量的民间陶瓷研究机构等等，它们共同构建了景德镇的陶瓷科研体系。这一体系与景德镇各陶瓷大学的研究力量一道，为景德镇的陶瓷科技研究和陶瓷艺术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使景德镇延续了千余年的传统陶瓷烧造技艺有了科学理论体系。显然，这一体系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在全世界也是十分罕见的。尽管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这些陶瓷研究机构都面临着诸多问题，遇到不少困难，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曾经在陶瓷材料和陶瓷工程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著成绩，曾经在中国传统陶瓷工艺传承、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以及陶瓷文化传播方面的独领风骚，必然会成为它们在新时期文化建设和自身重新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根基和力量。
第五，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了解景德镇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但凡景德镇人，都与陶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千丝万缕的关联。过去如此，现在也不例外。因此，如果我们将文化仅视为官方文化或主流文化，而忽视了其强大的民间特性的话，那么一定会出现重大偏差。就陶瓷文化而言，景德镇可谓人才济济，具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立体化的人才结构与梯队。在景德镇，不仅陶瓷教授和副教授、陶瓷研究员和副研究员云集，而且还是国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最多的地方，更有许多省级和市级工艺美术大师、省级和市级陶瓷艺术大师等等，值得关注的还有难以计数的活跃于这个城市各个角落的以陶瓷为谋生手段的默默无闻的“小工”们。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国陶瓷文化主要是由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
因此，表面看来，“小工”们从事着生产、包装、运输等并非“高大上”的工种，似乎与陶瓷文化无关，但是他们确实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难以想象，在史上，如果没有这个庞大群体，文化必定是残缺不全的。正因为有了他们，景德镇的陶瓷人才结构才更完整和科学，景德镇才能形成世界上少有的完整的陶瓷产业链。
第六，对艺术而言，市场永远是把双刃剑。陶瓷艺术也不例外。就当下中国陶瓷市场而论，景德镇无疑是最发达、最完备、最健全、最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艺术瓷市场，还是日用瓷市场，景德镇都已经形成完备的陶瓷市场体系。它是中国最大的艺术陶瓷和生活陶瓷的集散地和陶瓷物流中心。无论你慢步在景德镇的哪条大街小巷，鳞次栉比的多是艺术陶瓷的店肆，甚至连教授、研究员、大师家里也无一例外地在销售艺术瓷，更别说中国陶瓷城、国贸陶瓷批发市场等几大日用陶瓷市场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说景德镇“全民皆瓷商”是有充分根据的。无疑，陶瓷市场的繁荣与发达，给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近十多年来景德镇当代艺术瓷市场行情总体在节节攀升即是明证。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无良商人和资本的恶意操纵下，不少颇具艺术创作天赋的陶瓷艺术家在追逐金钱的游戏中迷失了方向、耗尽了心血，潜心陶瓷艺术探索者也在减少，艺术陶瓷正在日益庸俗化，令人惋惜。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七，景德镇的魅力还在于它仍然是一个天然的“巢”，因而引来了不少的“凤”。景德镇在不断地大量地向外输出人才的同时，也在不断吸引外来人才，数以万计的“景漂族”在景德镇创办有数以千计的陶瓷艺术工作室即是明证。这是一幅多么壮观和雄伟的当代“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图景啊！“景漂族”这个词显然源自“北漂族”。它是景德镇艺术瓷近年来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艺术生命力强弱的晴雨表。就其人员构成而言，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有刚毕业的青年学生，有学有所成的老者；有陶瓷艺术圈的人，有其他艺术圈的人；有做艺术的，有不做艺术的……一些人因与陶瓷结缘在景德镇定居了下来，另一些人则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变化而迁徙。就景德镇艺术陶瓷发展来讲，“景漂族”显然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现象。一方面，“景漂族”是一股不可多得的新鲜血液，他们的大量到来，必然导致难得的持久的大规模的艺术对话与交流。对话与交流是增强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借以时日，“景漂族”中必定会产生有造诣、高水准的陶瓷艺术家。当然，对于技艺要求较高的陶瓷艺术而言，对于不少只以逐利为目的者而言，他们成为过客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尽管如此，“景漂族”在景德镇的地位似乎要高于“北漂族”在北京的地位。
毫无疑问，就陶瓷文化而论，景德镇具备了其他地区和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历史优势、文化优势、教育优势、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势，等等。景德镇之所以拥有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陶瓷文化品牌，正是因为它同时拥有了这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优势。文化史告诉我们，早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大力提倡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前至少一千年，景德镇已经开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了，已经成功实施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而且红红火火持续了一千多年，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卓越成就，创造和培育了中国首个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景德镇”。今天，景德镇仍然是一座保持着陶瓷文化之强盛生命活力的城市，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大力提倡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环境、大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景德镇完全有可能像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以及浦东、滨海等设立经济特区一样，设立文化创意产业特区。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
当然，可能性要顺利成功地迈向现实性，还要全体景德镇人持续地共同地付出努力、艰辛与汗水。就当下景德镇的情势而论，除了前文已零散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之外，实现陶瓷文化的整体“自觉”尤为重要。“自觉”是佛教用语。在佛典中，依据“觉”的范围和程度的差别而立“三觉”，即“自觉”、“他觉”、“觉行圆满”。我国已故著名文化学者费孝通先生曾大力提倡的“文化自觉”取的正是这一意义。对文化而论，所谓的整体“自觉”，至少应该包括陶瓷艺术家的创作自觉、陶瓷理论家的研究自觉、陶瓷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自觉。这是文化整体走向“自觉”的前提和条件。它不仅是景德镇成为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特区的需要，更是景德镇在当今时代能否顺利弘扬“世界瓷都”持续了上千年的内在的文化精神特质的需要。
首先，虽然为人类文明创造过无数的辉煌，但是，在我国当下的主体艺术阵营里，陶瓷艺术却长期被边缘化；在世界日用瓷阵营里，又长期被地滩化。艺术瓷走到今天这种窘境，恐怕与其自身的艺术表现力未能得到完全而充分的开拓与发掘有关。本来，材料美、技法美、造型美、意境美、思想美等，是陶瓷艺术与生俱来的独具特色的审美特质，它不输给任何其他艺术门类。遗憾的是，或许由于长期轻视理论研究所致，这些独具特色的艺术审美特性长期不被陶瓷艺术家们所认知，甚至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而景德镇的日用陶瓷难登西方世界的大雅之堂，恐怕与其生产观念陈旧、缺少自主品牌、艺术设计水平欠佳、产品缺乏精细化和个性化等有关。所有这些现状，显然与当今世界追求“诗意地栖息”的潮流相背离。即是说，今天的景德镇，无论艺术陶瓷的创作，还是日用陶瓷的设计与生产，虽然已经形成“大市”，但离“强市”还有相当的距离。而艺术创作的不“自觉”是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显然，说景德镇没有陶瓷艺术创作的“自觉”者肯定是有偏颇的，但是，如何唤醒艺术家在陶瓷艺术美的开掘和追求上的集体无意识，如何唤醒企业家在习惯因袭、不思创新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仍然是艺术创作的当务之急。
其次，我们知道，“一史一论”是建构一门学科体系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前提与条件。就中国陶瓷文化而言，虽然已有近万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却始终未能产生古代之文论、书论、画论那样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今天，我国虽然出版有多部“中国陶瓷史”，有些已经为时间检验为精品力作，例如中国硅酸盐学会的《中国陶瓷史》、叶喆民的《中国陶瓷史》，等等。但是，至今仍没有中国陶瓷的“艺术史”和“艺术学”等研究专著的出版，相关论文也不多见。如果说中国陶瓷艺术学学科体系并不完善是有充分根据的。对于早已成为中国的世界名片的陶瓷，竟然连较为完整的陶瓷艺术学学科体系都没有建构，情何以堪？在陶瓷理论体系建设上，景德镇本应有较大的贡献，但是，或许受自古以来形成的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影响，或许受当下市场利益的太大诱惑，景德镇对陶瓷理论研究的重视严重不够。无论学院，还是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连相关陶瓷文化研究机构都没有。而一些学理论出身又以理论研究为职业者，也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纷纷转到陶瓷艺术创作。无疑，与陶瓷艺术创作相比，景德镇的陶瓷艺术理论研究更加没有地位、更加落后，尽管在国内各产瓷区中景德镇仍然是理论水平最高的地区。陶瓷理论研究的滞后，是景德镇延续千余年的陶瓷文化体系中最大的欠缺与遗憾，甚至是内伤。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无异于盲动；缺乏理论素养的文化城市显然是跛脚的城市。艺术理论研究的“自觉”已刻不容缓。
第三，至于文化政府在管理和服务上的“自觉”，不仅是景德镇与其他同等城市最大的区别，也是艺术能否在当代再度崛起并重领世界潮流的关键。中国陶瓷发展史告诉我们，民间与官方一直是促进中国陶瓷文化发展的两支主要力量。虽然民间力量总是非常强大，但是官方却始终处于主导和引领的地位。几乎可以说，历史上中国陶瓷文化的每次高峰，都是在官方的直接主导下产生和形成的。当代陶瓷文化的一个新现象是，大量文化人在大规模地融入陶瓷艺术，并且已经成为当下中国陶瓷发展的新的重要力量。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当下的机制体制特点已经预示，官方在文化发展中仍然处于重要的主导地位。对此，我想有选择地引用一段描述陶瓷圈内人所共知的人和事的文字来表述我的观点与期盼：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郞，值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历监粤海关、淮安关。乾隆初，调九江关，复监督窑务，先后在事十余年……英继其后，任事最久，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躬自指挥。又能恤工慎币，撰《陶成纪事碑》，备载经费、工匠解额，胪列诸色赩釉，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奉敕编《陶冶图》，为图二十：曰采石制泥，曰淘炼泥土……曰束草装桶，曰祀神酬源。各附详说，备著工作次第，后之治陶政者取法焉。英所造者，世称“唐窑”。唐英是谁，唐英在景德镇做了什么，唐英在中国乃至人类陶瓷史上的地位怎样，等等，恐怕景德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显然，唐英是中国陶瓷史上少有的成大功的文化官员。究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恐怕是两个词、四个字，即“宁静”、“执着”。宁静可以致远，执着必能成功。其实，有心成功建业者，都可以做到这两个词、四个字，而相对来说政府更容易做到。
冒牌“景瓷”深圳大展销
“39名景德镇市民在深圳陶瓷展销失败后，有展销商哭诉急需钱来安葬家中死亡多日的老父亲，以此博取顾客同情。”3月27日上午，深圳周先生告诉记者这样的消息。记者立即向景德镇市瓷局求证，瓷局认为这是外地陶瓷展销商在破坏景德镇的声誉。
27日上午，深圳市民周先生致电记者，有39人自称是景德镇市民在深圳罗湖区春风路展销陶瓷数日。3天前，展销商为了销售陶瓷，通过各种坑蒙拐骗的方式哄抬陶瓷价格。从26日开始，由于展销即将结束，一些展销商竟然跑到马路上拦截深圳市民，用一副痛苦的表情诉说家里遭遇种种不幸。甚至有展销商在摊位前挂起白布和麻袋，说家中老父已经病亡多日，无钱安葬，如果陶瓷不能推销出去，就不能回家办丧事，以此博取深圳市民的同情。展销商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深圳市民的强烈不满，当地媒体在报道中说展销商如此行为与乞讨没有区别。
记者随即致电深圳的朋友，确认此事属实。27日中午11时，记者和景德镇市政府副秘书长、瓷局局长黄康明取得联系。黄局长告诉记者，他也听说了类似的事情。景德镇对陶瓷展销有着严格的规定，按理说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经查，这些陶瓷展销商果然都不是景德镇市民，而是外地人打着景德镇的旗号在破坏景德镇的声誉，景德镇市瓷局将会对这件事情展开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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