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知识。
陶瓷是泥土与火结合的艺术，是泥土浴火重生的精灵。陶瓷是展示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辉煌名片，英文中陶瓷与中国的单词同为china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外国人认识中国首先是从认同中国的陶瓷开始的。陶瓷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进化的有力佐证。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我国先民即进入原始社会后期——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就出现于这个时期的早期。从陶瓷的工艺形成积累来看，先有陶，后有瓷。相传，远古时的妇女们，为了盛水、盛饭、存放食物，便用粘土和成泥团，捏成所需的器物，待干燥后用火烧成后成为陶器。随着釉料的试制成功，人们将陶制品浸涂上釉高温焙烧乃成瓷器。我国瓷器的出现最迟是在商代，距今约3500年左右。由于瓷器比陶器在诸多方面的独特优越性，使其得以迅速发展。到东汉时期，制瓷技术已渐趋成熟。隋唐期间，中国陶瓷即远销国外。华亭陶瓷的起源
关于华亭陶瓷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考古史料不容辩驳。
止目前，华亭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7处，经专家确证，属于仰韶文化与齐家文化并存的1处、纯属齐家文化的6处，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主要有石斧、石纺轮、陶鬲、陶罐、陶盆、陶杯、陶壶等。根据史料记载，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属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不同阶段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因此，华亭境内的这7处文化遗存距今至少4000至5000年。而7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及其残片的存在，便是华亭制陶业最迟始于这个时期(距今4000至5000年)的铁证。
华亭制陶业自原始社会末期产生，在战国末期以至秦汉，迎来了第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华亭陇山文化学者王学礼先生近年研究秦汉帝王祭祀之处——“吴阳武畤”，在华亭境内的陇山莲花台发现了古“上、下畤”遗址。他在《安口窑与陇上窑》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从公元前423年(秦灵公二年)起在吴山之阳(南麓)，作“上畤”、“下畤”以祭炎黄帝后，这里就成了帝王们必来祭祀的神坛。祭祀需要大量的祭器，帝王们不可能全从京城带来，这就为在华亭烧制陶器成为可能，加之本地又有优质陶土和煤炭资源，这就促成了华亭陶瓷的兴起。
后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无论东汉初年平定隗嚣之乱、三国时期魏蜀较量，还是南北朝的割据争霸或起义造反，华亭或遭大军压境，或为流寇难民栖身，华亭陶瓷业由此陷入了低谷。
隋唐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文化繁荣，中西方文化交流迅速兴起并日趋活跃，瓷器一跃而成为仅次于丝绸的第二大外销产品，中国陶瓷开始走向世界。尽管中唐时期开辟了由海上通往西方以运送江南瓷器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即陶瓷之路，但长安西行通往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的商贸大通道地位丝毫没有动摇。内地陶瓷沿丝绸之路源源销往西域诸国，又一次为丝绸之路沿线的华亭陶瓷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古丝绸之路上，陇山为长安西行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处于陇山东麓的华亭，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商旅盛行的必经之地。这无疑会给华亭带来中原及其它各陶瓷产地的文化信息，从而加速了华亭陶瓷与各地名窑名瓷之间的沟通，促成了华亭陶瓷工艺的第二次飞跃。
从隋唐开始不断吸收内地大量先进工艺的过程，使华亭陶瓷业很快走向成熟，到宋元时期，华亭陶瓷在全国已初具影响。宋代烧制黑釉色碗、碟、罐、盆等产品，元代主要生产黑釉色陶罐和陶碗。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注译的我国第一部陶瓷史名著《陶说》(乾隆时朱琰著)中，录有《我国古代烧造瓷器重要地区表》，其中“甘肃”条目下的“宋”、“元”两款中，明确列出“平凉华亭(安口镇)”；在《中国陶瓷史》“宋代瓷窑遗址分布图”和“辽、金瓷窑遗址分布图”上，甘肃区域内仅标有“华亭”。1972年故宫博物院李辉炳、李知宴两位专家来安口杨家沟古窑址考察，认定挖掘出的瓷片系宋元时期所产。1978年李知宴先生又一次来安口杨家沟考察后，所撰《磁州窑绘画艺术》一文中指出：“在平凉地区华亭县安口镇的杨家沟也发现磁州窑类型的产品。”由此可见，宋、元时期华亭陶瓷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并非一般。 “陇上窑”的兴盛
明代以来，长期积累的丰富生产技能和经验，终使华亭陶瓷由量变发生质变，赢得“陇上窑”的美称而跻身全国名窑之列。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陶埏》中载道：“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徽郡婺源、祁门。”傅振伦注译《陶说》附录《我国古代烧造瓷器重要地区表》中载：“甘肃·明：华亭(安口镇)〔陇上窑〕。”按其表末所注，这个记载是指：华亭县安口镇为明时“陇上窑”所在地，且“陇上窑”系“已有定名”。由此可见，明代是华亭陶瓷的鼎盛时期，除烧制红、黄、黑釉色陶瓷碗、碟、罐类产品外，还炼制青花瓷，尤以青花瓷颇负盛名，窑场不断扩大，窑场由安口杨家沟扩展到砚峡。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罢官隐归的平凉进士赵时春在砚峡倡导开采煤窑，烧制陶瓷以度荒旱，由此推动了华亭陶瓷业的迅猛发展，后因砚峡陶土资源枯竭而逐渐歇业。明代的主要产品碗、罐、盆、坛等杂件形成了碗窑系列品种。华亭陶土资源和“陇上窑”已驰名全国。又据《增修华亭县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曾有大量饥民流入安口，安家落户，谋求生存，从侧面反映出华亭陶瓷业兴盛繁荣的程度。华亭陶土在境内安口、砚峡、策底3处均有出产，其中砚峡陶土在明嘉靖年间即已濒临枯竭；策底有少量分布，后来亦有古代瓷器出土，但其烧制，史志无载。因此，《天工开物》中所载当时全国五六处优质陶土产地中的“平凉华亭”，确切地说当为安口。而“陇上窑”即指安口杨家沟窑场无疑，该窑址已被甘肃省博物馆确定为省级保护文物。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多次攻陷华亭，清初(康熙十四年)朝廷平叛王辅臣反清复明，均使安口陶瓷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生产呈下滑趋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正如民国中期所修《增修华亭县志》载：“考百年以前杨家沟之瓷厂，仅烧黄、红、黑三色，然皆系盆、碗、罐、碟小器。”由此，从清初至清中期的安口陶瓷，堪称“陇上窑”的尾声。 晚清时期，受周围陕甘各地回民起义的影响，安口地区先后发生了咸丰十一年(1861)和同治元至七年(1862至1868)两次回民举事反清起义，尤以后者为甚，史志称“曾几破县城”、“华亭民众大量逃亡”，使明末清初曾受严重影响的安口陶瓷再次遭受巨大打击。加之“窑头镇近于用泥釉”等客观原因，“始移杨家沟瓷厂于窑头镇”(见《增修华亭县志》)。看似平常的窑场迁址，却成为安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曾名满天下的“陇上窑”时代就此终结，“安口窑”时代从此开始。 “安口窑”的崛起
“安口，安口，只要舍得力气，就能在这里安家口”。这不仅是安口地名的来历，也是安口能成为陇上名镇的主要原由。由于陶瓷业的兴盛，历史上和人们习惯上把安口称作“安口窑”。 “安口窑”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外地瓷商们对华亭陶瓷业的代称。虽说“安口窑”确无往日“陇上窑”那样显赫，但在安口陶瓷发展史上代表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晚清时期，锐意创新者不乏其人：同治时瓷工祁文玉、梁国华创烧出大瓷缸类产品；光绪初年，张正元创烧出白瓷产品；光绪中叶，陕西耀州瓷工路有才、崔大汉创制白瓷红石浆彩绘工艺……正是他们及其开发出的新产品新工艺，为“安口窑”的产品走向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是安口陶瓷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迫于军阀混战，先后有山西、河南、河北、江西等地瓷工艺人流落安口，引进了新技术，加上陶瓷行业的相互竞争，花色品种逐渐增多。由于明代以来“陇上窑”已有的影响以及晚清“安口窑”影响的日益扩大，使安口陶瓷的市场需求量大大增加，致使出现了官办和私营并存、瓷厂与作坊林立，且厂家的开办与倒闭异常频繁的极不稳定的局面。据统计，这个时期有13个省籍的人在安口从事陶瓷生产经营，陶瓷生产厂家和陶瓷经销店最多时曾达到142家，瓷窑达50余座，有从业人员3000多人，窑场遍布杨家沟、庙沟、赵家沟、窑头镇等12大区域和东街、正街两条陶瓷街。这种生产厂家众多、多元化并存、竞争异常激烈，既是民国时期安口陶瓷业生产组织形式的特色，也是安口陶瓷在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的民国时期得到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个时期的生产工艺，除中、后期仅在成型和彩绘等工序上有小的改进外，绝大部分工序沿用传统生产工艺。“开采靠人工镢头錾，运输靠畜驮人背肩挑担，加工靠畜拉碌碡碾，成型靠手捏人搅石轮转，直焰窑烧成费力费煤炭。”这首后来曾流传于陶瓷工人中间的歌谣，是当时生产工艺状况真实而生动的写照。比较重要的改进如1936年壶类小件普瓷产品采用了印坯法成型。1944年从山西、江苏等地瓷区引进了针对工艺美术瓷等胎薄而形状复杂产品的注浆成型。彩绘方面，民国初年汪如海、范志昌、陈群阳等创白瓷兰绘工艺；1936年朱志明、赵尔英、辛邦荣等试制成了细瓷、青花瓷等普瓷产品，并聘请专门美术人才绘制釉下青花；1945年山西籍技师李友恒、李长庆、李茂生等创制红、绿彩绘工艺；1947年由景德镇技师万鸿逵、甘书鸲引进五彩绘瓷及烤花工艺。民国时期安口陶瓷产品较晚清时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到民国末期已有碗、盘、缸、盆、罐、茶具、酒具、杂件等日用陶瓷及耐为材料、工艺瓷、电瓷类产品90余种，年产量700万件。这些产品大都由瓷商以驼队“运往西宁、宁夏、兰州、武威等储处”销售。由此，安口便作为甘肃四大古镇而名扬天下，以至于外地人往往知道安口而不知道华亭，连如今老年人也承认这一点。安口陶瓷获殊荣
新中国成立后，安口陶瓷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春天。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安口陶瓷的质量档次也迈上了新的台阶，花色品种不断增加，产品质量迅速提高，新产品开发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反弹琵琶、陶瓷挂盘、民族盖碗、陶瓷水管、竹节文具、黑泡菜坛、绿彩釉辣子盒、民族盖碗、陶瓷水管、二缸10多种产品荣获甘肃省政府百花奖等省优奖项，陶瓷水管获国家建材局名优产品奖，紫砂陶获西部交易会金奖。陶瓷挂盘被省博物馆收藏、野鸡红罐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黑釉色陶碗被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梁仁生赠送日本等国友人。 风雨无阻发展路，兴衰更迭创业史。如今，当你徜徉在安口街区，看着那见证了千年兴衰、凝结了多少人心血汗水的陶瓷古物，你定会产生无穷无尽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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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中国梅瓶器型之变
总体来看，宋辽时期的梅瓶总体数量和器型样式要比滥觞期的隋唐时期丰富得多，由于政治分裂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宋与辽是单独发展的，中原地区是梅瓶演变最活跃的地区，南方主要受中原地区影响，初步显示出一些特点。
北宋早期景德镇窑青白瓷缠枝牡丹纹小盘口梅瓶，高39厘米，江苏南京丁家山北宋景祐五年龙南宋、金时期，南北风格有别，各自进入一个兴盛期。金代的梅瓶样式极为丰富，除了以出节小口为标志的第八类样式群以外，其他九个样式群都有涉及，共55种样式。最盛行以梯形小环口为标志的第四种样式群，以折沿凸环小口、小撇口、盘口、横展平沿环口为标志的第一、二、三、五类样式群也是主流。整体来看，偏丰满的高体，轮廓饱满圆曲，分为两种主要体态：一种是下腹斜直下收，挺拔沉静；一种是胫部呈束腰状，接外撇的喇叭形隐圈足，丰腴妩媚。
南宋梅瓶涉及七类样式群，20多种样式，着重于以盘口、梯形小环口、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三、四、六、七类样式群，样式选择继承北宋南方梅瓶的流行样式。体态多倾向于丰体，追求端庄丰满，尺寸也相对比较整齐矮小，以20~35厘米最为常见，与北方梅瓶丰瘦高矮差异极大的状况构成鲜明对照。
南宋初期越窑青瓷刻划花牡丹纹梅瓶，高20.2厘米，浙江慈溪匡堰镇寺龙口越窑遗址第六期地层出土
南宋官窑青瓷梅瓶，高33.5厘米，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出土，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南宋吉州窑釉下褐彩画花缠枝纹梅瓶，高32.7厘米，江西九江市省财经会计学校基建工地出土
南宋末期吉州窑白釉黑褐彩画花梅竹蝴蝶纹梅瓶，高25.5厘米，湖北鄂州市汀祖镇丁家坳村马家塆南宋咸淳十年吕文显墓出土
南宋偏安一隅，文化重心南移，南宋官窑继承了中原汝窑的传统，出现两种分野现象：官民分野和雅俗分野。南方墓葬随葬梅瓶的现象比北宋时期南方的同类现象要兴盛得多，其原因与偏安朝廷带来的中原影响有必然关系。第四阶段：元代，在世界文化交流大格局中，梅瓶出现统一性特点，分化则存在于器型和品质的差距。元代北方最流行的是以小撇口、梯形小环口为标志的第二、四类样式群，南方流行以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六、七类样式群，形成南北二元格局，共52种样式。北方梅瓶在北方各大名窑陆续衰弱的背景下，其样式着重对金代的继承，缺少创新，最突出的形式变化又给人一种奇怪和不适感，意味着北方梅瓶在元代开始走下坡路。而南方梅瓶在三大名窑持续兴盛的基础上，沿着南宋时确立的基本方向，灵活融入元代特有的新内涵，样式不断调整创新又不失度，在适中、沉稳、文雅等传统格调中，兼容气势磅礴，气度宏伟的新风尚，迈上新台阶。尤其是元代晚期景德镇的青花梅瓶体现了时代高度。
元黑釉划葡萄酒瓶文梅瓶，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前旗元代集宁路故城遗址KM13出土
金末元初磁州窑类型白釉黑彩画花梅瓶，江西瑞昌县码头村南宋宝祐五年冯士履墓
元早期白釉黑彩书至元十九年铭文梅瓶，高18.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元龙泉窑青瓷密棱纹梅瓶，高20.2厘米，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底元代沉船出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元前期山西窑场白釉褐彩弦纹折枝花梅瓶，高31.4厘米，底部有延祐元年墨书纪年文字，山西汾阳市杏花村酒厂出土第五阶段：明代，以小撇口、盘口、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二、三、六、七类样式群成为主流，共43种样式，比元代少了9种，梅瓶样式繁衍进一步放缓；南北方梅瓶所处地位发生逆转，南方梅瓶样式占绝对多数，景德镇成为核心产区；功能结构进入质变后期，明显转向了礼仪性和审美性。明早期在景德镇设立御窑，采用小撇口的梅瓶样式；明代中晚期与陶瓷史上官民竞市的局面相一致。洪武、永乐、宣德时期烧造了高水平的梅瓶。永乐、宣德时期的梅瓶极为相似，极为流行一个样式：规范化的小撇口、束颈，颈肩过渡柔和，圆宽肩，上腹鼓，下腹斜收，胫部内曲，足部直立或微撇，极浅的平底隐圈足。配宝珠纽、管状舌的钟式盖。实例均为品质一流的青花和白釉器，优美、端庄、典雅、适度。
明万历景德镇民窑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腰带盖梅瓶，通高约37.5厘米，广西桂林尧山明万历十八年靖江温裕王朱履焘夫妇合葬墓出土
明宣德款景德镇御窑青花龙纹梅瓶，高55.3厘米，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雅坚斯博物馆藏
明中期景德镇窑珐华釉青地浅彩莲塘纹梅瓶，高36.8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初期北方窑场白釉黑彩画花缠枝菊纹梅瓶，高36.5厘米，江苏南京市戚家山明洪武二十二年南安侯俞通源墓出土
明晚期景德镇民窑青花松鹤鹿清代梅瓶全部出自南方窑口，共出现过22种梅瓶样式，以撇口、束颈为特征的第二类样式群就占了12种，表现出特征趋同的时代特点。御制官样主导了清代梅瓶的审美趣味，小撇口、束颈、宽肩、鼓腹、下腹斜收、胫部内曲或呈束腰状、胫足部直立或足部外撇，成为清代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梅瓶样式。清代梅瓶作为纯粹的陈设器，单一的审美功能使器型走向完全艺术化的形态，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精致化。
清前中期石湾窑仿钧蓝白色翠毛釉梅瓶，高23.5厘米，英国格拉斯哥的伯勒尔藏
清石湾窑粉蓝釉梅瓶，高23.6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陶瓷品种知识——磨光陶
采用打磨技术加工，表面富有光泽的陶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坯体成型后，要经过初步的打磨，把凹凸不平的表面填平补齐，然后彩绘，彩绘以后又要打磨，使彩料渗进胎壁．结合密实，烧成后不致脱落，还会有一定的光泽。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的黑陶，尤其是蛋壳黑陶和蛋壳彩陶，表面致密，有温润的光泽，是磨光陶器最优秀的代表。制陶泥料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所产，成分都很复杂。里面包含石英、云母、玛瑙、砂岩等细致颗粒，这些坚硬颗粒的表面都有反光作用，它们在胎体表面排列零乱，干扰了反光效果。制陶人用鹅卵石、骨片或硬木棒等工具，在坯体成型、含水份在11—13%的时候顺着—定的方向反复打磨，使胎体致密，上述反光微粒排列方式也由零乱到有序，对照射到胎体上光线的反射由漫反射变成一定程度的平行反射。光线的平行反射给人的视觉感受就是温润的光泽。这就是磨光陶器的工艺原理。新石器时代磨光陶器的典型代表是龙山文化的黑陶、大汉口文化的白陶、良渚文化的黑皮陶。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许多灰黑陶、黑皮陶、白陶也经磨光处理，表面闪闪发光。如河北省平山县中中山王墓出土的一套黑陶礼器，有鼎、盒等，烧成温度不高，但用渗炭法使之漆黑光亮，在装饰花纹的部分打磨得光彩悦目，而花纹以外的部分则质地粗糙，把花纹衬托得更加美丽。
陶瓷品种知识——印纹陶
汉以前中国南方普遍使用的—种表面拍印几何图案的陶器。印纹陶始见于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江西山背文化跑马岭遗址、福建昙石山文化下层及广东石峡文化下层均发现有印纹陶。商周时代，印纹陶得到较大的发展，战国时开始衰退。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统计，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印纹陶出土数量约占同期陶器的5％至8％。纹饰一般为阳纹，印痕松散粗浅，不够规整。纹饰种类少，主要有方格纹、游涡纹、重圈纹、曲折纹、网纹、编织纹、水波纹。纹饰的制作方法是先用陶拍和抵手将器表拍平，再用陶印模拍打出印纹。陶印模有圆、方、长方、椭圆及蘑菇形。刻划纹饰有篮纹、方格纹、叶脉纹。进入阶级社会，上述地区印纹陶得到发展，不仅数量种类有所增加，而且质量也有很大提高。陶质以灰陶为主，纹饰规整清晰，印痕深浅一致。因文化不同，纹饰种类有所差别，江西一带有网结纹、划纹以及细绳纹与圈点组合纹。广东地区有乳钉纹及少量布满全身的组合纹。福建地区出现叶脉纹、横人字纹、间断条纹、篦纹等。纹饰制作延续早期的拍打印纹法，但注意到每组纹饰间的修整。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是南方印纹陶繁荣发展时期，印纹陶数量空前增长，纹饰种类繁多，较盛行的有曲折纹、回字纹、大块云雷纹、夔纹、菱形纹、凹窝纹、凸回字纹等，其中大部分为浮雕式阳纹，生动鲜明有立体感。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陶器身上都拍印有两种以上的组合纹，纹饰粗深有力、简洁利落，清晰协调，富于变化。其中以一种纹饰为主，主体花纹饰于器物醒目部位，另外再配一种或几种陪衬纹饰，陪衬纹饰多饰于主体花纹上、下部，起辅助烘托作用。常用的纹饰组合有夔龙纹与凸回字绞、篦点凹窝纹与云雷纹、凸菱形纹与卷云纹、水波纹与同心圆纹、夔龙纹与勾连纹、曲折纹与宽带兽面纹等，多达数十种。纹饰拍印技术与装饰手法得到很大提高，每组纹饰相接处吻合严密，修整细腻。纹饰粗细深浅一致。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南方制瓷业的迅速发展，各地印纹陶骤减，纹饰由繁至简，逐步走向衰退。延续下来的纹饰有米字形纹、方格纹、圆圈纹等。而此时，青瓷以造价低、美观耐用、易清洗等优点得到空前的发展。汉以后印纹陶终于被青瓷取代。
陶瓷品种知识——建筑陶
用于建筑的陶制品。包括陶水管、陶井圈以及砖、瓦等建筑构件。已发现最早的建筑陶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套接式输水管，类似的陶水管在以后的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毁墟商代遗址中都有发现。殷墟还出土一种三通水管，即在两端口径相等的水管中部一侧开—圆孔，在圆孔处又粘接半截水管，其用途与现代三通管相同。陶井圈约始于战国时期，陶瓦、陶瓦当和砖始见于西周时期。琉璃瓦则始见于北魏时期。我国素有“秦砖汉瓦”之说，秦汉时期的建筑陶在制陶业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画像砖和饰有各种纹饰、文字的瓦当。在秦都咸阳宫殿建筑遗址，以及陕西临潼、凤翔等地，发现了众多的画像砖，大多数砖面上饰有米格纹、太阳纹、小方格纹等图案，以及游猎、宴客等画面。汉代画像砖的制作更为普遍，表现内容更加丰富，如阙门建筑，各种人物，狩猎、乐舞、杂技、车马、宴饮、驯兽场面，神话故事以及生产活动等。秦汉瓦当，特别是汉代瓦当喜用文字装饰，内容多为吉祥语，如“长乐未央”、“万寿无疆”等。秦始皇陵出土的大瓦当，纵47.5厘米，横61厘米，是目前发现最大的瓦当，有“瓦当王”之称。
陶瓷品种知识——彩绘陶
烧成后装饰彩绘图案的陶器。彩绘陶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常用的色彩有红、黑、黄、白、赭等，色彩绚丽，因绘制后不再烧彩，所以彩绘极易磨损脱落。彩绘陶主要是在泥质灰陶上作画。首先将陶器修整光滑，然后将彩绘颜料粉碎磨浆，添加适量植物胶，在器表描画图案。彩绘最常见的底色有3种：黑地以墨打底，红地以朱砂或铅丹打底，白地多用白粘土打底。也有个别为黄地，主要颜料是五氧化二磷或硫化砷。彩绘陶通常为黑地绘红白彩，红地绘黑白黄彩，白地绘红黑彩，底色与彩绘的搭配多绚丽斑斓，协调醒目。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山东龙山文化都出土彩绘陶器，尤其是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遗址，凡泥质陶盆、壶、瓶、罐、盘等均施彩绘。彩绘陶以黑、褐、红色为地，用红、白、黄、绿色矿物颜料绘图案。纹饰以几何图案为主，有圆点、条带、云纹、涡纹、回纹等，也有一些构思复杂的图画，如蟠龙、变体动物纹等。彩绘蟠龙纹陶盘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战国、秦汉时期是彩绘陶发展的繁荣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墓葬中常陪葬彩绘陶。壶、豆、盘及鼎、尊的盖等几乎通体绘彩，颜色丰富，纹饰复杂。如洛阳汉墓出土彩绘陶壶，以红、白、黄、赭色在壶的不同部位分层绘出宽带纹、锯齿纹、绦坟、云纹、双线三角纹、圆点纹，构成上下连接通体的图案，颜色搭配协调，纹饰布局紧凑合理。此时期彩绘常见纹饰还有S纹、雷纹、蛇纹、虎纹等，特点是周身布满纹饰。另外还出现写生人物故事彩绘图案，河南密县后郭村出土东汉陶仓楼正面彩绘地主收租图，图中绘4人，其中2人正往粮袋中装粮，身边有斗、斛、粮堆。两侧各1人，均头裹平帻，身着黑衣，左侧1人双手执箕，右侧1人腰间佩剑。背面为彩绘饲弓图。彩绘陶还大量用于随葬陶佣。秦始皇陵及西汉杨家湾大墓出土上千件兵马佣，均施有彩绘，只是施彩方法不如器物描绘仔细，而是整片涂抹，追求整体效果。唐代彩绘陶已走向衰落，仍延用的器形主要有塔形罐、卷沿罐、盆、碗等。受佛教影响，纹饰多用仰、覆莲花，也有少量菊花、梅花。河南陕县出土塔形罐通体施白衣，盖钮绘红彩，盖沿部以双黑线勾覆蓬纹，罐口点红彩，肩部以双黑线勾覆莲纹，其下为黑条带云纹，腹部为上下交错的6朵红彩菊花，底部为双黑彩仰莲纹，其座束腰部为黑彩条带云纹，足为双黑彩覆莲纹。花纹上下呼应，腹部红彩醒目突出，华丽精美。同时期其他墓中出土的卷沿罐彩绘纹饰也与之相似，只是有的腹部花纹不同而已。唐代随葬生肖佣大都施彩绘，有些三彩佣面部也多在烧成后施彩绘。唐以后彩绘陶不常见，彩绘花纹潦草简单，至明代消失。
风雨浇不灭陶城窑火 佛山陶瓷走过不寻常的半年
2008年的上半年，对于佛山陶瓷行业的发展可以用“酸甜苦辣咸，悲欢离合难”来形容。在面对政府提出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原材料的稀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新的环保制度的出台等等都无不像巨石一样压在企业的胸口，许多企业必须面对生死抉择的窘境，纷纷被迫停产。一将成名万骨枯，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半年的行业“大洗牌”我们看到了竞争不断成熟、市场秩序日益规范、企业实力显著提升、技术创新初获进展……在平静的表象下，涌动着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
有人说过：回顾，是为了总结；总结，是为了寻找差异；差异，是为了再现标杆；标杆，是为了屹立影响；影响，是为了开拓市场。有了市场，这一切才有发展的机会。现在让我们从总结的一些关键词开始对佛山陶瓷08上半年进行回顾，经历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后希望接下来的年佛山陶瓷行业雨后见彩虹，绚丽灿烂。
关键词一：外迁
喜：到今年5月，佛山陶瓷企业基本已经完成了产业转移，东鹏、新中源等一些企业在外省的生产线已经开始投入生产。在企业外迁的洪流中，江西省相关地市凭借他们对陶瓷行业的理解、自身的区位优势、敏锐的招商触觉与高效的工作效率，在这一轮建陶产业大转移中成为承接建陶产业的大赢家。有业内人士分析，随着这些外迁陶瓷企业新生产线相继投入生产，整个建筑陶瓷产量基本恢复到产业转移前的规模。
忧：从今年1月到现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中，已经有100多家企业完成了外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对一个发展近半个世界的产业实行转移必定带来许多的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在06年在佛山直接或是简介从事陶瓷行业的人数达12万，而现在从业人数将近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些人的再就业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此间记者获悉，有几个小型企业的老板由于背负巨额债务甚至选择放弃生命。
关键词二：陶瓷总部经济
谈到佛山陶瓷转移就不得不说总部经济。自从总部经济这个词提出以来业内一直存在悲观与乐观两种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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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派：佛山作为陶瓷产业规模性的制造基地，但环境保护和劳动力素质已向制造基地发出警号，面对新形势，相关专家认为，佛山陶瓷产业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将产业知识含量高部分留下来；引导产业群创造出更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引导企业在产业在扩张中不断改造、提升。佛山陶瓷产业总部基地要起到：一、是陶瓷企业的战略决策总部；二、是陶瓷企业的营销服务总部；三、是陶瓷企业的产品研发设计总部；四、是国际陶瓷品牌中国区域的营销总部。有了这四个“总部”，大力推动陶瓷产业的发展。
悲观派：佛山总部经济自从它诞生以来就遭到了一部分行业人士的质疑。在今年四月的陶瓷盛会“新锐榜”上丁力教授抛出“佛山要搞什么总部经济只有死路一条”的观点后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专家认为，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架构，无论是做大做强，还是总部经济，都有成为空中楼阁的危险。
陶瓷品种知识——印纹硬陶
用含铁量料高的粘土制作、表面拍印几何图案的陶器。其烧成温度比一般陶器偏高，温度高的烧成后呈紫褐色，低的呈灰褐或黄褐色。个别胎体烧结程度高的扣击可发出金石之声。印纹硬陶始见于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如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中层。商周之际印纹硬陶在江南一带得到较大发展，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大量出土，从器形到纹饰普遍存在由少至多、由简变繁的发展过程。汉代长江以南地区仍有印纹硬陶存在。黄河流域印纹硬陶的出现晚于白陶，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上层、郑州二里冈上层商代遗址均发现少量印纹硬陶；在相当—段时间，印纹硬陶与白陶并存。殷商之际白陶得到发展，出土器物质高量多，印纹硬陶都不见增长趋势。印纹硬陶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器形不规整，器壁薄厚不均匀，其耳、鼻等附件一般为捏塑成型后，再用泥浆粘贴在器物上。其纹饰为拍印而成，在盘筑的坯胎上，用抵手抵住器物内壁，并用刻印好纹饰的陶拍依次拍打器物外壁，既使泥条紧密粘结，又在外壁形成拍印纹饰。新石器时代晚期印纹硬陶主要器形有鼎、罐、豆、壶等，主要纹饰有方格纹、曲折纹、圆圈涡纹、叶脉纹。印纹粗浅，纹饰凌乱。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印纹硬陶主要器形有圆肩深腹瓮、小口圆肩深腹罐、圆腹尊、折腹尊、直口罐。西周至春秋器形无明显变化，且出土量渐少。纹饰主要为叶脉纹、方格纹、绳纹。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印纹硬陶除有与北方相似的瓮、罐、尊，还有小口卷沿圜底釜、深腹碗、直壁杯、高柄豆等。纹饰常见的有云雷纹、叶脉纹、大方格纹、曲折纹、回纹、菱形纹、波浪纹、夔龙纹、席纹等。商周时期在南方还出现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同时存在的情况，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同在—个作坊生产的现象，这些俏况反映出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有着密切的关系。
陶瓷知识：陶 瓷 艺 术
造型艺术之一。陶瓷系由粘土或以粘土、长石、石英等为主的混合物，经成型、干燥、烧帛而成的制品的总称。陶瓷艺术即指陶瓷日用品、陈设品的烧制工艺及其造型、釉色和装饰等所呈现的艺术特点。
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风格粗犷、朴实的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商代已出现釉陶和初具瓷器性质的硬釉陶。
彩陶便是我国最古老的工艺美术品。而真正瓷器是创制于东汉时期。唐代陶瓷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造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陶瓷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
我国陶瓷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釉色、饰纹、造型均具高度的艺术价值，宜兴的紫砂壶，石湾的陶塑，界首的三彩釉陶，淄博的绛色陶，铜官的绿釉陶，崇宁的雕镂釉陶，德化的瓷雕，景德镇的柳叶瓶、凤尾瓶等，均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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