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百特。
这两年，每逢龙眼、芦柑成熟季节，永春桃城镇济川社区的农民家里，总堆满丰收的喜悦，这在2009年前，简直不可思议：“当时的土地和山地，种树不结果，万亩良田由于持续挖土烧砖，早已不堪重负。”
济川社区的烧砖业，已有两百年历史。条条大路通罗马，谁也没想到，离开祖传的烧砖营生后，居民的生活，能有N种可能。
关闭砖窑生机重现山乡
挖取实心黏土砖烧砖的土壤，会破坏地表植被，土地被挖出的坑常有10多米深。时间回溯到2009年之前，良田被挖成低洼地带，看似郁郁葱葱的果树却没有果实。
烧砖产业高峰期时，济川社区有75家砖窑，日夜滚滚燃烧的砖窑蒸发走了地表水、露水，挖光了黏土，最后只能到其他地方买土。
从社区生态环境长远利益出发，取缔实心黏土砖窑，刻不容缓。
2009年，济川社区最后一座砖窑关门，不到一年时间，龙眼、芦柑树立即回报居民满树累累果实。
现在，社区郊外的田野上，重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农家气象，砖窑留给居民的记忆，只剩下一座座改造成厂房的旧房子。
没了砖窑更有千万个机会
关闭砖窑之后，祖祖辈辈烧砖营生的人何去何从？面对大量靠实心黏土砖生活的人，社区想了很多法子：投资兴建两幢大楼，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区，租金既增加社区集体经济收入30多万元，同时为居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如今的砖窑工人们，或是就近到工厂就业，或是做小生意、自主创业，所需的培训活动由社区帮忙解决。
对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拆迁征地，社区兴建了总占地60多亩的安置小区，这个即将完工的小区，包括20多幢楼房、120多个店面，解决188户拆迁户住房问题。
“社区给烧窑工人培训办证，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锅炉工，做的事情差不多，但是彻底转型”，社区书记廖清湖说，取缔砖窑后，居民去处多了，社区环境好了，集体收入也增长了。“2008年砖窑时代的济川社区，财政收入只有5万元，现在我们有能力为居民的生活和就业提供更多保障。”
廖锋锦的陶瓷厂生产的工艺瓷，在广东销路很好，工艺瓷甚至漂洋过海，远销欧美国家，“我的构想是，将来走国际化路线”。
其实，两三年前的廖锋锦，还是一个继承祖业的砖窑老板，开着拖拉机烧砖窑，“露天的砖窑风吹日晒雨淋，一年产出三四十万砖，也不过3万多元产值”，现在的陶瓷厂，年产值500万元，室内生产环境更好，陶瓷用土量更小，而且瓷土从外地调运，不破坏济川社区土地，既无污染又有效益。
数说永春
2006年至2010年，永春财政总收入突破1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元。
2006年至2010年，累计实施重点工程137项、实事项目67件，分别完成投资71.2亿元和5.8亿元；实施中央增投项目45个，完成投资4.0亿元。城区立面改造工程成为全省典型，县城建成区面积由10平方公里扩大到15平方公里、人口由10.6万人增加到16万人，城镇化水平由42.5%提高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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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照片见证醴陵瓷业史
照片局部，前排左二疑为熊希龄。李春璞 翻拍
本报株洲讯 (记者 李春璞)近日，株洲当地网站上出现了一张中国最早的陶瓷学校——湖南官立瓷业学堂的老照片。昨日，照片发布者、网友“枫叶故事”，向记者介绍了这张珍贵照片的背后故事。
这是一张合影照片，照片上方写有“湖南瓷业学堂撮影”几个繁体字(“撮影”在日语中有“留影”、“摄影”之意)，照片背面则题有“大清国湖南省醴陵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和“明治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写之”的字样。“枫叶故事”介绍，从照片正面及背面题字可以判断，这张照片应该是一位日本摄影师所拍。他按照上述文字的提示，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照片中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原来就是中国最早的陶瓷学校。
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熊希龄有不解之缘。曾出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产生以实业救国的想法。光绪三十年(1904)初，熊希龄赴日考察教育与工商业，目睹日本瓷业发达，技术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考察回国后，熊希龄将考察了解情况与日本瓷业比较，提出“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得到湖南官府的大力支持，省府特拨付12万两白银做开办费。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正式开办，熊希龄亲任校长。第二年，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在醴陵成立，熊希龄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公司聘请了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并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制出闻名于世的釉下五彩瓷器，同时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醴陵釉下五彩瓶荣获金牌，为我国争得了荣誉。
根据照片背面的文字记载，这张瓷业学堂师生的照片摄于1907年12月17日。照片中，绝大多数学员身着日式校服。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学员将发辫扣于帽中。“枫叶故事” 从相貌和年龄判断，坐在第二排正中的男子似为熊希龄(记者上网搜索熊希龄的资料照片，发现确实很像)。他的左侧应为中方教员，而右侧6位短发男子应为聘请的日方教师。
“枫叶故事”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搜集老照片，目前已经拥有数百张民国时期老照片。这张老照片作为醴陵瓷器发展历史上重要一页的见证者，具有重要价值。
追忆邵大亨百年经典茶壶
记得第一次见到邵大亨紫砂钟德壶是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那时笔者自日本回国，在家乡宜兴长住。虽北上京城已经势在必行，但阔别已久的故乡及亲友的确让人难舍难分，尤其是与亦师亦公(乡语爷爷之意)的顾景舟，我们整日天南地北地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天先生和我谈起了历代紫砂制壶的名家高手，他将珍藏的大亨钟德取了出来。我清楚地看到先生取壶时凝重的神态，后来我才知道，邵大亨无论在制陶的态度上、技艺上还是人品上都是他最崇拜的一位。此壶的壶盖已经破裂，由几个搭钉很好地扣合着，壶高100毫米,口径99毫米,盖印大亨二字。此前我多次在书中见过，不想这邵大亨的光素代表之作竟是顾老自己所藏。他将壶轻轻地放在桌上，一语不发，只是微微地看着我笑，我仔细反复地拿在手中抚摩端详，生怕漏掉任何细节，过了良久，他才眯着眼笑盈盈地不无神秘地说“你看呢？”我将自己的观察心得一五一十地倒将出来。他频频点头……这情景一晃十三年了,顾老也仙逝十年,可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邵大亨，清嘉庆道光年人,出生于宜兴上袁村，与顾老的启蒙老师(他的祖母)同村同姓，说起来或许还有些亲脉。大亨出生于清代动荡时期，是继时大彬、陈鸣远之后紫砂艺术达到的又一个高峰，用毕智穷工来形容也毫不夸张。据《邵氏宗谱》记载，邵大亨性格孤傲，平日里“每游览竟日或卧逾时，意有所得便欣然成一器，否则终日无所作，或强为之不能也”。又有“雅善效古，每博览前人名作，辙心揣手摩，摩得者尊如供碧。其佳处力追古人，有过之无不及”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大亨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手工艺人，他的紫砂创作是真正的艺术创作。其一，他性情朴直，不为权贵所动，根据记载他曾不应县令的索取，被锁在工作的泥凳上强迫做壶，他也毫不屈服。其二，他博览名作，用心揣摩，善于对前人的作品进行学习和总结。就像书画之临摹。通过临摹总结最终创出自己的真正佳作。其三，是他创作的状态，他“竟日无事”或“卧逾时”并非真的无所事事，而是思考和酝酿的过程。之后他有了灵感才会“意有所得，欣然成一器”。由此不难看出，大亨不愧为一代艺术大师。是当之无愧的紫砂巅峰。
后人多以大亨作品为楷模临摹仿制，甚至伪作的大有人在，而邵大亨的真品，几经流落到现在已经为数不多，大多已经毁于瓦砾，现在市场混乱，假冒伪劣的紫砂也打有“邵大亨作”字样。望收藏者慎重，切忌贪欲。收藏和鉴赏者们应该对大亨的作品认真地观察体会，进行深刻的研究才能领悟其中的韵致，以辨别真伪。
再让我们来欣赏这件钟德壶，这是大亨的光素器造型的又一件代表作，首先是它的材质，经长年使用火气尽消，其表面已经紫中透红，泛出冷冷的玫瑰紫色，转折处发出幽然雅光；不仅色如紫檀，质地也细而不腻，均匀的紫砂颗粒，使得手感触摸时比紫檀更为滑爽。
做工上更是无可挑剔，行内常以“刀刮水洗”来形容工艺的到位和干净，也就是鬼斧神工，不似人力所能为之。口盖直而且紧，无落帽之忧。壶嘴壶把舒曲自然，宛若从壶体中天然生出一般。壶身直而且不瘪不鼓，恰如其分，紫砂工艺中直壶身之形，难就难在直中微鼓，以达到视觉上最佳的效果。翻开壶底，如玉碧天成，形之准，令在其上无法作加减。再看细部之壶嘴如一节玉笋，挺而润，壶嘴内堂如枪膛一般干净利落，其实用性可以想见。壶口之上下圆线，像双唇轻抿，平和端庄、神态自若，而盖上的一条细线作为装饰，真正神来之笔，其厚薄、宽窄、位置已经达到不可做任何改动的程度。对于整个壶来说如描眉一样，功能不大，之于美观则至关重要，若处理不好就会毁坏全局，前功尽弃。
这件大亨钟德壶可谓紫砂造型历史上的又一件佳器，总体来说，它端庄稳重、比例协调，技艺手法已经达到紫砂传统基础技艺的巅峰，壶身手感极佳，温润如玉，造型洗练朴实，不受世俗所染，一洗清代宫廷繁缛的风格。
话题回到顾老，他自幼视我如自己孙儿，同吃同睡、关爱眷顾。当我留学回来时，正值顾老暮年，他对我的垂爱一如既往，而期盼却增加许多。回想起来，他与我整日海阔天空地聊，正是他试探我是否已被西化，是否对紫砂、对传统文化有足够坚定的认识和热情。用他毕生最珍爱、最崇拜的邵大亨的作品给我上课，其中之意让我终生难忘。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日本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硕士，当代陶艺家，认为“器皿因为有‘用’而活着，‘用’是器皿的灵魂”，著有《器皿之心——高振宇徐徐陶瓷艺术》。
百年辉煌时光 寻访顺溪陶瓷作坊
关注浙江温州平阳顺溪陶瓷作坊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2006年底，我调查整理顺溪陈氏后裔陈少文先生事迹时，通过翻阅史料，发现陈少文当年创办过很多实业，其中以开创顺溪陶瓷作坊影响最大。后经实地勘查核实，其历史遗存犹在。带着对陈少文先生的敬佩和对陶瓷作坊的好奇，日前笔者来到了位于顺溪镇溪北村的平阳瓷器三厂。
顺溪镇位于平阳县西部，属国家级风景区南雁荡山腹地，因溪顺流而下得名。顺溪山秀水美由来已久，这里层峦叠嶂，清溪环绕，茂林修竹，鸟语花香。或许正缘于此，陈氏先祖才决定扎根这里繁衍生息。一路辗转，来到顺溪已是上午10点半。远远望见一个硕大的烟囱高耸着，那就是本次要寻访的目标。接待我的是副厂长陈明光。
百年前的辉煌时光
据刘绍宽先生所写的《顺溪瓷厂记》载：“平阳瓷业之兴，始于南港焦滩，其出品可方闽浙诸窑，而去赣窑远甚。北港顺溪沙垟，有泥中烧瓷之用。少文先生居于其地，思兴厥利，乃筑窑厂，延瓷匠指授焉，出瓷与焦滩埒。又以其泥封寄日本。日本人验之，爱不释手，屡问所出，盖日窑之泥举莫此若也。”顺溪镇原有陶瓷作坊数家，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销路欠佳而相继倒闭。陈氏第四份后裔陈少文先生鉴于乡里人多地少，不经营副业难以谋生。他详细调查当地矿产资源，发现邻近山间有几处高岭土质地优良、蕴藏丰富，决定捐资开掘，并率领工人赴景德镇瓷厂学习。返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顺溪沙垟（溪北村）新建了陶瓷作坊，这便是平阳瓷器三厂的前身。专门烧制碗、盘等日用陶瓷，销路畅通，声名大振。继而帮助乡人建立碗厂，并转让厂房10多间供别人经营。短短两三年间，顺溪从事陶瓷业者猛增到70多家，300多人，产品远销江苏、山东等地，让人刮目相看。
1942年，陈希贵等人在原有陶瓷作坊的基础上创办顺溪瓷器生产合作社，共有社员32人，年产盘碗5万多个。1954年，顺溪碗业社和供销社先后建立，有社员100多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生产日用陶瓷转向工业瓷器和建筑瓷器，并以半机械化代替传统手工操作，产品也逐步以低压电瓷为主。至此，由于规模扩大，顺溪碗业社部分迁至水头镇后垟，称为平阳瓷器二厂。原在顺溪沙垟的陶瓷厂改称平阳瓷器三厂，加上苍南桥墩的平阳瓷器一厂，当时平阳共有三家陶瓷厂（目前瓷器一厂、二厂均已倒闭）。
平阳瓷器三厂从创办到如今，已历106年，其不平凡的历程彰显着厚重底蕴。现在厂里依旧保留着当年作为陶瓷生产场所之用的3间祖师庙，乡人为感谢陈少文先生的功绩，曾专门在祖师庙里设了他的灵位（现已转到陈少文故居陈列馆中），成为重要的历史实证。
瓷器制作工艺流程
一间间简陋的厂房，一台台陈旧的设备，一个个朴素的农民，这是瓷器厂留给我的最深印象。这些因素也大大束缚了工厂的发展。在参观厂房时，笔者对制作瓷器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陈明光对此侃侃而谈。制作瓷器首要解决的是原料选择问题。像这种低压电瓷需要一种特殊的瓷土，而本地缺乏原料，必须到水头购买。“陈少文先生当年创办陶瓷作坊时，原材料蕴藏不是很丰富吗？”笔者冒昧地打断了陈明光的介绍。“那是老皇历了，陈少文早年创办陶瓷厂时，顺溪陈族的山场里本无瓷土，必须到邻乡岳溪的山场里取土。1927年时就曾为瓷土价格问题发生争斗。县衙判决沙垟陶瓷厂不得到岳溪取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办起来的陶瓷厂濒临倒闭。陈少文等人受族众所推，与对方理论，终于推翻原判。同时，又设法与岳溪林族有威望的人士联络，最终两地握手言和，终使顺溪陶瓷业得以顺利发展。”这一小插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顺溪陶瓷作坊薪火相传的来之不易。
原料问题解决后，要进行原料球磨。通过压路机对瓷土进行碾碎处理。再经过清水冲洗，把泥沙等杂质处理干净。接着把瓷土再碾碎、晾干。下一步骤就是要通过固定模具使产品成型，不同产品使用不同的模具。半成品完成后，需要晾晒处理，如果碰到好天气只要三四天就行。如遇雨天，那只能望雨兴叹了。整个制作流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产品焙烧。在现场，笔者看到一个巨大的窑炉，足有4米多高。旁边堆放着一些专门用来装半成品的窑具。据陈明光讲，半成品在焙烧前，首先要放在窑具中，这样使产品不易变形。当产品焙烧时，炉内温度会达到1300°C，要持续烧上30个小时左右，大概要耗费上百斤的煤、油等燃料。焙烧工序之后，经过凉处理，才算大功告成。不过，也有意外情况发生，如果师傅的火候处理不当，那产品质量就要大打折扣了。最后经过成品检查，产品装配，整个流程才算告一段落。一批产品出炉大概需要10天左右，如遇持续雨天那就不得而知了。
惨淡经营中谋出路
现在的平阳瓷器三厂属集体所有制，是温州地区保留至今为数不多的活陶瓷作坊之一。在职员工57人，退休人员90多人。以生产低压电瓷和代人加工产品为主，产品有瓷插座、瓷灯头、绝缘子、熔断器、闸刀开关等78个品种，主要销往瑞安、温州、上海等地，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当我想了解利润状况时，陈明光的回答令我有点惊讶。一年5%的利润仅够支付工人工资，毫无盈余可言。对此他也十分无奈。
据陈明光介绍，瓷器厂的工人以家庭妇女为主，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人均月工资500元左右。在以农业收入为主的顺溪镇，一般家庭中的青壮年进城打工，仅留中老年人和孩子相依相伴，或许能在工厂里干还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如今的瓷器厂直接影响着几十个家庭、上百个人的生活。一旦工厂停产，那他们就得失业，这也是瓷器厂至今苦苦支撑的原因之一。
正像大多数民间工艺遇到的烦恼一样，如今的平阳瓷器三厂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陈明光说：“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生产市场空间大、利润高的高压电瓷产品，可迫于资金一切无从着手。说真的，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求蜕变。”他们始终坚持着，最为重要的是有着厚重底蕴的陶瓷厂还活着，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
在回来的车上，我一直在思考：顺溪百年陶瓷作坊能生存至今真是一个奇迹，也足以证明其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珍贵历史文化遗存的民间手工艺，已经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坦的道路。当它们面对残酷的市场法则时，往往会变得遍体鳞伤。日后它将何去何从？自身及社会又该做出怎样的努力？这是许多民间工艺无法回避的问题。
南通博物苑百年藏瓷录
南通博物苑虽是一所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却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她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公共博物馆，由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创办的，开创了中国人创办博物馆的先河，正是这样的创举，引导着现在的南通打造出南通的“环濠河博物馆群”，进而南通被冠以“博物馆之城”的美名。
藏品是博物馆的基础，其重要性不用言语。南通博物苑创建之初，张謇先生就特别重视文物的征集，“纵之千载，远之异国者”是他征集文物的良好愿望，但他是一位注重实际、脚踏实地的人，为博物苑手书的匾额“中国金石至博，私人财力式微，搜采准的务其大者，不能及全国也，以江苏为断，不能得原物也，以拓本为断。”表明了张謇收集金石的主张，以及其实事求是的文物征集的方针。在征集途径上，张謇最推崇社会捐赠，为倡导这一举措，张謇率先垂范，正如张謇据说：“謇家所有，具已纳入”。此举也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对此的捐赠，使得博物苑的藏品渐渐丰富起来。宣统二年(1910)年末，博物苑建设初显规模，张謇掩不住内心的欣喜，写了一首被后人取名为《营博物苑》的七律，在此首诗的最后两句这样写道：但得诸生勤讨论，征收莫惜老夫频。流露出征集文物的辛苦与奔波，体现了张謇先生为收集物品的目的，这个目的正反映着他创办博物苑的初衷。
时至今日，博物苑人传承着张謇征搜文物的理念，广开征集渠道，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通过接受社会人士以及社会团体的捐赠、考古出土、民间收购等方式，现有各类收藏品近五万件之多，且品种繁多，包罗万象。就陶瓷收藏品而言，虽不及书画藏品之重，但从不缺乏精品，其中的许多藏品成为历次重要展示的首选，博物苑的“镇馆之宝”也罗列其间。
在苑藏的陶瓷品类藏品中，有着久经辗转，幸存之今的博物苑的早期旧藏，这批陶瓷藏品为数不多，其中一部分现陈列于博物苑南馆的《南通博物苑苑史展》之中，这些陶瓷器大都有残损，并经旧法修补。所谓旧法修补，旧称为“焗碗”。就是用特制的手动钻孔器，在残破的瓷器裂缝边，等距离的成对的钻半孔，然后安装上自制的铁质或铜质的扒钉，最后在拼接的缝隙与扒钉周边反复擦抹上防渗漏的粉沫。“焗碗”是旧社会的一种生计行当，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活，俗话就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当下，“焗碗”业早已成为过去，想若寻一只完好的“焗碗”收藏也绝非易事了。
西夏磁州窑系黑釉剔花缠枝牡丹纹罐南通博物苑藏
在展品的说明牌中，特别注明展品的来源，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博物苑的早期藏品许多来源于社会的捐赠。在南馆二楼的旧藏瓷器中，有一件口沿残损的宋龙泉窑鬲式炉，其颈沿刻有“光绪癸卯因建学校濬城濠得之泥淖中三百年前殉葬物”铭纹，特别引人注目。通过铭纹可以清晰知道此件宋龙泉窑鬲式炉来历，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在疏浚濠河时在河泥中发现，并转至张謇收藏。宋代龙泉窑青瓷，是极副盛名的宋代名瓷，此器虽残，然张謇却给予足够的珍视，专门在此上题写，还特别在底部镌刻“张氏啬庵永用”。建博物苑时，张謇将它捐出，此后其历经变迁、辗转，最终再度回归博物苑珍藏。在南馆细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此件瓷器外，其它个别瓷器上也有张謇手书字迹的铭刻，这些有损瓷器的做法现在看来实属不妥，但它体现着张謇征集藏品的参与度，这批藏品虽然残损，但其拥有的双重文物特性，备受南通博物苑的重视。
宋龙泉窑鬲式炉南通博物苑藏
考古发掘是博物馆获得藏品的重要途经，南通博物苑也不例外从中受益。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没能让博物苑获得太多的收藏。然而，偶尔的几次出土，却让博物苑获得至尊之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3年2月20日在南通电影院前防空工程工地出土的越窑青釉皮囊式壶，后经专家论证，确认为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越窑“秘色瓷”。
越窑是我国瓷业史上著名的瓷窑，它的窑场主要分布在浙江余姚、上虞、绍兴、宁波等地。这些地方在唐代属于越州，越窑瓷的得名就是因此而来的。它的前身，还可以追溯到东汉时的青瓷。唐代时，越窑烧制的青瓷器达到很高的水平，而“秘色”瓷，更是青瓷的极品。“秘色”瓷在法门寺地宫未开启之前的今人眼里，一直是个谜。人们只是从记载中知道它是皇家专用之物，由“越窑”特别烧制，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是秘不外传的，其色彩只能从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描写中去想象。
南通出土的皮囊壶，釉质晶透，色泽纯正，正与“千峰翠色”相符，在越窑青瓷器中尤觉精致。是否即是秘色瓷，因苦无传世器物比照，只能存疑。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成批出土，秘色瓷的面貌才被认识，而皮囊壶为秘色瓷的猜测才得以确认。
皮囊壶的出土，引起瓷业史专学的高度重视。根据它自身的精美和举世无双，它被确定为国家一级藏品，并被认为是一级藏品中少有的国宝。因而，它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南通博物苑的“镇馆之宝”。
博物苑藏瓷的另一起重要地下出土文物为：1966年南通市如皋县丁埝出土的元代卵白釉“五供”，它包含四足熏炉一件、暗花双耳扁瓶一对及梅瓶一对。“卵白釉”于元代创烧，釉呈失透状，色白微青，好似鹅卵色泽，故名。又因是元中央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在印花花卉间印有对称的“枢府”二字款，故又称之为“枢府釉”瓷。卵白釉瓷延烧到明初。
元代“枢府”瓷制作规整，品质优良，多有印花装饰，纹饰题材以云龙和缠枝花卉纹为常见。“枢府”瓷是至今所知元代官用之器的名品。长期以来，因“枢府”瓷传世品极少，此“五供”的器形完美，不仅填补了我苑陶瓷收藏的空白，也为学术界研究元“枢府”瓷的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深受国内外陶瓷界的关注。
清乾隆青花双耳绶带葫芦式扁瓶南通博物苑藏
苑藏陶瓷中有一批神秘的皇室之器，这就是几经周转，现存博物苑的“热河行宫”之器。“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中国古代帝王宫苑，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这批瓷器中包含清康熙米黄釉碗、清乾隆黄地绿彩团龙纹盘、清乾隆青花竹石芭蕉纹玉壶春瓶、清乾隆仿木纹釉金里碗、清乾隆青花双耳绶带葫芦式扁瓶等，这批瓷器在收藏界有一专业用语称之谓“库出”。所谓“库出”，专指古代做的一些瓷器，做好之后即包装封存起来，经历许久之后，被人们挖掘或通过别的渠道发现了，再度面世，这个就叫它是“库出”了。清朝皇室用瓷相当巨大，习惯于用当朝之瓷，前朝多余之器就被积存下来，久而久之，就有了这些令收藏界向往的神秘之器。这些瓷器有着共同特点，由于长期封存，未经空气氧化，器身光洁“火气”犹存，又未经使用，器表极为纯净明亮，无一丝丝划痕，因此，在历次的展示过程中，常被藏家误认为是“新货”。
清陈鸣远款黄砂碗南通博物苑藏
在博物苑的陶瓷收藏结构中，收购是最重要的来源，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原南通市文物商店向博物苑转让的一批瓷器，且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得益于国家相关的文物政策，也是当时各地文物商店的首要任务。这批文物包含：明永乐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盘、明宣德青花一束莲纹大盘、明代德化白釉观音坐像、明万历青花人物花鸟纹果盘、明末清初陈鸣远碗(一套五件)、清康熙雪花蓝地描金花卉提梁壶、清雍正白地粉彩云蝠纹碗、清乾隆青花折枝花纹六方尊等等。在多次专题展览中这些瓷器深受观众的喜欢，也多次发表于各类专业书刊和专著之中。这些陶瓷入藏博物苑，丰富和提升了博物苑陶瓷收藏水准，可以讲原南通文物商店功不可没。
博物苑的每一件陶瓷藏品，其背后都蕰藏一个诱人的故事，社会收购也好，考古出土也罢，最令博物苑感谢的是铭镌着你我他的捐赠品，博物苑将珍惜每一件收藏品，让这些记忆代代相传。（作者：沈倩）
百年传奇红官窑 连锁经营赢天下
“china” is China，瓷器是中国老祖宗的发明，是中华民族细致精巧的劳动文明结晶。1915年，来自东方古国的两件珍宝风靡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囊括了两个金奖。其中一个就是如今已经家喻户晓的国酒茅台，另一个则是诞生于今红官窑的前身湖南瓷业学堂的“扁豆双禽瓶”，其所代表的釉下五彩工艺开创了中国陶瓷在元、明青花瓷之后的新高度，从青花瓷的釉下单色工艺上升到釉下多彩工艺，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百年官窑 五彩至尊
红官窑，源自于清末官窑，系清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后为中华民国总理）于1906年受清政府委派创建的官办湖南瓷业公司。迄今近百年，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红官窑之官窑血统，一脉相传，代代赓续，始终未有改变。
1958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主席指示，亲自批准拨款800万元复建湖南瓷业公司，并命名为醴陵群力瓷厂，也就是现代的官窑；从此以后，醴陵群力瓷厂先后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制了一批批的专用瓷，并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中央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烧造了大量国宴专用瓷与陈设瓷，还有馈赠给法国总统密特朗、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女王伊丽沙白二世、日本裕仁天皇等外国元首政要的国礼专用瓷。 其中，1974年群力瓷厂专为毛泽东主席精制的生活用瓷，深得毛泽东珍爱。这批瓷器也因此被后世赋予了一个极具传奇性的名字——“毛瓷”。毛瓷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陶瓷大师呕心沥血之作，是当时中国最高陶瓷技艺与生产工艺的结晶，创造了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高峰。为了表示嘉许，2003年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在视察时，亲书“红官窑”三字作为企业与品牌名称。
品牌大计，独领风骚
作为一个以陶瓷艺术著称于世的国度，有一个现象却一直令人不得其解，那就是近百年来国际日用陶瓷产业尽由欧洲品牌独领风骚，国内生产企业仍旧从事着简单的来样代工业务。从行业的品牌来看，目前国内存在的日用陶瓷品牌明显可以划分为两个档次。来自英国的wedgwood、皇家道尔顿、西班牙的雅致等品牌虎踞在中高端市场，国内的隆达、冠福等则占据着中低价位的市场；
反过头，我们再来深入研究一下国内陶瓷企业的发展现状。目前我国陶瓷行业在不同的细分市场形成了区域性产业集群特征，如广东潮州、福建德化、山东淄博、河北唐山、江西景德镇及湖南醴陵等。在建筑陶瓷领域有着较强的品牌营销意识，也成就了部分企业，但是在日用陶瓷及艺术陶瓷领域却缺乏强势和领军品牌。中国日用陶瓷企业的品牌意识不足，也缺少对消费市场的教育与引导；大多企业采取流通批发渠道分销模式，通过低价竞争的方式参与市场，导致行业的整体价值感不能凸显，如此一来也拖累了整个行业发展，使其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徘徊；目前，我国日用陶瓷行业亟需从“陶瓷地域品牌”向“陶瓷产品品牌”拓展，从“低端价格主导型品牌”向“高端价值主导型品牌“发展，并形成不同细分市场的专业品牌。
面临如此市场局势，如何才能脱颖而出，颠覆格局呢？显然，从混乱的市场格局中，打造一个优质日用陶瓷品牌是一条便捷的出路。就陶瓷行业来讲，由于大多数企业品牌意识和规模不足，要从这样一个市场中胜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高端品牌的打造任重而道远，并非一般企业之力所能完成。
由于得天独厚的官窑基因，以及独领风骚的艺术价值，红官窑完全具备打造高端陶瓷品牌的基础。2008年，国内最大的陶瓷生产企业华瓷股份以中国日用陶瓷行业龙头的优势入主红官窑，为红官窑品牌注入了鲜活的动力与雄厚的资本运营能力，也为红官窑品牌的腾飞插上了翅膀。作为中国新一代怀有崇高梦想的企业家，华瓷股份兼红
官窑瓷业董事长许君奇从一开始就旨在将红官窑打造成中国第一个高端陶瓷品牌，成为东方的“皇家道尔顿”。其“传奇官窑、崇尚妙品”的品牌主张，无不体现出红官窑极致、稀缺与尊贵的价值定位；目前其产品线极为丰富，包括毛瓷、日用瓷、艺术瓷、大师作品、国家用瓷、事件瓷等，多达数千款，件件皆珍品、款款可传世。
独创模式 营销品牌
红官窑品牌采取最具商业运营价值的品牌连锁模式，通过多种营销手段组合推广，形成行业独具特色的营销模式。
品牌专卖。红官窑品牌定位高端，其尊贵的皇家血统，决定其在终端的表现要体现其极致、稀缺与尊贵的价值要求，为此红官窑专门统一店面形象系统（SI），进行了店面形象系统建设；另外，在分销模式方面红官窑也采取了国际先进的连锁经营模式，强化统一管理、统一形象、统一服务、统一供货、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的“六统一”操作要求，快速复制，提升市场占有率，帮助更多的加盟者实现最大的商业价值；
复合动销。基于红官窑品牌品类属性的特殊性，注定其采取非同寻常的终端动销模式，方可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率；经过反复探索，红官窑确定了红官窑品牌门店零售、团购定制、会员营销三维一体的复合销售模式。
轻松经营 双重收益
红官窑品牌专卖店投资有别于传统的商业投资，其有着双重投资收益的属性；一方面，常规商业盈利模式即投资人通过店面零售、团购定制等服务获得商业回报；另一方面，投资人还可以分享在经营中获得的艺术品增值所带来的溢价收益，近年来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成为国内外收藏者竞相珍藏的对象，发展势头迅猛，纵观自清代以来釉下五彩收藏领域的价值轨迹，也是一路飙升，屡创高价。
以此可见未来，红官窑品牌商业模式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连锁品牌运营的商业价值，还在于加盟者未来在收藏市场可获得的双重收益。
景德镇陶瓷考古新发现 制瓷业的起始时间推前百年
景德镇又有陶瓷考古新发现，景德镇兰田窑窑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表示，此次发掘把景德镇窑业的生产时间向前推了一百年左右，可以说改写了中国陶瓷史。
景德镇兰田窑窑址位于浮梁县湘湖镇兰田村，2012年年初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调查清理，并上报国家文物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景德镇民窑博物馆、浮梁县博物馆、景德镇陶瓷学院参与，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是景德镇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窑址的第一次科学、全面、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出土的瓷器主要有3类，即青绿釉瓷器、青灰釉瓷器和白釉青白釉瓷器。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还发掘清理了两座晚唐时期的窑炉，该窑为龙窑，平面呈长条状，方向北偏西36度。窑炉总长28.7米，宽1.9米（窑内最宽处），残高0.1－0.7米。该窑炉由窑门、火膛、窑床、窑前工作面四部分所组成。该窑是目前景德镇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并且是保存最完好的窑炉，其发现和清理填补了景德镇窑炉发展最早形态的空白。
景德镇兰田窑窑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惊艳亮相的唐代古窑址和数以吨计的瓷器，证明景德镇的制瓷业创始时间可以早到中晚唐时期，据此，已可将以往人们认为的景德镇制瓷业的起始时间推前百年。
唐瓷将瓷器史推前几百年
最近，位于大学路与文昌路交会路口东北侧的原邗江县政府考古发掘现场，已出现不少唐宋瓷片及疑似唐代“黄泥墩”的遗迹。近日，扬州唐城遗址文物保管所、唐城遗址博物馆建馆30周年，在此间举行的报告会上，中国社科院和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认为，扬州唐代遗址、文物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唐城青花瓷的发现，将中国瓷器历史推前几百年。
在扬师院里挖出唐城
扬州文物局副局长顾风介绍，扬州考古工作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日本学者安藤更生在扬州考察古代城址，写出了《唐宋扬州城的研究》。
江苏省原考古学会理事长，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研究员，著名六朝、隋唐考古专家罗宗真，于上世纪70年代主持了扬州唐城考古工作。报告会上，罗宗真回忆说，原扬州师范学院在一项工程的建设中发现了文物，哪知就此揭开了唐代扬州的神秘面纱，“没有想到地下埋藏这么丰富。”直至1978年，考古实物史料证明并充实了唐代扬州的记载。
唐代扬州经济超首都
罗宗真介绍，当时发现唐代扬州城市范围的线索后，再通过蜀冈上的文化层堆积，考古队员对唐代扬州城的范围、格局有了了解。其次，在现在的汶河路一条线上，还发现了古河道、古桥梁和船舶，这与文献记载相符。特别是桥的遗迹有7米宽、30米长，桥下有护桩，桥下结构清晰。罗宗真称，这座桥的规模这么大，当时就有人猜想，这座桥是不是二十四桥之一呢？此外，桥旁边还有两条用于运输的船，虽然毁坏得很严重，但还是可以看出轮廓。
那3年里，原扬州师范学院和江苏农学院还发现了唐代手工业的作坊遗址、手工艺成品和半成品、炉灶和冶炼金属渣等，可见唐代扬州手工业非常发达。考古中还发现了大量用动物的骨头、蚌壳雕刻的手工艺品，制作非常精细，且史料无记载。这些文物的出土，说明唐代扬州手工业已成为支柱产业，补充了文献的不足。考古实物材料证实扬州当时非常繁荣，经济地位甚至超过当时的首都。
瓷器史推前了几百年
最近，考古队在原邗江县政府工地发现不少瓷片。罗宗真回忆，当时在12个探方里出土了15万片瓷片，几乎全国各个窑口的瓷器都有，还有很多新品种，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文献也无记载。最重要的是出土了唐三彩双鱼瓶，非常精美，是国家一级文物。
罗宗真认为，考古工地上挖出了全国各地的瓷器，可见当时这些瓷器不仅是为了满足地方官员和人民的生活需要，更是为了商业需要。
罗宗真感叹：“扬州唐代青花瓷的发现，也将中国瓷器的历史向前推了几百年。”此前，人们一直认为瓷器最早出现于宋代。当第一片唐代青花瓷片出现时，大家都觉得好奇。后来随着大量甚至完整瓷器的发现，人们开始怀疑了。经过化学分析、测定，最终证实这些瓷器是唐代的。罗宗真提出，扬州的底层里有这么多瓷片，值得好好研究瓷器的发展史。
此外，原师范学院还发现了佛教寺庙的遗迹，寺庙结构与现在的大明寺和日本的奈良寺布局非常相像。鉴真东渡日本，可见扬州佛教寺庙在国外影响之大。
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和扬州市文化局联合组成扬州唐城考古队，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专家蒋忠义作为实际主持人。他在扬州工作十几年，已把挖掘成果写成了书，2010年7月将面世。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唐城扬州城市建筑分布已基本清楚，城门也已找到，现在面临的是挖掘唐城遗址全部内涵的问题。
看百年前瑞典人的中国厨房
200多年前，西欧的瑞典人最昂贵时尚的厨房是什么样的？记者在自治区博物馆展出的《海贸遗珍》上找到了答案：用中国的青花瓷装点厨房最为流行，厨房里的盘、碗、杯、烛台、罐，还有咖啡壶、茶壶、汤盆、盐罐等皆是清一色的中国青花瓷。在瑞典人眼中，它们代表了优雅和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
青花瓷是在素胎上用钴蓝料绘后，施透明釉，用高温一次烧制而成的釉下彩瓷器。素雅瑰丽，光洁细密，不仅国人喜爱，外国人也视之为珍宝。
这些中国的青花瓷从何而来？中国广州。远在唐宋，广州的对外贸易就十分活跃。到了1757年，清乾隆皇帝下令，关闭除广州之外的其它所有口岸，“一口通商”时代的广州外贸进入全盛时期。便捷的交通网络和市舶体制，使广州成为外销瓷器的重要港口。全国各大窑口的瓷器大批聚集于此，远销海外。
那时候，瑞典东印度公司有一艘著名的远洋货轮——哥德堡号，从1739年到1745年间曾三次来到广州，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不断地运回瑞典。自明末清初开始，欧洲刮起了中国青花瓷旋风。哥德堡号最后一次远航广州，在返回途中触碓沉没。后被证实，在这艘巨轮所载的100吨瓷器中，四分之三是中国青花瓷。由此可见瑞典人对青花瓷的狂热。
在欧洲，中国青花瓷不仅利润诱人，且市场空间很大。一时欧洲本地冒出不少“山寨品”，然而中国青花瓷的烧制技艺是那个时代绝对的“顶尖科技”，岂是容易“山寨”的？欧洲的能工巧匠们前赴后继忙活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做出了很“很中国”的欧洲青花瓷。“山寨”中国瓷直接推动了欧洲制瓷业的升级，后来，英国韦奇伍德、德国道森都成了欧洲新兴的制瓷中心。到了这时候， “本土化”的青花瓷的才走入欧洲的寻常百姓家。
在《海贸遗珍》展，品味这些曾经外销的青花瓷珍品，犹如穿行在一道奇异的艺术长廊中。看看这件清康熙年间的青花山水人物纹杯托。壶上绘着尘顶的西式阁楼，却配以中式的小桥流水。有意思的是茶壶盖上的纽却是欧洲常见的草莓形，把手也是装饰感很强的西式造型。东方神韵和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自然地融汇一体，是所有外销青花瓷最迷人的地方。
据说，当时的广州商人接到西欧的订单后，造价最昂贵的请景德镇的工匠烧制，更多的是将景德镇烧制的白瓷运送到广州，广州的工匠按照外商提供的图案，绘制后，重新烧制。完全实现了产销对路。
今天，站在这些素雅瑰丽的青花瓷面前，不能不惊叹广州人的开放心态和商业眼光。要让民族的成为世界的，前提一定是了解世界。
穿越百年的瓷蕴:从“大雅斋”到“富贵牡丹”
2015年10月8日，演员黄晓明与Angelababy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盛大婚礼。这场“世纪婚礼”的诸多细节至今仍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从媒体拍摄到的婚礼内场图来看，现场童话般的城堡装饰与水晶灯比比皆是，浪漫非凡。婚礼上大牌嘉宾云集，沪上最有名气的100位大厨组成的厨师团队主理菜品，从全球空运了高档食料，摆设了百桌美味佳肴。
婚礼之上细节之处尽显心思，连婚房餐具也是大气雍容，婉约华贵。名为“富贵牡丹”的餐具是华光为黄晓明婚礼专门定制的，同款样品至今还摆放在华光的展厅里。传闻早在2015年5月份与Angelababy在青岛领证之后，黄晓明就曾属意经纪人黄斌前往华光国瓷文化艺术中心参观并精心挑选婚庆餐具，最终选定了这套《富贵牡丹》釉中彩餐茶具。
这套餐具画面出自APEC国宴用瓷设计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孙庆萍之手，她介绍说，《富贵牡丹》画面的思路来源于清代的“大雅斋”瓷器。
光绪年间，清政府企图重整瓷业，使陶瓷业进入了一个较繁荣的时期。大雅斋是慈禧御用画室的斋号，以大雅斋为名的瓷器也就是慈禧在该画室的专用瓷。大雅斋瓷器大多是在蓝色、浅青色、藕荷色、浅紫色的地子上淡墨彩绘，画风细柔，图案精巧，纹饰题材多描绘藤萝花鸟、葡萄花鸟、鹭鸶莲花等等，是比较少见的精品。在此设计元素上，孙大师做了精心的再创作。她以国色牡丹为主创元素，辅之以紫藤花蔓，倍添妩媚柔美，一只调皮的报喜鸟跃然其上，栩栩如生，与静宜的画面相互映衬，一静一动，勾勒出喜庆和吉祥，而独具匠心的淡粉底色则溢满了浪漫的气息。
富贵牡丹系列餐具与中式婚礼格调相互呼应，整个装饰以粉色为主色调，衬托爱情的浪漫与温馨，如意云头纹，以中国传统特色装饰纹样做巧妙点缀，象征着富贵吉祥，于细节处流露出雅致古朴的中国味道，给人甜蜜和煦的家居感与高雅恬静的艺术享受。
选取的水韵西子器型，设计灵感来自西施与范蠡的千古传说，两人同泛五湖之上的美好爱情为世人所传唱。设计师将水漾的浪漫与缠绵寄托于器物之上，传递出水逝情在的悠悠爱意。
“传承国粹、播撒清新、瓷悦生活”，华光将传统的美好寓意与健康材质相结合，使《富贵牡丹》穿越百年，成为一段浪漫爱情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