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中国陶瓷研究之父”陈万里曾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而这龙泉陶瓷史，又大部都在大窑了。
上周末，由雪花啤酒等单位和机构共同发起的雪花啤酒古道探秘系列活动第十九站小梅镇大窑村，这个龙泉青瓷的起源地，成了我们探访的目标。踏着古代窑工运输青瓷的鹅卵石古道，走进大窑，也走进了无数个与青瓷有关的故事。
远销海外的大窑青瓷
有个洋名雪拉同
始建于宋代的大窑古道，是古时龙泉到庆元的必经之路，全长约40公里。沿途分布着近百处龙泉窑遗址。与一般的古道用大块石头铺路不同，大窑古道使用卵石块砌筑，由于古时是窑工运输瓷器的主要干道，所以也被称为“大窑青瓷古道”。
“古代运输主要靠河运，所以大窑的瓷器做成后，窑工们就走这条古道，把瓷器从大窑运到小梅镇上的码头，再通过瓯江把瓷器输送到温州、泉州乃至世界各地。”大窑村的村委会主任王仲长带着驴友，漫步在古道上，道旁青瓷碎片随处可见，它们犹如祖先的名片，记载着青瓷在宋元明的兴盛与衰落。“这些碎片，都是当时运送瓷器时留下来的，很有历史价值，当然，只能看、不能拿。”
而远销海外的大窑青瓷，还有个洋名雪拉同。据说在十六世纪末，法国巴黎正在上演一部话剧《雪拉同》。剧中男主角雪拉同的一件青瓷外套深受观众喜爱，而巧合的是，首批大窑青瓷也刚好运到法国，于是法国人便把大窑青瓷叫“雪拉同”。由此，“雪拉同”成了外国友人竞相珍藏的宝物，大窑青瓷也因此享誉世界。
虽然在明后期实行的“江禁”使得大窑青瓷日渐衰弱，但王仲长还是不由感叹，“虽然现在大窑青瓷没有古时那么兴盛，而且古道走的人也少了，但不可否认，这条路，让世界认识了大窑青瓷，也知道了大窑。”
仅存7米的娘娘路
记录窑工的辛酸史
现在的制窑工厂已经非常现代化，但大窑村民在烧窑前，依旧会烧香，杀牲畜，以此祭拜祖先，保佑烧窑成功。而祭窑的习俗，则是源于一个在大窑流传千年，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
在宋朝，有位名叫叶有根的窑工要烧制一批朝廷贡瓷，但烧了很多次，烧出的都是废品。而若再不成功，将被朝廷治罪。此时，叶有根的女儿叶青姬为了拯救家人，纵身祭窑，顿时窑洞炸开，只见叶青姬飘向天外，而这炸开的龙窑里，烧成竟都是上等的青瓷贡品。为此，窑工们称叶青姬为“飞天窑女”，并形成了之后祭窑的习俗。当朝皇帝也把叶青姬的家人接进宫，纳其妹妹叶青梅为妃，封“大窑娘娘”。大窑的窑工们则将“大窑娘娘”走过的那条瓷砖古道改名叫娘娘路。
如今，在大窑古道上，记载窑工辛酸史的娘娘路只剩下7米左右，但路上的青瓷碎片，历经了千年岁月的磨损，釉面依旧还清晰可见。
村民钟建飞非常了解大窑青瓷文化，“古时候窑的温度很难控制，窑工只能靠眼睛去看火的颜色来推测温度，一不小心就会烧出废品，因此窑工经常会被窑主处罚。”
一部窑工的辛酸史才铸就出名闻天下的大窑青瓷史。行走在崎岖而漫长的古道上，驴友们也体会到了窑工的艰辛：“烧窑就很费力了，还要走那么长的路运出去，真是不容易，大窑青瓷能享誉天下，很多无名窑工是真正该载入史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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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欲解千年柴窑谜
在中国，有一种瓷器是“诸窑之冠”，却始终不能确定它的窑址。
有一种瓷器身世迷离，但文献中只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记录。
这便是柴窑，一个困扰中国陶瓷史的千古之谜。
从三十年前见到第一件瓷瓶开始，河南收藏家邰振春踏遍全国各地，四处搜寻柴瓷踪迹，三十年来，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让柴瓷的身世大白于天下，同时揭开柴窑尘封千年的神秘面纱。
迷上柴瓷
邰振春称，收藏柴瓷，纯属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邰振春在郑州街头闲逛，见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蹲在街边，破纸箱内放了几个瓷瓶。“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时眼前就是一亮，首先它不是现代的东西，新东西没有那种历史沧桑感。直觉告诉我，它不是五大窑口中任何一个窑口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它是好东西。”
邰振春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告诉笔者：“老头称不识字，是在盖房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一共几十件，都在一起。”当邰问有没有其它东西时，老头称，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其它的。“买这批东西共花了两万块钱，而当时市场上一件宋代的钧瓷不过几百块钱。”邰说，“那时只顾看东西，没考虑价格，老头看我喜欢这东西，漫天要价。”邰振春说，在今天看来，是值了，但在当时，有人称他是“疯子”，“有钱没地儿花”。
瓷器买回来后，兴奋得晚上睡不着，拿在手中看了又看，如此激动了好几个月。从那时起，邰振春便开始四处查数据，到全国各地搜寻类似的瓷器，然而遗憾的是，不管到西安、南京、香港还是在北京，三十年来，邰振春未在其它地方发现过一件类似瓷器。
在经过三十年的深入研究之后，邰振春认定自己手中的这批瓷器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柴瓷。
为了研究柴瓷，同时给自己手中的瓷瓶验明正身，邰振春卖掉了南阳的房子，定居郑州。“说是定居郑州，其实我在四处流浪，今年我都六十一了，到我这个年龄还背井离乡，只有一个目的，为柴窑正身，为柴瓷正名，而后将这批东西捐给国家，这是我唯一的心愿。”邰振春说，“之所以来郑州，因为柴窑就在郑州。”
深入研究欲解谜
《事物绀珠》曾这样盛赞柴窑：“诸窑之冠，五大官窑之首。”世称柴、汝、官、哥、定。由于连年战乱，柴窑器物传世稀少，世有“片柴值千金”之说，加之世人对柴瓷不认识，认可度不高，到宋代便演变成了汝、官、哥、定、钧。柴瓷在人们心中慢慢淡化，便造成柴窑瓷器沉冤千年，与世人隔绝。邰振春说：“要研究柴瓷就必须与历史相结合”。
“柴荣年轻时是大瓷商，以经营瓷器、茶叶为生，柴家的财势可上追到唐初，因为柴荣家族势力庞大，加之瓷器作为当时民间主要生活器物，柴家有瓷窑是肯定的。”邰振春称，种种迹象表明，柴窑址就在河南新密市牛店镇的柴窑村。
从邰振春的研究来看，柴窑品种繁多，纹饰特别丰富。礼器是柴窑的重器，有马、牛、骆驼、鼎、香熏、净瓶、长颈玄纹瓶、出戟尊、凤首瓶、花瓣口瓶、蒜头口瓶、盘、壶、酒具等。纹饰主要是仿商代青铜器式。有饕餮纹、人面纹、动物、连珠纹、龙纹、堆塑、划花、贴花、刻花等纹饰。此外，柴瓷的堆贴花工艺在五代也有了新的发展，改变了六朝时期粗糙的堆砌现象。
三十年来，邰振春总结柴瓷的种种特征，提起柴瓷，他总是滔滔不绝。
在制造工艺上，柴窑借鉴前朝方法，采用胚模合成法，它使器物比前朝的手拉胚要薄三分之二。“唐三彩在制胚时使用的是陶范压胚法，柴瓷借鉴了这一工艺，采用胚模合成法，这一方法的使用让器物造型规整、大方、精致、美观。所以柴窑瓷器的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对接线。”邰振春称，这便有了世人形容柴窑瓷器“薄如纸”的原因。柴瓷在原料加工十分讲究，瓷土经过很好的粉碎和淘洗，胚泥在成形前经过揉练，所以瓷胎细腻，胎体白而坚硬，轻重适度，胎壁较薄。
在施釉方面，柴瓷实行的是刷釉法而非蘸釉，所谓刷釉就是器物成型后，将釉刷上去，而非将器物放入调好的釉中，然后取去。正因为此，柴瓷釉色薄、刻花清晰可见、立体感强。柴窑瓷器颜色丰富，在唐三彩配色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把各种色料在瓷器上使用，有天青、天蓝、豆绿、黑色、红色、祭兰等色。
在落款方面，柴瓷多落“易定”款。据邰振春考证，五代时期，周世宗柴荣把河北保定一带的易定节度使管辖下的部队，作为自己的嫡系部队，以“易定”为后周部队的番号，涵义有两层：一是容易平定天下之意；二是以周文王的周易为治国之道。柴荣皇帝为了纪念“易定”军，下令把“易定”字样刻到了柴窑的瓷器上，示意他博大的胸怀和帝王的霸气。这就是柴窑瓷器上“易定”款的由来。“因为当时瓷器刚从民间走向宫廷，所以并不注重『品牌』，官柴的落款除了『易定』外，还有一字、官字、御字等落款。”邰振春称。
经多年对柴窑的考察与研究，邰振春大胆提出：柴窑器身细纹刻片，口沿与足底有黑色垫痕，因为器足底部大部分是沙底，不施釉，用粗黄土作垫烧制，口沿、足底留下黄土窑变后的黑色垫痕。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邰振春引用的《夷门广牍》中记载，“柴窑出北地，天青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汝瓷是支钉烧，钉便成了汝瓷的一个特点，像汝瓷一样，足底呈黑色便是柴瓷的一个明显标志。”邰振春说。
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邰振春还认为，青瓷加铜元素的历史是从柴窑开始，而非瓷器史所说的从宋代开始的历史。他告诉笔者：“柴荣皇帝是创烧瓷器的先驱者，他运用新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势，釉里加铜红和本地所产的密玉硅酸盐玉石粉，在烧造的过程中，经过窑变，釉的流动变化，器烧成后，器物外面出现透明的玻璃釉，器物足底和下垂之处有玻璃珠。由于釉里面有多种矿物质，窑温很难控制，造成了铜红色流动大，施釉不均，与宋代钧窑相比，釉色的稳定性有差异，胎质有差异，柴青瓷是白胎，宋钧瓷是灰胎，这是两个朝代不同的区别。”
邰振春说，柴瓷器皿多礼器，并非自己凭空想象。五代后，由于连年战乱，金属多用于兵器或钱币铸造，官方不得不改金属器而用陶瓷，而皇家所用又不能与平民一般，为显尊贵便有了官窑，柴窑便是中国官窑的先河。柴荣命柴窑烧造仿商代青铜器式的各种器皿，保留传统礼器的造型，以瓷代铜，为宋代的繁荣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柴窑之所以存世以礼器为主，是因为礼器是国之重器，没有皇家御订，任何民窑不能烧造。五代以后，礼器开始用瓷器代替金属器，一为节约金属，二来向民间表明，皇帝对宗教的重视。“五代时，佛教盛行，柴荣本身就信佛、道，八仙就成形于五代，八仙中的张国老是河北隆尧后山上的一个道士，与柴荣关系甚好，经常给柴荣讲道。”邰振春说。
二○○九年年底，一件有着雨过天晴后天空般青色的千年古瓷器─“青百合花瓶”，在日本露面，这件被日本文物专家认定为已经失传数百年的中国柴窑，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专家将其估价三亿元人民币。得到此消息邰振春颇感震惊：柴瓷千年的神秘面纱将必被揭开，他的数十件藏品与三十年的研究也该有个定论。他期待这一天，相信这一天为期不远。
千年古窑的圣火如何复燃？
胡小军作品朱乐耕作品
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作品
华史
曾经辉煌千年的中国陶瓷，如何复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多年来，许多热爱中国陶瓷艺术的人们多有探讨，也有实践。这些前行者的努力其实已为中国陶瓷这个千年古窑燃起了新焰。
融传统元素于都市环境
诞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国陶瓷，要在现代文明环境中得以复兴，必须探索各种将传统陶瓷文化的元素与现代都市环境相融合的途径。
不久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教授的陶艺个展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人们惊喜地看到，这位陶艺家已突破了陶瓷作为“器皿”的创作模式，而将陶瓷创作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环境艺术。本世纪以来，朱乐耕创作完成的大型环境陶瓷艺术作品有：世界上第一个以陶瓷材料装饰而成的音乐厅韩国首尔麦粒音乐厅；九江市民广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莲趣》；上海浦东机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惠风和畅》；天津瑞吉酒店大堂的陶艺装置壁画《流金岁月》；最近刚完成的，安装在韩国济州岛衣恋·肯辛顿济州酒店的《生命之绽放》(350平方米)、《天水之境象》(120平方米)等大型环境陶艺装置作品。
且以济州岛这件作品为例，来看朱乐耕如何融传统元素于现代都市环境的。这家五星级酒店大堂跨越两层的巨大墙面，被朱乐耕用数以万计的各种造型陶瓷“元素”覆盖。远远望去，仿佛是古窑址历代陶瓷碎片的堆积层，让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陶瓷的悠久和辉煌的历史。对传统陶瓷艺术形式和各种技法的深刻了解和熟练掌控，使得朱乐耕创作的陶瓷自然流露出一种“古意”。同时，他对现代抽象艺术的了解，又令其创作思路空前自由。他以西方现代抽象绘画的构成法，来布局他心中无穷“古元素”，将数以万计的各式瓷片、瓷条、瓷卷等进行组合，回旋起伏，形成浩大而空灵的气韵。
在这个巨大的瓷片“堆积层”下方，是他用陶瓷制作的耕牛群和马群（见图），令人生田园牧歌之思；上方又是另一面夺人眼目的红地白云“瓷墙”。他像是多多益善的统帅，调兵遣将，设局布阵。他又像是导演，在营造一个梦境。这个陶瓷空间给观众带来多元的感受可能，体会着人与自然、历史、生命、梦想、升华的关系。
进入环境艺术领域，将使陶瓷艺术在作为陶瓷之国的中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可能，因为面对当今世界，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标志。
像笔墨一样被普及使用
随着陶瓷烧制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各种为陶艺创作的服务日益完备，制作陶艺作品的技术壁垒将很快被打破。创作陶艺，将会像国画、书法一样在大众普及。家庭拥有瓷窑，中小学开设陶艺兴趣课，在西方一些国家早已不是稀罕事。旅美陶艺家周光真近年来致力于回国推动陶艺普及。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随轩艺术中心从2012年起，每年举办“上海市少年儿童陶瓷艺术展”。
除了陶瓷学院以及各大瓷都，大城市如北京、杭州、上海的艺术学院均已纷纷开设陶瓷专业。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柴窑艺术中心不久前落成。这些将有助于更多的艺术家投身于陶瓷艺术创作。有别于过去画家蜻蜓点水式的玩票，上海的著名国画家陈家泠10年前就设立了自己的陶瓷工作室“泠窑”，坚持至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上海最早汇集名画家们尝试陶瓷创作的“申窑”，据悉即将扩大规模。
学院派陶艺家正在崛起。如白明、白磊、刘正、胡小军等，正吸引了新一代陶瓷收藏爱好者的关注。从小习画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小军，很早就投身陶瓷艺术创作，他从练泥、拉坯、修坯、配釉、绘画、喷釉到烧窑都亲历亲为。这种全能型的陶艺家，能更好地通过陶瓷这个媒介表达自己内心的艺术灵感。让陶艺成为真正的陶艺，而不是画在陶瓷上的画（见图）。
在当今世界艺术大环境下，只有形成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让陶瓷像纸、笔、颜料一样普及运用于艺术创作，以致更多有才华的艺术家投身到陶瓷创作中来，非但中国艺术家，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亦共同参与，中国陶瓷才可能迸发出无愧于祖先的新辉煌。
推动雅文化进入现代生活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在田子坊的教学实验基地举办了“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参展的所有台湾陶艺家的作品都是实用的“小器皿”—茶壶、茶杯、茶叶罐等。但其各具韵味的艺术气息，又让这些实用小器皿变得耐人寻味、引人入胜（见图）。
将中国古代的雅文化通过陶瓷与现代人们的生活结合，是台湾陶艺家多年来孜孜以求所取得的初步成功。已故台湾陶瓷学者、陶艺家、香学研究者刘良佑，在精研宋代汝官窑的基础上，探索出新汝窑的烧制法，设计制作了兼具宋代和现代意韵的茶具和香具作品。这些作品既有艺术的传承，又有艺术的开拓，还具有生活的实用功能。
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人性之必然。雅文化生活方式，是古代中国文明对人类美好生活方式的伟大贡献。在经历了巨大的文化断层之后，面对当今浮躁、快节奏的世界，雅致生活的理念再度引起人生的反思和向往。陶瓷作为古代中国雅文化的重要载体，若能顺应艺术生活化这一世界潮流，化身千般风雅，让世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到人生的雅意和美好，千年古陶瓷的圣火便真正复燃了。
千年古窑将再现大唐神韵
长沙铜官窑，开创了世界釉下多彩先河，也刻下了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今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启动暨长沙铜官窑研究中心开工奠基典礼举行，此举标志着这座千年古窑将以崭新容貌，惊世出俗。
长沙铜官窑位于望城石渚湖至铜官镇一带，是唐代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距今1000多年，始于中唐，衰于五代，大约经历了200年之久。唐代的长沙铜官窑是我国釉下彩技艺的最早发源地，代表了这一时期湖南乃至全国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在望城铜官窑遗址上发掘出几座极具考古价值的“龙窑”，“龙窑”拱起于山坡之上，逶迤壮观，堆积厚度达3.7米。长沙铜官窑的装饰方法与题材丰富多彩，褐、绿、蓝、白等多种颜色艳丽富贵，点彩、条彩、斑块彩等釉彩异彩纷呈。目前尚存的遗迹遗物有46处，如烧窑遗址(龙窑)、窑具、挖泥洞、作坊，还有大量的出土陶瓷器文物。1988年1月被国务院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何保护好和利用好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掀起湖湘文化的热潮，让更多人能一睹芳容也成了长沙铜官窑的新课题。自1956年被发现以来，长沙铜官窑先后经历了1946年、1978年、1983年、1999年共4次正式的考古挖掘，出土文物已过万件。但由于当年各种局限，发掘成果不能满足现在国家考古遗址的要求，有限的考古资料也制约了学术界对于长沙窑的深入研究，致使长沙铜官窑的面貌至今依然模糊，其价值没有被充分揭示。今天，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正式启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依据科学谨慎的考古工作规划，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最大限度的从田野考古工作中获取有关长沙铜官窑的信息，让陶瓷工艺上彰显出大唐盛世风采的长沙铜官窑必将再次容光焕发。
湖南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介绍说，长沙铜官窑将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铜官窑遗址博物馆，以世界一流遗址公园的姿态，再现当年铜官窑“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的繁荣兴旺生产景象。此次考古工作规划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10-2015年。主要任务是对长沙铜官窑遗址区域的边界、遗迹内涵与分布进行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保存较完好的、有展示价值的窑炉、窑业堆积和窑址作坊区进行发掘，以期解决长沙铜官窑龙窑的整体构造、热工技术、制作工艺流程等学术问题，为遗址公园提供展示本体。同时对发掘出的资料进行整理。出版发掘报告，公布研究成果；第二阶段：2015-2020年。为中长期考古发掘计划。将对长沙铜官窑的市场区、码头区、墓葬区进行系统发掘，出版发掘报告，为复原长沙铜官窑遗址真实的历史景观提供原始资料。
越窑青瓷：千年之后的唯美回归
多地争打越窑青瓷文化品牌的背后是文化软实力之争
越窑青瓷是宁绍平原上最明亮的一抹色彩。它曾经青翠了一千年，它曾经消失了九百年，如今它再度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近日，绍兴召开工艺美术大会发出呼声，欲重振越窑青瓷雄风；慈溪举办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节，以树立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越瓷，在千年落寞之后，一夜之间回归巅峰。
绍甬之间的起源之争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亲瓷”。釉面青碧、晶莹润泽的越窑青瓷在一千多年间，上贡朝廷，下供庶民，越窑亦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
世易时移，风光一时的越窑青瓷如今只在绍兴留下了300余处遗址，其中，上虞的小仙坛窑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古时，越窑青瓷的中心在皋埠、富盛、上浦等地一带。”上虞市博物馆副馆长杜伟说，绍兴、上虞一带是中国越瓷的发源地。
不过，坐落余姚的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馆长陈国桢却认为，越窑青瓷的精品多在余姚人手里。曾属余姚今归慈溪的上林湖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以及唐宋时越窑青瓷的生产中心，迄今已发现的古窑址有179处，范围分布在上林湖及其附近另外四个湖。
越窑含义在学界的争议引起了各地对于越瓷起源之争。有的学者认为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另外一些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
折中的看法是，越窑青瓷是宁绍平原一带因窑址烧制工艺、泥土原料、审美情趣等的一致性，而对其生产瓷器的统称。
“瓷之源”的归属另有一说
如果说，上虞、慈溪、余姚对于越窑青瓷起源的分歧只是兄弟几个“窝里吵”，还没等哥几个统一思想，那边德清已经抢先一步坐上了“浙江瓷之源”这把交椅。
德清先后于2008年和2009年召开了两届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发布了当地火烧山与亭子桥窑址的考古成果，认定了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长期以来，陶瓷界把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的产品认定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成熟青瓷。有专家提出，根据亭子桥与鸿山越国大墓的发掘，这类质量上乘的产品可直接称为青瓷。”德清县博物馆副馆长朱建明说，“德清窑是浙江越窑、官窑、龙窑青瓷的源头窑，越窑的窑炉技术、烧制工艺、成型技术、装饰工艺等都能在德清窑找到雏形。”
而德清的“瓷之源”又与越窑青瓷有着密切联系。朱建明说：“德清历史上处于吴越边界，先属吴后属越，以德清窑为代表的地域文化与越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各地携手推进越瓷保护开发
好在不管谁是源头、谁算嫡系，大家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猛扇越窑青瓷文化保护与弘扬之风。
慈溪搭台的上林湖越窑遗址青瓷文化节既办研讨会，又办艺术展，希望通过节会宣传推进上林湖越窑遗址申遗工作。有专家建议借鉴景德镇经验，注重增加遗址的旅游价值和旅游文化，形成良好的产、学、研链条。根据慈溪市相关规划，上林湖越窑遗址青瓷文化生态展示区将被打造成为“十二五”期间慈溪乃至全省的文化生态产业大平台。
专家的话道出了地方政府的心声。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已在上海开了分馆，宁波鄞州区政府也已出资引进该馆。“希望越窑青瓷走出余姚向更多人展示。”陈国桢说。同样，德清的“瓷之源”登上了更大的平台——10月25日，德清的原始青瓷在故宫博物院亮相，吸引学界目光。在德清县“十二五”规划将打造“瓷之源文化遗址公园”，期望其与良渚文化村一样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使“瓷之源”得到更好的保护。
而绍兴则希望更多企业能重拾越窑青瓷昨日的辉煌。“现在绍兴从事越窑青瓷生产的厂家只有3家，上虞三雄陶瓷公司主打仿古青瓷酒瓶；上虞越瓷陶业有限公司主做纪念品和礼品；还有一家专做越窑青瓷。”杜伟说。
归根到底是文化软实力之争
从西施故里之夺，到书法之乡之辩，再到越窑青瓷之争，不难看出，环杭州湾城市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共同拥有的历史遗存陆续被挖掘，并发展成为城市文化品牌。
文化是城市之魂。浙江省社科院研究中心主任杨建华认为，各地城市争打越窑青瓷文化品牌，背后是文化软实力之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期待的是，在一系列政策利好的扶持下，文化产业将迎来黄金发展期，成为城市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新引擎。“越窑青瓷，作为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精神文化的融合，有必要予以挖掘整理。”杨建华表示，“曾经的文化无法割断、薪火相传，对今天仍有指导价值，需从中得到启示创新发展。”
丽水古瓷诉说千年文化
蓓蕾挂枝头，花开满园闹处州。对于有着1400多年建州历史的丽水而言，民间艺术宝藏，种类繁多且弥足珍贵。“艺术之乡”的桂冠，戴在丽水的头上再合适不过了。8月中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丽水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丽水毫无争议地成为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地级市级别的“艺术之乡”。
翻开丽水民间艺术的珍贵画卷，丰富程度让人惊喜。其中有以“丽水三宝”为代表的民间工艺美术；有以被称为“戏剧活化石”松阳高腔和丽水鼓词为代表的民间戏曲和曲艺；有以处州古廊桥为代表的民间古建筑艺术；有以青田鱼灯舞、畲族稳凳等为代表的民间舞蹈和杂技；有以畲族三月三歌会等为代表的民间习俗；还有以刘基、仙都传说等为代表的历史名人和传说。
龙泉宝剑，名扬天下。“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万里横戈探虎，三杯拔剑舞龙泉”，不知不觉，龙泉早已成为宝剑的代名词。相传春秋末期，铸剑大师欧冶子遍访江南名山大川寻找铸剑佳地，最终在龙泉秦溪山下铸成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名剑。龙泉铸剑用材讲究，良工锻炼，工艺独特。以锋刃锐利、寒光逼人、刚柔并寓、纹饰巧致四大特色著称。欧冶子开创的龙泉宝剑传统技艺，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及社会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
在我国历史上，属龙泉青瓷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龙泉青瓷起始于南朝。宋代，龙泉的哥窑为全国五大名窑之一，弟窑被誉为青瓷民窑之巨掌。“哥窑”产品釉面布满纹片，胎色灰黑，古朴而庄重。“弟窑”产品釉面无纹片，胎白或底色呈朱红，青润如玉，莹澈剔透。龙泉青瓷的烧制工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为我国瓷器制作技术提供了丰富经验。
“国宝”青田石雕最早问世于魏晋时期，以青田本地所产的蜡石为原料，精细雕琢成为名贵的工艺品。如今，青田石雕早已名闻世界。其石材质地细润，脆软相宜，色彩丰富，花纹奇特，其中以灯光冻石最为名贵，价等黄金。青田石雕因材施艺，因色取俏，造型新颖，层次丰富，形象逼真，为石雕艺术之奇葩。
东方陶瓷艺术瑰宝之一的遂昌黑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艺术，具有胎质细腻、精雕细镂、纯朴庄重、无釉无彩、古色古香的特色。缙云河阳剪纸工艺精巧，带有浓郁的江南风格，在全国剪纸艺苑中独树一帜。
陶瓷文化鉴赏-千年风流磁州窑
站在漳河西岸，对面是嵯峨峥嵘高入云天的太行峰峦，眼下是奔腾东去的漳河之水，峭壁如斧劈刀削，河床深不可测。人们脚踩着无数瓦砾和陶瓷碎片，用心感受着历史沧桑和磁州窑往日的繁华，情不自禁地叹慨万千。月岁如歌，时光如水，尽管昔日的炉火熊熊，车水马龙的窑场变成了长满蒿草的废墟，但透过已被打碎的陶瓷碎片，穿越浩渺的时光隧道，仍能依稀感觉到当年的繁荣景象。
磁州窑，源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磁州窑声名远播，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磁州窑变成了北方窑系的代表。宋金时代，磁州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1987年，北大考古系和我省及邯郸文保所，联合对观台窑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四个月，在48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九座瓷窑和作坊，以及碾槽等重要遗址，出土各种完整式可复原的瓷器两千多件，瓷片数万片，基本弄清了观台窑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脉络。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庞大的民窑体系，深深影响着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从南北朝时期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至今，千年风流，绵延不断，其支脉分布到西起宁夏灵武，东至山东淄博、枣庄，北至内蒙古辽上京，南到安徽的白土窑、江西的古州窑，均属磁州窑系。
磁州窑扎根于民间，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色，她以崇尚自然、率真朴实、豪放粗犷、潇洒典雅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创造了中国古代民间瓷艺的最高成就。
在磁县文保所的一座古庙的大殿内，堆满了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瓷器，有碗、钵、壶、罐、缸、瓷枕、砚和高足盘等民用瓷器，也有为皇家烧造的瓶、罐、坛等大型酒器和祭器。《大明会典》记载：“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盖共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可见磁州窑在朝廷中的位置。年迈的老所长不无自豪地说：“我这里的每件瓷器都比进口的皇冠、尼桑要贵上几倍。”
大殿的一角，堆放的是一些瓷器精品，有价值连城的元代白地黑花葵花纹大坛，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国宝———金代三彩伽枝频迦脊饰，有宋代的白地篦划花牡丹纹叶形枕。文献记载：在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元大都遗址、朝鲜新安沉船，以及日本出土的众多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都表明，宋元时代磁州窑生产的器物已经作为走俏的商品，远销海外，并成为皇家贡品。
如今，磁州彭城已建成了磁州窑博物馆，众多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磁州窑不但是历史重要的见证人，而且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友好使者，它的文化内涵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广泛影响。世界上各大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有磁州窑的产品，磁州窑不但是古赵邯郸的骄傲，也是河北乃至中国的骄傲。
磁州窑已由漳河流域转向了滏阳河流域。明清至今，彭城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陶瓷圣地，如今这里依然炉火熊熊，千年古窑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陶瓷文化：神秘哥窑千年传说
龙泉哥窑是五大名窑之一。
众人周知，汝、官、哥、钧、定，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中，哥窑是五大名窑中谜团最多的一个，瓷器存世量很少，而且窑址长期以来没有定论。
龙泉青瓷，又分“哥窑”和“弟窑”两种。沈岳明用最简单的比喻解释：所谓哥弟两个窑的区别，就在于哥窑开纹片，而且是黑胎。弟窑是不开纹片的，白胎。开片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技术，形成的机理就像这样的原理，就跟一个胖子穿上一个小的衣服一样，一绷，衣服裂了。后来人们就有意识地利用胎跟釉膨胀系数的不同，烧出各种很美丽的裂纹。
虽然“哥窑”在龙泉，在这座小城里是妇孺皆知的事情。然而，上世纪60年代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认为以溪口瓦窑垟为代表的窑场生产的一类黑胎青瓷制品，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的特征一致。但随即通过对发掘所得标本的测试，发现其与由故宫博物院提供的所谓哥窑标本的测试数据不一致，以致想当然认为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一类被定为哥窑的器物的胎釉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不同，从而认为哥窑不在龙泉。进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原定为哥窑的器物，被改称为“传世哥窑”。这对于龙泉人而言，是心中一块抹不去的伤痛。
其实，凡是记载哥窑产地的文献基本就指向龙泉。明代《春风堂随笔》中提到，在龙泉琉田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龙泉乡土的社戏表演、庙宇祭祀中，都包含了哥窑传说的元素。今天的龙泉，这个故事依然家喻户晓。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就会走乡串户地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而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拜。
当然，关于文献记载的哥窑产地，除了龙泉以外的唯一指向是杭州的凤凰山下，这在个别文献中确有记载，故也有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址就是哥窑，但从考古成果看，这应是元代仿哥窑的“元末新烧”产品。
即便是在今天，无论行走在龙泉的任何大街小巷，处处可听到“哥窑”流传的神秘传说——
在龙泉，制瓷人都将章生一、章生二尊为窑业祖师爷，认为他们分别是哥窑和弟窑的创始人。
过去，龙泉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章生一、章生二“师父榜”。师父榜除神位外，并附祭祀山神、土地、搬柴童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
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在考察龙泉窑后曾说到：大窑村里有窑神庙，我曾去朝拜过，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须拜祭。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还会走乡串户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
千年古瓷 再放异彩
河南云台山因其秀丽的风景和峡谷奇观而闻名天下。在云台山脚下，距“当阳峪古瓷窑遗址”不足200米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因其生产的绞胎瓷图案奇特，极具艺术感染力，成为有名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绞胎瓷亦称绞泥、搅胎瓷、透花瓷。绞胎瓷因其表里如一，被称为“瓷中君子”，又因为每一件绞胎瓷的纹饰不尽相同，而被诠释为“君子和而不同”。其可以说是“十样釉色入泥层，百种纹理由胎生，千度火焰冶瓷韵，万种情怀在其中”。
当阳峪绞胎瓷的质量特色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当阳峪绞胎瓷的胎釉料成分主要为高岭土和皂白，它们都源于河南省修武县当阳峪村及周边太行山脉。高岭土和皂土中的主要元素是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它们在高岭土中的含量分别为50%和45%~48%，在皂土中的含量分别为65%和11.4%，而且当地泉水和溪水中的钙、镁离子含量较高，分别达到440mg/L和46mg/L，远高于其他地区泉水，加之当地空气较湿润，年平均相对湿度67%。这些都对当阳峪绞胎瓷质量特色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阳峪绞胎瓷的生产始于唐，盛于北宋，直至明朝还比较发达。其中绞胎技法品种最全，品质最高，具有独特风格。现存于修武县当阳峪村的《德应候百灵翁之庙记碑》，就记录了北宋时期当地200多万平方米的古代瓷窑遗址。2006年，古瓷窑遗址在多次文物考古发掘中，发现窑炉6座，窑洞式作坊5孔，并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有碗、盒、瓶、灯、盘等，并于当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考证，日本大阪博物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等都收藏有当阳峪瓷窑出土的部分古瓷器。“白如雪、红如朱、绿如翠、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花似锦、凝如脂、润如玉”正是对当阳峪绞胎瓷的准确描述和高度赞誉。这也是当阳峪绞胎艺术瓷不同于其他瓷类的独特之处。
绞胎陶瓷器皿因生产工艺复杂、制作难度大，所以产量极少，属当时的贵族才能享用把玩的器物，能流传到今天的制品，更是凤毛麟角。如今人们对唐三彩器并不陌生，然而对同是产于唐代的绞胎器，却知之甚少。虽然多年来，有很多学者对绞胎器的发明、生产技术、产地等进行了调研，但是由于实物资料的缺乏，严重制约了该项研究的深入开展。
为了保护和发扬当阳峪绞胎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优秀品牌，确保当阳峪绞胎瓷独特的品质，修武县政府于2001年投资100万元在焦作市高新区管委会设置研发楼，给研发人员提供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该县还组织成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资料编撰小组，当阳峪绞胎瓷也于2010年12月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在政府的支持下，一向酷爱收藏古陶瓷，且对当阳峪绞胎瓷的文化和历史耳熟能详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战柱，潜心绞胎瓷技艺的研究与复活，经过多年苦心钻研和实验，2002年完成了第一件完整的绞胎瓷，这表明沉寂了1000年的当阳峪绞胎瓷，失传600年之久的当阳峪绞胎技艺，终于在他的手下重获新生。
为了使当阳峪绞胎瓷生产控制、质量检测和产品销售有据可寻，修武县质监局在县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结合当阳峪绞胎瓷产品特性、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测规则、包装、标志、运输、贮存等，制定了《绞胎艺术瓷器》企业标准。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保障生产安全，他们还制定了作业指导书。
目前，当阳峪绞胎瓷作为河南4大名瓷，被收编入全国中小学生9年义务教育美术教材，并先后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首脑。谈及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对绞胎瓷的意义，柴战柱告诉记者：“我们的当阳峪绞胎瓷贴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标签，不仅身价成倍上涨，而且还被日本、韩国、美国、法国、波兰等国及国内知名人士及馆藏机构视为珍品而收藏或馆藏。”
深山蕴瓷史——浙江宝溪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偏远乡镇，本该寂寂无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在龙泉青瓷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于式微中延续着青瓷的血脉，于断断续续中承载着传承的窑火，在近现代龙泉青瓷的发展史上，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宝溪也因自身所深蕴的历史内涵，一如镶嵌在大山中的一棵明珠，熠熠生辉。
山中乡镇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宝溪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
“宝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不仅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填补了龙泉青瓷历史上的空白，还在龙泉瓷厂的恢复和当代青瓷发展的两个过渡时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宝溪乡乡长周义泉在谈到宝溪的制瓷历史时这样告诉记者。
众所周知，龙泉窑是我国历史上的五大名窑之一，它始于三国两晋时期，发展于北宋，兴盛于宋元，而衰落于明末清初。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从宋元以来极盛数百年的龙泉青瓷几近断脉。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批土生土长的宝溪青瓷艺人却一直在家乡传承着龙泉青瓷的窑火。
据《龙泉瓷厂厂志》记载，1825年间，宝溪乡溪头村李君义在当地建窑称“李生和号”，这是近代龙泉青瓷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私人窑厂。
1934年，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邀本乡瓷工李怀德、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等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仿古青瓷研究小组，青瓷生产技术和工艺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承，仿制古青瓷的热情也在龙泉民间一度高涨。
“应该说，民国时期宝溪的仿古青瓷技艺已经很精湛了，否则，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也不会挑选百余件精品送给政府。”据周义泉介绍，1945年，陈佐汉曾把仿宋弟窑制品牡丹瓶、凤耳瓶等100余件仿古青瓷精品寄送南京中央实业部请功，分送盟友，并被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予以勉励。而这在宝溪的历史上也有明确记载。
至于宝溪在现代龙泉青瓷史上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
据张高岳老人的回忆录记载，195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恢复面临绝迹的“龙泉青瓷”生产。当时，浙江省政府按照总理批示成立了11人的仿古小组，由他牵头，连他在内，包括李怀德、李怀荣、李怀川、张照坤、龚庆平、张高文等共有七位宝溪青瓷艺人参与其中。当时，仿古小组把地址也设在了宝溪，即当时的宝溪张二昌小厂内，取名“宝溪仿古瓷厂”。可以说，现代龙泉青瓷的第一窑火就是在宝溪点燃的。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宝溪仿古青瓷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据周义泉回忆，1967年，从张家菜园里挖出300多件仿古青瓷没收，八十年代中期，仿古青瓷被禁，很多仿古艺人也不得不放下了这门手艺。但时隔不久，80年代后期随着浙江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90年代初仿古瓷又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龙泉瓷厂、艺术瓷厂等国营企业先后破产，龙泉青瓷又一次走向困境，一大批宝溪青瓷艺人下岗回到了家乡。而正是这批下岗工人，重新拿起瓷土，做起了仿古瓷。
对此，宝溪青瓷艺人曾轶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在大批国营瓷厂倒闭的时候，龙泉青瓷行业几乎是奄奄一息，但是一大批宝溪工人却回到宝溪做瓷，形成了一个仿古青瓷的文化市场，延续着青瓷的血脉。 “在关键时刻，宝溪总是成为青瓷文化延续的最后一块净土，把宝溪称为近现代龙泉仿古青瓷中心一点也不为过”。
百年龙窑群“佐证”人类文明
曾轶星是现在宝溪青瓷艺人中从事仿古青瓷制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看来，龙窑是2000年中国南方烧制陶瓷的历史见证。“龙窑在结构、功能和形状上延续了2000年，从未有过改变，可以说龙窑也是见证人类文明活动的重要佐证。 ”
对于龙窑，曾轶星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他眼中，宝溪不仅有龙窑，还有龙窑群。“这样的龙窑群，现在只有宝溪乡有，世界上也只有宝溪有。”作为土生土长的宝溪人，对宝溪的认知自是不同一般。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记者实地走进了宝溪乡溪头村，感受龙窑群见证历史的痕迹。
据曾轶星介绍，宝溪共有12支龙窑，大多建于民国时期，也有几支建于清代，主要以生产民间家用器皿为主。由于后来煤气窑取代了龙窑，古老的龙窑逐渐退出实用生产领域。“煤气窑成品率高，宝溪的几支龙窑几年前都先后停火了”。
而在溪头村，记者看到，现存的几支龙窑依岗而建，气势不凡。窑室多为宽1.6-1.8米，一般为19间，多则26间，整体风貌保存较好。
位于溪头村老桥头附近的龙窑，是最迟停烧的，之前一窑可烧制上万只碗。窑主丁绍清对当年的龙窑盛况记忆犹新，他说，“每逢烧窑，火出窑尾，烈焰腾空，数里之外均可看到”。虽然歇业多年，但从龙窑的轮廓和摆设中，我们仍能够想象出当年民间利用龙窑烧制土碗的场景。
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市窑工在北宋时期就建立了龙窑，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的结构都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可见龙窑应该是非常科学的制瓷工具”。
但宝溪拥有的12支龙窑，自停烧后，命运各不相同。“龙窑占用面积较大，有几支龙窑在几年前被村民拆除了，现在仅剩下7支。近期在宝溪乡党委政府的重视下，组织人手进行了清理，目前已焕然一新，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几支。”
据他介绍，为了让龙窑炉火再燃，日前，宝溪乡的一批青瓷艺人打算重新烧窑。“龙窑隔5-6年就要修缮一次，长期不用会坍塌，近期有准备开窑的打算。”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青瓷申遗成功，是荣誉也是责任，“作为青瓷艺人，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技艺传承历史，而重燃龙窑窑火，就是传承的重要一步”。
而记者也从周义泉那里了解到，“恢复宝溪龙窑烧制领导小组”已于8月初成立， 目前正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预计10月底前可以开窑。“做为党委政府，我们也在做一些规划，以更好的保护及传承宝溪的这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