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大瓷器。
第二要“稀”
物以稀为贵。如宋代汝瓷，便因其稀有而倍加珍贵，尤其是御用汝瓷。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北宋晚期至今传世的御用汝瓷总数不超过百件，且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各地、各国博物馆和少数收藏家手中，故有了“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说法。据了解，目前市面上，一块带有芝麻钉的汝瓷残片已达数千元，如果是一件完好无缺的汝瓷器，那将是数万，数百万元甚至更高的价位。国内外古瓷收藏界，均以宋代“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作品为热点，其次要数元代青花彩瓷了。而唐代青花(唐青花是由白瓷与三彩孕育而生，唐代白瓷成熟的烧制工艺，使三彩器与唐青花以其洁白的衬底映照出艳丽的色彩效果)因其存世数量极少而难得，故唐青花瓷从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上讲，均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第四要“俏”
要注重收藏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的古瓷。这种“俏”货价格攀升潜力大。约10年前，清三代官窑瓷器在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才几千、几万元。由于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大，现在的官窑瓷器已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了。另外，国内古瓷的拍卖价近年来虽然不断升高，但与国际拍卖价相比还是较低的，后者往往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因此，古瓷的市场前景看好，升值潜力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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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识古瓷的四个要素
元代龙泉窑青瓷葫芦形执壶杭州历史博物馆藏
随着收藏市场的日益升温，通过收藏渠道来参与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和其它的市场投资一样，在艺术品的投资上同样是存在着风险的。只有收藏到真品，才能够升值。不少人常常通过拍卖会的渠道去购买收藏品，但当前国内的拍卖还不十分规范，拍卖品的真品率也问题不少。据报道，广东有一次陶瓷拍卖，真品率仅百分之一。现在好多人都看好国外回流藏品，可是，在回流藏品中同样存在着真赝混杂的状况。有一位藏家花了百万巨资从英国买回一批瓷器，后经专家鉴定，全部是赝品。因此，为了躲避风险，在投资艺术品时，自己能懂得识别真假就显得十分重要。
这里，说一下怎样去识别真正的古瓷器。
我国的瓷器生产，如果从商周时代算起，已经有三四千年的历史。综观历朝以来瓷器生产，都是在发展之中又有着各个朝代不同的时代特色。因此，了解各朝瓷器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过程，了解各朝瓷器生产的不同时代特点，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去鉴识历朝历代的真品瓷器。
一般说来，瓷器的形制、纹饰、款识等，后人都是可以仿制的。因此，拿到一件瓷器，鉴别真伪的首要因素并不是这些。当然，这些条件，在断代上是必须要考虑的。比如，历代各朝在瓷器上绘龙的图纹都是各有特点的。以清代为例，顺治朝的龙俗称鸡爪龙，龙爪画得犹如鸡爪；康熙朝多见弓字龙、夔纹龙；雍正朝的龙头常画得犹如鳄鱼，此外多见螭龙纹；到乾隆朝，龙头画得像长须老头一样；嘉道以后，多见带鱼龙，龙身很长，像一条在游动的带鱼，弓起像虾弓；光绪多见点睛龙，龙眼之处像是刚点上去一般，特别有神。知道了这些画龙特点后凡见有龙图案的清代器，你就可以结合其它特征，准确断代了。但在确定真伪之前，这些因素也只能是一些参考因素。
我以为，要确定一件瓷器的真伪，首先要考虑的是它的以下四个要素，那就是：一要看胎质；二要看施釉；三要看彩料；四要看有没有真正的老旧之气。
首先，中国瓷器的胎质构成，可以说每个朝代都是不一样的。唐代以前，是属于瓷器的初创时期，器物的胎质构成比较粗疏。像唐三彩的胎质就是半瓷半陶的，比较粗松。如果你见到的“唐三彩”胎质制造非常精细坚致，那么，这个东西肯定就是不对的。再如，宋元时代吉州窑黑釉盏的胎质也是比较粗松的。而且，当时工人在制作拉坯工艺时做得快速利落，每个碗底部只用竹刀迅速地刮一遍就算了，所以，留下的修刀旋痕非常明显，很粗糙。如果你碰到的吉州窑碗修胎讲究、工细，胎质又是很坚硬、精细，那么，不必看其它方面，这个碗必定是后仿品无疑。现在，元青花的瓷品很受藏家关注。识别元青花，除了看其施釉较厚，釉面有堆脂感；彩料使用“苏麻离青”，色泽浓翠，有铁斑等等的特点外，在胎质上也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一般元青花瓷胎体都较为厚重，大器烧成后底部常有开裂。胎质细白坚致，胎釉结合处常有淡红色火石红形成，这种火石红，在器身的白釉较薄之处也会泛出一种肉红色来。如果“元青花”器釉面干枯，胎质粗松，又没有火石红，釉薄处也看不到肉红色泛出，那么，藏家就一定要小心对待。此外，像康熙瓷的胎质是精细白晰又坚致，但制瓷风格较为粗犷，器底都留有旋痕。因是人工淘胎，再精细也存有杂质，因此，器底釉面上都有点点黑疵。如果你碰到的东西写的是康熙款，但器底光洁，没有旋痕和黑疵的话，十有八九是后仿品。
第二个是看釉面。瓷器的施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化着。北宋之前，所用的釉是石灰釉。这种釉与胎面的粘着力不强，因此，施釉较薄，有流淌，还易剥落，这也是鉴识的一个要点。像鉴识唐代的彩釉器，一是看釉色有否流淌，看色与色之间是否有因为流淌而产生的交融，二是要注意晚唐以前的彩釉器常会出现的釉面的剥落和开裂，此外，唐瓷一般在放大镜下均可看到细小的开片，而这种开片又不可太明显，如在一米开外就可见到，那么，这就是个仿品。南宋以后，改施石灰碱釉。这种釉粘着力强，可以施得很厚。所以南宋以后的瓷器，如哥窑、南宋官窑、南宋龙泉窑等的器物釉色就显得肥厚滋润，放大镜下还可见到未熔的石英颗粒。另外，从釉面看，从中表现出来的很多特征都有利于鉴别。像宣德、雍正等朝的瓷面都可见桔皮纹，乾隆单色釉器胎釉结合处的釉面可见细小的锯齿痕，万历、康熙青花的釉面常可见指捺水印纹，晚清几朝瓷器的底面釉上均可见高低不平的状况，俗称“波浪釉”，等等，这些都是通过观察釉面所提供的鉴识依据。
第三是看彩料。不同的时代，所用的彩料都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古代瓷器所用的都是矿物料，而现代仿品则常用化工料来替代，因此，凡见用化工料的，就可以在鉴识时加以剔除。而矿物料在各个时期也都是不一样的。就拿绘青花所用的青钴料来说吧，明清各朝就是各有所用的。洪武朝时，有进口、国产两种青料，进口料呈色鲜艳，国产料呈色灰暗；永乐、宣德两朝官窑器多用进口“苏麻离青”料，发色浓艳，青花上有“铁锈斑”；成化到正德前期用平等青料，发色淡雅秀气；嘉靖到万历前期官窑器多用进口回青料，发色艳美，蓝中带紫；万历后期至崇祯用石子青或浙料，除个别发色鲜艳外，一般都清淡无华；在清代，顺治早期多用石子青，后期多用浙料；康熙早期延续顺治，青花色泽灰暗，偶有清淡。中期多用浙料和云南出的珠明料，呈色翠蓝，层次分明，晚期呈色偏淡；雍正、乾隆时，色泽不如康熙，层次也减少；晚清各朝均有所退步。根据使用青料的不同情况，就大致可以判断器物所属的年代。其它的彩料也然，不管是五彩或粉彩，不同的朝代所用的彩料都是有所区别的，熟悉了这些，也就可以帮助来识别和判断。从彩料的外在表现也可以用以区别五彩、粉彩和珐瑯彩。五彩器除绿彩有玻璃彩外，其余均一抹色平涂，表面相对显得粗糙；粉彩用渲染法画，立体感强，有粉质感，表面较平滑，但无玻璃质感。粉彩不能做到全粉彩化，其中的矾红必定是五彩。因为烧造温度高了，矾红要流淌，因此，若发现矾红粉化或玻化，则必定是民国以后的现代工艺；珐瑯彩也用渲染法画，立体感强。有油质感，玻璃质感，没有粉质感。因为不用氧化铅工艺，因此，绝无蛤蜊光出现。
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器物上看到真正的老气。传世品上应有使用和存放的痕迹，应有因岁月而留下的痕迹；出土器上应有土气侵入的痕迹。这些痕迹，表现在器物上，一个就是因为空气的氧化和长期存放在空间而形成的包浆。有包浆的器物上面，就会有一层类似涂了薄油一样的温润的油光。年代越久，油光就越强。如果是青花器，那么，包浆下的青花，应是下沉的，犹如上面有一层水一样，俗称“水头”。新器的青花上是没有水头的。老的传世品一定会有一些使用过的痕迹，有揩拭痕、擦伤痕等等。这种痕迹没有规则，是在岁月的流逝中自然留下的，和现代新品用人工做出使用痕不同，人工做的有规律性，比较生硬，仔细观察，可以区别。如果器物入过土，也应有土侵和灰皮等被腐蚀的痕迹。新出土之物，闻之应有土香气味。现在也有人工用酸腐蚀等方法来做的，但不像真正的土侵和灰皮那样深入肌理和无规律可循，闻之则有异味。现在还有在烧造时通过用釉面涂锌来作旧。因为锌元素在高温下比较活跃，能促使釉面气泡爆裂，以此达到作旧目的。但涂锌作旧的器物，也可以识别：涂锌的器物，高温下气泡是一次性破裂，不像自然老化的，有时间因素加入，因而是有多有少，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另外，涂锌件因气泡大量破裂，造成釉面出现流动，放大镜下可见弯曲的水波纹。总之，凡是老的东西，必定有真正的老气留存；凡找不到一点老气的器物，必定是新物无疑。
上述四个因素在鉴识时要结合起来考察，考察时还要结合形制、纹饰和款识等一起来考虑，如发现有一点不对，即可全盘否定。
之所以强调在鉴识古瓷时，要从上述四大要素去入手，这是因为，这四点是现代作伪者较难仿出的。
元青花的四大谜
元青花之谜—蓝色纹饰
青花的创烧有宋代创烧说和唐代创烧说，但都不是景德镇青花，与景德镇没有传承关系，也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到目前为止，几乎未见完整器，都是一些残片，这些残片的胎质跟景德镇的胎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能认为所谓的唐青花、宋青花跟元青花有什么直接关系。
元青花有很多谜。第一个谜就是它为什么是蓝色的。首先，蒙古人尚白尚蓝，是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波斯的工艺提倡繁缛，与宋的追求完全不一样。蒙古当时跟西域的关系密切，在13世纪初，由于成吉思汗异军突起，他和他的继承者多次征服了中亚、西亚，打通了中西文化交通的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崇尚伊斯兰文化的突厥人涌入中国，其中包括工匠、天文学家、医学家等，带来了西域的文化。
元朝建立以后，又有大批穆斯林知识分子、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元代的各类文献中，都将这种东来的穆斯林统称为“回回人”。历史上伊斯兰国家的贸易能力都非常强，愿意跟其他地区进行贸易。自从灭了“回回”以后，把工匠、器械都带回来，就慢慢发达了。
蓝色是伊斯兰文化的主色调，今天去中东我们依然可以看见到处都是以蓝色为主的建筑。
元青花之谜—突然成熟
第二个谜就是它没有初创期，没有萌芽期，一出来就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有小苗。过去任何一个窑口的发展脉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元青花则不然，你看见的时候，就不是襁褓中的婴儿，而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这有多种解释。有的说元青花不是元代早期出现的，而是出现于元代的中晚期，受波斯的影响，原材料和工艺都是从波斯输入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元代以后，大量北方工匠南迁。北方工匠绘画能力都比较强，比如磁州窑就是以绘画为主。工匠到了南方景德镇驻扎下来，在景德镇这么漂亮的瓷胎上重新开始作画，就跟一个画家到另外一个地方画画似的，只不过就是换了纸，换了颜料而已，技艺上没有什么区别。元青花的这种突然成熟，至今从学术角度上讲，还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
元青花之谜—题材众多
第三个谜是元青花为什么题材众多。元青花跟其他瓷器的题材表现不一样，它的题材尤其多，有花卉、鱼藻、翎毛走兽、龙凤、人物，什么都画。元青花早期的题材大致都是花卉、翎毛走兽、龙凤，后期出现了大量戏剧故事，画人物。
后期画人物的第一个原因是元青花受元曲和小说的影响，愿意画情节。第二个原因是在元朝后期，朱元璋没拿下江山之前，长时间驻扎于景德镇。他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应该有过影响，由于他的关注人物纹的作品开始逐渐增多。
元青花之谜——造型硕大
第四个谜就是元青花大器特别多，大盘、大罐、大瓶。土耳其托布卡比宫里有元青花大件瓷器几十件，都是中国当时出口的。
元青花大器多有一个原因，就是跟蒙古人的性格有关。蒙古人性格粗犷，不拘小节。比如江西高安出土的元青花当中有一个把杯。所谓“把杯”，就是高足杯，喝酒用的，下面的足可以用手攥着。为什么做成这样呢？因为元人是马上民族，他骑在马上，一只手腾出来就可以攥住这个杯子。“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是这个感觉。高安出土的这个把杯，上面写着两句诗，非常有意思：“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我能活一百年，一年三百六十天，我天天喝醉一场，也无非是三万六千场，人生苦短啊。我们说过，元代开始就有蒸馏酒了，度数开始提高了，但就用这杯子，要喝蒸馏酒也够呛。
高安当时还出土了六个带盖的梅瓶，梅瓶也是装酒的，每个瓶子底下都有一个字，写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古代说的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掌握这六艺，你就是一个全才，在今天的社会也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周礼·保氏》就有这样的说法：“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高安出土的六个梅瓶全部带盖。底下六个字，盖上六个字，互相都是对应的。当时可能就是为了配套，底是“礼”字，就拿写“礼”的盖扣上。江西高安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批出土元青花，每个都精美至极。
紫砂壶：四大家、三大
明代是紫砂茗壶的兴旺成熟期，名手辈出，代有精品。至今有实物遗存并有制作者记载的，当属明正德年间的紫砂壶名师供春，供春之壶，制品很少，留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自从供春树瘿壶问世以后，继起的名家有董翰、赵梁、元畅、时鹏，称为“四大家”。
四大家以后有李养心，号茂林，也是明万历时名艺人。他善于制作小圆壶，世称“名玩”。他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以“小圆壶李四老官”得名。起初，名家壶坯都附入缸窑烧造，没有用匣钵封闭起来，因而都“不免沾缸坦釉泪。”从李茂林开始，“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从而防治了紫砂壶的粘染釉泪。
相传供春曾经带过一个徒弟，他把制壶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这个徒弟叫时大彬。时大彬既继承了供春制壶地传统，又创造出自己地特色。他淘土为壶，有时杂以砂土，作品时见巧思，出人意外。他开始制作地时候还只是单纯地模仿供春，以大壶为主，后来和当时著名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等交往，突破了老师地樊篱而多做小壶，更加符合文人地美学趣味，因此当时就有“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这类推崇的诗句。时大彬也有两个徒弟叫徐友泉和李仲芳，都行大，因而又有“壶家妙手称三大”的说法。李仲芳，其艺术成就与师父不相上下。紫砂壶的制作，已经有简单朴素而渐趋文巧。仲芳父主张复古，极力“督其敦古”；仲芳是主张趋新，不同意敦古的意见。父子争论激励。据传，有次仲芳做好一把壶，急忙送到父亲面前问道：“老兄，这个如何？”从此，人们称仲芳壶为“老兄壶”。据文献记载，仲芳“后入金坛，卒以文巧相竟。”《阳羡茗壶赋》评论李仲芳有“仲芳骨胜而秀出刀镌”之语，可见其壶艺技法的精绝。至于徐友泉的作品，则又别具一格，他喜欢仿效古代瓷器尊罍的形制。造型式样较多，而且泥色也变化多端。文献上评论他的作品是“种种变异，别出心裁”。
和上述“三大”同时或稍后的名手，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时英、陈俊卿、沈君用、陈用卿、陈仲美、陈和之、承从云、沈子澈、惠孟臣、陈子畦等人，争奇斗艳，壶式千姿百态，制作了许多超越古人的作品，都为人们所宝重喜欢。
明代的紫砂茗壶，不但式样变化多端，壶形大小也很不相同。大体上说，明万历之前，好尚大壶；万历之后，壶形日渐缩小。时大彬自他游娄东和诸名士交接之后，才改作小壶。以后徐友泉诸家，更向这一方面推进，从“盈尺兮丰隆”转向“径寸而平柢”一途。明末清初更有陈子畦、惠孟臣都是“小壶精妙”、“各擅胜场”的名手。壶形由大而小，不得不承认决定于士大夫饮茶趣味和习惯的改变，逐步走进千家万户，集家居装饰、实用性、艺术性为一身，得到人们的喜爱。
明朝著名四大紫砂名家大师
明代是紫砂茗壶的兴旺成熟期，名手辈出，代有精品。至今有实物遗存并有制作者记载的，当属明正德年间的紫砂壶名师供春，供春之壶，制品很少，留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自从供春树瘿壶问世以后，继起的名家有董翰、赵梁、元畅、时鹏，称为“四大家”
李仲芳制作的紫砂壶
四大家以后有李养心，号茂林，也是明万历时名艺人。他善于制作小圆壶，世称“名玩”。他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以“小圆壶李四老官”得名。起初，名家壶坯都附入缸窑烧造，没有用匣钵封闭起来，因而都“不免沾缸坦釉泪。”从李茂林开始，“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从而防治了紫砂壶的粘染釉泪。
相传供春曾经带过一个徒弟，他把制壶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这个徒弟叫时大彬。时大彬既继承了供春制壶地传统，又创造出自己地特色。他淘土为壶，有时杂以砂土，作品时见巧思，出人意外。他开始制作地时候还只是单纯地模仿供春，以大壶为主，后来和当时著名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等交往，突破了老师地樊篱而多做小壶，更加符合文人地美学趣味，因此当时就有“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这类推崇的诗句。时大彬也有两个徒弟叫徐友泉和李仲芳，都行大，因而又有“壶家妙手称三大”的说法。李仲芳，其艺术成就与师父不相上下。
紫砂茶具的制作，已经有简单朴素而渐趋文巧。李仲芳父主张复古，极力“督其敦古”；李仲芳是主张趋新，不同意敦古的意见。父子争论激励。据传，有次仲芳做好一把壶，急忙送到父亲面前问道：“老兄，这个如何？”从此，人们称仲芳壶为“老兄壶”。据文献记载，仲芳“后入金坛，卒以文巧相竟。”《阳羡茗壶赋》评论李仲芳有“仲芳骨胜而秀出刀镌”之语，可见其壶艺技法的精绝。至于徐友泉的作品，则又别具一格，他喜欢仿效古代瓷器尊罍的形制。造型式样较多，而且泥色也变化多端。文献上评论他的作品是“种种变异，别出心裁”。和上述“三大”同时或稍后的名手，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时英、陈俊卿、沈君用、陈用卿、陈仲美、陈和之、承从云、沈子澈、惠孟臣、陈子畦等人，争奇斗艳，壶式千姿百态，制作了许多超越古人的作品，都为人们所宝重喜欢。
明代的紫砂杯与紫砂壶，不但式样变化多端，壶形大小也很不相同。大体上说，明万历之前，好尚大壶；万历之后，壶形日渐缩小。时大彬自他游娄东和诸名士交接之后，才改作小壶。以后徐友泉诸家，更向这一方面推进，从“盈尺兮丰隆”转向“径寸而平柢”一途。明末清初更有陈子畦、惠孟臣都是“小壶精妙”、“各擅胜场”的名手。壶形由大而小，不得不承认决定于士大夫饮茶趣味和习惯的改变，逐步走进千家万户，集家居装饰、实用性、艺术性为一身，得到人们的喜爱。
陶瓷文化鉴赏-隋唐陶瓷四大名窑
在河北，能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民族文化遗产，当属古代瓷窑中的“四大窑”，它们是：代表隋唐北方白瓷的邢窑，列入北宋五大名窑之首的定窑，以白地黑花艺术影响了南北一大批窑场的宋金磁州窑和世纪之交在国内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的井陉窑。它们在中国灿烂的陶瓷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邢窑：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我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我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从20世纪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明清时代，我国出现了一些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在这些著作中都提到唐代邢窑白瓷。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真正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开始的，作为我国第一代古陶瓷专家的吴仁敬、陈万里、傅振伦等都对邢窑关注有加，但所知的仍是一些“内丘白瓷瓯”、“邢瓯”一类的词汇，至于它的真正产地、范围、产品以及发展进程等很少被人提及。
从50年代初开始，国内的几代工作者便为解开邢窑之谜做着不懈的努力。陶瓷考古界的权威陈万里曾几次到内丘实地考察，未能发现邢窑，史学界专家杨文山等人50至70年代屡次到内丘、沙河、邢台等地考察，同样失望而归……1980年初，临城县陶瓷厂成立了“恢复邢瓷技术小组”，一年时间，小组在临城境内共查出包括祁村、岗头、山下等在内的古瓷窑址17处，神秘的邢窑揭开了一角面纱。1981年春，欣喜不已的考古工作者，在临城县召开了由中央、省、地、县和新闻部门参加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为邢窑之谜付出了几十年心血的老专家们在会上激动地表示，这标志着邢窑与邢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取得的成就大大提高了考古工作者寻找邢窑的信心，调查工作进入冲刺阶段。1982年至1984年底，内丘县文化馆贾中敏等人在内丘县境内共查出邢窑遗址20余处，1987年，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主组成的邢窑考古队开始进入内丘、临城工作，共对内丘城关、临城祁村、山下等处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出土52座灰坑，4座晚唐五代时期的窑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隋代薄胎透影细白瓷的面世，为此后邢窑的精略分期断代及对邢窑不同时期遗迹遗物的认识、了解提供了可能。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邢窑是隋唐北方白瓷的代表，对于中国陶瓷史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们提出：邢窑的发展特别是白瓷对邻近诸窑诸如定窑、平定窑等有很大影响；邢窑的薄胎细瓷已基本上达到了欧洲“硬质瓷”的标准，把薄胎细瓷的起源提前了近10个世纪。
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在北宋时代，“定汝官哥钧”五大瓷窑名满天下，而第一者为定窑。定窑以白瓷驰名，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全世界的著名博物馆都以拥有定器为荣……林林总总奠定了定窑名扬海内外的地位，于是中国陶瓷界将五大名窑之首的桂冠戴在了定窑的头上。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为发掘定窑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写就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叶麟趾先生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兴奋不已，马上向国内外考古界发布了定窑在曲阳的最新考古学说。此后，小小的曲阳便开始迎接来自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和中外古陶瓷学者们的实地考察。50年代故宫博物院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决定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辗转数天，队员们才到达这里，远远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便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那是什么？走近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来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平时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仅是一次试掘，但成果也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定窑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与第一次试掘不同，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仅施工人员就达几百人。收获是惊人的，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这在几大窑址的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其中款识“龙”、“花”、“李小翁”等瓷片属于首次发现。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尚药局是宫廷专司医药的部门，在全世界只有一件尚药局文物标本流失在瑞典，1985年的发掘却出土了数片标本，弥补了国内没有尚药局文物的空白，而且为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古代宫廷医药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定窑再一次轰动了世界。1986年定窑就被确认为国保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