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瓷器。
中国历代名窑
大同窑： 在今山西大同，故名。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 "青瓷窑"，距城二十三里。据此在大同西郊瓦窑村发现一瓷窑遗址，证实即方志中的青瓷窑。遗址面积不大，以烧黑釉器物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袖；弦纹瓶及剔花罐具有代表性，剔花线条粗旷，划花线条纤细，有水波及鱼纹，黑釉乌黑光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
怀仁窑: 在今山西怀仁，故名。明《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记载。发现遗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弦纹瓶及罐等器物胎体厚重，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有雁北地区特色。
浑源窑: 在今山西浑源，故名。明《大明一统志》记载浑源产瓷器。清乾隆《浑源州》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 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黑釉剔花为雁北地区之最精者，牙白釉剔花在山西其他地区也属少见。
榆次窑: 在今山西太原盂家井，孟家井明代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 窑址遗存大量瓷片，以自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平定窑: 在今山西平定柏井村，故名。始烧于唐，历经五代到宋，以烧白瓷为主，还烧黑釉器物，有印花、剔花盘以及北方习见的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窑址与河北临城邢窑、曲阳定窑相距较近，瓷器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处。
交城窑: 在今山西交城，故名。始烧于唐，以自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自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储彩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相同，储彩有呈桔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品种有枕、洗等器，但产量较少。
介休窑: 在今山西介休洪山镇，故名。1959年发现。始烧于宋，历经金元明清四代，在山西较少见。宋代以自 釉为主，早期碗体厚重，与交城窑相似，有薄胎印花碗盏，胎白纹细，受定窑一定影响，碗盏里心都留有三个细小支烧痕，是其特征之一;白釉黑花品种也有发现，釉面光亮，与河南、河北同类装饰有别。金代烧黄褐釉印花器较多，器内多印花，尤以孩童荡船纹饰为多，富有介休窑待色。
霍县窑 : 在霍州境内(今山西霍县陈村)，故名。为山西七十年代后期新发现的古窑址之一。以烧白瓷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量有印花装饰，胎浩白，用支钉垫烧，器内及器足都留有五个小支烧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及的彭窑仿古定器折腰盘，霍县窑遗址里遗留甚多，证实明清两代文献中的彭窑就在霍县陈村。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遗址有高足杯标本，明清两代绘花卉者较多，有书写文字者。传世品有带纪年铭文者，故宫博物院有墨书"明昌四年"(1193)盘一件，是研究该窑烧瓷上限的极有价值的资科。
长治窑: 在今山西长治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神有白釉、 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特色，碗心多画折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这种碗晋南地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花多绘于碗内或壤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淄博官窑: 在今山东淄博磁村，故名。七十年代后期发现，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始烧子唐而终于元代。该窑在唐代以烧黑瓷为主，宋代烧白瓷，有剔花、刻花装饰，金代出现蓖划、绞胎、白地黑花、白釉红绿彩等新装饰，碗心也多一圈刮釉，有北方地区瓷窑风格。
安阳窑: 在今河南安阳北郊安阳桥附近，故名。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是隋代青瓷窑址。据此，可确定安阳地区部分隋墓出土青瓷是此窑所产。五十年代在善应十天傅二镇还发现宋元时期窑址，前者专烧钧釉瓷器， 后者烧白瓷;二镇距磁州窑较近，但未发现有磁州窑风格的瓷器。taOCi52.cOm
鹤壁窑: 在今河南鹤壁，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代。在唐代烧白、黄、黑釉器物，有花口钵、短流壶等；宋金时期的白地黑花、褐黄釉刻花折沿盆最富代表性，白地黑花彩色乌黑，褐黄釉刻花有莲花、鹅与兔吃草等纹，盆口径都在40厘米以上；白釉划花大碗与磁州窑风格相同，碗心也有五个长条状支烧痕。
碌武窑: 也称"当阳峪窑"。在今河南修武当阳峪，故名。为北方著名民间瓷窑之一。所烧器物以剔花品种最富 盛名，纹饰流利洒脱，又以黑白、褐白对比强烈的色彩独具一格，其艺术感染力远在磁州窑系瓷窑同类装饰之 上；绞胎也属成功品种之一，用白褐两种色料绞在一起， 组成与羽毛相似的纹理，制作技巧高超。
巩县窑: 在今河南巩县，故名。从已发现的窑址，可知始烧于隋代，烧青瓷;唐代有较大发展，以白瓷为主。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巩县窑白瓷，证实此窑贡白瓷。此外还烧三彩陶器，洛阳地区唐墓出土三彩陶器及雕塑不少是该窑所产；遗址出土素烧坯很多，可知三彩陶器是两次烧成。所制绞胎多模仿漆器纹理特征，黑釉、茶叶末釉也占一定比例，遗物有盘、碗、瓶、壶等。
密县窑: 在今河南密县，故名。已发现西关及窑沟两处遗址，西关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宋，窑沟窑烧瓷则在宋金 时期。西关烧白、黄、青、黑各色釉及珍珠地划花等品种，珍珠地划花装饰在密县窑中出现最早，宋代较流行，窑址出土的五代鹌鹑纹小枕，纹饰具有仿唐金银器錾花工艺特征。窑沟以白釉为主，白地画黑花标本的也遗留不少，瓶、壶等器物上多画简洁的花草纹，画圈纹的较别致，是此窑独特之作。
登封窑: 在今河南登封曲河，故名。始烧于晚唐，下限到元代。烧瓷品种较多，以自釉为主，有白釉绿彩、白釉刻花、白釉剔花、白釉珍珠地划花及白地画黑花等，还烧瓷塑玩具、黑釉及三彩陶器。珍珠地划花品种，受密县窑影响，产量在同类瓷器中居首位，遗物有瓶、枕、罐、洗、 碗等，以瓶、枕较多，瓶高达40厘米左右。遗址附近的残庙内有清嘉庆碑记一座，碑文载:"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均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描绘了宋时的繁盛情况。
宝丰窑: 在今河南宝丰青龙寺，故名。烧瓷时期为宋金两代，品种有青瓷、黑瓷及三彩低温铅釉陶器，青瓷质量较临汝窑略胜，造型纹饰与耀州窑近似，印花装饰较多。黑瓷有凸线纹、麦粒纹装饰，后者在北方瓷窑中极少见;此外还烧三彩与绿釉、酱釉炉枕等器，，枕面划花有花卉及钱纹等题材。
鲁山窑: 在今河南鲁山段后，故名。创烧于唐代而终于元代。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语，经调查发现花瓷拍鼓瓷片标本，证实该书所述。宋金时窑厂扩大，烧瓷品种丰富，装饰方法也多种 多样:如有自釉罐上以褐点组成的三角形，白釉瓶上以蓖划复线直线纹与曲线纹的相间排列；以及三彩莲瓣高足炉等；均有特色。
郏县窑: 在今河南郏县，故名。在发现黄道、黑虎洞及石湾河三处遗址中，黄道及黑虎洞均有唐及元代标本， 石湾河则属元代遗址。唐代遗物有黑釉斑点花瓷、黄釉及白釉绿彩品种；绿彩呈碧绿色，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四省九处瓷窑所烧同类品种中，色彩最美。元代遗物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装饰及钧釉器物。
宜阳窑: 在今河南宜阳三里庙，故名。明清两代方志都提到宜阳产瓷，其烧瓷上限，乾隆《宜阳县志》记有:"德应侯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末年复重修，今废无考，一在半壁山。"德应侯是北方瓷窑供奉的窑神，宋神宗熙宁(1068一1077)时宜阳建德应侯庙，则此窑烧瓷当在熙宁之前。以烧青瓷为主，也有少量白釉、黑釉、白釉黑花及三彩陶器。
新安窑: 在今河南新安，故名。已发现遗址十余处，多数均烧钧釉器物，属钧窑系。烧瓷时间历经宋金元三代，所烧器皿有盘、碗、炉、瓶、罐等，以盘、碗占绝大多数。
内乡窑: 在今河南内乡大窑店，故名。因宋属邓州，故旧称"邓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唐时烧黑釉及带斑点的花瓷，宋金时烧青瓷，过去曾将一种釉色青绿、器底呈紫褐色的，称为"邓窑";印花盘碗较多，与宜阳、临汝窑近似。遗址有元至大二年(1309)普济宫碑一座，碑文有 "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语，可知元时仍烧瓷。 (邓窑即"内乡窑")
柴窑: 窑址迄今未发现。柴窑一名最早见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万历以后的《玉芝堂谈套》、《清秘藏》、《事物绸珠》、《五杂姐》、《博物要览》、《长物志》等书多论及此窑， 但众说纷纭。基本有两种见解，一为周世宗姓柴，当时所烧之器都叫"柴窑"；一为吴越秘色青瓷即"柴窑"。对其形质，曹昭认为"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张应文则谓"柴窑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但均属传闻， 未见实物。清末民国初有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证诸柴窑，仅有景德镇宋影青瓷相符；或谓可能张应文误以宋影青为柴窑而概括之。
东窑: 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附近。专烧砖瓦。《宋会要》窑务条文载:"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废止，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有董窑条，谓其特征与官窑相似，而又不及，今亦少见。明清两代谈瓷笔记多引用之。但董窑实物未见传世，窑址亦无明确地址，或为东窑之误会。
林东窑: 在今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共发现上京窑、南山窑及白音戈勒窑窑址三处。上京窑为 辽代官窑，烧白瓷、黑瓷及绿釉陶器，白瓷产品有长颈瓶、海棠式长盘、方盘及长柄壶等。辽上京故城内出土 的白瓷"官"字款穿带壶，系上京窑产品。
赤峰窑: 也称"缸瓦窑"。在今辽宁昭乌达盟赤峰西南六十公里的缸瓦窑屯，故名。窑址出土有带"官"字铭文的 窑具，证明为辽代官窑。所烧器物有白瓷、白地黑花、三彩及色陶器。以白瓷为主，器皿有杯、碗、盘、碟、壶和罐；三彩陶器以印花盘为多，黄釉有鸡冠壶和凤首瓶。赤峰辽应历九年(959)附马墓出土的白瓷带"官"字铭文盘碗，就地理方位及胎釉特征看，是缸瓦窑产品。
辽阳窑: 在今辽宁辽阳东三十公里江官屯，故名。烧瓷以白釉粗瓷为主，也有少量白地黑花、黑瓷及三彩陶器I 白瓷及白地黑花胎体较粗，均挂化妆土。白瓷烧杯、碗、 盘、瓶、罐等器，黑釉则烧大器;此外，还烧黑釉、白釉、小俑、狗、马、骆驼等小玩具。
栒邑窑: 在陕西栒邑，故名。地距黄堡镇耀州窑较近，烧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黄釉残片，碗里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器特征相同，应属金代产物。
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不少青黄釉碗残片，碗里 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 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特特征相同，应 属金代产物。
华亨窑: 在今甘肃华亭，故名。最早见于明李贤天顺本《大明一统志》，土产条记有黑瓷器出平凉、华亭二县；镇堡条也有安口镇出瓷器记载，可知明代前期华亭县安口镇产黑瓷。经调查在安口镇发现瓷窑遗址一处，遗留物为青黄釉盘碗标本，器里有印花、刻花装饰，器心多一圈无釉，乃适应迭烧需要而致。器物纹饰与烧制特征和陕西耀州窑相同，属金代，为耀州窑体系。
兰州窑: 在今甘肃兰州，故名。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兰州土产条，简略提到产瓷器，有窑一所，距州四十五里。清康熙《兰州志》，山川条:"煤炭山洞在州南四十里，其洞数十，皆产煤，州民赖之。阿干峪在州南四十里，其土宜陶，经火不裂，故多窑冶，水岔在州东南六十里，亦有窑冶。"经调查阿干峪，发现元代黑瓷窑址一处，以黑釉碗为主，《兰州志》所记初步得到证实。
宜兴窑: 在今江苏宜兴鼎蜀镇，故名。烧瓷历史悠久，早在汉晋时期已烧青瓷。涧众村发现有唐代青瓷窑址。明代以紫砂器闻名于世，出现不少制壶名家，如供春；时大彬、李仲芳、陈仲美等，并仿烧宋代钧窑器物，因有"宜钧"之称。
德清窑: 在今浙江德清，故名。是浙江地区发现的两处黑瓷产地之一。烧瓷于东晋至南朝。共发现窑址四处， 同窑烧制青瓷和黑瓷，造型大体一致。窑址标本与浙江地区墓葬出土瓷器有的完全相同。
余杭窑: 在今浙江余杭，故名。是继德清窑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早期黑瓷产地。窑址共发现两处，所烧器皿与德清窑近似；黑釉鸡头壶地面遗留较多，有大中小三种形式，当时产量较大。
修内司官窑: 也称"南宋官窑"。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宋叶真《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窑是南宋设立的第二座官窑，三十年代在杭州乌龟山发现窑址。所烧瓷器除盘碗外，多仿周汉时期铜器玉器式洋，胎呈黑褐色，釉有粉青、月白、炒朱黄各色。明清两代景德镇御器厂仿官成风，以清雍正 (1723一 1735)时所仿质量最好，有的几可乱真。 (郊坛窑即"修内司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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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陶瓷器制作年代的一种款识，在古代陶瓷款识中占有较大比例。一般说来，纪年款可分为3种：一、年款，即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款识．又称朝代款。如北宋“端拱二年”、明代“大明宣德年制”、清代“大清康熙年制”等。二、干支款，指用60年周而复始的天干配地支来标明器物具体年代的款识。这种款识多附在帝王年号之后。如“大明宣德癸丑年造”、“万历丁丑年造”等；也有直接用干支纪年的，如弘冶时的“壬子年造”、康熙时的“又辛丑年制”等。三、特殊年款，指只写某朝而不写具体年号的款识，如“大明年造”、“大清年制”等。历代纪年款中，以元，明，清时期釉下青花书写款所占比重最大，另有刻划款 ，模印款及釉上彩书写款等。纪年款外多加边饰、常见有双线圆圈、双装方框、单线圆圈、单线方框等，也有无边栏的。款字多书于器物外底中心、也有书于内底心、口沿下以及肩、腹、耳、柄、颈、足内沿等处的。字体以楷书最为多见，另有篆书、行草等。款字排列方式多为自上而下竖写或自右向左横排。纪年款以明、清两代景德镇官窑瓷器使用最多，但部分民窑器，尤其是景德镇民窑器上也经常使用。民窑款字体多显得粗率、不及官窑款字体规整。纪年款标明了器物制作的大致年代或具体年代，所以是古陶瓷年代鉴定中最重要的依据。
秦、汉纪年款秦、汉陶瓷器尚无单独落纪年款的习惯．但有些铭文中的纪年内容，同样起到纪年款的作用。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件。山东邹县邾国故城遗址出土的一件秦代陶量(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上印有篆书秦诏文，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之，皆明壹之。”所印诏文，四字一组竖写，缀连成篇，外有边框。从其书法风格上看，属于秦代小篆，字体方正，笔道圆润，章法和谐，布局合理。这段文字既是研究秦代统一全国度量衡和文字的重要佐证，也是研习秦篆书法可靠的典范。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汉新莽时的灰陶狗，腹一侧阴刻篆书“天凤六年何亚”铭，天凤为新莽年号、六年相当于公元19年。1988年湖南湘阴青竹寺汉代窑址堆积层的下层出土了东汉顺帝“汉安二年”(143年)纪年款的陶器残片，款字是刻划上的。另外，考古发掘工作中，常发现一种东汉时的镇墓陶瓶，上有朱书镇墓文，内容是为死者解除灾祸的文告，文字开头多记年、月、日。见有“永寿二年五月”(156年)、“熹平元年”(172年)、“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19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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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专家要“雪拉同” 。
上世纪50年代，一些外宾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些喜欢中国瓷器的，问到外交部当时的外事人员，向他们要“雪拉同”。外事人员不懂，就回答说：没有。对有些不是很熟悉的外宾说没有，也就算了。后来，有位苏联专家也要“雪拉同”，大家就重视了，不能回答说没有。专家拿着茶杯说：就是这类东西。外事人员说瓷器嘛，我们有著名的景德镇、唐山的瓷器。最好的给他们看，他们说：不是，直摇头。那怎么办呢? 后来，他们(外事人员)想出个办法，到故宫陶瓷博物馆问陈万里。
陈万里是中国青瓷专家，他喜欢中国陶瓷，《中国青瓷史》就是他写的。那些外交人员到故宫博物馆找到陈万里。他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就问他，苏联专家一定要“雪拉同”，各方面瓷器给他看了都不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陈万里就笑起来：哎呀!你们这些青年，“雪拉同”就是我们龙泉青瓷嘛！陈万里就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中国青瓷史》，说：是我写的，“雪拉同”的故事里面讲得很详细，你们回去仔细看一看。
青瓷史里面就写了，宋朝龙泉青瓷出口到东南亚，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后来到法国去了。法国人一看到龙泉青瓷就非常喜欢，认为是世界上的珍品。当时法国很流行一个小说，里面男主人公是个牧童，名字叫“雪拉同”，他的衣服颜色像青瓷一样，淡青色，一年到头穿这种衣服。他就像中国的西施一样有名。大家说就叫(龙泉青瓷)“雪拉同”吧。小说主人公大家都知道的，人人都喜欢的，这样就叫开了。后来，欧洲这些国家都叫“雪拉同”，美国也叫“雪拉同”，青瓷就是“雪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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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瓷窑-修内司官窑（图）
也称“ 南宋官窑 ”。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宋叶真《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另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涵；澄泥为苑，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窑是南宋设立的第二座官窑，三千年代在杭州乌龟山发现窑址。所烧瓷器除盘碗外， 多仿周汉时期铜器玉器式样， 胎呈黑褐色，釉有粉青、月白、炒朱黄各色。明清两代景德镇御器厂仿官成风，以清雍正 (1723-1735)时所仿质量最好，有的几可乱真。南宋修内司官窑方支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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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洞窑址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
在中国古陶瓷学会2006年年会暨青瓷学术研讨会上，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展示的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出土文物惊动四座，特别是一个名为“荡箍”的制陶部件吸引了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的目光。此前，学术界一直有人质疑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的“南宋修内司官窑”身份，而此次研究人员历时5年整理出来的文物证明，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就是以前的南宋修内司官窑。
在宋代瓷器派系中，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定窑名声最著，南宋官窑所出瓷器被后人视为珍品。据记载，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以后，共建造了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两座官窑。上世纪20年代，人们在杭州乌龟山发现了郊坛下官窑遗址，但修内司官窑在哪里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1996年，杭州老虎洞窑址的发现终于使修内司官窑浮出水面， 2001年，老虎洞窑址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然而，由于没有找到真正有说服力的物证，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论。从2001年起，杭州历史博物馆对老虎洞出土文物进行了长达5年的整理，结果令人欣喜。目前已整理出4000多件出土文物，包括碗、盏、盘、洗等20类、53型器物，使人看到了令人惊叹的南宋官窑瓷器。其中一件在制作陶器过程中所使用的“荡箍”更令专家感到兴奋，上面清晰地写有“修内司官窑置庚子年”的字样。根据纪年，南宋时期有两个庚子年，分别是孝宗淳熙7年（公元1180年）和理宗嘉熙4年（公元1240年）。由此可以断定，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就是以前的南宋修内司官窑。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著名古陶瓷专家耿宝昌连连称“荡箍”为“国宝”。他说，修内司官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学术界持续了数十年的争论也可以平息了。昨天，老虎洞窑址终于验明正身，它正是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立的第一个官窑，也就是当年的修内司窑（修内司掌管打铁、制瓷等工匠的衙门）。修内司窑到底存不存在，又在哪里？这个争论了多年的难题，也迎刃而解。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唐俊杰说“从老虎洞发掘出的一件瓷荡箍，是证明这一切的铁证。”他介绍，荡箍是陶车上的一个部件，拉坯的时候能用到。
这件荡箍特别的地方，不是它的造型和功用，而是它身上近20个字。由于年代久远，字迹磨损得很厉害，但现在还能辨出“修内司……置庚子……师……匠”几个字。这说明修内司官窑确实存在，而且就是老虎洞窑址。在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中，明确写着南宋官窑有两个一个是郊坛下官窑，另一个是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窑址早被确定，就在杭州南郊乌龟山一带，现在的南宋官窑博物馆内。经过1956年和1985年两次发掘，这里发现了作坊遗迹和龙窑。没想到，在距乌龟山不到2.5公里的凤凰山脚下，就是修内司官窑的窑址。
南宋在公元1127年迁都后，仍然丢不掉皇室的脸面。为了满足皇宫和达官贵人使用瓷器的需要，再度建立官窑。据记载，南宋在杭州先后建立了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两座，以修内司窑出的瓷器为上品。而这座官窑以前一直是有记载无实证，成为千年之谜，直到老虎洞窑址的发现，才渐渐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经过杭州市文物考古所5年的发掘整理，已经初步整理出4000件青瓷。而瓷身带字的，只有这一件荡箍，它也成为了最有力的佐证。从昨天开始，市民走进杭州历史博物馆，就能欣赏到其中200多件青瓷精品。这些青瓷中粉青、米黄色釉的瓷器非常精致，有玉质感，比郊坛下官窑出土的青瓷更胜一筹。
“乱世藏金 盛世藏瓷”：当代名人瓷应该怎样收藏
“乱世藏金 盛世藏瓷”：当代名人瓷应该怎样收藏
“乱世藏金，盛世藏瓷”，据了解，我国目前有近1亿的艺术品收藏与投资者，其中以“捧瓷大军”最多。而在这庞大的“捧瓷大军”中，名人瓷收藏者占三分之一。近年来，各类瓷器展览会、拍卖会的不断举行。2004年，中国陶瓷艺术名人名作精品展首次在北京亮相，共展出陶瓷艺术作品500余件，分别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家王锡良、王恩怀，中国陶瓷艺术家刘平、周国桢等30位名家之手。去年，广州又举办了“2006年广州首届中国百年名人陶瓷精品、绝品展”。这个以景德镇近百年来的名家佳作为主体内容的展览，展品总数近3000件。各地的陶瓷市场上，名人瓷的交易也成为一股热潮。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地的藏品交易市场来看，当代名人瓷器的交易非常活跃。尤其“文革瓷”在收藏品市场上行情走势一直坚挺。武汉一家古玩店老板告诉记者，今年的市场比以往有了很大转变，以往人们都喜欢买老的瓷器，但随着名人瓷的升温，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了名人名家瓷。当代名人瓷，就是指民国时期一批著名陶瓷艺术家的作品和建国后1959年获得国家首批“陶瓷美术家”称号的艺术大师创作的精品，以及后起获得国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陶瓷高级工艺美术师”等职称的名人名作。当代名人瓷何以成为瓷器市场上的“新宠”？有关专家分析了个中缘由。其一，高古瓷器价位冲高，投资风险加大。从目前整个的瓷器收藏板块上看，高古瓷器因为价位冲高接近顶部，再往上投资的风险很大，造成其升值空间越来越难以把握，这一变化使得人们对于高价位瓷器的投资兴趣发生转移。近年来，一些资金能力有限的收藏投资者偏好开始向尚在低价区的当代名人瓷转移。其二，当代名人瓷艺术价值不断提升。新中国成立后，陶瓷制作艺术对传统工艺进行了良好的继承和开拓，特别是现代绘画大师林风眠、唐云、朱屺瞻等亲临景德镇参与陶瓷绘画，再加上众多制瓷高手和陶瓷教育家打破旧行规，培养了一大批瓷业人才，他们对瓷艺的创新和发展，使这些名人名作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近两年来，景德镇陶瓷艺术界新品迭出，精彩纷呈。诸多陶瓷艺术家纷纷加大了创新研发力度，更为注重的将作品考虑到了多样化需求，不仅对作品的用色、质感、器型等进行全方位的改良和创新，同时一些国际流行元素及搭配方式也被引入。瓷都景德镇的名人瓷也因之出现三大亮点：创新性强，技术和艺术价值和谐凸显；尊重收藏者心理需求，引入编号的概念；传统绘画流派赋予瓷器强烈的生命力。可以说，当代名人瓷新品为瓷器收藏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三，价格优势蕴藏升值空间。目前市场上一些中小名家瓷作价格一般在100至300元左右，而部分大师的瓷作，有些作品价格也只在800元至1500元左右，许多远没有达到其应有价位，升值空间显而易见。留心名人瓷陷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们对当代名人瓷的关注，一些商家也在名人瓷上打起了主意。专家们指出，目前名人瓷收藏的突出问题正在影响着市场的健康发展。一是赝品、复制品陷阱。今年4月，景德镇市新闻出版局集中销毁了近千件薄胎瓷碗和瓷版画等“名人瓷”。被销毁的薄胎瓷碗的落款是景德镇市“薄胎大王”高梅生，瓷版画的落款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熊钢如。据悉，被销毁的“名人瓷”中一部分属于赝品，但熊钢如大师的作品系他本人创作，原本允许经销商在市场上限量发行，而经销商却擅自复制了部分作品。商家大肆制作赝品、复制品这些唯利是图的作法，既蒙骗了收藏者，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中国漆器发展简史
中国漆器发展简史
中国古代漆器源流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一般称为“漆器”。生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用它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漆，光彩照人。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炝金、描金等工艺品，对日本等地都有深远影响。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
新石器时期的漆器：
浙江余姚河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文化层出土一木碗，造型美观，内外都有朱红色涂料，色泽鲜艳，它的物理性能与漆相同。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棕色彩绘陶器，经初步试验棕色物质为漆。在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古墓中出土的觚形薄胎朱漆器，距今约3400——3600年。商周时期的漆器：商代中期的黄陂盘龙城遗址发现有一面雕花、一面涂朱的木椁板印痕，河北藳城台西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中，有的雕花涂色加松石镶嵌。在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发现的漆绘雕花木器中，还有蚌壳、蚌泡、玉石等镶嵌。可见商代的漆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战国时期的漆器：战国的漆工史上是一个有重大发展的时期，器物品种及数量大增，在胎骨做法、造型及装饰技法上均有创新。出土战国漆器的地区很广，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神怪龙蛇及狩猎乐舞的小瑟，随州曾候乙墓出土的鸳鸯盒，江陵楚墓出土的由蛇蚌鸟兽盘结而成的采绘透雕小座屏，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西汉漆工艺基本上继承了战国的风格，但有新的发展，生产规模更大，产地分布更广。出现了大型器物，如直径超过70厘米的盘，高度接近60厘米的钟等。同时能巧妙地把若干小件组装成一器，如盒内装6具顺叠、1具反扣的耳杯，薄胎单层或双层的漆奁，内装5具、7具或更多的不同大小及形状的小盒等。新兴的技法有针划填金的金，用稠厚物质堆写成花纹的堆漆等。尤其是器顶镶金属花叶，以玛瑙或琉璃珠作钮，器口器身镶金、银扣及箍，其间用金或银箔嵌贴镂刻的人物、神怪、鸟兽形象，并以彩绘的云气，山石等作衬托，更是前所未有。西汉漆器多刻铭文，详列官员及工匠名。东汉魏晋南北朝期间漆器的出土，比起前代显得十分稀少，这与葬俗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唐代的漆器：唐代漆器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有用稠漆堆塑成型的凸起花纹的堆漆；有用贝壳裁切成物象，上施线雕，在漆面上镶嵌成纹的螺钿器；有用金、银花片镶嵌而成的金银平脱器。工艺超越前代，镂刻錾凿，精妙绝伦，与漆工艺相结合，成为代表唐代风格的一种工艺品，夹绽造像是南北朝以来脱胎技法的继承和发展。剔红漆器在唐代也已出现。
宋元时期的漆器：两宋曾被认为是一色漆器的时代，但发掘出土许多有高度纹饰的两宋漆器，改正了过去的认识。在苏州瑞光寺塔中发现的真珠舍利经幢，底座上的狻猊，宝相花，供养人员是用稠漆退塑的。在元代漆器中成就最高的是雕漆，其特点是堆漆肥厚，用藏锋的刀法刻出丰硕圆润的花纹。大貌淳朴浑成，而细部又极精致，在质感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张成造桅子纹剔红盘，杨茂早观瀑图方剔红盘，安徽省博物馆藏张成造乌间朱线剔犀盒等。明清时期的漆器：明清漆器分为14类，有一色漆器、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剔犀、款彩、炝金、百宝嵌等。
一色漆是不加任何纹饰的漆器，宫廷用具常用此法，罩漆是在一色漆器或有纹饰的漆器上罩一层透明漆。明清宫殿中的宝座、屏风多用罩金髹。描漆包括用漆调色描绘及用油调色描绘的漆器。描金中最常见的是黑漆描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万历龙纹药柜。堆漆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黑漆云龙纹大柜为代表。填漆是用填陷的色漆，干后磨平的方法来装饰漆器。雕填是自明代以来即广泛使用，指用彩色花纹装饰漆面，花纹之上还加炝金，是一种绚丽华美的漆器。它是明清漆器中数量较多的一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嘉靖龙纹方胜盒。明清的螺钿器厚、薄并存。憹螺钿至17世纪时有了进一步发展，镶嵌更加细密如画，还采用了金、银片，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婴戏图黑漆箱、黑漆书甲及鱼龙海水长方盒等。犀皮是在漆面做出高低不平的地子，上面逐层刷不用色漆，最后磨平，形成一圈圈的色漆层次。剔红是明清漆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其做法是在胎骨上用多层朱漆积累到需要的厚度，再施雕刻。明初承元代肥硕圆润的风格，宣德以后，堆漆渐薄，花纹渐蔬，至嘉靖时磨工少而棱角见，至万历时刻工细谨而拘敛。入清以后，日趋纤巧繁琐。剔犀通称“云雕”，是在胎骨上用两三种色彩有规律的逐层积累，然后剔刻几何花纹。款彩是在漆面上刻花减地，而后着色，用来装饰大而平的漆面，常见的实物是屏风和立柜。宫廷用具多用炝金，明鲁王墓中发现的盖顶云龙纹方箱是明初炝金的标准实例。百宝嵌是用各种珍贵材料如珊瑚、玛瑙、琥珀、玉石等做成嵌件，镶成五光十色的凸起花纹图案，明代开始流行，清初达到高峰。
中国瓷器发展史(下)
中国瓷器发展史(下)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明朝洪武年间，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对外国的赠予。永乐年间以后瓷器输出的途径更多：政府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远航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对外销售。据万历年间刊刻的《野获编》记载，阿拉伯各国来我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回去时所带的瓷器多达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在品种上，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尤其是郑和八次出使西洋，既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更刺激了瓷器生产的繁荣。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它有如下的特点： （一）瓷胎细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它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好。 （二）就釉面来看，德化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2、Al2O3含量比较高，胎中的Fe2O3含量亦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2O3、TiO2、Al203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2O3含量特别低，K2O含量特别高（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种，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炉等明代制作确实较多，但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的，而且从屈斗宫窑址的调查来看，除了传世多见的梅花杯外，更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在灯光或日光下显出肉红色。这与文献记载的‘以白中闪红者为贵’是一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德化屈斗宫窑址的调查发现》，《文物》1965年第2期）。此外，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提到的：“德化瓷萧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这种瓷制乐器，目前尚有实物传世。 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带有“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青花题字的白釉铺道瓶，是明德化窑稀有的记年器。 明代外销瓷的|>>>>|首届中国瓷画双年展绽放杭城
首届中国瓷画双年展绽放杭城
本报杭州讯 记者 姚璞 “2015首届中国瓷画双年展（杭州展）”于6月25日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由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共同主办，景德镇市文学艺术届联合会、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院、昌南美术馆承办。作为一场“定位高、立意深、手法多、参与者众多，具有创新意识，充分展示中国瓷画独有的核心价值观”的双年展，本次展览以“瓷画”为载体，征集了全国各地优秀艺术家的数百件作品，经过严格的评选，最终268件瓷画精品佳作入选本次展览，杭州站展出了60件精品佳作。
瓷画双年展通过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形式，以全新的眼光和角度，重新审视、挖掘、融汇中国画和陶瓷绘画美学观念与工艺技法，助推瓷画不断推陈出新，以及其艺术成就逐渐提升为主流艺术门类，对增进艺术家进一步认识中国画和瓷画两种艺术的融合、发展、创新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据此次双年展策展人范敏祺介绍：“我们举办‘首届中国瓷画双年展’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与中国美术界其他绘画门类进行交流和探讨，集中展示中国瓷画独有的艺术魅力和核心价值，总结实践成果，宣传推广瓷画艺术，研究探讨学术体系，同时向中国美术家协会申请全国美展为瓷画开设独立展区，为瓷画艺术提供更为广阔的展示和交流平台。”
展览同期，参展艺术家还在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有关此次双年展的学术讨论，各位艺术家围绕着瓷画在当下的发展与创新展开了广泛讨论。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29日结束。
经典文章：百件“中国好手艺”亮相中国美术馆
百件“中国好手艺”亮相中国美术馆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好手艺展”3日亮相中国美术馆，组委会从来自全国的优秀手工艺作品中，精选出一百件（套）“好手艺”与观众见面。据悉，展览将持续至8月11日，观众可凭身份证免费参观。
展览中，刺绣作品《苏州新梦——园林组画之月光松影》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绣品长235厘米、宽135厘米，以苏绣传统技法表现现代题材；作品以针代笔，通过多种针法组合，勾勒出光影的美妙瞬间，展现了苏绣艺术的独特魅力，令前来观展的观众纷纷称赞不已。
记者了解到，参展的百件“好手艺”从作者自荐、实地征集、专家推荐的2000余件优秀手工艺作品中脱颖而出，除了刺绣作品，还包括金属工艺、陶瓷、雕刻、漆艺、剪纸等众多工艺门类。“希望通过展览，让越来越多的专家和观众看到我们的作品，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参展者史小明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邱春林介绍，展览以“材美、工巧、器韵、时宜”四要素作为甄选和评判“好手艺”的标准。所谓材美，是指珍惜材料、巧用材料；所谓工巧，是指工艺独具匠心，能恰到好处地服务于实用功能和审美意图；所谓器韵，是指作品整体完美、宛若天成；所谓时宜，指作品形制新颖、时代感强。
【精】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
深藏法国皇室的中国瓷器
深藏法国皇室的中国瓷器
今年元月22日，佳士得艺术品拍卖公司在美国纽约艺术品拍卖会上推出一批法国皇室藏中国瓷器，引起了瓷器收藏家的关注。
这批瓷器是法国皇室18世纪从中国定制的，其器皿造型、用途、花纹均遵从定制者的图样。最引人瞩目的是瓷器的显要部位绘制的法国皇室盾形族徽，这说明这批瓷器当时为皇室所专用。
这批瓷器的标价并不昂贵。一件直径27．3厘米的桶状冷酒器标价25000－35000美元。一件直径38．8厘米的彩绘大盘标价15000－25000美元；一件口径26．4厘米的大盖碗标价20000－30000美元，而一套带碟子的盖碗标价7000－9000美元，一件直径28．5厘米的菱口盘标价8000－12000美元。这批瓷器的制作年代相当于中国清朝的雍正年间，作为法国御用瓷器，其标价实属平常。
13世纪，马可·波罗从元大都回到了欧洲。那时欧洲人通过他写的游记，认识到中国生产的瓷器是何等的奢华与精致。中国瓷器的东方神秘感和独特魅力以及因易破碎、难运输的特性而造成数量上的稀少，使她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成为欧洲各国皇室所醉心搜罗的对象。
作为欧洲皇室的主要一支，法国皇室在追求时尚的方面从未落伍。早在14世纪，法国皇室的收藏清单中就有中国瓷器出现，而法皇弗朗科斯（1515—1547）更是将中国瓷作为私人的秘宝放在壁橱中收藏以便随时赏玩。
尽管经常失败，但法皇弗朗科斯还是多次派舰队远航东方，其目的就是要获取那里的香料、丝绸和瓷器。到了17世纪，法皇路易十四的财政顾问考伯特建立了第一个东印度公司。1698年，安菲特律特成功地实现了从法国拉罗切利港到中国的远航，并于1700年带回了181箱瓷器。在这181箱瓷器中，至少有两件瓷器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因为它们的表面被中国工人有意地绘制了与法国皇室有关的图案。一件是青花小碟，这件小碟上的图案是当时法国的哥兰第皇太后的盾形族徽；另一件是一只蓝色粉彩大盘，它上面的图案是法国皇太子之子勃艮第与玛丽公主举行婚礼的情景。
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其子路易十五登基，但实际掌握权力的人是他的叔父摄政王菲利浦二世。从1715年至1724年，是摄政王菲利浦二世辅佐其侄子路易十五执政时期。身为摄政王，菲利浦可以说是权倾天下。根据他的要求，其家族的族徽绘制在了300多件中国生产的瓷器上。1709年，路易十四在位时，路易十四曾下令将御用的银质餐具熔化重铸以应付经济危机，而菲利浦也许曾下令让中国瓷质餐具取代银质餐具的地位。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菲利浦对王位存有野心。
1724年，菲利浦二世逝世，路易十五终于重获王权，开始了他50年的统治。但在1718年版的皇室财产清单以及1719年版的修订后的皇室财产清单中，甚至1775年路易十五逝世后第一年公布的皇室财产清单中，都找不到绘有路易十五家族族徽的盾形徽章。对这一情况有两种解释。一说，在1715年至1720年间，摄政王菲利浦为路易十五订制了一批绘有其族徽的中国瓷器，但未能运到；另一种说法是，路易十五重新执政后在1729年为自己订制了一批绘有族徽的中国瓷器，后来又将这批瓷器分别赏赐给了自己的家族成员。第二种假设，应该更有可能成立。因为现在发现的绘有路易十五族徽的中国瓷器，其精致的外形和细致的纹饰都很像中国清朝雍正年间的风格。而从瓷器的数量和种类上又可以推断出其生产的时间应在1725年和1730年之间。
这批御用中国瓷可能是赏赐给了摄政王菲利浦的子孙。后来菲利浦的第六代子孙又在1830年至1848年间做了法国国王，他又把这批瓷器送给了一位贵族，这位贵族的子孙和后人没能守住这份祖产，使其流散到世界各地。
佳士得2003年元月22日在美国拍卖的这批瓷器中的每一件盘子都绘有法皇的族徽。有两个细节需要提示一下，一是在盘子的边缘处有个大写字母“L”，组合成“”形，应指当时的皇帝路易斯（Lou is）。另一处是一些用来冰镇葡萄酒的容器都有龙形把手，且龙头上写有中国汉字“王”，这无疑是用中国文化的方式象征皇权。
中国瓷作为奢侈品成为法国皇室和贵族炫耀其地位和取悦客人的资本，但是当大型货舱将大批的中国瓷器运至欧洲大陆以及欧洲工人自己也掌握了瓷器制作技术以后，瓷器神秘而华贵的面纱被撩起，于是使用和收藏中国瓷器在法国高级贵族中也不再是一种时尚，中国瓷器开始逐渐平民化。但正是法国王室和贵族对中国瓷器的偏爱以及创造性地将族徽绘制在瓷器上，从而使整个法国自18世纪开始引领欧洲大陆崇尚中国瓷器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