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发展。
中国瓷器发展史(下)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明朝洪武年间，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对外国的赠予。永乐年间以后瓷器输出的途径更多：政府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远航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对外销售。据万历年间刊刻的《野获编》记载，阿拉伯各国来我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回去时所带的瓷器多达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在品种上，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尤其是郑和八次出使西洋，既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更刺激了瓷器生产的繁荣。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Www.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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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章：中国家具发展史
中国家具发展史
中国家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中国家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家具发展方向。魏、晋时代人们习惯席地而坐，因此家具多为低矮型。到唐朝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革，人们开始坐高，双足悬起，中国垂足家具才逐渐兴起，唐朝，经五代十国至宋代垂足家具才定型，垂足家具完全取代席地家具，制作工艺也基本成熟。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家具达到鼎盛时期，真正将中国家具推向艺术顶峰。优良的材质，纯熟的工艺，这些都是明以前的家具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家具，它们包括很广，但通常指“桌椅板凳”之类。古人是席地而坐，室内以床为主，地面铺席；再后来出现屏、几、案等家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础上又延生出榻等。到商、周、秦、汉、魏各时期，没有太多变化，有凳、桌出现，但不是主流；直到汉代，胡床进入中原地带，到南北朝时期，高型坐具陆续出现，垂足而坐开始流行。憩居形式到了唐代仍然是两种形式并行，高的桌、椅、凳等已被人所使用，但席地而坐仍然是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中国家具在唐宋两代有了根本的发展,对以后明清家具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在唐宋家具发展会这样高速那?这是有原因的。
唐至五代，士大夫和名门望族们以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为时尚，五代时期家具以发展的初步完善，以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墩等家具。为中国历史家具的最完美阶段打下了基础。从10世纪中晚期开始，宋王朝经济高速发展、城市繁荣富有。宋时高座家具已相当普遍，高案、高桌、高几也相应出现，垂足而坐已成为固定的姿势，中国历史上的起居生活变革由坐姿而定。城镇生活的繁荣使高档宅院、园林大量兴建，打造家具以布置房间成为必然，这给家具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唐代家具，宋代家具，为明清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 是中国家具史中空前发展的时期， 也是家具空前普及的时期。宋代家具品种有床、榻、桌、案、凳、 箱、 柜、衣架、巾架、盆架、等。还出现了专用家具、 琴桌、棋桌 等。家具形式也多种多样。 仅桌子一项已有正方、长方、长条、圆桌、半圆桌，还有炕桌、炕案；凳子有方、长方、 等形式；椅子有靠背椅、扶手椅、圈椅、交椅等。 宋代还发明了燕几，当时的士宦大家为装饰屋宇，竟相仿造，燕几由7件组成，有一定的比例规格。它的特点是可以随意组合， 可聚可散，可长可短，纵横离合。符合了上层社会使用的要求。 宋代家具在制作上也不有少变化。开始使用束腰、马蹄、蚂蚱腿、云兴足、莲花托等各种装饰形式； 同时使用了牙板、罗锅枨、矮佬、霸王枨、托泥、茶钟脚、收分等各式结构部件。 宋代， 我国已基本完成起居方式的转变，供垂足坐的高形家具占绝对主导地位。 在宫延里， 统治阶级不惜工本制作了一批高级家具。 河北巨鹿出土的宋代桌子和椅子，就是较为完美的代表作品，体现出宋代家具艺术的发展水平。所以，"没有宋代家具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就不会出现完美、 精湛的明式家具。明式家具是在宋代家具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手工艺的繁荣，对家具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明代，手工业的艺人较前代有所增多，技艺也非常高超。 明代江南地区手工艺技术较前代大大提高了 ,并且出现了专业的家具设计制造的行业组织。 明代，总结各种工艺技术经验的专门书籍逐渐增多。 木器家具方面的专著当推《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此书为明代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汇编， 分建筑和家具两部分，其中对家具作了详尽的分类。如：椅凳类、桌案类、床榻类、橱柜类、台架类、 屏座类等。每一类中又分别叙述不同形式。如床榻类中有大床、禅床、凉床、 藤床等；桌案类有一字桌、案桌、折桌、圆桌、琴桌、棋桌、方桌等。其他如选材，卯榫结构，家具尺寸， 装饰花纹及线脚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和记述。 《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是建筑的营造法式和家具制造的经验总结。它的问世，对明代家具的发展和形成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有关家具方面的书籍还有明代文震享所编的《长物志》。 书中对各类家具一一作了具体分析和研究，对家具的用材、制作、式样分别给予优劣雅俗的评价。 明代高濂编著的《遵生八笺》还把家具制作和养生学结合起来，提出独到的见解。 这些书籍的出现指导了家具形式的设计和制作生产工艺的提高，并丰富了家具制作的理论。
明式家具的产生和发展， 主要的地域范围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一地区的明式家具持续着鲜明独特的风格。 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从产品不难看出只有苏州地区的风格特点和工艺技术最具底蕴。 这种风格鲜明的江南家具，得到广泛喜爱， 人们把苏式家具看成是明式家具的正宗，也称它为“苏式家具”。中国家具经过不断地变化、演进和发展， 到了明代，进入了完备、成熟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被称“明式家具”。而明式家具中夹杂着文人化的意趣， 文人已参与了家具的设计，这又是前朝后代的家具所无法拥有的。 明代的家具遗留至今的精品为数不少，从而可以让我们直观地了解明式家具的发展进程。明式家具的品种式样丰富多彩。 家具艺术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在明代初期至中期也有很大的发展。 流传至今的大批家具珍品记录了手工艺人的勤劳智慧和光辉业绩。
清初之时，家具上的创新不多，还保持着明代家具的样式,清代中叶以后，清式家具的风格逐渐明朗起来， 家具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与全国的明式家具相互影响，又有不同于明式家具的独到之处，总体尺寸要比明式家具宽大， 形成稳定、浑厚的气势。而样式也十分丰富,例如新兴的太师椅就有多种式样， 靠背、扶手、束腰、牙条等新形式，更是层出不穷。装饰上求多、 求满，常运用描金、彩绘等手法，显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效果。清代家具以雍、乾为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家具品种多，式样广，工艺水平高，最富有“清式”风格。 在装饰上，这一时期力求华丽，并注意与其它各种工艺品相结合，使用了金、银、玉石、珊瑚、象牙、珐瑯器、百宝镶嵌等不同质材，追求金碧璀璨、富丽 堂皇，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家具，有的由于过分追求奢侈，显得繁琐累赘。
经典文章：中国青铜器发展史
中国青铜器发展史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红铜加入锡、铅，成为一种新的合金，这种合金历经几千年的化学反应，其表面出现一层青灰色的锈，所以今人谓之"青铜"，而古人则将这种合金称之为"金"，文献中所讲"赐金"、"受金"多少，即指青铜。 青铜器则是以青铜为材料，采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工艺（今人称之为青铜铸造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物，它是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 青铜时代（BronzeAge）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首先提出来的人类物质进化史上的分期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在青铜时代（距今约4000年至2200年）创造了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 从出土和传世的大量青铜器可见，古老的块范铸造技术在远古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青铜器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古代青铜器与青铜工艺的演化，不仅是中国人的物质进化史，更是中国人的精神进化史。 青铜材料的稀有和青铜铸造工艺的先进性，使得它与陶器、木器和石器等沉沦于日常物用的器具，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青铜鼎、簋、尊、盘、爵等作为食具、酒具、盛水器等实用功能与作为礼器在先民精神生活中标出的意义是互为表里、融贯一致的。可以说，没有古代青铜器，就不可能有商、周以来文质彬彬的贵族等级体制和先秦时代特色独具的权力表达系统。古代文明体制的核心，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不与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青铜容器在古代常常被用作礼器。商周社会以严格反映等级制度的规章仪式，即所谓"礼"来维护政治、经济权力，而祭祀则是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的中心环节。青铜器在祭器中占据了很大份额，是贵族宗室内部族长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主持祭祀必备的礼器。此外，青铜器的制作和赠与也与商、周时代贵族间婚媾、宴享、朝拜、会盟和铭功颂德等礼制活动紧密相关。 作为古代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王、侯所制造的鼎、簋也被视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国的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春秋时，楚庄公向周定王的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或泛指试图取得权威支配性的经典说法。置立于王室或宗庙内青铜礼器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政权转移，"九鼎"作为中央政权的象征，谁占有了"九鼎"，谁就握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同时，各级贵族在使用礼器的种类、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种类和数量的多寡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高低。所谓"钟鸣鼎食"，即是表示了家族人丁兴旺、仆役众多的庞大场面，成为贵族显示自己身份之高贵的标志。正如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 古代青铜器常自铭为"宝尊"、"宝鼎"，这表明青铜器一直是被视为尊贵的宝物，汉代即将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之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竟将年号改为"元鼎"。从汉武帝把铜鼎奉为神物这一历史性事件算起，中国人收藏青铜器的历史已长达二千余年。 北宋以来，文人雅士对青铜器的研究、搜集和玩赏渐成风气，一门新的学问，即所谓的"金石学"从此开始成形，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即是宋代有名的金石学家。中国人对青铜器的研究偏重于考古、历史、古文字等多门学科的著录与考证，而西方及日本等国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则侧重于形制、纹饰等美学价值方面，有关专家及其著述均有极高的水准。 青铜器知识 青铜器的名称和形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技术青铜器主要纹饰青铜器鉴赏 青铜器的名称和形制 商代青铜器名目比较复杂，战国时代和汉代又有一些特殊的形制，但古代青铜器仍形成一定的体系。古代青铜器的造型体系，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中，一直受到极大的重视。我们现在介绍的青铜器造型，是沿用目前常用的传统的体系。 青铜器可分为：一、日用器：①炊煮器，②食器，③酒器，④盥洗器，⑤其他。二、乐器。三、兵器。 炊煮器中摱就是煮肉的锅，三条腿可以直接支在火堆上。撠獢的用途相同，但形式不同，昂的三条腿成囊形，中间是空的，称为摽钭銛，因此鬲中的液体和火焰直接接触的面积较大。鬲的形式在古代有悠久的传统，在考古学上是把它当作商周文化前身的标志，一般都是三足，器身是圆形的；但也有时是四足，器身是方形的。容量大小不同的鼎有时按照三、五、七、九的数目成组的应用，按照大小分别置入牛、羊、猪、鱼等不同的肉食。鼎在古代被认为是青铜器的最可尊贵的代表，它可以象征国家的统治权。 食器中，摱箶和摂（或作擉）是最普通的。豆是一种高足的盘子。殷是圆形、有把手、圈足的盆子。此外，还有摵厰（长方形，敞口，有足的盘子，往往上下两半扣在一起） 酒器在商代很发达，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甲、三足器（或四足）：爵、角、斝、盉。 乙、圈足敞口器：觚、觯、尊。 丙、圈足敛口器：罍、卤、壶（战国以后钟和钫代替了壶）。 丁、彝、勺、觥，及鸟兽形器。 有些酒器的用途不明。可知三足的摼魯、摂袛是温酒用的。摫B斒堑骶疲ň萍铀┯玫摹罍敚ň铺常卣敗壶敗彝敚际侵频钠骶摺勺斒亲镁朴玫摹Ｒ桓鰯戸龜或擌和一个爵或摂袛，往往组成一对。从古书（《礼记》和《仪礼》）中可知古人饮酒有隆重的仪式。这些复杂的酒器充分表现了古代贵族的奢侈而繁缛的生活方式 盥洗器有贮水的撽硵和摷鴶，承水的撆虜和注水的撛褦 其它尚有置肉于其上以切割的撡迶和插肉用的撠皵。摻麛是小台，席地而坐的时候，食器酒器可以放在上面 青铜制的乐器中最贵重的是撝訑。钟悬挂方式有两种：直悬或侧悬，因而钟上的钮的形状不同。钟和石制的磐同为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单独一个钟，称为撎刂訑，或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按音阶高低组成，称为摫嘀訑。一种执在手中敲打的乐器叫擃蹟，商代的怔往往是大中小三个一套。擃鞌是装上活动的舌，执在手中摇的。摿鍞是悬挂在固定的地方（如马身上或车上）因震动而作响的 青铜兵器中的擄紨、撁瑪、摳陻都是装了长柄使用的。戈有时在上端更加了矛，运用方式较多，可以刺，可以啄，可以击。撈輸就是斧，商代极华丽的装饰着的撈輸很多，摻飻是砍刀。撓鲾是小刀子，在商代后期已作得很精美。另外，在北方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河套一带发现的，相当于汉代）中也有很多。斀是春秋以后在南方流行起来的一种兵器 青铜器中特别丰富的是车饰和马饰。种类繁多，更适宜于作专门的研究 青铜器的制作主要的是为了日常使用，但也常用来殉葬。现在保存下来的青铜器，几乎都是从古代坟墓中得到的。从殉葬的情况也可以推测日常使用的情况，譬如在古代，往往一件炊煮器、一件食器、一件贮酒器构成一组，就代表了一个人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所以古墓中发现成套的器皿对于研究古代生活很有帮助。古代制作铜器是隆重的事情，例如：祭祀、赏赐、战争、征伐、嫁女等等。但也有些青铜器制作时是以装饰为目的的，例如特别华丽的一些兵器 总之，青铜器在古代贵族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也集中地表现了工艺匠师的造型创造能力。青铜器丰富的造型是适应生活需要的智慧创造。作为工艺形象，青铜器的造型和装|>>>>|【精】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