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器的鉴别。
青花瓷器产生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是从事实出发吧。本世纪四十年代，人们发现了一件书有“至正十一年”纪年铭款的元代青花瓷瓶。从此以后，国内外研究我国古瓷器的人，便根据这件瓷器的造型、胎、釉、料色与纹饰方面的特征，把许多传世的、或出土的和这件瓷器的工艺与装饰风格相近的青花瓷器，确定为元代的青花。这只带有年款的瓶子公诸于世以后，中外研究古陶瓷的作为元代创始青花的依据。但是这些青花瓷器纹饰精美，料色浓艳，气势宏伟，无论是装饰还是工艺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TodayHot}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已普遍出现，而风格固定趋于成熟，因此有些人认为，这样成熟的青花瓷器，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它一定经历了一个草创的阶段而逐步达到这样的水平。所以，青花瓷器的创始时期，近年来有些人根据元代作品本身给人的感觉，宋代的青白瓷盛传江湖，造成景德镇瓷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推定青花瓷萌芽于当时已具有质地优良、能清晰以发显青花蓝色透明釉的景德镇宋窑场。
综观元、明、清三朝六百多年的青花瓷发展的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青花瓷器是景德镇劳动人民的血泪和智慧的结晶，也是统治阶级残酷压榨的罪证。历代统治者均在景德镇设立专为统治阶级烧造奢侈品的御器厂，并设有督陶官吏驻厂造办。它是当时劳动人民一项沉重的负担，据邑志记载：“大小工匠约有五百，奔走之力不下千计，”以致“民以陶病久矣。”可见御器厂每年要役使一千余人替皇家卖力，沉重压榨人民。督陶官吏“借上供之名，分外苛索”，对景德镇的劳动人民横征暴敛，百般压榨。元代著名民谣：“一里窑，五里焦”，就是{HotTag}劳动人民深受灾难的真实写照。明嘉靖末期，地方上加派随粮带征的银两，弄得“公私苦匮”，民穷财尽，成为扰民的苛政。万历十九年一次就加派瓷器二十三万九千多套、件。万历二十七所宦官潘相来镇督理陶务，潘相和他的爪牙王四到处滥征商税，盘剥窑工，因烧造青花龙缸，致逼陶工童宾赴火而死。万历时期有个叫王敬民的官员曾上疏皇帝"奏罢烧造奇器淫巧。这种疏奏，并没有使统治阶级减轻对景德镇劳动人员的压榨，反而变本加厉，仅在嘉靖二十五年所烧造“御器”追加的费用就高达十二万两白银，合大米205,480石，相当于当时贫苦农民的一十三万七千人一年多的口粮。明定陵出土的青花龙缸，就是当时景德镇陶工烧造的，烧造这口龙缸，需银五十两，等于当时一个陶工六年的工资。
皇家的御窑厂，劳动人民的地狱。御窑厂的成就，是建筑在残酷的剥削制度基础上的，《浮梁县志》沈怀?“窑民行”，对当时景德镇陶工生活的写照是：陶工们吃的是“粝食克苦肠，不敢问齑韭”，而工作方面则还是"心向主人倾，力不辞抖擞”。到了老、病，毫元元保障，他们有的“服务二十年，病老逢阳九。飦粥先谁供，死况思槥车卯。弃我青山阳，青磷照我旁，死生不自觉，显晦竟微茫。狼狈于此极，速愿归异乡“。清代民谣：”坯房佬，坯房佬，淘泥作坯双手拢，弯腰驼背受压榨，死了不如一根草。“这些都是景德镇陶工生活的血泪写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阶级加紧对劳动人民的掠夺，也激发了人民的反抗。明、清两代中，几乎年年都有规模大小不等反抗发生。如从明万历二十七年由烧造龙缸逼死陶工童宾而激起民变起，景德镇劳动人民就坚持了四年之久的反封建专制斗争，至到万历三年，陶工一万余人包围了御窑厂，火烧御窑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清嘉庆期间御窑厂青花画坯工人王子真领导?毛银改纹银"运动，清乾隆间茭草工人的"白围裙运动"嘉道间的"知四肉"运动等，都显示了景德镇陶工们斗争的顽强性。
历史事实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谁发明创造了青花瓷器？是谁使青花瓷器得到发展？发明它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不是那个督陶官史，而是千百个劳动的陶工。青花瓷器是几个世纪以来景德镇的劳动人民劳动、发明与坚强斗争的产物。当我们了解青花瓷器的历史时，绝不能为这些名称所拘泥，误认是统治阶级、督陶官吏、御窑厂的成就。
清代顺治八年，江西道额造龙碗，官书上说：“得旨方与民休息。龙碗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这是清初入关收买人心的冠冕话，其实北京雍和宫佛座前之青花云龙香炉，上楷书“顺治八年江西监察奉政敬造，”又有青龙大碗数件，都是顺治八年额造的东西，并非名胜官书所说：“与民休息”了。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文物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我们弄清早期青花的面貌，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元大都遗址时，和景德镇陶瓷馆试掘湖田古瓷窑遗址中，都出土了有确切地层关系的青花瓷器。如景德镇陶瓷馆在试掘湖田古瓷窑遗址时，发现有青黑釉下彩绘的影青碗底心残片一块，及影青釉下加褐斑点黑彩的虎形枕等遗物，对研究景德镇瓷器釉下彩绘的起源和青花瓷器的萌芽问题，提供了一些实物资料。由于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早期青花瓷器都是元代景德镇生产的，而景德镇湖田古瓷窑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又与国内外传世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青花瓷器在世界上出现。最晚在我国元代（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到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并为我国的陶工所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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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陶瓷发展史
禹州的钧瓷，被称为“国宝”、“瑰宝”。这些美名对禹州和钧瓷来说不是偶然的。据统计，自1964年以来，在禹州146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发现古代窑炉遗址147处，经专家认定历史上不同朝代的窑炉就有260多座。
窑炉是陶、陶瓷、钧瓷的母体，有窑炉的地方就会有或陶或陶瓷或钧瓷的烧制。在这些窑炉中，专家们根据烧制陶瓷用的燃料、窑具以及在古窑遗址附近发掘的瓷器或残片，可以较为准确地推断出古窑的建筑和使用朝代。要认识禹州与陶瓷的渊源关系，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禹州历史及禹州陶瓷发展史。
夏邑与夏陶鼎
众所周知，因大禹治水13年有功，舜封禹为夏伯，封当时的禹地为夏邑。这是历史典籍上的记载，要证明这些记载的正确性，从地下发掘的实物是最好的证明。
在禹州市火龙镇瓦店村发现的夏禹文化遗址，引起全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在国家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2007年、2008年实施的文明探源工程中，瓦店遗址成了重要考古之地。
在这一遗址中，发掘出土了500多件夏代及以降的器物标本，一件夏陶鼎就成了夏文化遗址的重要证据。夏陶鼎现被河南省文物管理所收藏。瓦店遗址发掘后，国家、河南省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编著出版了专著《禹州瓦店》，详细介绍了这一举世瞩目、具有重大发现的夏文化遗存。由此可以得出，禹州的文明史是与华夏同步的，同样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阳翟与阳翟瓦当
阳翟是禹州秦汉时期的名字。瓦当是当时建筑使用的瓦器，因其头为当，所以叫做瓦当。阳翟瓦当是前几年在禹州黉学广场附近出土的瓦头上带有“阳翟”二字的瓦当。有了“阳翟”二字，这一普通的瓦当就变成了文物中的瑰宝，它的文字信息、制作工艺、图饰等就证明了瓦当制作使用的大致年代。
在古代，瓦当上所用之字，多为“千秋万岁”、“国泰民安”等吉利语，基本上没有见到地名入瓦当的，这更使阳翟瓦当显得弥足珍贵。
2005年年初，在禹州市苌庄乡的古窑遗址上发掘出了青瓷罐。这是全国出土最早的青瓷。经陶瓷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共同认定，该青瓷罐为隋代所烧造。禹州这次考古发现，使青瓷史提前到隋代。青瓷是唐代禹州花瓷的前身。可以说，没有隋代青瓷，就没有唐代花瓷，就不会有宋代钧瓷。这一发现充分证明，禹州的青瓷比其他瓷区烧制的青瓷要早，烧制工艺要先进。
阳翟与花瓷
在陶瓷烧造史上，传统的观点是始于唐盛于宋。禹州钧瓷同样始于唐盛于宋。这符合历史事实，但青瓷开始更早。因为青瓷是花瓷、钧瓷的前身，禹州根据出土实物可以推出新结论：青瓷始于隋盛于唐，花瓷、钧瓷始于唐盛于宋，这一论断会更准确一些。
在禹州，文物管理所以及民间收藏唐代花瓷的数量较多，花瓷的产生为钧瓷的诞生做了前期基础工作。花瓷是在天目黑釉上零星施加一些或蓝或白或褐色釉料，烧窑时这些零星的釉上釉就会产生窑变，向器物底部流动，产生一些或蓝或白或黄或褐色斑点，使釉色有了变化。其实，这些变化既有人为的痕迹，又有自然窑变的成分。人们称这种由青瓷演变而来的瓷为花瓷，有人称之为“唐钧”。的确，这种瓷是钧瓷的前身，没有花瓷上的窑变斑点的启发，窑匠们就难以想到整体上的窑变。这是一种灵感启迪的作用，因而禹州艺人有了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明——钧瓷窑变。
钧州与钧瓷
受到花瓷局部窑变的启迪，钧州本地的能工巧匠们认识到瓷既然会产生窑变，如果把局部窑变化为整体窑变，就一定会产生新的效果。窑工们按照这个思路，试验、制作、烧造，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烧造出一种十窑九不成的新瓷种，一种通体能产生自然窑变的新瓷。那么，给这种新瓷起一个什么名字呢？古时官员的名字一般多用所管辖地方名命名，地名一般多用该地的山水名命名，可能有人提出这种瓷诞生在钧州，暂且叫做“钧瓷”吧，久而久之，这种花瓷之后的更加优秀、更加艺术的瓷就被称为“钧瓷”了。
钧州因禹州有古钧台而被命名为钧州，而更深层地考察钧瓷的命名，我们可以说钧州钧官窑在古钧台附近，叫钧瓷更能说明产地的华贵。
史上称禹县时，禹州制瓷已走过了繁荣时代， 清后期禹县人开始恢复古代繁荣时期的各个瓷种，尤其是对钧瓷开始了新的探索。
陶瓷知识：中国瓷器发展史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12345678下一页景德镇瓷器发展史介绍
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这里千年窑火不断，其瓷器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的独特风格蜚声海内外。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的所在区域主要是景德镇市城乡各地(新厂；老厂；樊家井；三闾庙；高新区等）。“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千余年来，景德镇制瓷业集历代名窑之大成，汇各地技艺之精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手工制瓷工艺生产体系，创造了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段历史。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技艺之精湛、品种之齐全，是任何时代，任何其他窑场都难以企及的。
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尤其以“骨瓷”最为有名。骨瓷的瓷质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色，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薄胎瓷人称神奇珍品，雕塑瓷为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景德镇陶瓷艺术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景德镇瓷器“始于汉世”，东汉约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五代时的景德镇以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景德镇瓷器大量系艺术陶瓷、生活用瓷和陈设用瓷，以白瓷为著称，素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之称，品种齐全，曾达三干多种品名。瓷质优良，造型轻巧，装饰多样。在装饰方面有青花、釉里红、古彩、粉彩、斗彩、新彩、釉下五彩、青花玲珑等，其中尤以青花、粉彩产品为大宗，颜色釉为名产。釉色品种很多，有青、蓝、红、黄、黑等类。仅红釉系统，即有钧红、郎窑红、霁红和玫瑰紫等，均用"还原焰"烧成，产品驰名世界。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概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景德镇薄胎瓷器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景德镇雕刻瓷器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瓷器，烧成难度大，色彩艳丽，以至于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品类。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亦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两者相映生辉，极其名贵。
在高温颜色釉的烧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设立于1278年的浮梁瓷局掌烧的“枢府”瓷，胎体厚重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称“卵白釉”）。这种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是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洁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它色釉如红釉、蓝釉、金釉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已有熟练的掌握，使景德镇瓷器装饰异彩纷呈，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景德镇青花瓷器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
景德镇青花玲珑瓷器
大龙缸和薄胎瓷的烧造成功，是明时景德镇瓷业高度技术成就和制瓷技师惊人智能的体现。大龙缸，直径高度均达70厘米以上，通身饰以五爪龙须，形制巨大，气势宏伟，荘重肃穆，为帝王专用之物，他人不可僭越使用进而更现它的神秘。薄胎瓷的制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制瓷技师的艺术匠心和智能，最薄最细的薄胎瓷器，其厚度只0.5毫米，最厚的也只有1毫米，真正是“胎薄如纸”。
以成化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空前的绝作。创于成化时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閗彩工艺，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成化时期的閗彩，釉上色彩一般都有三、四种，多者达六种以上，而所施色彩的特征又极其鲜明，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加绚丽，给人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之感。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在成化閗彩的基础上创出了青花五彩，改变以閗彩中仅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的决定性的主色地位，而使青花只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一种颜色，青花和红、黄、绿等色处于一样的地位而没有主从之分，这就大大丰富了青花五彩的表现力，呈现出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以及釉下蓝色为主突出红色的局面，嘉靖、万历彩瓷也就以图案花纹满窑，色彩浓艳深翠而行于世。明代彩瓷还有白地绿彩、青花红绿彩和釉上五彩以及填彩、金彩等等，素三彩也较为出名。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制瓷业，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此时的景德镇“延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万，借此食者甚众，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垛”（唐英《陶人心语》），“利通数十省，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于斯”。与明代一样，清代也是官窑民窑并存共荣，并且均有名窑精品。
清代前期的御窑厂，名窑辈出，创新层出不穷。康熙年间著名的官窑有“臧窑”、“郎窑”。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陶官臧应选所造。臧窑的主要成就是单色釉，但青花、五彩、素三彩、釉里红均极为精巧。康熙青花色彩艳丽纯净，莹澈明亮，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别具风格而“独步本朝”，尤其是民窑青花更为清代青花的典型代表；康熙五彩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而成了彩瓷的又一个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下、釉上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地位的局面，而且，随着色彩的增多，金彩的运用，突破了明嘉靖在樊红、霁红等地上描金的单一手法，而使康熙五彩鲜艳富丽，光泽透澈明亮。郎窑，为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御窑时生产的瓷器。郎窑以仿明宣德和成化窑器而着称。郎窑的杰出成就，是仿制明宣德祭红釉而创制的以郎窑红为代表的颜色釉，郎窑红，“华而不俗，色正朱”，其深艳的色泽，犹如凝结的牛血一般鲜红（故也称其为牛血红），釉面透亮重流，器物里外开片，既象玻璃般光泽鲜艳夺目，又象红宝石一样瑰丽，极为名贵，为历代珍品。康熙时还曾烧制出与郎窑红齐名的色调淡雅的缸豆红，也称美人醉；用诗“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形容它极为贴切。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于康熙朝始创的粉彩，到雍正年间获得空前的发展，并且有“清一代，以此为甚”，彩料中砷元素的掺入，加上国画没骨法渲染手法的运用，突出了书画的阴阳、浓淡、深浅的立体感，同时粉彩烧成温度较古彩低，色彩对比比较和谐；因而显得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烂雅丽，形象逼真，构图文雅隽秀，所谓“鲜娇夺目，工致殊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而又以瓷器艺术为第一的督陶官唐英主持下唐窑，成就辉煌，既是乾隆一朝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制瓷史成就的代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唐英以47岁之身协理窑务，他以陶人之心主持陶政。胎质、釉面、器型、品种、工艺手法、装饰形式、釉上和釉下彩绘，无论仿古，无论创新，无不登峰造极。正如《景德镇陶录》所述：“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金。又仿效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种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窑至此，集大成矣！”。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的瓷业已露衰落之端倪，到晚清而日趋衰落，道光以后，一直到公元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景德镇瓷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故乾隆一朝，为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饮流斋说瓷》。
景德镇在"集大成"之后，又将其精湛的制瓷工艺传播开来，促进了全国及世界各产瓷区制瓷业的蓬勃发展。因此，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及生产体系不愧为中国陶瓷业中的杰出代表，体现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与东西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当地政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配合城区改造，保护一批历史文化遗迹，把散落在市区的部分古窑场、古作坊、古建筑异地集中保护，建立了景德镇陶瓷历史博览区，整个博览区由古窑和陶瓷历史博物馆两大景区组成，是景德镇最重要的陶瓷文化旅游区之一，也被国内外专家和陶瓷爱好者称为"活的陶瓷博物馆"。
清末和民国时期，战争不断，景德镇陶瓷走下坡路。建国以后，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和瓷业机械化生产的不断发展，景德镇瓷业习俗开始淡化，现已濒临消亡。景德镇传统的制瓷手工艺虽然得到部分保留与发展，但其中的一大部分仍在不断地流失和消亡，亟待抢救和保护。
壶的早期发展史
壶，为古代的盛贮器，用途很广，基本造型为小口、长颈、圆腹，平底或有足。新时器时代至商周流行陶壶，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生产的陶壶为1977年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泥质红陶小口双耳壶，可称为陶壶之鼻祖。
汉代以后，盛行瓷制器，瓷壶一直是各地窑口生产的大宗产品，器型多种多样，见于陶瓷专著的唐代以前的典型标准器主要有汉代的蒜头壶、匏壶、圈足壶、喇叭口壶；东汉至唐的盘口壶；三国至南朝的四系盘口壶；唐代的六系盘口壶；三国至宋时的唾壶；晋代至唐初的鸡头壶；西晋的铺首扁壶、鹰形壶；南朝的单柄壶、托盘壶；北齐的杏仁形扁壶、龙凤壶；唐代的凤头壶、短嘴注壶、銎口把壶、双耳鱼形壶以及注子。从宋代开始，全国各地的瓷窑生产了各式各样的壶，器型各异、种类繁多，难以描述，仅《中国陶瓷》一书描绘出宋代各式壶的标准器就有15种之多，实际的出土物及传世品应更多。
唐代以前的壶无把柄，只在肩部安系或在颈部饰双耳。从唐开始，带把壶流行。大约从唐代中期开始，鸡首壶便不再多见而消失了，执壶便出现，俗称“短嘴注壶”，是唐人饮酒的典型器皿，特征是盘口为喇叭口，短颈，圆鼓腹，短嘴，嘴外壁一般为六边形或圆筒形，与嘴相对的一边安置宽扁形曲把柄。晚唐五代时壶颈加高，腹体作椭圆形或瓜形（腹部压有四条内凹直线）。嘴延长，五代时嘴变成较长的曲流。五代时，瓜形腹不再内凹而成凸棱线，成为很有时代特征的“瓜棱腹”，饼形足仍占绝大多数，把柄稍窄，把与颈腹间的距离（孔径）较前大些。唐、五代以青釉执壶为多见。
宋代景德镇窑生产的青白瓷不仅器型轻巧优美，而且样式极为丰富，举凡日用器皿、酒器茶具、陈设用瓷、文房雅玩、宗教供器、瓷塑人物和动物应有尽有。品种之全为宋代诸窑所烧造的青白瓷之冠。执壶为宋代景德镇窑的大宗产品，多为撇口、溜肩、椭圆或瓜棱式腹、平底或浅圈足，肩腹一侧置长曲流，另一侧对称饰以宽扁带状曲柄与口沿相接。亦有盘口、喇叭口、直口、唇口以及葫芦形执壶。另常在壶颈两侧以及柄顶端和壶口沿饰有圆形管状的双系或四系壶。宋代早期景德镇的青白瓷生产器类简单，造型多承袭晚唐、五代遗风。器型低矮，平底足或宽大圆足，卷沿唇口，器壁较厚。
这件宋代早期烧制的青白瓷盘口双系执壶，器型低矮，高9厘米，口径5．3厘米，底径4．7厘米，折沿、盘（洗）口、斜直颈、扁圆腹、肩颈处饰有对称的两个圆形管状系，肩一侧上腹饰长曲流，对称另一侧饰宽扁带状曲柄与口沿相连，流口稍残，平底无釉饼形足。
浅谈五彩瓷器的发展史
纵观中国漫长的制瓷史，传统彩绘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精妙之处在于釉上彩和釉下彩相映成趣，拼凑成彩色画面。一件瓷器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次涂上一层彩色的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隐现，制瓷工匠们在不断地在色彩工艺方面探索，很快景德镇制瓷业便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金时期民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五彩瓷器的雏形，制瓷工匠们呕心沥血改进汝窑，在原有的卵白色汝窑的基础上成功烧制了五彩瓷器。在元代的时候，也有五彩工艺，只是尚未普及，到了明朝初期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瓷器出现了，但是仍然并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势态。直至明朝中期的时候，五彩瓷器亦是不怎么流行。一直到明朝的后期也就是嘉靖年间才开始流行的五彩青花工艺，中国江南很多地区的老百姓们生活条件比较好，对这种富有生活意趣的瓷器需求量比较大，五彩瓷器方才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明朝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明朝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甚。顾名思义，五彩瓷器的用彩以红色、绿色、深绿色、黄色、褐色、紫色以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色料。尤其突出红色，使得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质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于五彩瓷器的追求，可以说是到了某种极致的地步，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一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前后共一百余年时间里，五彩瓷器在中国都是非常流行的。五彩瓷器在中国彩瓷历史上的影响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彩瓷器是中国瓷器烧造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完全用色彩表现的瓷器品种。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确实经历了一个神奇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
马赛克瓷砖发展史
马赛克瓷砖是铺设在卫生间墙面上、地面的材料。早在80年代初，人们就开始使用了。时至今日，马赛克瓷砖卷土重来啦，以多姿多彩的形态重新成为装饰材料的宠儿，备受前卫和时尚家庭的青睐。马赛克是今已知最古老的一种装饰艺术之一，它是使用小瓷砖或着小陶片创造出的图案。在现代，马赛克更多的就是属于瓷砖的一种，它是一种很特殊存在方式的砖，一般都是由数十块小块的砖组成一个相对的大砖。以小巧玲珑、色彩斑斓的特点被全世界广泛使用于室内小面积地面、墙面和室外大小幅墙面和地面。马赛克由于体积较小，可以作一些拼图，产生渐变效果，备受全世界喜爱。
古希腊罗马时期：马赛克是最古老的形式可追溯到希腊的铜器时代(西元前1600年到前1000年)，当时也会用经过水磨损的小鹅卵石来装饰地板。约西元前800年时，出现了使用各种颜色小石头铺出图形的道路，但这些图形都还不是很有结构性。直到约西元前四百年，希腊人才用拼贴小鹅卵石的技术提升到有艺术层次了。其图案有精致的几何图形也有细致的人像或者动物画面。西元前两百年，镶嵌图被用在需描绘更多细节和色彩范围的作品上。因为这些小镶嵌片(tesserae)可细小至几公厘大小，所以才能够仿造出图画的样子。这都是罗马人从希腊人那学习马赛克技巧，并且在罗马帝国时期将此艺术发扬光大的结果。典型的罗马主题会有庆祝众神的场景、家庭事物的描绘以及几何图案的设计，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希腊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小心恶犬)图。
拜占庭时期：我们现在仍然可看到拜占庭帝国自西元五百年开始的蓬勃发展中，所完好保存下来的马赛克艺术。拜占庭时期的马赛克风格受到东方的影响，便开始使用一种特别的玻璃镶嵌片—珐琅(smalti)。珐琅有坚硬的表面且内含的气泡特别小，珐琅有时也烧以金箔或银箔而闪闪发亮。珐琅通常都用来装饰天花板或者墙面(罗马时期只用於地板)。当时意大利拉芬纳(Ravenna)的每间屋子都是装饰马赛克，马赛克艺术在此时期也发展到鼎盛。拜占庭马赛克的典型基督教图案如”基督受洗於约旦河”、”善良的牧羊人”，一直良好保存到了至今。此外，也有些作品则结合了皇帝与皇后肖像，比如圣维托教堂(SanVitale)的後堂侧壁(presbytery)上，描绘了两个重要的帝国人物—查士丁尼一世及狄奥多拉皇后(Theodora)。拉芬纳(Ravenna)这些长形教堂和後堂上令人印象深刻的马赛克，使得她享有”马赛克的首都”之名。
现代如今，能用来制作马赛克的材料更加的多、更有弹性了。从利用传统的大理石、小鹅卵石、玻璃砖、陶片、瓷片和珐琅等，到生活中你也可以使用钮扣、餐具或文具皆可。所以在今这个高工业技术的大时代，用金和银做出的玻璃状镶嵌片也都可以大量生产。现在引申为遮挡重要部位，比现在的拍照app都有各种马赛克，可用来做背景等等，看起来模模糊糊。
珐琅彩瓷器的发展史与鉴定
珐琅彩瓷器是由景泰蓝演变而来。景泰蓝是铜胎上珐琅釉而成，若改为瓷胎上珐琅釉则叫珐琅彩。
珐琅彩起始于康熙后期，顶盛时为雍正期至乾隆期。但雍正期的珐琅彩水平最高， 工艺最美。乾隆时期慢慢转向粉彩，故珐琅彩终止于乾隆后期，同时还有一部分瓷器其釉料有珐琅釉和粉彩共存。这是过渡时期的珐琅彩器，你说它是珐琅彩吗，它有粉彩，你说它是粉彩吗，它又有珐琅釉，但瓷艺水平都很高。
珐琅彩的制作是由景德镇烧制的上好素白瓷送进宫中再由宫中画上珐琅彩釉烘烤而成。画工技艺特高，加工水平严格控制，如有缺陷即刻打碎处理。由于珐琅彩器是专供宫延皇室玩赏之用，不得向外流失，故而数量特少。收藏者很少人可见到此类珍稀品，故一般很难鉴别珐琅的与粉彩的区别。
现介绍珐琅彩的主要特征以供鉴别参考：
一、先看瓷胎，瓷胎细薄，修胎规则，完整无缺，大多为小件，超过一尺大的都少见。
二、造形多为碗、瓶、烟壶之类的日用小件瓷和动物摆设品。
三、底轴，为纯白轴，不偏青也不偏黄，轴面光滑洁净无疵。
四、珐琅彩色。
色极鲜艳且柔和，很少为纯色而为粉彩型偶合色。色种多，同一物上可出现七、八种颜色，多达十多种。
五、色料特点。
每一图案均由多种色料调配而成。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质反光感，有时还可反射蛤蜊光，十分美观。釉料均凸出底釉略高出一毫米左右，有明显的立体感，闭眼用手摸可明显感觉到，若用十倍放大镜看可在每一片小花、小叶上看到极小的开片纹。这一现象用肉眼看不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而粉彩则感觉不到有凸出的情况。
六、绘画与纹饰。
珐琅彩器画功特别讲究，多为功笔画；各个朝代有所不同，如康熙的珐琅彩大多为色地，其色地的色以红、黄、兰、绿、紫、胭脂色等。
在色地上画缠枝牡丹，折枝大朵花卉，团花中心书寿，“万寿无”，九秋菊花等。康熙珐琅彩的特点是有花无鸟，其色彩调配比雍正乾隆两代都差一些。
雍正的珐琅彩比较成熟，工艺上有所突破，彩料更为丰富。雍正时期有色地彩绘，但更多的采用了白地彩绘。白地彩绘能更好地突出珐琅彩釉的艳丽鲜亮。雍正珐琅彩纹饰多为山水、竹石、花鸟等景物，同时在绘画中配以相应的诗句，溶诗、书、画于一体，别有风味，显得更加高雅。雍正时期还盛行单色作画，如用胭脂红、深兰、墨彩……任选一色成画，颇有中国画风格。这是独创，特别靓丽。
乾隆时期珐琅彩继承了雍正的风格，但枝艺上没有雍正时严谨。由于乾隆帝对粉彩情有独钟，很关心和发展粉彩的枝艺。于是乎珐琅彩有些退后，而出现了粉彩兼珐琅彩之间的作品。这些过渡时期的产品也有其较高的艺术水平。
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绘画以花鸟、山水、人物和西洋女人为主，并配御题诗句。此时又出现了轧道工艺，随之而来就有了非常优美的锦地开光的山水、人物、花鸟纹饰，这一新的工艺实质上也不是珐琅彩了，而是粉彩，也叫“绿里粉彩”。
七、款识。
康熙时期的款识有一度是被禁止写款的。
康熙四十年后才开放禁令让其落款。不过必将原用“熙”字改写成“熙 ”字，这个“ 熙”仅出现在康熙的瓷器上。
康熙的款识在珐琅彩器上均用色料写款，有红、兰、紫、黑等色。落款仅为“康熙御制”四字楷书，加双方匡。四字款有三种形式，其区别在于“康”字和“御”字各有两种不同用笔。
雍正时期的款识也有两种方式，一为仿宋体，一为楷书体，均由四字组成外加双方匡，仿宋体是“雍正年制”，楷书体是“雍正御制”，只见兰科款。
乾隆的款识只有“乾隆年制”四字双方匡形一种，其特点见图七，乾隆有兰料也有赫色料款。
陶瓷知识：瓷板画的发展史
张松茂作品『仙女湖』百年馆藏品
以板面形式出现的瓷品是陶瓷生产工艺不断完美的结果，瓷板的出现使瓷板画有了物质条件，具有平整而光洁的瓷板形状，又有绘画艺术形式的瓷板画是从明代中期开始出现的。瓷板画既是瓷、又是画，它是陶瓷艺术摆脱纯工艺装饰、融入文人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
王琦作品『渔翁』百年馆藏品
几百年来，瓷板画在陶瓷艺术与绘画艺术的边缘获得了发展空间，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将陶瓷艺术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他们具备更纯的文化品格。瓷板画艺术的发展，是整个景德镇陶瓷发展的一个部分，它既具有不同的时代性，又具有个性艺术的独特性。
刘雨岑作品『英雄独立』百年馆藏品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囿于制作工艺水平，瓷板画面积较小，虽有青花、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粉彩几种，但作品远没有器皿类陶瓷多。晚清时期，一种与粉彩工艺风格相近的浅绛彩悄然出现。浅绛彩艺术摒弃了当时粉彩分工细、工艺强，以发样照描的工艺过程，从咸丰年间兴盛以来，一度成为景德镇釉上彩的主要品种，它是由较高素养的文人亲力亲为，以绘画形式表现的陶瓷艺术新门类。早期浅绛彩瓷画名家都是善在纸绢上挥毫泼墨的画家，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新安派画家加入景德镇瓷艺界。他们把文人画的艺术特色、表现技法及审美旨趣带进瓷上彩绘，作品也多以瓷板画形式出现。因此，浅绛彩瓷板画一度成为景德镇瓷板画发展中的一个高潮。
王云泉作品『湖光山色』百年馆藏品
民国初年
然而，浅绛彩瓷画乃文人画家初入瓷苑之阶段，由于他们对陶瓷工艺的浅尝辄止，瓷艺与画艺的结合尚有不足。民国初年，浅绛彩已渐衰微，随之而起的民国粉彩承接了浅绛彩艺术所创的先河，将中国画韵致与粉彩工艺的结合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早期名家潘宇、汪晓棠等人融画理笔墨于工艺技巧之中，用笔灵活而工谨，设色雅致而俊秀，瓷画结合，别具怀抱。
徐仲南作品『山寺钟声』百年馆藏品
继之而起的珠山八友结社方云峰、余翰青等，他们对粉彩工艺能驾驭自如，作品写人物之品貌，邓碧珊作品『鱼』百年馆藏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景德镇制作瓷板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为瓷板画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五六十年代景德镇瓷画家在新时代的感召下，走入现实生活，以造化为师，融合古今，用饱满的激情，创作了一批主题明确、寓意深刻、讴歌新社会的瓷板画作品。如汪以俊的瓷板画《六鹤迎春勃勃生机的精神面貌。
徐亚凤作品『屏开富贵』百年馆藏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概念化、媒质与风格的变化。瓷画家们情真意切，热血沸腾，为花鸟写照，为人物传神，写高山气质，展丽水风情。如王锡良的瓷板画《黄山西》，张松茂的瓷板画《三顾茅庐》、《紫归牡怀图》等就是瓷画家用彩笔构筑的精神家园。而今日，瓷板画形式多样，博采众长，不断出新，各种艺术观念与风格并存，乃时代之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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