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漆器发展简史

中国古代瓷器发展。

中国漆器发展简史

中国古代漆器源流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一般称为“漆器”。生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用它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漆，光彩照人。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炝金、描金等工艺品，对日本等地都有深远影响。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

新石器时期的漆器：

浙江余姚河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文化层出土一木碗，造型美观，内外都有朱红色涂料，色泽鲜艳，它的物理性能与漆相同。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棕色彩绘陶器，经初步试验棕色物质为漆。在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古墓中出土的觚形薄胎朱漆器，距今约3400——3600年。商周时期的漆器：商代中期的黄陂盘龙城遗址发现有一面雕花、一面涂朱的木椁板印痕，河北藳城台西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中，有的雕花涂色加松石镶嵌。在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发现的漆绘雕花木器中，还有蚌壳、蚌泡、玉石等镶嵌。可见商代的漆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战国时期的漆器：战国的漆工史上是一个有重大发展的时期，器物品种及数量大增，在胎骨做法、造型及装饰技法上均有创新。出土战国漆器的地区很广，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神怪龙蛇及狩猎乐舞的小瑟，随州曾候乙墓出土的鸳鸯盒，江陵楚墓出土的由蛇蚌鸟兽盘结而成的采绘透雕小座屏，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西汉漆工艺基本上继承了战国的风格，但有新的发展，生产规模更大，产地分布更广。出现了大型器物，如直径超过70厘米的盘，高度接近60厘米的钟等。同时能巧妙地把若干小件组装成一器，如盒内装6具顺叠、1具反扣的耳杯，薄胎单层或双层的漆奁，内装5具、7具或更多的不同大小及形状的小盒等。新兴的技法有针划填金的金，用稠厚物质堆写成花纹的堆漆等。尤其是器顶镶金属花叶，以玛瑙或琉璃珠作钮，器口器身镶金、银扣及箍，其间用金或银箔嵌贴镂刻的人物、神怪、鸟兽形象，并以彩绘的云气，山石等作衬托，更是前所未有。西汉漆器多刻铭文，详列官员及工匠名。东汉魏晋南北朝期间漆器的出土，比起前代显得十分稀少，这与葬俗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唐代的漆器：唐代漆器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有用稠漆堆塑成型的凸起花纹的堆漆；有用贝壳裁切成物象，上施线雕，在漆面上镶嵌成纹的螺钿器；有用金、银花片镶嵌而成的金银平脱器。工艺超越前代，镂刻錾凿，精妙绝伦，与漆工艺相结合，成为代表唐代风格的一种工艺品，夹绽造像是南北朝以来脱胎技法的继承和发展。剔红漆器在唐代也已出现。

宋元时期的漆器：两宋曾被认为是一色漆器的时代，但发掘出土许多有高度纹饰的两宋漆器，改正了过去的认识。在苏州瑞光寺塔中发现的真珠舍利经幢，底座上的狻猊，宝相花，供养人员是用稠漆退塑的。在元代漆器中成就最高的是雕漆，其特点是堆漆肥厚，用藏锋的刀法刻出丰硕圆润的花纹。大貌淳朴浑成，而细部又极精致，在质感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张成造桅子纹剔红盘，杨茂早观瀑图方剔红盘，安徽省博物馆藏张成造乌间朱线剔犀盒等。明清时期的漆器：明清漆器分为14类，有一色漆器、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剔犀、款彩、炝金、百宝嵌等。

一色漆是不加任何纹饰的漆器，宫廷用具常用此法，罩漆是在一色漆器或有纹饰的漆器上罩一层透明漆。明清宫殿中的宝座、屏风多用罩金髹。描漆包括用漆调色描绘及用油调色描绘的漆器。描金中最常见的是黑漆描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万历龙纹药柜。堆漆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黑漆云龙纹大柜为代表。填漆是用填陷的色漆，干后磨平的方法来装饰漆器。雕填是自明代以来即广泛使用，指用彩色花纹装饰漆面，花纹之上还加炝金，是一种绚丽华美的漆器。它是明清漆器中数量较多的一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嘉靖龙纹方胜盒。明清的螺钿器厚、薄并存。憹螺钿至17世纪时有了进一步发展，镶嵌更加细密如画，还采用了金、银片，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婴戏图黑漆箱、黑漆书甲及鱼龙海水长方盒等。犀皮是在漆面做出高低不平的地子，上面逐层刷不用色漆，最后磨平，形成一圈圈的色漆层次。剔红是明清漆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其做法是在胎骨上用多层朱漆积累到需要的厚度，再施雕刻。明初承元代肥硕圆润的风格，宣德以后，堆漆渐薄，花纹渐蔬，至嘉靖时磨工少而棱角见，至万历时刻工细谨而拘敛。入清以后，日趋纤巧繁琐。剔犀通称“云雕”，是在胎骨上用两三种色彩有规律的逐层积累，然后剔刻几何花纹。款彩是在漆面上刻花减地，而后着色，用来装饰大而平的漆面，常见的实物是屏风和立柜。宫廷用具多用炝金，明鲁王墓中发现的盖顶云龙纹方箱是明初炝金的标准实例。百宝嵌是用各种珍贵材料如珊瑚、玛瑙、琥珀、玉石等做成嵌件，镶成五光十色的凸起花纹图案，明代开始流行，清初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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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浅析：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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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章：中国家具发展史

中国家具发展史

中国家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中国家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

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家具发展方向。魏、晋时代人们习惯席地而坐，因此家具多为低矮型。到唐朝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革，人们开始坐高，双足悬起，中国垂足家具才逐渐兴起，唐朝，经五代十国至宋代垂足家具才定型，垂足家具完全取代席地家具，制作工艺也基本成熟。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家具达到鼎盛时期，真正将中国家具推向艺术顶峰。优良的材质，纯熟的工艺，这些都是明以前的家具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家具，它们包括很广，但通常指“桌椅板凳”之类。古人是席地而坐，室内以床为主，地面铺席；再后来出现屏、几、案等家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础上又延生出榻等。到商、周、秦、汉、魏各时期，没有太多变化，有凳、桌出现，但不是主流；直到汉代，胡床进入中原地带，到南北朝时期，高型坐具陆续出现，垂足而坐开始流行。憩居形式到了唐代仍然是两种形式并行，高的桌、椅、凳等已被人所使用，但席地而坐仍然是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中国家具在唐宋两代有了根本的发展,对以后明清家具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在唐宋家具发展会这样高速那?这是有原因的。

唐至五代，士大夫和名门望族们以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为时尚，五代时期家具以发展的初步完善，以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墩等家具。为中国历史家具的最完美阶段打下了基础。从10世纪中晚期开始，宋王朝经济高速发展、城市繁荣富有。宋时高座家具已相当普遍，高案、高桌、高几也相应出现，垂足而坐已成为固定的姿势，中国历史上的起居生活变革由坐姿而定。城镇生活的繁荣使高档宅院、园林大量兴建，打造家具以布置房间成为必然，这给家具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唐代家具，宋代家具，为明清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 是中国家具史中空前发展的时期， 也是家具空前普及的时期。宋代家具品种有床、榻、桌、案、凳、 箱、 柜、衣架、巾架、盆架、等。还出现了专用家具、 琴桌、棋桌 等。家具形式也多种多样。 仅桌子一项已有正方、长方、长条、圆桌、半圆桌，还有炕桌、炕案；凳子有方、长方、 等形式；椅子有靠背椅、扶手椅、圈椅、交椅等。 宋代还发明了燕几，当时的士宦大家为装饰屋宇，竟相仿造，燕几由7件组成，有一定的比例规格。它的特点是可以随意组合， 可聚可散，可长可短，纵横离合。符合了上层社会使用的要求。 宋代家具在制作上也不有少变化。开始使用束腰、马蹄、蚂蚱腿、云兴足、莲花托等各种装饰形式； 同时使用了牙板、罗锅枨、矮佬、霸王枨、托泥、茶钟脚、收分等各式结构部件。 宋代， 我国已基本完成起居方式的转变，供垂足坐的高形家具占绝对主导地位。 在宫延里， 统治阶级不惜工本制作了一批高级家具。 河北巨鹿出土的宋代桌子和椅子，就是较为完美的代表作品，体现出宋代家具艺术的发展水平。所以，"没有宋代家具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就不会出现完美、 精湛的明式家具。明式家具是在宋代家具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手工艺的繁荣，对家具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明代，手工业的艺人较前代有所增多，技艺也非常高超。 明代江南地区手工艺技术较前代大大提高了 ,并且出现了专业的家具设计制造的行业组织。 明代，总结各种工艺技术经验的专门书籍逐渐增多。 木器家具方面的专著当推《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此书为明代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汇编， 分建筑和家具两部分，其中对家具作了详尽的分类。如：椅凳类、桌案类、床榻类、橱柜类、台架类、 屏座类等。每一类中又分别叙述不同形式。如床榻类中有大床、禅床、凉床、 藤床等；桌案类有一字桌、案桌、折桌、圆桌、琴桌、棋桌、方桌等。其他如选材，卯榫结构，家具尺寸， 装饰花纹及线脚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和记述。 《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是建筑的营造法式和家具制造的经验总结。它的问世，对明代家具的发展和形成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有关家具方面的书籍还有明代文震享所编的《长物志》。 书中对各类家具一一作了具体分析和研究，对家具的用材、制作、式样分别给予优劣雅俗的评价。 明代高濂编著的《遵生八笺》还把家具制作和养生学结合起来，提出独到的见解。 这些书籍的出现指导了家具形式的设计和制作生产工艺的提高，并丰富了家具制作的理论。

明式家具的产生和发展， 主要的地域范围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一地区的明式家具持续着鲜明独特的风格。 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从产品不难看出只有苏州地区的风格特点和工艺技术最具底蕴。 这种风格鲜明的江南家具，得到广泛喜爱， 人们把苏式家具看成是明式家具的正宗，也称它为“苏式家具”。中国家具经过不断地变化、演进和发展， 到了明代，进入了完备、成熟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被称“明式家具”。而明式家具中夹杂着文人化的意趣， 文人已参与了家具的设计，这又是前朝后代的家具所无法拥有的。 明代的家具遗留至今的精品为数不少，从而可以让我们直观地了解明式家具的发展进程。明式家具的品种式样丰富多彩。 家具艺术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在明代初期至中期也有很大的发展。 流传至今的大批家具珍品记录了手工艺人的勤劳智慧和光辉业绩。

清初之时，家具上的创新不多，还保持着明代家具的样式,清代中叶以后，清式家具的风格逐渐明朗起来， 家具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与全国的明式家具相互影响，又有不同于明式家具的独到之处，总体尺寸要比明式家具宽大， 形成稳定、浑厚的气势。而样式也十分丰富,例如新兴的太师椅就有多种式样， 靠背、扶手、束腰、牙条等新形式，更是层出不穷。装饰上求多、 求满，常运用描金、彩绘等手法，显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效果。清代家具以雍、乾为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家具品种多，式样广，工艺水平高，最富有“清式”风格。 在装饰上，这一时期力求华丽，并注意与其它各种工艺品相结合，使用了金、银、玉石、珊瑚、象牙、珐瑯器、百宝镶嵌等不同质材，追求金碧璀璨、富丽 堂皇，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家具，有的由于过分追求奢侈，显得繁琐累赘。

精品文章：中国瓷器发展史(下)

中国瓷器发展史(下)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明朝洪武年间，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对外国的赠予。永乐年间以后瓷器输出的途径更多：政府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远航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对外销售。据万历年间刊刻的《野获编》记载，阿拉伯各国来我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回去时所带的瓷器多达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在品种上，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尤其是郑和八次出使西洋，既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更刺激了瓷器生产的繁荣。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