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景德镇瓷器在中国历史上名声斐然，我国明清时代的景德镇官民窑瓷器蓬勃发展，规模巨大，民窑产品中的精细之物，有些也达到官窑的水平。
普通工薪族瓷器收藏爱好者，不妨收藏景德镇民窑瓷器，不但投资少，而且瓷艺做工精细，画彩用笔生动细致,神态刻画生动不拘泥，民间收藏市场易获得真品、精品。
笔者藏有2只清代景德镇民窑瓷盘。
一、清代嘉庆粉彩瓷盘。口径24.2厘米、底径15厘米，高4.2厘米“成化年制”寄托款，此盘釉色淡青，这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以后景德镇民窑瓷釉面由纯白向浅淡清白色变化的特点。盘心绘一折枝牡丹，四面绘荷花、桃花等花卉，花中穿插飞舞着四只蝴蝶、用红、黄、绿、蓝等色画出，虽无官窑瓷器之精细，但也自然流畅，象征着富贵平安，长寿之意，盘背用矾红画出四只蝙蝠，寓意“福在眼前”。
二、清代乾隆青花瓷盘，口28厘米，足18厘米，高6厘米，纹饰仿自明永乐，宣化青花“一把莲”纹盘，盘面青色呈色深蓝带黑褐色结晶斑、画法流畅自然，胎体与釉层结合处略显很淡的牙黄色，无明代“火石红”痕，露胎处无明代瓷胎白润之感，青花发色明亮，纹饰生动，器型大者不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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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魅力的景德镇民窑古瓷片
在浩瀚漫长的中华陶瓷历史中，景德镇民窑古瓷堪称华彩乐章，举足轻重。近年北京出土的大量实物残片更证明，景德镇瓷器自明代以后，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而其中绝大部分是民窑青花瓷。这些城市的地下文化遗存，近年来受到藏家、研究者以及瓷器爱好者的青睐。收藏界喻古瓷片为“文明的碎片”，一些行家更是将其当作古书来慢慢细读，咀嚼品味。
民窑瓷器独具魅力
历史上，景德镇瓷器以能够集历代陶瓷、绘画、工艺之大成而著称于世。清雍正（1723－1735）前后，是景德镇民窑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据民窑古瓷鉴藏家曲永建先生介绍，就瓷胎来说，这一时期民窑精品瓷器决不逊色于后来的官窑，甚至高于有些官窑。胎质坚硬、细腻、洁白，釉面有玉质感，普遍薄润、透明、匀净。其中的精品可与官窑媲美。
瓷器又是一个集制造工艺、民俗、文字、诗歌、绘画等艺术于一体的综合载体。“题材丰富，构思洒脱”，构成民窑古瓷器的独特艺术魅力与历史价值。与官窑瓷器相比，它在纹饰构思上更显得无拘无束，自由洒脱，且题材生动丰富，从人物、动物到植物，无不栩栩如生，能充分体现时代特征。举元末明初时期的作品为例：这一时期，一些失意文人才子沦为匠人，混迹市井民间，他们显然入了“绘瓷画”这一行当。这一时期民窑瓷器上的“文人画”就反映出此类瓷画创作者的艺术水准。他们的作品往往笔锋练达，抒发个人感受，意境独特，也因此“较难仿，因现代人的笔墨功夫上不去”。民窑瓷器还可令今人一窥古人的风貌民情，文化习俗，感受不同朝代不同时期兴衰的历史。民窑瓷画上的一个常见题材是“童子嬉戏图”。明末时期，民众困苦潦倒，从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民窑瓷画中便可一窥。瓷画中，玩耍的幼童，表情往往欠生动，显呆板，所着衣衫也多拖沓不合体。透过此种精神面貌，现代人似乎可以嗅到一个王朝“大势已去”的无奈气息。
民窑瓷器所折射的宗教风俗，亦十分有助于理解同一时期宗教发展的客观状况，景德镇瓷器在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与宗教文化休戚相关，宗教是构成民风、民俗的要素和源泉。浩如沧海的民窑瓷器纹饰的演变，更能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历程。就像最早的国家管理人员、城市和文字，几乎都源于宗教祭祀活动一样，景德镇瓷器的历史，每一时期的流行纹饰也都充分体现出宗教思想的主题并被嵌入百姓日常生活。在出土的明清遗器中，不乏宗教题材的纹饰，如文殊菩萨的坐骑青狮。佛教中的十字杵在元青花瓷中便已应用，在明成化泓治时期开始盛行，可见当时平民百姓信奉佛教者日渐增多。
“瓷片”市场身价随涨
近年，全国各地不少城市都兴起了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使大量深埋地下数百年的古瓷片“终见天日”。在北京的一些古玩市场，都有卖瓷片的摊位，吸引着国内外，包括中国台湾和日本等地的收藏家。本地瓷片爱好者更是凭借“近水楼台”的优势，将目光锁定那些正在拆除老建筑的各种工地。据保守估计，全国范围内应有数千位瓷片收藏者，北京地区应为上千人左右。而介入其中的各类买卖人员则有数万人，甚至更多。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人在起步学习阶段，他们之中不乏年轻的瓷器爱好者，堪称未来古瓷片收藏的生力军。
民窑瓷片受市场追捧，究其原因，无疑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们的独特价值。民窑瓷片鉴藏家认为，瓷片是收藏、研究者的实物标本，帮助其了解瓷器的各种内在品质，不同时期的纹饰风格等。对于瓷器研究爱好者来说，到博物馆去固然可以观赏到各类古瓷展品，但这只能开阔收藏者的视野；看书也可以增加思考的能力，但真正入门古瓷研究，直接接触实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遗憾的是，大多数古瓷爱好者鲜有机会接触完整器物，于是接触研究出土瓷片便成为一条捷径。况且，那些精致的瓷片亦可作为一幅瓷画艺术品永久保存。这也使得不少商人亦看好瓷片的升值潜力，进行投资。结果是瓷片的身价迅速提高。
陶瓷文化鉴赏-晚明至清乾隆是景德镇民窑
1、晚明至清乾隆是景德镇民窑获得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时欧洲诸国先后来到东方，大规模开展与东南亚诸国，特别是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欧洲、美洲空前广阔的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和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中国古老的手工业如丝织业和制瓷业等，纷纷获得了新的活力。在没有新的动力和机器的时代，除扩大生产规模外，就只有靠分工、再分工采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这就促使丝织业和景德镇刺瓷业终于发展到它们的顶峰一一工场手工业时期，其生产力也提高到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延：“共计一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即是景德镇制瓷业精细分工的生动记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物质文明史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史。因此研究人类历史上这一辉煌时期的我国的丝织品和瓷器及丝织业和制瓷业的遗存和有关文献，无疑极有意义。但是其时的丝织品多已朽坏，其手工业遗存也难以寻觅。然而，就景德镇制瓷业来说，其时的窑业遗存却极为丰富，且基本保存完好。欧洲现今传世的景德镇这一时期瓷器尚多达数百万件，当时的贸易档案仍被保存下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景德镇制瓷业在这三百年中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两落两起，既经历了原料危机与明末清初的动乱，也迎来了晚明的繁荣与康雍乾的鼎盛时期。其兴盛是诸多因素促成的。除了社会安定，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有利政策，广阔的内销市场以及巨大的海外需求，特别是欧洲市场的需求为景德镇制瓷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外，另一方面还与它拥有精密的分工，较先进的制瓷技艺和优质的原料以及具有极强的竞争意识，千方百计地与对手展开激烈的国际竞争，打败或成功地抑制对手有关。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然而在乾隆末(1794年)，由于有伤地脉，高岭山高岭土禁开(注30)，一夜之间，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它不能再象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巧合的是，欧洲诸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订货也到乾隆末为止。这表明欧洲市场对瓷质下降的景德镇瓷器缺乏兴趣，这便使原先受景德镇抑制的欧洲生产硬质瓷的工厂获得大发展的机会。乾隆以来，优质高岭土虽有开采，但规模不大，故优质瓷产量有限。它转而使用星子高岭土，以生产中挡内销瓷为主。由于内销瓷的利润不能与外销瓷相比，其效益大不如以前。嘉庆、道光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景德镇的陶瓷外销却不能与之同步，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综观景德镇16—18世纪的外销瓷与制瓷业，其外销瓷生产兴旺，则景德镇制瓷业也随之兴旺；外销滑坡，则瓷业亦随之衰落。其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令人感慨。真所谓：“其兴也难，其衰也速”！3、这一时期的景德镇外销瓷最引人注目，最有影响的是被称为“克拉克瓷”(或”加橹瓷”、“芙蓉手”)的万历~崇祯的青花瓷。器形主要是盘、碗、瓶、军持等。纹饰题材多为纯中国式的折枝花卉、吉祥纹样、禽兽、走兽和人物。常作开光或锦地开光式。嘉靖以前最为流行的缠枝纹样反而少见。其繁缛的装饰，细密的水路及新颖的郁金香纹样又具有异国情调。克拉克瓷一面世，即受到欧洲贵族的喜爱，由于畅销，且利润高，所以各类仿克拉克瓷也大量涌现。通过上节的考察，我们可以大致作如下区分：a、景德镇窑高档克拉克瓷：以高岭山优质高岭土(以土膏形态赋存的次生高岭土或伟晶岩的风化物)掺合瓷石制作。器壁薄腻，胎骨洁白，透光度好，青花呈色兰翠，优雅、明快、绘制萧洒生动，完全可以和明清官窑最佳瓷器媲美。其烧制年代，约在万历30年高岭山优质高岭土开采以后(《高岭土史考》定为万历20年，似太早)。日本平户荷兰商馆仓库遗址出土，其相对时代约在l609一l0年的洁白透光的优质白瓷，亦可归入这类高档瓷内（注31)。b、景德镇窑中上档克拉克瓷：器壁较高档瓷稍厚，透光度较好，胎骨较白，青花呈色较高档克拉克瓷稍淡或清亮沉静。绘制亦老练，生动。这类中上档克拉克瓷系采用吴门托出产的高岭土或高岭山一般的原生高岭土(粘性较以土膏状赋存的优质高岭土差一些，铝氧含量也要低一些)掺以瓷石制作，其年代亦应在万历初至万历l0年或万历30年以后。c、景德镇万历30年以前的中下档克拉克瓷(包括旧金山ColdenHind号沉船所载景德镇克拉克瓷及更早一些的克拉克瓷。如广昌万历元年纪年墓出土克拉克瓷(注32)可靠的话(甚至可以早到隆庆)系采用麻仓及高岭以外所产的原生高岭土一一“假(官)土”，掺以瓷石制作。由于其粘性和铝氧含量较以上二者稍低一些，故其器壁相应要厚一些，白度亦要低一些。其青花的呈色有介于回青与石青之间者亦有与中上档克拉克瓷一致者。d、福建仿景德镇克拉克瓷：如本文第二节所述，其胎骨较景瓷粗劣，成型工艺也有所不同，其足端及足内有溅釉痕并粘有砂粒，青料的呈色也不如景德镇克拉克瓷，有明显的精粗之别，较易区分。e、江西广昌县近年出土了一大批有缺陷的仿景克拉克瓷盘，窑址尚有待发现(注33)。其兴衰原因应与福建平和等窑相似。这类瓷盘，肪的白度，透光度，釉的亮度，青料的呈色多不及景瓷，倒与国外某些仿克拉克瓷的产品有相似之处，故冯先铭先生认为其“风格有异国情调，兼有传统装饰”“有着自身的特点”(《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2期)。f、日本仿景克拉克瓷：日本伊万里、有田窑仿景克拉克瓷达到了乱真的程度，所以能在欧洲风行一个世纪。17世纪中叶伊万里瓷几乎完全按中国样式生产，所以l655年(或此后不久)荷兰人向有田订烧瓷器应该是持景德镇克拉克瓷为货样的。但年复一年地生产下去，其局部纹样也渐渐发生了变化，成为具有日本风格的仿景克拉克瓷(注34)。如前所述，其瓷胎的铝氧含量较景德镇高档瓷低，烧成温度也相应低一些，釉面的白度不如景德镇高档外销瓷，器壁也要显得稍厚一些，但透光度比较好。g、欧洲仿景克拉克瓷：17l0年德国的迈斯森作坊即仿克拉克瓷的造型与纹样生产硬质瓷，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竟相仿制，由于采用三元配方，这些仿品的瓷较景德镇克拉克瓷更优，烧成温度更高。但其釉薄而匀，缺乏景瓷石灰碱釉的润泽和白里泛青的玉质感。青料的呈色亦不如景优雅沉静，色调富于变化，其画风与景瓷相去甚远，有明显的异国情调。h、景德镇仿伊万里、迈斯森克拉克瓷：景德镇窑为商业竞争，对仿景克拉克瓷的伊万里、迈斯森瓷进行再仿制。其纹饰经过“变异”和“再变异”，有些已面目全非。但此时已是康熙中后期，景德镇的这些仿品，不论所绘如何，因其青料为优质浙料，混水技法高超，色阶丰富，明快莹澈，犹如鱼鳞片般层层相叠，具康熙青花典型特征，故不难鉴别。i、仿景克拉克瓷的还有欧洲的费恩斯薄胎陶器和伊朗的仿瓷陶器，它们反映了其时欧洲和西亚对克拉克瓷的迫切需求。4、万历时的官窑器是有明一代宫窑中瓷质最差的。它与万历以前采用“假土”(原生高岭土)加瓷石制作的中上等民窑器，没有质的区分。另一方面，约在万历11一30年，民窑瓷质明显下降，粗瓷产量急增至80%左右，这与万历时社会安定，生活富裕，经济繁荣不吻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隆万时，厂器除厂内自烧官窑若干座外，余者已散搭民窑烧”(兰浦《景德镇陶录》)。也就是说，万历11年以后在官土(以土膏状赋存的优质高岭土)已枯竭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烧造的官窑，除了强取民窑使用的“假土”(麻仓以外所产的假官土—原生高岭土)中质量相对好一些的原料外，还要民窑承担官窑坯件的烧造任务。民窑较好的原料被官窑垄断，窑室中能装烧中上等瓷器的好窑位被御器厂霸占，于是民窑就只能利用较差的窑位烧造烧成温度偏低的中次等瓷器，以增加产量，薄利多销来获取利润.当时中上等瓷器约占总烧造量的20%左右(就装烧中上等瓷器的瓷垫饼进行统计)，但在窑址堆积中罕见中上等瓷器的废品。这也许是因搭烧官窑瓷坯．无论烧出正品还是废品，都得全部交还御厂核实，销数：其时朝廷派太监四出征税，聚敛钱财，矿税太监潘相对景德镇制瓷业横征暴敛，连次等青花料也不放过。制瓷业这时已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封建专制王朝的种种榨取主要是针对代表新兴资本主义势力有钱的作坊主;所以万历30年火烧御器厂的“民变”实质上是在武昌、苏州“民变”的基础上，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对封建王朝的再一次造反。5、由于欧州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康熙~乾隆时，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四倍。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与官窑的影响下、景德镇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为更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由于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法国人都抢购彩瓷，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景德镇瓷商贩运白胎瓷至广州设厂加工釉上彩，于是遂有“广彩“的出现。由于粉彩柔美，艳丽，雅俗共赏，且粉彩颜色不透明，有利于遮盖瓷器上的疵点或缺陷，提高了一级品率，所以它出现以后很快便取代部分青花装饰，成为景德镇艺术瓷的主要装饰形式之一，并使景德镇瓷器进入彩瓷时代。粉彩的流行还使景德镇制瓷业的分工与组合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清代中后期，景德镇街头巷尾无处不是绘画釉上彩(主要是粉彩)的“红店”，形成家家彩瓷，处处烧炉（粉彩烤花炉)的繁荣新局面。这种家庭手工业形式的“红店”和工场手工制瓷业的结合，使景德镇的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极限。在与熊海堂同志谈文化交流理论时，他认为，异文化之间生活用品的外观模仿属于文化的表层交流，只有人的思想与技术的交流才是深层次的、高难度的，并给吸收者带来质的变化和发展上的飞跃。欧洲和景德镇珐琅彩粉彩技术的交流，是一种可读性技术(不需要技术者之间直接的传授便可以传摩仿制)的间接交流。它虽没有使景德镇制瓷业发生根本的变化，却使景德镇瓷器在外观上一改旧貌，给这个手工业城市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促使其向工艺美术城市过渡。
景德镇元代釉里红瓷器的介绍
青花是指一种白地蓝花的瓷器，其制作方法是在成型的瓷坯上用青花料描绘各种图案花纹，然后施透明釉，在以1300C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由于它具有蓝白对比，色彩鲜明而典雅大方的特点，因此从元代晚期迄今的六百多年中，一直是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关于青花瓷器的起源，从其釉下彩绘的工艺和所有青花钴料来看，已有悠久的历史。
釉里红瓷，是指用铜的氧化物（铜花）为着色剂配制的彩料，在呸体上（或先施以青白釉的呸胎土）描绘纹样，再盖一层青白釉，然后装匣入窑，经1250C～1280C的强还原焰气氛，使高价铜还原成低价铜，呈现娇妍而沉着的红色花纹的瓷器。
釉里红瓷和青花瓷一样，是景德镇元代陶工的杰出创造。它俩不但降生的时代相同，而且在工艺制作、装饰题材与画风等方面都极为相似，可谓一对惹人喜爱的孪生姐妹。然而，由于釉里红有严格的煅烧条件，烧成范围狭窄，比起青花来要娇嫡的多，所以其品种、产量及所产生的影响就不如青花瓷了。但它具有青花不备的那种红宝石般的富丽感，加上难于烧成而导致的“物以稀为贵”的原因，历来十分名贵。
景德镇湖田窑瓷业历史文化介绍
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映青瓷”、“隐青瓷”、“罩青瓷”等，为宋代景德镇所创烧，是我国宋元时期主要瓷器品种。而景德镇烧制青白瓷最重要的窑址是湖田窑，其烧瓷的全盛时期长达700多年。在2004年景德镇庆祝建镇千年之际，湖田窑遗址群以一批重要的发现揭开其近千年的烧瓷历程。
考古资料显示，在景德镇所在的昌江及其支流东河和南河流域，晚唐五代及宋时期的窑业遗存十分丰富。晚唐五代的窑址主要有湖田、杨梅亭、黄泥头、社公庙、十八渡、新厂、湘湖、白虎湾、南市街等地。至宋代，东河及南河流域的窑址已发现136处（按《陶记》的记载则有300余处）。规模极其庞大，产量十分丰富。其中最具代表的遗址有湖田、银坑坞、小屋里、南市街、柳家湾、白虎湾等。“若夫渐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蒋祈文中所说的“湖田”，即今之湖田窑遗址。它位于景德镇市东南约4公里的竟成乡湖田村。遗址南面环山，北面临水。南河自东向西，环湖田村而过，在景德镇市区汇入昌江。遗址坐落在南山山脉缓坡地带及南河南岸一级台地的窄长地带，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内窑包密布，窑渣堆积遍地，各个时期瓷片俯拾皆是。1982年，国务院将湖田窑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2003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湖田窑址进行过16个基建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大量与窑业生产有关的制瓷作坊和窑炉遗迹，获得了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釉器、白釉器、青白釉器、酱釉器、黑釉器、卵白釉器、蓝釉器、青花器等各类文化遗物数十万件，时间涵盖五代、北宋、南宋、元、明各时期共七百余年。这些珍贵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为湖田窑从晚唐五代到明代中晚期的窑业生产、销售；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青白瓷由于瓷胎洁白，釉料在高温下流动的原因，使瓷器釉薄处为白色，积釉处透青，故其总特征介于青白之间，可谓是白中闪青，青中泛白，青白淡雅，色质如玉。此类瓷器“光致茂美”，有“饶玉”的美称。景德镇青白瓷一经出现，很快为世人接受并成为十分畅销的商品。同时，其烧造技术也很快传播到江西境内的十余个县市。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窑场也相继仿烧，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烧造体系，产品风靡大半个中国。它不仅销往大江南北、漠北草原，还远销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和中东、非洲等地区。
景德镇古称“新平镇”，因其位于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景德镇就能烧制原始陶瓷器。文献记载至迟在东汉时期，景德镇就已开始了成熟的青瓷器制作，“新平冶陶，始于汉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景德镇开始引起世人注目。在陈朝至德元年，皇室命新平镇贡陶础，这是景德镇为朝廷所关注并生产“贡瓷”的最早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陶瓷名匠“陶玉”将自己制作的瓷器带入关中，并向朝廷进贡，被称为“假玉器”，受到皇室青睐，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在景德镇设置御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并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从此，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专门管理官窑瓷务，烧制宫廷用瓷，同时对民窑实行课税等管理。这是元朝在全国唯一设置的专门管理陶瓷生产的机构，是景德镇设立官窑的开始。此时，瓷器的生产（主要是青白瓷）有新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创烧了卵白釉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和高温蓝釉瓷、绿釉瓷等。景德镇的瓷器逐渐占据了中国瓷器艺术的中心，也从此由宋代其他五大体系转向到了景德镇，并以此带动了明清景德镇窑场的繁荣。特别是明洪武二年朝廷在珠山设立御窑厂后，景德镇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势。
湖田窑制瓷始于五代。考古发掘证实，五代时期，湖田窑的窑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刘家坞、龙头山以及今战备公路两侧的湖田窑中心区域，距现地表深约8米。采用马蹄形窑烧制白瓷和青瓷器。马蹄窑为土制，窑炉烧结面较薄，瓷器烧成温度相对较低。器物种类主要有碗、盘、壶等。因采用支钉叠烧，只见垫柱，没有使用匣具，故器内底及器足上往往留有椭圆形支钉痕。青瓷多数胎色灰褐、质地粗松、釉色青灰，除少数葵口及内壁出筋外，没有其他装饰。窑址内也出土了少量瓷胎致密、白度很高的白瓷或青瓷。
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建镇后，景德镇瓷业生产获得重大进步。重要表现就是青白瓷的创烧。宋初的青白瓷，胎质较粗，色灰白；刷釉稀薄、透明，釉色青灰或米黄。器物种类较少，主要有碗、盘、罐、折肩钵、注碗、多管器等。器形普遍敦实、厚重。装饰较少，仅在碗外壁用利器刻画粗大牡丹或莲瓣纹样，纹饰粗犷古朴；或用梳齿状工具，在碗心画出简单水草。一些器物上有少量北方瓷器的贴花工艺及仿金属器造型。还发现一些酱黄釉器及褐彩青白釉器，器型类似青白瓷，有瓜棱罐、四系罐及八棱罐等。
北宋中晚期，湖田窑的青白瓷生产，除继续采用单件仰烧外，开始使用一种造价昂贵的瓷质覆烧匣具，大小不同的多件器物一匣覆烧，故出现了芒口器。此时的瓷胎细腻、致密、洁白；刷釉加厚，使釉色莹润青翠，青中闪白，白中透青，近似玻璃透明状。器物种类显著增多，造型趋于挺拔，装饰丰富多彩。日用品碗、盘、碟、盏类品种多样；盏托、注碗、瓶、炉、香熏、枕等形态各异，造型丰富；联子盒、鸟食罐、俑、动物塑像、围棋、象棋等文娱用品大量涌现。龙形碗、狮形枕、虎形枕、婴孩枕、仕女枕、荷叶形枕、元玉形枕层出不穷。早期的粗犷古朴的刻画法被成熟的“半刀泥”刻画所取代；刻画工艺娴熟、流畅，刻画题材广泛；构图集中在碗、盘内底及底壁交界处，早段多对称或单体图案，如植物类团菊、三束莲、折枝牡丹；动物类游鱼、龙凤、三团鸾等，稍晚纹饰布局趋于繁复、细密，如人物类婴儿戏水、婴孩攀枝，植物类缠枝菊花、缠枝牡丹等。
随着宋室南渡，一些北方的优秀技术和窑业工人纷纷南来。南宋初期，湖田窑窑业生产与北宋晚期相似。主要表现在碗、盘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与北宋基本一致。但此时的碗、盘器壁更斜直，圈足更矮，仅毫米高；斗笠碗流行。特别是定窑组合式支圈覆烧具传入后，窑业生产出现很大变化。因支圈烧瓷密度加大，水气增多等原因，瓷器的胎质较前期粗松，釉色泛黄，几乎失透，器口普遍“芒口”。器物组合也发生较大变化。北宋流行的墩式碗、仰烧盘、注碗等基本消失，饮酒、斗茶之盏托及有座香炉等均明显减少，以至绝迹。装烧的变化还导致装饰的变化。北宋流行的刻画风格开始为印花装饰所代替。早期在碗、盘底心印各类题记，如“宋”、“詹”、“吉”、“酒”、“茶”，还印一些简单的单鱼、双鱼、芦雁、朵梅、折枝梅、荷莲纹等。此时，吉州窑、建窑的产品流入湖田，湖田窑开始试烧黑釉瓷。湖田窑的黑釉瓷胎质较粗，色灰黑，结构紧密；釉色漆黑，釉层厚。器类有高足杯和盏等，无论胎、釉、器型均与吉州窑、建窑产品有别。晚期的碗、盘印纹开始复杂、繁密。如狮舞绣球纹、开光盆景纹、凤穿牡丹纹、芦雁穿花纹等，器口沿多印有回纹、如意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