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和璀璨的中华艺术。其中，中国书画与中国瓷画艺术原本是两门姊妹艺术，自古以来就有历史渊源。清末民初，新安画派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他们在瓷画领域首开浅绛文人画先河。接着珠山八友承前启后，完整地继承中国书画的传统精髓和景德镇传统粉彩绘瓷技法，创立了文人画派的新粉彩瓷画艺术。珠山八友不为前人所拘，树立起鲜明的革新旗帜，一反泥古不化、陈袭相沿之习，开宗立派，为瓷画艺术走出了光辉的道路。对此，著名的评论家、瓷画家、教授钟莲生先生评论：把珠山八友作品集中起来，就是一部以研究国画手法的装饰瓷器史的缩本。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景德镇瓷画艺术家不断地从中国书画领域吸取了营养元素，从而发展了瓷画艺术。从此，我们可以看到景德镇瓷画与中国书画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
首先，景德镇瓷画艺术家直接从中国一流国画作品中汲取营养。珠山八友之首王琦即是扬州八怪黄慎的师承者，其瓷板画《麻姑献寿图》题明是“仿黄慎之笔意绘成”。在题材上珠山八友的“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也是扬州八怪所倾心表现的，而“八友”与“八怪”又同样专擅一、二项。王锡良先生在给陶瓷美术家、“山水大王”王云泉作品集的序言中称王云泉为国画家、瓷画家，这一称谓顺序道出了王氏山水瓷画的源流是其高超的国画艺术。又王锡良先生评李小聪所作粉彩山水瓷画：深得古法精髓，意境深幽，取法聚各家之长，有宋人山川之浑雄，有清人林木之秀润。这一评论道出了李小聪瓷画的继承，实是精辟。
从瓷画内容上看，珠山八友的《月下弹琴》、《柳荫垂钓》、《松下对弈》、《踏雪寻梅》、王锡良的《陆羽煮茶》表现的即是中国文人超越世俗的生活情趣。又如梅兰竹菊四君子、渔樵耕读、高士隐士也都是八友、张松茂、陆如等人终生爱画的题材，体现了瓷画家与中国文人的一脉相承的人格精神。再如钟莲生先生的系列月夜景、雪夜景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追求，创造人间的沈静之美。
其次，中国人向来喜欢颂诗，一部古代诗歌总集《诗经》汇集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艺术智慧。唐诗宋词从来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食粮。诗如画，画如诗，诗画同源。松下问童子、寒江独钓既是诗也是画，诗画从来都是相映生辉的。王大凡的《珠山八友雅集图》题诗：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惟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将此幅留鸿瓜，只当吾侪自写真。这首诗真是对珠山八友的一个全面而高度的总结和概括。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设若没有此诗，雅集图将不知逊色多少；又如其瓷板画《玩月承天寺》题诗：玩月承天寺，苏公与客闲。孰知千秋后，又在画图间。诗风自然、朴实，将古与今、画内画外生动地联系起来，是诗画相映生辉的杰作。又如其《渔》瓷板画诗：撒网无鱼虾，官税不能除；网来难换米，空坐对芦花。人们从中可见其对当时腐败社会的愤恨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体现他与杜甫诗一脉相承的思想感情。他的题诗瓷画比未题诗者价高20～30%。
瓷画与书画渊源流长、一脉相承，正是移诗、书、画于瓷上显现，使得陶瓷装饰由实用化转入艺术化，推动了陶瓷艺术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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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国与朝鲜瓷器的渊源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远古时期两地人民就友好交往，中国陶瓷艺术、冶炼技术、农耕技术和儒家思想在半岛广为传播；三国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留学的主要是僧侣；唐宋时期，两地海上交通最为活跃，大批使节、学者、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东南沿海建有新罗馆、高丽馆，许多中国商人也经常来到高丽首府开城。宋仁宗天圣元年，徐竞奉使高丽，著有<高丽图经>，中国的文化书籍、织物、药材、乐器、瓷器对朝鲜半岛的贵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朝鲜瓷器
朝鲜新石器时代发明篦纹土陶，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出现无纹土陶，公元100至公元200年出现无釉印纹陶，三国时代首创"新罗烧"，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高句丽的陶器线条刚健轻快，百济的陶砖则很优秀，中国瓷器的传入，对朝鲜青瓷、白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古代都城遗址中，有许多中国古代青瓷和白瓷出土。朝鲜半岛的王公贵族极力推崇中国陶瓷，从文化艺术上为中国陶瓷输入创造了条件，为景德镇陶瓷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古中国与埃及瓷器的渊源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深受中国影响的埃及瓷器工艺品
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古中国与马来西亚瓷器的渊源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瑞典沉船考古学家斯登先生在展示刚打捞出的中国瓷器
在05年的时候，瑞典沉船考古学家斯登先生在马来西亚海域，打捞出10吨重的中国明代的外销瓷瓷器和碎片，这些外销瓷是景德镇专为销往欧洲烧制的。经过鉴定这些瓷器是景德镇观音阁窑口出产的。观音阁窑是景德镇最著名的民窑之一，由于水准高超，所以产品几乎可以与官窑媲美。而万历号所运载的瓷器，则是观音阁窑口外销瓷器中的精品。
据有关专家介绍，由于这批瓷器是用于出口，所以其形制和花饰与我国传统瓷器有别。比如一只军执大象，其实是用来盛放液体的壶。还有其他一些瓷器上的花纹，在国内瓷器中也是从未见到过的，显然是当时的工匠为了配合外销特制的。这些瓷器上，凝聚着４００多年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和贸易史。
古中国与拉丁美洲瓷器的渊源
15世纪 ,新航路的开辟使海洋贸易发展了起来 ,沟通了世界各地的联系。由于海洋交通便于瓷器的大量运输 ,使在新航路开辟前只有西方王公贵族才能享有的中国瓷器成为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较为普遍的生活用品。哥伦布发现美洲后, 拉丁美洲各地先后沦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 中国瓷器也随欧洲殖民者一起传播到了拉丁美洲。最初是葡萄牙商人, 后来是荷兰等国商人贩运中国瓷器转销欧美各地。
16世纪初, 在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贵族家庭中已有人使用中国瓷器。到16世纪后期从中国销往拉美的瓷器已占相当数量。本世纪40年代,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支考古队在旧金山以北德鲁克海湾附近, 发掘出70余件中国明代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器。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之一，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象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中国瓷器大量传入拉丁美洲 ,使拉丁美洲人民了解中国悠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窗口。中国瓷器具有独特的工艺美术文化和昂贵的价值，是收藏家争相购买的珍品 ，而且瓷器属于精美的工艺品和实用的生活用品以及装饰工艺品等原因，深受拉美人民喜爱。
中国瓷器传入拉美后，对拉美民众的生活习惯、宗教文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中拉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拉人民友谊的纽带。
陶瓷与“龙”的渊源
中国是龙的故乡，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自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就以其独特神秘身态与中华民族紧密地生活了数千年。我们沿着祖先成长的历史作些回顾，就会系统地认识龙，了解龙的精神。
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一带发掘的一只彩陶瓶，瓶身部位用色彩绘了一只张牙舞爪的蛇身龙纹饰，这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咙’纹饰了。这只陶龙纹饰彩陶瓶，是否是我国第一只龙纹陶瓶呢?我肯定还有这类龙纹饰系列的陶瓷器物，只不过尚未被发现或者没有保存下来而已。从这只陶龙纹饰来看，线条粗壮有力、早法熟练，达到这种绘画技巧自非一朝一夕之功。须知，人类在发明陶瓷器物体上绘上色彩以前还可以用树枝、鱼骨、兽骨、石器在陶瓷坯体上刻画‘龙’纹饰及其它图腾的。
《文选·鲁灵光殿赋》中记述了殿中壁画“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瑞应图》有“舜东巡狞、黄龙负图、置舜前。”从这些文献记载中不难看出远古时代的人们就把当时对社会、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头人比作‘龙’，井在日常生活用具上用色彩描述记载下来，子孙后代给于歌颂。
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遗址出土很．多彩陶片和陶塑，就有很多鱼、蛙、蛇、龟、蜴晰、鸟、鹿、猪、壁虎等原始图腾标志。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许多图腾消失了，唯有蛇和鸟不仅保留下来，而且逐步夸张，神化成龙和风，这种图腾发展演变趋势是和各朝代统治者、官僚士大夫们的权威欲望、追求长生不死，吉祥富贵分不开的，是和他们提倡“孝”为道德标准有关。例如，《龙鱼河图》就有“天授元始、建帝号。”楚国爱国大诗人屈原在《九歌》中赞曰：“石赖兮浅浅，飞龙兮翩翩。”鲁国的孔子也扬言“河不出田、梧不栖凤、吾道休矣！”再如《荀子·礼论》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认为这是“礼仪无法式也。”如果与此相反“厚其生而薄其死是奸人之道而信叛之心也”，后辈子孙对先人如不厚葬就是不忠，不革，或大逆不道。在这种思潮支配下，各朝代的统治者除了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把墓室装饰得金壁辉煌，还用大量的殉葬品陪葬。这些我们从各地出土的明器、陶瓷残片、墓砖像及各地博物馆、院的藏品中都可具体看到。
唐末时期的龙纹，一改秦汉时的千姿百态，变化万千之状，而把龙逐渐神化丰富，性格更复杂了。南宋初人罗原在《尔雅翼》卷廿八称龙九似：“角似鹿、头似驼、腿似兔，颈似蛇、腹似唇、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到了明代则把龙更进一步演化出“龙生九子不成龙”
(虫+八)(虫+夏)：性喜水，被雕成桥柱上的兽形；
嘲风：喜好冒险，因而人铸其像，置于殿角；
睚眦：平生好杀，喜血腥之气，其形为刀柄上所刻之兽像；
赑屃：力大，其背亦负以重物，即今刻在石碑下的石龟；
椒图：形状似螺蚌，性好闭，铺首衔环是其形象；
螭吻：平生好吞，即殿脊的兽头之形；
蒲牢：平生好鸣，它的头像被用作大钟的钟纽；
狻猊：喜欢蹲坐，佛像座下的狮子是其造型；
囚牛：性喜音乐，其形为胡琴琴杆上端的刻像；
传世最久，雕塑最多的陶瓷龙，要数明代洪武年间，在山西大同制陶工人烧制了一堵高8米、长45米，世界上最大的九龙壁、壁面五光十色的琉璃陶瓷砖，壁上九条戏珠蟠龙腾跃波涛云海之中，姿态万千，气宇轩昂。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烧制成这样大的九龙壁，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清代乾隆时的北京宁寿门也烧制了一堵九龙壁壁照，在装镶该九龙壁时还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一小徒无意中打碎了一块赭色陶瓷壁板，这下可犯了弥天大罪，因为当时给皇帝作贡品是不存备用品的，小徒工吓得直哭，主持装镶的工匠师傅思索一阵、一面安慰小徒不要哭，一面告诫大家不许把这事说出去。当晚他一夜未眠，用紫檀木雕刻了一块同样大小的龙纹木板安装顶替，这事不但瞒过了当时验收官员、文武大臣、皇帝本人，鱼龙混珠一直到现在还完好如初地展现在游人面前。
看过电影《地下宫殿》的人都还曾记得，在皇帝灵柩前有只绘上黛青色双龙的大龙缸，是装灯油供死去的皇帝作长明灯用的．这只大龙缸据考证是景德镇进贡的贡品，是我国目前出上最大的瓷龙缸，独一无二，视为珍宝。
元明时期制瓷工匠发明的青花釉里红更加丰富了陶瓷龙纹装饰内容，一时间青花云龙兽耳壶、云龙纹荷叶形盖壶、四灵纹盖壶上的彩龙一改以往的三爪、四爪，而以五瓜龙纹成为皇帝专有纹样。并有不少这类龙纹陶瓷品输往世界各地，成为我国一时外贸和礼品主要物品，数年前在肯尼亚、东南亚各地就有不少青花釉里红龙纹瓶、壶出土可以证明。
我们中华民族从制成陶器的第一天开始，就酝酿了龙，数千年来龙无时无刻都在人们各阶层、领域里为人们崇尚着，鼓励着人们，推动着我们民族前进。我们是龙的传人，在新时代中应以更加强烈的民族情感，赋于龙纹不断继承创新精神。世界有名，很多陶瓷上面都有龙的画画。
翡翠玉与文化的渊源是什么？
常有很多朋友问：翡翠与玉是不是一回事？其实，翡翠是玉的一种，也叫硬玉。翡翠由很多微小的硬玉矿物组成，这些小矿物像小毡子一样互相黏合交织在一起，非常致密结实，使翡翠既坚硬又有韧性；硬玉由于含有一种叫铬的元素而成为绿色，这种大自然造设的颜色鲜艳美丽，仿佛具有生命。很多人都称翡翠为“玉中之王”。
玉文化在中国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始于新石器时代，其历史早于陶瓷、文字、绘画、雕塑、建筑、丝绸等东方文化形式，而且这七千年中几乎没有隔断过。放眼全世界，还有几个地方，像新西兰、南美几个国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玉文化，但兴盛一时就终结了，只有中国例外。可以说玉文化是历史最悠久、最能代表东方文明的古文化之一。
在西方人眼中，玉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是最具神秘感的，他们很难理解对某种自然物质的崇拜居然能延续几千年。他们很喜欢听中国的朋友讲玉有灵性，玉能保佑主人，他们到中国来可能会买些玉，回去告诉家人朋友：“我们喜欢钻石，中国人喜欢玉。”
到底什么是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之中就有对玉的明确定义：“玉，石之美，有五德者。”也就是说漂亮的岩石，具有玉的五德，都可以称为玉。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对玉的评价是至高无上的，认为玉有玉德，人只有具备了玉的这些崇高品德才能成为君子，实现人的最高境界。所以玉的一个定义除了是“石之美者”，还应具玉的“五德”。
什么是玉的“五德”呢？“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温和滋润具有光泽，表明玉善施恩泽，富有仁爱之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玉有较高的透明度，从外部可以看出其内部具有的特征纹理，表明玉竭尽忠义之心；“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如果敲击玉石，会发出清亮悠扬悦耳的声音，并能传到很远的地方，表明玉具有智慧并传达给四周之人；“不挠而折，勇之方也”，具有极高的韧性和硬度，表明玉具有超人的勇气；“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有断口但边缘却不锋利，表明玉自身廉洁、自我约束却并不伤害他人。
“红山文化”距今约五千多年，“良渚文化”距今约五千三百年至四千二百年，不管是北方的红山文化，还是南方的良渚文化，都曾出土大量的玉制品。那时的玉器用料多为蛇纹石岩类、闪长石岩类，花纹丰富、颜色鲜艳、玉质非常软，这与当时加工工具的限制有关，现在只有在博物馆里、拍卖会上能见到这些玉器，一般称之为古玉。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玉器作为礼教的重要器具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产自新疆昆仑山的闪石类玉器开始被大量使用。由唐宋至明代，玉器原料已全部使用闪石类玉，这种玉也叫软玉（Naphrate）。和田是最重要的产地，所以也常用和田玉泛指软玉，按颜色分为白玉、黄玉、碧玉、墨玉等不同种类，而其中的羊脂白玉最为闻名遐迩。我们现在如果仅说“玉”，往往指的就是软玉。
清代一种新的玉料——硬玉（Jadeite），也就是翡翠，由缅甸大量传入中国。翡翠的出现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玉料的来源，另一方面又全面继承了玉器加工制作的技艺。与此同时，软玉类玉器也得到极大发展，使清代的玉文化相当兴盛。
曾有玩玉的朋友认为：翡翠和玉是两码事，玉指的就是和田玉（软玉）和古玉。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玉的两个最重要的品类就是软玉和硬玉：软玉指的是和田玉，硬玉指的就是翡翠。石之美者并具有五德的翡翠是玉的一种，而且稀有性强，它的硬度最高、质地最细腻、种份最通透、颜色最鲜艳，所以称它为玉中之王是有一定道理的。
除了以上所说的古玉、和田玉、翡翠以外，现在常见到的玉石还有很多种，像市场上常见的岫岩玉、独山玉、澳玉、东陵石等，由于它们的产量大，稀有性差，这些玉石的价格不高。
现代的玉收藏家会面对三个细分的收藏门类：古玉、软玉、翡翠。古玉，价值完全由其历史文化价值决定，材质本身并不稀缺。像前几年在拍卖会上拍出近百万元的红山文化玉龙，材质是并不稀有的蛇纹石质岩，价值很低，在玉龙的总价值中所占比例极小，可以忽略不计。软玉类，历史年代价值和材质本身价值均很重要，材质以白玉中的羊脂和黄玉最为名贵，同等质地的白玉别子，清代工的要比新工价格高出将近十倍。翡翠，价值的绝大部分由材质本身决定，平时行家常说的新坑、老坑，新种、老种，也是指翡翠材质的质量而言，而非翡翠加工的年代。同等质量的清工翡翠与新工翡翠价值相差并不大，只有名人戴过的翡翠例外。
翡翠岁寒三友佩取自一块几十公斤的白砂皮老种水石厚料中，白砂皮料种份老质地细，完美度高，但颜色稀少。这块原料主体部分没有颜色，令人大失所望，差点被扔作路石。谁能想到，在小小的原料盖部，竟深藏着一块如此晶莹无瑕的美玉。这件翡翠佩用料实在难得，长5.2厘米，宽1.8厘米，厚达1.0厘米，如此大块的原料颜色达到上下、正反、侧背均匀一致，没有深浅色带，没有白雾，在高档的翠料中是非常难得的。颜色鲜艳，看第一眼就给人鲜艳欲滴的印象。种份为翡翠中最好的玻璃种，由于花件非常厚，达1.0厘米，故只能在侧面见到翡翠的活光，如果像普通花件做成0.4厘米左右厚度，将会有非常明显的活光。
“松竹梅”寓意“岁寒三友”，它是文人志士表示清高，抒发情怀甚至是变换成对抗时政的一种手段。以松竹梅作装饰题材宋代就有，盛行于元代，以后的明、清两代也有使用，清初曾一度流行。“文字狱”兴起之后，才渐渐不被采用。松，长青而不凋零，象征不渝和永恒；竹，清高而有节；梅，不惧风雪严寒。苏东坡爱竹成癖，他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还题写过“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三益之友”。松竹梅被人们称之为岁寒三友，乃寓意做人要有品德、志节。
这件满绿高翠，质地润透灵秀，翠美质细，颜色鲜而不妖，艳而不俗，均匀而有层次。上雕松枝，下雕梅花，整体为竹节造型，配合“松竹梅”的题材更是天衣无缝。雕工简洁饱满，品相周正完美，是翡翠收藏之上上品。
紫砂壶与茶的渊源
根据乾隆《龙溪县志》记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说明漳州栽种茶树历史悠久,也有灵山寺茶等名贵茶种,但产量有限,民间茶风日盛,僧多粥少,引起价格上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茶商便到武夷、安溪等大产区采购经营,必然带去了漳州的茶叶加工技术,为武夷茶区所仿效,也可能漳州的制茶商利用武夷山丰富的茶叶原料,到武夷山开办茶叶加工企业,便有一部分技术工人从此定居下来,直到今天,武夷岩茶的制茶工人,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为闽南人,其中有一部分则为祖上迁居江西上饶河口从事制茶的闽南人。
茶的出现最初是作为药,然后作为解渴的饮品,随着对饮茶的提倡和普及,各种文化思想的加入,饮茶追求的不是药用、也不是单纯的解渴,而是一种道,一种文化形式、既然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必然会在茶的属性上加入了新的内容,这就是茶具和饮的程式。虽然有很多的茶具仅仅是一种道具,很多饮茶程式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有一部分动作实质上是表演,但都有助于强调这一形式的气氛，但其中有一项内容很重要，就是传统的功夫茶。
传统的功夫茶极为繁琐,单从茶具上讲,包括风炉、水锅、茶壶、茶缸、茶杯,茶洗等,蒲扇,一般均采用陶制,其中茶壶系用紫砂壶,传统有四大要求,即「小、浅、平,老」。「平」就是造型选择低矮的圆壶,壶的流、执、口三顶点要求平,即所谓「三山平」;容量从二杯、三杯、四杯、六杯、八杯、十杯,其中以三至四为常见,又以三杯为好,或认为三杯正好成「品」,应品茶之意;有茶三酒四之说,附合「小」字,宜小不宜大;又有「宜浅不宜深」之说,浅能酿味,留香,又不蓄水,茶叶不会变涩;而「老」字指的是古壶,以明清为贵。茶盘又称茶船,清初以后漳州地区大部分采用东溪窑产的米黄色釉小开片盘,这种盘内底宽平,斜直壁,有低矮的小圈足,有的茶人甚至讲究到冬夏有别,即冬天宜深,盘中能聚热水以温壶,夏天则不宜水,以利散热;茶杯可用白瓷,以「若琛珍藏」款小杯为佳,但「若琛珍藏」款杯,毕竟是康熙一朝之物,岂能妄求,总之,白瓷小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