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中国是龙的故乡，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自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就以其独特神秘身态与中华民族紧密地生活了数千年。我们沿着祖先成长的历史作些回顾，就会系统地认识龙，了解龙的精神。
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一带发掘的一只彩陶瓶，瓶身部位用色彩绘了一只张牙舞爪的蛇身龙纹饰，这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咙’纹饰了。这只陶龙纹饰彩陶瓶，是否是我国第一只龙纹陶瓶呢?我肯定还有这类龙纹饰系列的陶瓷器物，只不过尚未被发现或者没有保存下来而已。从这只陶龙纹饰来看，线条粗壮有力、早法熟练，达到这种绘画技巧自非一朝一夕之功。须知，人类在发明陶瓷器物体上绘上色彩以前还可以用树枝、鱼骨、兽骨、石器在陶瓷坯体上刻画‘龙’纹饰及其它图腾的。
《文选·鲁灵光殿赋》中记述了殿中壁画“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瑞应图》有“舜东巡狞、黄龙负图、置舜前。”从这些文献记载中不难看出远古时代的人们就把当时对社会、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头人比作‘龙’，井在日常生活用具上用色彩描述记载下来，子孙后代给于歌颂。
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遗址出土很．多彩陶片和陶塑，就有很多鱼、蛙、蛇、龟、蜴晰、鸟、鹿、猪、壁虎等原始图腾标志。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许多图腾消失了，唯有蛇和鸟不仅保留下来，而且逐步夸张，神化成龙和风，这种图腾发展演变趋势是和各朝代统治者、官僚士大夫们的权威欲望、追求长生不死，吉祥富贵分不开的，是和他们提倡“孝”为道德标准有关。例如，《龙鱼河图》就有“天授元始、建帝号。”楚国爱国大诗人屈原在《九歌》中赞曰：“石赖兮浅浅，飞龙兮翩翩。”鲁国的孔子也扬言“河不出田、梧不栖凤、吾道休矣！”再如《荀子·礼论》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认为这是“礼仪无法式也。”如果与此相反“厚其生而薄其死是奸人之道而信叛之心也”，后辈子孙对先人如不厚葬就是不忠，不革，或大逆不道。在这种思潮支配下，各朝代的统治者除了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把墓室装饰得金壁辉煌，还用大量的殉葬品陪葬。这些我们从各地出土的明器、陶瓷残片、墓砖像及各地博物馆、院的藏品中都可具体看到。
唐末时期的龙纹，一改秦汉时的千姿百态，变化万千之状，而把龙逐渐神化丰富，性格更复杂了。南宋初人罗原在《尔雅翼》卷廿八称龙九似：“角似鹿、头似驼、腿似兔，颈似蛇、腹似唇、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到了明代则把龙更进一步演化出“龙生九子不成龙”
(虫+八)(虫+夏)：性喜水，被雕成桥柱上的兽形；
嘲风：喜好冒险，因而人铸其像，置于殿角；
睚眦：平生好杀，喜血腥之气，其形为刀柄上所刻之兽像；
赑屃：力大，其背亦负以重物，即今刻在石碑下的石龟；
椒图：形状似螺蚌，性好闭，铺首衔环是其形象；
螭吻：平生好吞，即殿脊的兽头之形；
蒲牢：平生好鸣，它的头像被用作大钟的钟纽；
狻猊：喜欢蹲坐，佛像座下的狮子是其造型；
囚牛：性喜音乐，其形为胡琴琴杆上端的刻像；
传世最久，雕塑最多的陶瓷龙，要数明代洪武年间，在山西大同制陶工人烧制了一堵高8米、长45米，世界上最大的九龙壁、壁面五光十色的琉璃陶瓷砖，壁上九条戏珠蟠龙腾跃波涛云海之中，姿态万千，气宇轩昂。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烧制成这样大的九龙壁，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清代乾隆时的北京宁寿门也烧制了一堵九龙壁壁照，在装镶该九龙壁时还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一小徒无意中打碎了一块赭色陶瓷壁板，这下可犯了弥天大罪，因为当时给皇帝作贡品是不存备用品的，小徒工吓得直哭，主持装镶的工匠师傅思索一阵、一面安慰小徒不要哭，一面告诫大家不许把这事说出去。当晚他一夜未眠，用紫檀木雕刻了一块同样大小的龙纹木板安装顶替，这事不但瞒过了当时验收官员、文武大臣、皇帝本人，鱼龙混珠一直到现在还完好如初地展现在游人面前。
看过电影《地下宫殿》的人都还曾记得，在皇帝灵柩前有只绘上黛青色双龙的大龙缸，是装灯油供死去的皇帝作长明灯用的．这只大龙缸据考证是景德镇进贡的贡品，是我国目前出上最大的瓷龙缸，独一无二，视为珍宝。
元明时期制瓷工匠发明的青花釉里红更加丰富了陶瓷龙纹装饰内容，一时间青花云龙兽耳壶、云龙纹荷叶形盖壶、四灵纹盖壶上的彩龙一改以往的三爪、四爪，而以五瓜龙纹成为皇帝专有纹样。并有不少这类龙纹陶瓷品输往世界各地，成为我国一时外贸和礼品主要物品，数年前在肯尼亚、东南亚各地就有不少青花釉里红龙纹瓶、壶出土可以证明。
我们中华民族从制成陶器的第一天开始，就酝酿了龙，数千年来龙无时无刻都在人们各阶层、领域里为人们崇尚着，鼓励着人们，推动着我们民族前进。我们是龙的传人，在新时代中应以更加强烈的民族情感，赋于龙纹不断继承创新精神。世界有名，很多陶瓷上面都有龙的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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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与陶瓷渊源及独特点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体育场中央，随着一声声强劲有力的击打，2008尊中国古代打击乐器——缶发出动人心魄的声音，缶上白色灯光依次闪亮，组合出倒计时数字。
“缶”其实与陶瓷行业很有渊缘，是中国古老乐器的一种，在中国古代的“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合称八音的乐器分类中，属于土类乐器。中国古代的缶是由土烧制而成。现存的“八音”中的土类乐器，主要的只有两种，一个是埙，另一个是缶。缶的形状很像一个小缸或火钵，是很少见的乐器。埙的历史悠久，目前发现最为古老的埙距今已有7000余年，而“缶”这件已经远离现代很多年的古老乐器却在这次奥运开幕式上大放异彩，让全世界为之一震。
从缶的发展演化来看，奥运会开幕式上运用的“缶”与“缶”的原貌有着一定的差别。不过从现场效果来看，集合了声光电高科技的缶阵，效果是很出彩的。尤其是以缶面灯光打出数字倒计时，有些神来之笔的味道。
这次开幕式上，张艺谋用的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瓦缶，而是以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为原型，重新设计了一个现代声光电俱全的“高科技缶”，打起来也是鼓声阵阵，而不是瓦罐应该有的叮里当啷。作为中国古代土乐器的缶，其音绝不会与作为革乐器的鼓雷同，而其形制也与上述铜鉴缶完全不同。“鉴缶”不是缶，古乐文献中亦未见有“缶阵”的记载。
紫砂壶与茶的渊源
根据乾隆《龙溪县志》记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说明漳州栽种茶树历史悠久,也有灵山寺茶等名贵茶种,但产量有限,民间茶风日盛,僧多粥少,引起价格上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茶商便到武夷、安溪等大产区采购经营,必然带去了漳州的茶叶加工技术,为武夷茶区所仿效,也可能漳州的制茶商利用武夷山丰富的茶叶原料,到武夷山开办茶叶加工企业,便有一部分技术工人从此定居下来,直到今天,武夷岩茶的制茶工人,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为闽南人,其中有一部分则为祖上迁居江西上饶河口从事制茶的闽南人。
茶的出现最初是作为药,然后作为解渴的饮品,随着对饮茶的提倡和普及,各种文化思想的加入,饮茶追求的不是药用、也不是单纯的解渴,而是一种道,一种文化形式、既然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必然会在茶的属性上加入了新的内容,这就是茶具和饮的程式。虽然有很多的茶具仅仅是一种道具,很多饮茶程式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有一部分动作实质上是表演,但都有助于强调这一形式的气氛，但其中有一项内容很重要，就是传统的功夫茶。
传统的功夫茶极为繁琐,单从茶具上讲,包括风炉、水锅、茶壶、茶缸、茶杯,茶洗等,蒲扇,一般均采用陶制,其中茶壶系用紫砂壶,传统有四大要求,即「小、浅、平,老」。「平」就是造型选择低矮的圆壶,壶的流、执、口三顶点要求平,即所谓「三山平」;容量从二杯、三杯、四杯、六杯、八杯、十杯,其中以三至四为常见,又以三杯为好,或认为三杯正好成「品」,应品茶之意;有茶三酒四之说,附合「小」字,宜小不宜大;又有「宜浅不宜深」之说,浅能酿味,留香,又不蓄水,茶叶不会变涩;而「老」字指的是古壶,以明清为贵。茶盘又称茶船,清初以后漳州地区大部分采用东溪窑产的米黄色釉小开片盘,这种盘内底宽平,斜直壁,有低矮的小圈足,有的茶人甚至讲究到冬夏有别,即冬天宜深,盘中能聚热水以温壶,夏天则不宜水,以利散热;茶杯可用白瓷,以「若琛珍藏」款小杯为佳,但「若琛珍藏」款杯,毕竟是康熙一朝之物,岂能妄求,总之,白瓷小杯即可。
古中国与朝鲜瓷器的渊源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远古时期两地人民就友好交往，中国陶瓷艺术、冶炼技术、农耕技术和儒家思想在半岛广为传播；三国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留学的主要是僧侣；唐宋时期，两地海上交通最为活跃，大批使节、学者、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东南沿海建有新罗馆、高丽馆，许多中国商人也经常来到高丽首府开城。宋仁宗天圣元年，徐竞奉使高丽，著有<高丽图经>，中国的文化书籍、织物、药材、乐器、瓷器对朝鲜半岛的贵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朝鲜瓷器
朝鲜新石器时代发明篦纹土陶，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出现无纹土陶，公元100至公元200年出现无釉印纹陶，三国时代首创"新罗烧"，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高句丽的陶器线条刚健轻快，百济的陶砖则很优秀，中国瓷器的传入，对朝鲜青瓷、白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古代都城遗址中，有许多中国古代青瓷和白瓷出土。朝鲜半岛的王公贵族极力推崇中国陶瓷，从文化艺术上为中国陶瓷输入创造了条件，为景德镇陶瓷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古中国与埃及瓷器的渊源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深受中国影响的埃及瓷器工艺品
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瓷画与中国书画的渊源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和璀璨的中华艺术。其中，中国书画与中国瓷画艺术原本是两门姊妹艺术，自古以来就有历史渊源。清末民初，新安画派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他们在瓷画领域首开浅绛文人画先河。接着珠山八友承前启后，完整地继承中国书画的传统精髓和景德镇传统粉彩绘瓷技法，创立了文人画派的新粉彩瓷画艺术。珠山八友不为前人所拘，树立起鲜明的革新旗帜，一反泥古不化、陈袭相沿之习，开宗立派，为瓷画艺术走出了光辉的道路。对此，著名的评论家、瓷画家、教授钟莲生先生评论：把珠山八友作品集中起来，就是一部以研究国画手法的装饰瓷器史的缩本。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景德镇瓷画艺术家不断地从中国书画领域吸取了营养元素，从而发展了瓷画艺术。从此，我们可以看到景德镇瓷画与中国书画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
首先，景德镇瓷画艺术家直接从中国一流国画作品中汲取营养。珠山八友之首王琦即是扬州八怪黄慎的师承者，其瓷板画《麻姑献寿图》题明是“仿黄慎之笔意绘成”。在题材上珠山八友的“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也是扬州八怪所倾心表现的，而“八友”与“八怪”又同样专擅一、二项。王锡良先生在给陶瓷美术家、“山水大王”王云泉作品集的序言中称王云泉为国画家、瓷画家，这一称谓顺序道出了王氏山水瓷画的源流是其高超的国画艺术。又王锡良先生评李小聪所作粉彩山水瓷画：深得古法精髓，意境深幽，取法聚各家之长，有宋人山川之浑雄，有清人林木之秀润。这一评论道出了李小聪瓷画的继承，实是精辟。
从瓷画内容上看，珠山八友的《月下弹琴》、《柳荫垂钓》、《松下对弈》、《踏雪寻梅》、王锡良的《陆羽煮茶》表现的即是中国文人超越世俗的生活情趣。又如梅兰竹菊四君子、渔樵耕读、高士隐士也都是八友、张松茂、陆如等人终生爱画的题材，体现了瓷画家与中国文人的一脉相承的人格精神。再如钟莲生先生的系列月夜景、雪夜景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追求，创造人间的沈静之美。
其次，中国人向来喜欢颂诗，一部古代诗歌总集《诗经》汇集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艺术智慧。唐诗宋词从来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食粮。诗如画，画如诗，诗画同源。松下问童子、寒江独钓既是诗也是画，诗画从来都是相映生辉的。王大凡的《珠山八友雅集图》题诗：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惟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将此幅留鸿瓜，只当吾侪自写真。这首诗真是对珠山八友的一个全面而高度的总结和概括。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设若没有此诗，雅集图将不知逊色多少；又如其瓷板画《玩月承天寺》题诗：玩月承天寺，苏公与客闲。孰知千秋后，又在画图间。诗风自然、朴实，将古与今、画内画外生动地联系起来，是诗画相映生辉的杰作。又如其《渔》瓷板画诗：撒网无鱼虾，官税不能除；网来难换米，空坐对芦花。人们从中可见其对当时腐败社会的愤恨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体现他与杜甫诗一脉相承的思想感情。他的题诗瓷画比未题诗者价高20～30%。
瓷画与书画渊源流长、一脉相承，正是移诗、书、画于瓷上显现，使得陶瓷装饰由实用化转入艺术化，推动了陶瓷艺术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