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家美瓷砖。
克拉克风格的景德镇瓷器
克拉克瓷作为景德镇最早形成的一种规模化的外销瓷品种，具有鲜明特征，它是有指向性的外销瓷，在国内发现极少，几乎不为中国百姓使用。这类风格特异的外销瓷，延续烧造时间较长，产量也较大，这在景德镇烧造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早在明代，中国产的克拉克瓷如同今天美国产的Iphone4一样，风靡全球。”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建新用如此风趣的语言描绘了克拉克瓷当年的盛世。
何为克拉克瓷？
克拉克是源于1602年荷兰人在马六甲海峡捕获一条葡萄牙克拉克（carraca，英语拼写Carack，荷兰人写成Kraak）帆船，船上装有10万余件明万历时期的青花瓷，1604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由于此类青花瓷器有其特有的开光构图形式，装饰风格特征明显，故欧洲瓷学界将这类风格相近的青花瓷统称之为“克拉克瓷”。
日本学界则将此类风格的瓷器称之为“芙蓉手”。我国学界则根据欧洲人叫法，称其为“克拉克瓷”。
日前，随“珠山溢彩———景德镇明代御窑出土瓷器精品展”来琼的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建新，曾参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贸易中的外销瓷》专题研究课题组，主攻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
江建新介绍，景德镇地区生产的克拉克瓷的造烧年代，大约兴烧于距今400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到了清代顺治年间基本停烧。从传世与出土的克拉克瓷来看，常见品种有碗、盘、杯、瓶、小罐、军持等，其中盘最为常见。盘的纹饰一般在器物内壁的口沿部分饰一周大小排列有序的开光，大开光内多饰以花草、虫蝶、杂宝等；小开光内饰以缨络、缀珠、万字、绵纹、几何纹等。盘心圆圈内饰有石山树木、池塘禽鸟、水榭亭阁、仕女人物、花盆小景等。这种布局饱满，分层构图的独具特色的装饰形式，被视之为克拉克瓷典型风格。
为了帮助众多藏家更好地辨识克拉克瓷，江建新仔细介绍了克拉克瓷的特征，一般说来，克拉克瓷盘的花纹，有三层：一层以盘心为主体纹样，所绘为水禽莲池、庭院小景；二层内壁为次主体纹饰，所绘开光连瓣形；三层为口沿，边饰涂以青料一圈。
具体说来，克拉克瓷盘心所绘主体纹饰，如莲池水禽、人物山水、盆景堆、花园小景、麒麟瑞兽、花卉虫蝶等，这类纹饰是中国绘画中常见题材。
江建新认为，克拉克瓷这种多层繁缛，开光分隔构图形式，当取源元青花的构图形式，即元青花莲瓣杂宝（八大码）纹样，以及伊斯兰陶瓷的繁缛茂密特征，克拉克瓷理应是东西文化溶汇交融的产物，更是适应外销需要而产生，指向性销往欧亚大陆的瓷器。
江建新认为，克拉克瓷有其特殊的装饰风格，其销售对象有一定的指向性，是为适应欧洲大陆市场及审美需要而烧制的。克拉克瓷装饰的构图形式受到伊斯兰陶瓷影响，其纹饰包涵有中国佛教和中国绘画题材内容，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佛教和中国传统绘画题材相结合的产品，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其特殊的标志性意义，是16-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陶瓷贸易实物见证。
克拉克瓷的经济属性
江建新说，明晚期景德镇外销瓷窑场规模宏大，外销瓷生产空前活跃，这与晚明时期国库空虚，朝廷急需征集兵饷平定战乱有关，这一时期景德镇地区相对安定，是当时一个为明帝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都市，克拉克瓷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烧造的。
明代中后期以后，白银成为帝国的通行货币，而此前白银一直是中国的稀缺物质，为了应付急剧增加的白银需求，帝国只有将眼光投向海外。隆庆元年（1567年），明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宣布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月港对外开放，准许该港对东西洋进行贸易。这里成为中国民间商船请引、集中、盘验放行的唯一合法航点。月港对外贸易口岸的确定，以及随后1602年东印度公司成立，推动了中国国货的大量外销和舶来品进入国内，大量的白银开始流入中国，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大量出口。
景德镇瓷器自然成为帝国换取白银的重要物资，成为当时月港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据载“瓷器自饶州来，福建乡人自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平。近来月港窑仿饶州而为之，稍相似而不及雅”。
景德镇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生产了大量外销瓷，以满足明廷需要。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广志绎》载：“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徧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景德镇瓷器生产及外销是极为兴盛的。
景德镇这个在当时相对安定的江南小镇，在北方战乱不息，内陆市场萧条的情况下，向海外销售产品成为当时生存的唯一途径，从而成为晚明社会里一个硕果仅存的为帝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都市，成为中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瓷器手工业城市。
不仅如此，近年来陆续发现烧造克拉克瓷的窑址有观音阁、御厂遗址、珠山西路、十八桥、赛宝坦、花园里、刘家弄、莲社路（原艺术瓷厂）等十余处，印证了晚明时期景德镇外销瓷及克拉克瓷生产兴旺情况，而从传世17-18世纪日本、中东、欧洲大量仿景德镇克拉克瓷来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克拉克瓷广阔的外销市场和深远的影响。
如此一来，明廷开放了海外贸易，急需巨额兵饷和白银，由此刺激了景德镇陶瓷外销，克拉克瓷正是为了迎合空前活跃的外销瓷市场需要而生产的，其典型的经济属性，既为其赢得了全球市场，又让其作为中国手工艺的代表风靡全球。
西沙航路上的克拉克瓷
既然是一款典型的外销瓷，那么海上丝绸之路上注定少不了克拉克瓷的身影。
事实上，连续多年的西沙水下考古发现，也佐证了这一点，不仅出水了景德镇产的克拉克瓷，还有大量福建一带窑口生产的克拉克瓷。
从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沉船资料看，如1613年“白狮号”（Witee Leeuw）沉船，1615年“班达”（Banda）号沉船，1630年“圣·康卡罗”（San Concalo）号沉船，1641年“康塞普森”（Conception）号沉船等，均发现有大量克拉克瓷。
1635年7月3日巴达维亚行政长官写给大员东印度公司主管的信中谓“瓷器的市场已经形成，特别是那些大中型盘、瓶和壶。在荷兰和法国，对它们的热爱与日俱增。这里记录的是1634年7月抵达的一批瓷器，包括219077件不同类别的器物，此外还有52个桶和编织篮里背着75件塞有填充物的瓷壶”，其中不乏克拉克瓷。
如今水下考古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1600年沉没于菲律宾海域的西班牙指挥舰“圣迭戈号”和1613年沉没于大西洋的“白狮号”沉船内，都打捞出两类的克拉克瓷，有专家指出该批克拉克瓷为福建漳州地区所产。
据了解，福建漳州地区在宋元时期即有较发达的瓷业，产品也多外销。明中、后期，漳州的月港成为最大的民间对外贸易港，刺激了漳州地区窑业的生产，以平和县南胜、五寨地区为中心的窑场迅速崛起，或模仿景瓷或根据海外风习定烧，外销是其生产目的，目前已知海外以东南亚和日本为多，东非也有（如著名的埃及福斯塔遗址就出土有漳州窑瓷片）。
明克拉克瓷
克拉克风格的景德镇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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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藏金，盛世藏瓷
瓷器走俏收藏市场 粉彩瓷更具辉煌
俗话说“乱世藏金，盛世藏瓷”，瓷器作为我国国粹之一，集许多艺术与文化为一体，古往今来都是收藏家们所喜爱的藏品，而因其易碎难保存的特性，也成为古瓷器不断升值的因素。
粉彩瓷也叫软彩瓷，是一种在烧制好的素瓷器上进行绘彩后再二次烧制的瓷器，是在清朝康熙年间发展并完善起来的一种烧制技术，以样式多种、绘画细致精美著称。这件粉彩瓷是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瓶底色青绿，绘有牡丹，图画精美优雅，再加上世经乱世仍然保存完好，收藏价值定会升温不断。
“贡瓷2009”--《和谐盛世 富贵中华》
“贡瓷2009”--《和谐盛世 富贵中华》
“贡瓷2009”——《和谐盛世 富贵中华》对瓶，瓶体高39厘米，瓶口直径12.5厘米。瓷瓶丰肩窄口，吉祥祯瑞。瓶体洁白如玉，瓶壁轻薄通透（厚度只有0.28厘米），胎质细腻坚硬，釉面光滑莹亮，色彩清新雅丽，花卉构图栩栩如生。瓶身整体绘制图案宛如翩翩仙子，素含露玉，红若胭脂，争奇斗艳；展现出端庄大方，雍容华贵的韵味；瓶颈均烧有“60周年”标识、瓶底烙有“60大庆特贡国瓷”火漆印。不愧为当代釉下五彩瓷划时代的颠峰之作，万里挑一的极品贡瓷。
据获悉，该套贡瓷由中国文物学会监制；醴陵市政府督造；“釉下五彩”领军人物陈扬龙大师、王坚义大师联袂打造，国务院用瓷专家“当代督陶官”张守智大师以苛刻特贡瓷标准层层把关；目前中南海紫光阁、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内知名专家等以永久收藏。
醴陵“釉下五彩”，素以“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著称，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1915年，凭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一举夺下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最高金奖”，独步天下，称为“中华瓷王”。釉下五彩从此被誉为东方瓷艺最颠峰，尊为“国瓷”。新中国成立后，成功烧制少量特贡人民大会堂、国家领导人使用和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的瓷器。这些稀有的国瓷在60年中充当了“国家的名片”。“贡瓷”是地方政府向最高机关特制的瓷器总称，历来是皇室专享瓷，在当代，也只有国宴、外事国礼才少量特制，民间看不到。一般由最高水平的官窑以最高技术烧制，它超高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的珍贵。我国历朝历代的“贡瓷”无一不是当今的国宝瓷，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各大知名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瓷器其大多原本就是贡瓷。
官窑特贡瓷，说白了就是“万里挑一”，据《醴陵县志》记载，古代皇家官办瓷器，出窑先有当地官员摧毁95%以上，再由京都外派专员经过多轮筛选，优品里选上品，上品里选极品。
2009年4月27日，60大庆特贡国瓷——“贡瓷2009”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正式接受各方检阅。来自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等权威机构的100多位在世界陶瓷界享有盛誉的专家，对“60大庆特贡国宝瓷”的超高瓷艺、收藏价值给予极高评价。2009年12月在各方努力下，经特别批准，各大机构收藏后余下的900对“贡瓷”开始公开发行，使得昔日皇家独享的神秘贡瓷走出神坛，走进普通百姓家庭。
隋唐瓷，开在帝国与盛世上的繁花
隋瓷承前启后
尽管隋朝只是父子两朝，短短40 年。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
尽管可以认为中国陶瓷史上，隋代陶瓷工艺也不曾有什么独特的建树，可却为一个新的陶瓷时代拉开了序幕。当时北方的烧瓷窑场极为稀少，亦无文献述及。入隋以后，南北方瓷业才开始了飞跃性的发展，窑场及其烧制的瓷器明显增多，各种花色、风格、样式的瓷器开始 呈现，形成各竞风流的局面。
目前已发现的隋代主要瓷窑有: 河南的安阳窑，位于现安阳市北郊洹河安阳桥南岸，是目前发现的隋代青瓷中规模最大的一处;河北磁县窑位于河北峰矿区西部的贾壁村内;另有位于湖南的湘阴窑;安徽淮南窑;四川邛崃窑及江西丰南窑等。
隋瓷的主要器形有壶、罐、瓶、碗和高足盘等。壶的基本特征是盘口、有颈、系耳都贴附在肩上，盘口较前代高，椭圆腹，系耳多作条状。高足盘在南北墓中均有出土，可见烧造量大，是隋瓷中较为典型的器物。
隋瓷胎釉在各地窑口之间略有差异，在总体上看，其共同点是胎体较为厚重，胎色因烧制地点和原料而各有变化，以灰白居多;釉仍属石灰釉，呈玻璃质，透明度强，多呈现青色，青中泛黄或黄褐色;器体施釉一般不到底，多是用支具托垫叠烧;瓶罐类器物的装饰主要集中在肩部和腹部，一般用花朵、卷叶纹组成的带状图案。隋瓷装饰手法有印花、刻花、贴花、堆塑等，其中印花应用最为普及广泛。
唐三彩骆驼俑局部
唐瓷新时代来临唐代是世界史里被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
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陪都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唐代手工业产业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
于是青瓷、白瓷、唐三彩三分大唐的天下。
唐三彩，一枝独放异彩的花它虽是陶器，却与一般低温釉不同，利用铅在烧制过程中的流动性烧成黄、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各种色调，斑斓绚丽，颇能显示盛唐风采。
长安与洛阳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属于冥器。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 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因为风格比较明显，非常值得一说。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 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
昭陵唐墓壁画中仕女手捧的瓷器
长沙窑褐绿釉贴塑壶 唐 广东省博物馆藏
“南青北白”从此定局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 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 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但从商周青铜器发展出来的青瓷审美仍然保持不可撼动的地位。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而越窑青瓷的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白釉双耳兽头壶 唐 广东省博物馆藏(图片提供：广东省博物馆)
越州窑青釉粉盒 唐
技术大跃进时代技术在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 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 米，宽1.7 米，倾斜度10 - 12 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唐代越窑青瓷中已有褐色釉下彩绘装饰，但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湖南长沙窑釉下褐绿彩绘的出现，为瓷器装饰开辟了新的途径。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 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唐代“花瓷”的出现是陶瓷工艺的又一新创举。所谓花瓷是指一种黑釉带乳白色，或乳白中呈现针状蓝色斑的瓷器，器形主要有罐、拍鼓等，窑址在河南境内的鲁山窑、郏县的黄道窑等。
唐时，烧制青瓷茶具的窑场很多，著名的有浙江越窑、婺州窑、瓯窑，湖南的越州窑、长沙窑，江西的洪窑，安徽的寿州窑，四川的邛窑等。从目前出土和博物馆藏品及民间收藏来看，唐代婺州窑青瓷茶具主要有茶碗、茶盏、茶盒、茶罐、执壶等。
唐五代婺州窑青瓷茶碗
茶碗为供盛茶饮用之器，在唐代诗文中多被称为“瓯”。茶圣陆羽认为，越窑烧制的淡青色茶碗能与绿色的茶汤相映生辉，“半瓯青泛绿”，从而达到“益茶”的效果。其他如邢瓷之白，寿瓷之黄，洪瓷之褐，都是掩茶汤之色，“悉不宜茶”。同时，越窑的茶盏，外形“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即口沿不外翻而稍有内敛，使茶汤不易外溢，而底稍翻则易于端持，碗“浅”易于最后喝茶末。婺州窑同属浙江越窑大系，在器皿造型、釉色风格等方面均与越窑相近，故陆羽在评点唐代茶碗时将其列为第三。
唐婺州窑青黄釉高喇叭形圈足茶盏(图1) 东阳市博物馆藏。敞口，薄唇，八出葵口，弧腹下收，高喇叭形圈足，圈足内有12个支烧痕。胎质细腻，烧结程度高。内外施青黄釉。为唐婺州窑代表性青釉茶盏。
唐婺州窑青釉玉璧底茶碗(图2) 惜瓷草堂藏。高3.5厘米，口径14.5厘米。敞口，斜腹壁，玉璧底。施青釉，釉质青绿，有玻璃质感。底足有垫烧痕。
唐婺州窑青釉圆唇直口深腹茶盏(图3) 惜瓷草堂藏。高3.5厘米，口径8厘米。圆唇，口沿略外翻，直深腹，圆底内收，饼形足。施青褐釉，施釉不及底。
五代婺州窑青釉五出筋花口茶盏(图4) 惜瓷草堂藏。高3.5厘米，口径8.5厘米。五出筋花口，弧腹下收，喇叭形圈足。茶盏内以针尖刻划团花为饰。内外施青釉。底足有垫烧垫圈痕。
五代—北宋婺州窑六出筋花口淡青釉茶盏(一对，图5) 惜瓷草堂藏。高4.5厘米。六出筋花口，斜直壁，圈足。施淡青釉，釉质莹润。胎质细白。内底印底圈一周，底足无釉，圈足留有指捏纹，系浸釉时所留窑工手指痕迹。圈足为旋削挖足，外壁微撇，内足墙斜旋一刀，使圈足与盏口成细薄之态。整器仿唐或五代之金银器。
五代婺州窑青釉敞口茶盏(图6) 惜瓷草堂藏。高4.5厘米，口径10.5厘米。敞口，弧腹，圆唇，圈足。光素无纹，施青釉，釉质莹润，玻璃质感较强。盏内底印有底圈一周，盏足留有垫烧痕。
五代—北宋婺州窑青釉印花茶盏(图7) 惜瓷草堂藏。高4厘米，口径11厘米。敞口，薄圆唇略外翻。盏内施印痕一圈，内壁印唐草团菊纹，内底为月华纹。外壁无纹，口唇底下施凸弧一道，其下留有仿金银器打制痕。圈足，内底挖足较浅。整器施淡青浅绿釉，釉质莹润，玻璃光泽感较强。此盏仿唐五代金银茶盏样式，实属婺州窑五代至北宋时期难得之精品，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唐婺州窑青瓷执壶
执壶在唐时多称为瓶，作为点茶注汤之用。
唐婺州窑青釉双系瓜棱宝珠盖执壶(图8) 浙江金华武义婺州窑青瓷研究所藏。高15厘米，口径8.5厘米。宝珠盖顶，子母口，瓜棱形圆鼓腹，弯流，曲柄，前后肩部有双系，假圈足。施青黄釉，施釉不及底，壶身以圆形褐斑为饰。
唐婺州窑乳浊釉双系执壶(图9) 惜瓷草堂藏。高18.5厘米，口径9厘米。束颈，圆唇略外翻，橄榄形腹，饼形足。短直流与执柄及双系成对称置于肩部。施青釉，局部有乳浊窑变现象。器形敦实，胎骨坚硬，呈紫红色，质较粗。
唐婺州窑褐釉双系执壶(图10)
浙江武义婺州窑青瓷研究所藏。高24厘米，口径11厘米。口微外翻，短颈，丰肩，圆腹，平底，短流，曲柄，双系。施黑褐釉，釉面有细碎纹片，底不施釉。胎质坚硬，呈紫灰色。
唐婺州窑青釉褐斑纹双系执壶(图11) 惜瓷草堂藏。高26厘米，口径13.5厘米。圆唇外翻，短直颈，丰肩，垂腹，底渐大，浅圈足，双系，短流，执柄略高于壶口。下腹刻3道弦纹。施青釉，釉不及底，壶身施大块褐斑为饰。胎质灰白，较细。
唐婺州窑青瓷鹾簋
唐代饮茶喜加盐花以增茶汤之味，鹾簋即盛盐用的特殊茶具，用瓷制成，呈盆形、瓶形或壶形。婺州窑青瓷方形罐(图12)即为唐时鹾簋之一种，永康市博物馆藏。高6.7厘米，口径3.2厘米，底径5.4厘米。圆口圆唇，方弧腹。四足从下至上作条状外凸贴至口沿，圆盖顶端置蘑菇形抓手。造型生动活泼，小巧玲珑。胎质灰色，质地细腻。施青色釉，釉层已剥落。
唐五代婺州窑青釉茶盒
唐五代饮茶无论是煎茶还是点茶，均须先用茶碾将茶碾细成末，再过罗后贮于盒中，茶盒即用于盛放茶末。
五代婺州窑青瓷菊瓣纹茶盒(图13) 东阳市博物馆藏。高5.2厘米，口径8.8厘米。形似橘子，盖中部有圆弧突弦纹两圈，中置“S”形带钩状钮，盖面刻划菊瓣纹。子母口，下腹圆弧内收，卧底。胎质灰白细腻，烧结程度高。内外施青釉，釉层均匀，玻璃质感强。
五代婺州窑刻花青瓷茶盒(图14) 武义县博物馆藏。高8.5厘米，口径5.7厘米，腹径10厘米。敛口，圆肩，鼓腹，弧形盖顶置瓜蒂钮，有子口。肩、腹部刻有仰莲瓣纹，分上、中、下3层，每层10瓣。胎质灰白，施淡青釉。
唐婺州窑青瓷贮茶罐
用陶瓷器具贮茶，是饼茶出现以后的事。饼茶的制作工艺与贮存要求有一个干燥的保存小环境，于是瓷质茶罐应运而生。婺州窑唐时所产的茶罐，其基本形制为敞口、深腹、短颈，罐唇略外翻，以便封口贮茶。唐婺州窑青釉四系贮茶罐(图15)，惜瓷草堂藏。高14.5厘米，底7.5厘米，口径11厘米。方口，唇略外翻，短直颈，瓜棱腹、圈足。施淡青釉，施釉不及底，底足无釉
中国瓷器影响欧洲工业革命 访帕拉克维茨
《东风西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欧洲瓷器展》目前正在深圳博物馆老馆展出，所展的176件欧洲古瓷是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帕拉克维茨、孙建伟夫妇二人的捐赠，这是夫妇俩20余年的精心收藏。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拉斯洛·帕拉克维茨先生。
欧洲贵族喜好中国瓷
记者：欧洲精美瓷器学于中国瓷器，几百年前欧洲人学习的动力来自何方？
帕拉克维茨：16世纪之初，当中国百姓用简单的“馒头窑”就可以烧造出几个带釉的饭碗时，欧洲人却用铁制、陶制的盘子吃饭，只有贵族才享用得起银制的餐具。葡萄牙人最早告诉公众，这世界上可以有另外的饮食器具——1602年和1604年，各有一艘葡萄牙克拉克帆船“圣亚戈号”和“圣卡塔琳娜号”被荷兰人所俘获，船上来自中国的千余件瓷器被拍卖，由此激起了欧洲瓷器热，英国和法国国王也成为了买主。
对于仍使用铁制品、陶制品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瓷器的轻巧、美丽、干净和实用，非常令人惊诧，这种东西在欧洲各国是上流社会才可享用的高档品，只有富裕的上层人士能支付得起。正是因为中国瓷器的昂贵，很多欧洲国家开始仿造中国瓷器。除实用器皿外，中国瓷器雅致精湛的格调也受到欧洲上层的欢迎，法国的“罗可可”创作鉴赏之风便受中国风格的影响。进而，十八世纪下半叶起，在欧洲制造的瓷器中，有了复制、仿制或参考中国瓷的做法，中国元素直接浸入欧洲的工艺创作。
从仿制到创造辉煌
记者：欧洲人对中国瓷从最初的仿制，到逐渐加入本土元素。欧洲仿制到创新的路径很值得我们借鉴，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帕拉克维茨：欧洲许多工厂一开始仿制中国瓷器最流行的图案，但到此并不止步，还各自尝试研发属于他们自己的釉料及样式，分别创造出镀金装饰、转印丝网印刷等等，同时在瓷器绘画方面也注意融入大型作品的艺术风格和主题，逐步结合欧洲的文化和传统生产出有欧洲风格，不同形状，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欧洲瓷器产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瓷器的功能也在拓展，包括照明、书写工具和家具等等。
这一仿造、结合、创新和自成一体的瓷器工业成为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欧洲最为重要的工业之一，也为当时的欧洲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形成了辉煌的瓷器艺术。
中国瓷影响欧洲贸易发展
记者：您为什么一直专注18世纪对东西方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的瓷器收藏？
帕拉克维茨：20多年来我一直在收藏有关这段历史的瓷器工艺品。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国瓷器，竟然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对于整个欧洲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中国瓷器促进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让我深深地着迷，可是当今世界各国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如果没有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欧洲多国的瓷器就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样的水准。西方瓷器发展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300多年前欧洲各国仿造中国瓷器，再结合本土文化，创造出令人难忘的欧洲瓷器工业发展史，同时带动了欧洲工业革命。从中国和欧洲古时瓷器贸易中，我们分明看到双赢的局面所带来的是不可预期的发展效应。
克拉克瓷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 无独有偶。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景德镇或武昌所产的青花瓷。
20世纪90年代，一个令国内外陶瓷界欣喜万分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对福建平和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的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烧造国外所谓“克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本等国的实物标本。众多的目光顿时投向平和这个平素不为人所知的闽南山区县。
日本东洋陶瓷学会委员长，素有“日本陶瓷之父”之称的縨崎彰一先生闻讯率领学术团体前来实地考察，他激动地说：“在日本，青花瓷器、素三彩香合等被称为‘汕头器’、‘吴须手’、‘吴须赤绘’、‘交趾香合’等已经400年以上了，但是产地始终不明，平和窑址的发现，证明了漳州窑陶瓷在明末清初时生产并输往东亚各国。偶然与必然，学者追寻的目光落在平和。
谈及“克拉克瓷”窑址的重大发现，人们往往要提到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现任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朱高健先生。他几十年来致力于平和一带古窑址的调查研究，采集标本，拍摄了大量照片。
朱高健先生在地方史料中发现：刊于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不胜工巧，然犹可玩也。”清代重修的《平和县志》记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正是从以上两则记载中朱高健确信：南胜一带在明代早中期即以瓷器闻名遐迩。
一个偶然的机会，朱高健惊奇地发现，自己手中掌握的一些出土瓷器碎片，竟与“克拉克瓷”的特征相符。与此同时，平和境内丰富的窑址遗存的发现，也引起国内陶瓷界的重视，1992年2月，福建省博物馆、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和日本关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在福州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确定了对平和窑址进一步发掘的合作项目。1994年11月至1998年6月，福建省博物馆与平和县博物馆先后三次在平和县南胜华仔楼窑址、田坑窑址、五寨乡的洞口窑址、陂沟窑址等地进行发掘。其结果令朱高健等人喜出望外，平和窑口烧制的瓷器中以青花瓷为主要品种，其装饰题材，纹样、工艺与“克拉克瓷”完全一样，除此之外，还发现在日本被广为收藏却不明产地的“交趾香合”(即素三彩)的烧制窑口及标本。至此，一个长时间困扰国内外陶瓷考古界的外销瓷产地之谜终于被破解。撩开面纱。
在平和县博物馆“古陶瓷展览馆”，琳琅满目的古陶瓷标本中，以青花瓷器和“交趾香合”(素三彩香合)最为引人注目，青花瓷器装饰图案各异，大的有脸盆一般，“交趾香合”则小巧玲珑，可赏玩于手掌之中，据说此物与日本茶道联系紧密，一般用于盛放调料，由于制作精美，造型多样，也作为工艺品，为王公贵族所争先收藏。
朱高健先生说，目前在平和境内发现的以南胜、五寨一带为主的古民窑数以百计，它们建造于临溪的山坡上，形成“十里长窑”，可以设想，这些规模不等、生产花色品种相近的窑口同时开足马力，日夜生产，火光映红花山溪，场面该是何等壮观，产量该是何等可观。
据日本淡水出版社出版的《形物香合》一书图录看，日本收藏的许多瓷器与平和田坑窑形状一致，尺寸大小相近，如龟形、鸭形、鸟形、南瓜形、蛙形香盒等。至今日本有田陶业公司仍保留许多田坑窑制瓷技术和传统工艺。
1998年10月至今年2月，由福建省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茶道资料馆、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题为“福建省平和出土的和日本收藏的交趾香合”特别展在日本京都、热海两地先后举行，参观者络绎不绝，引起强烈反响。
朱高健告诉记者，“从传承关系看，平和明清时期的制瓷技术应该是第二代，景德镇是第一代，日本的有田陶业公司是第三代。”
1999年11月下旬，本世纪最后一次“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漳州举行，200多位国内外专家聚集一堂，就“克拉克瓷”(汕头器、青花瓷器)、平和窑等问题展开了研讨。月港兴衰，平和瓷业夹缝中的生存。
或许人们会问，素无制瓷传统的平和县为何在明清时期迅速成长为重要的外销瓷器生产基地?我们只能从典籍中去追根溯源：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提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平和寇乱后，为安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或管理庙宇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其中江西兵众中不乏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至今在原平和县治所在地九峰镇东郊，有一当地俗称“江西坟”的山岗，系平和设县以来，江西籍移民公坟。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到任的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组织民间生产烧制参与市场竞争。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以平和南胜、五寨窑址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民窑，地处九龙江支流上游，临溪依山而建，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可直达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花山溪流经之地，皆为丘陵盆地，河面展宽，水流平缓，非常适宜水路运输，从南胜、五寨至月港，仅需一天航程。 值得一提的是，平和外销瓷业的迅速崛起与漳州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入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月港，尤其是明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不但远远超过福州港，而且也超过广东港。到了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对外进出口发展到最高峰。平和盛产的瓷器正是此时源源不断地通过商船远销世界各国。
有关专家指出：东南沿海贸易陶瓷的生产是在景德镇窑的兴衰起伏中和海外对中国陶瓷需求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兴起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平和瓷业就是典型之例。
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这样大量的瓷器，等级不一，而且仅靠处于困境中的景德镇窑是难以承受的。西方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当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之苦和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坏。也就在此时，明万历(1573—1620)年中，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窑就成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文献记载：1621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同时，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其中不乏数目可观的的南胜、五寨窑产品，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内外基本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陶瓷花瓶哪里产的好？
最近看到搜索"陶瓷花瓶哪里产的好？"我们网站很多人是用这个词过来的，看来很多人还是不大了解景德镇，不了解我过千年瓷都的文化呀，下面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吧！
手绘陶瓷花瓶
好的陶瓷花瓶当然要数景德镇的，景德镇是"瓷器之国"的代表和象征，制瓷历史悠久，瓷器精美绝伦，闻名全世界，固有"瓷都"之称。景德镇生产瓷器的历史源远流长，唐代烧造出洁白如玉的白瓷，便有“假玉器”之称。在宋代御次殊荣，即皇帝宋真宗将年号景德赐给景德镇，于是景瓷驰名天下。之后，历经元，明，清三代，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时至清康，雍，乾三朝，瓷器发展到历史颠峰。2000多年的制瓷文化和技艺的深厚积淀，为景德镇奠定了举世公认的瓷都地位。景德镇瓷器"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尤其是熔工艺，书法，绘画，雕塑，诗词于一炉，真是"贵逾珍宝明逾镜，书比荆关字比苏".典雅秀丽的青花，五彩缤纷的彩绘，斑斓绚丽的色釉，玲珑剔透的薄胎，巧夺天工的雕塑，无一不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 你要买的话可以认准景德镇产的再结合自己的经济预算和喜欢的款式以及所要摆放的位置买就OK了。
要是来景德镇买的话，中档点陶瓷花瓶可以去国贸市场或者陶瓷城，高档的可以去金昌利，国贸市场和金昌利靠近景德镇火车站，陶瓷城是下了高速在走不远就可以看到了。
现在大家对"陶瓷花瓶哪里产的好？"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了吧，景德镇尤其是手工绘画花瓶，那堪称是我国一大隗宝。
陶瓷花瓶哪里产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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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丰泽圆用瓷”今天亮相北京
11月30日电"毛主席丰泽圆用瓷"是按照闻名于世的"7501工程"即毛主席专用瓷而复制的,其中包括餐、茶、文具等共110件，限量发行500套。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国家用瓷办公室在11月30日将001号"毛泽东丰泽圆用瓷"敬赠给毛主席纪念堂永久珍藏。
这套瓷具由景德镇艺术精品陶瓷有限公司艺术人员组织当年"7501工程"部分人员精心复制，首都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型系列文艺活动组委会和江西陶瓷工业公司国家用瓷办公室共同监制。当年曾参与毛泽东主席专用瓷制作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魏小阳介绍说，"7501工程"是在"文革"后期中央办公厅下达给江西景德镇市专为毛泽东主席研制生活用瓷的一项特殊任务。景德镇市瓷艺人员选用上乘的陶瓷原料精心制作，运用"水点桃花"装饰技法，达到了清新脱俗的艺术效果，它是新中国最高制瓷水平的反映。在1996年的当代瓷器拍卖会上，68件"毛主席用瓷"首次亮相，瞬间拍卖一空，其中一件"釉上水点桃花和合器"高达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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