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制作。
龙缸制作应该是制瓷业中比较初期的事情，《景德镇陶录》中记载：“洪武二年（1369），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上方，称官窑，以别民窑。“设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大小横窑六种共二十座。”说明在洪武二年时候已经开始烧制龙缸了。据景德镇有关资料这样解释龙缸窑：
龙缸窑
龙缸窑或称大龙缸窑。缸窑，是明代官窑之一。窑场也在景德镇。
龙缸窑专烧大缸，因缸上多画云龙，故统称龙缸。明代初年有龙缸大窑三十二座，后因青窑数量少，龙缸窑空闲，将其中的十六座改砌为青窑，仍存十六座烧龙缸。
烧制龙缸的工艺较特殊，烧时要先溜火达七昼夜。溜火时火力缓小，起初缓缓起火，使水汽渐干渐热；然后紧火烧二昼夜，到缸匣红而复白，前后皆明亮时，方可止火封门。待过十日窑内冷却后，方开窑。所烧之器有青双云龙宝相花缸，青双云龙缸，青双云龙莲瓣大缸，青花白瓷缸，青龙四环戏潮水大缸等种类。
洪武之后，永历代应该相继制作。
正统时期，“正統元年，浮梁民進瓷器五萬餘，償以鈔。禁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諸瓷器，違者罪死。宮殿告成，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龙缸。王振以為有璺，遣錦衣指揮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明史.食货六.烧造》）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许多学者因为此资料推断正统青龍白地花缸没有烧造成功，自然也没有传世品。关于此事，本人持不同意见：
其一：这里需要先对“璺”有初步的认识，“璺”：1.陶瓷，玻璃等器上出现的裂纹，坼裂（辞海1986年版）；2.裂纹，微裂（汉语大字典）。实际上，宋，元，永，宣，成的瓷器传世品上不少都有类似的“璺”，程度小的就是人们常说的冰裂纹，也有稍大些的坼裂。由于胎土受热膨胀系数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而导致温度降低时釉部发生冰裂纹，这些事情发生在当时并不新鲜。最典型的例子应是南宋官窑了，这时，“璺”不但没有坏处，反而成为优点了。一般情况下，只要不达到坼裂程度的“璺”，不会太大影响瓷器的使用功能。
其二：观察景德镇御器厂发掘整理件的正统时期青龍白地龙缸, 为成器后敲碎入土，虽说有“璺”，但不至于不成器而淘汰。况且“王振以為有璺, 遣錦衣指揮杖提督官, 敕中官往督更造”资料仅能说明曾经没有成功，不能断定以后以及其他督陶官没有成功。其实，景德镇出土正统时期青龍白地龙缸应为烧造成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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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明代瓷器的款识
明代瓷器的款识形式一般以书写为主，极少有刻印的。前人总结的明代瓷器款识规律是：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
永乐瓷器的款识为“永乐年制”。这是陶瓷史上第一次烧制的帝王年号款，“永乐年制”四字为篆书，四字双竖行，印、刻写或书写于器里心。青花器为用青花书写；白釉器、青白釉器多为印款；红釉、青釉器多为刻款。永乐年号款无论刻、印、写，“永乐年制”四篆体字的字体均较小。
永乐年号款只有四字篆书一种形式。凡见楷书四字、篆书六字或楷书六字，皆为伪托款。四字篆书款后来也有仿的，但仿品款识的字体笔道多为生硬折角，无柔和圆润之感。
民窑器上的吉祥款仍较多，有福、禄、寿、辰等，字体由洪武时的草书为主，发展到隶、草、行三种写款皆有。另外，永乐朝也有少量的图把款。
宣德的款识不似永乐只在器里心，而是任何部位都在书写。在形式上，宣德款有楷书也有篆书，其中楷书占了绝大部分。字数上，有六字也有四字，以六字为主；有六字双竖行加双圈，也有六字一行（横竖均有）、四字一行横写或双竖行。款识有用毛笔书写的，也有刻写的。
宣德民窑器仍有一些草书或隶书的福、寿字，也是多写于器心。还有写“大明宣德年造”的，十分特别。
此外，从花纹、文字上看，伪制的花纹、文字一般都有不太周到的地方，花纹线条、文字笔画或者残缺，或者粗细不一样。有的赝品图纹甚至于显得僵硬呆滞，一望而知系临摹作品。
成化官窑器年号款以青花楷体六字双竖行“大明成化年制”为主，体式比较统一，款的位置也大多数在器物底部。除六字楷书双行款外，还有少量“大明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但无论官民窑产品，成化真品均无“成化年造”、“成化年制”四字款。
成化官窑器还有一种罐，款字只有一个“天”字，人称天字款罐。这种一个字的官窑器为成化独有，天字也极其有特色，字体极其肥胖。
弘治官窑瓷器款识大体同于成化，仍以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大明弘治年制”为主，写于器底。有少量篆书四字双行写款“弘治年制”，多位于器里心。还有少量红彩楷书双行“弘治年制”款及刻款。
弘治民窑器的款也较多，但较简单，有“福”、“正”、“壬子年造”等楷款。
正德官窑年号款以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大明正德年制”和四字双行“正德年制”为主，其中以后者居多。款字的清花色泽有浓有淡，色淡者显得灰暗。另有红彩书写的楷书双行“正德年制”款，色泽深者黑红，浅者十分艳丽。此时的花盆、炉、洗等彩瓷，多为楷书四字一行刻款，位于器口沿下，也有刻于器底者。
民窑器上年号款为“正德年造”、“大明年造”及“天下太平”、“长命富贵”、“富贵佳器”等吉祥款。
嘉靖官窑年号款全为楷体，有四字双行和六字双行，以六字双行“大明嘉靖年制”为主。也有六字一横行、六字环行、四字钱文十字排列的。款识位置主要位于器底，也有写于器口沿下边的，还有写于器物肩部的。除写款外，也有少量刻款。
民窑器上的赞颂款、吉祥款较前朝兴盛，且开始出现堂名款，如“滋树堂”、“松柏草堂”、“郭仁堂”等等。
万历款识以书写六字双行“大明万历年制”为主，也有六字一行或三行的，还有四字双行、四字环行、四字钱文十字排列的。款的书写位置也很不固定，多数在器底，也有在器里心凹处的、肩部的、口边的等。
万历各类民窑款大为增多，斋堂款如“玄阴堂”、“芝兰斋”等；吉祥款如“万福攸同”、“德化长春”、“福寿康宁”等；赞颂吉祥款如“玉堂佳器”、“天禄器”、“天禄佳器”、“上品佳器”等。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署本朝年号款的官窑器少，但署前朝年号款的却较多。不过，这些署前朝年号款的瓷器多为民窑粗制滥造，款识字体十分草率，排列杂乱。
浅谈明、清官窑瓷器的款式
款（瓷器上的文字标志）的称呼借自青铜器。款被瓷器借用来称呼器物身上的文字标志。
一、 帝王年号款：
明、清官窑瓷器上的款式主要是帝王年号款，明永乐年间始见，其后明、清两代绝大多数王朝（明代洪武、正统、景泰、天顺、泰昌、天启、崇祯，清顺治八朝除外）的官窑器上都书有此类款。永乐时期的完整器-青花压手杯、白釉高足杯--上仅见四字篆书款（在内底心）。另外，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有"永乐元年"、"永乐肆年"楷书款残瓶。宣德官窑器绝大多数有帝王年号款。六字一行楷款（又称匾额款）多用于青花琢器，六字二行、三行双圈楷款多见于圆器，四字篆书款多见于孔雀绿釉、天青釉高足碗，四字楷书、六字竖行楷款极少。成化官窑，斗彩器多六字二行方框楷款，其它品种多六字二行双圈楷款，高足碗多六字一行楷款。弘治朝多六字双圈楷款。正德朝多六字、四字双圈楷款。嘉靖朝大器上多见六字一行楷款，其余多六字二行双圈楷款。隆庆年间多见六字二行双圈楷款，与其它朝不同的是，其官窑帝王年号款多大明隆庆年造"，而其它朝代一律用"大明某某年制"。万历朝的官窑款与嘉靖朝的大同小异。清代康、雍、乾官窑的款式，除明代已有的款式外，康熙朝还见六字三行楷款，有带双圈和不带双圈两种；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朝多见六字篆书款，咸丰朝至宣统朝为六字二行无双圈楷款。款的书写材料，明代绝大多数用青花，清代康、雍、乾三朝，大多数也用青花，但珐琅彩瓷多用料彩，乾隆朝以后，粉彩器多用红彩，其余品种一般用青花，素三彩器也有用紫彩书写的，少数为印款。
二、 花押款：
花押款是在器物（多见碗、盘）的底部所绘的纹样。绘花押款的官窑器极少见，永乐官窑于青花金彩鸳鸯纹碗的圈足内见轮花形花押款。
三、 堂名款：
堂名是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本来堂名大多是表明祖上是某地郡望世族，后来文人雅士多借堂名抒发志向。官窑堂名款较少，有"愼德堂制"（清道光帝的堂名款）、"体和殿制"、"大雅斋"（清光绪朝慈禧的堂名款）等。
四、 铭文款：
铭文款是为说明器物的制作意图、为画配诗、言志而书于器物上的文字。
五、 吉语款：
吉语款多书于碗、盘内壁，如"金玉满堂"、"佛日常明"、"万寿无疆"等。
六、 用途款：
为表明器物的用途而书写的款，极少见。
七、 伪托款：
伪托款指因崇尚前朝器物而在后朝器物上书写的并不是有意以假乱真的摹仿前朝器物的帝王年号款，官窑器的伪托款相对较少见。
小谈明代黑暗期瓷器
黑暗期瓷器又称“空白期瓷器”，指明代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年）三朝烧制的瓷器。文献记载，历时约30年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朝廷都在景德镇设置御窑厂烧造瓷器。正统三年，规定禁民窑烧造与官窑式样相同的瓷器。正统六年，命景德镇烧造金龙、金凤白瓷罐和九龙九凤青花缸。景泰五年，减饶州岁造瓷器三分之一。天顺元年，进行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但是，由于战争频繁，饥荒不断，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发冲突，景德镇官窑生产的瓷器此时因朝野动荡不便书写年款。以往很长时期，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的这三朝官窑瓷器均被划归宣德或成化朝，致使人们对这一时期官窑瓷器生产面貌认识不清，称之为中国明代瓷器史上的“空白期”或“黑暗期”。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时期纪年墓里出土了一批民窑青花瓷器，特别是1988年11月，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在景德镇珠山以西明御厂西墙外东司岭一巷道中，发现大量明代正统官窑瓷器，品种有青花和斗彩等，呈现出与宣德、成化不同的风格。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深入，特别是对景德镇明代官窑遗存的进一步科学发掘，空白期瓷器的真实面目将会愈加明朗。
黑暗期琢器的胎体均较为厚重。正统时的瓶、樽、罐类的器口与宣德时的直颈形状相同，而景泰至天顺时的则多与其后成化时的上收下阔式相近。修足工艺，也与其前后时期有所区别。一般底足削修得并不过分细腻，多为敦厚的浅宽圈足或微上凸的平砂底，带有火石红痕或粘有星点窑渣，类似其后成化大盘类多见的所谓“糊米底”。看来，这应是此时通行的一种琢器底足修整工艺。
纹饰沿袭明初常见的一笔勾勒法而又有所变化特别是中锋运笔所绘的流云和人物，具有独到之处。所见的这天顺器物多为民窑瓷，而官窑瓷和民窑瓷又互有影响，因此在鉴定时，应当结合前后朝官窑器的各自特征，从器形、胎体、纹饰、青花色调以及器足处理等方面去分析对比，体察互相之间的细微变化和内在联系。
浅谈明清官窑中的素三彩
(明成化黄地紫龙纹碗，景德镇珠山御厂出土。)
(图6 明成化黄地绿龙纹碗，景德镇珠山御厂出土。)
一、“素三彩”的定义
“素三彩”一词首先出现在清末寂园叟《陶雅》中：“西人以康熙黄、茄、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其中的“三”代表多数，无特定含意。之后，民国初年的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也提到：“茄、黄、绿三色绘成花纹者谓之素三彩”。1989年版《辞海》中“素三彩”的定义是：“瓷器釉彩名。在未上釉的素胎上，施以绿、黄、茄紫三色而烧成。始于明正德年间，清康熙时继续烧制”。除此之外，陶瓷界还有另外一种“素三彩瓷”的定义，即“素三彩瓷是瓷器釉上彩品种之一，是以黄、绿、紫三色为主的瓷器，其实并不限于此三色，但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瓷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的纹样内，再经低温烧成。因色彩中没有红彩，故名”。认真说来，“素三彩”一词最初就没有严谨定义，所以至今仍具有很大笼统性。
“素三彩”中的“素”可以归结为两种含意：一种为该器使用“素胎”（又称“素烧胎”）烧制。“素胎”是陶瓷生坯没有上釉前预烧的胎，它既可增强坯体机械强度，使其在搬运时不容易损坏，又可在上彩釉时不会因浸湿坯体而导致坼裂。出于以上原因，该工艺在陶瓷制作中经常使用。另一种是古代有“红为荤色，非红为素色”之说，该器所用色釉以“素色”为主，故名。
二、“素三彩”的早期发展
我国唐代出现一种盛名海内外的先烧制素胎，然后挂低温色釉重新入窑再次烧制的陶胎低温色釉器。由于该器主要使用黄、绿、白三色，民国时期人们开始简称为“唐三彩”（图1）。随后又逐渐出现例如“辽三彩”、“宋三彩”、“明三彩”及“清三彩”等不同时期同类制品的专有名词。假如比照“清素三彩”特征看，有些唐三彩称作“唐素三彩”也不为过。如此说来，素三彩的早期发展应至少追溯到唐朝。
三、明代官窑素三彩制品
明代素三彩是在唐宋三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只是随着瓷器烧制技术的提高，御厂改用素烧瓷胎代替以往的素烧陶胎。这一变革不仅进一步增大了“素胎”的机械强度，也提高了成品的精美程度，成为明清三彩与唐宋三彩的最大区别。根据这点，我们又可将素三彩进一步划分为“素三彩陶”与“素三彩瓷”两大类。
景德镇御厂在永乐宣德时期已经开始烧制各种简单的低温复合彩釉瓷（图2），色釉多为两种，通常不叫“素三彩”，而称“绿地酱彩”（图3）或“黄地绿彩”（图4）等，造型也主要以碗、盘、壶等日用品为主。类似制品直到成化时期依然大量制作（图5、6）。为清晰表现绘画图案，器身基本都使用锥刻纹做分界线。因烧制工艺尚不娴熟，使用三种以上色釉的制品相对较少。
成化素三彩鸭熏（图7）是明朝的典型素三彩制品之一，由黄、绿、褐、墨绿、孔雀蓝等多种彩釉组合而成。随后，素三彩瓷在嘉万时期继续制作（图8、9、10），只是斗彩、五彩等釉上彩的规模不断扩大，导致素三彩制作相对减少。
十五、十六世纪时，景德镇御厂还制作过大量的“法花”器（图11），又称“法华”、“珐花”等。该类器物同以上素三彩一样，也是先经过高温烧制成素胎，然后填涂孔雀蓝、黄、绿、紫、白等色釉装饰，再低温烧制。不论从工艺流程还是原材料来看，它们都应归结为素三彩范畴内，只是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过于强调其色彩，才称其为“法花”，显得与“素三彩”无直接关系了。
四、清代素三彩的制作与发展
1. 传统素三彩
与明代制品相比，清代御厂制作更趋细致、复杂化。清初部分素三彩瓷逐渐使用黑彩勾勒代替以往的雕刻划线，使画面精致许多，这种变化应是御厂制瓷者借鉴当时五彩瓷绘画总结改进的结果。因此，清代素三彩制品更加多种多样，既有延续明御厂传统、使用雕刻纹做分界线的（图12、13），也有雕纹刻画与其他色釉图案互不干涉、相互并存的（图14、15）。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不少康熙素三彩制品中白釉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牙黄色调（图15、16），据说是因为烧制不理想，才使白釉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2. 创新素三彩
康熙时期，御厂出现一种使用黑彩勾勒轮廓的新素三彩（图16、17），极可能是制瓷者借鉴当时五彩瓷绘画风格所得的创新品种。清代素三彩的最大变革莫过于御厂工匠在制作传统素三彩时积极引用新兴的粉彩，研制出素三彩与粉彩的组合器（图18）。该类器物甚至使用到胭脂红（即荤色），使“素三彩”更加名不符实了。
五、明清素三彩与五彩、斗彩的制作区别
与明清时期的五彩、斗彩器相对比，素三彩是在素胎上挂低温彩釉，而五彩、斗彩则是在烧制好的釉胎上施彩釉。其次，素三彩的图案大多使用锥刻纹来表现，工艺略显粗拙（“素三彩”与“粉彩”的结合器除外），五彩、斗彩则是使用黑彩、青花描轮廓，图案分外细腻。因此，同时期五彩、斗彩制品的绘画艺术造诣也较素三彩器更胜一筹。
六、总结
根据以上明清三彩瓷的演变，可以看出它在明初永宣御厂中慢慢发展壮大，至成化时期形成较大规模。随后，斗彩、五彩瓷的创新普及令其一度失去优势。清初康熙御厂制作又令其出现高潮，雍正时期甚至与其他新兴彩瓷工艺结合创新。在各种陶瓷工艺不断前进的历史舞台中，“素三彩”也在几度沉浮中逐步改革更新。
浅谈明清官窑中的“孔雀蓝釉”
一、“孔雀蓝釉”简介
“孔雀蓝釉”又称“法蓝”,是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烧制后呈现亮蓝色调的低温彩釉。由于部分器物发色偏绿,因此也有人为其命名“孔雀绿”(或“法翠”)。坦言讲,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人们根据该类色釉的日常视觉发色不同而进一步划分所得,统称时可用“翠蓝”一词。限于“翠蓝”不太为人熟知,笔者在本文中就使用“孔雀蓝”统称该类色釉。
孔雀蓝在制作初期种类并不丰富,随着它的呈色、胎釉结合等诸多特性慢慢被人掌握,在陶瓷界的应用也渐趋广泛。根据制作品种,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三类:孔雀蓝单色釉、孔雀蓝青花、与孔雀蓝有关的混和彩瓷(包括素三彩、五彩等)。
1、孔雀蓝单色釉
相对后两者,孔雀蓝单色釉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特别是早期精美程度不严格的陶类制品可以直接在坯上施孔雀蓝釉一次性烧成。对后来制作精美、要求严格的官窑瓷(图1)则要先高温烧制素胎,然后罩低温孔雀蓝釉二次入窑方能成器。可能有时感觉发色单调,制作者还会使用暗刻花纹、釉面施金彩等方法进行点缀性装饰。
2、孔雀蓝青花
“孔雀蓝青花”(图2)是低温孔雀蓝与釉下青花的结合体,在绘制好的钻料表面覆盖低温孔雀蓝釉烧制。元代之前制作者没有掌握好烧造技术,产品普遍为“孔雀蓝黑花”,直到明宣德时期才在官窑体制下取得历史性突破,制作出名副其实的“青花”。由于该类器物涉及到使用钴料绘画,因此制作工艺较单色釉复杂,难度与艺术造诣都非前者可比。
3、与“孔雀蓝”有关的混和彩瓷
在单色釉、釉下青花烧制获得稳步进展之后,御厂工匠还尝试把孔雀蓝与黄、褐等低温彩釉结合,共同装饰素三彩瓷(图3),甚至作为低温釉上彩运用到五彩器中,填补了当时的蓝釉上彩空白。
二、“孔雀蓝釉”的起源及早期发展
“孔雀蓝釉”属于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其制品在唐宋期间的商贸往来时被带到中原并在金、元民窑中陆续制作。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一对孔雀蓝黑花玉壶春瓶是我国较早期的孔雀蓝制品。从金、元产品工艺看,13世纪的磁州窑系翠蓝器(图4-1)水平相对较高,至今有不少绘画精美的“翠蓝黑花”器存世。(编者注:随着桂林明靖江王陵墓群出土孔雀蓝黑花梅瓶实物面世,结合器形演变,以往定为元代的一些孔雀蓝黑花器被现今研究界明确定为明代产品。)需要特别指出,有关学者根据科学成分分析发现该类制品使用低温石灰釉,与我国传统上以氧化铅为助融剂的低温釉配方并不一致,因此推断该类色釉极可能是引进西亚地区的原始配方,这也解释了孔雀蓝釉的原始起源问题。
景德镇在元代浮梁瓷局建立后也制作过一些孔雀蓝釉器(图5),釉上还烘烤金彩双角五爪龙纹装饰,可惜大部分金彩发掘前饱受土壤侵蚀已经脱落。从整体发掘情况看,元代出土器品种较少,说明当时御厂孔雀蓝釉制作尚未形成太大规模。
走进御窑元华堂鸡缸杯制作车间 看鸡缸杯怎么诞生
“这是一只欲啄又止、大胆且个头最大的小鸡，想啄却又两腿不敢往前站的姿态……”
2014年7月末，距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得2.8个亿已过了三个多月，笔者因工作之便有幸来到景德镇，顺道朝圣了这只神奇斗彩杯的诞生之地。
没来景德镇之前，笔者就曾想过收几只现代复烧的成化斗彩鸡缸杯赏玩赠友。遗憾的是，虽然在“2.8亿鸡缸杯”热潮带动下的仿古瓷市场，呈现出“满城尽做鸡缸杯”的景象，不但罕有精品，倒是器形有误、画风无韵、借某大师之名胡乱定价的产品充斥其中。
实际上在信息科技手段高速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古代精品陶瓷上诸如器形、画工韵味、色彩、款识风格等信息的难度已经大大降低，现代制作的一些仿古瓷器，有些也能逐渐接近于古代精品的韵味。但在市场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慢工出细活儿”的传统陶瓷手工业里，有些人也开始过于追求“快速准确的市场投放”和“广告包装”等营销手段，而产品的品控则因为一个“快”字被迫牺牲。
笔者此行景德镇，先后在樊家井、国贸、古玩城、老厂等陶瓷商圈看到了不同价位及制作水平的鸡缸杯。便宜的拿货价十来块钱，贵的上万，臆造器型的也不少，有些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甚至有了圈足（本为卧足）。凑巧的是，坐落于景德镇御窑厂内的中国御窑工艺博物馆正在举办《皇帝的瓷器——景德镇珠山御窑出土瓷器精品集粹》特展，里面便展出有未进行釉上彩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真品。看过真品，再看市场中的现代仿制品，器型、画工差异明显。
同行的一位友人知道笔者喜欢鸡缸杯，便推荐去御窑元华堂走走。在朋友的引荐下，笔者有幸参观了御窑元华堂的各车间厂房，原料车间、烧制车间、拉坯利坯车间、上釉车间、粉彩车间、青花车间及研发车间等处，认真专注是笔者从这里几乎每个人眼中都能看到的东西。每个车间都对应有严格的质检部门，他们对器型、上釉的薄厚、青花发色、画工都有极为严苛的标准。明清御窑，严格的品控标准让很多整器成为了瓷片由此深埋土中，而今天御窑元华堂传承了这一标准。烧制车间内的朱师傅，对着刚“刚出炉”的一炉瓷器给笔者讲釉料薄厚、炉温对青花发色的影响、上釉不匀在烧制后可能产生的色差、釉厚导致的积釉等问题，虽然笔者对瓷器不甚了解，但可以感受到来自生产一线解答问题的专业。
鸡缸杯车间是此行的重点，其中在釉下青花组内，笔者发现每位画师的桌旁都有几页图文并茂类似说明书的东西，这让笔者大为不解……陪同参观的御窑元华堂江斌老师先让笔者看了一组图片，里面是御窑元华堂董事长向元华先生亲自指导鸡缸杯生产制作各环节的内容。据江老师讲，为了能让画师们感受到古人所绘鸡缸杯上图案的意境，向元华先生与公司研发团队反复研究，撰写出了一份详细的具体到每只鸡躯体语言的绘画说明，也就是本文首段的文字。釉下寥寥几笔，形似易，神似难。
小小一只鸡缸杯，对器形的制作，画工的意境都有着极高的要求。“无论是胚体厚度、底足直径、补水工艺，还是整体绘画的讲解、釉下青花的绘制，向董都要亲自去测、去画、去讲”。江老师对笔者说道。实际上，御窑元华堂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研发成化斗彩鸡缸杯，这些年来不断的改良生产。“单就器形来说，今年就调整了好几个版本，还不能完全达到向董的标准”。
文化产品的价值来自它的文化沉淀，如果急功近利只是为了短期小利，这个产品必然是轻浮的、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御窑之所以为收藏上品，既有皇家血统、精琢技艺的原因，也来自于从千百万被砸瓷器中铸就而来的御窑品质。
走进御窑元华堂鸡缸杯制作车间 看鸡缸杯怎么诞生_陶瓷知识
“这是一只欲啄又止、大胆且个头最大的小鸡，想啄却又两腿不敢往前站的姿态……”
2014年7月末，距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得2.8个亿已过了三个多月，笔者因工作之便有幸来到景德镇，顺道朝圣了这只神奇斗彩杯的诞生之地。
没来景德镇之前，笔者就曾想过收几只现代复烧的成化斗彩鸡缸杯赏玩赠友。遗憾的是，虽然在“2.8亿鸡缸杯”热潮带动下的仿古瓷市场，呈现出“满城尽做鸡缸杯”的景象，不但罕有精品，倒是器形有误、画风无韵、借某大师之名胡乱定价的产品充斥其中。
实际上在信息科技手段高速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古代精品陶瓷上诸如器形、画工韵味、色彩、款识风格等信息的难度已经大大降低，现代制作的一些仿古瓷器，有些也能逐渐接近于古代精品的韵味。但在市场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慢工出细活儿”的传统陶瓷手工业里，有些人也开始过于追求“快速准确的市场投放”和“广告包装”等营销手段，而产品的品控则因为一个“快”字被迫牺牲。
笔者此行景德镇，先后在樊家井、国贸、古玩城、老厂等陶瓷商圈看到了不同价位及制作水平的鸡缸杯。便宜的拿货价十来块钱，贵的上万，臆造器型的也不少，有些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甚至有了圈足（本为卧足）。凑巧的是，坐落于景德镇御窑厂内的中国御窑工艺博物馆正在举办《皇帝的瓷器——景德镇珠山御窑出土瓷器精品集粹》特展，里面便展出有未进行釉上彩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真品。看过真品，再看市场中的现代仿制品，器型、画工差异明显。
同行的一位友人知道笔者喜欢鸡缸杯，便推荐去御窑元华堂走走。在朋友的引荐下，笔者有幸参观了御窑元华堂的各车间厂房，原料车间、烧制车间、拉坯利坯车间、上釉车间、粉彩车间、青花车间及研发车间等处，认真专注是笔者从这里几乎每个人眼中都能看到的东西。每个车间都对应有严格的质检部门，他们对器型、上釉的薄厚、青花发色、画工都有极为严苛的标准。明清御窑，严格的品控标准让很多整器成为了瓷片由此深埋土中，而今天御窑元华堂传承了这一标准。烧制车间内的朱师傅，对着刚“刚出炉”的一炉瓷器给笔者讲釉料薄厚、炉温对青花发色的影响、上釉不匀在烧制后可能产生的色差、釉厚导致的积釉等问题，虽然笔者对瓷器不甚了解，但可以感受到来自生产一线解答问题的专业。
鸡缸杯车间是此行的重点，其中在釉下青花组内，笔者发现每位画师的桌旁都有几页图文并茂类似说明书的东西，这让笔者大为不解……陪同参观的御窑元华堂江斌老师先让笔者看了一组图片，里面是御窑元华堂董事长向元华先生亲自指导鸡缸杯生产制作各环节的内容。据江老师讲，为了能让画师们感受到古人所绘鸡缸杯上图案的意境，向元华先生与公司研发团队反复研究，撰写出了一份详细的具体到每只鸡躯体语言的绘画说明，也就是本文首段的文字。釉下寥寥几笔，形似易，神似难。
小小一只鸡缸杯，对器形的制作，画工的意境都有着极高的要求。“无论是胚体厚度、底足直径、补水工艺，还是整体绘画的讲解、釉下青花的绘制，向董都要亲自去测、去画、去讲”。江老师对笔者说道。实际上，御窑元华堂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研发成化斗彩鸡缸杯，这些年来不断的改良生产。“单就器形来说，今年就调整了好几个版本，还不能完全达到向董的标准”。
文化产品的价值来自它的文化沉淀，如果急功近利只是为了短期小利，这个产品必然是轻浮的、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御窑之所以为收藏上品，既有皇家血统、精琢技艺的原因，也来自于从千百万被砸瓷器中铸就而来的御窑品质。
明代景德镇官窑制作历史资料
《正文》
洪武(31年):
“明承元制，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大明会典》）
“凡江西烧造金黄并青绿双龙凤花，素，圆，扁，瓶，罐，爵，盏等器送内承运库交收，光禄寺领用。”（《大明会典》）
洪武二年（1369）:洪武二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上方，称官窑，以别民窑（当时，珠山为蠹山）。设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大小横窑六种共二十座。”（《景德镇陶录》）
“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清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
洪武三年（1370）:洪武三年，礼部言：“《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 尚质也。《周礼·笾人》，‘凡祭祀供簠簋之实'，《疏》曰，‘外祀用瓦簠'。 今祭祀用瓷，合古意。惟盘盂之属，与古簠璺簋登铏异制。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 式皆仿古簠簋登豆，惟笾以竹。”诏从之。（《明史 志第二十三 礼一（吉礼一）》）。
洪武二十年，瓷器有“青色及五色花者”（《格古要论》洪武二十年成书）。
洪武二十四年（1391），窑冶课钞二千二百四十一贯。（《饶州府志税课》）
洪武二十四年：“器用之禁：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盞金，餘用銀。三品至 五品，酒注銀，酒盞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盞銀，餘皆磁、漆。木器不許用硃紅及 抹金、描金、雕琢龍鳳文。庶民，酒注錫，酒盞銀，餘用磁、漆。百官，床面、屏風、 隔子，雜色漆飾，不許雕刻龍文，並金飾硃漆。”（《明史 志第四十四 輿服四》）。
“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重建敕封万硕侯师主佑陶碑记》）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匠人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龙泉）等府烧造。”（《大明会典》《陶器》）
建文(4年):
洪武三十五年（1402）六月-十二月，改陶厂为御厂。
“明惠宗建文四年（1402），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汪汲 《事物会原》卷二十八.古饶器条）
永乐(22年):
永乐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钞谴还。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明太宗实录》）
永乐七年，“天妃，永乐七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明史。礼四》南京神庙条）
永乐十年敕工部重建六月-十二月，改陶厂为御厂。
永乐十年敕工部重建梵宇，皆准大内式，中造九级琉璃塔，赐额“大报恩寺”。（明 葛寅亮 《金陵梵刹志》）
“永乐十七年御制佛曲成，并刊佛经。至大报恩寺，当日夜本寺塔现舍利光如宝珠”。（明 《纪录汇编 卷一百七十八 四友斋丛说摘抄》 “释道”）
“......抄造纸（答+刀），烧造瓷器，采办梨木板及诸品海味果子等项，悉皆停罢。......。”（《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所下即位诏》）
洪熙(1年):
洪熙元年（1425）
四：“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所在官司入库。”
五：“往迤西撒马儿罕.失剌思等处买马等项及哈密取马者，悉皆停止，将给赐缎匹，瓷器等件，就于所在官司入库。
十一：各处营造采办木植，如已起运者，随到所在堆垛，其未采办者悉皆停止。（《明实录。仁宗实录》）
洪熙元年（1425）:正月十五日，“......并江西饶州烧造瓷器官窑，仍前禁止外，其各处山场，......。”（《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郊祀覃思诏》）
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朱高炽崩逝。
洪熙元年（1425）:九月己酉条:“命行在工部（即北京工部）江西饶州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明实录。宣宗实录》）
宣德(10年):
宣德元年（1426）:赐杨荣:“......赐公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磁酒器，茶钟，瓶罐，香炉之类。”（《杨文敏公集》）
宣德元年（1426）:五月庚子谓：“命行在工部，凡用工，军民人匠，每月人与米五斗，钞四锭，盐一斤，如洪熙制。”（《明宣宗实录》）
宣德二年（1427）:十二月葵亥条:“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黑+卖）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同列。事闻，上命斩于市，枭首以殉。”《明实录》）
宣德三年（1428）:三月：“朕惟工部掌百工山泽之政令，度民力因地利顺天时以成国家之务......，今天下工匠数背祖宗之世，而畏避亡逸者多，当思抚绥爱民之道。”（《明宣宗实录》）
宣德三年（1428）:三月十一日赉太监郑和等诏谓:“南京大报恩寺自永乐十年十月十三日兴工，至今十六年之上，尚未完备，......今特赉而等即将未完处，用心提督，俱限今年八月以里都要完成。”（明 张惠衣 《金陵大报恩寺塔志》）
宣德三年（1428）:七月，“己巳，（明）使臣昌盛，尹凤，李相至，赉赐白素磁器十桌，白瓷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李朝实录.世宗（草+壮）宪大王实录》）
宣德四年（1429）:三月：“官府但知役之，而不知养之，岂政理哉，凡工匠役内府者悉月给食米三斗。”（《明宣宗实录》）
宣德四年（1429）:九月甲辰朔，赐杨荣:“......赐白金，珍珠，钞币，白磁器苏合香丸等物。”（《杨文敏公集》）
宣德四年（1429）:十一月甲辰，“使臣金满来，赉曰:‘......兹谴内官金满来敕谕王，特赐白磁器十五桌。'”（《李朝实录。世宗（草+壮）宪大王实录》）
宣德五年（1430）:二月丁亥:“上闻中官督江西泰和县采寒水石者，虐民特甚，命急召还，岁令民自采纳”（《明宣宗实录》）
宣德五年（1430）:九月丁卯:“罢饶州烧造磁器。于行在工部奏谴官烧造白磁龙风纹器皿毕，又请增烧，上以劳民费物，遂命罢之。”（《明宣宗实录》）
宣德六年（1431）春正月甲午条:“赐撒马而罕使臣卜颜耷法儿等钞，彩币表里有差。初行在礼部奏:‘卜颜耷法儿等进‘速来蛮‘石一万斤，多不堪用，今还，请薄其赏。'上曰:‘厚往薄来，怀远之道。撒马而罕去中国最远，毋屑屑与较，可加厚谴之。'故有是赐。”（《明实录 宣宗实录》）
宣德八年（1433）: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送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大明会典 卷一百九十四 工部十四》 明 徐溥等）
宣德十年（1435）正月壬午条：“各处罢办诸色（丝+宁）丝，纱罗段匹及一应物件并续造段匹，抄造纸札，铸造铜钱，烧造饶器，煽炼铜铁，采办梨木板及各处烧造器皿，买办物料等件，悉皆停罢。其差去官内外官员人等，即便回京，违者罪之。”（《明实录.英宗实录》）
宣德中以营膳所丞专督工匠。（《江西大志.陶书》）
宣庙崩，太后（宣宗母张太后）即命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天顺日记》明 李贤）
正统(14年):宣德十年即位
正统初（1435）：曾一度减免征役、造作。御器厂亦曾停烧。（《明史》 《江西大志》）
正统三年（1438）：十二月丙寅“命都查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違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戌口外。（《明英宗实录》）
正统六年（1441）：五月己亥“行在光祿寺奏……其金龍金鳳白瓷罐等件, 令江西饒州府造”。（《明英宗实录》）
正统六年（1441）：宮殿告成，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龙缸。 王振以為有璺，遣錦衣指揮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明史.食货六.烧造》）
正统十二年（1447）：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督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告者，连坐。”（《明英宗实录》）
附：“正統元年，浮梁民進瓷器五萬餘，償以鈔。禁私造黃、紫、紅、綠、青、藍、 白地青花諸瓷器，違者罪死。宮殿告成，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龙缸。 王振以為有璺，遣錦衣指揮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明史.食货六.烧造》）；
景泰(7年):
景泰五年（1454）：减饶州岁造瓷器三之一。（郭子章 《豫章大事记》）
天顺(8年):
天顺元年（1457）：“仍委中官烧造”（《《浮梁县志》》）；
天顺三年（1459）：十一月乙未“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江西大志。陶书》》）；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成化帝入继大统，其即位诏书中停止在景德镇烧造瓷器命令。）“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官差内官在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家”（《《明史》》卷八十二）；
成化(23年):
本朝督陶中官：朱元佐......。
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明史.食货六.烧造》）
成化元年即位诏书“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光禄寺器皿及喂养牲口桶....等件，自天顺五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与免。”（《明宪宗实录》卷一，页9）
至三年，实录与其他书籍没有提烧造活动。
成化四年（1468）：成化四年奏准，光禄寺瓷器仍依四分例减造。（《大明会典 卷一百九十四 工部陶器》）
成化十六年三月：“以岁欠，减光禄寺供用物。”（《明史.宪宗本纪》）
成化十八年（1482）：闰八月壬申条记武臣后卫仓副使应时用建言六事谓：“饶州烧造御器，必命内臣监督，自后宜止降式，委诸有司，以免供给之费。”（《明实录.宪宗实录》）
即成化十八年闰八月：“仓副使应时用请罢饶州烧造御器。”（《明史.宪宗本纪》）
成化二十年（1484）：正月“诏减贡献。”（《明史.宪宗本纪》）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崩（四十一岁），九月壬寅其子孝宗即位，发出停止“一切不急之务”诏书，命令“江西烧造瓷器内官回京”。
弘治(18年):
“孝宗初，撤回中官，尋復遣，弘治十五年復撤。”（《明史.食货六.烧造》）；
“弘治三年（1490）：冬十一月甲辰，停工役，罢内官烧造瓷器。”（《明史.本纪第十五孝宗》）；
弘治三年（1490）：十一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来工役繁兴与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回营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
弘治五年（1492）：三月“辛未初八日，以皇太子礼成诏告天下”：“……各处额办派办物料除军需供应器皿外，其余朱漆，油麻、铜丝、铜青、铜铁等，……白墡、矾红、烧造缸釉等土……等项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征者悉与蠲免，已征在官者仍解本部并本处收贮以备别用”。
弘治十一年（1498）：十一月“癸卯，礼科给事中涂旦等言……近者差内官往苏杭等处织造缎匹，陕西等处织造羊绒，织金彩、妆曳撒秃袖、江西烧造各样瓷器，俱极淫巧，又取福建丝布追督甚急，况各处连年灾伤，边方多事，重以骚扰，百姓何以堪命？伏望一遵旧制，非常额一切停止，不宜停止者，责其进纳，所遣内官通行取回，庶可以宽民力……。上曰：讷忠言联当自处，王铖既用之边族，置勿论，其余令所司斟酌以闻”。
弘治十三年（1500）：四月癸丑，“礼科都给事中宁举等以灾异言十事”，其中一节财用谓：“近者屡差内臣往陕西苏杭织造驼绒缎匹，饶州烧造瓷器，凡诸工作动费不赀，况所差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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