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朝时期快轮拉坯成形已广泛应用，拍坯成形大为减少。成形方法的改进，能在堆贴、压印各种人物、动物或刻划各种花纹图案，同时还采用模印成形以提高工效和统一规格。如上虞皂湖公社宋家山晋代青瓷窑址出土的狮形水注陶模和鸡首陶模，是采用陶土素烧而成，鸡首陶模表明，胎泥是压印成鸡首形状后再安装在壶上的，鸡首壶的鸡首是实心的，仅起装饰作用。1973年衢县上圩街路村出土的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的长方形九格隔是拍片成形的。绍兴出土的东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高达47cm的青瓷谷仓，主体是用快轮拉坯成形的，谷仓上堆贴的乐伎人物、鱼龙水龟、守卫门犬、飞禽走兽和佛象亭阙，部分用手工捏塑成形，部分用陶模压印成形，也有拍片成形的，各种小件还需经刻划修饰后再安装在坯体上，工艺十分复杂，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成形技术水平。除成形工艺较为繁复的鸡首壶、谷仓、灯、鬲、蛙形水注、香熏和兽圈之外，还有品种较为特殊的具有双领的泡菜罐、盖钮成铁锚状的盖罐、盘口斜肩的直腹罐，江苏宜兴周墓墩出土的造型新颖的西晋青瓷神兽尊(现藏南京博物院)和南京林口梁代大墓出土的造型宏伟、装饰复杂、高达85cm的南朝青瓷莲花尊(现藏南京博物馆)等，充分反映出瓷器成形的各种技巧方法和匠师们的创作成果。南京赵士冈出土的上刻“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的铭文青瓷虎子和江苏金坛县白塔公社出土的“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铭文的青瓷扁壶，是十分难得的有当时制瓷名匠袁宜和范休可姓名的珍贵作品。
唐代，由于拉坯成形的技巧不断提高，并已采用匣钵装烧，所以日用青瓷规格基本一致，胎骨显著减薄，品种增加，器形更为规则端正，坯体均匀光洁。五代吴越钱氏，在余姚上林湖(现属慈溪市)建立“御窑厂”，烧造秘色瓷，造形技巧又有发展。如五代越窑青瓷鸽盒，有在盖上浮雕的狮与凤、镂空的花与草以及画着人物的一个局部，反映了我国瓷器最早的雕刻、镂空和开光等技法。
南宋龙泉青瓷在造形上又有新的成就，对器物的形态极为讲究，器形简练，结构谨严，线条流畅，曲直有致。如双鱼耳瓶和双鱼洗的双鱼是用精细陶模压印成形。龙虎瓶瓶身是拉坯成形，龙虎雕塑成形后粘接在瓶身上，鬲炉的3只炉足用手捏成形，在器身边缘及足部的转折处，凸有棱角线，使釉呈色较淡，成为一条白线，产生“出筋”现象，由于成形技巧熟练，器形多幽雅庄重，规格一致，特别在器物口缘部分坯体较薄，给人以端巧工整、秀丽挺拔的感觉，器物的底足不施釉部分呈血红色，形成“朱砂足”，与青釉相衬托，使器物更为美观。
元明龙泉青瓷在成形上又有进展，最突出的是高1m以上的大花瓶和直径60cm以上的大盘等大型器物制造成功。大花瓶系分段拉坯成形，各段坯体厚度比例掌握极为恰当。瓶身下部较厚，中部次之，上部较薄，各段的粘接工整，修坯极为认真，瓶体表面光滑。青瓷大盘用拍坯成形，各部厚度也颇合理，靠近口缘部分较薄，接近盘底部分较厚，以承载荷重，减少变形。此外还在盘心堆雕大枝的花果，使青瓷的造塑别开生面。
2.3 釉的创制和施釉方法
原始社会陶器无釉，表面粗糙，易吸水，又易污染。到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时期，古人用各种工具修括、磨光，仍不能解决防水去污问题，到商代才创制石灰釉。从无釉到有釉为从陶向瓷演进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由于标本收集不易以及釉层较薄，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仅分析了少数商周及汉晋时期的青釉，氧化钙含量介于16%~20%间，而战国山西侯马二个釉陶的釉含氧化钙分别为15.71%和20.59%。釉料中大量氧化钙是加入石灰石的缘故，氧化钙在釉料中是助熔剂，使釉的熔融温度降低，能在较低温度下玻化。
石灰釉具有光泽好、透明度高、硬度大等优点，适于作青瓷的釉料，坯体上刻划的花纹图案和浮雕的人物，可以通过釉的透明性清晰地映现出来。我国历代烧造青釉陶瓷器物的窑，如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汝窑、临汝窑、耀州窑、官窑和龙泉窑等，都以铁为主要着色剂，以氧化钙为主要助熔剂，越窑釉内二氧化硅含量约57%~61%，三氧化二铝仅11%~15%，氧化钙含量16%~20%，二氧化钛0.52%~1.14%。
从东汉到北宋，青瓷一直沿用石灰釉，氧化钙含量是愈早愈高，釉层厚度却愈早愈薄，早期仅0.10mm左右。南宋时，随着技术的改进，釉中氧化钙含量不断减少，从汉晋16%~20%，减少到9%~12%;氧化钾含量，汉晋在4%以下，南宋提高到5%左右。因此南宋龙泉窑除用瓷上和石灰石外，又加入草木灰配制青釉，成为石灰-碱釉。石灰釉的主要特征是高温粘度较低，流动性好，釉面光泽很强，石灰-碱釉的高温粘度则显著提高，在适当温度下烧成时，釉面光泽柔和，没有强烈的浮光感，南宋改用石灰-碱釉，使釉厚而不流，釉内气泡不致太大，从而获得晶莹丰满、翠青如玉的色釉。南宋用含铁量4%以上的紫金土原料，创制成官窑和哥窑的碎纹艺术釉，是中外陶瓷史上杰出的创举。
石灰釉用还原焰烧成，釉内铁含量1%~3%时，釉呈青绿色；铁达到4%~5%时，釉呈暗灰青、茶叶末或墨绿色；8%左右时，釉呈赤褐色乃至暗褐色；釉厚lmm以上或釉内铁含量10%左右时，釉就变成黑色了。
石灰釉以铁作着色剂外，钛和锰也是很强的着色剂，上虞越窑远在汉代就开始利用石灰石和紫金土等原料配釉，烧成酱色釉。晋代德清窑用含铁量高的紫金土甚至掺和含锰粘土来配制黑釉，在制瓷工艺上是巨大的进步。
釉陶为陶向瓷演进创造了必要条件。初期釉料配制工艺尚未成熟，刷釉法上釉施釉简单，釉层极薄，釉面不匀，有裂纹或失透现象，釉的玻化不良，釉色不纯，胎釉结合不好，由商周到春秋战国，施釉技术有所提高，萧山县进化区和绍兴具富盛区出土的战国釉陶及原始青瓷，釉层虽薄，只有10~50μm左右，釉色浅黄，但胎釉结合比前稍好了。汉代开始浸釉法施釉，浸釉法上釉难度比刷釉法高，制品的釉面较均匀，釉层也较厚，釉色大有提高。上虞出土的东汉青瓷四系罐，全体施釉，釉呈较纯的淡青色，釉面色调和釉层均匀一致无裂纹，釉厚0.2mm以上，玻化良好，胎釉结合牢固。1972年湖北当阳出土四系罐，釉呈淡青色略泛黄，色调上下基本一致，厚度0.lmm以上;二件四系坛，釉呈虾青色，厚度0.5mm左右，光泽中等；钵，釉面略有不匀，青中稍带黄色。这些器物烧结良好，已是成熟的青瓷。
三国、两晋时期已较普遍用浸釉法上釉，釉层厚而均匀，呈色亦较稳定，西晋青瓷的釉层厚度一般已在0.lmm以上。但莲花尊是刷釉法上釉，釉层较薄。1958年在南京电力学校发掘的甘露元年东吴墓出土的一对青瓷羊，用浸釉法上釉，釉层厚而均匀。青瓷谷仓釉色呈现较深的绿色，釉层也厚，离开了原始青瓷釉薄和釉色淡绿带黄的阶段。南朝有一部分制品胎泥以含铝量较高和含铁量很低的白瓷土做原料，氧化焰烧成，这样胎质的烧结温度提高了，但没有相应调整釉的化学组成，结果烧成后，釉已完全玻化，胎尚未烧结，造成胎、釉结合极为不良，产生龟裂和严重剥釉现象。
隋唐时期，我国的瓷器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北方的邢窑白瓷和耀州窑青瓷，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浙江青瓷生产，尤其是越窑青瓷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由于施釉技术的提高，唐、五代的越窑青瓷，釉层厚度达0.2~0.5mm，釉面比晋越窑均匀滋润，青的色调增多，釉色也较稳定，有“千峰翠色”之誉，对国内外瓷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南宋龙泉窑在施釉工艺上有新的发展和提高。用对器物里面荡釉和外面浸釉的方法，通过素烧，经过儿次上釉来提高釉层厚度，厚度普遍达到lmm。偏光显微镜观察，胎和釉间，可清楚看到有一层约0.lmm的中间层，中间层处有石英晶体和莫来石的微细晶体，它们是高温时坯和釉相互扩散和熔融产生的。中间层可使坯釉间的热膨胀系数差异得到补偿而结合牢固，消除裂釉和剥釉现象。同时，釉内含有5%~10%肉眼不易看到的小而均匀的气泡，大小在0.01~0.05mm之间，并有5%左右均匀分布的石英晶体，还能较好掌握釉料配比，一般能控制三氧化二铁在1%~2.5%，三氧二化铝在14%~16%，二氧化硅在65%~69%，氧化钙在9%~12%之间。釉面均匀，釉层增厚，呈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但釉层丰满，而且晶莹润澈，出现“似冰”、“类玉”的粉青、梅子青等翠青色釉，为世所称颂，被誉为“青瓷之花”，驰名中外。
到了元、明，龙泉窑的大件产品增多。大件产品有的用浇釉法上釉，中、小件产品仍沿用浸釉和荡釉法。釉料组成仍然采用石灰-碱釉，釉层厚度减薄，为0.5~0.8mm，釉的透明度和光泽度均比南宋时提高，釉色以豆青色为主，粉青和梅子青少了。总的来说，釉色不及南宋。
2.4 窑炉型式
最初烧陶是没有窑的，仅是用柴草把陶器围盖起来，点火焙烧，烧成温度700℃左右。后来采用在草上抹泥的办法，烧陶器时于平地建一个临时性窑，烧成温度800℃左右，这种窑，由于在烧成过程中窑体开裂，冷空气进入窑内，烧成温度较低。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竖穴式窑和横穴式窑，烧成温度950~1050℃。竖穴式窑，窑室在火膛之上，火膛是口小底大的袋状坑，窑室和火膛之间有数条火道。横穴式窑，窑室圆形或方形，窑底有箅，上开有火孔。火膛的火焰经火道和火孔到达窑室。
横穴式窑，到龙山文化时，窑室扩大，火膛加深，火口缩小，支火道和窑箅孔眼增多，这样，既加强了火力，又使窑室受热较为均匀。
殷代有直焰式的圆窑和方窑，烧成温度1200℃以下，能烧成硬陶和釉陶。窑炉分前后两部分，前火膛，后窑室，窑室平面呈圆形或方形，箅长宽各约lm，上面约有9个火眼，火焰通过火通进入窑室。西周晚期张家坡及洛阳王湾两座陶窑又进一步改进，窑床呈平台形，火膛从窑床下面移到前面，使火焰直接进入窑床，可提高烧成温度，但窑仍建在地下。战国中期以后，窑炉有了较大发展。1956年发掘的洛阳陶窑，窑床面积从西周的2m2左右增加到l0m2，土坯砌成，已有用草拌泥制的窑顶，烟囱位置移到窑腔后面，有利于减少窑内上下温差和提高窑内温度，烧成温度可超过1200℃。春秋战国湖北江陵毛家山陶窑是目前发现最早把窑建在地面上的馒头窑。
浙江萧山进化区也有战国时代的窑，窑的平面呈马蹄形，窑室为半圆形，前面设火门和火膛，窑室后面设置烟囱，窑体较大，壁高lm，上口横宽4m。
横穴式窑的结构不断改进，除发展成马蹄形外，还向龙窑方向发展。浙江在商周时期已有龙窑和马蹄形窑，上虞和余姚、永嘉东汉时已较普遍使用龙窑。
古仁虞县的陶瓷业十分发达，在上虞境内已发现的古窑址有200余处，其中汉代40余处，三国34处，西晋63处，东晋29处，南朝10处，唐宋118处，窑型基本上都是龙窑。
龙窑需一定的倾斜度，一般都建在山坡上。窑址选择在燃料和原料资源较为丰富、交通和水源都比较方便的地区。龙窑的优点有：(l)利用山坡建造龙窑，形成一定的高度差，有自然抽力，可不设烟囱，且不易受到地下水的影响；(2)当时青瓷系采用明火叠烧，生坯的机械强度低，不宜叠高，龙窑较矮，适合要求；(3)龙窑的窑床面积较大，火焰流通比直焰窑均匀，产量较高，质量较好；(4)龙窑具有一定的长度，可利用部分余热，热效率较高，单位燃料耗用省，产品成本低；(5)龙窑结构简单，建筑材料要求不高，造价低，适合当时手工业窑场的发展；(6)松柴的挥发分多，灰分熔点高，着火温度低，燃烧速度快，火焰长，便于快速烧成。浙江还因原料中含铁量较高，应以还原焰烧成，并要求快速冷却，减轻铁的二次氧化，龙窑适应这种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的工艺要求。
由于龙窑的这些优点，故在浙江发展迅速，炉窑结构也逐步完善和合理。
明代开始采用阶级窑，在龙窑中间用墙把窑床分成若干室，每间前面近隔墙处有燃烧室，每间隔墙下有通气孔，使火焰成为半倒焰式，阶级窑比龙窑较易控制还原气氛与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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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的起源（三）
2.5烧成技术
选好制瓷原料，掌握原料化学组成，对原料进行精细加工，施釉，是成瓷的内在因素。但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时，也不能烧成瓷器，如现代的精陶就是这样。制造青瓷还要恰当地掌握还原气氛，才能烧成翠青色釉。到了东汉，上虞窑场已解决了原料选用，龙窑的出现又为提高烧成温度创造了条件。所以，部分原始青瓷的窑址中，发现有成熟青瓷。如上虞联江大湖岙的窑址中，有原始青瓷和青瓷残片堆积在一起，是原始瓷与青瓷同窑合烧的。在大湖岙附近的石浦小仙坛瓷窑遗址，作者选取了3个瓷片进行吸水率测定。其釉层厚度均在0.2mm以上，釉呈淡青色，釉面无裂纹；胎以含铁量2%以下的瓷石为原料；烧成温度在1250℃以上，瓷化良好，胎质较白，细腻致密，胎的薄片微透光，胎釉结合牢。吸水率分别为0.5%、0.26%和0.16%，基本上已达到现代瓷器的要求。
东汉以来，一些窑址除烧成温度已达1300℃左右外，对烧成气氛也能较好地控制，进入三国后，烧成技术更为熟练，上虞县帐子山的西晋青瓷片，烧成温度1280℃，上虞县鞍山的西晋青瓷片高达1300℃，烧成气氛也控制得更好。
烧成气氛的控制，主要是控制增加或减少入窑的空气量。青瓷在烧成时的火焰性质，取决于产品胎釉的还原比值。还原比值越大，气氛的还原能力越强；反之，还原能力越弱，釉内还原比值低于0.3时，气氛性质逐渐由还原转向氧化，0.2以下时即成强氧化性质。
据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分析，殷代晚期安阳釉陶胎内FeO含量0.35%，Fe2O3含量1.28%，它的还原比值为0.27，是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东汉上虞越窑瓷胎内FeO含量1.26，Fe2O3含量0.30%，它的还原比值为4.2，是在较强还原气氛中烧成的，还原比值大于殷代釉陶15倍，证明已能较为成功地控制烧成气氛。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可知，浙江在由陶向瓷演变和在陶瓷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最早有关瓷器的文字记载，是晋人泮岳在《笙赋》中说:“披黄苞以授甘，倾漂瓷以酌 ”，晋人杜毓在“ 赋”中说:“器择陶拣，出自东瓯”，东阪即今之浙江温州、永加、瓯海一带。东瓯窑被誉为“东瓯漂瓷”，可见当时浙江青瓷具有相当的影响，浙江远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已有青釉器的生产。春秋战国时期，至少在浙江萧山的进化区、绍兴的富盛区已大批生产黄绿色釉和青釉的碗、杯、盘、盂、鼎等青釉器。分析当时浙江和全国等地的青釉器，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已具备了瓷器的某些特征。但还不能达到瓷器的标准，而只能算作原始青瓷，因为当时的青釉器经测定，胎泥所用原料有两种：一类含铁量在3%以上，多属陶土，淘洗也不够精细，只能算釉陶；另一类是高岭土或瓷石，含铁量低于1.5%，淘洗也较精细，在提高烧成温度后，可以成为瓷器，但高岭上耐火度高达1730一1770℃，烧结温度在1400℃左右，而当时受窑炉结构的局限，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温度，所以不能烧成瓷器。同时当时不仅烧成温度低，而且烧窑的操作技巧也不成熟，还不能按照陶工主观愿望，控制烧成气氛，采用还原焰来烧成制品。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如何提高烧成温度，就成了当时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演变的决定因素。在这方面浙江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龙窑是在浙江首创的，用龙窑来烧制高温釉陶(1200℃)是古陶瓷技术的一次飞跃。1984年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上虞县城南的樟塘乡严村，发现了两座约6m长的商代龙窑，这是我国古窑址中最早的龙窑。龙窑既可烧陶器又可烧瓷器，特别适宜于浙江地下水位较高这一特点，同时又为以后烧窑技术发展为用还原焰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创造了条件，因此春秋战国尤其是东汉时期，龙窑在浙江各地得到了广泛应用。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浙江境内的越国，注重经济发展，绍兴地区原始青瓷的生产已相当发达，这种青釉器，后来统称为“越器”，这就是后来誉满中外的我国越窑青瓷——越瓷的始祖。
在考古工作的配合下，自70年代开始，作者调查了全国除西藏、台湾以外几乎所有的著名古窑址或省级博物馆。调查中，古窑址数量多且密集，首推浙江上虞。上虞位于浙江绍兴地区以东，秦时为会嵇郡辖县，它北靠钱塘江的入海口杭州湾，东邻余姚、慈溪，南接奉化、嵊县，西邻绍兴，境内山岭起伏，水网纵横，8大水系，条条相连。曹娥江贯穿南北，上接嵊县剡溪，下通杭州湾，水路、陆路交通都很方便，瓷土矿藏和燃料资源丰富，且瓷石的含铁量在2%左右，“水土宜陶”、“人皆冶陶”，具备了发展瓷业生产的优越条件。近年来，在上虞已陆续发现古窑址278处，其中汉代古窑遗址有40余处，且普遍使用龙窑。小仙坛、帐子山等地的东汉龙窑，长度已在l0m以上，有的达到13m以上，烧成温度可以达到1300℃，烧制真正瓷器的所有基本条件，浙江上虞在东汉时期已经都具备了。
在浙江省文物研究工作者朱伯谦，任世龙和朱瑞钱以及考古学者冯先铭、宋伯胤、蒋赞初等同志协助下，对我国自商代以来有代表性的青釉陶瓷器标本，尤其是浙江境内古窑址标本——古陶瓷片，共一千多片进行外貌观察，吸红试验，并选取一部分有典型的标本进行吸水率测定，在此基础上，选取东汉、三国和西晋、唐、宋等时代的标本，送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国家建材研究所、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和浙江大学进行理化性能等测定，证实浙江上虞小仙坛地区东汉青釉瓷片等标本胎质均较坚硬细腻，有贝壳光泽，呈淡灰白色，不吸水，不吸红，断面均匀光滑没有气孔，釉呈青色，透明光亮，厚薄较均匀，釉层厚度在0.lmm以上，有晶莹如玉的美感，胎釉结合良好，无剥落现象，无纹片；瓷器残片击之有铿锵声，瓷胎0.5mm的薄片有微透光性，符合现代瓷的外观标准。
胎的化学组成分析表明，上虞青瓷胎内含氧化硅75%~76%，氧化铝16%~18%，氧化铁仅1.5%~1.8%，碱金属氧化4.8%，可见胎内氧化铝和铁的氧化物含量较低，系采用瓷石为主的烧结温度较低的瓷土，由于胎内含有0.8%~1.0%的氧化钛，在钛和铁共同着色影响下，胎呈淡灰白色并降低了透明性。
釉的化学组成分析表明，含氧化钙18%~20%，较德清西周釉陶的氧化钙含量约高一倍，显然是属于石灰釉的。石灰釉透明度高，硬度大，光泽好，有利于呈现青的色调和增强釉面抗磨损的能力，所以以松柴作燃料时，石灰釉作青瓷的釉料比较合适。
东汉时，采用龙窑，烧成温度高达1260℃至1310℃±20℃，吸水率分别为0.28%、0.16%和0.22%。此外，对东汉越窑瓷胎化验，是在较强的还原焰中烧成的，说明用还原焰烧制青瓷的操作技巧在东汉已趋成熟。另外，对抗弯强度测定也可看出，其指标高达710kg/cm2，超过康熙厚胎五彩花觚(7ookg/cm2)的抗弯强度，比德清西周青灰釉陶抗弯强度仅200kg/cm2，要增强3倍多，也可证明东汉上虞小仙坛地区烧造的青釉器已达到了瓷器的要求。
对小仙坛古瓷片进行岩相观察，可见残留石英颗粒较细，分布也均匀，石英周围有明显的熔蚀边，梭角均已圆钝，说明烧结温度较高，长石残骸中发育较好的莫来石到处可见，偶尔亦见玻璃中的二次莫来石，玻璃态的物质也较多，还有少量闭口气孔。在瓷胎的显微结构中还观察到少量云母残骸。显微照相可见釉内已无残留石英，其他结晶亦不多见，釉泡大而少，这是这种釉特别透明的原因，胎釉交界处可见多量的斜长石晶体自胎向釉生长形成一个反应层，胎釉结合较好，无剥釉现象。扫描电子显微镜形貌观察和物性测定，发现东汉晚期越窑青瓷的胎釉质量不比唐和五代时期差，从而可以肯定，东汉晚期浙江上虞小仙坛一带烧造的青瓷已达到现代瓷的标准。中国瓷器的创制时代应为公元一至二世纪的东汉，距今已有1800多年，比西方创制瓷器要早15个世纪。最先创造瓷器的地方是浙江省上虞市。东汉青瓷实物有湖北当阳出土的两件东汉青瓷坛，一件青瓷四系罐和一件青瓷钵，它们均是随葬品，从造型和装饰分析系浙江越窑器物。上虞文化馆收藏的一件东汉四系罐，青润如玉，作为一件成熟的早期青瓷正是在东汉古窑址中发现的，意义非常重大。
综合以上分析和研究，关于我国瓷器起源可有如下结论：
(1)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瓷器是青瓷，青瓷是从釉陶发展来的。
(2)我国由陶向瓷的演变过程在汉代完成，真正的青瓷瓷器起源于1800年前的东汉。
(3)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最早烧制青瓷成功的地点在浙江上虞小仙坛、帐子山一带。
说中国瓷器上的莲纹（二）
唐代以前，我国瓷器上的莲纹一直未能突破图案化、规格化的模式。湖南长沙铜官窑首创的釉下彩绘新技法，将绘画艺术引入瓷器装饰领域。完整的莲荷图案、水禽莲池图案开始以国画的形式出现在瓷器上。铜官窑釉下彩绘的纹饰题材十分丰富，包括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等。其中花卉题材所占比例最大，而花卉纹饰中又以褐绿彩绘的莲荷图案最多。莲瓣饱满圆润，荷叶舒张自如，笔法流畅，形象生动。虽仅寥寥数笔，却尽得写意之妙。这种新的装饰技法突破了以往刻划纹、印纹的局限，突破了多年来图案化模式的框框，使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除了釉下彩绘外，铜官窑的釉下点彩也很有特色。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罐，以褐蓝相间的大小斑点组成联珠，配置成云头和莲花图案。构思新颖，别具风格。此外，铜官窑印花、划花瓷器中也有大量的莲花图案。
尽管受到北方白瓷的挑战，青瓷在唐代仍占主要地位。此时越窑代表着青瓷的最高水平。唐、五代越窑大量使用莲瓣作为纹饰。１９７４年浙江宁波出土的越窑青瓷带托碗，碗身做成莲花形，碗托为边沿微卷的荷叶形，一花一叶，相映成趣，既美观又实用。１９５７年苏州虎丘塔出土的五代越窑青瓷莲花形盅，外壁刻三层宽厚的仰莲，盅托内沿和足面分别刻双层仰莲和覆莲。浮雕技法使莲瓣微微凸起，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越窑精美的莲纹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北宋初期许多名窑都仿烧过越窑风格的刻莲瓣纹瓷器。
唐代白瓷中也有不少装饰莲纹的上乘之作。西安东郊唐乾封二年段伯阳墓出土的白釉贴花高足钵，下腹堆贴圆肥的仰状莲瓣，喇叭状高足上贴覆状莲瓣，器腹装饰三组具有波斯风格的贴花图案，气势宏伟，装饰富丽。河南陕县出土的白瓷灯，底坐塑成莲花柱础形，构思巧妙，造型规整。
“唐代佛教盛行，陶瓷也用来烧制有印度风格的宗教器物。有一种塔形罐，用作随葬品，具有佛教特征”。塔形罐是唐墓中常见的器物，罐下腹一般均装饰一层或几层仰状莲瓣。如河北蔚县榆涧唐墓出土的绿铅釉塔形罐，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塔形罐等。佛教艺术发展到唐代，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幻想的宗教世界已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把外来艺术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莲纹此时已逐渐失去了宗教色彩，日益表现出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族风格。
唐代崇尚牡丹，周敦颐《爱莲说》中提到“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但牡丹图案在唐代瓷器上尚不多见。直到宋辽时期，牡丹才在瓷器装饰领域中大放异彩，并开始逐渐取代莲花成为花卉题材中最常用的纹样。
（三）宋辽金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南北名窑辈出，官民窑竟相发展。无论是釉色品种还是装饰题材都空前繁荣。在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莲瓣纹在北宋早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荷塘风光、莲池水禽、婴戏莲花等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图案的大量出现。莲纹逐渐失去了长期以来在装饰领域中的显赫地位。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丰富精美的装饰是它的突出特点。北宋早期，定窑的装饰技法以刻划花为主。１９６９年定县北宋塔基出土的一百多件定瓷，绝大部分是定窑早期产品。其中高达６５.５厘米的龙首净瓶堪称宋代莲纹层次最多、最精美的作品。净瓶从顶到底部装饰着五组连瓣纹，自上而下分别为单层、双层、三层、四层，上三组采用刻划手法，下两组采用浮雕手法，刀法犀利，立体感很强。从宋辽早期墓葬出土的定瓷看，刻划莲瓣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装饰手段。北宋后期定窑刻划花和印花装饰达到成熟地步。“刻花器皿最常见的是莲纹，这种花纹在涧磁村窑址碎片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定窑划花盘，盘心装饰简洁的一花一叶，随凤摇曳的荷叶映衬着亭亭玉立的莲花，画面清新典型，刀法潇洒秀丽。这种一张荷叶托起一朵莲花的图案在宋代十分盛行。定窑莲纹千姿百态，布局富于变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梅瓶，腹部饰两朵迎风开放的莲花和侧垂的枝叶，上下辅以菊瓣及蕉叶纹，主题鲜明，疏落有致。印花器皿也以花卉图案为多，常见的有牡丹、菊花等。印花在风格上与刻花迥然不同，构图严谨，讲求对称，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盘类的中心常装饰莲花水禽，四周辅以牡丹、莲花、萱草及飞凤等。层次分明，格调和谐统一。
磁州窑是北方民间著名的窑系。产品种类繁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在观台镇窑址碎片中，划花的盘碗数量最多。纹饰均在器里，刻划深刻，线条明快流利，纹样的空隙部分多用篦状工具划出细密的线条。题材以花卉为主，尤以荷叶莲花最多。刻划技法熟练，构图随意性很强，莲瓣及荷叶往往自由地越出边框。这种不拘一格的作风，充分体现出北方民窑粗犷豪放的特征。釉下绘划黑花是磁州窑最精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敷好化妆土的胎体上用黑彩绘出黑花，再用尖状工具划出花蕊及叶筋，剔掉黑彩的部分露出洁白的化妆土，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这类作品的主题纹饰大多是缠枝牡丹，莲纹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下部。
耀州窑在北宋初期主要烧制越窑风格的青瓷，盘碗外壁多采用浮雕技法装饰双层莲瓣纹。中期以后刻、印花工艺日趋成熟，有时在一件器物上兼用刻花、划花、印花等几种手法，艺术效果十分完美。刻花青瓷以莲纹最为常见，刀法宽阔有力，线条粗放。印花瓷器除了单纯的莲荷图案外，还有水禽莲荷、婴孩戏莲等。耀州窑的把莲纹最有特色。“印花把莲多出现在小碗的碗里，以海水为地的稍多，主题以莲花、莲实、荷叶或茨菇叶四五枝为一把；印有两把莲纹的，用交错对称布局；印三把莲的，并印有‘三把莲’三个字，使我们由此得知这种纹饰叫‘把莲’，意为一把或一束莲花。”１９７２年甘肃华池县出土的耀州窑荷叶盖碗是一件器形与纹饰巧妙结合的佳作。盖碗口沿做出六个向下卷曲的缺口，俯视如同荷叶一般。碗盖状如荷叶，边沿有六个向上卷曲的缺口。上下缺口互相吻合，造型精巧，新颖别致。
龙泉青瓷是继浙江的越窑、欧窑之后兴起的青瓷体系。装饰技法以刻划为主。早期产品与欧、越两窑有许多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北宋中期以后，刻划花逐渐由纤细娟秀向繁密发展，器物外壁经常装饰一种带叶脉纹的莲瓣。南宋是龙泉刻花青瓷的全盛时期。此时其它窑系已不甚流行的莲瓣纹在这里仍作为主要纹饰盛行不衰。“外壁单面刻制莲瓣的装饰似乎已成为各类制品的共同花纹，几成一个时期的装饰风格。这种半浮雕式的刻花莲瓣纹，中脊显明而挺拨，瓣面自中脊坡向两侧，大小相间，形成双层仰莲，象一朵盛开着的荷花”。
高丽瓷起源在中国
考古工作者日前在山西北部的浑源县发现烧造“镶嵌瓷”的瓷窑遗址。专家考证后认为，这一发现表明过去被认为是朝鲜独有的“镶嵌瓷”，在中国古代就有烧造。
浑源古瓷窑群位于浑源县城南８公里处，绵延５公里，时间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元代，是山西省境内发现的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一处古窑遗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日前对浑源瓷窑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共发现窑炉６处，保存较完好者４处。同时发现窑泥、炼泥及制坯、烘烤工作作坊两处，大量匣体、窑柱、垫饼、模范等烧瓷和装饰工具，以及青瓷、白瓷、黑瓷、仿钧瓷等各种类型的陶瓷器。
据参与发掘工作的山西省考古所副研究员任志禄介绍，浑源窑是中国烧制青瓷最北部的一个窑口，烧造量很大，而“镶嵌瓷”是目前出土的浑源青瓷中一个独等的品种。其制做方法是在胎上划出花的范文，然后在范文内填上白色化妆土，剔除多余的化妆土后，施青釉入火烧成。由于坯体呈青灰色而化妆土为纯白色，烧制后就形成了美观别致的青地白花。
目前发现的镶嵌青瓷主要有各种类型的碗、盘、枕，其装饰题材主要有牡丹、菊花、禽鸟、婴戏纹、网格纹、米字点等，边饰有双线纹、回纹、白粗包线边。
任志禄说，“镶嵌瓷”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朝鲜的民族特色，称为高丽镶嵌瓷，从相当于中国金代中期的１２世纪中叶开始烧造。高丽的镶嵌瓷是在青瓷和沙器上镶嵌，但最初以青瓷镶嵌为主。
文物专家在考证后认为，浑源镶嵌青瓷的出现，说明了中国不晚于12世纪中叶就在烧造“镶嵌瓷”，虽然此次发现品种较少，但已经完全反映出其基本面貌。浑源“镶嵌瓷”的发现，不但为了解中国北方瓷器烧造史提供了实物依据，而且为探讨镶嵌瓷的起源，以及研究中国北方与朝鲜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中国古代瓷器纹饰（二）
【吉祥纹样】明清时期盛行的以寓意谐音的方式表示祝贺和象征吉祥的纹样。如：牡丹-富贵，桃子-寿，石榴-多子，松鹤-长寿，鸳鸯-成双，喜鹊-喜庆，鹿-禄，蝙蝠-福，鱼-富足有余，鹌鹑-平安，戟、磬、瓶-吉庆平安，喜鹊踏梅枝-喜上眉梢，梅花、竹子、喜鹊-梅竹双喜，梅花、竹子、绶带鸟-夫妻“齐眉祝寿”，牡丹、海棠-富贵满堂，牡丹、月季-富贵长春，牡丹、瓶-富贵平安，牡丹、玉兰-玉堂富贵，牡丹白头翁-富贵白头，毛笔、银锭、如意-必定如意，等等。
【岁寒三友图】松、竹、梅称“岁寒三友”，是中国画的常见题材。宋人苏东坡诗“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又如文与可画梅、竹、石题：“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三益友。”竹、松经冬不凋，梅耐寒开花，故有岁寒三友之称。宋以后常作为瓷器的装饰题材。亦有用石块、柏树代替或松树而组成岁寒三友的。
【竹林七贤图】瓷器装饰题材之一。三国曹魏晚期，政治昏暗，一些正义之士不愿同流合污，纷纷退出官场，过着纵情山水，放浪不羁的生活。当时，文人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隐身遁世，常闲聚于竹林，或醉饮奏琴，或赋诗咛咏，以发泄忿懑，号为竹林七贤。五代时，长沙窑瓷器绘有此图。清代景德镇窑仍有这种装饰有产品。
【竹爆平安图】瓷器纹饰。流行于清代。竹爆平安是古代时在节日里或喜庆有日子里，用火烧竹，发出爆裂之声，以驱除山鬼，保佑平安。瓷器上的竹爆平安图，系绘爆竹和瓶来表示此意。
【如意图】瓷器纹饰。流行于清代。如意，原为僧人用具，讲经时手执之物。后亦作为民间玩赏的吉祥物，形状如灵芝或云形。瓷器上绘两只柿子和如意，称“事事如意”，绘松柏、柿子、灵芝，表示“百事如意”、“万事如意”、“吉祥如意”、“和合如意”、“新韶如意”等图案。
【寿山福海图】瓷器纹饰。常见于明清瓷器。画面绘灵芝和山石，代表“寿山”，绘蝙蝠和海水，代表“福海”。是以象征和谐音来表意的风俗画。
【饮中八仙图】“饮中八仙”指唐代嗜酒的八位文人学士，亦称酒中八仙或醉八仙，他们是：贺知章、汝阳王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唐代诗人杜甫有《饮中八仙歌》，对他们各自的品行、性格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明清瓷器上的饮中八仙图，就是根据杜甫的诗绘制成的。
【伯牙携琴访友图】伯牙，春秋时人，善弹琴。据《乐府解题》载：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后随成连至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群岛悲号之声，心有所感，乃援琴而歌，从此琴艺大进。与钟子期为友，所奏《高山流水》，曲意皆为钟之期悟出，世称知音。明清瓷品上绘有伯牙携琴访友图。以明成化图案最为精美，伯牙、琴童及所携之琴皆用青花勾勒，伯牙衣纹中填水绿彩，琴僮的衣服着矾红色。松树、野菊亦用青花绘成，枝叶加绿色，花着以黄彩。
【纳福迎祥】清代瓷器纹饰。画面主两个孩童将蝙蝠放入罐中，题为“纳福迎祥”。
【鱼藻纹】瓷器常见装饰纹样。“鱼”与“余”同音，寓“富贵有余”、“连年有余”之意。宋代已具雏形，定窑、景德镇窑、吉州窑、龙泉窑、磁州窑的制品中均有范印或刻划的鱼纹，如：莲池游鱼、水波游鱼、水藻游鱼等。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器上的鱼藻纹十分精美，两尾游鱼之间，布满水藻、浮萍，并以水藻的漂拂示意水的流动。亦见磁州窑白地黑花品种。明清时期，景德镇窑彩瓷中的鱼纹更为繁多，常在同一器上画鲭、鲌、鲤、鳜四种鱼，鱼形较肥大，空间衬以水藻、浮萍、莲花等。
【鱼跳龙门图】《辛氏三春记》载：河津县（今山西省河津县）又叫龙门，因交通不便，水险浪高，河里的鱼鳖之类游不上去，凡是能跳过去的就称龙，故有鱼跳龙门的说法。明清瓷器上绘有此图。
中国钧瓷起源于北宋时期
在“中国钧瓷之都”河南禹州举行的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上，海内外众多考古专家认为，１９７４年在禹州钧台附近发掘的钧瓷窑址被确认为北宋官窑，同时中国钧瓷起源于北宋时期的说法得以确认。
本次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和河南省文物管理局主办，共有来自中国、英国、美国、韩国、瑞典、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１００多位陶瓷考古界知名专家学者参加。
钧瓷起源于禹州，它成功地烧制出高温铜红釉，打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１９７４年，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位于钧台附近的窑址进行发掘，推断宋钧官窑北宋末年始烧于此。然而，在考古发掘中一直没发现确凿的断代依据，西方有学者断定钧瓷起源于元代，该论点近年来流入国内，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应和。
２００４年，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禹州市区建设，再次对禹州钧台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３０００平方米，清理宋代窑炉四座，出土了大量瓷器。此次发掘对进一步了解钧台窑的制瓷历史，为确定钧窑瓷器的发展演变及其工艺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本次研讨会上，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钧窑是官窑，产品直供皇宫，需要则存，不需则废，没有元明两代文化层叠压，亦不见于同时期民间墓葬。判断钧瓷起源于北宋，主要是它精美、典雅、含蓄、明净的艺术风格是宋代特有的时代风尚。１９７４年钧台窑遗址发现的钧瓷标本，和故宫传世宋钧高度一致，因此被判断为宋钧官窑遗址。
陶瓷的起源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瓷器的国家，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今天一起来看一下“陶瓷的起源”。
瓷器的发明，堪称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深刻影响了其陶瓷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谈谈青花瓷器起源
一日，偶读《明代民窑青花》一书，见其中李铧先生大作《洪武民窑青花圆器》一文，介绍他于１９９２年冬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以西的中山北路西侧街边的基建工地中，发现了一件饼足青花碗残器。
残碗胎釉发灰，内心用青花书写一“地”字，所用青料发黑，并被作者定为发现时期最早的元代中期青花碗。
从照片上观察，碗体制作规整，碗壁薄厚均匀，无手工拉坯之施痕，碗中“地”字，青料浓重，除最后一笔略带行草之意外，其它诸笔划顿笔截锋，效唐楷中柳书之法，饼足较元代后期碗足略低，应属元代中期之物，其从景德镇珠山所出，尤为可贵。
青花瓷器是如何产生的，东西方的很多学者，历来认为我国青花瓷器是受古代波斯影响从制瓷的钴青料到制作工艺都从波斯传入，这个观点对国内的陶瓷考古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尽管我国有些学者提出了青花瓷器产生是根据我国陶瓷发展自身规律和传统，受一定的外来文化艺术和制瓷工艺影响而产生的，但能佐以论证的实物与文献资料的稀缺，使这一论点缺乏有效的说服力。
随着近年来各类青花瓷器的不断出土和发现，青花瓷器起源的“唐代说”、“宋代说”、“元代后期说”与青花瓷器产生所依据文化艺术和制瓷工艺的“本土说”、“外来说”交织在一起，成为争论的焦点。
江西地区自古就有用“圹碗”入葬的习俗，而碗内所书“地”字，既无祈福，也非特殊文字之装饰纹样，可能是丧葬习俗中“天”与“地”之祭祀牌位，或类似“买地券”功用的瓷器。它的出现，使江西省景德镇烧制青花瓷器的历史从元代后期推进到元代中期提供了又一实物佐证。而与“地”字纹青花饼足碗相似的又一完整青花瓷碗的出现，把中国青花瓷器的产生年代上溯得更远。
右上图是一件江西地区出土的青花饼足碗，其唇口外撇，浅腹矮足，里外施青白釉，釉厚处呈青绿色，足墙内敛，露胎处泛火石红色，沾有少量黑褐色砂粒，胎体上有明显的手工拉坯的旋痕，碗内底用青花书写一不可辨识文字。周围用锯齿状纹环绕，碗内壁用青花写有“李甲大口”（口为不可辨识文字）四个字，字之间用四个相似的简笔环状纹区分，而与其在型制、胎釉等各方面相似的“影青瓷”碗。烧制时期为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在江西等地多有出土发现。
碗中文字系釉下青花书写，青花在釉中略有晕散，伴有少量黑蓝色星状斑点。青花发色黑蓝，呈色较浅，从文字内容推测，一种可能这是墓中“圹碗”，“李甲大口”为墓中主人名字；另一种可能是生产瓷碗的陶窑商号主人名称广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碗是供当时社会下层人民的低档日用瓷，虽不能代表当时青花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但它与青花“地”字纹饼足碗承前启后地演示了中国青花瓷器在南宋晚期至元代中期，运用国产的钴青料，国产的制瓷工艺和汉文化装饰艺术缓慢发展的历程。
如果我们把１９５７年在浙江省龙泉县发掘到、定烧为北宋初期的几件青花碗碎片和１９７０年在浙江省绍兴县发掘到、定烧为南宋中晚期的青花碗残片联系起来，我们不难断定，在北宋时期，青花瓷器在有烧制瓷器悠久历史传统的南方已有一定规模、范围的生产。
在随后的几百年里，中国青花瓷器经过漫长的、艰苦的由简至繁、由粗至细、由陋至美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给人们一个个精美无比的“至正型”青花瓷器。
江西省景德镇自五代起烧瓷，积累了大量的烧瓷技术经验和一定规模的产业匠人，丰富的优质高岭瓷土的江西乐平、瑞州及浙江江山等地的青花钴料矿藏，为日后元代青花瓷器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矗北宋灭亡后，北方各地制瓷艺人大量南迁，尤其是磁州窑中用笔着色进行瓷绘的技术对景德镇的制瓷艺术带来一定影响，使各地制瓷艺术得到交流。
元代领土不断扩张，版图横跨欧亚大陆，为青花瓷器进一步完善发展，提供了契机，产于西亚波斯钴青料和各种技术工匠的输入，中西多民族文化艺术的融合及中、西亚地区对美瓷的需求，使美伦美奂的青花瓷器在元代进入辉煌时期，翻开了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唐代就开始萌动的青花瓷器的幼芽在６００年后的元代开出了鲜活的花朵。
令我们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精美的青花瓷器现在大量流落在海外公私博物馆中，但这并不能成为青花瓷器“外来说”的论证。从两件青花饼形足碗和江西省陆续出土“延六年青花牡丹塔式盖瓶”、“至元四年青花釉里红四神盖罐”、“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戌子年青花缠枝灵芝纹罐”等青花瓷器证实了元代早期和中期，青花瓷器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很有可能在“至正时期”以前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元代青花瓷器，我们的目光不能只局限在“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象耳瓶上，与其同时的元代御用、官用和外销瓷水平应是高于它。
中国的青花瓷器应产生在南宋中期，在江西和浙江这片历代名瓷辈出的土地上，汉民族的工匠们利用国产的钴青料和制瓷技艺，用汉民族文化艺术的风格来装饰青花瓷器，为元代青花瓷器奠定了基矗“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象耳瓶的偶存，使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遗憾。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比之更精美、更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遗存。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演，但有时能惊人的相似。两个青花饼形足碗的出现，不就是这样吗？
瓷器入门（二）
紧接着上一篇瓷器入门的介绍，此篇瓷库小编将着重讲解明清时期的瓷器入门知识。
明代早期彩绘瓷
胎、釉、彩的特征：胎细而白，釉白中泛青。进口钴料绘画，呈色清翠浓艳。
永乐瓷器造型秀丽俊俏，纹饰以折枝瑞果纹较多，布局疏朗秀丽，多留空白
宣德瓷器造型相对较大，纹饰以人物纹较为典型，布局较繁密
宣德年款 字体刚劲有力，自然大方，个别草率不拘。书写位置极多。
明代中期彩绘瓷
青花瓷的特点：胎体细腻洁白、轻薄，釉层肥润，成化胎釉最好。钴料为国产平等青（陂塘青），色调淡雅清新。造型轻巧俊秀。纹饰布局疏朗。
成化斗彩瓷
彩：起源于宣德，成熟于成化。是釉下彩和釉上彩结合的彩绘瓷。方法为釉下青花勾勒轮廓，釉上五彩填涂，相互争奇斗艳，故曰“斗彩”。
斗彩创烧于成化时期，流行于江西景德镇等地，“斗”是斗拢、凑合的意思，用釉下青花勾勒轮廓，釉上五彩填涂，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争奇斗艳，故称“斗彩”。
明代晚期彩绘瓷
靖青花瓷的特点：青料为回青，呈色鲜美浓艳，微闪紫红色。大型器较多，造型粗犷。纹饰布局富丽繁密，缺乏层次感；道教色彩的纹饰最为流行。
嘉靖年款：字体瘦长，笔划较粗，刚劲中藏有秀逸。
隆庆年款：多为为“大明隆庆年造”，而非“大明隆庆年制”。笔划顿挫有力。
天启、崇祯时期的青花瓷：共有24年，官窑几近停产，故年号款瓷器极少。青花呈色比较复杂。纹饰中道教色彩减少，写实性的纹饰增多。与顺治时期同称为青花瓷史上的“过渡期”。
清代彩绘瓷
清代彩绘瓷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顺治
中期：康熙、雍正、乾隆
晚期：（1）嘉庆、道光、咸丰 （2）同治、光绪、宣统
顺治青花瓷：胎体厚重，造型古朴，器物口沿多为酱釉口。青料以国产浙料为主，呈色开始出现远近浓淡之分。典型器形有筒瓶、净水碗、花觚、将军罐等。代表性纹饰有芭蕉麒麟、人物山水、花鸟等。
清代中期彩绘瓷
康、雍、乾三朝是制瓷业的最后一个兴盛时期，除青花瓷之外，新出现了粉彩、珐琅彩等新的彩绘瓷品种。从乾隆后期开始，制瓷业开始衰落。
康熙青花瓷
典型的康熙青花呈色艳丽，俗称“翠毛蓝”， 青料为云南产的珠明料。
额头上写“王”字的正面龙是康熙中期典型的龙纹。
康熙年款：前期笔划较粗 后期笔划较细
康熙珐琅彩瓷器：
珐琅是一种由铝硅酸盐等矿物再加上氧化铅、氧化钡等助熔剂烧制而成的类似于釉的物质。瓷胎珐琅创烧于康熙中期。
珐琅彩的熔剂由氧化铅——氧化钡——氧化硅组成，这样的组成既增加了釉的玻璃感，又增加了釉的折射率，改变了釉的光泽，使人视觉上有凸起的感觉，但用手触摸釉面却是光滑的，形成了于五彩不同的呈色效果。珐琅彩的基本色泽有黄、蓝、绿、紫、白、黑等，金红（又称胭脂红或洋红）和玻璃白由西方引进。
珐琅彩器一般先在景德镇进行素烧，入宫后再由绘画高手进行彩绘，之后再低温焙烧而成。康熙时期的器表不施釉，直接在涩胎上施彩，彩料较厚，釉面往往有细小的冰裂纹。器表所绘的纹饰多缠枝花卉，纹样具有大花大叶的风格，在花蕊内常书“万”、“寿”、“长”、“春”字样。
康熙粉彩瓷器
粉彩创烧于康熙时期。其作法是在绘画之前，先用含有砷元素较多的玻璃白打地，在白地上进行彩绘，使各种色彩都含有一定的乳浊感，从而达到对各种色彩进行“粉化”的效果。
雍正彩绘瓷
雍正青花瓷：胎釉洁白细腻；器物造型优美端庄；纹饰疏朗简洁。
乾隆彩绘瓷
乾隆瓷器质量较高，但胎质坚硬不如康熙，细腻不如雍正。造型方面，浑厚不如康熙，秀美不如雍正。多新奇的器形是乾隆瓷器最大的特点。青花呈色稳定、沉着。纹饰中，富、禄、寿吉祥寓意的题材比较突出
乾隆年款
特点：1、由以前的楷书为主变为篆书为主；2、由六字二行较多变为六字三行较多，而且多无圈框；3、字体方正，直笔较多，笔划粗细得宜。
清代晚期彩绘瓷
瓷器质量、数量都大幅度下降，只在光绪时有所复兴。器形比中期减少，且无多大变化。纹饰呆板粗俗，多歌颂太平、祈求吉祥如意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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