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青花瓷砚台。
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中，民窑是性对于官窑而言的，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窑厂都是民窑。陶瓷器均诞生于民窑，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民窑历来是陶瓷生产的主体，在产量上，民窑也远比官窑大的多。历史上的所谓的官窑，无一不是吸收了民窑在材料、工艺、技术、设备、产品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杰出人才而建立起来的。
青花瓷是一种高温釉下钴青料彩绘瓷，是中国古陶瓷最优秀的品种之一。它的考古发现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青花瓷自唐代出现，经过宋代的延续，至元代才真正烧制成功。由于它在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等方面的诸多独到的优良品质，到明代，青花瓷已成为我国瓷器生产的主流。
通过对国内外传世品级出土标本的考察分析，可以粗略的将明代民窑青花瓷制瓷业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是明代前期，也就是自洪武、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至天顺，为明代民窑恢复和发展的阶段。
其次是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自成化，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至万历中期，为明代民窑日趋兴盛，进而出现“官民竞市”的阶段。明中后期，除了一些特意为贫苦百姓生产的青花粗瓷外，一大批高档民窑青花瓷器，不论是在胎釉制作的精细，还是在花纹装饰的精美上，都已达到与官窑相似的水平。
第三是明代晚期，也就是自万历中期，经泰昌、天启至崇祯，为民窑胜于官窑时期。
这是大批民窑从事着竞争性的商品生产，这种竞争，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此间，景德镇民窑青花制瓷业分布密集，生产活跃，万历年间“镇上佣工”已“每日不下数万人”。其规模之大，生产之盛是可以想见的。
这时期的民窑青花瓷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大量销往国外，欧洲、东南亚、非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方兴未艾，青花瓷外销量大增，在御厂几陷停顿的状况下，民间青花制瓷业得到迅速发展。这样，景德镇民窑制瓷业不仅在生产那规模、产品数量，而且在工艺技术及艺术成就等方面都超过了官窑。
这时一方面延续着嘉靖万历的传统，有的盘、碗甚至更轻更薄。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纹饰主题突出，青花发色艳丽，虽仍用硬笔单线平涂，但线条更精细，刻画更精致，分水渲染，有浓有淡，且胎净釉润的新产品，正式这些作品开创了ihou清代青花瓷的新风格。应该说，崇祯时期的这一类民窑青花瓷精品，与永宣、成化官窑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清代民窑青花瓷可以简单的氛围前后两期。
清代前期，也就是自顺治。经康熙、雍正，至乾隆，这是民窑青花瓷终于登上中国青花瓷顶峰的时期。清初，清廷废除了明代官窑的匠役制和官办官烧的制度，采用了“官搭民烧”的制度，清代的官窑瓷器，多为民窑所出，因此清代青花瓷的成就也主要表现在民窑青花瓷。清初民窑拜托了明廷对民窑的种种限制性禁令，发展潜力得以释放出来，乾隆年间，“官民竞市”的局面更为突出，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促成了景德镇民窑瓷业和民窑经济的高度发达。
清代前期的民窑青花瓷在各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其中尤以康熙名窑青花瓷最为突出，如在器型上，大器迭出，新器迭出。在拉坯、成型、修胎方面，无不超越前朝，各种器型不论新老，在各部比例，曲线变化，胎体厚薄，器足形制等诸方面都堪称经典。清代前期民窑青花瓷色调明艳净丽，加之青料研磨极细，画法精纯挺秀，分色技法成熟，浓淡层次丰富，笔下人物、山水、动物、花卉，无不神态生动，意趣万端。
清代后期，也就是自嘉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至宣统，是民窑青花瓷由停滞而趋向衰落的时期。乾隆后期，封建专制的腐朽性日益显露，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在民窑瓷业中，厂主与窑工的矛盾逐渐尖锐，中古够的瓷业已难以维持以往的繁荣。此时正值西方进行产业革命，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欧洲人字18世纪制成真正的硬质瓷后，至19世纪，工业技术的进步已使欧洲的陶瓷生产逐步由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手工业生产的中国瓷器为了与机器生产抗争，不得不降低成本，为此不幸走上了粗制滥造之途，其结果恰恰又给了样瓷倾销以可乘之机，使中国瓷业几乎限于绝境。
清后期中国瓷业衰落的原因，除国力不足、内忧外患之外，与景德镇高岭土的逐渐枯竭也不无关系。乾隆后期，由于高岭土的长期开采，大量尾砂侵害良田，民事纠纷不断，为杜绝事端，官府将高岭等地封禁。此后不久，景德镇开始大量使用星子高岭，由于星子高岭质量低，运输线长，介个却数倍于明代和清代的原料，加大了瓷器的生产成本，也造成景德镇瓷业的衰落。
尽管如此，这时仍有一些延续清早期优良传统的青花瓷作品，清末还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仿古瓷和美术瓷，其中尤以仿康熙青花瓷为佳。此外，同治、光绪年间，一些文人画家开始参与到民窑瓷绘的创作中，还出现过一些融入近代绘画风格，画工较为细腻的民窑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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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山东制瓷业
史学界认为，隋唐时期在北方地区，制瓷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而山东省域似乎处于附属地位。20世纪以来，山东地区先后发现数十处北朝晚期和隋唐时期的瓷窑遗址，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中南部的淄博、泰安、济宁、枣庄、临沂等市。根据对山东古代窑址的调查和出土遗物的判定，其年代横跨北朝到明清，前后约达千年之久。据对山东省域所发掘的众多瓷窑遗址及出土的瓷器物考察，山东地区制瓷业应不弱于当时其他地区。
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瓷窑烧造的瓷器，釉色以青瓷为主，白釉、黑釉、酱釉、黄釉、褐釉等多种釉色并存，造型美观，质地精良的瓷器不在少数。如青釉龙柄蹲猴盘口壶，造型生动，妙趣横生，堪称隋代瓷器中的精品。该壶盘口稍外侈，细颈斜肩，有凸弦纹装饰，肩部贴附条状双系，从肩部至口沿堆塑单龙形柄，简括生动的龙首，张口衔着盘沿，似在吮水。龙柄高11.5厘米，龙颈细长，上贴泥丸装饰，龙须卷曲，龙眼凸起，给人一种生龙活现的感觉。与龙柄相对的一面，古代瓷塑工匠别出心裁的堆塑了一只生动活泼的顽猴。猴高5厘米，曲腿蹲坐在壶的肩部，侧着脑袋一手扶膝，一手挠头，十分逗人喜爱。壶身瘦长，自肩而上渐次收敛。平底，足根微外撇。器内外均施青绿色釉，外部施釉不到底，釉面光泽较强，流釉显著，凝釉处呈褐绿色，釉面有细碎开片。胎体厚重，为灰白色，颗粒较粗，有杂质斑点。此壶的造型受隋代南方流行的鸡首龙柄壶影响较深，但盘口比南方的较浅，单行龙柄也与南方常见的双形龙柄不同，此壶造型及堆塑已具有北方瓷器自身的特点。
淄博淄川区磁村窑址出土的油滴黑釉瓷葫芦瓶，瓶口呈葫芦状，斜平唇，小口细颈；内外饰黑色薄釉，折角处釉略厚，釉色黑中泛酱色，不甚光亮；釉面烧制出均匀的油滴，油滴外小内大，小者小如针尖，大者直径约2.5厘米。胎骨呈白色，较细硬。口径2.7厘米，残高3.8厘米。油滴黑釉是黑釉瓷器上的一种特殊装饰，油滴黑釉瓷器则是我国黑釉瓷器中的名品之一。淄博地区油滴黑釉瓷器的发现，证实了本地区烧制油滴黑釉瓷器的年代可追溯至晚唐，同时也反映了淄博地区烧制瓷器的悠久历史和制瓷工艺。
《唐六典》记载：在河南道的土贡中，有河南府的瓷器；河北道的土贡中，有邢州的瓷器，这些地区所产瓷器能作为贡品，进入皇宫，其质量、造型当为上品。官窑瓷窑工匠生产瓷器的工艺风格，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民窑的产品。毗邻的山东地区作为北方重要的瓷器生产地，其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或多或少会受到不小影响，所出瓷器品质自然不会太差。
山东地区瓷器作为商品，起码可追溯到隋朝。1975年秋，在山东省平度县新河公社大苗家村（今平度市新河镇大苗家村）西南0.5公里泽河东岸，发现一只隋船。该船身残长20.24米，两条独木舟首尾均残，可能每头至少还需向外延伸1~2米，因此推测该船的总长度约23米，载重量约23吨。这样的大船在内河或沿海一带行驶，若以桨为主兼施橹棹，所用船工当在一二十人以上。由于在其附近未发现橹棹、楫桨航驶工具，可推知此船可能是作为趸船使用。船体所在第五层出土若干瓷器残片。由此可知，当时山东沿海地区，商品贸易较为繁盛，海运或河运较为发达，并且贸易产品中有瓷器。
瓷器的流通，会促使当地制瓷业的快速发展。而便利的交通，又给瓷器流通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的山东地区，正是具备了这些特点。
隋唐时期，从京都到各地设置了四通八达的驿路，日本高僧圆仁以亲身所见所历，记述了山东陆路交通之发达。当时在各州县的交通干线上，均设立了用来计算行程的“里隔柱”，“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定，曰唤之为‘里隔柱’。”这种“里隔柱”类似现代的路程标牌，提示行人客商的行程。在山东主要交通线所经城市，还设有供外国客商、使节往来食宿的驿站和客馆。如在文登县，圆仁一行住在招贤馆和斜山馆；在牟平县，曾住法云寺（又名“伐台馆”）、芝阳馆，并途径故县馆；在黄县，于战斋馆、乘夫馆吃斋喝茶；在莱州掖县，于图丘馆吃斋；在青州北海县则停宿芙蓉驿；在临淄县，途径淄水驿，宿于金岭驿。这些驿馆，均是供往来于该地的中外使节和客商使用，食宿极为方便。隋代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把江、淮、黄、海四大水系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内河交通运输网络。唐代，又对大运河的永济渠进行积极的改善和治理，并开辟了若干条支流航道，进一步促进了华北平原及鲁西北地区的水运交通发展。在山东地区，河流交错，且在各瓷窑址附近都有河流经过，因此山东的瓷器产品运往洛阳、长安的水路交通应是便利的。
此外，隋唐时期山东沿海的登、莱、青、密诸州都设有出海港口，形成当时北方最大的海上交通网络。客货船只从这些口岸定期或不定期地出发，或北达辽东和渤海国，或东往高丽、新罗和日本，或南下东南沿海城市，进入江浙港湾。《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唐朝交通四邻的7条路线，其中两条海上交通线中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就是通过登、莱——辽东、朝鲜一线而远航载运，互通有无。这条海路，大抵从登州主港出发，穿过渤海，到达今旅顺一带，然后向东沿海岸线行驶，直抵鸭绿江口，可北通渤海国；若再沿海岸线南下，可以到达新罗国的各个港口。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谈到：“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又说：“从赤浦（赤山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东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东望见新罗国西面之山。风变正北，侧帆向东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晓，向东见山岛段段而接连。问艄工等，乃云：是新罗国西熊州西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登州黄县的大人故城港口：“在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可见，山东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往极为便利。历史学家木宫泰彦在其著《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也谈到了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即从日本难波的三津浦港口（今大坂市南区三津寺町）登船出发，经过壹岐、对马，通过朝鲜南畔与聃罗国（济州岛）之间到达现在的仁川附近，然后或直渡黄海，或沿朝鲜半岛的西岸及辽东半岛的东岸，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的一角登陆。山东通往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也异常方便，圆仁在其著中多有记载。如圆仁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到密州路上曾遇一商船，船上人称：“吾等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罗人，人数十有余。”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的山东地区，从瓷窑的分布与生产时代、瓷器的工艺与品质以及瓷器的流通状况看，足以说明了制瓷业的发展，其地位同北方其他地区一样，是当时重要的瓷器生产基地。
清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特征
清代早期景德镇窑的瓷器生产，也像明代推行“官搭民烧”的制度，这不仅充分释放了民窑的生产潜力，调动了工匠的积极性，提高了民窑作坊的规模及烧造精细瓷器的技术，而且由于当时官窑民窑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无形中也刺激了民窑青花瓷器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清初青花瓷器生产以民窑居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清初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具体特征，有如下几点：
（1）胎釉：清初青花瓷器胎体厚重呈灰白或灰黄色，瓷化程度较好，胎釉结合紧密，多数釉面呈鸭蛋青，透明度较差，光泽度不强，个别釉面有缩釉，大部分有酱口，同时许多大件琢器底部不施釉，修胎也不太规整，盘碗底部厚重，口沿逐渐扁薄，圈足稍微向内收，有的器物足沿经过工匠仔细修琢后，还出现有泥鳅背现象，较光滑，底边还带有窑红即火石红。
（2）青料：清初青花瓷器大部是使用国产浙料绘制，大致有青翠淡雅与灰篮等种，总体呈色稳定，少数趋于灰暗，也有一些青花晕散和纹饰模糊现象。
（3）造型：清初青花瓷器多以生活用器为主，陈设器为辅，造型侧重于实用性，基本是延续明代的传统式样，形制上还多具有明代古朴浑厚之遗风。
（4）纹饰：清初青花瓷器的青花纹饰质朴自然，绘画一反已往单线平涂的方法，而是釆用多线平涂的技法，讲究匀称，疏密有致，相互辉映，粗犷豪放，同时纹饰题材丰富，常见有动物纹、植物纹、山水图、博古图等，龙纹高大雄壮，矫健有力，有腾云驾雾之势，麒麟纹常和挺拨的巴蕉叶画在一起，相映成趣，而且蕉叶纹中常留白。
总之，对清初民窑青花瓷器的鉴定，必须广泛地接触清初青花瓷器物，才能培奍和提髙鉴赏水平，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和中肯的鉴定结论，正如古人所说：“操千曲而后晓，观千剑而后识器”。这话说得很有道理，鉴定青花瓷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我们应遵循这一原则，就要多看，多对比，多分析以识别真伪。清代龚轼在《陶韵》中曾这样说过青花瓷：“白瓷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见透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无极生。”充分说明青花瓷的艺术魅力。你看，明明笔划简洁，却有一种由内而外的华贵，明明色调单纯，却有一种无法比拟的绚丽，明明恣肆风流，却有一种漫不经心的从容，明明清盈飘逸，却有一种温柔可融的意境……所以说与青花瓷相遇则是一种缘分，当你见到它时，定会立刻被它所震撼、所吸引、所痴迷！
明代民窑青花瓷断代的研究现状
关于明清时期青花瓷的断代，在许多陶瓷著作中都有相应的叙述，但大多侧重于各朝的具体特征，而对于断代的依据却很少涉及。这些从理论上总结的各朝民窑青花瓷的特征，大体都是正确的，但对于具体器物的断代则需要更明确、更细化的标准。
明清时期民窑青花瓷的断代，特别是对于明代民窑青花瓷的断代，目前处于混乱状态。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有时在不同的著作中所断年代早晚差异较大，甚至在同一著作中，有时断代结论也不一样。有些类型的器物，虽然在多数著作中的断代基本一致，但其结论却未必是可靠的。即使是在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中，对于书中附图器物的断代，也或多或少存在明显错断情况。至于目前书店流行的各类关于青花瓷断代的，诸如纹饰图典、款识大典、装饰大典、青花瓷画、瓷片鉴赏等图录式收藏类图书，其错谬情况则更为普遍。中国的文物鉴定类著作历来重视图谱，在民窑青花瓷器断代标准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各著作间相互参照借鉴，以讹传讹自然难以避免。
目前民窑青花瓷的断代，尚未确立一套科学的标准体系，大多数学者对民窑青花瓷的断代依靠的是经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而要对民窑青花瓷进行科学断代，重要的是要建立科学的断代标准，最基础的工作是通过系统的考古类型学研究。
明清时期陶瓷的“龙纹”装饰
龙是中华民族的魂，自商代龙的形象形成至今，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中国人的心里。自古，帝王就已龙中自居，皇帝自称真命天子，让人百姓则将龙作为吉庆祥和的化身和降雨的神灵。龙本身是一种虚构出来的东西，它是人们的一种信仰和图腾崇拜，更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寄托载体，龙在中国的政治、文学、艺术中都有痕迹。仅拿中国的陶瓷而言，明清两朝，由于皇帝的偏好，瓷器工艺发展迅速，各种彩绘瓷器应运而生，龙纹装饰也成为陶瓷的流行元素，然而随着环境的变迁以及帝王的喜好，明清两朝，陶瓷上的龙纹装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明代的龙纹明代洪武年间的陶瓷龙纹传世不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洪武白釉红彩龙纹盘。其龙纹的造型基本上保持着元代龙纹的形状：头小，颈细，身细长，鳞状龙纹，周围衬托以火焰纹，如意头状朵云;头的疏毛和肘的毛比元代更少，仅三、四条而矣;龙爪五趾，改变了元代时三、四趾的现象，而且这时的五趾相靠较近。永乐、宣德时期的龙纹，改变了前朝那种身细、头小的幼稚龙形态，变得形体粗壮肥大，威武凶猛，形象高大。龙首比元代变大，上下颚较长，上颚比下颚长而高高突起，有张口和闭咀之分，张口的伸舌(早期较长如戟状，后期略短微微上翘)，闭咀的上唇似如意状，鼻的两侧有对称的长曲须，下颚多有两束或三束的疏须，头毛是一束束的疏毛，前期发少，后期的发多。发曲而向上冲，有怒发冲冠之势，显得很有神威，龙爪有三、四、五趾之分，趾甲成三角形，略微内弯，显得锋利刚劲。人们称明代的龙爪为鹰爪。这时的龙纹，周围衬托以海涛、缠枝花、火焰、朵云等等。这时的朵云与元代完全不一样。元代的是一头一尾，而永宣时是一头三尾或四尾;元代的云尾显得瘦而长，永宣时的云尾显得肥而短。所以，在鉴定时略加留意，就不难分辨清楚了。明宣德青花海水白龙纹扁壶永宣时的龙纹，从造型到描画，都是成功的艺术佳作;龙的身体“左盘右蹙如惊电”，这是凶猛、神威的体现。到明代中期，即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龙纹又有所不同。永宣时的张牙舞爪、威猛的龙少见了，常见一种闭咀龙，多在花间、莲池中、海水中出现，或者是彩云龙纹。除了闭咀龙，也有少量张口龙、螭龙。这时龙纹的特征是：闭咀的龙首呈扁长方形，上唇鼻处凸起，呈如意状，鼻端和眼眉有对称毛上竖着，头毛束成疏发或成蓬状，也向上冲，几乎和首垂直成90°，下唇须三条一束向前上冲，两眼并列，圆睁平视。龙爪五趾紧靠成风车状。身上的鳞片，早期绘工精细，后期简单粗糙。到明代中期，即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龙纹又有所不同。这时龙纹的特征是：闭嘴的龙首呈扁长方形，上唇鼻处凸起，呈如意状，鼻端和眼眉有对称毛上竖着，头毛束成疏发或成蓬状，也向上冲，几乎和首垂直成90度，下唇须三条一束向前上冲，两眼并列，圆睁平视。龙爪五趾紧靠成风车状。身上的鳞片，早期绘工精细后期简单粗糙。这时期，还出现一种螭龙，也叫草尾龙。身似兽体，脚有似兽足或鸟足两种，张口伸舌，上颚长于下颚，上颚高高上翘且前卷，略似象鼻。龙尾多开又，似春草纹，口衔折枝莲花一枝。这种龙纹以后较为少见，仅见清康熙时有仿制品。成化、弘治、正德时的龙纹，多为游龙，已失去前朝张牙舞爪、凶猛威武、叱咤风云的雄姿，而表现出一副性情温顺的神态。其时龙纹的周围，往往衬托着缠枝莲花、折枝莲、海涛纹、凤凰纹、朵云纹等。朵云纹和前期明显不同，有一头一尾、二尾、三尾、四尾之别，尾中往往又突出一小块，变得尾中有节，不像元代时仅一条细长曲尾或头大尾特别细长。明代晚期的嘉靖、隆庆、万历时期，龙纹形式多样，以游龙为多。有相对而舞的，有正面张牙舞爪的，有两龙争珠的，有回首而望的，有龙凤对舞的;有的行于花间，有的舞于彩云，有的游于海涛之中。此时的龙纹，分张口和闭咀龙。这时的龙纹已大不如前期，画工简单草率，有的龙鳞画成简单的网格纹，神气也差;有的显得瘦弱，似失去了龙冲天入地、驾云行海叱咤风云的神威。这时龙纹的特征是：龙的头部略圆，比前朝显细、鬃毛成蓬(过去是疏发)，毛有向上冲或向后斜上冲之势。上下颚较长，特别是上颚端肉发达，高高突起，呈如意状，形如猪咀，所以人称“猪咀龙”。鼻翼的两侧长出对称的长须，向上冲或向前冲。两眼并列，圆睁视前，眉毛绘成锯齿状或是并列对称成束，像匕首状前冲。张口龙往往伸舌，舌短直成匕前状，有的舌端微上弯。龙爪五趾，像前朝绘成“风车”状，往往是形似而无力。晚明的龙纹，正如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衰退一样，显得苍老、无力。我们从崇祯五彩龙纹盘中可以看出，崇祯时的龙纹脸瘦尖，长胡须，蓬头散发，爪似蟹爪，显肚凹腰，恰似一条垂死的老龙。所以说，龙纹的艺术表现，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反映。清代的龙纹入清以后，龙纹形象还离不开明末的遗风。例如，顺治云龙纹花瓶，龙为张牙舞爪，头细圆，上下颚长，上颚突起，如意状鼻，鼻翼两侧对称的长须向前起舞，头毛成蓬上向竖。但龙的食趾和拇趾不像明代龙爪紧紧相靠，而是距离较大，向鸡爪形状发展。故人们称清代的龙爪为“鸡爪”。清乾隆龙纹瓶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是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时期，龙纹以新的形象出现。这时的龙首变化很大，过去长长的“猪咀”缩了，显得下颚比上颚长。康熙时龙口形略带圆，雍正时则显方形，张口的龙，舌随下颚伸出，舌尖上卷，不像明初的戟状，也不像明后期的匕首状。上下颚的须，康熙时呈锯齿状，以后则分两边，或分成两束长密的羊须状。上颚鼻翼的两侧，长出特别长而卷曲的须。头部的角，长而显直且分叉，比过去显大，雍乾后期角的分叉则成山字形。明代龙头毛是成束的疏毛，呈向上或向后斜上冲势;这时的头毛细密成蓬(康熙时还有向后斜冲，后期则向后垂或向两侧分向)，为了绘成老龙形，下颚都有细密鬃须。龙的眼睛，康熙时略长形，雍乾后则显圆。龙的爪，已不似明代鹰爪，五趾相靠成“风车”状。其时的龙爪，拇趾与食趾相距较大，趾甲显得细小，没有元、明时的三角形那种锋利感。所以，清代龙爪给人以有形无力之感。这时所绘的衬托云纹，其朵云的尾云不大清楚，呈长长的块状，或在尾中长出几大块，一头三尾的，给人印象是两条尾成了两翼。或把几个朵云画在一起，成一枝灵芝状。艺术造型比前朝差矣。雍正以后各朝，仿明代龙纹也有，但仅在龙咀绘成猪咀，其它则是清代形态。清末的龙纹，其精神大不如前的威武、健壮了，显得腰硬，老态龙钟，四肢无力。以前的龙体盘曲程度大，有三波九折之美，而清末时盘曲少了，故有腰体硬直之感。体上的鳞片也不像前朝的一片一片绘上去，而是绘成网状，再在其中加上小点。有的更粗糙得只绘网纹，不加小点。龙爪也不像前朝的有骨有肉、骨节清楚，此时的龙爪仅是直直的向左右伸出，没有动的美感。清末龙纹喜欢衬以火宝珠、火焰纹、朵云、花卉等。朵云也由过去的一头几尾变成二头一尾、三头一层;或在尾中长一头、二头。纹饰设计到描绘都显得简单粗糙，工艺大不如前。充满智慧的古人把他们对龙的这种信仰用各种形式来体现，无论是在古建筑、玉器、青铜、陶瓷、家具还是绘画等古器物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龙的形象。了解龙纹的演变，对正确判断历代陶瓷器物年代将会有大的帮助。
康熙时期青花瓷的特点
1、早期康熙青花胎体厚重，釉面肥润呈青白色，有缩釉和小棕眼，也有器身与器底釉色不一致，个别器物口部往往刷一层酱釉，底足处理不是很细腻，有火石红，露胎处能看到一圈细密的旋环痕迹。
2、康熙民窑器中常见缩釉、粘砂、不光滑现象，器物底足内釉薄泛白，常见放射状的跳刀痕，有的足墙同面斜削呈尖状，圈足直径大，许多瓶、觚、罐的底足出现台阶的形状，其折角处极为挺直，俗称“二层台”或“台阶底”。双圈足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流行，尤以夔龙折沿洗、印盒居多，里圈都较外圈矮，两圈间露胎无无釉，圈足宽厚。
3、康熙中期青花由于烧成温度进一步提高，胎体洁白坚硬，断面有如“糯米糕”。很少有杂质，胎体薄厚适中，注重修胎。釉面有粉白和浆白两种，粉白釉面硬度高，浆白釉面略显疏松，偶有开片，还有一种亮青釉。中期青花瓷器圈足没有早期大，有的足端经过打磨，光滑呈泥鳅背状，但没有后期雍正青花的滚圆，少见火石红，胎釉结合很紧密，器内外壁及底足釉色基本一致。当时还出现用精细淘洗的浆泥制成的瓷胎，俗称“浆胎”，产品有水盂、印泥盒等，胎体偏轻。
4、晚期青花呈青白釉，亮青釉居多，也有粉白釉，釉面光泽深沉含蓄，胎体比中期要重，硬度高，底足较深普遍采用平切，切削整齐。
5、早期青花瓷器使用浙料或江西、广东青料描画，呈色灰蓝，个别发色欠佳，浓重灰暗及蓝黑，与顺治青花特点很相似。
6、中期青花使用云南省的“珠明料”，这种青花色料提练精纯，由于水沉法改进为煅烧法，呈色鲜蓝青翠，无漂浮感，明净艳丽，清朗不浑，艳而不俗。有的呈宝石蓝色，鲜蓝而不火气，它与清代其它各朝青花有很大的区别，时代特征十分明显。并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面貌。人们往往称康熙青花为“翠毛蓝”、“康熙五彩”、“墨分五色”。色彩变化有五个层次的色阶，所用青料有“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之分。古人对康熙青花评价甚高，谓“其青花一色，见深见浅，有一瓶一罐而分之七色、九色之多，娇翠欲滴。”器物画面浓淡深浅，光线强弱分明，不同层次的渲染，完全是由于工匠们熟练地运用色料的技巧，即分水方法，有意识地造成多种深浅层次不同的色调，甚至在一笔一划中也能分出深浅不同的笔韵，如青花山水人物图，花鸟图等，无论远山近水，层峦叠嶂，均富有层次的节奏感、立体感，结合晕染法的使用，使其更接近和达到国画题材的表现手法，犹如一幅水墨花，很具观赏性，这也是康熙青花备受世人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代--中国青花瓷萌芽时期
中国青花瓷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的巩县窑就开始使用含有钴的蓝釉彩来装饰陶瓷器，但是唐代青花瓷的制作还不成熟，而且随着巩县窑的衰落还一度中断。中国的青花瓷在唐宋开始萌芽，到了元代后期，由于国际上对青花瓷的大量需求，并且得到了来自于波斯的优良青花料苏麻离青，中国的青花瓷器才开始成熟并被规模生产出来。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唐青花鉴定技巧和方法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青花瓷的历史与发展
青花瓷又叫青花， 自问世以来一直被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所喜爱。风格独树一帜的青花瓷器， 既有继承， 也有创新，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青花瓷器素以其胎釉精细、花色鲜丽明爽、造型古朴多样、精细粗犷并存、豪放工致兼有著称， 器物纹饰优美， 以纯朴、大方蜚声海内外。有人认为， 清青花与明永、宣青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成书于清代的《陶雅》记载： “ 雍乾两朝之青花， 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 康青虽不及明青之浓美者， 亦可以独步本朝矣” 。《饮流斋说瓷》谓： “ 硬彩， 青花均以康窑为极轨” 。清《在园杂志》中也说： “ 至国朝御窑一出， 超越前代， 其款式规模， 造作精巧” 。
仿古官窑青花瓷花瓶摆件
青花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 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 再罩上一层透明釉， 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现今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 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元青花纹饰的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 层次多而不乱。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 清康雍乾三朝发展到了顶峰。
据历史文献记载， 8 0 年代末西藏出土的宣德斗彩莲池鸳鸯图碗上主要纹饰以青花勾画鸳鸯、莲、水草所需部分， 再以釉上填绘红、黄、绿等色。构图疏朗、色彩搭配雅致。外壁沿以青花绘二方连续龙纹， 内壁口沿一圈梵文装饰。此碗不仅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 还有很高的考古研究价值。成化斗彩将宣德斗彩瓷局部纹饰使用青花勾线， 填彩技术进一步发展成整体器物的斗彩装饰、构成了新的陶瓷装饰品种， 它既保持了青花清新素雅的特点， 又增加了浓艳的釉上颜色，改变了传统青花单色单一的局面， 画面充满活力、生气。成化斗彩的艺术格调很高， 在胎质、色釉、装饰、工艺技法等方面都高出宣德窑， 所以成化斗彩成为斗彩发展史上的高峰阶段。成化斗彩专为宫廷赏玩烧制、产量有限， 所以相当名贵。明《神宗实录》中记载， “ 神宗时尚食， 御前有成化斗彩鸡缸杯一双， 价钱十万” 明时价格已值十万， 所以收藏价值极高， 鸡缸杯取材于生活中平凡一景， 母鸡带领小鸡寻觅食物， 威武雄壮的公鸡引亢而立， 几只小鸡游戏其中， 神态可爱， 绘画之精巧， 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官窑都有一些仿成化斗彩的产品， 特别是雍正时期已很有把握地烧造出仿成化斗彩， 且在质量上超过成化时期， 有“ 明看成化， 清看雍正”之说。清三代的斗彩有了长足发展， 在釉上绘画有了新的提高， 出现了青花斗彩新的表现形式， 而且开始用珠明料代替以前的釉下青花勾线， 使得成品上的瑕庇减少。青花斗粉彩比传统斗彩更醒目， 而且釉上打玻璃白后更具厚重感， 更为娇艳。清三代以后， 因国势日衰， 斗彩生产开始走下坡路、“ 豆彩始于康熙、盛于雍正， 而式微于乾隆， 嘉道以后殆未之见也” 斗彩产量减少， 制作粗糙， 艺术性降低。
随着社会的发展， 青花斗彩装饰艺术也进入了多元化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风格迥异， 表现形式多样， 个性张扬的陶瓷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拓性， 使得青花斗彩风格多样， 表现技法不断推陈出新， 表现形式丰富，可谓百花齐放。
现今青花斗彩将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所以它更构成了要素个体的突出。“ 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 没有任何一部分比整体更重要。一件好的斗彩装饰品， 各构成要素应合理、有序地组合到一起， 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以整体美作用于人的审美心理。因此在创作一件斗彩作品时， 便应成竹在胸， 不仅要考虑釉下构图， 而且要将釉上的创作考虑到位， 合理地预留出釉上要斗的位置。当然， 不是所有的釉下作品在经高温烧制时都能完美无瑕， 当出现像桔皮釉等， 这种小小的不足之处便应该以釉上彩绘去遮盖， 使整体作品完美。
青花瓷的运用应表现出一种更为“ 接地气” 的特质， 与官窑青花相比突出淳朴活泼的特征。
一、浓淡相宜的色彩
青花瓷以白底蓝花为主要特征， 瓷面洁白晶莹， 青花幽雅苍翠， 色泽清新， 纹饰优美。尽管只有一青一白两种颜色， 却将美发挥到极致。古人曾赞曰： “ 薄如纸， 明如镜，声如磬， 白如玉。” 在现代， 画家吴进良对青花瓷也情有独钟， 他笑言： “ 纵有百媚千红， 我独爱这一种” ， 一语道出怎样的痴迷与神醉。在传统中国哲学看来， 青花瓷中的青色体现了春天万物生长时的颜色， 即生命之色。《尔雅》中说： “ 春为青阳， 谓万物生也。” 青花山水题材呈现出流光溢彩表现在青花分水技法更为突出， 中国画讲究墨分五彩，青花绘画高手以特制“ 鸡头笔” ， 蘸着青花水料， 素坯上一挥， 墨分五色， 浓淡相宜， 层次分明， 柔和匀称， 清新明快， 流光溢彩。
二、水墨画般的意境
青花瓷如水墨画般拥有兼收并蓄的绘画意境美。水墨画是中国人文精神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之一， 画风与中国人的信念息息相关， 印证了中国儒家的伦理学， 道家的自然观和佛家的禅语等。笔者认为， 最高的艺术水平是用最简单的色彩或线条表现了最丰富的内涵， 如中国的水墨画， 它只用一种颜色却表现了万物和内心， 不能不认为是最高的境界。青花同样是用一种颜料表现了世界万物和内心世界。青花瓷白底蓝花， 静静伫立， 像美丽的仙子， 让人感觉到一种生命的激情和律动； 它的白， 也不是单纯的白， 而是白里泛青， 犹如玉脂， 看似简练却有不动声色的奢华； 用色单一却不单调， 浓浓淡淡、疏疏密密、有深有浅、有粗有细， 于一白一蓝间， 幻化出无穷的神奇。可以说每一种青花纹样， 都是一幅中国水墨画。
三、形神合一的整体感
何谓形神合一？ 南齐谢赫在《六法论》中也阐述了这一观点： “ 应物象形” 。南朝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更是在他的《神灭论》中将形神做了细解： “ 形者神之质， 神者形之用” 。元代文人画家倪云林通过放飞思绪的反思和累积，较早地提出了： “ 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 以形写神， 形神兼备” 这一论述。实际上， 这些观点都是通过形象的诉说来寓神似的慰藉。所以， 在国画山水创作中要求形愈简， 神愈全。形简如筛糠见米， 去糟存真； 神全， 则神入影迹， 遗貌取神。
国画山水在青花装饰上的运用， 实现了其形神合一的整体感。国画大师李可染以画树林为例阐述山水题材的形神合一： 画树林重要的是要把每棵树看成是一个整体， 每棵树不能太大， 太大了会破坏整体感。画阔叶树时都是用点印， 每一个点印不是代表一片叶子， 而是代表一簇一簇的叶子， 这样表现得含蓄概括， 采用横点笔法和墨的变化表现随山势变化的层林， 这样就有利于整个画面的整体和谐。
优雅青花， 神韵山水， 只有充分理解了国画山水的神韵所在， 才能在陶瓷青花艺术创作中将这种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贵者胆， 索要者魂。” 在百花争艳的艺术创作空间里， 既要有更多的胆识进行艺术创新， 又要从传统技法上吸取其精髓， 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上， 寻求新的突破和提升。
现今在青花瓷上的创作和表现， 普遍都延续着传统的手法， 缺少创新。我们应与时俱进， 结合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及风俗生活进行创新， 力求多变， 体现民俗文化底蕴。色彩不应该局限于搭配上的自然与和谐， 应有独特的个人见解， 才能体现这个时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民俗情感表现的是每个时期人们不同的追求。现如今， 对于这类文化遗产， 所追求的应是精神上的延续。传承民间的朴实， 在青花瓷上找寻适合这个时代的变化。
清康熙青花瓷的发展
康熙青花瓷在沿袭明代遗风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独步本朝”的鲜明特征，被收藏界誉为“翠毛蓝”、“宝石蓝”和“五彩青花”。康熙六十二年间，早期釉面青亮凝润，青花色蓝泛灰，画意古朴苍拙。康熙二十年至四十五年间的青花瓷，使用精炼浙江料和云南珠明料，借鉴中国传统水墨画“分水”皴染和西洋画透视技法，注重光影的艺术效果，无论粗犷浓艳的纹饰，或者纤细淡雅的图案，全都呈色青翠娇艳，层次分明富有立体感。晚期青花逐渐暗淡，呈色不稳甚至出现晕散。
我国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说：“有些器物是康熙本朝所特有的，如观音尊……要牢记其标准器式。凡后仿者在造型上多少能发现不一致的地方。”对照耿宝昌先生论著《明清瓷器鉴定》之康熙观音尊的器型标准，二者一致。线条优美修长，体态秀雅端庄，是一件“小器大样”的经典佳作。
从胎釉方面鉴识，胎体厚薄适度，手感有些发沉。足背呈泥鳅背状，因为显见旋纹，看上去不够圆滑，但是瓷质细洁似糯米胎。通体内外施釉，腹部微露手工接胎痕。釉汁粉白滋润，散见针孔状缩釉棕眼。局部有黑疵斑点（俗称芝麻粒）和大小破泡，这些都是无法仿制的细微之处。
依据花鸟山石纹饰辨析，青花色泽翠蓝典雅、明快艳丽。整个画面层次鲜明，写实生动情趣盎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虽然局部貌似雍正纤细秀丽的笔意，但是总体看来彰显康瓷工写兼优的苍雅风韵。
上海著名鉴藏家高阿申先生论著《瓷器收藏实鉴》在鉴赏青花山水观音瓶时阐明：“康熙雍正两朝的青花瓷，很容易相混。特别是雍正早期青花，渲染酷似康熙用笔。亦运用浓淡不同的青料，刻意造成多种深浅层次。甚至在一笔中，青花也能产生不同的浓淡笔调。但雍正瓷的笔墨细腻，线条纤巧，青花颜色多数较康熙淡雅，这是两者间的区别。”
再者，这件青花花鸟纹观音尊，足背胎釉结合处，呈现一线锯齿纹。尤其是山石皴染，水渍般指印痕相当明显。口足虽有多处残磕，却不见有冲，可见康熙瓷质地坚硬十分耐冲击。这些也可作为瓷器鉴定的间接依据。
根据器物造型，胎釉及纹饰综合鉴断，应系康熙中期烧造的青花瓷。
明清时期泉州陶瓷历史文化
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实行海禁、迁界，泉州港处于衰落时期，但由于手工业和商业资本有了萌芽，私商仍然活跃于海上，加上泉州经历唐、宋、元海外交通的繁荣，陶瓷盛名久为外人仰慕，行销势头不可抑止，因此泉州的制瓷技术仍有新的提高，产品仍然大量输出，促进泉州陶瓷业向新的高度发展。
明初（1368—1398年），晋江人吴复在江苏溧阳当县令，告老还乡时，请来宜兴陶师罗明，到晋江磁灶传授制陶技术，并和磁灶原有的技艺揉合起来，研制坩、钵、缸、瓮等大件陶制品，获得成功，以后一直成为磁灶陶器特有的优良产品。
明代，德化窑炉砌建技术有新的创造，在全国首先出现装烧容量大、节省燃料、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式的阶级窑。
明末，蛋式窑在德化诞生。蛋式窑又称阶级窑、德化窑。阶级窑窑体高大，由4—5级组成，每级之间有隔墙，下放通火孔，窑室顶部作圆拱形。外形如蛋壳，每室均开窑门。燃料全用松柴。一座四间的蛋式窑，每次可装430担瓷器，用8个熟练工人装七天，烧68小时，耗松柴约2.85万斤（14.25吨）。
日本人铃木已代著的《窑炉》一书指出：“阶级窑在德化最早发现，同时也最著名。日本的窑是深受德化的影响而设计，所以日本人把福建德化窑估计为串窑的始祖。”
阶级窑的出现，使德化创于宋、元的建白瓷技术趋于成熟。建白瓷瓷色白中闪黄，犹如凝脂，宛如象牙。且因烧成温度、气氛、保温条件的不同，可得纯白如乳、白中闪红等多种瓷色。国内外根据其不同瓷质釉色，分别赋予象牙白、猪油白、乳油白、珍珠白、天鹅绒白、虾须白等雅称。其瓷质纯洁细腻致密，釉色优美柔和，坯釉结合紧密，半透明度高，在灯光背景下，更见雅致。整体腻滑若脂、温润似玉、莹明如镜、凝重淡雅，享有“国际瓷坛明珠”殊誉，成为中国白瓷的代表，欧美称为“中国白”（BLANGDECHINE）。1997年在法国打捞出来的一艘明代中国商船，从沉船中挖掘整理出1000多件明代德化象牙白瓷器，有茶壶、碗碟以及观音、弥勒佛等，现存巴黎博物馆开设专馆展示。清朝中叶，建白瓷烧制技术失传，一直到现代才又恢复。
装饰上，明代开始有贴花、堆花工艺，均属白瓷本色装饰。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用钴蓝手彩的釉下青花瓷进入装饰领域，成为德化窑一大地方特色。正德青花蓝中带黑，多作花草，绘法古朴。
德化瓷雕源于佛、道宗教的神仙佛像，始于宋，北宋即有篾划剖花技术；盛于元，至明代形成独特风格而誉满天下。明·嘉靖、万历间，德化瓷雕艺术出现了以何朝宗（1522-1600年，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何朝宗》）为代表的高峰。他的瓷塑作品，被誉为“东方艺术精品”。他吸收泥塑、木雕和石刻造像的各种技法，结合瓷土特性，博取各家之长，形成独具一格的“何派”艺术，胎釉材料以质地美取胜，美如脂玉，质感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其雕塑“盘膝观音”、“达摩”，泉州市文管会收藏其“渡海观音”，均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珍品。国外发现的“坐式观音”，和民国时代由莆田县流落日本的2尊瓷观音、1尊达摩，被美国掠走的伏虎祖师，以及保留在莆田县民间3尊瓷观音和文昌帝君像，均为上乘珍品。
彩瓷、烤花，一直沿用砖瓦结构、同木炭为燃料的小炉。
至清代，德化釉下青花大量发展，达到全盛。清代青花蓝中泛青，描绘精细，浓淡分明，题材广泛。进入民国，青花色调浅淡，画法简朴，多作花鸟山水，或兰竹花草，画技逊于前代。
自清代始，德化自制多色的釉上彩绘颜料，所绘古彩瓷，画工精细，色彩考究。清末，手工彩绘成为主要装饰方法。民国间，釉下青花渐被釉上新彩所取代。但手工彩绘技术难于掌握，花样规格不一，工效较低，无法使用大批量生产的需要。
明清时期，许多华侨出国，泉州沿海一带的陶瓷工匠也出国谋生，他们不仅带去当地生产的陶瓷器，而且把陶瓷制作技术传播到侨居国。晋江磁灶吴姓工匠，于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前，在菲律宾南怡罗戈省美岸社传授制造一种叫“文奈”的中国瓮。据说现在美岸制造的“文奈”还具有明代瓷器工艺的影响。直至清末和解放前，还有许多磁灶工匠到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经营陶瓷业。磁灶工匠为中菲两国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德化窑的乳白釉瓷器流传至欧洲时，欧洲瓷业正处于萌芽时期，工艺技术较多地师从了德化白瓷的风范。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法国人波特拉特在鲁昂设立瓷厂，是为法国瓷厂的先驱。法王给了他特许证说：（赋予）制造像中国瓷器盘、碗、壶、瓶等专利权。法国的圣科得和钱蒂蕾工厂、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工厂，也都吸收了德化的工艺技术。
据解放后考古调查，晋江地区所属10县（市），发现明、清古窑址284处，占全部古窑址440处的60.5%。其中南安境内4处、安溪119处。
从明、清古窑址分布来看，山区的安溪、德化占80%，沿海的晋江、南安仅占20%。这是因为宋、元时泉州海外贸易十分繁盛，为适应瓷器大量外销的需要，沿海的窑场普遍兴起。明、清以降，泉州海外交通衰落，瓷器外销受到打击，加以沿海地区的瓷土、燃料来源不足，成本高，而山区有些地方瓷土丰富，林木燃料充足，特别是德化县的浔中、三班、盖德等地，瓷业都持续发展。字串9
德化陶瓷的烧制技术，既保留历代科技成就，在明、清时期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工艺精湛、质地优良、风格独特，驰名中外，曾与江西景德镇、湖南灃陵并列“中国三大瓷都”。
清代青花瓷的工艺和发展
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青花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
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