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瓷砖。
它摆放在我眼前，咧着嘴笑得很肆意，一眼半张，一眼微闭，满脸的舒适安逸。右手玩弄着石球，左手高举头顶，食指直指天空。没有明亮深邃的眼神，却散发智慧的光芒；没有严肃庄重的神态，却传达慈悲为怀的信念；没有衣冠楚楚，却不禁为之肃然起敬。更妙的是那高擎指天的食指，道出了他坦荡释然的广阔胸襟，天地又奈我何？快乐独自在哉。这尊独特的弥勒佛出自瓷艺大师陈仁海，它有个同样让人豁然开朗的名字——欢喜就好。
漫步于他所创办的中国白艺术宫，周围满是瓷光玉色。初次观赏德化白瓷，便为其内涵神韵所倾心，细看之下，更为其优质外形和精湛技艺所折服。中医总结有“望闻问切”四诊之说，现在也容我为欣赏白瓷一用。“望”：其质材纯净无暇，洁白如牛奶，又细致如丝绸，整体素净又不失典雅。“闻”：在灯光照映下，瓷体胎薄而透亮，泛着安静详和的光；用手指轻扣瓷身，声音圆润而有力。“问”：在对细腻的做工惊奇之后，一问得知，每件作品都是将捏、雕、刻、镂等多种技艺结合起来完成的，可想象费工之大，耗时之久。“切”：伸手轻抚之，瓷体表面如丝质般顺滑，又如玉器般冰凉宜人。
这就是令人惊奇的德化白瓷，以轻灵透雅的姿态，如水般涓涓细流。
他坐在我身边，微笑，沉默，思考，诉说，状态缓缓变换着，但维持着亲切感，怎么不像想象中不可触及的艺术大师？“我刻画的弥勒佛是我年老时的理想。”陈仁海这样说，也一语点破了我的困惑。正是如此淡泊乐观的心态才塑造出如此多生动饶有神韵的作品，才处世不惊，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想。
佛说：前世千百次的回蓦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而对于艺术家和白瓷，偶遇是为了千百次的回蓦。大概只有大师自己知道，每件作品中倾注了多少他对艺术的孜孜求索。不像白瓷表象的冷峻无情，承担着白瓷作品灵魂的艺术富有激情和感染力。它的形式多样，只有在相互碰撞后才衍生出微妙的火花。它是在完成对自我的审视、对历史的通晓、对生命的领悟之后而形成的一种对白瓷全新的认知。
伟大的艺术总能使人进入没有休止的思考之中，正如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生生不熄。
听说，德化白瓷如清泉般不染烟尘、清润纯净，可我分明也看到瓷中跳跃着一只名为艺术的火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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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白瓷概述
隋代的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晚于青瓷，是在青瓷烧制的基础上产生的。白瓷与青瓷的唯一区别是白瓷胎釉的原料中含铁量甚少，其他生产工序并无差异。考古资料表明，白瓷的出现不是在青瓷发达的南方，而首先是在北方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白瓷在北朝时期已露端倪，烧制成功是在隋代。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的隋开皇十五年 (595)张盛墓，出土了一批白瓷。这种白瓷虽然还带有若干青瓷的特征,但较之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出土的白瓷要好得多，胎釉中的含铁量较前减少，烧成温度有所提高，施釉技术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器物的白度与坚硬度。瓷器的造型也较前大为丰富，表明器物成型技术有明显的提高。晚于张盛墓15年的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 (608)李静训墓出土的瓷器中，既有青瓷又有白瓷。白瓷胎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经完全看不到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隋代白瓷尤以龙柄双连瓶和龙柄鸡头壶称最。双连瓶的造型奇特，制作精致。龙柄鸡头壶仍是魏晋南北朝以来青瓷的传统器形。西安郭家滩隋大业元年 (605)墓出土的白瓷瓶、姬威墓出土的白瓷罐，更是隋代白瓷的佳作。以北齐武平六年 (575)范粹墓出土的初期白瓷为起始，到隋大业四年 (608)的李静训墓为止，仅仅经历了短短的30余年，白瓷的发展就已迅速地成熟了。
范粹墓出土早期白瓷
范粹墓是一座北齐墓葬，具体年份是北齐武平六年（575），距离隋代开国仅六年。这些瓷器就是“最早”的纪年白瓷了。这批瓷器还是有很多青瓷的影子在，但很明显，主观上是在往白瓷靠的，只不过由于技术难度，还没有完全排除掉氧化铁的干扰，呈色并没有那么白净，但胎是经过淘洗的，也没有施化妆土。
张盛墓出土白瓷
张盛墓出土白釉棋盘
张盛墓出土白釉贴花壶
张盛墓出土白釉四环足盘
隋开皇十五年（595），经过了20年发展过度，这时候的隋代从战乱到一统经济开始复苏，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白瓷也在这个时间节点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白瓷已经比范粹墓的要好得多了，胎釉中的铁含量减少了，白度变高了，连烧造温度也有所提升。
李静训墓出土白釉双系龙柄鸡首壶
李静训墓出土双把双身壶
李静训墓葬中出土器物虽然造型上继承了南北朝时期的风格，但是釉色方面与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瓷不可同日而语了。可见历经三十多年的尝试，此时的白瓷已经基本烧造成熟了，剩下的只是优化。
隋姬威墓出土束腰白瓷盖罐
隋大业六年（610），隋代制造业进入鼎盛时期。至此，隋白瓷进入一个高峰期，大量不施化妆土便可达到很高白度的器物开始出现。 长期以来，隋代白瓷虽然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不少，很多又出土于具有确凿纪年的墓葬之中，然而烧制这些白瓷的隋代窑址却一直未能发现。1982年，继唐代邢窑白瓷窑址发现以后，在河北内丘与临城交界处的贾村发现了隋代烧制白瓷窑址一处。贾村窑既烧青瓷又烧白瓷，白瓷中又分粗白瓷和细白瓷两大类。粗白瓷一般胎质灰白，为了增加瓷器烧成后的白度，施釉之前，先施一层“化妆土”，然后在“化妆土”上施一层透明的白釉，这类粗白瓷以微微闪黄者居多。细白瓷一般胎质洁白，在胎釉之间不施“化妆土”，制作也较粗白瓷精致。 隋代白瓷窑址的发现，不仅证明隋代白瓷烧制技术已臻完善，而且也解决了隋代墓葬中出土的部分白瓷的窑口问题。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又根据《国史补》中关于“内丘白瓷瓯”的记载，在内丘城关发现了隋唐时代的窑址多处。内丘白瓷窑与贾村窑相类似，烧制的白瓷同样有粗细之分，也有施“化妆土”与不施“化妆土”的区别，可以看出它们同属于一个瓷窑系统，两窑有着共同特征。考古工作者在内丘隋代窑址中还发现了一种高白度的具有透明度较高的白瓷,虽然数量较少,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由此证明，在唐代邢窑白瓷以前，白瓷在这一地区已经发展起来，并达到了一定高度。从所发现的白瓷残片看，大致可以看出是碗，平底，足心微凹，足高外撇，去一周，近底处丰满，壁斜直，器里满釉，器外施釉不到底，制作极为精细规整，胎洁白细腻，透明度高，断面呈油脂光泽，胎厚0.3～0.8厘米，造型与隋墓出土的碗式相同，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结果表明，胎料中含氧化铝高达26.8％，而含氧化铁仅为0.34％，反映出中国北方白瓷所具有的高铝低铁的特点。其中，氧化铝的含量大幅度增加，说明它是在1300以上的高温下烧成的，且坯体中莫来石针状晶体生成较多。这类白瓷证明隋代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高温还原烧造的技术，为唐代白瓷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白瓷的发展概述
湖南长沙东汉墓已出现早期白瓷。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曾出土比较进步的白瓷，但成熟的白瓷要到隋代才出现。陕西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不见白中闪黄或泛青的现象。隋代白瓷已较普遍，河南内邱邢窑曾发现隋代窑址。唐代达到极盛时期，已查实北方地区生产白瓷的窑址有河北内邱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其中以邢窑白瓷为代表，与南方地区越窑青瓷相匹敌，世称“南青北白”，为唐杜甫赞诵的四川大邑窑，至今未查明其产地。
南方地区未发观唐代白瓷窑址。唐代广州亦曾产白瓷。唐代对白瓷的白度要求很高，因此在部分较租的瓷胎上，先施化妆土，以增加烧成后的白度。到中、晚唐，已多数采用高质量的坯料，因而减少或不用化妆土加工瓷胎，其精品已达体薄釉润，光洁纯净地步。五代时期，白瓷生产仍以北方为主，唐代窑场大多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的黄堡镇和玉华宫窑等。晚唐、五代墓中多次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其中多数应属河北曲阳窑及辽白瓷。
景德镇五代窑址是南方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白瓷产地。宋代白瓷以河北曲阳的定窑为代表。山西介休、盂县、平定和阳城窑也都生产白瓷，四川彭县窑的仿定窑瓷，曾有人误认为唐大邑窑。此外，河南地区某些瓷窑也在烧制白地黑花器的同时，生产白瓷。泗州窑和宿州窑在南宋初已有仿定器的制作。福建德化宋代亦曾烧造白瓷。元代纯白瓷的制作已趋于低潮，景德镇枢府器卵白釉的烧制成功，对明代白瓷的成就有很大作用。明永乐时期的甜白釉是白瓷史上的最高成就。但由于青花瓷和斗彩、五彩的盛行，纯素白瓷的制作已渐趋低落。除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的白瓷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其特征，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色”、“象牙白”之称。
中国瓷器制作的历史悠久，品种繁多。除了高贵典雅的青花和色彩艳丽的彩瓷外。素雅的白瓷也是人们喜爱的一个品种，虽然看上去没有斑斓的花纹和艳丽的色彩，但在朴实无华中，它展示给人们的是那自然天成的美。白瓷一般是指瓷胎为白色，表面为透明釉的瓷器。在上海博物馆中珍藏了很多唐代白瓷。这些唐代的白瓷制作讲究，胎土淘洗洁净，杂质少，个胎很细，而且白度比较高，上了一层透明釉以后，反映出来的颜色很白，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曾推崇唐代邢窑白瓷为上品，并形容它的胎釉像雪和银子一样洁白。
清光绪 ·素烧白瓷仿铜器
德化白瓷与景德镇白瓷的异同及特点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代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生产的白瓷也异样。它们之间不同点主要有：
（1）瓷胎致密，透光极其良好，为唐宋其他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钾，含量高达６%，烧成后玻璃质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特别良好。
（2）从釉面上看，德化白釉为纯白釉，而北方唐宋时代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代景德镇生产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Aio含量比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中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Tio、Aio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o含量特别高，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明代德化白瓷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少女白”之称。流传欧洲后，外国人又称之为“鹅绒白”。直到现在，法国人还以“中国白”直呼德化窑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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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白瓷的历史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曲阳涧磁村及东西燕州村，古代属定州而名。宋定窑白瓷因进贡宫廷，“白定”扬名陶瓷史，淹没了唐、五代定窑器及宋“紫定”、“黑定”、“绿定”的工艺成就。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唐定窑史，以还定窑真实面目。
定窑白瓷源于唐邢窑白瓷，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使得唐邢窑白瓷名噪天下。但唐邢窑“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几乎均属于日用瓷，后远销海外，成为唐代产量最多的出口瓷。字串6
河北唐邢窑衰落之后，河北唐定窑继而代之。进入宋代，定窑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即著名的“紫定”、“黑定”和“绿定”。其实宋定窑中的“紫定”、“黑定”和“绿定”，是中国陶瓷史上除青釉之外最具历史文化收藏价值及美学评判价值的高古颜色釉瓷，先说“绿定”，文献上无记载，仅见一件窑址标本“绿定刻龙纹花纹器”，龙纹刻法犹如“白定”。绿釉始见汉绿釉陶，而宋“绿定”却是陶瓷史上最早的绿釉瓷。次说“黑定”，黑釉始见于东汉的德清窑黑釉瓷，德清窑以黑釉瓷壶闻名，其黑釉本身枯涩，其名声在于器型。宋建窑黑釉茶盏美在于黑釉之窑变纹、窑变斑。而宋“黑定”美在于胎体洁白，黑釉晶亮莹润。再说“紫定”，“紫定”是宋以前高古瓷中唯一可以与景德镇元明清颜色釉瓷媲美的一种颜色釉，源于仿酱色漆器。古玩市场上，民窑“紫定”器要比民窑“白定”器贵十倍以上。苏富比1997年香港拍卖会上，一件类似宋定窑“紫定”器的宋耀州窑酱色釉梅瓶，拍卖估价已达220万至280万港元，如真品宋“紫定”器，估价还应更高。
回到宋定窑白瓷。白瓷是宋定窑的主流产品，也是代表性的产品。北宋早期定窑白瓷多为盘、碗、碟、杯、盒子、瓶等日用器。装饰有模印、贴花、浮雕、划花和刻花四种。纹饰以浮雕莲瓣纹居多，莲花瓣肥，器底刻划“官”或“新官”字铭的多为晚唐、五代的产品。
北宋中期定窑白瓷出土器不多，浮雕莲花瓣纹明显减少，葵瓣口碗也少见。“紫定”器多为北宋中期，此时耀州窑也出现酱色釉器物。
北宋晚期，定窑白瓷佳品多，刻花装饰线条有的粗犷有力，也有的纤细流畅。多以印花装饰为主，构图严谨，层次分明。有牡丹、莲花、凤凰、孔雀、鹭鸶、鸳鸯、水鸭、鹦鹉、游鱼等，其纹饰模本采用定代缂丝纹样粉本刻模，因此工艺成熟。北宋晚期定窑为官府定烧宫廷用瓷，典型器为宋定窑牡丹纹大盘，印花云龙云凤大盘。
宋定窑白瓷鉴定：胎质坚实，釉面有泪痕釉，釉中有竹丝刷纹，为鉴定要点，釉色白中微闪黄色为典型特征。当代新仿品，胎质过于细腻，釉面可见泪痕及竹丝刷纹，釉色多闪青白，刻划纹呆板，凹凸生硬。没做旧之器有贼光，做旧釉面呆涩，刻有“官”字铭器，多太精细，无古朴之气。古玩市场宋定窑白瓷碎片较多，可藏几件作为鉴定标本。
可惜，北宋汝窑瓷进宫廷后，原宋宫廷“宠器”定窑白瓷被弃，原因定窑白瓷器口有芒，汝窑天青釉更完美。
隋唐白瓷与青瓷
唐（公元618年—907年）和五代（公元907年—960年），是中国瓷器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出现了著名的北方白瓷和南方釉下彩瓷。
白瓷是一种胎和釉都呈纯净洁白色的瓷器。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通过对原料的进一步选择淘洗，并降低胎、釉中铁含量而烧成的。中国最早的白瓷出现于北朝北齐（550年-577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凉州刺史范粹墓出土的一批白瓷碗、杯、长颈瓶可作为代表。这些瓷器胎质和釉色均呈乳白色，但某些釉层中略泛青，仍保留着青的瓷痕迹，是创烧阶段的产品。
隋唐以后，白瓷的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色调日趋稳定，器形更加精巧秀丽，成为深受上层社会喜爱的日用器。陕西西安郊区出土的隋大业四年（608年）宗室贵族少女李静训墓中，发现了多件精美的白瓷小扁瓶、小盒、小罐等。其中最令人赞叹的是一件白瓷龙柄鸡首壶，高26.4厘米，通体以片纹白釉装饰，造型修长俏丽，夸张的龙首柄和昂首高鸣的鸡头更增添了华美的装饰效果。这批白瓷釉色已不见泛青或泛黄现象，说明白瓷工艺已走向成熟。
唐代白瓷窑址和瓷器多发现于北方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及安徽地区，长江以南则很少见，因此素有“南青北白”之说，即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南方仍以生产青瓷为主。
这一时期，南方的青瓷在前代基础上稳步发展，仍以浙江越窑知名度最高。其胎质细腻致密，器形规整，釉层匀净，呈色青黄或青绿，温润如玉，光洁似冰；品种主要是用作食具的碗、盘和酒器、茶具，还有各式灯、枕、唾壶、印盒、粉盒等；造型增加了大量仿植物花卉的外轮廓，如荷叶形碗、莲瓣形盘、海棠式碗和葵瓣口碗等，器物整体或口沿部有的像盛开的海棠，有的仿佛出水的荷叶，起伏坦张，婀娜多姿，令人爱不释手。
晚唐到五代，越窑曾一度成为专为皇室烧制高级青瓷的官窑，所烧之器，臣僚百姓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但秘色瓷的“千峰翠色”究竟是什么颜色，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理解。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中出土了大批唐皇室供奉的佛教文物和各类精美供器，根据同时出土的记录这些器物名称的石刻“物账”，地宫中出土的16件青瓷器均被称为“秘色瓷”，人们才终于见识了皇室御制秘色瓷庐山真面目。这些秘色瓷呈现两种不同的釉色，除两件平脱瓷碗为青黄色外，其余均为青绿和湖绿色，釉色纯正，釉质晶莹润澈，釉层均匀细腻。这些瓷器造型简洁明快，有数件仿植物外形，如秘瓷八棱净水瓶，颈细长，肩腹部有八条竖向凸棱外鼓，呈瓜样。又如一件秘瓷盘口沿作五曲花瓣形。这些凸棱和凹曲的转折处分界明显，表明其成形操作十分严格。
白瓷曲折发展的身世
在陶瓷的历史上，无论陶瓷釉色创造出多少种颜色，白色无疑是最早的追求。这一追求艰辛漫长，至少走了一千年。大约在北齐(550——577年)，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以今天的眼光，这种白瓷不算太白，在釉厚处闪着不经意青色，但正是这不单纯的白色，拉开的中国白瓷的序幕，使得后世在陶瓷装饰上有了拓展空间的可能。
古人长久地观察自然界中的自然之白，天上的白云，飘落的白雪，盛开的白花，千姿百态，都为古人追求陶瓷之白出示了标准。这一标准本是天赐之色，上苍赐予。古人在不知目标是否能达到之时，仍在努力执着地追求;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大好结局来评价古人的追求，在历史的局限中，在古人不知陶瓷可否烧成白色的前提下，中国古代工匠一直孜孜不倦，踽踽前行。
早期白瓷不是横空出世，仅是青瓷的改进型：工匠们在摸索了上千年的青瓷烧造的基础上，发现了烧造白瓷的技巧。白瓷与青瓷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而是一个系统中的拓展，简单的表述就是把青瓷中的青色去掉，就烧成了白瓷。河南安阳北齐(575年)范粹墓中的早期白瓷的确不白，但它没使用化妆土，仅凭本色，这一点尤其重要，使它作为早期白瓷的证据载入史册。
仅二十年后，还是在河南安阳，隋(595年)张盛墓出土的那一批白瓷无可争议地让白瓷从此真正登上中国陶瓷的舞台，一展风姿。今天来看这批白瓷，仍惊叹当时北方瓷业之先进。
白瓷的诞生平平淡淡，却藏有一个千古之迷。白瓷是在青瓷基础上提纯，去掉铁及杂质，使之纯粹起来，白瓷并没有易帜，仍打着青瓷的旗帜前行。问题是，白瓷却在中国北方诞生，而南方才是青瓷的发祥地，也是大本营，那此题做何解呢?
邢窑
人类的社会发展史有一个浅显的道理，叫后来居上。现状如果优秀，很快就会成为负担，让前行受阻，变得缓慢。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一朴素道理。
唐及唐以前南方青瓷的优秀使之容易满足现状，不思进取；而北方瓷业在唐之前明显不如南方，故发奋努力属正常状态，尤其是隋唐结束南北朝的分裂，政治中心确立在北方，至北宋晚期徽宗时代，北方一直视南方为蛮夷之地。
唐代白瓷显然明确对抗唐三彩的华丽。三彩属低温釉陶，色泽绚丽，仅为死者服务，古人重葬，不求朴素，求鲜艳，求热烈，求繁缛，求地下仍是一个人间。唐代是一个张扬的时代，不追求收敛，唐诗中的名篇大都浪漫豪放，集中体现唐人的生存哲学，而白瓷与之背道而弛，一副文静修练的样子。
史载唐天宝年间：“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此事有证据。百宝大盈库简称大盈库，并非国库，乃皇帝私库，专门用于赏赐。过去带“盈”字款的白瓷堪称国宝，二十年前仅有数的几件，分布于各博物馆。近年来出土骤增，凡拍卖市肆常见，器型品种仅限执壶，浅盏，万年罐几种，器型变化不大，可见唐时已成定式。
唐明皇携杨贵妃一路赏赐，邢窑之白瓷独领风骚，科技含量起了决定性作用。有文字以来，文明史中多了科学追求，历朝历代的皇家奖励，都注重奖品的科技含量。邢窑以其白在唐代傲视同侪，让唐明皇下令在器底深刻“盈”字，标榜金贵。
多贵重的东西，只要具备商品价值，早晚它会进入民间普及，经济力量之大都可能改变政治格局。邢窑在唐“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国史补》)，大凡商品到了无贵贱通用的境地，它就能为社会创造极大的价值。即便在今天，千年以前的唐白瓷并不算太稀罕之物，可见当时的产量。
湖北天门人陆羽写过《茶经》。他认为邢不如越，可他对邢窑的评价仍为类银类雪，客观描述准确。如银似雪的邢窑毕竟是陶瓷史上白釉老大，得此评语，实至名归。
白瓷在唐朝较之白瓷在任何一个朝代都白，这个白是心里之白，感受之白，境界之白，是陶瓷史上对白色这一基色或曰无色的追求与肯定。
定窑
宋定窑白瓷，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一看就是出身好的不行。在邢窑的创业下，定窑坐享其成，让其白重新演绎。定之白与邢之白的区别不是技术上的革命，而是思想的飞跃。可以看出，邢窑使尽浑身解数，唯恐器具不白，而定窑则轻松上阵，游刃有余地将白淋漓尽致的表现。定窑觉得客观白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感觉名贵才是重要的，所以定窑镶上了金口银口铜口。
定窑镶金银口是奢侈之举，不是无奈的选择。许多书籍以讹传讹地讲，镶金银口仅是弥补定窑覆烧工艺涩口的不足。以其高成本弥补低成本的商品古今未有，岂非就在定窑身上独现?理论上讲，覆烧仅为了提高产量，提高产量降低质量的事只能在低档商品中流行，而早期定窑作为皇家用瓷时，决不可能计较这样一个差距不大的成本损失，去冒皇帝不悦的风险。
定器包镶金银口，华贵时髦，宫廷盛兴，逐渐蔓延民间。于是，包镶金银口遂成为一门行业，宫廷民间均设作坊以供时需。宋朝工部文思院设“棱作”，内廷后苑造作所亦设“棱作”，只负责定器及其他器皿的镶口。汴京城内，镶金属口的作坊面向市场，不必金银，铜口亦使定器增色。
镶口这样一个风靡宋代的时尚，被后人不负责任地指责为亡羊补牢之举，缘于对古籍的理解有误。“定器有芒不堪用”(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芒被一直误解为芒口，即涩口，古之大谬。定窑有芒，光芒耀眼。徽宗以此抑定扬青。北宋末年，青瓷得宠，白瓷渐入后宫。五代及北宋，定窑白瓷风头也已出了一百多年，看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大净瓶可知定窑之辉煌，洋洋洒洒，百多件瓷器以定为主，足见彼时佛教对白瓷的虔诚态度。
与邢窑固守素器不同，定窑此刻开始动脑筋装饰，刀刻、竹划、模印，尽其想尽其能。定窑于是朝着媚俗迈步，走到北宋末年遇见宋徽宗这样一个艺术天才不买帐，定窑的艺术探索号角才逐渐走弱。至于辽定，南定，地域的效仿；粉定，土定，质量的追随，都为定窑之白推波助澜，摇旗呐喊。
白瓷在唐宋，随政治沉浮。古人没有知识产权、无形资产这些现代概念，古人就是一个抄袭，想尽方法把白瓷烧白，占领市场，分摊份额。南方的景德镇，白瓷不如北方，只好扬长避短，烧出青白瓷，俗称影青，改良了白瓷，以期适应南人的审美。应该说影青的改良是大获成功的，元代以后景德镇成为瓷都，其早在宋时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金定
金人打仗在行，一路南下，逼得宋人节节败退。金人治国有点儿麻烦，哲学高度上不去，不知从何下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改国号为“金”，他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唯金不变不坏。”金太祖认识还算有点儿意思，《金史》载：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
金之定窑在此理论基础上发扬光大。尽管此时宋人抑定扬青，金人不管那套，在其统治地区河北山西推崇白瓷。定窑延续不用多说，井陘、介休、霍州等地白瓷其白有过之而无不及。金人的汉化由于太祖放纵，向汉文化迅速靠拢。辽人的衰败，给金人以警钟。金人提高自我修养，培养生活情趣，难怪有学者曾赞美：金之文物，远胜辽元。
北方定窑白瓷的发展至金，虽战火频仍，但一直未有间断，尤其印花手段，大幅度提高了产量，提高了质量，使其手工业文明带有工业文明的前兆。印花工艺的采用，让白瓷放下身段，根植民间，观察印花定窑，可以看出百姓的乐趣，婴戏、走兽、花卉禽鸟、水波游鱼，无一不是宋金百姓生活的写照。 枢府釉
“蒙古”意为银，与“金”相对。元文治未修，只重疆土，却明白手工艺的重要，宽待工匠，以求丰足。元代白瓷移师景德镇。景德镇地处江南腹地，山水齐备，客观条件良好，尤其具有杀手锏——高岭土，没有理由白瓷不在此大显身手。有了宋青白瓷的捶炼，卵白釉如夏蛇之蜕使之脱胎换骨，一反邢定牙白之明确，先是卵青色，透亮不浑;继而迅速改良为苶(nié)白釉，乳浊不透;枢府釉的烧造娴熟，无意中为元青花准备了迅速登场亮相的机会，这一点枢府釉始料不及。
元代尚白绝非偶然。马背民族看惯了蓝天白云，心胸开阔，受不了半点委琐。以白为吉在元人生活中处处体现。皇帝骑白马，著白色长袍，住白色蒙古包；佛教仪式时，皇帝宝座上撑起白色华盖；顺理成章，白色瓷器为元宫廷首选。
枢府白釉与邢相反，不见素器。元人还是很难理解朴素之美。印模的枢府釉使乳浊釉下的纹样及字迹若隐若现，反倒多了一层朦胧之美。元代青花成型基本都是模制，虽以画笔装饰，但也没能彻底躲开模制工艺。枢府釉的纹样追求耐人寻味，非仔细端详不能欣赏，尤其“枢府”二字，还有“太禧”、“东卫”，辨认的前提多数是已知内容才显容易。
枢府，元代政权中心枢密院，国家的中枢神经，可见要害。元代蒙古人心急，马的奔行速度在历史上是最快的，养就了元人的急脾气。元人在政权尚未完全夺取之时，就于至元15年(1278年，南宋祥兴元年)在江西设置浮梁瓷局。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表明中央政府对官方制瓷的高度垄断。景德镇的官窑制度由此诞生，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年间才告终结。
甜白釉
朱元璋江山拿得不易，不依不饶的陈友谅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历史是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那神奇射中陈友谅眼睛、令其毙命的一箭，如果偏上三寸，江山姓朱姓陈还得再说呢!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毋庸质疑，艺术判断力就强他所难了。有品味的皇帝都是治天下的皇帝，打天下的皇帝不拿品味当饭吃。洪武白釉限于小盘小碗，不见大器，烧大烧小不是明太祖操心的事。可到了儿子永乐，白釉成为其瓷器中的重要品种。永乐白釉，声名远播，关键在一字上：甜。
甜白釉完全是一种主观感觉，瓷器不能品尝，何甜之有?!永乐一朝，下如此大工夫追逐白釉，相必会有皇帝的旨意。洪武时期景德镇御窑厂设立，《大明会典》记载：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宣宗实录》又载：(宣德元年九月)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器祭器。宣德皇帝登基伊始即为其祖父永乐、父亲洪熙烧造龙凤纹白釉器，可见他深知永乐之好。
永乐白釉的进步显而易见。前人古籍中屡屡赞颂。永乐之前的白釉，多少也会闪青，原因是色釉中只有白釉没有呈色剂，换言之，任何颜色的瓷器都需要添加金属呈色剂，才能达到追求的效果。而白釉的追求是减法，减去一切可能影响呈色的杂质，在景德镇洁白如玉的高岭土上，施以透明釉，让白是白里透白，从根本上白，永乐一朝做到了，所以永乐白釉成为后世白釉的楷模。
甜白一词，极尽赞美。有人认为永乐白釉与白砂糖形似，故名。此大谬不然，甜白，重在神似，强调内心之感受，不屑外在之表现。十六世纪，当白砂糖技术普及中国时，中国人才想起用什么来形容永乐白釉——甜白。这一名称至少迟到了一百多年。
永乐甜白釉是古代白瓷之顶峰，与宣德炉齐名，后世一直试图超越未果，索性就将其视为榜样。清雍正时期摹仿过，形似神不似，按说雍正白釉也不是等闲之辈，但仿永乐甜白还差一节，如雍亲王私邸郎唫阁的僧帽壶，透光清亮，与永乐透光肉红明显有别。说起来，永乐之白由体内传递到体外，仿品则是在体外循环了。
有清一代，康雍乾三朝都大肆烧造过白瓷，除月坛祭器外，艺术瓷器比比皆是。天地日月，蓝黄红白；皇天后土，日升月恒。而艺术白瓷较之白瓷之楷模，康熙失之于硬，雍正失之于腻，乾隆失之于薄。而永乐甜白，不硬而酥，不腻而甜，不薄而淳，展现一代白釉之王的风采。
德化白瓷
偏安一隅的福建德化，地理位置优越，离港口近，便于海运。在古代，运输成本大大高于今天，所以古人临水便于运输乃是大福。1998年东南亚出水的黑石号唐代沉船，60000件文物中有300件白瓷，其他文物繁荣，白瓷可以说器型丰富，其中经典作品反映了唐代白瓷的最高成就。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泉州港临近的德化，制瓷多且美。大批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盛况难以想象。由于马可波罗带回了德化白瓷，他又拼命宣传介绍，意大利等学者将德化白瓷戏称为“马可波罗瓷”。
德化白瓷与众不同，先是透光率极好，为群瓷之冠，其次可塑性极强，无一不能塑造。见过明何朝宗德化观音的人无不为之惊呼，以陶瓷之脆性，表现衣褶之柔软;以陶瓷之生冷，表现肌肤之温润;德化白瓷堪称一绝，前后无人能与之比肩。
德化白瓷由于特性十足，名称千奇百怪。象牙白，1610年出版的《葡萄牙国王记述》载，德化白瓷乃瓷器之上品，与其他东方名瓷迥然不同，质滑腻，色乳白，宛如象牙。估计象牙白之美名就是这样流传开来。明德化白瓷确实呈现象牙白，白中略闪黄，正因为如此，生机无限。而清乾隆以后的德化白瓷，白中略闪青，失之象牙之质感，甚是可惜。
猪油白，显然为当地人所称谓。新疆人称和田白玉为羊脂玉，地域文化使然。古人食用动物油由来已久，凝固之上等猪油确实让人垂涎。文化之高雅低俗其实多在表述，象牙白就比猪油白高雅，所以猪油白都在商人中传递，难上文献。
中国白，此名大气明确，其实国际上称德化白瓷为中国白不过百年之内的事。西方人对这一特殊白瓷，给予很高评价，把中国赋予白瓷之上足见西人的重视。
德化白瓷对西方人产生过巨大影响，17、18世纪，至少有几千万件德化白瓷运往欧洲各国，至今还随处可见之踪迹。德化白瓷的特性意外地满足市场两种需求，艺术与实用。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各显神通之日，正是中国陶瓷感动世界之时。
今天，我们对瓷的感情越来越淡，熟视无睹。第一件白瓷的诞生掐指一算一千五百年过去了。文明就是这样，画下一个个记号，不管后人在意与否，高度就是高度，跨越的只是纪录，纪录着我们曾有过怎样的辉煌，纪录着我们曾有过怎样的情感。一个民族，尊重自己的历史，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
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
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
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第一，在隋以前，烧瓷的窑场都主要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今四川境内，北方没有发现值得重视的窑场。但入隋以后，改变了这个面貌，瓷业在大河南北发展起来。全国已发现的隋代瓷窑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河南安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四川邓崃窑等六处，就有四处在大河南北。这是未来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先导。
第二，青瓷虽说仍然是隋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河南、陕西、安徽出土的白瓷来看，与北朝相比，有较大的进步。胎质更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评诗家说唐诗有所谓盛唐气象。陶瓷艺术最能表现这种盛唐气象的则是唐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的贡献也是不少的。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和使用可能要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是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也为
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