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烧造。
鹤壁窑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民间瓷窑场之一，始于晚唐，进入北宋中晚期后达到了它的烧制高峰，终于元，烧造历史达500年之久，文献资料至明代才出现。其烧造的器物与磁州窑风格相同，属于磁州窑系，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瓷窑全盛时期，面积约有84万平方米，呈现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烧造盛况。唐代时，鹤壁窑烧造白釉、黑釉、黄釉刻瓷。
鹤壁窑有一种装饰方法“白地褐彩彩绘装饰”，白地褐彩技法和白地黑花的技法是一样的，但是褐彩随着窑温的不同，黑料呈现的颜色也有所区别。它是以褐彩代墨，以瓷坯为纸，把我国制瓷工艺和传统绘画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其题材构思新颖，代表了鹤壁窑民间艺术的工艺风范。
童儿戏莲枕于1985年在鹤壁窑出土，属白地褐彩彩绘装饰，枕的八个侧面画二方连续的卷草纹，行笔流畅明快，一气呵成。枕面以粗细二条黑线画八角形边框，画面中心是前后相随的两个采莲回归途中的童儿，前者手持莲蓬，回首相顾；后者一手持荷叶，一手前伸，两童前后呼应，似边走边语，神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画面把乡间的场景与天真活泼的童儿自然和谐的融汇在一起，显得淳朴自然，富有情趣，散发着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
鹤壁窑所烧器物，基本上为民用瓷器，装饰以富有生活意趣的内容为多。元代白釉褐彩题字罐，是鹤壁窑出土的一件精品，朴实内敛，富有民俗特色。
此白釉褐彩题字罐外部通体施白釉，釉色纯白。器物自颈至底，各绘粗细弦纹五周，将器身分为五段。肩部绘花卉和缠枝牡丹各一周，腹部有行文铭文两行28个字：“昨日西风澜漫秋，今朝东岸独垂钓。紫袍不识蓑衣客，曾对君王十二流。”下部为底绘莲花瓣纹，内饰褐彩。以诗为装饰在鹤壁窑瓷器中并不多见，这件白釉褐彩题字罐体现了民间审美情趣的发展与民俗文化的雅化。
鹤壁窑属于磁州窑系，但又不拘一格，往往博采众窑之长，又高其一筹。赋予创造性的鹤壁窑匠，在宋、金、元时代共创造了三十多种装饰陶瓷技法，简直可以说集陶瓷装饰方法之大成，鹤壁窑以其独特的有规无束刚劲豪放，潇洒自如的艺术风格，影响着后世。
taoci52.com延伸阅读
康熙郎窑红的烧造工艺
郎窑红釉，清康熙时期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是康熙时期江西巡抚郎延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的，所以称郎红。郎延极在任时积极推动和主持景德镇瓷器生产，取得很大成就，使景德镇官窑、民窑都蓬勃兴旺，故以其姓氏命名这个时期的瓷窑称“郎窑”。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康熙郎窑红的烧造工艺。
郎窑红釉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1320℃以上的温度还原焰烧成，在烧造过程中对烧成的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数要求很高，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所以郎窑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民间有“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郎窑红器在烧成艺术上是按照明朝永乐、宣德时期的宝石红的要求来作的。因为永宣的宝石红是一个伟大的发明。红是明王朝最高等级的颜色，整个明代红釉均以它为榜样，也是历代皇宫所追求的，但明朝中期以后烧造红釉瓷器的工艺步步下降，已很少烧出那种效果，到嘉靖时皇帝不得不下令以矾红代之。红釉工艺渐渐失传，失传了一个多世纪。康熙时国运昌盛，景德镇制瓷工艺得到巨大发展，名贵的宝石红瓷器终于烧成。凝厚温润，婉若红宝石的郎窑瓷器，其优美的品格超过永宣的宝石红，谈瓷家们仍然以宝石红来称呼它。鲜艳明亮的红釉颜色如初凝之牛血，故又称为“牛血红”。
康熙后期四十四年以后，这个时期整个时代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内政治相对稳定，像刘源、焦秉贞、冷枚等宫廷画家和其他文人日益受到皇帝的重视，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比较浓，印刷业的发展，版画艺术、经典小说及其插图在社会广泛流传，康熙前期那种刚烈、火气旺盛的风格逐渐转变成重视文化底蕴的柔和雅致的风格，郎窑红瓷器在器物造型上也在这个时期表现出时代的特点，每件器物造型不像前期那样硬朗坚挺，比较灵活，注意转折、变化，整个气氛比较柔和，不笨拙。
郎窑红器釉层凝厚的色泽浓艳如初凝之牛血。而红釉薄的，则会出现如鸡血一般的鲜红器。釉层厚薄不是判定郎窑红真伪的唯一标准，因为手工制作，施釉的次数与厚薄不能绝对一样，有的就厚一些，有的就薄一些。无论是釉厚一点的或釉薄一点的，共同的特点都是釉的玻璃质感很强，透明度高。郎窑红釉釉泡小而闪闪发亮，釉清澈透亮有垂流现象。郎窑红一般外壁施红釉，内壁施白釉、米黄色或微泛青色的白釉。红釉层是生坯挂釉，多次施釉，高温一次烧成。
康熙郎窑红器底足釉面一般呈透明的米黄或浅绿色，为什么圈足内釉会变成米黄等色呢？那是因为装窑时要用垫饼垫底，将坯件和匣钵分开，以免釉层流动时将匣钵粘住使瓷器报废，因此圈足内壁被封住，使圈足内壁部位的烧成气氛和坯件上端不一样，即圈足内面的釉没能烧出明亮的红釉，甚至不成红色，烧后变成颜色不正的米黄色，或米黄泛绿色等杂色，人们称为“米汤底”，或苹果底，但也有较少的红釉底。
口部因釉层较薄，铜分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和氧化，多露胎骨，呈现粉白、淡青或浅红色的“灯草边”。因为铜的胶体粒子比重大，比其它物质向下流动性大，所以红色挂不住，这样器物口沿出现一道整齐的白边，越往器体下部，红色越浓艳，这是由于釉在高温下自然流淌，集聚器下之故，但郎窑器物底足旋削工艺高超，流釉不过足，很少出现粘釉的缺陷，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铜是一种很活跃的元素，在不同的烧制气氛下，铜的呈色是不一样的。如果烧成良好的还原气氛，就呈红色，如不是还原焰而是氧化焰，烧成瓷器的釉就是绿色。正常的铜红是在还原气氛下的呈色，但由于古代窑火、窑温等控制并不是很精密，常常会出现烧制失败。如果气氛控制失误，使窑内呈氧化气氛，铜则会呈层次不同的青绿色，郎窑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传世的“郎窑绿”或称“绿郎窑”，又有一种器里釉为红色而器外呈浅绿色的称为“反郎窑”，这些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郎窑红器的变异类。“郎窑绿”器的特点与郎窑红器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用相同的原则加以鉴定，而“反郎窑”器则多为水盂等小型器，数量极其稀少。
郎窑红釉器，在其他方面也都具有康熙朝的时代特征。一：是胎骨洁白细密而坚硬，比较敦实，手感极好，大件作品相当厚重，精巧玲珑的薄胎作品较少，足底露胎处有火石红；二：是口沿有人为涂有粉质的粉白釉或浆白釉以此来仿造“灯草口”口沿多有破泡；三：是修足有平切式、平切棱角略园式、滚园式或为里收外斜削的二层台式；四：是器身红釉与足端露胎处有一条白色线；五：是器型独特如盘、水盂、渣斗等圆器，观音樽、油鎚瓶，笠式碗等琢器都是康熙时极为流行的造型；六：是大多数无款，偶有青花写款、福、寿、大清年制。
郎窑红，祭红，钧红呈色机理基本相同，可是它们的外观状态及工艺烧成条件都所不同。从色调风格，釉面特征及烧成条件的要求看，钧红与郎窑红有非常近似的地方，可是它们两者的釉料组成及工艺制备情况却相距很远，与此相反，祭红与郎窑红无论从色调风格，釉面特征及烧成温度等均有显着的不同，可是它们的釉料配合及工艺情况都比较相近。
以上是由小编搜集整理的“康熙郎窑红的烧造工艺”的相关知识，更多收藏知识，请持续关注我们。
景德镇窑的烧造特色
景德镇窑的烧造特色。
中国传统的陶瓷可分为三大类：龙窑（倾斜式隧道窑）、阶级窑（倾斜式冷底多室窑）以及景德镇窑（平焰窑）。
景德镇窑为我国传统窑炉中独具风格的窑。它的烧成室型呈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椭圆形，近窑门处宽而高，靠近烟囱则逐渐狭窄矮小，故有"鸭蛋窑"之称，全长约15-20米，容积为300-400立方米，是以松柴为燃料，火焰长而灰分少，因不含硫黄或者含量极少，适宜烧还原焰，对于白瓷、青花瓷、颜色釉瓷等传统瓷的釉面呈色效果良好，可装烧高火、中火、低火的瓷坯。
因窑内腔较高（最高高度不超过6米），便于装烧大件制品，适合多品种生产的条件。因此，景德镇窑（在景德镇也叫柴窑）单位公斤瓷的燃料消耗量小。
另外，其结构简单，镇窑建筑速度快，基建费用少，产量大，周转期快，可以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适应于景德镇附近制瓷原料的特性和瓷器的传统风格。对南方某些瓷窑来说，在控制烧成气氛和瓷器质量，以及燃料（松柴）消耗等方面，镇窑均较龙窑、阶级窑和倒焰窑等优点。
建窑盏的特征和烧造
建窑，以在瓷釉上的纹理表现是道家思想在瓷器上的一种反应。北宋徽宗曾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能够得到皇帝的评价，可见建窑瓷在当时受到皇室的重视程度。“冰雪为容玉作胎”是当时文人雅士做人的理想追求，采用和田页岩白玉掏膛作胎，制作出建窑风格的精品瓷器，是瓷器家族里的一个新品种——玉胎瓷。
玉胎水盂的烧制成功，把建窑地方性乡土风味一下子提升为宫廷高贵迷人的韵味，在细如毫发的玉毫丝中夹杂无数金黄斑点，说明釉的配方与火的精妙，烧出了建窑风格最美的韵味，成为中国古陶瓷中的精品之作。
工艺特色主要产品以盏、碗、盘、碟为主，兼烧盒、罐、壶、灯、炉、钵、梅瓶、冥器等，在宋代盛产黑釉瓷而闻名于世。足底有“供御”、“进盏”字铭的，应是为宋代宫廷烧制的贡品。黑釉盏的特征：胎含铁量高，一向有“铁胎”之称，胎体厚重，呈黑灰色、紫黑色，胎质粗糙坚硬，露胎处色沉而无光。
造型多样，有大小敛口、敞口等不同形式，圈足小而浅，修胎草率有力，刀法自然，釉质刚润，釉色乌黑，器物内外施釉，外釉近底足，足底无釉而露胎。釉面有明显的垂流和窑变现象，有“兔毫”、“油滴”和“曜变”及“鹧鸪斑”等有名的品种。
宋代是建窑的发展时期，以烧黑釉器而著称。兔毫斑、鹧鸪斑、曜变等釉色的名品就出在这里，以茶盏为多在建窑黑釉盏盛名的影响下，各地的仿烧者甚多，除福建本省的南至福清市，北至武夷山以北的几十处瓷窑之外，还有江西的吉州窑，四川、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等地都有仿烧的，形成了以建窑为首的建窑系。
南风古灶：500年窑火不绝
南风古灶建于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近五百年来，窑火不绝，生产不断，得以保存完好，在国内实属罕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龙窑。现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历史记载，佛山陶瓷基地形成於唐宋，至明清最为发达，“石湾之陶遍两广旁及泯外之国”，深受人们的欢迎，嬴得了“石湾瓦，甲天下”的声誉。石湾以前烧窑以龙窑为主。建国以后，相继出现了倒焰窑、轮窑、多孔窑、隧道窑、电窑、辊道窑等。
龙窑一般依山坡而建，亦少有在平地垒筑高台建就，取其倾斜顺应火势，宛似一条巨龙从天而降，因称“龙窑”（石湾人旧称窑为“灶”）。在清代石湾陶业全盛时期，共有窑灶107条。现在石湾陶瓷生产均采用先进窑炉，龙窑公存三条，南风古灶是最古老之一。
南风古灶的炉口正向南方，窑尾有榕树成荫，每至复日，凉风习习，故名为“南风灶”。南风灶在漫长岁月中，不断生产亦不断修葺。现在的烟囱是近代才加建的。现窑体总长37.8米，窑墙外宽6米，窑内宽平均2.3米。窑面有火眼34排（每排5个），行活称一排为一下火，共34下火。火眼作为烧窑时投放木柴之用。窑侧有灶口4个，用于产品出入。南风灶以前以烧制大盆类产品为主，现为工厂煅烧园林花盘产品。
烧造史可提前百年 出土数吨古瓷
综合：景德镇的陶瓷烧造史将可提前一百年。近日，随着景德镇兰田窑窑址考古发掘接近尾声，惊艳亮相的唐代古窑址和数以吨计的瓷器，让千年瓷都的陶瓷人迎来激动而自豪的消息。
古瓷纷纷出土现身
景德镇兰田窑窑址位于浮梁县湘湖镇兰田村金星自然村西北的万窑坞山坡上，东距景德镇市区约20公里，南距景德镇南河约1公里。2011年底，万窑坞附近一砖厂在掘土的过程中发现窑业堆积。2012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正式对该窑址展开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是景德镇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窑址的第一次科学、全面、大规模发掘，出土了数以吨计的青绿釉瓷器、青灰釉瓷器和白釉、青白釉瓷器等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出土的瓷器除了常见的碗、盘、执壶、罐等器物外，还首次在景德镇古代窑址中发现了腰鼓、茶槽子、茶碾子、瓷权、瓷网坠等器物，此外，还有带有“周生”、“申”、“生”、“大”、“元”和“中”款及其他文字款的瓷器数百件。综合难能可贵的是，景德镇兰田窑窑址在窑床的前部完整保存了器物柱底部的支垫器物的窑柱，对考古学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古瓷用事实说辉煌
景德镇兰田窑窑址考古队领队、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建新指出，景德镇兰田窑是一座唐代龙窑，该窑是目前景德镇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并且是保存最完好的窑炉，这一发现填补了景德镇窑炉发展最早形态的空白，是十分重要的窑业遗迹。江建新介绍，出土的腰鼓是景德镇在唐代就已和西域展开经贸往来的重要实物，证明景德镇当时就已是一个开放且与外界交往广泛的城市。综合另外，证明当时的窑工已善于吸纳南北方窑业的烧造技术，融会贯通后生产出有自我风格的瓷器，为在宋代的辉煌打下坚实基础。
古瓷与古文相印证
学术界一直认为，景德镇制瓷业始于五代时期，且窑业从创烧之初即以青瓷和白瓷为主。江建新等专家分析认为，本次发掘的出土物已可上溯至中、晚唐时期，是制瓷业较为成熟时期的产物，据此，已可将以往人们认为的景德镇制瓷业的起始时间推前百年。印证了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为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饶州刺史元崔进奉瓷器所做《进瓷器状》一文中的记载，江建新表示，这一发现，将成为改写中国陶瓷史的重要篇章。
河南鹤壁窑钧瓷
中国五大名窑中的钧瓷出禹州，单钧台窑就占地30多万平方米，瓷片堆积厚1～2米，足称钧瓷之乡。但在它的北方约300公里的地方，也有一片烧造钧瓷的古窑群，这就是豫北的鹤壁集窑。
四川大学教授陈德富在《古瓷收藏与鉴赏》一文中提到：此窑“窑址在鹤壁集市西茹家村一带，时代为宋元，这是河南宋代一个大窑场，出土物十分丰富。其瓷器胎细，白或灰白，釉色以青釉、白釉为多。”
鹤壁窑在河南省的最北端，隔漳河与磁州窑遥遥相望。西背太行，东展平原，汤河在其南，洹河在其北。窑址散落在方圆四十华里的丘陵之上，当地有四十五里烧窑坡之说。已探明的窑址有鹤壁的西茹村，安阳县的善应乡、马家乡等。
上世纪的70年代，古瓷收藏还未火热，当地百姓雨后在田间地头、冈坡岭涧不时拾到一些残片及残器。因不识为何物，或放在窗台墙角，或用来盛食喂鸡。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老城改造工作蓬勃兴起。在鹤壁邻近地区的邯郸、安阳、新乡，从建筑工地出土了大量的钧瓷片。当时古瓷爱好者还以为是禹州的钧瓷，十分珍惜，“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观念已深入人心。随着越来越多的残片及残器的出现，古瓷爱好者恍然大悟：安阳及周边地区的钧瓷80%是出自鹤壁窑。至此，当地古瓷界始有“鹤钧”之说。
鹤壁窑钧瓷始烧于北宋末年至金代这段时间。2002年安阳首届全国收藏品交流会上，我看到一片鹤钧盘残片。盘心内有黄彩铭文：“□谅周元恒，巧工手工生，火烧初造瓷□。”该器为当时钧瓷烧造成功的纪念物，盘口微敛，圆唇，弧腹，平底，圈足略向上撇，盘底施护底釉，是典型的宋、金时代的器物，足可佐证“鹤钧”始烧于宋末或金代。鹤壁窑钧瓷兴盛于元初，从安阳老城出土的大量钧片来看，当时几乎家家用钧瓷，数量相当可观。元末不知什么原因，鹤壁钧窑戛然停烧，不复再燃。
鹤壁钧窑的器型有：碗、盘、钵、罐、盆、瓶、炉、盏托、杯等，都是供周边地区居民所用，为典型民钧。其胎质分为两种，一种为灰黑胎，粗糙坚实；一种为灰白胎，比较粗松，与釉面结合不牢。釉色有天蓝釉、月白釉、米黄釉、青绿釉、靛青釉，具有代表性的是那种呈深蓝发黑带白点的釉色，比较凝重。鹤壁窑好的釉色与禹钧不相上下。其窑变紫斑、红斑虽不及禹宋钧的窑变缥缈弥漫，但上乘窑变还是十分迷人的。
南风古灶：500年窑火不绝_陶瓷知识
南风古灶建于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近五百年来，窑火不绝，生产不断，得以保存完好，在国内实属罕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龙窑。现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历史记载，佛山陶瓷基地形成於唐宋，至明清最为发达，“石湾之陶遍两广旁及泯外之国”，深受人们的欢迎，嬴得了“石湾瓦，甲天下”的声誉。石湾以前烧窑以龙窑为主。建国以后，相继出现了倒焰窑、轮窑、多孔窑、隧道窑、电窑、辊道窑等。
龙窑一般依山坡而建，亦少有在平地垒筑高台建就，取其倾斜顺应火势，宛似一条巨龙从天而降，因称“龙窑”（石湾人旧称窑为“灶”）。在清代石湾陶业全盛时期，共有窑灶107条。现在石湾陶瓷生产均采用先进窑炉，龙窑公存三条，南风古灶是最古老之一。
南风古灶的炉口正向南方，窑尾有榕树成荫，每至复日，凉风习习，故名为“南风灶”。南风灶在漫长岁月中，不断生产亦不断修葺。现在的烟囱是近代才加建的。现窑体总长37.8米，窑墙外宽6米，窑内宽平均2.3米。窑面有火眼34排（每排5个），行活称一排为一下火，共34下火。火眼作为烧窑时投放木柴之用。窑侧有灶口4个，用于产品出入。南风灶以前以烧制大盆类产品为主，现为工厂煅烧园林花盘产品。
越窑瓷器鉴定（越窑瓷器各个时期的纹饰、工艺、烧造特征） ...
越窑瓷
越窑瓷器鉴定（越窑瓷器各个时期的纹饰、工艺、烧造特征）
越窑的研究，可以说，从浅层次而逐步向深层次的深度、广度 拓展。鉴定的水平，也是由表及里，从一般的古玩角度，逐步向考古类型学研究入手，对瓷器进行科学的总审。使鉴定的结论更符合历史事实。鉴赏的水平，也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博物馆、收藏家所收藏的越窑瓷器，则是为研究、鉴赏创造了条件。
越窑瓷器的鉴定是一门科学，是古器物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考古发掘的古墓葬、古遗址、古窑址中出土了不少各个窑口的瓷器制品，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器物，这些器物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标准器。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流散文物中的瓷器制品，在器物的鉴定中，要掌握造型、纹样、胎釉、装烧工艺与款铭五大要领。这五大要领要互相有机的结合。
越窑瓷器的鉴定也必须掌握五大要素。这就是制品的造型与文饰、装饰艺术与方法、釉色与胎体，铭文与款式五个方面：
造型与装饰艺术鉴定
造型与装饰往往密切联系。东汉晚期瓷器的造型，多来自原始瓷制品的延续。主要有：垒、五联罐、钟、虎子、香熏等，井、灶、等冥器制品。。垒器身的肩部、腹部拍印席纹、蝶形纹、梳纹、方格纹、菱形纹、蛛网纹、叶脉纹、网格纹等，从工艺角度观察，这类纹样多见于泥条迭筑的制品。到吴时已消失。瓷钟的造型与陶钟相似，瓷质的钟最早出于永初三年（１０９），鄞县出土的青釉钟，体积特小，底部假圈足，足部刻隶书“王尊”两字，吴时已不见。
五联罐是从五罐瓶发展而来，出土的有青瓷和黑釉两类制品，除五个管外，在四周堆塑猴子（似人状）、爬虫和鸟类。这类五联罐，东吴时，五管变小，往往被堆塑的小罐、飞鸟、活动胡人等形象所占踞，吴早期罐中部出现屋檐，下部堆塑人物、熊、狗、龟、蛇等动物。中晚期，罐下层堆贴内容更丰富。有人物奏乐、杂耍、仙人等，上层出现歇山顶建筑，中部楼阙增加，多至五、六层。下部人物动物繁复。西晋时，人物堆塑罐的五个管为亭、台、楼阁所取代。到西晋永寿七年（３１３）以后，堆塑罐消失。新出现“井”，实际上是一个罐，这种瓷井出于熹平四年（１７５）墓。瓷灶也是由陶灶演变而来，造型呈船形，因此又称船形灶。有的在灶上划刻鱼、肉图案。灶上饰鱼、肉，既点明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绍兴红山东吴墓出土灶，灶面上刻录书“鬼灶”。其实在公元１７５年前，已生产这类鬼灶。
东汉晚期虎子的造型，基本上承袭了西汉时铜虎子形象。造型是比较简单，横卧圆筒体，前面向上有一个突出的，微微向上翘的圆形口，背部装提梁，没有虎形装饰。东吴早期的赤乌（２３８——２４９）时，虎身还是圆筒形，但已开始呈蚕茧形演变趋势，光素无纹。器口基本不见虎头装饰，只是提梁作奔虎状或卧虎状。晚期，虎子器身完全呈蚕茧形，腹部两侧出现刻画羽翼纹。西晋太康九年（２８８）开始，在中部作成张嘴或筒口的虎头，此后虎头逐渐缩至口上部，提梁印绞索或方格纹。东晋初至咸和四年间，虎子已作无头形制，咸康后纪年墓中不见虎子。南朝虎子趋圆形刻莲瓣纹。
香熏，在熹平四年墓出土的为褐釉。到了东吴时基本造型未变。西晋元康朝出现三熊足的承托盘，香熏炉身为三排三角形楼孔，东晋时增至四层枫叶楼孔或山峰式鸟钮豆形等。南朝纪年墓中不见香熏。东吴永安六年（２６３）时出现了新的器形,如格盘; 甘露元年（２６５）勺、熊形灯;凤凰二年（２７３）蛙形水盂以及尊、三足砚、猪圈、鸡笼、栏圈等。这些都是动物形象作整体造型的典型。东晋时冥器消失。在鉴定中,注意造型的演变。罐、壶类，东吴至西晋时较矮胖，东晋时器形逐渐增高，至南朝器形演变成瘦长、大口、大平底。
鸡头壶，也称天鸡壶，纪年者见于西晋永宁二年（３０２年，实为太安元年）墓伴出。余姚肖东五星墩，出土的青瓷提梁盘口鸡头壶，是件绝品。宽敞的盘口之上，以黄鼬躯身为提梁，肩部鸡首，肩腹部雕有正在啼鸣的鸡首和尾巴。羽毛丰满，形象逼真。装饰艺术题材特殊，别具一格，为鸡头壶中所罕见。东晋时的鸡头壶（盘口壶），在南京东晋墓出土的鸡头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七字，可知这类造型器物东晋时称为"罂"。这时壶身变大，前装鸡头，引颈高冠，后安圆股形把手。到东晋中晚期，把柄端饰龙头和熊纹。鸡头壶到隋代，演变为盘口、细颈、圆腹、饼形足。肩部安双系。颈下有象征性的鸡头，把手装于盘口之上，是隋时鸡壶的代表作。
盏托出现于东晋，盛行于南朝。南朝盏与托盘，往往器表都刻莲花瓣。
关于褐釉点彩，过去在鉴定中都定在西晋晚期，盛行于东晋，自从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２７０）墓出土青瓷双系彩绘羽人佛像壶，把早期越窑褐釉彩的出现时间提前到了东吴晚期。
越窑瓷
胎釉与装烧工艺鉴定
早期越窑的胎体，由于瓷土采于当地，因此从化学测试结果表明，胎质灰白，由于烧成温度的影响，如温度没有达到要求，就会出现米黄胎等现象，胎体从东汉晚期成熟瓷器到隋代，可以说变化实在不大。对于早期越窑的釉，多为青色，也有青灰，青黄和黑釉制品。早期越窑的施釉都不到底，这与当时施釉技术有关，在无釉的胎体上，可以见到淡红色的胎体，若是现在仿制品，就做不出这种现象，对鉴定真伪是很重要的一条。对装烧工艺的判断，有利于相对年代的确定。
早期越窑的装烧工艺，鉴定可以概括为三大特点：
第一，明火迭烧。正因为明火迭烧，器物在窑炉中直接与烟火灰尘接触。因此在器物釉面上不免有灰沙之类细小的残留。这与越窑时代匣烧制品的面目完全不一样。越窑釉面光亮、莹晶,有的可以达到“似冰”“类玉”的程度。明火迭烧是不可能达到上述水平。
第二、泥点间隔支烧。早期越窑在器内均为满釉，而器外，半釉或釉不及底。在装烧过程中，为了避免制品的互相粘连，因此，窑工们发明创造了使用支烧具，这类支烧方法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发明。从绍兴春秋战国原始瓷窑址中，发掘与实物证明，当时为了迭烧，防止制品粘连，器物与器物之间，用陶土、瓷土粉或作成圆珠形，垫在二器之间，这种泥珠硕大，大者如小饼有四、五公分。早期越窑的历史阶段中，可以说一直延用了这种类型的支烧具。因此，在一个碗与一个碗支烧中，成品中就可以残留了二种现象，（１）即在碗的内底遗留了圆圆的泥点印痕；（２）在碗的外底由于没有上釉，在泥点支烧的地方虽然没有遗留残迹，但从化学反应中呈现了粉红色、或淡红色或称火石红的印痕。这种印痕的多少，形状大小均与支烧的陶珠、瓷珠等造型有关，并且支烧颗粒排列密疏有关。
第三、间隔窑具的支烧。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在东汉晚期开始，工匠们又发明了间隔窑具。这类间隔窑具，由一个小小的圆饼，其饼上安三个乳钉，我们称为“三足支钉”这类间隔窑具，虽出于东汉晚期，大量使用却在东吴时代。比原来泥点支烧的优点是：（１）接触面扩大，因此相迭得数量增加；（２）“三足支钉”是制好后，经过烧成，已变成坚硬的装烧的专门工具，它一般均用瓷土制作，所以与制品一样牢度，由于比泥点牢固，减少塌倒、压变形的情况。这类“三足支钉”在吴时大量使用，产量是增加了，但这一时期的制品中最大的特点，即在内底遗留了“三足支钉”的残迹，这为我们鉴定这时的器物又提供了特征。众所周知，迭烧时把“三足支钉”的圆饼面直接与平底碗的底部接触，另外三足与另一个碗内底接触，由于一个一个往上迭，重量不断增加，待窑炉烧成温度，达到釉胎熔合阶段时，这三足直入胎体，烧成后，只得将三足拔出，有的粘釉就得敲掉，留下的凹窝和遗留物成为东吴时期装烧的一个特征了。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晋时匠师们，发明锯齿形等间隔窑具，到南朝多为扁平形，上述窑具运用中，都与泥点支烧互相配合，原来只用泥点来隔开器物，现在再加上一个窑具，在这个窑具的接触面上排列泥点，其优点接触面大了，迭烧稳定，可减少倒塌的废品率；其留给我们的依据，是火石红或称淡粉红的泥点印痕。所以说泥点印痕的排列、大小形象可以为我们判断当时使用的是什麽式样的支烧具，由于支烧具有时代特征，也为器物烧造提供了相对年代。
各个时期越窑瓷器的造型与纹饰
造型与纹饰两者密不可分，是鉴定越窑瓷器的关键。再结合釉、胎、支烧工艺和款铭更为精确。
唐代越窑的造型，从总体上看廓线明快，秀雅端巧。碗的造型，从早期越窑的深腹型，逐步演变为敞口（侈口）、斜腹的浅腹型。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到了中唐时，假圈足中挖一个小浅孔，圈足形似玉璧，俗称玉璧底，同时开始出现矮圈足的环底碗。晚唐时碗的造型，不但延用了玉璧底、大环底外，而且出现了端巧美观的花口。特征是口沿作成四缺、五缺不等，在腹部与缺口相对位置压有突筋。总之从底足的变化，发展到口沿的变化，使碗的造型轻巧端雅，线条流利美观。
越窑早期的标准器，陕西礼泉县唐龙朔三年（６６３）墓出土的花口腕，口沿六缺、腹部六条筋，矮圈足。河南偃师杏园大历十三年（７７８）墓出土的鱼纹碗，在碗的内底刻绘一条游跃的鱼，自由流利、活泼可爱。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元和朝（８０６～８２０）文化层中出土大碗（洗）内刻荷花。
唐代晚期，碗类的器内刻划各类荷花、朵花、模印鹤、鱼等动物，形象生动活泼。“大中二年”云鹤纹“寿”字碗，与其共存的器物，成为鉴定的标准器。
壶类，从初唐开始，仍沿用了早期越窑的盘口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器型有硕大丰满变为瘦雅秀丽。到了中唐元和朝时，壶的盘口消失，为侈口（敞口）所代替，同时出现了六角形的短嘴和肩带状把，底部有的仍保留了平底，尔后也有平底变为矮圈足。这类造型的壶，文献上常常称为注子，即执壶。所以说由早期越窑的壶，到中唐元和朝时演化为注子，这是壶造型变革的转折点，也是执壶的造型与早期越窑的壶，造型完全变了一个面貌。
晚唐时期，越窑执壶，造型的基本格调不变，具体的线条变化多姿，使人感觉器形丰富多彩。仅举唐大中朝执壶器形为例，这时有凤头执壶、带流的瓜棱壶，筒口、双系、圈足壶，喇叭口、瓜棱、圈足执壶等。在唐代所有执壶中，惟独"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刻花执壶（朵花）是一件刻花卉的标准器，这类刻花，恰恰与宁波市和义路唐代“大中二年”、“寿”字纹碗地层，伴出的刻花盆、刻花碗、刻花盘的纹样，似出一人之手。
唐罂，在鉴定中有三类：
第一类，是以“元和拾肆年”铭罂为代表，特点是在颈部堆刻，戳龙纹、颈下部安四系。腹中刻铭文。另一件蟠龙四系特别长，按于颈至上腹，在系上部堆塑形象生动的蟠龙。
第二类，是线刻龙纹罂。蟠龙从颈中部到腹中，通体满布。
第三类，出于晚唐（９０１）墓中的褐彩云纹罂。这类罂从罂盖到罂身，通体绘了褐彩的云纹，精致、工整、其绘法、色彩与唐天复元年（９０１）墓出土的褐彩云纹钵形灯一样。这类褐彩云纹罂在五代时期，钱氏墓中也有出土。
五代时，执壶有三种形式。第一类，整个造型似一个倒挂的青（青釉）瓜，清秀美观。第二类，以东钱湖窑场出土为例，执壶制作极为讲究，不但造型规整秀丽，而且器身上刻着流利的云气、飞鹤及花卉。。特点之一圆嘴、扁带状把。执壶上“开光”出现于五代天福６年（９４１）。第三类，圆嘴、筒颈、鼓腹、圈足、扁带把。素面。
北宋前期，执壶承五代之“开光”在越窑中时常出现，出土于公元９９５年墓的“人物坐饮图”执壶，不但有相对的年代，而且在执壶腹部，四周线刻人物坐饮图，也就是把书画上的画面，移植到瓷器制品上，这属于首创。这种人物坐饮图，神仙活动图等执壶残片，在上林湖五代至北宋的窑址中，均有出土。为北宋前期（有学者划入吴越时期）秘色瓷的典型器物，也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样品。
北宋中期，流行双线开光，在开光内划花卉，盛行模印的小系。
北宋后期，执壶的造型虽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制作粗糙，颈肩连接处与腹底圈足连接处，往往不大规整。烧成后，由于制作没有像北宋前期规范端正，因此断脱明显。
晚唐时，大中朝生产的盏与托具，造型为最美。与“大中二年”铭碗共存的荷花盏，口作五缺，盏内刻花卉，也有素面，釉色青翠秀雅；托具器形作成卷荷叶状，圈足微微外撇。施青翠釉。这种造型似一朵荷花，似漂泊在水波荡漾的水面上。
五代时，托具的沿与托台以素面为多，盏则花口、撇圈足，以青绿釉为多。北宋盏，花口内线刻连环纹或四荷连环纹，托具的托台高突、托盘沿上线刻蜂花纹。和统十三年（９９５）墓出土的盏托具就是一个标准器。
盘，初唐至北宋早期，造型均为浅腹型。初唐以平底、素面为主，釉色为青黄占多数。中唐开始，出现矮圈足与玉璧底。晚唐时品种增多，常见有玉璧底刻花盘，圈足划花盘，委角盘和花口盘等。唐咸通十五年，法门寺地宫埋藏的，花口秘色瓷盘是标准器。五代时出现方形委角迭盘，盘身有镂孔，此种盘最早为天福六年（钱氏墓出土）。北宋时纪年的花口牡丹纹盘、花口双蝶纹盘、花口菊团纹盘、鹦鹉纹盘、龟荷纹盘、丁字款盘以及咸平元年（１０００）墓出土的龙纹大盘等，均为鉴定对照的标准器。
水盂，初中唐时期多为素面。晚唐出现四蹄足，五代，有刻莲瓣水盂。北宋时水盂四周“开光”，内刻牡丹花等。
盒的造型呈扁圆。晚唐时品种极为丰富，不但有中小型成套盖盒、油盒和印盒，而且纹样以刻花为主。北宋咸平三年（１０００）出现云鹤纹迭盒。北宋粉盒盛行，纹饰有凤凰、牡丹、双蝶、鹦鹉、菊花等。
各个时期越窑瓷器装烧工艺的特点
在鉴定中，辨别器物的装烧工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每个窑口，装烧工艺除共性外，还有其独特的个性，就越窑的装烧工艺而言，恰恰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可靠的，明显的依据。
装烧工艺，在中唐晚期以前，是承早期越窑的明火迭烧工艺，中唐元和朝发明匣钵装烧，这是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装烧工艺的革命。越窑的匣烧工艺，不仅仅促使产量提高，而且使越窑烧制的制品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
匣烧工艺，使制品带来的质量提高，有二个明显的特点： （１）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包括中唐以前），使用匣烧后，从此器内的印痕消失了，使器内光洁美观。这个特征断定都是元和朝以后的制品。
匣烧工艺烧制的器物，其外底部都应该有支烧泥点的印痕。这个印痕的大小与形式，对我们了解它制作年代，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初唐时不用匣钵，明火迭烧，使用的间隔窑具硕大，所用泥点分隔颗粒也就粗大。中唐后期到晚唐，大量采用匣烧工艺，用薄形间隔具，因此，泥点分布，亦采用了比豆状更为好看的松子状泥点，排列细密。这在圆形垫具上，遗留的印痕就是例证。匣烧的玉璧底碗、盘等器物外底，呈微微的粉红色颗粒状遗痕，这种遗痕是胎体中氧化铁的反映。
五代时期，越窑生产器皿不但品种丰富，而且釉色青翠、湖绿。在间隔窑具制作上，也应物制宜，极其规整，所遗留的泥点、支烧印痕也与晚唐时期大不一样。这与五代时，在匣内装烧中采用了扁平、扁饼形式间隔具分不开。因为扁平，散布的泥点多呈松子状，排列有规律，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五代前期；五代后期，上林湖、东钱湖与上虞的典型窑址遗存，与纪年器物支烧泥点，表明泥点已演化为条形，这种形式的泥点印痕，在盘、碗、盒、罐一类制品底部，一般四条、五条不等，中间有空隙，这种支烧印痕的时代，在吴越开运朝后还在沿用。
北宋前期，由于越窑匣烧工艺发达，各窑场大量使用薄形的，大小不等规格的垫圈（环）及扁平（圆）形或环形的间隔窑具，因此，在各类器物外底中，遗留了长条形的泥点，排列紧密，有的近似相连，从大量纪年器底，遗留的印痕，表明它们应是北宋前期之物。纪年的秘色瓷，匣烧工艺特别讲究，所以在支烧的过程中，泥点也与众不同。像“太平戊寅”纪年器就是一例。在上林湖窑址中，见到的“太平戊寅”款的盘，支烧印痕还是条形的。
总之，在鉴定中，要十分重视和注意泥点的变化与特征。支烧特征，也不是所有瓷窑都有，像全国著名的湖南唐长沙窑，由于所有器物施釉不及底，盘子的盘心与圈足都不施釉，所以不论是迭烧、匣烧，在底部均不需要泥点间隔，所以在器物的底部，都找不到泥点支烧印痕。这为我们鉴定该窑器物，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
越窑瓷器各个时期胎骨识别与釉色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组成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初唐，越窑虽然在窑炉结构上，获得了改善。但烧造中，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便为青中泛黄或米黄色。
中唐，匣烧使呈色青为多。由于配料差异与窑炉气氛差别，所以呈色也有变化。
晚唐，由于大量使用匣烧，使釉色大为改观，加上窑炉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窑温升高，使制品呈以青翠为多。“贡窑”所使用的匣烧，其质量达到极精的程度，所呈釉色“似冰”、“类玉”，晶莹滋润。
五代北宋时期，大批“贡瓷”色泽以青绿色为主，釉色光润。民用瓷亦以青为主。到了北宋晚期，釉色则变成青灰了。
从鉴定角度看，初唐时期绝对不可能有湖绿色的色泽，因此湖绿色釉，首先应考虑，属于晚唐、五代或北宋早期年分段。若青黄或米黄的色泽应考虑中唐年分段，它不可能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当然这是一般的共性，有时特殊的个别例子，也不能排除，还得靠鉴定者综合研究。
越窑胎质，由于所用瓷土含铁量较高，所呈色为灰白色，因此凡是唐、五代、北宋越窑制品，胎体呈色，绝不可能像龙泉窑那麽白，也不可能像长沙窑、婺州窑那麽疏松。由于缸胎，所以在胎体上施化妆土的工艺。这些情况对我们鉴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遗址中出土的标本，釉色很接近越窑制品，刻花也近似，但是胎体呈白色，有人认为是越器，这种失误也要防止的。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烧造500年的鹤壁窑属于磁州窑系》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烧造500年的鹤壁窑属于磁州窑系》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古代瓷器烧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