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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瓷器“战争”

十七世纪的瓷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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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8

古代的瓷器的名字。

(原标题:300年前的瓷器“战争”)

17—18世纪是东西方瓷器贸易的繁荣时代。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制瓷国,是当时东西方瓷器贸易中当之无愧的主角。而这一时期,日本随着瓷业的崛起,也加入到了外销欧洲的行列中,与中国形成竞争。

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伊万里”与“中国伊万里”之争。

日本的瓷器制作始于1610年,虽然出现时间较晚,但在归顺于日本的朝鲜陶工的帮助下,以及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日本的制瓷业吸收了许多中国技术,进步很快,至1650年后便已步入成熟阶段,规模上达到了量产,质量上已接近中国。而此时中国正值明清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其后续影响直至1680年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而结束,这些战乱给中国瓷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面对中国瓷业的萧条,其时作为东西方瓷器贸易纽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触角转向了日本,希望用日本瓷器代替中国瓷器以满足欧洲及其他地区的需求。

日本瓷业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遇。一方面日本制瓷技术在1650年后有了飞跃,实现了量产化,有能力承接荷方需求;另一方面,荷方的大规模订购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瓷业的繁荣和制瓷水平的提高,能更好地满足荷方需求。日本瓷器于1650年后开始了大规模外销,尤其是1659年,与此前的年均数千件的出口量相比,一下子跃升至56700件,成为日本外销瓷器起始的标志性年份。日本瓷器进入世界市场后发展很快,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期这段时间,日本瓷器在欧洲创出了声誉,得到欧洲贵族的喜爱。其代表性品种就是柿右卫门风格瓷器和“金襕手”风格瓷器。由于日本出口到欧洲的精品瓷器均从伊万里港口出运,故被欧洲通称为“伊万里瓷”。

柿右卫门风格瓷器出自柿右卫门窑,由酒井田柿右卫门家族创烧。其典型风格流行于1670~1690年左右,特征是在略带乳白色的白胎上施红、绿、青、黄、紫等色,笔锋纤细,也称为“浊手”,又称“乳白手”。柿右卫门瓷器既继承了之前日本瓷器受中国瓷器风格影响的传统,又体现了日本江户时代审美文化的特色。它的纹样来源于中国,但构图形式却具有日本风味。如往往将构图重心置于一旁而非中心,形成“偏”的风格,这恰是受了日本当时歌舞伎文化的影响。

进入1690年以后,日本瓷器逐渐形成了以“金襕手”风格为代表的“古伊万里”风格,日本古代瓷器也发展到了高峰阶段。“金襕手”风格瓷器的特征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结合装饰,再施绘金彩,以大盖罐等器形为主。由于大量使用红彩和金彩,故颜色鲜艳,整体风格显得绚烂夺目、雍容华贵,这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洛可可风格的趣味是一致的。

由于日本“伊万里瓷器”在欧洲逐渐受到欢迎,中国瓷器为了争夺市场,也开始对这批日本瓷器进行仿制,于是被称为“中国伊万里”。“中国伊万里”不仅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在装饰水平和瓷质上甚至还优于日本瓷器,并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参与市场竞争。

“中国伊万里”和日本“伊万里”瓷对比,两者造型相似,装饰上均追求金碧辉煌的效果,也都使用了18世纪“伊万里”外销瓷中常见的开光装饰。不过,中国的开光内描绘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物,这在此时期的日本“伊万里”外销瓷中很少见到;日本瓷器则一般常绘日本人物。这说明中国瓷工在仿日本“金襕手”风格时也进行了一些改动,并非一味照搬。

由于中国瓷器的仿制品物美价廉,一段时间下来,日本瓷器竞争不过中国瓷器,最终在1757年退出了国际市场。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瓷器仅在1750~1755年的5年间便向瑞典出口了1100万件瓷器。

其原因有很多方面,如日本瓷器供应量不稳定,易碎、交货慢、交货中常有缺斤少两的欺骗行为、日本翻译人员的加价等,但根本上还是因为价格比中国瓷器贵——即使问题很多,但只要有价格优势,总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关于日本瓷器价格昂贵这个问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档案里有很多记载。如1686年的记录显示,日本瓷器“如此贵以至于我们不敢也不能同意这个价格,以免将来担责,因为荷兰售价只有这个的一半”。又如1750年的记录显示,荷兰东印度公司试图向日本发样订购瓷器,但却被开出了“离谱的不合理的”价格,因此交易未达成。

扩展阅读

十八世纪赫斯特瓷器中国风与欧洲传统的碰撞


1994年,德国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在Kronberg的贵族宫殿开设了

赫斯特瓷器博物馆(H·chster Porzellan-Museum),并作为该馆的一个分馆,展示了赫斯特瓷器工厂从1746年成立至今琳琅满目的作品,以及赫斯特瓷器丰富多彩的历史面貌。

展品包括近1800件赫斯特釉陶和瓷器,其中有出类拔萃的人物雕塑,有出自赫斯特著名画家之手的精细的紫色衣袍、风景、花卉和鸟虫作品,还有在宴会甜点长餐桌上装饰摆放的整套瓷器和精美绝伦的餐具。

这些作品引领了18世纪欧洲日常生活之风骚。

最重要的一位大师是赫斯特瓷器的式样设计师约翰·彼得·梅尔基奥尔。在他创作的高峰时期,即1765至1779年间,他设计了超过300件人物雕塑形象和餐具,同时展现了从洛可可风格到经典主义的转变。他的早期作品显示了洛可可和18世纪中国风格的珠联璧合。

人物瓷器雕塑作品《中国皇帝》

在1765至1766年,梅尔基奥尔完成了他最奢华的一组人物瓷器雕塑作品,即中国皇帝。在这组人物中,皇帝形象高大威严,突出的构图和人物情感的丰富表达,使得此件作品成为传世杰作。中国皇帝高贵地端坐在龙椅上,龙袍具有异域风情。其色调丰富的袍子以及轻盈的碎小网格状的华盖上有用贝壳和石子做成的洛可可式的装饰品。在宝座的台阶上围坐3位朝臣,他们分别代表了科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毕恭毕敬,诚恐诚惶。

瓷器雕像中的书籍、画卷、调色板、凿子和皇帝脚下的儿童头颅模型,无不展示了皇帝是艺术的赞助者。中国皇帝的雕塑形象是当时中国风格的盛大的宴会台桌装制品的中心。节日盛宴的甜点餐桌上摆放精美瓷器作为饰品,在18世纪欧洲上层社会寻常可见。在西方雕塑中,中国皇帝站在台子上,陪伴他的是妃子、宫女,四周有打起遮阳伞的仆从人员以及唱歌、跳舞和杂耍的宫廷人物,这是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皇帝的生活。

赫斯特瓷器中的中国式绘画

赫斯特的中国风格题材在装饰瓷器中也是很受欢迎的。在17世纪中期的欧洲出现了“中国风”的巨大潮流,到18世纪则达到高潮。由于中国出口的瓷器特别畅销,价值连城,荷兰和德国的釉陶和瓷器手工作坊都以来自亚洲的瓷器为样本,尝试尽可能地进行精确的仿制。

从1720年起,欧洲艺术的“中国风”装饰有了发展,艺术家们利用东方的主题、纹饰和样式,并结合欧洲传统的洛可可式风格纹饰,以适应欧洲艺术的偏好。工匠们完全是有意识地与中国装饰品的原有风格进行竞争。

从同时代的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出版的铜版画和旅行报道中的部分铜版画中,赫斯特的艺术家获得了灵感和启发。他们也借鉴麦森瓷器工厂的题材,当时麦森瓷器作坊的约翰·格利高里·核罗德 在1725至1726年间勾勒了超过1000个“中国式”的草图,这些草图后来被收入到“舒尔茨图样集”(Schulz Codex,因为这些瓷器在19世纪为商人Georg Wilhelm Schulz收藏而得名),而其中的部分设计图作为铜版画出版,也是瓷器画家为瓷器装饰的图样。赫斯特瓷器博物馆展出的一套带杯托的杯子,展示了这些中国式的草图的使用。

对于瓷器绘画家来讲,在绘画装饰上不是只把这些不同人物进行精确的复制, 而是要把艺术家自由想象的那种异域风情的氛围表现出来。他们模仿这些东方的题材,但是并不理解其象征意义,也不追寻其真正的含义。甚至他们时常不能完全搞清楚“中国式”和“日本式”的区别。

根据传教士、商人和东印度公司学者如画般的游记描述,中国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充满智慧的地方,人世间的乌托邦。提到中国,人们便会联想到富裕、财富、美丽诸如此类的词汇,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由皇帝管理的国度,这里的政府可以保证人们在和谐享乐中无忧无虑地生活。

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严格的宫廷礼仪和风俗也随之不复存在。中国式的这种想象迷住了欧洲宫廷。法国画家如弗朗索瓦·布歇、让安东尼·华托和皮兰蒙,德国的雕刻师如维格尔、沃尔夫和尼尔森,都勾勒了中国风格草图。他们不是对自然界的再现,而是虚拟出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无忧无虑的世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身穿华服,喜欢狩猎,如18世纪上层戏剧节上展示的场景。画家有时候还经常混淆亚洲(远东)的和东方(中东)的这些主题。他们陶醉于异域的魅力,将这种装饰的表现方式和自己的想象结合。因此安德利阿斯·飞利浦·埃特纳所描绘的中国人物总是置身自然风景之中,身穿华丽的异域风情袍子,这些都结合洛可可式的装饰品被画在赫斯特的茶具中,我们可以在赫斯特的瓷器博物馆中看到它们。

中国的文化元素对于赫斯特餐具的样式发展有一定影响,例如球形的茶壶、罐子和葫芦瓶都是以中国的瓷器形制为范例的。中国的茶杯成了赫斯特的无柄茶杯模仿的对象,这些瓷器大量从赫斯特出口到中东地区,人们特别喜欢这些具有异国情调装饰的茶具。

印度花鸟

自从赫斯特瓷器厂成立以来,亚洲风格的花卉已经用于瓷器绘画装饰,这些题材被称为“异域样式”“印度风格”“中国风格”或“日本风格”花卉。特别是印度式的花卉装饰在早期赫斯特的釉陶和瓷器中很常见。他们的设计可能是回到了麦森著名的陶器画家亚当·佛里德离席·冯·莱文芬克的风格。许多赫斯特的茶具、酒器和花瓶绘有印度式的花卉纹样,这些来自野外的零星的花朵,诸如菊花、牡丹或者是盛开的牡丹花束。其中最流行的是菊花、牡丹、樱花、石榴、山桃枝、竹、荷花。它们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和远东的意境表达,赫斯特的画家将其作为纯粹的装饰元素,不管其植物的形式。有时,他们是用钴蓝色的蜡菊装饰将其进行风格化、程式化或平面化的再现。最流行的是花瓣丰富或简单的牡丹,因为它们和当地的芍药和大丽花非常相似。它们往往被与花茎、花藤和长穗画在一起。

赫斯特瓷厂鸳鸯粉彩瓷盘 鸳鸯粉彩瓷盘

赫斯特瓷厂也直接复制中国的绘画样式,这可以从两个粉彩装饰的瓷盘上看出来。这个在1750年模仿制作的中国瓷盘用了非常精细的玫瑰色、红色、绿色、蓝色和绿松石色绘成,表现的是荷花、水草和鸳鸯。另外一个约在1755年于赫斯特制作的盘子由画家按照中国式的构图精确完成,通过强烈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更增强了其绘画的色彩。

赫斯特瓷厂粉彩花鸟盘

直到18世纪70年代,赫斯特依然很流行印度飞禽的绘画。在中国山水画中,表现自然界中不同姿态的各种鸟类有悠久的传统。受到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启发,法国的铜版雕刻家皮兰蒙在1760年完成了一件题为“中国风格鸟类”的作品,此作品展现了无数有着闪光、多彩羽毛的想象中的奇异鸟,它们栖息在粗糙的树枝和灌木上。这激发了法国艺术家路易斯·维克多·格尔温罗塔尔斯的灵感。他曾从1771年至1773年在赫斯特瓷器厂工作,是赫斯特博物馆所陈列的东方情调最突出的鸟画的代表画家。这些中国式样和中国文化的持续影响在赫斯特瓷器博物馆的展品中都有体现。

19世纪的荷兰国宝蓝陶


大约400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把中国的青瓷带到荷兰。50年后,制陶业在荷兰蓬勃地发展起来。尤其是在代尔夫特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城,这里曾经活跃着32家陶瓷制造厂,并被称为欧洲的“瓷都”。如今,这座皇家代尔夫特陶瓷工厂成为了那过往辉煌中仅存的标本,“代尔夫特蓝陶”也已成为荷兰的国宝。

皇家代尔夫特蓝陶工厂建立于1653年,荷兰制陶业的巅峰时代。他的第二任主人在蓝陶产品的标志中引入了一个小瓶的符号,所以直到如今它还保留着“陶瓷小瓶”的别称。19世纪初,在与英国的韦奇伍德陶瓷以及欧洲一些其他的陶瓷制造业的竞争中,荷兰制陶业受到重创,1840年前后,“陶瓷小瓶”就已成为了代尔夫特仅存下来的陶瓷厂。1876年,代尔夫特土生土长的一位工程师优斯特(JoostThooft)接管了这座工厂,并决心在这里重整旗鼓。他将自己名字的缩写“J”加入了陶瓷制品的商标中,并存留至今。代尔夫蓝陶一直受到皇室的亲睐,并于1919年被荷兰皇室授予“皇家”称号。

虽然荷兰蓝陶源自对中国青瓷的模仿,但却独具一格,荷兰的蓝陶是陶器,而中国的青瓷是瓷器。代尔夫特蓝陶与中国青瓷相较而言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蓝色可以变幻出千万种不同的层次。因此,画师可以在陶器纯白的底色上非常完美的表现出明暗,实现空间与体积的塑造,以再现油画的效果。

同期声:画师西蒙·范奥斯腾

这儿你可以看到我用这种颜料调出的深浅不同的颜色。在中国的青瓷上你或许可以画出3种颜色,或许4种吧,但也就仅此而已了。我们是在陶器上作画,我们在陶器上先上上一层釉底料。就因为有了这样一层底料,陶器的表面上就可以附着深浅变化万千的蓝色了。

解说:穿过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商店和精美绝伦的博物馆,便是蓝陶的生产车间。除了绘制的过程以外,代尔夫特蓝陶的其他制作工序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在这里原料被混合成陶土,模具被制作,各样成品和半成品被烧造。

代尔夫特蓝陶的原料选用的是一种特殊的黏土,制陶工人将这些黏土用水搅拌后注入事先设计和制造好的模具中,待干燥收缩之后,便获得了最初的陶器。而后,工匠们将会对其进行修理,使其表面光滑、均匀。之后上上一层薄薄的釉底料,并将其送入窑中进行初次烧制。这些陶器而后被交到画师手上。

同期:画师安妮克·摩尔

我们在一个全白的盘子上作画。这个盘子已经烧过一次了。我们首先要画上轮廓。我们有一个模板纸,看这张纸上有小洞。我用碳素粉在模板纸的后面擦拭,之后就在盘子上留下了画面的轮廓。然后,我就开始画了。你看颜料是黑色的。这是一种含有氧化钴的特殊颜料,在烧制过程中会变为蓝色。

解说:画师们会在这些或瓶或罐、或盘或碟上描绘出各种图案。这是整个蓝陶制作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初次烧制后的陶器结构疏松,表面的孔状结构能在瞬间吸附颜料,画笔一旦有错,便会成为废品。之后,这些陶器将由工人再上上一种透明的白釉。这层釉会在烧制温度达到1200度的时候融化为透明的玻璃层,由此手绘的图案露出了它们最后的妆容,最终成为一件件精美的成品。

在所有蓝陶制品的背面或者底面你都会看到一个皇家代尔夫特的标志。这个标志的顶部是一个小瓶子,这是这座工厂的第二任主人留给它的纪念。然后是一个字母“J”,来自于19世纪重振工厂的新主人优斯特(JoostThooft)的名字缩写。之后就是Delft的名称,再接下来分为左右两边。左边是画师的名字缩写,右边是2个字母的制作年代编号。代尔夫特蓝陶的这个皇家标志就好像中国画的落款,它是鉴别蓝陶真伪的重要依据。

1915年皇家代尔夫特工厂向世人展示了它的第一件蓝陶画盘,之后圣诞画盘成为了代尔夫特蓝陶的一个传统。通常圣诞画盘被做成两种规格,直径为25厘米的大盘,或者18厘米的小盘。每一年画盘上都会被绘上独特的图案。

在博物馆与工厂的中间是一个小而精致的花园。在这里还留存着建筑装饰陶瓷昔日辉煌的剪影。这些建筑装饰陶瓷都产于1895--1980年间。皇家代尔夫特曾有一批类似的展品去过巴黎参加了1889年的世博会。

虽有千万精美收藏,但如今的皇家代尔夫特蓝陶工厂在参观者眼中似乎更像是一个博物馆了。由于工艺复杂、产品精美等原因,“皇家代尔夫特”工厂出品的蓝陶售价不菲,仅仅一个10厘米大小的物件,就要卖到近百欧元。昂贵的售价使得这样的传统工艺品在近年来也面临着市场萎缩的处境。您或许可以把代尔夫特蓝陶看成是那个制陶业辉煌时代的标本,在岁月里已经失去了它的光泽。您也可以相信它是一粒种子,积蓄着荷兰制陶技术的精华,等待着某个时刻的再度绽放。

瑞典回赠中国18世纪珍贵陶瓷


令北京故宫人员赞叹的瑞典藏中国十七、八世纪古陶瓷26日将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展馆揭开历史面纱,其中18件精美瓷器由赞助商沃尔沃集团出资50万元购买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

十七、八世纪是中国外销瓷最为辉煌的时期。1732年,一艘名叫“哥德堡号”的瑞典商船启航,驶向广州港,从此大量瓷器、茶叶、丝绸等中国商品进入瑞典,由此开辟了以哥德堡港为起点的远东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该商船后来在返回时距哥德堡港仅900米处不幸触礁。故宫博物院与沃尔沃集团主办的《瑞典藏中国外销瓷展》在这一背景下,展出181件(套)文物,主要展品为沉没的“哥德堡号”商船上打捞上来的中国外销瓷、瑞典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仰韶文化的遗存、故宫收藏的16件(套)18世纪的文物等。届时瑞典王国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将出席开幕仪式。

沃尔沃卡车公司大中国区总裁吴瑜章说,让中国古代外销瓷器在中瑞建交55周年和北京故宫80华诞之际重归故里,这是沃尔沃为中瑞文化交流献上的一份礼品,也是大公司的一种社会责任。

瓷器的历史


一、 汉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瓷器的起源

名窑:越窑

器器型和造瓷工艺:青瓷、瓷罐的出现

二、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隋的瓷艺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瓷壶、瓷瓶、瓷尊、白瓷的出现

三、唐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中国开始出口瓷器

名窑:长沙窑、陶窑与霍窑、刑窑、耀州窑、磁州窑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唐三彩、瓷盒、执壶、花釉的出现

四、五代十国分裂时期的瓷艺

名窑:柴窑

五、宋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宋代的瓷器综述、宋瓷的出口、景德镇建镇

名窑:龙泉窑、湖田窑、五大名窑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青白瓷、玉壶春瓶、窑变釉、葫芦瓶、提梁壶、注碗、胆瓶、梅瓶

六、元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元代的瓷艺综述、元瓷的出口、景德镇设“浮梁瓷局”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卵白釉、青花瓷、釉里红、多穆壶、蓝釉、僧帽壶、法华彩、觚

七、明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明代的瓷艺综述、明代瓷器的外销

名窑:御器厂、德化窑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红釉、甜白釉、永乐瓷、三彩、宣德瓷、天球瓶、黄釉、成化瓷、斗彩、红绿彩、牛头尊、嘉靖瓷、

五彩、万历瓷、将军罐、象腿瓶

八、清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清代的瓷艺综述、清瓷的出口、“官搭民烧”制度

名窑:郎窑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棒槌瓶、康熙瓷、油锤瓶、凤尾尊、太白尊、粉彩、观音尊、珐琅彩、马蹄尊、雍正瓷、灯笼瓶、墨彩、赏瓶、乾隆瓷、贲巴壶、盉式壶

九、近代的瓷艺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帽筒、浅绛彩、洪宪瓷

瓷器的江山


辛亥革命前夕,清末的中国,终于有了一首国歌:《巩金瓯》。可谁能想到,“帝国苍穹保”唱了才几天,就唱成了“金瓯破”,唱得“天高高,海滔滔”,把个清王朝唱倒了。

这首歌是闽人严复写的,不为海禁写,而为海防写。

“天高高”写天命,“海滔滔”写海权,天命归海,乃三千年一大巨变。

帝王治不了海,海权不属于王权,历史上,大一统的王朝多半要王权不要海权。那么长的海岸线,成了王朝不堪的负担,那么多的出海口,成了大一统的缺口,王气从这里泄掉。

可上升的王朝,对海亦有追求。秦始皇从咸阳跑到海边,下海转了一圈;曹操观沧海,望洋兴叹,对帝王反而看淡;朱棣派了郑和下西洋,不是开了出海口,而是为了“巩金瓯”。

也许他已预感到,“海滔滔”就要来了,于是乎巡海,防御大航海时代?

“金瓯”的由来

以“金瓯”喻国体,不自严复始,它最早出现在《南史·朱异传》里,梁武帝说“我国家犹若金瓯”,“瓯”为酒器,南朝人爱饮酒,动辄“饮酒数瓯”,所以,梁武帝以“瓯”为体财源,以“金”为用财富。陆羽《茶经》引晋人《荈赋》说“器择陶简,出自东瓯”,称瓯为茶具。

清人蓝浦著《景德镇陶录》说,瓯,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其瓷青色,人称“缥瓷”。潘岳《笙赋》说:“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说文》解“缥”意,为“帛青白色”,以丝帛的柔软触感言青瓷釉色,给人一个轻细透明的想象!透明如吴均《与朱元思书》云“水皆缥碧,千丈见底”;而轻细则见“缥”同“飘”,吹一口气那釉色就会颤动,轻风掠过,釉色便在素坯上如丝飞扬。“酃”为美酒,出自湖南,“荈”为老茶,产于四川,在湖南饮酒,在四川喝茶,晋人都要用最好的瓯器缥瓷,那淡青泛白的釉色犹如稽康之眼。

可梁武帝为何要称“金瓯”呢?也许晋人的瓯器上真的镶有金饰,未见过实物,但从欧阳修《归田录》里,看过“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

碎片尚且饰金,何况完美无缺?“柴窑”以五代后周世宗柴荣之姓氏来命名。“柴”为国姓,以国姓来为窑命名,可谓绝无仅有,还真有那么一点给窑镶金“金瓯”的意思。

据说,柴荣登基前,以瓷发家,人称“财神”。纵览唐代瓷业,不外“青白”,世谓“越青邢白”。越瓷青,邢瓷白,在陆羽《茶经》中喻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并以越瓷为略胜一筹。柴荣为邢人,居白瓷故里,以邢白起家,但柴窑来自越青,且调和了邢白。柴言“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就是以越青为主,调和邢白。

柴窑本于青瓷,但非普通青瓷,而是青瓷中的贡品,叫做“秘色瓷”,不但是唐朝的贡品,五代时,还是吴越国,向中原王朝特供的贡品。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一书,提到了一本名为《谈荟》的古籍,其中就有“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云。”

陈解:“本来钱氏之于柴周,也有通朝贡的关系。十国春秋里忠懿王显德五年四月七日,以及八月十一日,有过两次贡周的记载,例以钱氏贡唐,贡晋,都有秘色瓷器在内,自然在这两次贡周的物品里面,也定有秘色瓷器,同时,说不定柴世宗就命钱氏要烧造一种雨过天青的颜色,于是以这两次所进御窑,称之为柴窑,以别于其它的烧造。”以为“柴窑”之名,起于柴荣登基以后,针对越窑秘色瓷而言。不过,也有说,后周时称御窑,被宋朝取代以后,才改称柴窑。

最早提“柴窑”的,是欧阳修,他以为,柴窑与汝窑相似。也许宋朝没改御窑为柴窑,而是将柴窑改成了汝窑。考之陶史,都说越窑衰而汝窑兴,其实相反,是朝廷为了兴汝窑而掏空了越窑,将越窑的产能都转移到汝窑去了,使本来不产青瓷的北方产出了最好的青瓷,欧阳修诗云:“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汝窑为官营,越窑多民营,官进民退了。

“柴窑”的传说

“秘色瓷”的归宿,当然就是汝窑,这倒不曾埋没了它,因为汝窑发展了越窑,而谈它的来历,就不能不提到瓯窑的“缥瓷”了。清人朱琰《陶说》云:后来者“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先,流行于越州窑之前。“翠峰”,出自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而“天青”,便是柴荣的“雨过天青”了。朱琰说越窑的“翠峰”和柴窑的“天青”,都从瓯窑的“缥瓷”发展而来。吴仁敬《中国陶瓷史》也说,瓯越之青瓷,为后进天青色釉之始祖,又说“所谓缥瓷,即瓯越之青瓷也”。

“缥瓷”和柴窑“雨过天青”瓷,既未见有传世之物,亦未见有出土之物,没见过实物,就不知道它们的样子,不过,从出土的秘色瓷或传世的汝窑瓷中,或可见其前世的影子。

“缥瓷”是带有魏晋风度的,那是时代性的标志,想想《世说新语》里的江南诸子,他们吃药、饮酒、品茶都用“缥瓷”,他们的风采,与“缥瓷”相映,他们有多美,“缥瓷”就有多美,那飘飘欲飞如丝如缕般的釉色,那浑厚似“古镜照神”般的透明质地,最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魏晋风度,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秘色瓷里也许还能见到“缥瓷”的影子,但已经形似而神非了。“千峰翠色”,那是唐人的气象,而非晋人风采,唐人胸怀天下而有“千峰翠色”,晋人关怀自我,在天工开物中追求的是关于自由的“我在”之美学。他们不是将“千峰翠色”拿来占有,而是从“千峰翠色”中,去发现自由,找到自我,“缥瓷”,就是这种追求的陶艺之表现,瓷境之反映。一个“缥”字,尽管是在语词上,将丝与瓷这世上两种最美的“中国制造”叠在一起,但它毕竟把自我叠了进去。

“缥瓷”的王朝

晋人的“缥瓷”出自东瓯,其源头在瓯江水系最美的一支楠溪江流域。这一带,不仅出土了五千年前的陶片,还发现了自东汉以来的窑址100多处,窑址分布在永嘉故郡,一条条龙窑,都以今永嘉县为龙头,顺着楠溪江畔,摇头摆尾,来到温州湾的出海口,张开两翼,南北伸展到瑞安、苍南、泰顺、乐清,以今温州市郊的西山窑为中心,东西南北,遥相呼应。

这样一条瓯器经济带,一个“缥瓷”产业群,提升了瓯地的政治地位,如同今日县改市,东晋永宁县所在瓯地,因此而被朝廷从临海郡提升出来分为四县,其范围,即为永嘉郡。

梁武帝坐拥金陵,背靠东瓯,合之而称“金瓯”。“金”言其国家有金城之固,地有金银之气,不光有山河之险,还有山川之富。而“瓯”则泛称东南半壁,是从江南到东南沿海一线的结合部。

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南一线,是中原王朝的底线,据此一线建立王朝,都叫“南朝”,王朝在此,则称“偏安”。然而,守住这一线,就有了民族抵御北方的底线和复国的起点。

除了以江南为底线,还有个底部,这个底部就是“瓯”,要守住底线,就要“巩金瓯”。而“金瓯”的中心点和根据地,就在永嘉。永嘉不仅有山海之险,山川之富,更有出海口。

梁武帝留下“金瓯”一语,沿用至今,从一方之国用到一代王朝,将一隅之地用成一国之体,就如同景德镇瓷器“china”成了外国人称中国的代名词,“金瓯”亦从瓯器转化为指称国体。

瓷器的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瓷器的国家,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瓷器的发明,堪称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深刻影响了其陶瓷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瓷器的年谱


中国瓷器是陶瓷制作工艺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历史的发展具备了三个条件时,瓷器便从陶器工艺中脱颖而出了。一是以富含绢云母的瓷石为胎坯原料,二是窑炉的砌筑技术把窑床温度提高到1300度,也就是龙窑的发明与应用;三是草木灰釉的发展。这三个条件在中国东汉末年于浙江余姚地区已先后具备了。因此越州青瓷便是中国最早的瓷器了。

接下来沿着越州青瓷我们来一起走进瓷器的年谱。

一、汉代的瓷艺

历史意义:瓷器的起源

名窑:越窑

瓷器器形和造瓷工艺:青瓷、瓷罐的出现

二、中国魏晋南北朝、隋的工艺

开始出现瓷壶、瓷瓶、瓷尊和白瓷

三、唐代的瓷艺

历史意义:中国开始出口瓷器

名窑:长沙窑、陶窑、霍窑、邢窑、耀州窑和瓷州窑

唐三彩、瓷盒、执壶和花釉开始出现

四、五代十国分裂时期的瓷艺

名窑:柴窑

五、宋代的瓷艺

历史意义:宋代的瓷器综述、宋瓷的出口、景德镇建镇

名窑:龙泉窑、湖田窑、五大名窑

瓷器器形和造瓷工艺:青白瓷、玉壶春瓶、窑变釉、葫芦瓶、提梁壶、注碗、胆瓶、梅瓶

六、元代的瓷艺

历史意义:元代的瓷器综述、元瓷的出口、景德镇设浮梁瓷局

瓷器器形和造瓷工艺:卵白釉、青花瓷、釉里红、多穆壶、蓝釉、僧冒壶、法华彩

七、明代的瓷艺:

历史意义:明代的瓷器综述、明代瓷器的外销

名窑:德化窑、御器厂

瓷器器形和造瓷工艺:红釉、甜白釉、永乐瓷、三彩、宣德瓷、天球瓶、黄釉、成化瓷、斗彩、红绿彩、牛头尊、嘉靖瓷、五彩、万历瓷、将军罐、象腿瓶

八、清代的瓷艺:

历史意义:清代的瓷器综述、瓷的出口,官搭民烧制度

名窑:郎窑

瓷器器形和造瓷工艺:棒槌瓶、康熙瓷、油锤瓶、凤尾尊、太白尊、粉彩、观音尊、珐琅彩、马蹄尊、雍正瓷、灯笼瓶、墨彩、赏瓶、乾隆瓷、贲巴壶

九、近代的瓷艺

出现了帽筒、浅绛彩和洪宪瓷。

瓷器的发明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均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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