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清三代官窑瓷器。
虎年岁末，笔者闻知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携手京城清三代官窑瓷器资深收藏世家的一个大动作：2011年1月15日将在北京千禧大酒店重槌开启2011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巅峰之拍——“2011古韵华风清三代官窑瓷器专场拍卖会”。此次拍卖的88件精品将为海内外高端收藏界精英、商界精英及其他实力派收藏爱好者倾情奉献一场高端盛筵，同时，也让人们从清三代官窑瓷器中再次鉴赏、领略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此，笔者近日专门走访了资深收藏家、瓷器书画评论家刘靖华教授。
炙手可热的清三代瓷器
何谓“清三代”瓷器？刘靖华教授介绍说，是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瓷器。提起这三位皇帝，康熙仁厚大度，雍正严谨精细，乾隆倜傥洒脱。有趣的是，三位皇帝的性格差异不但表现在各自鲜明的执政风格中，还影响到了官窑瓷器的制作。那些制作精美、品种丰富的清三代官窑瓷器或古拙、或雅致、或华贵，既一脉相承又风格迥异。
近年来，清三代瓷器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上最热门的受追捧对象，常常出现在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价屡创新高。2002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一只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以4000多万港元成交，创当时清代瓷器拍卖最高价；2005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清朝乾隆皇帝御制的“乾隆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最终以1.1548亿港元成交，创全球清代瓷器最高拍卖价。2010年中国艺术品落槌的新纪录此起彼伏：10月7日，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最终被香港收藏家张永珍以2.5266亿港元收入囊中，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世界纪录也由此改写，此为收藏家们定义的“香港价格”。但更让人惊骇的是，11月12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被一名中国收藏家以4300万英镑(含佣金折合人民币共约5.5亿元)的价格成交，成为迄今“清三代”瓷器拍出的最贵艺术品，收藏家们称之谓“伦敦价格”。刘靖华笑称，现在，人们正期待2011年伊始的中嘉国拍清三代官窑瓷器专场拍卖会再拍出一个更创记录的“北京价格”。
清三代瓷器缘何受宠
清三代瓷器缘何受宠藏界呢？刘靖华回答说，中国制瓷业经过漫长发展后，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达到历史顶点，无论质量、数量都为前代不可比拟，当时的官窑瓷器代表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水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清三代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在目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藏家对清三代瓷器的关注与日俱增，原因有五：首先，到了清代康乾时期，中国瓷器经过1500多年的历史演变，无论是工艺还是美术，都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次，比之高古、中古文明板块，清代文化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离我们今天最近的，这使它较容易获得人们的亲近感和认同感。第三，是稀有。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作为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他喜好的东西或是所用之物，都是百里挑一或是独一无二的，况且这些物品经历了改朝换代、战争和政治运动，流传至今相当不易，堪属凤毛麟角；第四，是精湛。由于皇帝的独裁和权威，各地官吏都会将最好的东西拿来进贡。第五，清三代瓷器具有流通性好、保值增值功能。最典型的是2004年苏富比秋拍一件清雍正“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天球瓶”以无底价起拍，结果各路买家互不相让志在必得，最终以1518.24万港元拍出，而此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嘉德拍卖成交价仅为440万元，由此大大提升了清三代瓷器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价值。
清三代瓷器品种主要有斗彩、五彩、素三彩，这些瓷器烧制水准都很高。康熙年间又出现了珐琅彩、粉彩和釉下三彩等新品种，天蓝、祭蓝、冬青等单色釉瓷器也是有增无减。清三代瓷器器型最为丰富，既有仿古又有创新，各式装饰性瓷器较元、明两代大为增加。康熙时有观音瓶、棒槌瓶等；雍正时，有牛头尊、四联瓶、灯笼瓶、如意耳尊等；乾隆时出现了各类精巧小器，如鼻烟壶、鸟食罐、仿象牙等。清三代瓷器的纹饰、内容、手法多种多样，且各朝各有特点。康熙朝的纹饰以山水花鸟、人物故事、长篇铭文等为特色；雍正朝的纹饰偏重图案化，盛行绘桃果、牡丹、玉兰、云龙等，画人物渔耕樵读以男为多，琴棋书画以女为多，纹饰线条纤细柔和；乾隆朝纹饰内容最为繁杂，但均以吉祥如意为主题，纹饰必有寓意，如百禄、百福、百子、福寿等。
清三代瓷器官窑器十分稀少且价格高昂，收藏难度非常之大。就是清三代民窑瓷器，特别是民窑精品，市场价格也已达相当高位，许多藏家“只进不出”，导致清三代瓷器价位还将不断拉高。
富含阳刚之气的康熙朝瓷器
“康熙朝瓷器造型的艺术特色非常鲜明，其风格挺拔遒劲，富有壮美的形态。”刘靖华谈到，我国古代向来把美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种。在清代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这两种美的概念。历史上有从文论的角度对阳刚和阴柔美的区别予以生动的描绘，假如借以对照清代的瓷器，那么康熙朝器物的造型所具有的壮美气魄，同样也体现出阳刚之美。官窑作为官家企业、皇家窑口，所烧制的瓷器与皇帝喜好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康熙时期，在瓷器发展上有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其一是恢复了景德镇御窑厂，其二是设立了专门的督陶官。这些督陶官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有的甚至直接由江西巡抚出任。不要小看这些制度安排，它们对瓷器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康熙时期的著名督陶官包括臧应选、郎廷极、年希尧。其中，郎廷极就是江西巡抚。代表康熙瓷器艺术顶峰的“郎窑红”就是在他的督造之下烧制成功的。
刘靖华说，陶瓷艺术被人们称为“土的艺术”和“火的艺术”。所谓土的艺术是指各种胎土和釉料的配合，而胎土是陶瓷造型最为重要的物质材料。由于康熙在位时间长达61年，康熙年间瓷器烧造水平有一个由粗辛到精细的发展过程。早期瓷器，虽然浑厚但比较粗辛。比如，很多瓷器底部会出现“火石红”现象。此外，还有粘矿、跳刀、闪青等现象。这些都说明当时的胎土釉料淘炼不够干净。不过，到了康熙晚期，这些工艺细节逐步得到改善，胎土、釉料的淘炼也就变得精细了。
总体来讲，康熙时期的瓷器特点是浑厚古拙、紧皮亮釉。具体表现在器型上就是古朴凝重，无论是青花、彩瓷、单色釉瓷，还是一些仿制宋窑、明窑的摹古瓷都具有如此风格，这种风格和康熙皇帝本人的审美观很有关系。“康熙是人们熟知的千古一帝，他平三藩、收台湾、抗击沙俄侵略，在世界上也享有极高声誉。这样一位皇帝的胸襟、气度可想而知。另外，他推崇儒学，才具高致，对于瓷器既非常喜爱，要求也很高。在他执政时期，瓷器有很多创新。比如，创烧了珐琅彩瓷。初时珐琅料全部由国外进口，价格昂贵且数量有限，康熙便下令国内工匠自己研制，争取实现“国产化”。
冷峻雍正为瓷器烧制亲下诏书
“雍正朝被认为是盛世，瓷器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刘靖华教授说，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有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雍正朝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其胎体选料精湛，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环境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
继承了康熙帝位的雍正虽然执政时间只有短短13年，但其历史地位却无庸置疑。作为一位杰出君主，雍正对康熙晚期的一些社会流弊严加整顿，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多种改革，为后来乾隆盛世的开启打下重要基础。在文化形态上，雍正同样起到承前启后作用。
雍正继承了康熙景德镇督陶官制度。雍正六年，他派出现在人们熟知的督陶官唐英。雍正官窑工艺妩媚、秀丽端庄，制作十分考究。其大器不显厚重，小器隽巧玲珑。不论是器型的比例关系，还是线条、画工，都有很高标准，这与雍正皇帝本人性格密不可分。雍正为人孤高冷峻，同时个人在文学、绘画、书法等方面造诣极深。由于自身品位高，他要求烧造的官窑瓷严整、规矩。在瓷器烧造方面，他曾多次亲下诏书，对瓷器制作中的细节提出具体要求，比如，瓷器上的纹饰要怎么画，画多大。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由于他不喜欢黑釉配菊花，认为不吉祥，甚至索性要求这种纹样不许再烧制到瓷器上。
刘靖华谈到，雍正官窑的“考究”还有许多体现，例如出现了行内人俗称为“泥鳅背”的削足方式。这种器物足背光滑圆润，制作起来颇费工夫。再如，很多瓷器表面的画工并非出自景德镇工匠之手，而是由宫廷如意馆画师亲自操刀。这样画出来的图案水准精湛、隽秀雅致，与普通工匠不可同日而语。譬如，著名的西洋画师郎世宁就奉旨画过很多瓷器。
乾隆朝瓷器繁琐华缛雅俗共赏乾隆朝历经61年，是瓷器烧造集大成时期，也是清代景德镇达到极盛的时代。刘靖华介绍说，由于乾隆元年至二十年，依然有唐英等卓越督陶官和大批管理人才与能工巧匠，乾隆早期官窑瓷的烧造与雍正朝官窑的烧造水平几乎不相上下，如果不施款，很难区分前后。唐英病殁后，官窑质量开始滑坡。乾隆朝瓷器一面保留前世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较前朝有衰退迹象，成为清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乾隆时期，粉彩取代五彩，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等。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的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记载：“至乾隆，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
乾隆青花仍是当时瓷器生产的主流，承袭康熙、雍正青花特点，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提高，体现出在制作技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每一道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精工细做，精益求精。刘靖华谈到，由于乾隆帝自身好古成癖，乾隆官窑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仿古瓷的大量烧造。专家认为，这种摹古实际上折射了乾隆的一种心态，即想超越古人。摹古之外，乾隆也极力创新，在乾隆朝创烧了很多瓷器新品种。
乾隆官窑与康熙、雍正相比，其风格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说一脉相承，可以从工艺、画法、纹样以及一些历经两朝，甚至三朝的优秀工匠身上看出来；说独具特色，则是因为乾隆不同于其父，也不同于其祖，他喜欢繁缛热闹、华贵亮丽之风。所以，乾隆官窑瓷在厚重方面不如康熙，隽永方面不及雍正，但是具有华美多姿、繁华似锦的特点，不但精巧新奇，而且极尽工雅细丽之能事。乾隆皇帝自身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对器型、图案、色彩、品种要求很高，所有御制瓷器须经御批审定和御出图样方可烧造。而对于这些御制瓷器，工匠们更是不惜人力、物力对其进行精心打造。
拍场明星清三代官窑瓷器耀眼在哪里
明星拍品的耀眼表现令多家拍卖行对宫廷御制艺术精品极为重视并纷纷开设专场。在宫廷御用专场众多的拍品种类中，官窑瓷器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继香港佳士得、北京翰海等海内外著名拍卖公司推出宫廷御制艺术品专场之后，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举办名为“古韵华风”的清三代官窑瓷器专场拍卖。中嘉国拍拥有国家一级一类拍卖资质并且是在国内最早从事艺术品拍卖的大型企业之一，近年来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业绩斐然，而作为掌门人的董寓榕女士更是被称为“收藏界的大姐大”。中嘉国拍现拥有多名国家注册拍卖师、数十位国家级文物艺术品鉴定专家，成立10年来已成功组织大型拍卖活动近百场，享誉海内外。
据中嘉国拍介绍，此次专场拍卖推出的清三代官窑精品共计88件，不但种类繁多，且不乏顶级器物。据资深收藏家介绍，这次拍卖的精品器物包括：康熙青花福寿延年琵琶尊，器型奇伟浑厚，修胎规整，胎坚质细，缜密似玉，釉面光滑细腻，青花发色深沉、紧贴胎骨，绘工细腻，为独步当时之作；雍正斗彩龙凤呈祥大盘，器型隽秀、典雅秀美，瓷质坚密莹洁，工艺精细，青花描绘细腻，填彩薄而工丽，龙凤花卉等纹饰布局合理优雅；乾隆粉彩将军罐(对器)，器型端庄规整，釉面莹润，色彩艳丽，画面布局疏朗有致，胎质细腻，绘画工艺精湛；宫廷画师郎世宁绘“乾隆皇帝行猎图”珐琅彩大幅瓷板，画质精细，笔触遒劲，凝聚中西文化魅力于一体。总之，这些瓷器或奢华凝重，或内敛别致，或精巧美妙，或端庄大方，无不折射出王者尊贵之风。鉴赏清三代瓷器，要从“光、工、色、料、款”综合来看。首先是看光，“清三代官窑必有宝光”。其次是断色。瓷器的“色”来源于矿物质料。火候则是颜料和色的中介。只有在恰当的火候下，矿物质料才能发出工匠想要的色来。只有这样综合来看，才能感受到清三代官窑瓷的精髓所在。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这样对笔者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景德镇制瓷业，官窑、民窑俱盛，彩绘和色釉并茂，映射了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御制瓷器及工艺品一向是工艺水平的极致表现，清朝皇室对此类对象的喜好与要求，更助长了工艺水平的长足发展。这三个年代中的御制瓷器做工精致，选料考究，绘工细腻，布局生动，一直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当难得的御制瓷器及工艺品出现在市场时，就一定会受到世界各地藏家的热烈追捧。”
清三代官窑瓷器精品拍卖在即
“2011古韵华风清三代官窑瓷器专场拍卖会”开槌前3天为拍品预展期。届时，国家一级鉴定师、故宫博物院李辉炳，国家文物局研究员孙学海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等多位专家将由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寓榕女士领衔临场鉴赏观摩。海内外知名收藏家、投资家、高端企业家、商界精英将应约而至。这次扛鼎之拍，展品雍容尊贵，阵容豪华高端，是为拍卖界的一大盛事。
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的官窑瓷器，业界内外多风闻其珍、其美、其雅、其尊，尤其传世官窑瓷器精品因其数量稀少且品相尊荣高贵，多被深藏，后世罕见。本次所拍88件传世官窑瓷器精品以专场形式现身，展品精美绝伦，内中更不乏超顶器物。据业内人士描述，康熙朝的挺拔、遒劲，雍正朝的精雅圆莹、轻巧俊秀，乾隆朝的繁盛富丽、精致细腻，制瓷质量之精美，花色品种之丰富，艺术水准之高超，臻于极盛状态。
有著名鉴赏家观览此批器物后表示：“这批康、雍、乾官窑瓷器精品需要我们‘用眼睛去触摸它们的灵魂’！有缘赏之，玩味越久，内心受到的震撼越强烈。”它们或奢华凝重，或内敛别致，或精巧美妙，或端庄大方，宫廷风华、皇家风范，帝王之心、之气、之风、之尊，柔化凝于一体，集中在这批官窑瓷器精品上完美呈现出来。
一位长期从事瓷器拍卖的老总作出如下市场分析：“清代官窑拍品价格一直稳高不下，它针对的收藏对象经济实力非常雄厚。经济危机也许会使这些收藏家财富缩水，但不会使这些有实力的收藏家失去收藏清代官窑的经济能力。只要是素质高的清代官窑，即使是金融危机中，它们的拍价也决不会让人失望。”
还有精通清代官窑瓷器的专家指出，清三代瓷器体现出康熙的大度与豪迈，雍正的精致与静雅，乾隆的华贵与辉煌。它们是皇室艺术，传达着每一个帝王心性品格与艺术修养，它们又是一个辉煌时代社会文明的结晶，凝结了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辛勤。透过它们，人们可以直接触及古代帝王的心灵世界；透过它们，人们更可以谛听到康、乾盛世那悠远厚重的回音。它们是当代有识之士体味高雅、品鉴艺术、感受历史、鉴赏中国文化精髓的简约之道，它们更是传承华夏文明、创造中国辉煌未来的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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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清三代瓷器成为艺术品市场上最热门、最受追捧的对象，常常出现在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价屡创新高。有统计称，自1975年来，瓷器拍卖价格逐年攀升，仅15年时间便已高达9倍。清三代瓷器之所以受到市场热捧，主要由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烧制技术已臻成熟，在技艺上无可挑剔，而且这三朝帝王对瓷器的热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心制作，烧制出来的瓷器精美别致，为前代不可比拟。从事瓷器收藏多年的任明学介绍，清三代的御用瓷器必须经过督窑官的精心挑选，如有瑕疵立即销毁，所以拿出任何一件，都称得上中国陶瓷史上的巅峰之作，也因此民间极少流传，存市数量不多，具备很高的艺术观赏和收藏价值，受到藏友追捧。令人瞩目的成交记录任明学介绍，中国制瓷业经过漫长发展后，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达到历史顶点，无论是斗彩、五彩、素三彩，还是珐琅彩、粉彩和釉下三彩，质量和数量都为前代不可比拟，当时的官窑瓷器代表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水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清三代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在目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藏家对清三代瓷器的关注与日俱增，即便是民窑精品，市场价格也达到相当高位，许多藏家“只进不出”，导致清三代瓷器价位还将不断拉高。查询近些年的拍卖成交记录，早在2001年，一件“明永乐青花折枝花卉八方烛台”便在拍卖市场上以880万元的价格拍出；等到2005年，该烛台二度出现在北京翰海春拍中时，最终以2035万元的高价成交，短短今年间，翻升超2倍。同样是2005年，在伦敦佳士得拍卖场上，一件“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拍出1.6亿元的天价，其高仿品市场上价格甚至也高达十几万元。随后，一件“明宣德青花藏文高足碗”以2306万元成交。在2010年，一件“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花觚”在北京匡时五周年秋拍中以6680万元落槌；2011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一件“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成交价格再次突破亿元大关，达到1.3亿；去年，一件“明成化青花缠枝秋葵纹宫碗”又以1.1亿元成交。清三代瓷器缘何受宠？归纳清三代瓷器受宠的原因，任明学认为，除康乾时期制瓷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外，比之高古、中古板块瓷器，清代文化离现在更近，较容易获得人们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其次是数量稀有。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作为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他喜好的东西或是所用之物，都是百里挑一或是独一无二的，况且这些物品经历了改朝换代、战争和政治运动，流传至今相当不易，堪属凤毛麟角。再就是清三代瓷器具有流通性好、保值增值功能。最典型的是2004年苏富比秋拍一件清雍正“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天球瓶”以无底价起拍，结果各路买家互不相让，志在必得，最终以1518.24万港元拍出，而此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嘉德拍卖成交价仅为440万元，由此大大提升了清三代瓷器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价值。康熙瓷器富含阳刚之气“康熙朝瓷器造型的艺术特色非常鲜明，其风格挺拔遒劲，富有壮美的形态。”任明学说，美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种。假如借以对照清代的瓷器，那么康熙朝器物的造型所具有的壮美气魄，同样也体现出阳刚之美。康熙时期，在瓷器发展上有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一是恢复了景德镇御窑厂，其二是设立了专门的督陶官。这些制度安排对瓷器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康熙在位长达61年，瓷器烧造水平由粗到精。早期瓷器浑厚，但比较粗糙，很多瓷器的底部会出现“火石红”，另外还有粘矿、跳刀、闪青等现象，这说明当时的胎土釉料淘炼不够干净。但到了康熙晚期，这些工艺细节逐步得到改善，胎土、釉料的淘炼变得更加精细。康熙时期的瓷器还有很多创新，如初时的珐琅料全由国外进口，价格昂贵且数量有限，康熙便下令国内工匠自己研制，实现珐琅器的“国产化”。雍正瓷器下诏书烧制瓷器在康熙瓷器发展的基础上，雍正朝瓷器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最为突出的是粉彩，它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有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雍正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其胎体选料精湛，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环境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在瓷器烧造方面，雍正曾多次亲下诏书，对瓷器制作中的细节提出具体要求，比如，瓷器上的纹饰要怎么画，画多大。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由于他不喜欢黑釉配菊花，认为不吉祥，索性要求不许这种纹样烧制到瓷器上。乾隆瓷器烧制技术精益求精乾隆朝历经61年，是瓷器烧造集大成时期，也是清代景德镇达到极盛的时代。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前世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乾隆时期，粉彩取代五彩，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的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乾隆青花是当时瓷器生产的主流，承袭康熙、雍正青花特点，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提高，体现出在制作技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每一道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精工细做，精益求精。由于乾隆自身好古成癖，乾隆官窑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仿古瓷的大量烧造，创烧了很多瓷器新品种。
中国陶瓷史与中国文化
商 原始瓷青釉弦纹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来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西汉 青釉原始瓷划花双系罐
―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西晋 越窑系青釉印纹豆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北朝 青釉莲花尊
首先，笔者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隋 青釉模印塑贴四系罐
唐 白釉兔系罐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唐 定窑白釉盒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唐 长沙窑模印贴花褐斑注子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宋 汝窑天青釉圆洗
— 早熟的中国文化 —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而在钱穆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在秦、汉时代就完成了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了其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陶瓷上的中国文化
方李莉
6月29日，来自江西景德镇的文化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方李莉研究员，做客贵阳孔学堂，从多角度解读中国陶瓷的历史，让现场400多位市民，突破只将陶瓷当做工艺美术品的局限，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中国陶瓷世界的奢侈品
方李莉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刚刚出版的新作《中国陶瓷史》，“我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和全球性的眼光，完成了这部160万字的书籍。”她介绍说，写书的十几年时间里，她到过许多国家，每到一个地方都去看博物馆。她发现，在欧美、日本等著名博物馆中，都有中国瓷器。
“我突然发现中国从来都不是封闭的，跟世界的交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讲座现场，她用PPT展示了180幅、拍摄于国外博物馆里的中国精美陶瓷图片，让大家惊叹不已。
方李莉曾往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进行文化交流，那里正在举办“中国如何影响世界”专题展览，她看到这样一副油画，贵族的房间里摆放着青花瓷花瓶，“当时的欧洲人非常崇尚中国的文化，陶瓷是他们的奢侈品。”她说，那时欧洲人的家里面有中国的家具、瓷器、丝绸，是非常时髦的。
远在唐代，中国陶瓷就大量输出到世界各国。她这样认为，一个国家的物品是否时尚，是跟这个国家的文化是否受尊重有关系的，因为中国文化受到尊重，所以中国瓷器才会风靡全球。
“希望大家走出国门旅游时，多多关注每个国家的博物馆，通过一件件中国陶瓷，一定会让您对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她建议说。
中国陶瓷
呈现多元民族文化
“陶瓷是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最重要的载体，器以载道。”方老师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瓷的国家，恒久如新的特性，使上万年的陶器，六七千年的彩陶，都仍然保持得很好。元朝以前，中国的陶瓷，追求玉般的质地、高贵，温润又素雅，讲究天然之美。比如宋代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冰裂纹、金丝铁线、蟹爪纹等瓷器上的肌理；钧瓷的窑变、蚯蚓走泥痕等等，达到了自然天成的美感。
到了元朝，引进波斯技术，发明了“青花瓷”，开始了中国陶瓷注重“雕琢、多彩”之美，造就了元明清时代的青花瓷、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多元的陶瓷艺术风格。
曾经的制造业大国
经过多年对陶瓷历史的研究，方李莉发现，古代的中国不但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大国，还曾经是制造业大国。
“明清时代，鼎盛的制造，曾有10万工匠。”方老师说，她行走在国外，还看到不少出自景德镇，为欧洲、日本、东南亚等不同地域制造的陶瓷艺术品，在中国工艺基础上，呈现出各自的文化特征。
中国发达的陶瓷业历史，表现了早熟的中国文化，领先于世界。从汉代开始，向周围国家输出手工业产品，宋元时代扩充到东亚、东南亚、西亚至非洲、欧洲；16世纪至19世纪，中国的手工艺产品出口达到了顶峰。
“只出口，不进口的贸易现象，让西方国家开始窃取中国的制造技术。”她说，通过传教士，德国首先建造了瓷窑，后加入机械制造，中国的瓷器制造业慢慢开始衰退。
可喜的是，当今中国特别是景德镇，传统的手工陶瓷制造正在走向繁荣……方老师最后说，通过对中国陶瓷历史的研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过去，进一步理解现在，从而展望中华文化的未来。
本报记者
刘辉文/图
中国文化的瑰宝陶瓷概述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高岭土）的无机混合物作原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方法制成的器皿统称为陶瓷。自古以来，专门从事制作陶器和瓷器的手工业称为陶瓷手工业。中国陶器生产的历史十分悠久，在河北省徐水县的南庄头遗址发现了10000多年生的陶器；江苏省溧水县回峰山的神仙洞遗址出土了距今11000年左右的陶片。我国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出现大量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彩陶、彩绘陶。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红陶、灰陶、磨光黑陶、彩绘陶以及各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陶塑艺术品、建筑陶构件大量生产。战国时期发明了铅釉陶器，陶器制品得到低温彩釉的美化。唐代大批生产的三彩釉陶，反映着大唐盛世的面貌，有很高的艺术性。宋代以后，釉陶器物生产逐渐减少，转而生产琉璃建筑构件。由于瓷器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 ，陶器生产日益减少但从未间断。瓷器是商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最早的瓷器是青瓷，由于工艺不够成熟，又称为原始青瓷。汉代青 瓷烧造逐渐成熟，摆脱原始状态，进入早期瓷器阶段。黑瓷在汉代开始出现，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广泛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的系统。黑瓷工艺大大提高，进入艺术瓷器的领域。北方的商丘、临城、淄博、安阳等地也于北朝时期开始生产青瓷，并发明白瓷。隋唐时期，瓷器生产开始繁荣。宋代是瓷器艺术高度发展的时期，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龙泉窑、钧窑、建窑、德化窑、景德镇窑、吉州窑、耀州窑、西村窑、潮州窑等处的产品各具丰姿。元代景德镇成为瓷器生产的中心，元朝政府的浮梁瓷局对瓷 器工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青花、釉里红、白瓷、黑瓷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明清时期，各地方大瓷窑体系逐渐衰落，被生产供当地人民所需瓷器的小作坊代替，景德镇的官窑和民窑继承中国陶瓷艺术的传统，大放异彩。
中国陶瓷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最富民族特色的日用工艺品。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外经济、文化的交往，陶瓷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国，许多国家瓷器工艺的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陶瓷工艺的影响。陶瓷也与茶叶、丝绸并称为中国三大特产而名扬中外。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缘起古青瓷 繁华清三代
与青花、粉彩相比，单色釉虽然没有复杂的花纹、艳丽的色彩，但它釉层肥厚如凝脂，纯如美玉，在艺术风格上以釉色取胜，且釉极厚，甚至超过胎体厚度，因此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耐看，变化万端的釉色。在我国的瓷器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彩瓷之母”，也被认为是陶瓷收藏的更高境界。而这种至高的艺术境界我们触手可及。
缘起古青瓷
在首都博物馆方形展厅四层 E2厅该展览充分展示了北京各历史时期出土及传世瓷器精品，反映了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各阶段及当时北京历史的发展轨迹，集中体现了中华瑰宝——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历史风貌。
单色釉也称“一色釉”或“一道釉”，单色釉的单纯、清澈之美，是中国文化纯美境界的一种表达。与青花的线条美感和粉彩的色彩斑斓相比，宋瓷则以单色釉的完美著称于世。无论是钧瓷的海棠红还是汝窑的天青色，或者是龙泉窑的梅子青以及越窑如冰似玉的翠色，都能让人为之陶醉。其中，越窑青瓷历史最为悠久。越窑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创烧成功，可谓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随后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越窑一直居于瓷器生产的领先地位，我国南北方的众多瓷窑和韩国、日本的制瓷业都受到越窑的影响。到现在一些日本学者还把慈溪上林湖奉为青瓷的圣地。
越窑青瓷不仅上贡朝廷，下供庶民，还一直是备受青睐的日常生活用具和数度进贡皇室的珍品，而且还远销亚洲、非洲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启了宁波的海上瓷器之路。
在首都博物馆精品陈列区《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中，展示了一件出土于北京石景山辽韩佚墓的北宋(公元960~1127年)越窑青釉划花宴乐人物纹注壶，可谓当时青釉瓷中的精品之作。这把壶高18.2厘米、口径4.5厘米，壶上所饰细线划花是越窑北宋早期常见的装饰手法，用针状工具在胎体上雕刻，然后再上一层釉。此壶腹部划宴乐人物图案，生动传神，饱满的线条富有张力，即使是小件物品也隐含大气，富有韵味，十分少见。
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裴亚静介绍：“从工艺技术上说，在科学技术条件还不发达的过去，釉的变化全靠烧制人(陶工)的经验来掌握，重点是窑炉和烧成技术。用简单的传统烧造方式来驾驭单色釉，难度很高，单色釉之名贵也正在于此。”然而，虽然难度高，但是对于陶工来说，却充满挑战性，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为之倾其一生。可以说，陶瓷的魅力在单色釉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专业技术，单色釉相对于彩绘瓷来讲，对陶工提出更高的要求。缘起古青瓷、繁华清三代。
繁华清三代
明清时期，朝廷在景德镇分别设立御器厂(明)和御窑厂(清)，单色釉瓷的烧造迅速发展，特别是到了清代，雍正和乾隆皇帝由于本人的艺术爱好，亲自参与瓷器画样与款式的策划。在雍正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期间，派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唐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督陶官，在皇帝的旨意下，烧造了大量仿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的瓷器，并且创烧了很多新的单色釉品种，单色釉瓷的烧造在清朝达到了其历史最辉煌的顶峰。单色釉瓷首次出现了规模化的创新与生产。技艺炉火纯青，品种空前繁多，釉色超越古人，譬如天蓝釉、豇豆红釉、孔雀绿、茶叶末釉等等,都是很成功的作品，已经达到了“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艺术境界。富有天然韵致，使人领悟到古人非凡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中国陶瓷艺术的魅力。
红釉瓷历来都是瓷器中的名贵品种，备受人们的珍视。红釉瓷器创烧于元代，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鲜红釉和宣德年烧制的宝石红釉，都是红釉家族中的代表产品。在永乐、宣德时期，红釉瓷主要用于宫廷祭祀，因此当时的红釉瓷器被称为“祭红”。“祭红”红而不俗，鲜而不艳，色调静穆、凝重，宛如霁云红霞，因此又被冠以更有诗意的名字“霁红”。“祭红”瓷器之所以名贵，除了它的光泽颜色俱佳外，更因为它“千窑难得一宝”、“十窑九不成”而成为瓷中珍品。有人把“祭红”称为人造宝石。也有人把颜色釉说成是“瓷品王冠”，而“祭红”则是“瓷品这顶王冠上的璀璨明珠”。
红釉瓷在经过明代永乐、宣德的盛世后，明代后期迅速减少，近乎失传。直到清康熙时期才又得到了恢复和迅速的发展。豇豆红釉是康熙晚期官窑生产的名贵高温红釉品种。其釉色浅红，色调淡雅鲜丽、釉面多绿苔点，有“美人醉”和“桃花片”等美称。烧制难度极高，传世精品极为稀少，流传至今的都是专供宫廷御用的文房用具或陈设品，器物均为不过盈尺的小件雅具。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清康熙(公元1662~1722年)豇豆红釉洗”就属于此类，此洗高3.7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8厘米。整体形状为圆形，敛口，圈足。内施白釉，外施豇豆红釉，足内施白釉，底书青花“大清康熙年制” 6字3行楷书款。此洗色调呈淡雅的桃红色，淡红釉中搀杂星点绿斑，豇豆红釉釉层薄而细腻。“清人洪北江曾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的描述。”裴亚静介绍说。
胭脂水釉是清代康熙年间从西方传入的低温粉红釉品种，雍正、乾隆两朝流行。首都博物馆内收藏一对“清雍正(公元1723~1735年)胭脂水釉碗”。这对碗高4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2.6厘米。此釉色是雍正时烧造的名贵品种，因其酷似胭脂而得名，又称“胭脂红”。因是将微量金水融入釉中，又叫“金红釉”。胭脂水釉碗胎体极薄，器里施纯净的白釉，在器物口沿处露出一道白色的边，内外相衬，愈发显出胭脂色的娇艳。
雍正时期仿古之风盛行，仿古玉釉是雍正时期新创的高温色釉品种之一。赭褐色釉面隐现不规则的斑片，似出土的玉器中的浸斑，故称古玉釉。在首都博物馆藏的一件“清雍正(公元1723~1735)茄皮紫釉刻花小盘”整器内外施茄皮紫釉，底施白釉，内壁光素无饰，外壁刻八吉祥纹。在器底书有青花“大清雍正年制”6字双行楷书款。其釉色光亮晶莹，细腻光滑。纹饰线条清晰，优美生动，纹饰与釉色完美的结合使此器具有独特的装饰美感。
到了乾隆时期国力强盛，瓷器的生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烧造品种之丰富，种类之多样，装饰之华丽，堪称空前绝后。茶叶末釉瓷器的烧制难度较大，不能大批量生产。好的茶叶末釉价值极高，传世精品，多为雍正、乾隆时期造器。在2006年苏富比春拍“中国瓷器工艺品”专场上“清乾隆茶叶末釉双耳葫芦瓶”估价300,000～400,000港元，成交价1,080,000港元，超出估价两倍多。
这些单色釉瓷器能让人们感受到，漫长的历史岁月沧桑积淀于缤纷的色彩之中，唐代多彩；宋代理性；元代辉煌；明清华丽。五颜六色、璀璨多姿的颜色釉陶瓷，凝聚着中国古代陶瓷工匠的聪明才智，或热烈、或奔放、或沉稳、或雅静，体现出土和火的艺术真谛。
当代青瓷显山露水
大钟寺附近的爱家收藏市场，不能不说借了传统文化的东风，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中逐渐凸显出来，在几乎是收藏市场空白的北城发展壮大着，成为众多藏友关注的所在。
对瓷器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拥有一件上等的龙泉青瓷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龙泉青瓷不但烧制需要经过80多道工序，而且一件上乘的青瓷艺术品更是大师们几十年的技能经验和艺术修养的结晶。
过去龙泉青瓷一直为宫廷所用，如今有百余件精品收藏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足见其国宝的地位。作为现代陶瓷艺术精品，龙泉青瓷的收藏目前正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收藏爱好者的新宠，并且价格也不菲。如龙泉青瓷名家毛正聪的作品“皇后壶”曾在杭州拍出了39万元的高价。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龙泉青瓷大师徐朝兴的“五管瓶”，两年前在北京以70万元的高价卖出，创下了有史以来现代陶瓷艺术品的单件最高价。
在位于大钟寺西侧的龙泉青瓷艺术馆，可以看到13位艺术大师的精心之作，其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毛正聪、夏侯文的作品堪称代表。
在这里展示的都是现代龙泉窑的作品。古雅端庄的三耳瓶、纹路细致的青瓷盘、用自然花纹打造的龙瓶，件件都是现代青瓷制作大师的作品，无不体现了龙泉青瓷瓷质细腻、色泽青翠温润、线条简洁流畅的特点，同时作品又注入了更高的光泽感、光滑度和造型立体现代等诸多创新符号。
收藏于龙泉青瓷艺术馆的“三足鼓钉洗”一直是此馆的“镇馆之宝”。此件瓷品通体青绿，在整器的外侧镶嵌着60个精雕的装饰鼓钉，支撑瓷器的三个虎头足更是体现出一种天然的大气。三足鼓钉洗的烧制过程极为复杂，制坯时要严格把握瓷器的形状，施釉时要做到均匀细腻，瓷器外侧的所有鼓钉都是手工粘贴，三个虎头足也均为人工雕刻而成。这件龙泉青瓷三足鼓钉洗的形制洗练，构架端庄，气象雍容，方寸之间透着一种从容不迫的浩然之气；纹饰疏密有致，洋溢着流畅的技术美和节律美。
青瓷不像别的艺术品，容易让人一见钟情。欣赏一件青瓷作品，不论你盯着它看多久，你的眼睛都不会感到疲累，而你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平静。因为这些青瓷用具不光使用起来方便，它温润如玉的外表更是一种视觉享受。这些青瓷用品包括居家摆设品中的瓶罐器形物品和茶具等，如果把龙泉青瓷的一些小器物作为居家用品既高贵又富有时尚感，可谓一举多得。
在闲暇之余，不妨到首都博物馆的古瓷厅，或收藏市场去看看，只要看上一眼，相信无论是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还是越窑的“千峰翠色”，只是那神秘的一抹青色，就能让你痴迷不已。
五颜釉色
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而是具有黄、绿、青等几种颜色，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同时，古人往往将青、绿、蓝三种颜色，统称为“青色”。
白釉是瓷器的本色釉。一般瓷土和釉料，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氧化铁，器物烧出后必然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青色来。青白釉又被称为“影青”，因为青白釉釉质含铁量低，釉色白中泛青，釉层细薄晶莹，加上烧质极薄，器上的暗雕花纹，内外都可以映见。
黑釉则分为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大类。东汉、东晋等早期黑釉都属石灰釉。唐代以后，基本上都改用石灰碱釉。就黑釉的品种而论，可以分为一般黑釉与花色黑釉两大类。
红釉的种类很多，除鲜红外，由浓淡而演变为各种不同的品种，如宝石红、朱红、鸡血红、积红、抹红等。抹红带黄色的又叫杏子衫，微黄的又叫珊瑚釉，此外还有橘红和枣红。淡的一般称粉红，带灰色的叫豇豆红，胭脂红也是粉红的一种。
绿釉和绿彩都是以铜做着色剂，属于铜绿釉。我国在汉代就已用铜做着色剂烧铅绿釉，宋时瓷器上的绿釉已较普遍。但是，在明代孔雀绿烧成熟以前，所有的绿釉都呈深暗青绿色，没有达到亮翠的程度。所以，成功的绿釉都是明清时期的产品，如高温绿釉中的郎窑绿、苹果绿，低温绿釉中的孔雀绿、瓜皮绿和秋葵绿等等。
黄釉最早出现于唐代，当时安徽淮南寿州窑、河南密县窑等都烧黄釉。但正色黄釉，还是汝窑的高温黄釉——茶叶末釉。
蓝釉最早见于唐三彩中，但这时还是低温蓝釉，只有绮丽之感，缺乏沉着色调。高温蓝釉的出现是在元代。入明以后，特别是在宣德时，蓝釉器物多而质美，被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至清康熙时，更出现洒蓝、天蓝等多种新品种。
茄皮紫为高温颜色釉。以锰做呈色剂，系将锰原料加入含碱量较高的釉中而烧成，因釉色像成熟的茄子皮一样光润，因此得名。根据其呈色的深浅，又有淡茄、深茄之别，此外在低温紫釉中，还有清代创作的吹紫。
陶瓷史背后的中国文化
华夏收藏网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而且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我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笔者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早期中国皇室祭祀天地多用金属器，自宋以后，祭祀天地开始“器用陶匏”(即恢复青铜礼器以前陶礼器)，为的是体现古礼“尚质贵诚”的精神。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从青铜礼器到瓷器礼器的采用，也代表了从贵族价值观到平民价值观的转换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人工造物的产生都不会是纯技术的，其中必然还有文化的原因。从另一方面也反证了中国从秦汉以后就脱离了世袭的贵族制，而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平民社会。这种制度可以使一介平民通过读书科举而成为国家栋梁，这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一种制度。因此，读书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家训，在陶瓷里有一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牛角挂书”，还有“渔樵耕读”，表达的都是中国古人对读书的向往，也是代表了中国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人之所以喜欢渔樵耕读，一方面是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读书，有一天入朝为官，得到统治者赏识的一种心理寄托。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虽然严格，但其还是有一条纵向的社会上升渠道，可以让平民阶层通过读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又通过读书，通过各种艺术的表演以及工艺美术里的各种画面形象的表现，陶冶自己的性情。
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的，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早熟的中国文化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而在钱穆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在秦、汉时代就完成了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了其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唐代的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早熟体现在“其一，熟之早晚的比较对象系西方文化；其二，熟之是否的标准为个人内在之理性。西方文化根植于宗教，而中国文化却另辟蹊径以道德取代宗教，并以此维系风纪秩序，走了不同的路径。”在西方人类学的观点里，宗教是一个社会的必然经历。而中国除原始宗教外，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因为儒家在历史上将古宗教转化成一种礼乐，进而通过礼乐幻化成艺术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修养，而陶瓷器也归于其中成为礼器。
作为没有宗教根基的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看重的是自然，而不是人为。而这一特征在中国陶瓷上的体现就是，重匠心独运，追求天然趣成；崇尚自然，常常要`讲究天人合一”，应用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则变为“心物合一”。在中国人思想的匠心上，绝不肯损伤到外物所自有之内性，工艺只就外物自性上为之释辉增美，这正有合于《中庸》上所说的“尽物性”。对于物性之一番磨砺光辉，其根本还需从自己的“尽人性”上做起。物性与人性相悦而解，相得益彰，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一种共同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的工艺，定不要见斧凿痕，因为斧凿痕是用人力损伤了无形的表记。中国人常说：“鬼斧神工”，又说“天工人代之”。这里所称的“鬼斧神工”与“天工”都是不情愿对外物多施人力的表示。这不是中国人不愿用人力，只是中国人不肯用人力来断丧自然。中国人只想用人的聪明才智来帮助造化，却不肯用来代替造化或征服造化。因此，中国人不喜欢机械，常赞赏“匠心”而斥“机心”。因为机械似乎用人的巧智来驱遣物力使之欲罢不能，这并不是天趣，并不是物性，窒息了天趣，丧断了物性，反过来亦会损伤到人的自性，这不是中国文化理想的境界。我们若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陶瓷艺术，就可以看出它哲学意味与内在精神，而这些哲学思想在唐代的陶瓷艺术开始得到发挥，到宋代则发展到一个高峰。宋代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宋代的冰裂纹、金丝铁线、蟹爪纹等瓷器上的肌理；宋代官窑的紫口铁足；钧瓷的窑变、蚯蚓走泥痕等等，都是窑工们在巧妙地利用材质本身的物性，而达到的一种自然天成的美感。
另外，中国人以艺术陶冶人的性情，让人生活在字、画、诗词等想象的意境中。所以即使是像陶瓷这样的日常用具，也非常讲究在上面绘画，自然界中的花鸟鱼虫皆可入画，为的是将思绪达到一种清明安合的状态。即使在没有装饰的一道釉的器皿上，也不是一览无余的空白，而是有着更深的在质感和肌理上的追求。而且我们还看到的是，不同姐妹艺术的互相渗透，不同哲学观念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有着统一展现的方式，而陶瓷艺术总是其中重要的体现者之一。因此，在中国的陶瓷艺术上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追求，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一个以生活的艺术来渗透自己的道德理念，以艺术来取代宗教，来表达道德取向的文化。这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标志，曾经被欧洲社会所崇尚。
中国社会的这种早熟，虽然阻碍了其向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由一个先进的农业国家变成为了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但今天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当人们的物质生产已达到一定饱和度，生态环境也受到严重破坏时，我们便开始意识到，中国古人崇尚自然、崇尚生命、追求生活的艺术化的境界，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探讨的。
结语
在上个世纪末，费孝通先生曾说：“199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表现在中国的地位不同了，世界不能忽视中国的声音。那么谁来讲话，谁来代表这个声音？我认为这是学术机构的责任，要培养一代有‘文化自觉’素养的学者来表述这个声音。”笔者希望自己所做的研究，也是用来表述这个声音的工作之一，即从不同的角度讲清楚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
义乌有个“看图王”爱瓷器“清三代”
瓷器是土与火的结晶，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在义乌收藏品市场，有一位藏家名叫吴向平，对瓷器收藏情有独钟。为了精益求精，他每天至少要看5000张至1万张图片，将收藏知识入脑入心。
1997年，喜欢艺术的吴向平开始收藏油画。几年前，一次机缘巧合下，他被各式各样的瓷器深深吸引。在不断接触中，吴向平对瓷器有了一定了解，也对工艺精湛、造型优美的清朝瓷器尤其是“清三代”念念不忘。“清三代”瓷器指的是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生产的瓷器。这三朝因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瓷器的生产也空前繁荣，工艺制造皆为上乘。
对于喜欢的藏品，吴向平经常会抽空拿出来细细品味。其中一只粉彩九桃盘，晶莹剔透。记者看到，桃子色红鲜而不艳，层次丰富。从黄色过渡到红色以及桃子上的斑斑点点，皆恰到好处。“桃子象征福寿双全，因此很受欢迎。”吴向平说。
收藏架上，一只九龙瓶十分大气，制胎、画工都很讲究，绘制精致。9条形态各异的蛟龙惟妙惟肖，富贵和王气扑面而来，是难得的珍品。
一件花觚，造型古拙，凝重质朴，端庄大方。“随着瓷器烧造技术的不断提高，瓷器的造型更加丰富，比如花觚的出现。”吴向平介绍说，花觚有用来陈设的，也有插花等实用功能。看不同时期的花觚时，可领略到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造型变化，十分有趣。
为了更好地了解瓷器，吴向平付出了不少心血：一方面浏览各种有关瓷器的书，甚至还看一些历史、文博专业的教材，在他的门店，瓷器、绘画方面的辞典书籍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与很多著名的拍卖公司联系，参与藏品拍卖，同时能从中学到新知识。
“我几乎每天都要在拍卖网站上看5000张至1万张图片，看看某一类收藏品有哪些特点、市场行情如何等。有时搜到一件宝贝，也会去查同时期收藏品的知识，进行了解与研究。”吴向平说，对于收藏者来说，学习十分重要。
对于瓷器收藏，吴向平最看中的还是瓷器身上承载的文化。“一件古瓷器，能体现当时的市井百态，是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
里昂：痴迷中国文化的瑞士陶艺师
在第十五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上，一个有着灿烂笑容的外国小伙儿和他的陶艺作品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小伙儿名叫里昂，来自瑞士，是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外籍教师。在唐山工作、生活6年之后，里昂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吸引他的，不仅有精湛的陶瓷技艺，还有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陶博会上的“常客”
2004年，里昂作为国际交流生来到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中国古典陶瓷艺术。第一次参观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他就被琳琅满目的陶瓷制品和精湛的陶瓷工艺迷住了。毕业后，里昂决定留在中国，并于2007年应聘到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从事陶瓷艺术教学。
为了培养陶瓷行业艺术人才，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每年都选派师生到陶博会取经。里昂格外珍惜这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每次参会，他都推陈出新，做出与众不同的作品。今年，里昂决定用骨质瓷进行手工雕塑。“唐山的骨质瓷一般是用模具注浆成型，做出很薄的器皿，我想试试骨质瓷在其他方面的应用。”春节刚过，里昂就着手研究制作，但骨质瓷雕塑在烧制过程中很难成型，他的作品不是裂、就是塌。里昂没有放弃，而是不断改进原料和制作手法，经过多次摸索与尝试，终于成功烧制出了5件参展作品。
在国际会展中心，里昂用流利的汉语向参观者介绍自己的作品：“盘龙”的创意源于中国古典皇室文化，“老人”借鉴了传统的根雕艺术，“骷髅与小鸟”凸显环保理念……“西方的艺术作品比较抽象，而中国人更喜欢具象的东西。”起初，里昂的陶艺作品带有浓郁的西方现代主义风格，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开始融入他的创作，旗袍、纹饰、唐诗、鸟巢……都为里昂带来创作灵感。他的陶艺作品融汇了中西方文化，看似简洁，却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启迪。
为中西艺术交流搭建桥梁
来到唐山后，里昂不仅在陶瓷技艺上得到了很大提高，对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差异也有了更多认识。“在中国，陶瓷制作大多是分步骤完成，每一步都由十分专业的人来制作，比较看重技术和作品是否精美；而西方更加注重创意，可以不需要很高超的制瓷技术，作品也可能比较粗糙，重要的是体会创作过程中的快乐。”
在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朗、幽默的里昂深受学生喜爱。在教学中，他十分注重拓展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总是鼓励他们自己去思考。“中国学生需要创新精神。”里昂说，“传统文化要保护，但也要开放和发展，时代在变化，不创新就会失去市场。我希望中国学生多涉猎其他国家的艺术形式，再和传统的中国艺术结合起来。”
2010年，瑞士日内瓦陶瓷对话协会主办了一个题为“1001个杯子”的国际性陶瓷艺术作品展览。里昂积极与组委会联系，确定了中国的参展作品份额。他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指导学生为展览设计制作作品。“开始学生们不太有信心，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够成熟，无法与艺术家媲美。”但里昂认为，年轻人虽然不是大师，但有创意，要给他们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如今，里昂和唐山学生的作品已在法国、瑞士、挪威等多个国家巡回展出。
2011年4月，里昂的论文《中国与瑞士陶瓷教育的初步比较》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同年9月，他荣获唐山首届工艺美术、陶瓷艺术荣誉大师称号。参加陶博会的同时，里昂还在指导两名瑞士留学生学习陶瓷绘画，“我希望有更多的瑞士学生来到中国，也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瑞士去，让两国间有更多的文化艺术交流。”
现在的生活“很中国”
与里昂交谈，人们都惊讶于他流利的汉语和对中国文化的熟悉。里昂笑言，来中国之前，他没有接触过中文，一点汉语都不会讲。初到唐山是在冬天，语言和气候的差异让他感觉很不适应，是唐山人的热情帮助令他慢慢熟悉了这座城市。他经常和学校的看门大爷聊天，语言交流能力因此很快提高。
里昂对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喜爱音乐的他曾花费很多精力学习中国古琴。“我觉得古琴是最有意思的中国乐器，非常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昂感叹，学琴“特别难”，每天都要花两三个小时去练习，几天不练就会忘记。2009年底，在河北省第五届外籍师生汉语技能暨中华才艺大赛中，里昂以一曲古琴独奏《流水》，荣获中华才艺表演类最高奖——优秀表演奖，并摘得全场最佳才艺桂冠。
现在，里昂的生活已经“很中国”：骑自行车出行，去小摊买菜，和中国朋友一起聚餐、运动、玩音乐……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多，朋友圈也越来越大。“我喜欢唐山，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可以交流，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里昂说，他已经把唐山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故乡。胡杨
紫砂壶：中国文化的积淀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喝茶健身是茶道的修身法则，然其文化内涵为养性。德者喜水，上善若水，水有汹涌澎湃之势，气吞山河，水有平静如镜之态，摄人魂魄。所以茶道在泡茶、倒茶、分茶的过程中，有韩信点兵、关公巡城、百鸟朝凤、凤点头等等奇妙的茶语，初始金戈铁马，尾时婉约动人，几道茶下来品味、阅古、引喻，无不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洗涤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作为茶文化重要载体的紫砂壶在此过程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引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品位。
饮茶习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文人雅士平时经常聚集一起，且鼎且缶，以啜以饮，视为可获得无穷的情趣。据汉代《华阳国志》，司马相如《凡将篇》和杨雄的《方言》等书中记录了，武王伐纣时就出现将茶作为贡品，和反映西汉时代买茶、烹茶、饮茶的事，宋代大诗人王安石曾有“人固不可一日无茶饮”之语。可见饮茶在古代人们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唐代以前，茶器与食器不分。随着饮茶风气更为普及，茶器并日趋工巧，唐代末年出现了饮茶最理想的茶壶──紫砂壶，以紫砂泥为原料，经艺人精心制作，其壶颜色紫红、质地细柔，造型古朴，泽地典雅，贵如鼎彝。宋代的紫砂壶已在文人中广为使用，大诗人欧阳修曾诗云：“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诗中的“紫瓯”即紫砂壶。宋代后期到明代的宜兴紫砂生产的崛起，很快成为全国的紫砂器生产中心，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宜兴始终是一领中国紫砂壶制作风骚，直至今日。
宜兴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地处太湖之滨。古代称阳羡，唐代已是著名的产茶基地，许多名茶年年进贡，供皇府上下享用。唐代“茶仙”卢寺云：“天子须赏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因此，在宜兴很早就出现用丁山和蜀山的泥土，制作饮茶的紫砂壶。明人周高起的《阳羡茗壶录》一书中记载，明代嘉靖制紫砂器艺人龚春的出现，把中国紫砂器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龚春本名“供春”，少时为吴颐山的伴僮，当吴颐山的金沙寺读书时，他就偷闲出来，私访金沙和尚，精淘细土，勤于折捏制，终成大家。龚春成宜兴紫砂制作的一代宗师后，他的作品被称为“供春壶”，当时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玉”之美称。从此，宜兴紫砂器生产发展迅速，百品竟新，名家辈出。
清代中期，“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加入紫砂壶设计制作过程，使集书法、绘画、工艺为一体的紫砂壶刚问世，就赢得社会肯定，称赞“曼生壶”是中国紫砂壶制作历史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此后，许多书画家参与紫砂壶的绘画和书法，诸如海上画派盟主任伯年和吴昌硕，为热恋紫砂艺术，曾几乎荒废本业。这一习俗至今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