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二里头文化因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而命名。二里头文化早期陶器的形制、类别与器表纹饰，基本上承袭河南豫西地区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器发展而来。陶器特征仍是折沿平底、三实足和圈足器为主的发展体系，但圆底器在该地区已开始少量出现。陶器的质料仍以砂质和泥质灰陶(深灰或黑灰)为多，并有一些黑陶(包括黑皮陶)、棕灰陶与红陶，白陶与硬陶很少。陶器成型技术基本都是轮制，兼有一些模制与手制。器表多饰有划纹、弦纹、篮纹、方格纹、绳纹与附加堆纹，并有一些回纹、云雷纹、涡旋纹、叶脉纹、圆圈纹、花瓣纹和人字纹等。
常见炊具器型主要有陶鼎和陶砂质罐。陶鼎多为敛口、深圆腹、圆底、三矮足或三高足罐形鼎或敞口、浅腹、圆底、三扁状高足、盆形鼎。陶罐多为敛口、深腹、圆鼓、平底或圆底罐，并有极少数饰花边的砂质陶罐。饮食器主要有岙和觚。陶岙为圆顶、小口、长嘴、弧形錾、三袋足，陶觚为敞口、细腰、平底。食器主要是豆、簋、钵。陶豆为敞口、浅盘、圆底、高柄、喇叭形座；陶簋为敞口、腹略鼓、圆底、下附圈足。陶钵为大口、斜壁、略鼓、平底。盛储器有瓮、盆、罐与缸。陶瓮分小口、短颈、深腹略鼓、平底、圆肩瓮和敛口、深腹、平底、折肩瓮两种。陶罐分大口、深腹、斜壁、平底罐和小圈足、厚胎红陶罐。陶缸为大口、深腹略鼓、小平底，器表满饰附加堆纹的灰陶缸。陶盆分敞口、折沿、深腹略鼓、平底盆与大敞口、浅腹、斜壁、平底盆两种。还有一些泥质陶罐和敛口、深腹、平底、内壁划有密集凹槽的盆形陶研磨器与带握手的陶器盖等。Www.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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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陶器修补材料（二）
陶器修补腻子必要时可以采用的辅助组分主要有颜料，适当添加某种矿物颜料可使修补部分与原陶胎色泽一致。添加的量可经过试验确定。其他还有：采用环氧树脂胶粘剂作基本组分时使用偶联剂以提高胶接强度，使用增韧剂可以降低脆性。采用聚醋酸乙烯乳液作基本组分时可添加聚乙烯醇以提高粘度，添加适量熟石膏粉作为快干剂等等。诸如此类，可根据实际需要考虑是否采用。
在实际施工操作中，确定陶器修补腻子的具体配方时，究竟选用哪种填充料和哪种胶粘剂作为基本组分来配合，以及它们的用量，应当因时因地制宜，因“物”而异，针对你面前所要修补的“这一个”古代陶器的具体的实际的情况来作出判断。这里必须强调“个性原则”，即你所面对的“这一个”古代陶器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文物修复不是批量化生产，天下也没有两件质地、结构、强度以及损坏、侵蚀、污染完全相同的古代陶器等着你来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方法进行修复。同时也要强调“匹配原则”，即你所选择的胶粘剂、你所调配的修补腻子与你所修的古代陶器，在各方面是否相当，是否适宜，是否匹配。不要认为越结实就越好。笔者曾见过用环氧树脂胶粘剂粘接酥松陶质而茬口上陶胎被粘下一层的错误选择的实例。此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修补古代陶器之缺损部位时，应先用与修补腻子相同的胶液将待补的茬口浸润。以使将来补块与所补陶胎能够牢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古代陶器的修复，是否仿色做旧，以及仿色做旧到什么程度，可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来研究确定。但是，以各种新型材料，逐步取代石膏在古代陶器修补材料中的位置，现今已在进行，并将是今后必然的趋势。
文物工作者对于古代陶器修补材料的慎用、改进和更新，首先在于观念的更新。如果认为古代陶器只是破砖烂瓦，因其材质普通就不能蕴涵珍贵价值，那就是一种陈腐而又错误的观念了。文物不是古董，今天的文物工作者当然不该以清末民初古董商的眼光来看待文物。作为文物，其教育的功能、研究的功能，必须是在使之延长寿命并通过展示才可能获得。而要使之延长寿命，能够展示，修复和技术保护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用哪些技术措施保护，是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环境科学的还是综合的；如何修复，用什么材料修复，特别是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来指导修复，这些都是涉及多个学科的课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一个成熟的文物修复保护工作者，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诸如历史知识的积累、古代文化的陶冶、雕塑绘画的薰陶、艺术审美的修养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广博的知识、全面的修养，加上熟练的技能，以及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使你在工作中得心应手。同时，《文物保护法》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指导方针，“不改变原状”和“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也是应当时刻遵循的。
为了推动文物修复技术保护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建立，众多专家学者以及同行进行了大量艰苦的探索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对于某些概念的提出，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不揣冒昧地提出来，希望能够引起更为深入的讨论。那么，这里就要提出所谓“商品修复”这一概念，是否属于文物修复技术保护这项工作的范畴，值得研究。商品是以利润为目标的，这和文物绝对不同。对于古董，或者进入流通的少量文物，为了获得较高的商业利润，以高超精湛的技艺，经过修复呈现出完好无损的视觉效果，来以假乱真。这在过去的古董界称之为“作伪”。现代收藏界如何对待此事，如何在交易中体现公平诚信的原则，是另外一回事情。在今天的理论研究中，是否有必要使之归纳到文物工作中文物修复保护这门学问里成为一个门类，应当慎重对待。
这里还要指出所谓“研究修复”的概念，也是十分模糊和牵强的。我们不知道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其实践的基础又是什么。如果说是因为在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在某些考古发掘工地上或文物收藏单位里，经过那些仅受到短期培训的学员之手，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用不够成熟而又相沿已久的材料和技术，简略粗疏修复过的古代陶器，就以此为据，提出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再用这个理论来指导实践，使“简略修复”，甚至“粗劣修复”合理化，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的国民经济实力，科学研究水平、工程技术力量，当然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考古文物工作越来越多地汲取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营养，也比以前得到了更为有力的资金保障。文物修复保护工作的条件日益改善，技术日趋成熟。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有必要精益求精，做得比以往更好。考古发掘工作队（站）和考古研究单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更有信心善待文物。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文物修复保护的理论，在文物的范围内，应当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我们想象不出，对待古建筑、古玉器、青铜器、金银器等等，如何进行“研究修复”?再者，以是否仿色做旧，来从理论上区分两个门类是否必要?同时，即使同是“展览修复”，也存在一个操作者水平高下的问题。以修复技术水平的高低，来区分理论上的门类是否合适。此外，由于水平不高，或者责任心不强，受条件限制，“简略修复”甚至“粗劣修复”的现象，目前仍旧存在。这既是一个管理的问题，一个培训提高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方向的问题。不能从理论上予以纠正、引导，只会适得其反。这些都值得我们三思。
总之一句话，无论是博物馆、文物研究单位、还是考古研究单位，其文物修复技术保护工作直接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延长文物寿命，使之能够长期保存和展示，以便达到教育和研究的目的。这一目标，当然也是古代陶器修复材料使用的基本原则。
陶器的制作方法（二）
陶器的制作方法（二）
泥条筑成法是一种典型而成熟的手制成型方法，在新石器时代是使用最为广泛、时间最为长久的陶坯成型技术。这种方法是先将泥料搓成泥条，再用泥条筑成坯体。在甘肃境内，从距今约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开始，直至青铜时代，始终以泥条筑成法为制陶的主要方法。也就是说，甘肃彩陶除大地湾文化之外，基本都使用这种制作技术。
应当指出的是，在仰韶文化早期，上述两类方法共同使用。圜底的钵、盆多为彩陶，仍然采用模具敷泥法。它们的陶片仍是分层的，因此证明与大地湾一期制作方法相同。不同之处则在于此时各层陶质一样，均为细泥陶，各层之间结合得更为紧密牢固。大量使用的平底器、尖底器，则改用泥条筑成法。在平底器内，有时留有泥条之间的接缝，在尖底瓶内底，可见一圈圈盘旋的泥条痕。到了仰韶中期，圜底器基本消失，泥条筑成法最终完全替代了模具敷贴法。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泥条筑成法又分为盘筑、圈筑两种方法。盘筑是将泥条一根接一根地连接起来，呈螺旋式筑起坯体；圈筑是把泥条每根首尾相接，做成泥圈，再用泥圈摞垒成坯体，因而胎壁内侧往往留有泥条的缝隙。两种方法中以盘筑法多见，马厂期彩陶有时也使用圈筑法。
具体操作时有倒筑和正筑两种手段。倒筑是从上部往下部制作坯体，先筑器壁后筑器底，用于尖底瓶等；正筑法是先制作器底后筑器壁，用于平底器。器底是事先制作成的泥饼，再从器底外侧边缘用泥条筑成器壁，俗称“天包地”。有时将器底制成浅盘状，从内侧接续器腹，俗称“地包天”。这种制作是在一个固定的工作台上来完成的，泥条一根接一根，根据需要不断续加或垒筑添摞。器壁各部位的变化，依靠捏泥条的手指控制并改变造型。手指向内或朝外就能扩大或缩小器物的直径。向内倾斜，器壁直径逐渐增大形成腹部；向外倾斜，器壁直径逐步缩小形成肩部；与工作台垂直，器壁直径不变，形成直腹或颈部。因为器壁的薄厚取决于泥条的粗细与手捏的力度大小，所以，在泥条筑成坯体的整个过程中，手的操作技巧起着决定性作用。彩陶是造型美与装饰美结合的统一体，造型的完美和谐全凭工匠高超的技艺。造型美是指器物的外轮廓线美、形象美，其首要条件是各部位间的比例协调。底径、腹径与口径的比例，腹径与通高、器身高与领（或口沿）高的比例等。下腹部的倾斜度不同，器物的造型就不同，如仰韶中期的曲腹盆，倾斜—度较大呈曲腹；马家窑类型的平底瓶，倾斜度小因而呈长直腹；半山类型的彩陶瓮，倾斜度大呈圆鼓腹。不同的造型竞显出不同的优美曲线，以及和谐统一的艺术风格。
陶坯制成后，需进行适当的修整，这样可使器物各部位规整而美观，口沿及外表变得光滑，造型也更加匀称。修整时用类似骨匕的片状物，刮削掉多余的泥料；还可用陶垫等块状物垫在内壁，用以调整器物的曲线；或用手增补泥料，进行加工，使陶胎达到最佳形态。造型完成之后，要对陶胎进行拍打滚压，才能使泥条相互黏合得更加紧密牢固。
在仰韶文化中，出现了慢轮修整技术，在一些陶器口沿留有轮旋的痕迹。大地湾、王家阴洼等遗址出土的陶罐、葫芦瓶，底部出现修整时产生的正心涡纹，都足以证明慢轮的存在。正心涡纹是将坯体倒扣在陶轮上，用工具从中央往边缘修整器底时逐渐移动而产生的纹理，它不同于快轮制陶分割器底时所产生的偏心涡纹。虽然至今尚未发现陶轮，但在大地湾却发现了从仰韶早期到晚期成系列的制陶转盘。转盘为夹砂陶，既厚且重，直径大多30余厘米。早期转盘中部隆起为一平整的工作台面，晚期转盘则在盘中央倒扣一陶盆。仰韶晚期的一套器物，出土时就正好表现了制作中的情形：陶盆倒扣在转盘上，转盘中间有一圈凸起的圆形泥棱，正好将盆固定于转盘之内。操作时转盘置放于陶轮之上，直径15厘米的陶盆底部则成为盘筑陶坯的工作台面。有的转盘内部还刻有许多以正中为圆心的同心圆，借此可将陶器圆形口腹部及底部制作得更为规整。有的转盘边缘部位有多个小孔，以便排出盘内制陶时流出的过多泥浆。这套制陶工具及其细部精巧的构想，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祖先有着聪明的才智与丰富的创造力。
秦安、甘谷一带有些村民至今仍然使用慢轮。一般先挖一个地坑，坑内埋设转轴，陶轮用草泥制成，置放时与坑口齐平。制作时用脚蹬踩陶轮，使轮转动。因无其他动力，陶轮只能慢速旋转，陶轮中部再加置一泥质工作台。从这种设备及工作场景中，我们似乎可以捕捉到几千年前先民们制陶的信息。
彩陶的繁荣与制陶工艺水平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快轮兴起后，彩陶迅速衰落。经研究发现：凡具有彩陶制作传统的古代文化，其制陶工艺必然停留在手工制作阶段，掌握和使用了快轮制陶术后，彩陶工艺便很快随之消亡。甘肃彩陶直至辛店、沙井文化，仍然使用泥条筑成法制作。新疆彩陶结束得更晚，是因为至汉代才传入了快轮制陶。我国西北地区，彩陶生产之所以到了青铜时代依然十分发达，其重要缘故就是未能掌握快轮制陶的方法，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甘肃彩陶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年代测定及早期制陶工艺的初步探讨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继发明用火以来的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变成 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之一，是人类发明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陶器的使用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增强了人类的体质及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因此，早期陶器的发现一直受到史前史学、考古学及陶瓷工艺学与工艺美术史界的关注。一些考古学家也把陶器作为划分旧、新石器时代的一项标准。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日本长崎县福井洞穴等遗址发现早于1万年的隆线纹陶器以来，在亚洲地区的日本、俄罗斯、蒙古、中国等国均发现了多处出土早期陶器的地点。其中，中国几处出土早期陶器的地点又因14C测定的绝对年代较早，尤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着重对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及14C年代 测定与研究情况作简要介绍，并对早期制陶工艺作初步探讨。
1、 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
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早期陶器以来，又先后在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豹子头、柳州大龙潭鲤鱼嘴、桂林庙岩、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河北徐水南庄头、阳原于家沟等多处遗址中发现了早期陶器（见图），经过多种方法测定，其年代均在距今1万年前。其中，地层关系明确，又有系列年龄的有甑皮岩、鲤鱼嘴、庙岩、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南庄头及于家沟等处。而玉蟾岩、庙岩、仙人洞与桶环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的特征及年龄，大致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特征及年龄，南庄头及于家沟遗址的早期陶器在华北地区应有代表性。
玉蟾岩洞穴遗址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南岭山地北侧的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亦名蛤蟆洞。洞穴较现代地面高出5米，洞口部分呈一宽敞的洞厅，洞口朝向东南，洞厅阳光充足，洞前地势平坦开阔，适宜人类生存。1993、1995年先后进行过两次发掘。遗址面积约1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1.2～1.8米。地层变化复杂，文化现象、面貌性质单纯，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文化。文化遗存除发现烧火堆等生活遗迹外，发现较多的石、骨、角、牙、蚌制品。石器均为打制，制作技术简单，为单面加工，计有刮削器、争割器、尖状器等，以中小型石器为主。骨器有打制的角铲、磨制的骨铲、骨锥等。此外，还有穿孔蚌饰及刻槽牙饰。玉蟾岩最重大发现是早期陶片和水稻谷壳的出土。陶器呈黑褐色，制作粗糙，夹砂，砂粒最大直径达2厘米，质地疏松，内外装饰绳纹。1995年出土的陶片复原为敞口尖圆底的釜形器。稻谷共出土四枚，同时在文化堆积土样中分析出有稻属硅酸体，经农学家鉴定，1995年出土的稻谷为栽培稻，但兼具野、籼、粳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类型。文化层中伴出大量的动、植物化石、计有哺乳动物28种属，鸟、禽类27种，鱼类5种，螺蚌类33种，以及龟鳖类和昆虫类等植物种属达17种以上。
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是两处洞穴遗址，相距约800米，位于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境内，遗址座落在小而湿润的大源盆地内。仙人洞洞口朝向东南，前面不远处一条小河自东向西流过，是盆地内最适于人类居住的一处洞穴，1960、1964、1993、1995、1999年共发掘五次。吊桶环遗址是位于一座60米高的石灰岩小丘顶部的洞穴遗址，1995年作了发掘。两处遗址的文化堆积比较丰富，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仅1995年的发掘新出土有石器625件、骨器318件、穿孔蚌器26件、陶片516件，以及数十片人骨及数以万计的兽骨残片。石器多见卵石石器，各种隧石及石英石处小石器及个别磨制石器，计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多棱石叶及细石叶等。骨、角器有铲、锥、针、镟、鱼镖等，陶器掺有粗粒的长石或石英，烧制火候不高，一般呈褐色。器形大约为圜底筒腹直口或圜底鼓腹口微敛的罐（或釜）形器，器内外壁常见类似篮纹的条状纹。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中，以鹿为类最多，占80%，其次是猪和鸟（含鸡）等。从孢粉和植硅石的分析表明，两遗址均出现了野生稻和栽培稻的线索。以吊桶为例，5米深的探沟被清楚地划分为16层（从A到P），上部6个文化层出土的代表性遗存可见表1。
表1吊桶环遗址地层堆积
Table 1 Stratigraphic accumulation of Diaotonghuan site
地层
代表性遗存
B
几何印纹陶器、大量磨制石器
C
盘筑法制作的早期陶器
D
泥片贴塑法制作的早期陶器
E
原始陶器
F
磨制石器，但以打制石器和骨制品为主（延续至C层）
G
打制石器和骨制品
庙岩洞穴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东郊一座石灰岩小山上，洞穴海拔高程150米，高出地面13米。1988年7—8月桂林市考古队作了发掘，发掘面积5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2.4~2.9米，可分为6层，包含了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存。出土了丰富的石器，计有砍砸器、刮削器、穿孔器、铲形器、石砧、砺石等；骨器有锥、铲等；蚌器有蚌刀及穿孔器等。早期的陶器出土于第5层，共发现5块陶片，呈灰褐色，无纹饰，部分表面有烟炱，陶质疏松，胎内夹有石英砂粒及碳粒。
甑皮岩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南郊的独山西南麓，是一处保存比较完全、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1965年发现，1973年6月以来曾多次发掘，发现了大量人类文化遗存。1973年6—9月的第一次发掘成果已发表，后几次的发掘材料正在整理和研究，在初步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已发表了对历次发掘出土的陶器的研究文章。研究者认为甑皮岩遗址的陶器经历了二个发展阶段。1974年和1979年从DT5、DT6、DT7、DT8、DT9的第三钙华板之下发掘 到的粗砂红陶，胎色驳杂不匀，胎壁特厚，质地疏松易碎，纹饰为粗绳纹，与从其他部分出土的陶片明显不同，显得原始得多，应属于第一阶段，热释光年代数据为公元前8400—7300年。
南庄头遗址位于河北省徐水县境内，地处太行山东麓前沿，华北冲积平原的西部边缘，海拔21.4米，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1986、1997年作了发掘，发掘面积300余平方米，除发现灰坑、用火痕迹外，还发现石磨棒、石磨盘、石锤、骨锥、骨镞、角锥、人工凿孔的木棒、木块等遗物及大量兽、禽骨骼和螺、蚌壳与树叶、种子等，此外，发现了20余片陶片，夹砂或夹云母，胎厚一般在0.8—1厘米，烧制火候低，质地较疏松，表面多呈灰色，少数为红褐色，陶色不匀。器型主要是罐，平底，底部常有烟熏火燎痕迹，有的陶片还有钻孔，个别器物可能为小钵形器。
于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境内桑干河北岸的虎头梁村西一条冲沟（于家沟）的源头。1995~199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连续堆积文化层，厚度达7米多，出土了丰富的石器，计有刮削器、尖状器、镞及大量细石器、陶器、骨器及大量动物骨骼，陶器发现于灰黄色粉细砂层，亦即遗址第3层中，陶片为夹砂陶，红褐色，最大的一块似为一平底器的底部。
2、 中国早期陶器年代的测定与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体制改革实验室等单位对玉蟾岩、庙岩、仙人洞与吊桶环、南庄头及于家沟等遗址的文化层及出土的陶片作了年代测定，取得了系列年龄，其结果可见表2、3、4、5。
在用14C方法测定陶器的年代时，科学家们不仅采用同层位的其他含碳样品来确定陶片的年代，也尝试直接采用陶片中的含碳组分确定陶片年代。科学家们仔细分析了陶器中碳的来源，包括陶器在烧制与埋藏过程中各含碳组分的变化，研究了各种含碳组分的分离方法，经过对陶器样品的严格的前处理流程，小心地分离出陶器中的各含碳组分并分别作了测定。如玉蟾岩及庙岩遗址出土的早期陶片经过前处理之后，对分离出的腐殖酸及残渣分别作了测定（表2、3），测出的14C年代数据与用其他物质的标本测出的同一层位年代数据大致是接近的，其结果应视为是可靠的。
众所周知，碳十四年代在经过树轮校正之后才能给出日历年代。为了取得比较准确的日历年代，科学家们作了许多努力。几十年来，曾先后有多种校正年代表被采用1985年国际14C会议上发表了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后，受到普遍关注，1988年第13次国际14C会议正式确认为目前国际通用校正表。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对测得的年龄超过10000年的14C年代尚未有较理想的校正曲线。近20年来，随着14C测年技术的发展，对测得的年代较早的14C年代也可以通过校正曲线进行校正，得出便于考古学家使用的日历年代（表2、3）。从表2、3可知玉蟾岩及庙岩出土的早期陶片的年龄，经过校正后大致可早到1.7万年前后。
表2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14C年代一览表
Table 2 14C age table of Yuchanyan site in Daoxiam county ,Hunan
实验室编号
原标本号及出土层位
测年物质
测年方法
14C年代（BP）
校正年代（BP）
备注
5730
5568
BA95058
3E
木炭
AMS—14C
14080±270
13680±270
15350—14500
3E层出土陶片及稻谷
BA95057a
3H
陶片腐殖酸
AMS—14C
12320±120
11970±120
13150(0.45)12650
12500(0.55)12100
3H层出土陶片
BA95057b
3H
陶片残渣
AMS—14C
14810±230
14390±230
16150—15400
表3 广西桂林庙岩遗址14C年代一览表
Table 3 14C age tbale of Miaoyan site in Guilin of Guangxi
实验室编号
原标本号及出土层位
测年物质
测年方法
14C年代（BP）
校正年代（BP）
备注
5730
5568
BA92030—1
2
螺壳
AMS-- 14C
12730±370
12370±370
13800—12
300
BA92033—1
3M
螺壳
AMS-- 14C
12630±450
12270±450
13700-12
200
BA92034—1
4M
螺壳
AMS-- 14C
13710±270
13320±270
14950—14
100
BA92036—1
5L
螺壳
AMS-- 14C
18140±320
17630±320
20150—19
100
第5层中出陶片3块
BA92037—1
6L
螺壳
AMS-- 14C
20920±430
20330±430
BA94137a
5
陶片腐殖酸
AMS-- 14C
15560±500
15120±500
17300—15
900
BA94137b
5
陶片残渣
AMS-- 14C
15660±260
15220±260
17200—16
300
ZK—2839
右2
螺壳
14C
12705±155
12350±155
13700—13
100
ZK—2840
左2
螺壳
14C
13545±170
13170±170
14650—14
000
ZK--2841
5
螺壳
14C
17240±240
16750±240
19000—18
100
第5层中出陶片3块
表4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14C年代一览表
Table 4 14C age table of Nanzhuangtou site in Xushui of Hebei
实验室编号
原标本号及出土层位
测年物质
测年方法
14C年代（BP）
校正年代（BP）
备注
5730
5568
BK86120
T1⑤~⑥
木头
14C
9875±160
9600±160
9750—9150
该层出陶片、石器、骨器等
BK86121
T1⑤~⑥
木头
14C
9690±95
9420±95
9250（0.56）9110
9000(0.33)8890
该层出陶片、石器、骨器等
BK87093
T1⑤~⑥
木头
14C
9810±100
9530±100
9600(0.04)9560
9390(0.96)9140
该层出陶片、石器、骨器等
BK89064
T1东约1米⑤~⑥
木头
14C
9850±90
9570±90
9600(0.07)9560
9390(0.93)9210
该样品与陶片共出
BK87086
T3北壁中部第⑤
淤泥
14C
9980±100
9700±100
9690(0.04)9660
9630(0.96)9280
该 层出陶片、石片、木炭等
BK87075
T1⑥底部灰坑
木头
14C
10510±110
10210±110
10900(0.96)10350
10300(0.04)10200
灰坑中出陶片、鹿角等
BK87088
第⑥层底部
淤泥
14C
10815±140
10510±140
11070(0.75)10840
10800(0.25)10690
该 层出陶片、石器、骨器……
目前，在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均发现了年代超过1万年的陶片（表6）据日本方面介绍，科学家对青森县蟹田町大平山元I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的14C年龄，通过校正曲线校正后其日历年代可达1.65万年。由此可知，至少在东亚地区陶器的起源时间大致可早到1.7万年前后，而且早期陶器起源的地点也不止一处。这为我们探讨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陶器起源及晚更新世末期的人地关系等重要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3、 早期制陶工艺的初步探讨
关于仙人洞下层及广东翁源青塘遗址出土的早期的陶器的化学成分及烧成温度已有学者作过测试及研究。李文杰先生还对新石器时代早期制陶工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李文杰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公元前10000年—公元前7500年，文化遗存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下层、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下层等。后段为公元前700年—公元前5000年，文化遗存有膨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兴隆洼文化、后李文化及北辛文化的前期等。根据目前考古研究的进展看，距今七千到九千年间的彭头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等一系列考古学文化，其文化遗存面貌已较早段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农业及家畜养业的发展，还是石器磨制技术的普遍应用、陶窑的出现及制陶工艺的进步、以及定居村落的扩大等都说明，这个时期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同早段相比有了很大进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认为距今七千到九千年的这个时期，应划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从制陶工艺看，虽然仍普遍采用普遍易熔粘土为原料，但已出现少量的白陶；成型方法有手制法和模具敷泥法两类，手制法又可分为捏塑法、泥片贴筑法、泥条筑成法三种，并出现了少量彩陶。从烧制情况来看，这个时期已出现了陶窑，如：在贾湖遗址发现的陶窑就达9座之多，还发现了与制陶有关的淘洗池及晾坯棚遗迹。这说明，这个时期的制陶工艺已有了较大提高，脱离了制陶工艺技术的早期阶段。
表5 于家沟遗址剖面热释光年龄数据
Table 5 TL data of sectional site of Yuniazai
层位
样品号
深度（m）
岩性
TL年龄（KaBp）
2层顶部
Y—2—80
0.82
灰黑色粘土
2.13
2层下部
Y—2—16
2.08
灰黑色粘土
6.07
3a层上部
Y—3a—54
2.60
深棕黄色粉砂
6.95
3b层顶部
Y—3b—23
4.28
深棕黄色粉细砂
11.12
6层顶部
y—6--42
5.60
灰绿色钙质粉砂
12.19
表6 俄罗斯、日本早期陶器14C年代举例
table 6 14C dating examples of early pottery in Russia and Japan
实验室编号
原标本号及出土层位
测年物质
测年方法
14C年代（BP）
校正年代（BP）
备注
5730
5568
∏--1781
加夏遗址文化层上部
木炭
14C
11190±90
10875±90
11400(0.26)11300
11260(0.74)11050
同上遗址文化导底部
木炭
14C
13340±120
12960±120
14400—13750
同层出土原始陶片、壁厚1.2—1.7厘米
符米遗址
木炭
14C
13650±100
13260±100
14700—14150
同上遗址
木炭
14C
10650±110
10345±110
10940(0.77)10670
10530(0.23)10430
Gak--949
日本长琦福井洞穴遗址第③层
木炭
14C
12760±350
12400±350
13900(0.57)13100
12900(0.43)12300
同层出隆线纹陶器
同上遗址第③层
木炭
14C
13070±50
12700±550
14500(0.85)13100
12800(0.17)12400
同层出隆线纹陶器
日本青森县蟹田町大平山元I遗址
木炭
Ams-14C
14180
13780
BC14570
根据对仙人洞、甑皮岩等遗址出土早期陶片的研究，李文杰先生曾指出：前段的陶器全部采用普通易熔粘土为原料，夹砂陶占绝大多数，泥制陶很少，羼合料除粗细不匀的砂粒外，还有云母片等。坯体的成型方法均为手制，胎壁厚薄不匀，内壁凹凸不平。陶片数量很少，而且破碎；由于烧成温度很低，烧成气氛控制不佳，陶器的质地松软，陶色深浅不匀，有褐色或黑色斑块。这些都是很中肯的见解。但从近年来对新发现的早期陶器的测年结果看，最老的陶器年龄已达1.7万年左右（不只是中国，整个东南亚地区陶器起源的时间都提早了数千年），这就使陶器起源研究（人文及自然环境背景、制陶工艺、工艺美术等方面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应当说，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仙人洞遗址再次发掘，以及吊桶环、玉蟾岩、庙岩，于家沟等遗址的发掘及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与发表，使我们对中国早期制陶工艺的发展状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但是，鉴于目前发现的早期陶器尚少，而且许多陶片尚未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及制作工艺研究，所以目前要对一万年以前的早期陶器的制作工艺作出系统的分析并进行分期与划分类型的研究，尚为时过早。不过根据对已发表的上述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的有关资料的研究，我们对中国早期陶器的制作工艺大致可以形成如下的初步认识：①全部采用普通易熔粘土为原料，一船为就近取材。②几乎全部为夹砂陶，泥制陶极少，夹砂陶陶胎中以夹石英砂粒为主，石曲颗粒的大小不等，大者直径超过2厘米。③成型方法均为手制法，又可分为捏塑法、泥片贴筑法等。④胎壁普遍较厚，最厚者达2厘米以上，如甑皮岩出土的夹砂陶片最厚者达2.6厘米；胎壁厚薄不匀，内壁凹凸不平。⑤未发现陶窑，扒测为采用“堆烧法”烧制；烧成气氛控制不佳，烧成温度很低，大致在600—800℃之间，如在广东翁源青塘遗址出土陶片的烧成温度仅为680℃；陶器质地松软，吸水性强，器表颜色斑驳，深浅不匀，多为褐色或红褐色、灰褐色、黑褐色等。⑥在有意识地加入羼合料制作夹砂陶之前，应有一个用自然粘土（常杂有粗细不匀的砂粒或植物根、茎、叶等）制陶的过程；在懂得有意识地加入羼合料之后，有的也采用在陶器成型后从胎表拍入砂粒的做法，如甑皮岩遗址就曾发现采用这种做法制造的夹砂陶器。⑦陶器器型主要是罐（釜）类，多为圜底器（或尖圜底器），也有平底器；从目前的发现看，南方地区多见圜底（或尖圜底）器，北方地区多见平底器，这种陶器造型传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了早期陶器南北不同的两个地方类型。⑧陶器器表有的为素面，有的内外壁有绳纹或类似蓝纹的条状纹，这些纹饰的形成多半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如抹合泥片之间的缝隙等，但也不能排除有些纹饰属于装饰性花纹，是先民们出于审美的需要而有意识制作的。⑨截止目前，尚未发现“淘洗池”及“晾坯棚”等与制陶有关的遗迹。
早期陶器的发现及年代测定不仅为我们研究陶瓷工艺发展史提供了新线索，也为我们研究陶器的起源以及深入探讨晚更新世末期至早全新世初期的人地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距今1.7万年前后（甚或更早）到距今1万年前后，早期陶器的制作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走过了漫长的路程。这个历程也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及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与发明创造的历程。先民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粘土掺水后具有可塑性，可以塑造出一定的形状；成型的粘土经火烧过之后会变硬；这是产生陶器的先决条件。除些之外，先民们若要制造出适用的陶器，在实践中也会逐渐懂得成型的器物在经火烧前必须晾干，否则在火烧时会因升温过急而破裂；懂得在粘土中加入羼合料会增强陶器的耐热急变性能等等。现在看来，早期陶器的发展历程似乎漫长了些，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先民们的长期实践、认识、总结与经验的积累，才为后世中国陶瓷器的发展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使中国陶瓷器的发展以其独特的工艺，美仑美奂的造型艺术风格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艺术之林，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世界许多国家及人民的文化与生活。
龙山文化陶器
龙山文化最初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该文化分布范围较广，豫、陕、鄂、苏、皖等都发现有类似的文化遗址，考古界分别称其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山东龙山文化是典型的龙山文化，它是大汶口文化的延续，分布范围包括山东、苏北等地，距今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
龙山文化的陶器制作方法与大汶口文化相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普遍采用轮制技术，器物以造型规整见长，常见的器型有碗、罐、鼎、鬻、盆、觑等，三足器和圈足器较多，其中圆环状鼎足与鬼脸式鼎足较为特殊。陶鬻是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从装饰上看，龙山文化的陶器朴素少装饰，素面器物较多，表面打磨非常光亮。有纹饰的器物较少，纹饰种类仅有弦
纹、划纹和镂空等几种，纹饰虽少，由于部位安排恰当，同样也起到了一定的艺术效果。
龙山文化的陶器中，灰陶、白陶、红陶数量较少，黑陶数量较多。常以划纹作装饰，有三角纹、圆圈纹、方格纹等，还有用镂空作装饰，质朴大方，匀称端正。黑陶中以“蛋壳黑陶"最为精美，这种黑陶陶土经过精心淘洗，以轮制法制成，器壁往往留有细密的旋纹，胎壁厚仅1毫米左右，最薄处仅0.2毫米 ~ 0.3毫米，器型仅见高足杯一种，胎质轻巧，造型规整，质地细密，器壁薄厚均匀，色泽光亮漆黑。故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美誉。
蛋壳黑陶是山东龙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仅存在于山东地区的文化遗存中，存在时间很短，因此更显珍贵。
我国早期陶器大多是圜底和小平底
我国早期陶器大多是圜底和小平底。
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我国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圜底和小平底的，如老官台文化、裴李冈文化和磁山文化，河姆渡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早期的这些类型文化的陶器器形都反映出这一现象。
仰韶文化鱼纹盆
圜底和小底的陶器主要采取敷贴模制法制成，并结合了拍制或压印的作法。这类用敷贴模制法做成的陶器，其断面呈片层状，一面较光整，有的在器表印有绳纹。
为了使圜底和小底的陶器能放置平稳，往往附加三足或圈足，壶类器还加圈形颈，这是一种简单的陶坯分段拼合成形法。而小件的陶器，往往采用捏制法。
黄河流域中、上游的陶土多用红色粘土，含砂量较少，而质地较坚韧，尤其经过反复揉压后，兼有坚韧和可塑性强的特点。后来不再依靠陶模，而以泥条盘筑法制陶。但是这种纯以泥条盘筑法制成的陶器，器形一般较大而不十分规整，胎壁较厚。在中原地区的裴李冈文化和磁山文化的略晚阶段出现的一些平底陶器，已经是用泥条盘筑法制成的，可以说中原一带是较早使用泥条盘筑法制陶的地区。
我国早期陶器均为手制，有敷贴模制、泥条盘制、捏制和分段拼制等制法。
大地湾文化绳纹红陶圈足碗
黄河流域中、上游和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所用的陶土质地是不同的。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的陶土多用河塘边沉积的黑色粘土，质地较细腻，多含蚌屑和植物纤维，烧制成的陶器呈灰褐色，上面不易显出彩纹。由于质地细腻，却容易显出印纹，因此陶器上的印纹和刻划纹逐渐得到发展。
黄河中、上游地区多以红色粘土作陶土，这种陶土含有铁的成分，在半封闭的窑中烧制后，陶器呈褐红和橙红色，又由于陶土中很少含有杂质，能打磨得较光滑，因此陶地比较明洁，容易显出绘制的彩纹，所以这一地区的陶器工艺着重表现在彩纹方面，而彩陶发展较快。
在七千年前的老官台文化已出现了彩陶，绝大部分是在钵口外修去绳纹的一圈光面上绘红色宽带纹，也有在钵内用细线绘成的符号或标志性的花纹。这种红彩经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化验结果其主要着色剂是铁。画口外宽带纹的笔是一种宽平的扁笔，因画时笔的一端压于口内，而形成一圈细线纹。钵内用线画成的花纹，在线条收笔时较齐而不见笔锋，当是用一种笔头不很尖的细笔绘成。此外这种线纹长不过寸，可见含水量不多，尚是一种较原始的笔。但从老官台文化的彩陶来看，已有宽笔和细笔这两种形式的毛笔。
著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正处于由手制陶器向轮制陶器过渡的阶段，半坡类型的一些圜底陶器如盆、钵、碗，可能是采用了陶模与陶轮相结合的制法，平底的陶器大多采用在陶轮旋转的同时用泥条盘筑而拉坯成形，因此半坡类型一些平底的陶罐、瓶、壶的底部有利用轮旋使陶坯从陶轮上割离而形成的偏心圆纹”。此外一些陶器上的凹弦纹等刻划纹也是利用轮旋作成的。而与半坡类型大体同时的后冈类型、大汶口文化早期、马家浜文化早期都或前或后地发展到手制与轮制相结合的制陶阶段。而黄河流域的制作彩陶方法却从渭河流域经陕、晋、豫邻境地区传播到中原一带。
临潼姜寨出土的绘画工具
轮制陶器需有专门化的技术，因而一些人固定下来长期地从事制陶工作，于是出现了专业陶工。临潼姜寨的一座半坡类型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一套绘画工具，计有石砚一方、砚旁有黑色颜料数块氧化锰、石磨棒一支和喇叭形灰陶水杯一件”，墓主人当是专门从事制陶等手工业的工匠。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江苏邳县大墩子上层墓葬的一百零二号墓，墓主为一男性，随葬器物共二十余件，多为陶器，其中有五块是绘制彩陶的颜料石，表明这位男性墓主人是专门制作陶器的手工业生产者。还有不少例证都反映出在距今五、六千年间已出现了专业的陶工，这是中国的彩陶在这一期间迅速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半坡类型的彩陶绝大部分为细泥红陶，乃是对陶土进行过澄滤和反复揉压的结果，已掌握了对天然陶土加工的技术。器表一般经过打磨，使之紧密光滑。半坡类型遗址中还发现了横穴式等各式陶窑。由于烧窑技术的进步，陶坯烧制时受热较均匀，烧成的陶器的陶色都很匀净。这种光滑明洁的陶地，为彩绘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半坡类型彩陶上就出现了黑色，早期的黑彩较稀而发红，这种黑色彩料可能就是一种含铁很高的红土。而后期的黑色较浓重，其着色剂中可能含有较多的氧化锰成份。
石磨盘、石磨棒
在半坡类型遗址中还多次发现了颜料锭、研磨颜料的石砚、盘或臼，还有石磨棒，表明当时掌握了颜料的加工技术。半坡类型彩陶上绘有细长而流畅的线条，表明当时的细笔已有较好的凝聚性，而且笔锋较细。由于矿物质颜料较浓，用软毫笔不容易运开颜料，因此当时绘彩陶的细笔可能用长锋的鹿、狼之类的硬毫制成。由于使用了陶轮，许多彩陶的口沿和图案中的长平行纹也利用轮旋来绘成，因此丰富和提高了绘制的技巧。而且这期间可以不只限于画散点的小花纹，也具备绘制大面积相连花纹的技术。
庙底沟类型彩陶
以陕、晋、豫邻境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类型，既较早地吸收了泾、渭流域的半坡类型彩陶的作法，也较早地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泥条盘筑制陶法，因此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工艺有很大的提高。庙底沟类型的绝大部分陶器是平底的，采用泥条盘筑制陶法，其中一部分的陶器是轮制而成的，如一些口径达40—50厘米间的陶盆和钵，制作得十分规整。有的器壁厚仅3-4厘米，但却厚薄均匀。
有的小型陶器如盂、盘等，陶器内外壁都留有圆环状旋纹。又如这时期的弦纹罐较多，而这种大面积深而均匀旋转划印成的弦纹，是需要较快的旋转速度和相当平稳的陶轮才能在陶坯上划印出这种效果的。这些方面显示出在庙底沟类型晚期已进入轮制陶器的阶段。庙底沟类型的色彩配制也有发展，在陶器上有施白或红色陶衣再绘深色花纹的画法。据化验，彩陶上的白色颜料为瓷土或高岭土烧制。陶器上多种色彩的并置或复置标志着彩陶工艺进入纯熟的阶段。
大汶口文化彩陶
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马家浜文化，距今六千多年时就已出现了在器表施红色陶衣的作法。大汶口文化和大河村文化既吸收了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等古文化在陶器上施陶衣的作法，又吸收了庙底沟类型在陶器上绘深色彩纹的作法，并将两种作法结合起来使用，复彩的绘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大汶口文化和大河村文化是在彩陶上较早地使用复彩的，在彩陶的多色绘制方面作出了贡献。
距今四千年左右，大部分地区的彩陶走向衰落，而甘、青、宁地区的彩陶继续发展着。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中，大型的壶、罐和瓮较多，大多采用分段拼合法制成，陶坯的各主要部分是泥圈叠筑而成，再行拼合的，然后以陶轮进行修整。有的为抹去腹内壁泥圈的痕迹，在陶轮上修整时于器壁内留下等距的斜摅出的手指条痕。由于泥圈叠筑制成的陶器较厚，往往用刀将陶器下腹多余的泥直下削去。泥圈叠筑分段拼合制陶法是为制作大型鼓腹陶器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大型陶器的制作为发展大面积的彩绘提供了条件。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呈橙黄或土黄色，是因为陶土乃以红土羼人少量的细黄土合成的，这样使陶土更加柔韧，而在制陶过程中使陶坯不易开裂，并且陶器的色泽变浅，使彩绘于上的颜色显得更加清新鲜艳。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在彩绘过程中常藉助陶轮的帮助来画花纹，如马家窑类型彩陶盆内的同心圆纹、壶颈和腹部上的平行条纹或线纹，又如马家窑文化大型彩陶器的腹部最宽处和颈肩相交处的平行带纹都是依靠陶轮的旋转绘成的。
马家窑文化有精熟的彩绘技术，以有条不紊的绘画程序画出复杂的花纹，各种线描都掌握得熟练自如，如马家窑类型彩陶上用细笔中锋绘出的飞舞而凝炼的弧线;半山类型彩陶上以宽笔绘出的条纹和细笔绘出的线纹和锯齿纹巧妙地结合运用，都显示出高超的用笔技巧。从彩陶工艺来看，马家窑文化的彩绘技术已达到了高峰。
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彩陶，在陶质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胎壁薄如蛋壳的彩陶上，这种精湛的制陶工艺堪称一绝。
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阶级社会，中国的彩陶逐渐衰落。但是如四坝文化彩陶上的凸彩，辛店文化的羼有陶末和云母屑的土黄色彩陶，在彩陶工艺上都具有新的特点，由于当时青铜器的出现，冶铜代表着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彩陶工艺渐不被重视，彩陶制作亦由精细变为粗放。a
大汶口文化陶器
1 9 5 9年在山东省宁阳县堡头村和大汶口发现～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界将其命名为大汶口文化。这种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和江苏北部。据测定，大汶口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历了近2000年的发展历程。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除红陶外，还有灰陶、黑陶、白陶。大汶口文化的陶器陶质比以前更加细腻。器物制作方法仍以泥条盘筑法为主，间有手工捏制，晚期出现轮制。器型主要有鼎、鬻、盂、豆、尊、瓶、碗、钵等，器物造型的主要特点是圈足器和三足器较多，器物有把手器耳和器盖的较多，其中钵形鼎、背壶、圈足高柄杯等为大汶口文化特有的代表性器物。
大汶口文化出土的器物素面陶 较多，大部分经过打磨。有装饰的器物，运用刻划、拍印、堆塑等技法，纹饰有篮纹、圆圈纹、划纹、弦纹、弧线三角纹及附加堆纹等。大汶口文化装饰的显著特点是出现镂空，这种技法主要见于豆和高足杯，有三角形 、圆形、菱形、方形和长方形的镂空。
彩陶在大汶口文化中数量较少，但也颇具特色。某些器物施红色陶衣。早期纹饰多为黑色单彩。中晚期以红、黑、白三色颜料描绘纹饰，有些器物上出现三种颜色。纹饰图案以几何纹为主，有八角星纹、水波纹、花瓣纹、窄条纹、圆圈纹等，其中以折线纹、波线纹、勾连回旋纹最具特色，纹饰线条匀细，色调对比强烈，图案朴素大方。除彩陶外，还出现彩绘陶装饰，纹饰简单，有弦纹、带纹、圆点纹等，以红彩描绘。彩绘陶在其他文化中比较少见。 引人注目的是，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四件灰陶缸上刻有五个图形符号，它们被有意识地刻在器物的一定部位，象征着太阳、云气、山峰和装柄的石斧、石锛，这种图像纹样在装饰艺术上有着重要意义，有人称之为象形文字，有人称之为图形符号，它为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陶瓷知识：河姆渡文化陶器
夹炭陶是河姆渡文化最具特征的内涵之一，始终存在于河姆渡文化,只是数量多少而已.绳纹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最主要的炊器.河姆渡文化的陶器阶段性特征表现非常明显。
河姆渡文化一期
陶系：夹炭黑陶约占陶器总数的80%，夹砂黑陶约占20%，彩陶仅在河姆渡遗址有零星发现。夹炭黑陶是在绢云母质的粘土中有意识羼和大量的植物茎叶碎末，谷壳等有机质或事先炭化后再羼入陶土烧成，火候较低，在800℃－850℃之间。考古资料表明，河姆渡文化的夹炭陶器器表呈黑色很大一部分是在特殊的埋藏条件下产生的变色，原本器表应是班驳的氧化红色。胎质松软，胎厚量轻。器形主要有釜、罐、盆、盘、钵、器盖和器座等。夹砂黑陶质较坚硬，火候稍比夹炭黑陶高，在880℃－930℃之间，器壁较薄，器体较重。陶色不如夹炭陶那样黑，器形主要是敞口釜和极少数的罐、钵。彩陶胎质为夹炭陶，器表涂了一层较细腻的灰白色陶土，在陶土将干未干时，经过精心刮削、打磨，犹如披上了一层发亮薄膜，然后施咖啡色和黑褐色彩绘花纹。
制法：泥条盘筑法手工制陶，部分陶器上还可见到泥片贴筑的痕迹。造型不规整，常见歪、斜、扭、偏现象，器壁厚薄不匀，制作粗劣，反映了制陶工艺的原始性。。从可供观察制陶工艺的陶片看，釜类一般采用分段筑迭，颈和腹分别制作，粘接时附加泥条成肩；罐类用直迭制作；盆、盘类用的是斜迭法。器壁制作普遍较粗糙，唯有盆、盘内壁打磨光亮。器物的附件都是分开制作的。不少器物的口沿、腹部和颈部的破裂处两侧，盖纽和器耳脱落处常留有并排的一面钻的二个小圆洞，很可能是修补器物时钻的洞。除泥条盘筑外，个别小型器物是用一团陶土慢慢捏制而成。
纹饰：装饰手法主要有拍印、刻划、戳印，还有少量的堆贴动物纹和彩绘等。拍印绳纹是河姆渡文化制陶工艺的一个必要工序，也是炊器上最主要的装饰。几何形夹砂灰陶为主，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次之，夹炭陶减少，泥质黑陶很少。夹炭陶器表多有红色陶衣，少量黑色陶衣。用夹炭陶制成的陶器多是釜、罐一类器物。泥质黑陶的表面常有一层黑衣，夹砂灰陶质地坚硬，砂粒粗大，器表多有一层灰色陶衣，器壁厚重，釜、鼎、器盖等多系夹砂灰陶。泥质红陶主要是外红里黑，胎壁较厚，质地细腻，外表施红色陶衣。豆、盆和钵式盉是用这种泥质红陶制成的。泥质灰陶，胎质细腻，器表多经刮削打磨，银灰色的器表显得光滑发亮。器形主要有豆和罐。
制法：仍以手制为主，形制规范定型，造型较为规整，罐、盆、豆的制作显得尤其精细。少数器物的口沿，可能已采用慢轮修整。胎质较坚硬，火候较高，在800℃－900℃之间。
装饰花纹：该期陶器以素面为主，花纹装饰主要有绳纹、弦纹、斜线纹、戳印纹、镂孔和附加堆纹等。绳纹多拍于釜和鼎的腹部，釜腹可见少数篮纹装饰；弦纹和斜线纹多拍印于釜、鼎和盆的上腹部；粗凹纹常见于外红里黑喇叭形豆的豆盘口沿；镂孔大多装饰在喇叭形豆把、盆的圈足和釜支架上；附加堆纹分别装饰在釜、鼎、罐的腹部。敞口釜成为主流炊器，新增加了多角沿釜、钵形釜、扁腹釜和鼎、盉、鬶等三足器，腰沿釜仅在河姆渡遗址有零星陶片发现。陶纺轮及小件陶器，数量都明显下降。
河姆渡文化四期
夹砂红陶占多数，夹炭陶红衣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均有一定的比例。夹砂红陶多见于釜、鼎、釜支架和器盖等，盘口釜多采用夹炭陶制作，泥质陶常用来制作豆和罐。
制法仍以手制为主，有相当一部分器物的口沿已采用慢轮修整，还有些器物可能使用轮制技术。由于制陶技术的进步，陶器形制更为规整，绝大部分陶器胎壁均匀较薄，火侯较高，在900℃－1000℃之间。
装饰花纹更趋简单，以素面为主。釜、鼎腹多保留绳纹，偶见篮纹，还有凹凸弦纹和弧线纹。鼎足上多有刻划纹。豆把上镂孔主要有圆圈、方孔、弧边三角形等，有的豆盘内壁还刻划抽象性鼎、灶、鬶、盉、罐、豆、盆、盘、钵、釜支架和器盖，还有纺轮、陶拍、陶塑、小陶器、陶饰和陶丸等。以釜、鼎为主。豆、罐多见。
屈家岭文化陶器
屈家岭文化因1954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湖北、河南等地，距今约有4000余年的历史。其陶器以黑陶、灰陶为多，手制为主。
在造型上，出现了将一种形式的造型运用于几种不同用途的器物上的情况。如某些器物的器身都为碗的造型，附加上高矮不同的圈足，形成几种不同用途的陶器，如高圈足杯、圈足碗等。这些器物的造型为其他文化所罕见。除圈足器发达外，凹底器较多，这也是屈家岭文化陶器的特点。
在装饰方面，其陶器大部分是素面，少数器表装饰几何纹，主要以镂空为主。屈家岭文化最具代性的器物是“蛋壳彩陶"。其器壁很薄，仅1毫米左右，陶胎呈黄色，器表涂有灰、黑、红等色陶衣，再以黑彩或黄彩描绘纹饰，如弧纹、网纹、圆点纹等。
在施彩方面运用晕染法，用浓淡不同的色彩交融晕染，构成云霞纹，纹饰浓淡相间，笔道不甚整齐分明，颇具特色。“蛋壳彩陶"的主要器型是杯和碗，除“蛋壳彩陶"外，陶制纺轮是屈家岭文化彩绘艺术的杰作，其制作考究，表面装饰着各种图案，有漩涡纹、直线纹、弧线纹、彩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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