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早期瓷器鉴别。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继发明用火以来的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变成 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之一，是人类发明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陶器的使用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增强了人类的体质及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因此，早期陶器的发现一直受到史前史学、考古学及陶瓷工艺学与工艺美术史界的关注。一些考古学家也把陶器作为划分旧、新石器时代的一项标准。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日本长崎县福井洞穴等遗址发现早于1万年的隆线纹陶器以来，在亚洲地区的日本、俄罗斯、蒙古、中国等国均发现了多处出土早期陶器的地点。其中，中国几处出土早期陶器的地点又因14C测定的绝对年代较早，尤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着重对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及14C年代 测定与研究情况作简要介绍，并对早期制陶工艺作初步探讨。
1、 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
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早期陶器以来，又先后在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豹子头、柳州大龙潭鲤鱼嘴、桂林庙岩、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河北徐水南庄头、阳原于家沟等多处遗址中发现了早期陶器（见图），经过多种方法测定，其年代均在距今1万年前。其中，地层关系明确，又有系列年龄的有甑皮岩、鲤鱼嘴、庙岩、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南庄头及于家沟等处。而玉蟾岩、庙岩、仙人洞与桶环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的特征及年龄，大致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特征及年龄，南庄头及于家沟遗址的早期陶器在华北地区应有代表性。
玉蟾岩洞穴遗址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南岭山地北侧的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亦名蛤蟆洞。洞穴较现代地面高出5米，洞口部分呈一宽敞的洞厅，洞口朝向东南，洞厅阳光充足，洞前地势平坦开阔，适宜人类生存。1993、1995年先后进行过两次发掘。遗址面积约1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1.2～1.8米。地层变化复杂，文化现象、面貌性质单纯，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文化。文化遗存除发现烧火堆等生活遗迹外，发现较多的石、骨、角、牙、蚌制品。石器均为打制，制作技术简单，为单面加工，计有刮削器、争割器、尖状器等，以中小型石器为主。骨器有打制的角铲、磨制的骨铲、骨锥等。此外，还有穿孔蚌饰及刻槽牙饰。玉蟾岩最重大发现是早期陶片和水稻谷壳的出土。陶器呈黑褐色，制作粗糙，夹砂，砂粒最大直径达2厘米，质地疏松，内外装饰绳纹。1995年出土的陶片复原为敞口尖圆底的釜形器。稻谷共出土四枚，同时在文化堆积土样中分析出有稻属硅酸体，经农学家鉴定，1995年出土的稻谷为栽培稻，但兼具野、籼、粳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类型。文化层中伴出大量的动、植物化石、计有哺乳动物28种属，鸟、禽类27种，鱼类5种，螺蚌类33种，以及龟鳖类和昆虫类等植物种属达17种以上。
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是两处洞穴遗址，相距约800米，位于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境内，遗址座落在小而湿润的大源盆地内。仙人洞洞口朝向东南，前面不远处一条小河自东向西流过，是盆地内最适于人类居住的一处洞穴，1960、1964、1993、1995、1999年共发掘五次。吊桶环遗址是位于一座60米高的石灰岩小丘顶部的洞穴遗址，1995年作了发掘。两处遗址的文化堆积比较丰富，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仅1995年的发掘新出土有石器625件、骨器318件、穿孔蚌器26件、陶片516件，以及数十片人骨及数以万计的兽骨残片。石器多见卵石石器，各种隧石及石英石处小石器及个别磨制石器，计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多棱石叶及细石叶等。骨、角器有铲、锥、针、镟、鱼镖等，陶器掺有粗粒的长石或石英，烧制火候不高，一般呈褐色。器形大约为圜底筒腹直口或圜底鼓腹口微敛的罐（或釜）形器，器内外壁常见类似篮纹的条状纹。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中，以鹿为类最多，占80%，其次是猪和鸟（含鸡）等。从孢粉和植硅石的分析表明，两遗址均出现了野生稻和栽培稻的线索。以吊桶为例，5米深的探沟被清楚地划分为16层（从A到P），上部6个文化层出土的代表性遗存可见表1。
表1吊桶环遗址地层堆积
Table 1 Stratigraphic accumulation of Diaotonghuan site
地层
代表性遗存
B
几何印纹陶器、大量磨制石器
C
盘筑法制作的早期陶器
D
泥片贴塑法制作的早期陶器
E
原始陶器
F
磨制石器，但以打制石器和骨制品为主（延续至C层）
G
打制石器和骨制品
庙岩洞穴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东郊一座石灰岩小山上，洞穴海拔高程150米，高出地面13米。1988年7—8月桂林市考古队作了发掘，发掘面积5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2.4~2.9米，可分为6层，包含了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存。出土了丰富的石器，计有砍砸器、刮削器、穿孔器、铲形器、石砧、砺石等；骨器有锥、铲等；蚌器有蚌刀及穿孔器等。早期的陶器出土于第5层，共发现5块陶片，呈灰褐色，无纹饰，部分表面有烟炱，陶质疏松，胎内夹有石英砂粒及碳粒。
甑皮岩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南郊的独山西南麓，是一处保存比较完全、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1965年发现，1973年6月以来曾多次发掘，发现了大量人类文化遗存。1973年6—9月的第一次发掘成果已发表，后几次的发掘材料正在整理和研究，在初步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已发表了对历次发掘出土的陶器的研究文章。研究者认为甑皮岩遗址的陶器经历了二个发展阶段。1974年和1979年从DT5、DT6、DT7、DT8、DT9的第三钙华板之下发掘 到的粗砂红陶，胎色驳杂不匀，胎壁特厚，质地疏松易碎，纹饰为粗绳纹，与从其他部分出土的陶片明显不同，显得原始得多，应属于第一阶段，热释光年代数据为公元前8400—7300年。
南庄头遗址位于河北省徐水县境内，地处太行山东麓前沿，华北冲积平原的西部边缘，海拔21.4米，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1986、1997年作了发掘，发掘面积300余平方米，除发现灰坑、用火痕迹外，还发现石磨棒、石磨盘、石锤、骨锥、骨镞、角锥、人工凿孔的木棒、木块等遗物及大量兽、禽骨骼和螺、蚌壳与树叶、种子等，此外，发现了20余片陶片，夹砂或夹云母，胎厚一般在0.8—1厘米，烧制火候低，质地较疏松，表面多呈灰色，少数为红褐色，陶色不匀。器型主要是罐，平底，底部常有烟熏火燎痕迹，有的陶片还有钻孔，个别器物可能为小钵形器。
于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境内桑干河北岸的虎头梁村西一条冲沟（于家沟）的源头。1995~199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连续堆积文化层，厚度达7米多，出土了丰富的石器，计有刮削器、尖状器、镞及大量细石器、陶器、骨器及大量动物骨骼，陶器发现于灰黄色粉细砂层，亦即遗址第3层中，陶片为夹砂陶，红褐色，最大的一块似为一平底器的底部。
2、 中国早期陶器年代的测定与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体制改革实验室等单位对玉蟾岩、庙岩、仙人洞与吊桶环、南庄头及于家沟等遗址的文化层及出土的陶片作了年代测定，取得了系列年龄，其结果可见表2、3、4、5。
在用14C方法测定陶器的年代时，科学家们不仅采用同层位的其他含碳样品来确定陶片的年代，也尝试直接采用陶片中的含碳组分确定陶片年代。科学家们仔细分析了陶器中碳的来源，包括陶器在烧制与埋藏过程中各含碳组分的变化，研究了各种含碳组分的分离方法，经过对陶器样品的严格的前处理流程，小心地分离出陶器中的各含碳组分并分别作了测定。如玉蟾岩及庙岩遗址出土的早期陶片经过前处理之后，对分离出的腐殖酸及残渣分别作了测定（表2、3），测出的14C年代数据与用其他物质的标本测出的同一层位年代数据大致是接近的，其结果应视为是可靠的。
众所周知，碳十四年代在经过树轮校正之后才能给出日历年代。为了取得比较准确的日历年代，科学家们作了许多努力。几十年来，曾先后有多种校正年代表被采用1985年国际14C会议上发表了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后，受到普遍关注，1988年第13次国际14C会议正式确认为目前国际通用校正表。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对测得的年龄超过10000年的14C年代尚未有较理想的校正曲线。近20年来，随着14C测年技术的发展，对测得的年代较早的14C年代也可以通过校正曲线进行校正，得出便于考古学家使用的日历年代（表2、3）。从表2、3可知玉蟾岩及庙岩出土的早期陶片的年龄，经过校正后大致可早到1.7万年前后。
表2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14C年代一览表
Table 2 14C age table of Yuchanyan site in Daoxiam county ,Hunan
实验室编号
原标本号及出土层位
测年物质
测年方法
14C年代（BP）
校正年代（BP）
备注
5730
5568
BA95058
3E
木炭
AMS—14C
14080±270
13680±270
15350—14500
3E层出土陶片及稻谷
BA95057a
3H
陶片腐殖酸
AMS—14C
12320±120
11970±120
13150(0.45)12650
12500(0.55)12100
3H层出土陶片
BA95057b
3H
陶片残渣
AMS—14C
14810±230
14390±230
16150—15400
表3 广西桂林庙岩遗址14C年代一览表
Table 3 14C age tbale of Miaoyan site in Guilin of Guangxi
实验室编号
原标本号及出土层位
测年物质
测年方法
14C年代（BP）
校正年代（BP）
备注
5730
5568
BA92030—1
2
螺壳
AMS-- 14C
12730±370
12370±370
13800—12
300
BA92033—1
3M
螺壳
AMS-- 14C
12630±450
12270±450
13700-12
200
BA92034—1
4M
螺壳
AMS-- 14C
13710±270
13320±270
14950—14
100
BA92036—1
5L
螺壳
AMS-- 14C
18140±320
17630±320
20150—19
100
第5层中出陶片3块
BA92037—1
6L
螺壳
AMS-- 14C
20920±430
20330±430
BA94137a
5
陶片腐殖酸
AMS-- 14C
15560±500
15120±500
17300—15
900
BA94137b
5
陶片残渣
AMS-- 14C
15660±260
15220±260
17200—16
300
ZK—2839
右2
螺壳
14C
12705±155
12350±155
13700—13
100
ZK—2840
左2
螺壳
14C
13545±170
13170±170
14650—14
000
ZK--2841
5
螺壳
14C
17240±240
16750±240
19000—18
100
第5层中出陶片3块
表4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14C年代一览表
Table 4 14C age table of Nanzhuangtou site in Xushui of Hebei
实验室编号
原标本号及出土层位
测年物质
测年方法
14C年代（BP）
校正年代（BP）
备注
5730
5568
BK86120
T1⑤~⑥
木头
14C
9875±160
9600±160
9750—9150
该层出陶片、石器、骨器等
BK86121
T1⑤~⑥
木头
14C
9690±95
9420±95
9250（0.56）9110
9000(0.33)8890
该层出陶片、石器、骨器等
BK87093
T1⑤~⑥
木头
14C
9810±100
9530±100
9600(0.04)9560
9390(0.96)9140
该层出陶片、石器、骨器等
BK89064
T1东约1米⑤~⑥
木头
14C
9850±90
9570±90
9600(0.07)9560
9390(0.93)9210
该样品与陶片共出
BK87086
T3北壁中部第⑤
淤泥
14C
9980±100
9700±100
9690(0.04)9660
9630(0.96)9280
该 层出陶片、石片、木炭等
BK87075
T1⑥底部灰坑
木头
14C
10510±110
10210±110
10900(0.96)10350
10300(0.04)10200
灰坑中出陶片、鹿角等
BK87088
第⑥层底部
淤泥
14C
10815±140
10510±140
11070(0.75)10840
10800(0.25)10690
该 层出陶片、石器、骨器……
目前，在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均发现了年代超过1万年的陶片（表6）据日本方面介绍，科学家对青森县蟹田町大平山元I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的14C年龄，通过校正曲线校正后其日历年代可达1.65万年。由此可知，至少在东亚地区陶器的起源时间大致可早到1.7万年前后，而且早期陶器起源的地点也不止一处。这为我们探讨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陶器起源及晚更新世末期的人地关系等重要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3、 早期制陶工艺的初步探讨
关于仙人洞下层及广东翁源青塘遗址出土的早期的陶器的化学成分及烧成温度已有学者作过测试及研究。李文杰先生还对新石器时代早期制陶工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李文杰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公元前10000年—公元前7500年，文化遗存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下层、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下层等。后段为公元前700年—公元前5000年，文化遗存有膨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兴隆洼文化、后李文化及北辛文化的前期等。根据目前考古研究的进展看，距今七千到九千年间的彭头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等一系列考古学文化，其文化遗存面貌已较早段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农业及家畜养业的发展，还是石器磨制技术的普遍应用、陶窑的出现及制陶工艺的进步、以及定居村落的扩大等都说明，这个时期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同早段相比有了很大进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认为距今七千到九千年的这个时期，应划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从制陶工艺看，虽然仍普遍采用普遍易熔粘土为原料，但已出现少量的白陶；成型方法有手制法和模具敷泥法两类，手制法又可分为捏塑法、泥片贴筑法、泥条筑成法三种，并出现了少量彩陶。从烧制情况来看，这个时期已出现了陶窑，如：在贾湖遗址发现的陶窑就达9座之多，还发现了与制陶有关的淘洗池及晾坯棚遗迹。这说明，这个时期的制陶工艺已有了较大提高，脱离了制陶工艺技术的早期阶段。
表5 于家沟遗址剖面热释光年龄数据
Table 5 TL data of sectional site of Yuniazai
层位
样品号
深度（m）
岩性
TL年龄（KaBp）
2层顶部
Y—2—80
0.82
灰黑色粘土
2.13
2层下部
Y—2—16
2.08
灰黑色粘土
6.07
3a层上部
Y—3a—54
2.60
深棕黄色粉砂
6.95
3b层顶部
Y—3b—23
4.28
深棕黄色粉细砂
11.12
6层顶部
y—6--42
5.60
灰绿色钙质粉砂
12.19
表6 俄罗斯、日本早期陶器14C年代举例
table 6 14C dating examples of early pottery in Russia and Japan
实验室编号
原标本号及出土层位
测年物质
测年方法
14C年代（BP）
校正年代（BP）
备注
5730
5568
∏--1781
加夏遗址文化层上部
木炭
14C
11190±90
10875±90
11400(0.26)11300
11260(0.74)11050
同上遗址文化导底部
木炭
14C
13340±120
12960±120
14400—13750
同层出土原始陶片、壁厚1.2—1.7厘米
符米遗址
木炭
14C
13650±100
13260±100
14700—14150
同上遗址
木炭
14C
10650±110
10345±110
10940(0.77)10670
10530(0.23)10430
Gak--949
日本长琦福井洞穴遗址第③层
木炭
14C
12760±350
12400±350
13900(0.57)13100
12900(0.43)12300
同层出隆线纹陶器
同上遗址第③层
木炭
14C
13070±50
12700±550
14500(0.85)13100
12800(0.17)12400
同层出隆线纹陶器
日本青森县蟹田町大平山元I遗址
木炭
Ams-14C
14180
13780
BC14570
根据对仙人洞、甑皮岩等遗址出土早期陶片的研究，李文杰先生曾指出：前段的陶器全部采用普通易熔粘土为原料，夹砂陶占绝大多数，泥制陶很少，羼合料除粗细不匀的砂粒外，还有云母片等。坯体的成型方法均为手制，胎壁厚薄不匀，内壁凹凸不平。陶片数量很少，而且破碎；由于烧成温度很低，烧成气氛控制不佳，陶器的质地松软，陶色深浅不匀，有褐色或黑色斑块。这些都是很中肯的见解。但从近年来对新发现的早期陶器的测年结果看，最老的陶器年龄已达1.7万年左右（不只是中国，整个东南亚地区陶器起源的时间都提早了数千年），这就使陶器起源研究（人文及自然环境背景、制陶工艺、工艺美术等方面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应当说，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仙人洞遗址再次发掘，以及吊桶环、玉蟾岩、庙岩，于家沟等遗址的发掘及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与发表，使我们对中国早期制陶工艺的发展状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但是，鉴于目前发现的早期陶器尚少，而且许多陶片尚未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及制作工艺研究，所以目前要对一万年以前的早期陶器的制作工艺作出系统的分析并进行分期与划分类型的研究，尚为时过早。不过根据对已发表的上述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的有关资料的研究，我们对中国早期陶器的制作工艺大致可以形成如下的初步认识：①全部采用普通易熔粘土为原料，一船为就近取材。②几乎全部为夹砂陶，泥制陶极少，夹砂陶陶胎中以夹石英砂粒为主，石曲颗粒的大小不等，大者直径超过2厘米。③成型方法均为手制法，又可分为捏塑法、泥片贴筑法等。④胎壁普遍较厚，最厚者达2厘米以上，如甑皮岩出土的夹砂陶片最厚者达2.6厘米；胎壁厚薄不匀，内壁凹凸不平。⑤未发现陶窑，扒测为采用“堆烧法”烧制；烧成气氛控制不佳，烧成温度很低，大致在600—800℃之间，如在广东翁源青塘遗址出土陶片的烧成温度仅为680℃；陶器质地松软，吸水性强，器表颜色斑驳，深浅不匀，多为褐色或红褐色、灰褐色、黑褐色等。⑥在有意识地加入羼合料制作夹砂陶之前，应有一个用自然粘土（常杂有粗细不匀的砂粒或植物根、茎、叶等）制陶的过程；在懂得有意识地加入羼合料之后，有的也采用在陶器成型后从胎表拍入砂粒的做法，如甑皮岩遗址就曾发现采用这种做法制造的夹砂陶器。⑦陶器器型主要是罐（釜）类，多为圜底器（或尖圜底器），也有平底器；从目前的发现看，南方地区多见圜底（或尖圜底）器，北方地区多见平底器，这种陶器造型传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了早期陶器南北不同的两个地方类型。⑧陶器器表有的为素面，有的内外壁有绳纹或类似蓝纹的条状纹，这些纹饰的形成多半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如抹合泥片之间的缝隙等，但也不能排除有些纹饰属于装饰性花纹，是先民们出于审美的需要而有意识制作的。⑨截止目前，尚未发现“淘洗池”及“晾坯棚”等与制陶有关的遗迹。
早期陶器的发现及年代测定不仅为我们研究陶瓷工艺发展史提供了新线索，也为我们研究陶器的起源以及深入探讨晚更新世末期至早全新世初期的人地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距今1.7万年前后（甚或更早）到距今1万年前后，早期陶器的制作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走过了漫长的路程。这个历程也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及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与发明创造的历程。先民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粘土掺水后具有可塑性，可以塑造出一定的形状；成型的粘土经火烧过之后会变硬；这是产生陶器的先决条件。除些之外，先民们若要制造出适用的陶器，在实践中也会逐渐懂得成型的器物在经火烧前必须晾干，否则在火烧时会因升温过急而破裂；懂得在粘土中加入羼合料会增强陶器的耐热急变性能等等。现在看来，早期陶器的发展历程似乎漫长了些，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先民们的长期实践、认识、总结与经验的积累，才为后世中国陶瓷器的发展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使中国陶瓷器的发展以其独特的工艺，美仑美奂的造型艺术风格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艺术之林，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世界许多国家及人民的文化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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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早期陶器
二里头文化因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而命名。二里头文化早期陶器的形制、类别与器表纹饰，基本上承袭河南豫西地区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器发展而来。陶器特征仍是折沿平底、三实足和圈足器为主的发展体系，但圆底器在该地区已开始少量出现。陶器的质料仍以砂质和泥质灰陶(深灰或黑灰)为多，并有一些黑陶(包括黑皮陶)、棕灰陶与红陶，白陶与硬陶很少。陶器成型技术基本都是轮制，兼有一些模制与手制。器表多饰有划纹、弦纹、篮纹、方格纹、绳纹与附加堆纹，并有一些回纹、云雷纹、涡旋纹、叶脉纹、圆圈纹、花瓣纹和人字纹等。
常见炊具器型主要有陶鼎和陶砂质罐。陶鼎多为敛口、深圆腹、圆底、三矮足或三高足罐形鼎或敞口、浅腹、圆底、三扁状高足、盆形鼎。陶罐多为敛口、深腹、圆鼓、平底或圆底罐，并有极少数饰花边的砂质陶罐。饮食器主要有岙和觚。陶岙为圆顶、小口、长嘴、弧形錾、三袋足，陶觚为敞口、细腰、平底。食器主要是豆、簋、钵。陶豆为敞口、浅盘、圆底、高柄、喇叭形座；陶簋为敞口、腹略鼓、圆底、下附圈足。陶钵为大口、斜壁、略鼓、平底。盛储器有瓮、盆、罐与缸。陶瓮分小口、短颈、深腹略鼓、平底、圆肩瓮和敛口、深腹、平底、折肩瓮两种。陶罐分大口、深腹、斜壁、平底罐和小圈足、厚胎红陶罐。陶缸为大口、深腹略鼓、小平底，器表满饰附加堆纹的灰陶缸。陶盆分敞口、折沿、深腹略鼓、平底盆与大敞口、浅腹、斜壁、平底盆两种。还有一些泥质陶罐和敛口、深腹、平底、内壁划有密集凹槽的盆形陶研磨器与带握手的陶器盖等。
早期越窑瓷器的造型
早期越窑瓷器造型分为三种类型：
１、形象类动物塑造
器物外形基本完整，在器表的显著位置，象征性地附加或堆塑动物形象，作为装饰，通过艺术处理，以达到比喻和联想的效果。
鹰形双耳盘口壶，是象形类青瓷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盘口壶的肩部堆塑鹰首，壶下腹部堆塑贴两只鹰爪，肩部左右各置一耳，耳下线刻硕大的圆形羽翼。鹰形的表现简练，整体感较强，而且含蓄，借助器腹的浑圆饱满，概括地、形象地衬托出威严和矜持。
青瓷猛兽尊，是一件造型奇特，制作精细的制品。腹壁堆塑神兽，双眼突出，口内含珠，形态狰狞。
这一时期，形象类早期越窑中比较有特点的，还有一种器型是鸡头（首）壶（或羊首、虎首壶），它是由盘口壶逐渐演变而来的，到了东晋以后，除了在壶的肩部贴塑引颈高冠的鸡头，后部龙头把手，造型优美而匀称。
２、拟形类动物塑造
器物主体模拟一个完整的动物形象。这是浙东早期越窑青瓷造型中最具特色的形式，它在器形上设计别具匠心，对表现对象的观察细致而且敏锐，能够抓住动物造型的基本特征，在胎体捏塑、施釉和烧制水平上都有较高的要求。由于器型生动活泼，外观引人注目，有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的精品为我们所熟悉。
青瓷羊尊，吴墓出土，一直被视为早期越窑青瓷艺术品的代表作。整个器形被塑成一只温驯可爱的羊，它四蹄卧地，浑圆的身体很舒服地蜷作一团，造型稳重。加之釉色均匀，晶莹、典雅，使观者无不为之流连驻足。
青瓷熊形烛台，造型准确，生动传神，是一件非常精致的小型青瓷雕塑佳作。
拟形类器物数量多、变化丰富的是青瓷文房用具和日常生活用具，如各式青瓷水注、灶台、插座和虎子等。它们大多体积不大，被设计成狮、虎、熊、牛、羊、兔、蛙等各类动物形象，其中不乏立意新颖、装饰性强、制作精美的好作品。1972年江苏丹阳出土的，玲珑可爱的西晋青瓷狮形水注和活龙活现的西晋蛙形水注等，表现了拟形类器物，造型的不同手法和风格。
３、装饰类动物塑造
器物的顶部、肩部、盖钮或其他相关位置，用个体或组合的动物形象作为装饰，体现设计者的艺术构思和制作工艺水平。这类动物造型，比较写实与器形的巧妙结合，创造出使人印象深刻，甚至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甘露元年铭青瓷熊灯，盏盘下的中心支柱被塑成穿着衣服的小熊，双臂抱头，形象生动，逗人喜爱。熊形柱与器身浑然一体，平稳自然。
西晋元康七年（297）墓出土的青瓷飞鸟香熏，器物造型特点简明，透雕球形香笼结构简洁，风格明快，而点睛之笔，则是香笼顶部的飞鸟形钮。小鸟的造型简练生动，振翅欲飞，使整个器物造型，有着动与静的对比变化。
青瓷带盖四耳盂，盖钮被巧妙地捏塑成两只抵喙相戏的雏鸟，由于捏塑技巧熟练，表现恰如其份，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雏鸟肢体的柔嫩和童稚的可爱。装饰类动物造型的青瓷器，时代特征和地区特点都很明显，早期越窑中青瓷人物堆塑罐（谷仓罐），它集捏塑、堆贴和雕刻等技法于一体，即使造型和装饰相当繁复，也不显得杂乱，整体感受比较好，体现了当时青瓷造型和制作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人物堆塑罐的动物形象，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工匠所熟悉的，所以多数很真实，颇有情趣。
综观浙东早期越窑青瓷，各个历史时期器物的纹样发展、演变序列，前后关系是一脉相承的。从东汉晚期至南朝，是我国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浙东早期越窑青瓷的发展与成熟，使制瓷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辐射性的传播，为早期越窑青瓷系的扩大及唐宋越窑的空前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早期陶人款
唐以前陶瓷器上的陶人款。陶人款的出现可以上溯至战国、秦、汉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秦都咸阳出土陶器上的文字。
这些陶文有六字、四字、二字和一字之分，其中以印文为主，刻纹极少；阴文居多，阳文较少；一般为正书，也有反书的。字体以小篆为主。陶文多印在板瓦的内面、筒瓦的外面，日用陶器的肩部、腹部，亦有印于器内壁的。秦代的制陶业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官府制陶业，一是民营制陶业。对于中央官署控制的制陶业，其产品的戳记一般由官署名和人名组成，官署名冠于人名之前，如右司空婴、左司高瓦、左贝、右齐、都昌等，也有的仅具官署名，如左司、右司、寺水等，但不见亭名、里名；对于市府控制的制陶作坊，其产品上的戳记，是在人名前冠以市亭名，如咸阳市于、咸阳成(城)中等，或仅具市亭名，如安陆市亭、栎市、杜亭等，不见里居名。对于民间独立制陶手工业者作坊，其产品的戳记，既不见中央官署名，又不见市府名，而是具有秦代地方行政组织者的亭名、里名和作器者的人名，标明其产品是某亭、某里、某人所制。如秦都咸阳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瓮肩部两处印有“咸亭阳安 器”，“咸亭”为咸阳市亭的简称，“阳安”为咸亭的里名，“ ”为作器人名。又如秦始皇陵东侧上焦村的陪葬墓内出土的—件陶罐上印有“咸亭芮柳婴器”，“芮柳”为“咸亭”内的里名，“婴”为作器的人名。另外，考古工作者已从秦始皇兵马俑的陶人、陶马身上一些不被人们注意的隐蔽处，发现刻划或戳印的“疆”、“得”、“系’、“ ”、“朝”等85位匠师的名字。秦代实行的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制度，能在秦俑身上打印或刻划姓名的陶工，都是技艺较高的匠师。早期瓷器上的陶人款，目前所见最早的是1955年江苏南京光化门外赵士岗吴墓出土的越窑青瓷虎子腹部所刻划的“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此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1970年8月江苏金坛出土的一件青瓷扁壶腹下部一面刻划“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 者也”。1972年南京市化纤厂东晋墓出土一件青瓷鸡头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江西南吕市区东晋墓出土的瓷钵和瓷碗外底有墨书“朱”字，当是墓主姓氏。
我国早期青花瓷研究有重大发现
新华网北京４月２５日电（记者任忆）由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带队的赴土耳其陶瓷考察团近日满载而归。此次考察对我国早期青花瓷的产生、发展、原料、纹饰、造型、用途及在国外的地位等都有重大发现。
起始于元代的青花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品种。由于其在当时多用于出口，所以目前国内保存不多，精美器品更是少见。
据介绍，青花瓷美丽的蓝白色调是伊斯兰教民族最崇尚的色彩，在１２至１４世纪的中西亚地区，中国青花瓷器被历代伊斯兰统治者、各大小苏丹王奉为最珍贵的器物使用和收藏，因而这里成为青花瓷器主要的进口国。这些具有数百年历史、造型硕大、纹饰丰富的元、明两代青花瓷器，仅在土耳其就藏有数百件。然而，对这批稀世珍宝最有发言权的中国专家学者，却始终无缘与之见面。
这次由国内著名陶瓷史专家组成的考察团，对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及其文献、墓葬、民俗和古代仿制中国青花瓷遗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研究，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看到了许多想像不到的青花瓷极品，从中看出汉文化、土耳其文化和藏文化的融合和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尤其是中国瓷器对世界陶瓷生产的影响。（完）.
壶的早期发展史
壶，为古代的盛贮器，用途很广，基本造型为小口、长颈、圆腹，平底或有足。新时器时代至商周流行陶壶，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生产的陶壶为1977年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泥质红陶小口双耳壶，可称为陶壶之鼻祖。
汉代以后，盛行瓷制器，瓷壶一直是各地窑口生产的大宗产品，器型多种多样，见于陶瓷专著的唐代以前的典型标准器主要有汉代的蒜头壶、匏壶、圈足壶、喇叭口壶；东汉至唐的盘口壶；三国至南朝的四系盘口壶；唐代的六系盘口壶；三国至宋时的唾壶；晋代至唐初的鸡头壶；西晋的铺首扁壶、鹰形壶；南朝的单柄壶、托盘壶；北齐的杏仁形扁壶、龙凤壶；唐代的凤头壶、短嘴注壶、銎口把壶、双耳鱼形壶以及注子。从宋代开始，全国各地的瓷窑生产了各式各样的壶，器型各异、种类繁多，难以描述，仅《中国陶瓷》一书描绘出宋代各式壶的标准器就有15种之多，实际的出土物及传世品应更多。
唐代以前的壶无把柄，只在肩部安系或在颈部饰双耳。从唐开始，带把壶流行。大约从唐代中期开始，鸡首壶便不再多见而消失了，执壶便出现，俗称“短嘴注壶”，是唐人饮酒的典型器皿，特征是盘口为喇叭口，短颈，圆鼓腹，短嘴，嘴外壁一般为六边形或圆筒形，与嘴相对的一边安置宽扁形曲把柄。晚唐五代时壶颈加高，腹体作椭圆形或瓜形（腹部压有四条内凹直线）。嘴延长，五代时嘴变成较长的曲流。五代时，瓜形腹不再内凹而成凸棱线，成为很有时代特征的“瓜棱腹”，饼形足仍占绝大多数，把柄稍窄，把与颈腹间的距离（孔径）较前大些。唐、五代以青釉执壶为多见。
宋代景德镇窑生产的青白瓷不仅器型轻巧优美，而且样式极为丰富，举凡日用器皿、酒器茶具、陈设用瓷、文房雅玩、宗教供器、瓷塑人物和动物应有尽有。品种之全为宋代诸窑所烧造的青白瓷之冠。执壶为宋代景德镇窑的大宗产品，多为撇口、溜肩、椭圆或瓜棱式腹、平底或浅圈足，肩腹一侧置长曲流，另一侧对称饰以宽扁带状曲柄与口沿相接。亦有盘口、喇叭口、直口、唇口以及葫芦形执壶。另常在壶颈两侧以及柄顶端和壶口沿饰有圆形管状的双系或四系壶。宋代早期景德镇的青白瓷生产器类简单，造型多承袭晚唐、五代遗风。器型低矮，平底足或宽大圆足，卷沿唇口，器壁较厚。
这件宋代早期烧制的青白瓷盘口双系执壶，器型低矮，高9厘米，口径5．3厘米，底径4．7厘米，折沿、盘（洗）口、斜直颈、扁圆腹、肩颈处饰有对称的两个圆形管状系，肩一侧上腹饰长曲流，对称另一侧饰宽扁带状曲柄与口沿相连，流口稍残，平底无釉饼形足。
我国早期陶器大多是圜底和小平底
我国早期陶器大多是圜底和小平底。
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我国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圜底和小平底的，如老官台文化、裴李冈文化和磁山文化，河姆渡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早期的这些类型文化的陶器器形都反映出这一现象。
仰韶文化鱼纹盆
圜底和小底的陶器主要采取敷贴模制法制成，并结合了拍制或压印的作法。这类用敷贴模制法做成的陶器，其断面呈片层状，一面较光整，有的在器表印有绳纹。
为了使圜底和小底的陶器能放置平稳，往往附加三足或圈足，壶类器还加圈形颈，这是一种简单的陶坯分段拼合成形法。而小件的陶器，往往采用捏制法。
黄河流域中、上游的陶土多用红色粘土，含砂量较少，而质地较坚韧，尤其经过反复揉压后，兼有坚韧和可塑性强的特点。后来不再依靠陶模，而以泥条盘筑法制陶。但是这种纯以泥条盘筑法制成的陶器，器形一般较大而不十分规整，胎壁较厚。在中原地区的裴李冈文化和磁山文化的略晚阶段出现的一些平底陶器，已经是用泥条盘筑法制成的，可以说中原一带是较早使用泥条盘筑法制陶的地区。
我国早期陶器均为手制，有敷贴模制、泥条盘制、捏制和分段拼制等制法。
大地湾文化绳纹红陶圈足碗
黄河流域中、上游和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所用的陶土质地是不同的。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的陶土多用河塘边沉积的黑色粘土，质地较细腻，多含蚌屑和植物纤维，烧制成的陶器呈灰褐色，上面不易显出彩纹。由于质地细腻，却容易显出印纹，因此陶器上的印纹和刻划纹逐渐得到发展。
黄河中、上游地区多以红色粘土作陶土，这种陶土含有铁的成分，在半封闭的窑中烧制后，陶器呈褐红和橙红色，又由于陶土中很少含有杂质，能打磨得较光滑，因此陶地比较明洁，容易显出绘制的彩纹，所以这一地区的陶器工艺着重表现在彩纹方面，而彩陶发展较快。
在七千年前的老官台文化已出现了彩陶，绝大部分是在钵口外修去绳纹的一圈光面上绘红色宽带纹，也有在钵内用细线绘成的符号或标志性的花纹。这种红彩经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化验结果其主要着色剂是铁。画口外宽带纹的笔是一种宽平的扁笔，因画时笔的一端压于口内，而形成一圈细线纹。钵内用线画成的花纹，在线条收笔时较齐而不见笔锋，当是用一种笔头不很尖的细笔绘成。此外这种线纹长不过寸，可见含水量不多，尚是一种较原始的笔。但从老官台文化的彩陶来看，已有宽笔和细笔这两种形式的毛笔。
著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正处于由手制陶器向轮制陶器过渡的阶段，半坡类型的一些圜底陶器如盆、钵、碗，可能是采用了陶模与陶轮相结合的制法，平底的陶器大多采用在陶轮旋转的同时用泥条盘筑而拉坯成形，因此半坡类型一些平底的陶罐、瓶、壶的底部有利用轮旋使陶坯从陶轮上割离而形成的偏心圆纹”。此外一些陶器上的凹弦纹等刻划纹也是利用轮旋作成的。而与半坡类型大体同时的后冈类型、大汶口文化早期、马家浜文化早期都或前或后地发展到手制与轮制相结合的制陶阶段。而黄河流域的制作彩陶方法却从渭河流域经陕、晋、豫邻境地区传播到中原一带。
临潼姜寨出土的绘画工具
轮制陶器需有专门化的技术，因而一些人固定下来长期地从事制陶工作，于是出现了专业陶工。临潼姜寨的一座半坡类型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一套绘画工具，计有石砚一方、砚旁有黑色颜料数块氧化锰、石磨棒一支和喇叭形灰陶水杯一件”，墓主人当是专门从事制陶等手工业的工匠。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江苏邳县大墩子上层墓葬的一百零二号墓，墓主为一男性，随葬器物共二十余件，多为陶器，其中有五块是绘制彩陶的颜料石，表明这位男性墓主人是专门制作陶器的手工业生产者。还有不少例证都反映出在距今五、六千年间已出现了专业的陶工，这是中国的彩陶在这一期间迅速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半坡类型的彩陶绝大部分为细泥红陶，乃是对陶土进行过澄滤和反复揉压的结果，已掌握了对天然陶土加工的技术。器表一般经过打磨，使之紧密光滑。半坡类型遗址中还发现了横穴式等各式陶窑。由于烧窑技术的进步，陶坯烧制时受热较均匀，烧成的陶器的陶色都很匀净。这种光滑明洁的陶地，为彩绘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半坡类型彩陶上就出现了黑色，早期的黑彩较稀而发红，这种黑色彩料可能就是一种含铁很高的红土。而后期的黑色较浓重，其着色剂中可能含有较多的氧化锰成份。
石磨盘、石磨棒
在半坡类型遗址中还多次发现了颜料锭、研磨颜料的石砚、盘或臼，还有石磨棒，表明当时掌握了颜料的加工技术。半坡类型彩陶上绘有细长而流畅的线条，表明当时的细笔已有较好的凝聚性，而且笔锋较细。由于矿物质颜料较浓，用软毫笔不容易运开颜料，因此当时绘彩陶的细笔可能用长锋的鹿、狼之类的硬毫制成。由于使用了陶轮，许多彩陶的口沿和图案中的长平行纹也利用轮旋来绘成，因此丰富和提高了绘制的技巧。而且这期间可以不只限于画散点的小花纹，也具备绘制大面积相连花纹的技术。
庙底沟类型彩陶
以陕、晋、豫邻境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类型，既较早地吸收了泾、渭流域的半坡类型彩陶的作法，也较早地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泥条盘筑制陶法，因此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工艺有很大的提高。庙底沟类型的绝大部分陶器是平底的，采用泥条盘筑制陶法，其中一部分的陶器是轮制而成的，如一些口径达40—50厘米间的陶盆和钵，制作得十分规整。有的器壁厚仅3-4厘米，但却厚薄均匀。
有的小型陶器如盂、盘等，陶器内外壁都留有圆环状旋纹。又如这时期的弦纹罐较多，而这种大面积深而均匀旋转划印成的弦纹，是需要较快的旋转速度和相当平稳的陶轮才能在陶坯上划印出这种效果的。这些方面显示出在庙底沟类型晚期已进入轮制陶器的阶段。庙底沟类型的色彩配制也有发展，在陶器上有施白或红色陶衣再绘深色花纹的画法。据化验，彩陶上的白色颜料为瓷土或高岭土烧制。陶器上多种色彩的并置或复置标志着彩陶工艺进入纯熟的阶段。
大汶口文化彩陶
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马家浜文化，距今六千多年时就已出现了在器表施红色陶衣的作法。大汶口文化和大河村文化既吸收了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等古文化在陶器上施陶衣的作法，又吸收了庙底沟类型在陶器上绘深色彩纹的作法，并将两种作法结合起来使用，复彩的绘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大汶口文化和大河村文化是在彩陶上较早地使用复彩的，在彩陶的多色绘制方面作出了贡献。
距今四千年左右，大部分地区的彩陶走向衰落，而甘、青、宁地区的彩陶继续发展着。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中，大型的壶、罐和瓮较多，大多采用分段拼合法制成，陶坯的各主要部分是泥圈叠筑而成，再行拼合的，然后以陶轮进行修整。有的为抹去腹内壁泥圈的痕迹，在陶轮上修整时于器壁内留下等距的斜摅出的手指条痕。由于泥圈叠筑制成的陶器较厚，往往用刀将陶器下腹多余的泥直下削去。泥圈叠筑分段拼合制陶法是为制作大型鼓腹陶器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大型陶器的制作为发展大面积的彩绘提供了条件。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呈橙黄或土黄色，是因为陶土乃以红土羼人少量的细黄土合成的，这样使陶土更加柔韧，而在制陶过程中使陶坯不易开裂，并且陶器的色泽变浅，使彩绘于上的颜色显得更加清新鲜艳。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在彩绘过程中常藉助陶轮的帮助来画花纹，如马家窑类型彩陶盆内的同心圆纹、壶颈和腹部上的平行条纹或线纹，又如马家窑文化大型彩陶器的腹部最宽处和颈肩相交处的平行带纹都是依靠陶轮的旋转绘成的。
马家窑文化有精熟的彩绘技术，以有条不紊的绘画程序画出复杂的花纹，各种线描都掌握得熟练自如，如马家窑类型彩陶上用细笔中锋绘出的飞舞而凝炼的弧线;半山类型彩陶上以宽笔绘出的条纹和细笔绘出的线纹和锯齿纹巧妙地结合运用，都显示出高超的用笔技巧。从彩陶工艺来看，马家窑文化的彩绘技术已达到了高峰。
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彩陶，在陶质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胎壁薄如蛋壳的彩陶上，这种精湛的制陶工艺堪称一绝。
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阶级社会，中国的彩陶逐渐衰落。但是如四坝文化彩陶上的凸彩，辛店文化的羼有陶末和云母屑的土黄色彩陶，在彩陶工艺上都具有新的特点，由于当时青铜器的出现，冶铜代表着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彩陶工艺渐不被重视，彩陶制作亦由精细变为粗放。a
探索汝窑早期瓷
笔者在南方一古玩店里购得一件小形花觚，只觉得器型独特，古朴、旧气十足，根据器型、釉色和胎底分析，应该是宋早期的东西，但究竟是哪个窑口却怎么也判定不了，说法不一，有的说越窑，有的说唐代青瓷。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笔者把它带到了北京，请教一位专家，专家称之为宋代汝窑双环贯耳觚形尊，也可以说是最早的花觚。该器釉色不是很光亮，造型还不甚周正，但恰恰说明了它的古朴之处。
从器型上看，小型，薄胎，原始的花觚型，其实是从古代青铜器的“尊”演化而来的，所以这件东西应该称作“尊”，很符合汝窑的特点，可以说，胎骨坚薄，胎质细腻雅致。
从胎质上看，正是所谓的香灰胎，胎色带有深浅不同的褐灰色，与北宋官窑胎脂相近，釉薄之处，胎骨外浮，口沿及棱线微露胎色，形成古人所谓的“弥足珍贵，紫口铁足”。这件器物不是紫口，而是白口，铁足也不明显，这就是它为汝窑早期产品的理由，因为它和后来所形成的紫口铁足有区别，说明它是在试制阶段，摸索阶段，当然可以是白口，即盘口上面有一圈月白色彩就是当时多刷了一遍釉。
从釉色上看，汝窑器用玛瑙、玉石粉作釉，莹泽似玉，厚如堆脂，即所谓宝石釉，颜色多为天青，另有粉青、豆青、月白等，这件东西应该称作月白釉，有轻微的鱼子纹和蟹爪纹开片，从釉色厚的地方和上沿下的流釉看很明显，其釉色细腻如玉，很符合汝窑釉的特点，当然因为它是早期的作品，和后来的汝窑器比起来还远远不足，但也许早期的汝窑产品尚未被宫廷所采用，也许这件器物是属不合格品，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早期的汝窑器物。
从包浆上看，它旧气十足，表面不很光亮，这是汝瓷的特点，再因它是出土之物，做工精细可带几分古朴，足底和内侧釉边沿都有明显的火石红。根据以上分析，它就是宋早期汝窑所烧的觚形尊。
该器高17厘米，上口径10厘米，底足口径6．5厘米，其表面附有很多黑点，主要因胎中含黑色杂质所致。该器乍看上去不是很上眼，因为釉色灰白，间有雀斑，但仔细品味时，你会感到那些被世人叫绝的品质。
一件新的东西出现，必然引起各界的不同反响，笔者诚请瓷器专家们发表看法，以便对此事有更深的了解。
明代早期瓷器断代
这件高足碗残件，要断代。大家首先看，它的青花纹饰的画法，这是实笔点画，这种画法从元代开始有，然后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天顺早期实笔点画比较常见也是常用的，特别是民窑，基本上民窑多数是实笔点画的。所谓实笔点画就是没有边上勾勒的那种线条。勾勒渲染就是勾勒线条，然后渲染颜色。在青花的绘画上就叫分水或者混水，这也是一种绘画的技法。勾勒渲染是从天顺晚期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
另外一个，高足碗釉面白而细腻，宣德的话没有这么细腻，会白中泛青一点，要比永乐要青一点。洪武和永乐早期的民窑，是石子青料，呈色都是蓝中偏灰，特别是洪武的颜色，更加显得偏灰暗一点，而且比较淡一点。
再有，官窑的东西多数是用同一种苏麻离青料小的渲染，不会实笔点画。叶子、花卉边缘勾勒一下以后，再把叶子或者花卉渲染出来。但是用的同一种料，跟后面勾勒渲染虽然是一样的技法，但是用的料是不一样的，所以官窑的东西，不计成本就是在这儿体现。
从纹饰上来说，元代是大花大叶，叶子像个葫芦一样叫葫芦叶。花卉画的很大，叶子也很大。但是这件呢已经是大花小叶了，肯定首先把这个元代给排除了，那这个东西只能从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到天顺早期这几个时代，来判断这件东西，范围、框架就明显的缩小了。
简单一点说这个是明早期那也不会错。但是它有它的时代性，那这个时代性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那我们就是要看一点一点看下去。一般来说，洪武的东西包括永乐的早期，纹饰一般在碗盘的外面比较靠上口沿处，就是口沿以下包括到腹部，留白比较多一点。到永乐晚期开始，纹饰在整个的碗盘外面就会流畅的画出来啊，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口沿用锦纹作为装饰了。一般洪武，高足碗，用那种两个连体的回文一组，围绕一圈，比较多见。不管是高足碗盘，里面会写草书的福字或草书的寿字，一般都是在洪武或者是永乐早期。从永乐晚期开始，一般都是隶书福字或者隶书的寿字或者是梵文。
永乐更宣德不同的地方是，永乐的纹饰比较舒朗，宣德的纹饰会比较繁密。而且宣德的民窑，有的会掺苏麻离青料，成色会比较浓艳。特别是从宣德开始到正统景泰，会掺有苏麻离青料，大多数跟石子青料配比这个颜色，会比不掺苏麻离青料的浓艳的多。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开片。开片时代越早的，开片里外都开的非常多，而且比较大。因为拉坯的时候是左旋，但是烧造的时候，有应力的回旋，所以开片都是斜的，朝一个方向，斜的大大开片就开出来。
实笔点画，纹饰舒朗，釉比较白啊，开片比较密，这些特点，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件东西一定是在明代初期的时候。这件东西定永乐，我觉得是比较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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