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的造型。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蒙古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及信仰与汉族有很大的不同。忽必烈即位后积极推行“汉法”，全面“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从忽必烈开始才有了元这一国号，在此以前则称为大蒙古国，但由于大蒙古国与元朝一脉相连，使大蒙古国成为元朝必要的组成部分。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206年算起，到1368年明军攻克元朝首都大都，元灭亡为止，总共162年。而元代自建都至灭亡也仅仅90年时间，元代陶瓷的发展在我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却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在造型、纹饰以及烧成等制瓷工艺方面，都为后代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分析元代瓷器的造型首先要从元朝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找根源，一般来说器物的造型与物质生活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图案纹饰与审美信仰等精神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一、元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成就了元代瓷器中某些特殊的造型及种类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元代统治者是游牧民族，尽管在陶瓷生产上继承汉制，继续生产宋金时期的许多传统造型，但在各种器物的造型上进行了改进，以更加适应蒙古族人的生活习惯。
蒙古人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南宋使臣说：“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出使蒙古的西方教士说：“他们的小孩刚刚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骑马和驾驭马，并骑在马上飞跑，同时大人就把适合他们身材的弓给他们，叫他们射箭。”儿童如此妇女亦习惯于马上生活“年轻姑娘们和妇女们骑马并在马上飞跑，同男人一样敏捷，男人们和妇女们都能忍受长途骑马”（卡宾尼《蒙古史》）由此可见蒙古族不但成年男子、而且妇女和儿童都以弓马为生，这种马背上的生活使他们迫切需要可以随身携带的日用器具。此种演变尽管建都之后开始了定居生活，但这种骑马的习惯一直保留。在辽金时代就已出现的皮囊壶造型，此时开始演变。1963年北京市崇文区元墓出土的一件元青白釉多棱壶，壶体完全仿制草原民族常用的皮革制奶茶壶造型，就连皮箍上的铆钉状装饰也都仿制出来了。与此壶造型基本相似的器物，在菲律宾伊梅尔达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首创的高足碗和高足杯，是为了适应蒙古人特殊的生活需要，因为它的高把便于端拿，适于马上民族饮奶及酒，故又称“马上杯”。
另外，在草原地区还发现了不少元代瓷瓶。在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出土了钧窑镂空座瓶，乌兰察布盟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土城子出土的元代黑釉四系酒瓶高43cm，瓶上还阴刻着“葡萄酒瓶”铭文。酗酒是元代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酗酒既在汉人中存在，也存在于蒙古族中，但主要发生在蒙古人中间。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前往燕京的南宋使臣说：“鞑人之俗，主人执盘盏以劝客，客饮若少留涓滴，则主人更不接盏，见人饮尽乃喜……终日必大醉而罢。”蒙古人原来喝马奶酒，后来与其他民族接触，才学会喝粮食酒和果实酒（主要是葡萄酒）。蒙古人酿酒以马奶酒和葡萄酒为主，汉人以粮食酒为主。元代从域外传入阿剌吉酒的制作方法，即蒸馏酒，很快便流传开来，阿剌吉酒的酒精成分很高更易醉人，助长了当时的酗酒风气。由此可见，出土“葡萄酒瓶”绝对不是偶然的。这种酗酒之风似乎也给元代器皿发达的盖系作出了解释，元代的大罐及梅瓶出土时通常是带盖的，梅瓶的盖子分双层，内层起到塞子的作用，外层起到盖子的作用，有的盖内还有一个较长的口子，使它能与瓶口部牢牢的套住，这些做法仅有一个解释，就是为了防止储存的酒挥发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的许多器皿都是为了饮酒而设的。
二、元朝特殊佛教信仰对元瓷装饰的点滴影响
元朝历代皇帝对于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保护政策，但对佛教最为重视，佛教产生于印度，在汉代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佛教中有很多宗派。汉族聚居区有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净土宗，以禅宗的势力最盛，但禅宗又分临济、曹洞等支派。藏族聚居地区当时称为吐蕃地区，流行藏传佛教，内部教派林立，势力较大的有萨迦派、宁玛派等，忽必烈尊奉萨迦派，这一派的领袖八思巴被封为帝师，成为全国佛教界的首脑。古代佛教信徒主要是汉族，蒙古族进入中原后很多人也信奉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
元代景德镇窑所产青花" target="_blank">元青花中多处可见宗教色彩的纹样。有些是在容器的肩部装饰有八吉祥，如法轮、海螺、宝伞、胜利幢、妙莲、宝瓶、双鱼、吉祥节，和杂宝如火珠、犀角、祥云、珊瑚、方胜、灵芝、宝杵等，这些纹样都画在变形过的莲瓣中。这些带有佛教色彩的纹样，如八吉祥为来源于佛教前吉祥供器。祥云纹、莲瓣纹及缀珠纹等，也可在藏传佛教的寺院中找到事物依据。杂宝中的许多纹样未见详考，但与元代的佛道供器和佛道礼仪有关。如宝杵又称“金刚宝杵”，就是以印度兵器为范本所做的佛教法器，除了这些与佛教有关的图案外，青花瓷上依然可见到八思巴文及梵文。
龙泉窑" target="_blank">元代龙泉窑也与景德镇青花装饰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元龙泉窑青釉印花盘，盘心花朵间印一个八思巴纹。目前在龙泉大窑、岭脚、绿绕口、丽水县宝定、庆竹县竹口等窑址均发现印有八思巴文字的碗、盘等物。据考察，这些八思巴文有十几种之多。除龙泉窑外，元代瓷州窑，器物上也曾出现八思巴纹。这些印有八思巴纹字的瓷器在元代竟然也曾漂洋过海，在红海沿岸的一个中世纪港口——苏丹境内爱皮丹遗址内，曾发现一片青瓷上面印有八思巴纹。
三、出口国的生活习俗决定外销元瓷的造型与纹饰
元代陶瓷生产除了供应元代统治者及劳动人民的需要同时还有一大部分是为了外销的需要，是为了适应异域人民生活的需要。
元代朝廷对于海外贸易非常重视。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至易泊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以十五分取一……至元十四年（1227年），立市舶司提挖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利。双抽者蕃货也、单抽者土货也。”可见元对于国货出口与洋货进口是区别对待的。虽无保护关税之名，却有奖励出口之实。
在元朝的对外贸易中，瓷器出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所记，当时出口的陶瓷品种有：青瓷、青白花瓷（青花）、青白瓷（影青）、粗碗瓷器等数种。其中元代景德镇窑瓷器外销的针对性最强，而且青花瓷在元代主要是用于外销的。据国外出土的报告看来，菲律宾发现的大量中国瓷器中，没有一件来自华北任何一窑，而以来自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窑口居多。相反的，在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元代瓷器中，却未见有一件青花瓷器。而一些器型高大，采用进口钴料，绘画纹饰繁密的青花瓷，是专门销往西亚信奉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另一些器型矮小，采用国产钴料，绘画纹饰简洁的青花瓷，则是销往东南亚地区的。元青花中器型高大、丰富的大瓶、大罐、大碗、大盘等与前代的造型装饰及图案风格完全不同，那些具有多层次的装饰构图，明显的具有伊斯兰风格。元青花大盘上的图案与十四世纪早期伊斯兰器皿或陶器上的图案完全类同。元青花以大盘居多，这与中西亚地区及东南亚围坐在一起吃抓饭的饮食习惯有关。明代马欢撰《瀛涯胜览》中说西城国人用大盘盛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时则以大盘盛姜黄色带香味之饭肴，置于地上，众人以手撮而食之。另据《瀛涯胜览》（爪哇条）记载东南亚地区“国人用大盘盛饭，坐卧无床凳，吃食无匙筋。男妇以槟榔叶，聚蜊灰不绝口。欲吃饭时，先将水漱出槟榔扎渣，就洗两手干净围坐，用盘满成其饭。”这足以说明元青花是为了适应外销地的人们生活习惯的需要。
元代陶瓷在无数汉代及少数民族工匠的努力下，即继承了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突破，不仅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代瓷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延伸阅读
茶文化的发展以及茶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茶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唐宋茶业的辉煌，主要是表现在茶学的深入及茶叶加工，特别是贡茶，加工技术技术的精深。而明清时期，这种传统的茶学、茶业及至茶文化，因为经过宋元的社会动荡，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明清茶叶生产的发展
⑴茶类的新发展
宋元时期，除贡茶仍然采用团饼茶外，散茶在民间俗饮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普及。但明朝初期，贡茶仍然采用福建的团饼，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进贡团饼茶太"重劳民力"，决意改制，下令罢造"龙团"，改进芽茶。明太祖的诏令，在客观上，对进一步破除团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明朝茶业在技术革新、各种茶类的全面发展以及名茶的繁多上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
⑵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完善
据有关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的茶叶生产加工技术。有如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中记到"种以多子，稍长即移"。说明在明朝，有的地方除了直播以外，还采用了育苗移栽的方法。到康熙年间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中，已有茶树插枝繁殖技术。此外，在清代闽北一带，对一些名贵的优良茶树品种，还开始采用了压条繁殖的方法。
在茶园管理方面，明清时期在耕作施肥，种植要求上更加精细，在抑制杂草生长上和茶园间种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此外，在掌握茶树生物学特性和茶叶采摘等方面，在明清时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从制茶技术看，元代《王祯农书》所载的蒸青技术，虽已完整，但尚粗略，明代时，制茶炒青技术发展逐渐超过了蒸青方法。
⑶品类的多样化
由于工艺技术的改进，各地名茶的发展也很快，品类日见繁多。宋代时的知名散茶寥寥无几，文献中提及的只有日注、双井、顾渚等几种。但是，到了明代，仅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一书中辑录的"今茶名"就有97种之多，绝大多数属散茶。
明清两朝在散茶，叶茶发展的同时，其他茶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包括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
青茶，也称乌龙茶，是明清时首先创立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类。红茶创始年代和青茶一样，也无从查考，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其名最先见之于明代中叶的《多能鄙事》一书。到了清代以后，随茶叶外贸发展的需要，红茶由福建很快传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地区，还形成了工夫小种、白毫、紫毫、选芽、漳芽、兰香和清香等许多名品。
2、明清茶文化的发展
由于茶类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茶叶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茶对人们的生活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明清时期的茶文化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冲泡方法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及茶馆的普及性。
⑴品饮方式的艺术性
明清时期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艺术性的追求。 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 明人饮茶艺术性，还表现在追求饮茶环境美，这种环境包括饮茶者的人数和自然环境。当时对饮茶的人数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之说，对于自然环境，则最好在清静的山林、俭朴的柴房、清溪、松涛，无喧闹嘈杂之声。
⑵追求饮茶的器具之美
明代散茶的兴起，引起冲泡法的改变，原来唐宋模式的茶具也不再适且了。茶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百姓茶饮生活中，茶盏也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茶的色彩。除白瓷和青瓷外，明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宜兴的紫砂壶。紫砂茶具不仅因为瀹饮法而兴盛，其形制和材质，更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平淡、端庄、质朴、自然、温厚、闲雅等的精神需要。紫砂壶的制造出现了许多名家，如时大彬、陈远鸣等，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因而说，紫砂艺术的兴起，也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
清代以来，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盛行工夫茶，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如铫，是煎水用的水壶，以粤东白泥铫为主，小口瓮腹；茶炉，由细白泥制成，截筒形，高一尺二、三寸；茶壶，以紫砂陶为佳，其形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以受水半斤，茶盏、茶盘多为青花瓷或白瓷，茶盏小如核桃，薄如蛋壳，甚为精美。
⑶茶馆的普及
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茶馆作为一种平民式的饮茶场所，如雨后春笋，发展很迅速。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就北京有名的茶馆已达30多座，清末，上海更多，达到66家。在乡镇茶馆的发达也不亚于大城市，如江苏、浙江一带，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内容，清代茶馆的经营和功能特色有以下几种:饮茶场所，点心饮食兼饮茶，听书场所。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茶馆有时还兼赌博场所，尤其是江南集镇上，这种现象很多。再者，茶馆有时也充当"纠纷裁判场所"。"吃讲茶"，邻里乡间发生了各种纠纷后，双方常常邀上主持公道的长者或中间人，至茶馆去评理以求圆满解决。如调解不成，也会有碗盏横飞，大打出手的时候，茶馆也会因此而面目全非。
禅宗思想对南宋吉州窑瓷器装饰的影响
禅宗对吉州窑存在影响的观点，最早是蒋玄怡先生提出来的。欧阳希君也指出吉州窑木叶盏与禅茶一道有关。在向刘新园先生的多次讨教中，他也反复强调禅宗与吉州窑的关系。禅宗对唐宋以来的文学、书画以及哲学等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早已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那么，禅宗是否对中国古陶瓷产生过影响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课题。
桑叶盏 口径15.3厘米 杨永德伉俪藏
桑叶盏 口径10.5厘米 1996年江西上饶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氏墓出土
桑叶盏 观叶楼藏
桑叶盏 观叶楼藏
众所周知，江西是禅宗五宗七派的共同发源地，禅宗文化已成为江西历史文化的重要基因。宋代江西文学的空前繁荣，就与士大夫普遍流行的禅悦之风密切相关。不仅如此，禅宗的影响还渗透到了手工业领域，众多禅宗寺庙包围之中的江西吉州窑便是典型一例。宋代的江西，吉州境内禅宗寺庙最多，其中庐陵29座、泰和25座。
蕴涵禅理的桑叶
吉州窑瓷器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产品，恐怕非木叶盏莫属。木叶盏内外壁均施黑釉，按造型可分斗笠盏、束口弧壁盏和深腹盏三种。斗笠盏腹壁斜直、口径略大，观叶楼和杨永德伉俪有此类收藏；束口弧壁盏腹壁较深、口径略小，观叶楼藏木叶盏和江西上饶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氏墓出土木叶盏，即属此类；深腹盏是吉州窑最为流行的器型，观叶楼即有此类收藏。
桑叶盏 口径14.4厘米 日本《特别展中の陶瓷》收录 日本私人藏品
木叶盏按装饰可分三叶盏和单叶盏两类。日本私人藏吉州窑瓷器中有一件特殊的三叶盏，其盏心木叶旁，竟装饰一条栩栩如生的蚕。盏中木叶边缘有锯齿，木叶一侧有明显裂痕，具典型幼树桑叶特征。类似的盏，瑞士Baur艺术馆和美国芝加哥美术馆也有收藏。
吉州窑单叶盏，木叶的形态或舒展、或卷曲、或折叠，极尽变化之能事。关于木叶之种类，学界主要有桑叶和菩提叶两种观点。菩提树与桑树虽同属桑科，两者叶片形状亦较为接近，但菩提叶细长似尾的叶端及光滑的叶边缘与桑叶显著不同。菩提树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广东、云南等地，江西并不适宜其生长。而吉州窑所在地江西，南宋时为盛产蚕桑之地。另据仿烧吉州窑瓷器经验丰富的廖光荣先生相告，经过他的多次试烧证实，只有桑叶才能烧出南宋吉州窑木叶特有的米黄色和清晰叶脉，这应与桑叶中富含锌、铁、铜、锰、钙等微量元素有关。由上可知，吉州窑木叶盏之木叶，应属桑叶无疑。
至于为何吉州窑制作木叶盏采用桑叶，南宋诗人陈与义“柏树解说法，桑叶能通禅”的诗句提供了找出最终答案的线索。众所周知，吉州窑盏的主要功能是饮茶。从唐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始，饮茶遂被纳入佛门清规，并逐渐形成一套庄重的寺院茶礼。唐末五代，“饭后三碗茶”已成为吉州禅寺普遍流行的“和尚家风”。宋代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二载僧人问吉州资福如宝禅师：“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茶与禅的关系已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至南宋时，禅茶在整个社会的渗透与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禅茶文化的美学境界，茶器美学品格的提升也不例外，吉州窑桑叶盏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而“能通禅”的桑叶盏的设计，或有可能就是禅僧或参禅的士人所为。永和镇吉州窑即处于诸多禅寺包围之中，本觉寺更与窑场完全融为一体。此外，窑址中还发现“本觉”“慧”“太平”“弟子蒋子通”等寺院定烧的标本。由此可知，吉州窑工与禅寺交往甚密，其瓷业生产极易受到禅僧需求和审美的影响。当然，充满禅趣的桑叶盏的烧制，最终离不开窑工的反复实践才能成功。
不过，从吉州窑三叶盏与晚唐五代漏花木叶纹枕风格相似的情况，也不排除其同时受了唐代木叶装饰的启发。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吉州窑单叶盏装饰的多为枯死、残破的桑叶。这种装饰于静穆漆黑釉面上的残叶，不仅其装饰意境极富禅趣，而且与著名的禅宗公案——“体露金风”所蕴涵的禅理也颇为相合。公案载，有僧问云门禅师：“树凋叶落时如何？”云门曰：“体露金风”(《五灯会元》卷十五)。本则公案借“树凋叶落”，暗喻妄念、烦恼已断的清纯心境。而“体露金风”，则好比历经苦行的禅者，在脱却身心的一切烦恼妄想之后，进入真空无我的“身心脱落”之境。由此看来，吉州窑盏上看似残破的桑叶，其中却蕴涵着深刻的禅理。宋白杨法顺禅师“金风体露复何言？大道从来绝变迁。一叶飘空天似水，临川人唤渡头船”一诗，给了本则公案一个绝佳的注解。其中“一叶飘空天似水”一句，颇能契合吉州窑桑叶盏盛满茶水后倒映天空给人的视觉感受。
桑叶盏 口径15.1厘米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
花中禅友——薝葡
吉州窑瓷器中，有一类人们习称的剪纸漏花梅花纹盏。此类盏外壁多施黑釉，造型分斗笠盏和弧壁盏两种。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杨永德伉俪均有此类收藏。刘新园先生认为，此类盏中所谓“梅花”，实为花中禅友——薝葡(卜)。薝葡，原产印度，释迦牟尼成道时，其背后即有此花。宋人所称之薝葡，已非印度所产，而是中国化的薝葡，又称栀子花，花瓣六出，与五瓣梅花明显不同。吉州窑薝葡装饰尚有海外所见梅瓶、罐等器类。
类似吉州窑盏的薝葡装饰，最早见于唐代缬染印花绢上。新疆阿斯塔纳墓葬中至少见有两种类型的缬染薝葡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大傩图》中人物衣饰上也有薝葡图案。
唐宋以来薝葡纹的流行，均与禅宗的影响有关。从唐王维《六祖慧能禅师碑铭》“林是旃檀，更无杂树。花惟薝卜，不嗅余香”可知，薝葡在禅林中的地位之高。南宋王十朋(1112～1171年)《薝蔔》“禅友何时到，远从毗舍园，妙香通鼻观，应悟佛根源”一诗，更将其直呼为“禅友”。南宋诗人董嗣杲《栀子花》中又有“芳林园里谁曾赏，薝卜坊中自可禅。明艳倚娇攒六出，净香乘烈袅孤妍”之句，诗中不仅点明栀子花即“明艳倚娇攒六出”的薝葡，而且同样可看出薝葡与禅的密切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与吉州窑隔江相望的净居寺及“禅林清规”发祥地百丈寺，均出土了薝葡盏残片。据刘新园先生相告，净居寺出土的薝葡纹盏由寺中严首和尚提供。百丈寺与薝葡纹盏残片伴出的瓷片中有墨书“众寮”，可知出土瓷片之地为“众僧依止之寮舍也”。这些都是禅宗文化影响吉州窑瓷器生产的重要证据。
釉绘与禅宗墨戏
观叶楼藏品中，有两件釉绘梅梢月纹黑釉盏。两盏之梅月，虽逸笔草草，却颇具朴拙传神之妙，呈现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意境，与禅宗墨戏的代表——南宋参禅画家梁楷的减笔画有着共通的笔墨神韵。其中一盏的梅月之上，复施一层薄薄的淡褐色釉，呈现出一番夜色朦胧的梅月景致。这一技法，竟与梁楷《疏柳寒鸦图》以晕染的淡墨来烘托萧瑟冬季中雾霭的手法惊人相似。禅宗墨戏遵循“以意为主”的创作理念，“简淡”便成为禅僧乃至参禅士人所追寻的最高艺术境界。吉州窑这一绘画风格的形成，当与南宋禅宗墨戏的影响密切相关。
此外，梅月题材本身，最初也是禅宗影响下的产物，如“墨梅”便起于禅宗内部的墨戏。在禅宗绘画中，墨梅甚为流行，以此参禅的僧人甚多。
吉州窑瓷器中，还有一类以随性挥洒的釉彩线条，或以手指随意弹洒形成的釉斑为装饰的黑釉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以及观叶楼、两庆书屋等均有此类收藏，造型有盏、花口瓶、罐、三足炉等。此类装饰手法在唐代花瓷上已有应用，其在吉州窑茶盏上的再度流行，应与当地深厚的禅宗文化传统有关。禅宗以“无所矫饰，浑然天成”为至高境界，这一观念已广泛融入唐宋以来的寺庙建筑、园林、诗词、书画艺术之中，与禅僧生活关系至为密切的茶盏，更易受其影响。吉州窑随性挥洒的釉彩线条，与梁楷简笔人物画中的线条有着共通的禅趣；而率性十足的釉斑，也与禅宗审美生动活泼的气韵颇为相投。值得注意的是，在川草堂收藏一件吉州窑黑釉描金山水诗文碗残器，以描金绘山水、明月，内壁书唐船子和尚德诚禅师(820～858年)《归棹歌》“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之句，这是禅宗影响吉州窑装饰的又一重要证据。
禅茶之盏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吉州窑茶盏的大量生产，是顺应宋代斗茶风习的产物，或与当时流行的点茶法有关。但细加考虑，却并非如此。吉州窑茶盏中，除桑叶盏等少数为黑釉外，多数盏的内壁黑釉之上还施加了一层棕褐色的窑变面釉，并辅以漏花、釉绘等为饰。这类盏的色泽或装饰，显然都不符合斗茶“茶色白，宜黑盏”的要求。而且，吉州窑茶盏内多有形色各异的装饰，用其盛用斗茶和点茶之乳浊状茶汤，茶盏中的图案便显得有些多余。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吉州窑盏心带有图案茶盏的流行，应与草茶在江南禅寺和民间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饮茶方式的改变有关。
草茶早在北宋时期的江浙、江西就已盛行。欧阳修(1007～1073年)《归田录》云：“蜡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1034～1038年)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据滕军女士对北宋沈括《本朝茶法》嘉祐六年(1061年)榷茶统计的考察发现，几乎当年所有产茶区都有草茶生产。随着草茶的普及，饮茶方式也有所改变，北宋已有将草茶直接煎饮的方式。而且，近年陕西蓝田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家族墓地出土的铜渣斗与钵上有完整茶叶的残留，为北方地区煎饮草茶提供了直接证据。
宋室南迁后，草茶更是盛行一时。从南宋大量歌咏煎煮草茶的诗词中可明显感受到这一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杨万里(1127～1206年)诗中有“茶瓯影里见山光”(《寄题肖邦怀步芳园》)和“古松将影入茶瓯”(《颜几圣招游裴园》)之句。因点饮和斗茶的茶汤均为乳状，不可能有自然景物的倒影，故知杨万里所吟咏的茶，一定是煎煮的透明茶汤。盛以这样的茶汤，图案形色各异的吉州窑茶盏才能展现其独特的风韵。
煎饮草茶方式的流行与普及，寺院禅茶的推动功不可没。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十八载：“品官蜡茶草茶各，玖品三斤，捌品以上陆斤，僧道草茶壹斤。”可知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已出现“僧道草茶”的专用称谓，说明草茶已成为僧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从记载也可看出，蜡茶主要还是各级官员的专享，而草茶伴随着新的煎饮方式的流行也为各级官员所接受。
综上所考可知，南宋时，以煎饮方式为特色的草茶，已成为寺院禅茶之主流，并逐渐被士人阶层和大众所接纳。如果说建窑黑釉盏是因适宜团茶之斗茶、点饮方式而流行的话，那么吉州窑各式带有图案茶盏的风行，则是为适应新兴禅茶要求茶汤透明的煎饮方式而设计。